幻想？也许我会想成为鲁道夫·努里耶夫 [1] 。
——弗雷迪·莫库里
……完全是让巴勒姆业余歌剧协会来演唱《班战斯的海盗》 [2] 时那种精神错乱的狂放。
——1975年，《流行音乐周刊》评价《波西米亚狂想曲》
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前身是一座劳动农场，外观看上去变化不大。它藏身于蒙默思郡附近的瓦伊河谷中，1963年，原先的谷仓和棚屋被改建为录音设施。农场老板查尔斯·瓦尔德和金斯利·瓦尔德曾经组过自己的乐队，他们意识到在家录制唱片比长途跋涉到伦敦去要便宜。瓦尔德兄弟继而将外围建筑物改建为居住区，于是洛克菲尔德录音室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包含住宿的录音室。七十年代中期，这里诞生了首支热门单曲——戴夫·爱德蒙兹的《我听到你的敲门声》（I Hear You Knocking），之后许多主流重摇滚乐队纷纷慕名前来。
1975年8月初，前往洛克菲尔德录音前，皇后乐队在赫里福郡附近找了一幢乡间别墅，在那里驻扎了三个星期进行排演。小说家蒂芙尼·默里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钻石星环》（Diamond Star Halo ）中记载了皇后乐队的这段停留。为了补贴家用，默里的母亲在七十年代曾将房子出租给摇滚乐队，“有着性感嘴唇和飞扬秀发”的弗雷迪·莫库里总是起得最早，他一人占用着钢琴，给当时六岁的蒂芙尼弹了一首新曲子，那首歌正是《波西米亚狂想曲》。（“你喜欢吗？”他问。“太棒了！”我说。“就是有点儿长。”他回应道。）
如果只允许列出一首让皇后乐队名垂青史的歌曲，那就是这首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是英国史上销量排行第三的单曲，1991年弗雷迪·莫库里去世后，全球销量激增，当时就卖出了两百多万张。然而，1975年8月24日，乐队进驻洛克菲尔德录音室开始制作第四张专辑《歌剧院之夜》（A Night at the Opera ） [3] 的时候，他们对接下来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他们来的时候，约翰·安东尼新指导的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正好结束了录音期。乐队住在录音室边谷仓改造而成的联排小屋中，蒙默思郡镇上唯一的酒吧老马头 [4] 离他们有不短的脚程，故分心的事情少之又少。
“他们空闲时常常在录音室外的大院子里玩飞盘，”金斯利·瓦尔德记得，“弗雷迪也会去以前用来放马具兼喂食的房间里，弹我们的老式立式钢琴。”后来，罗杰·泰勒在这个房间里摆上了他的架子鼓，长长的电线从房间里延伸出来，穿过院子接到录音室里。
瓦伊河谷的宁静生活让皇后乐队在动荡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一丝喘息。随着他们与三叉戟的合同终止，杰克·内尔森离开，又一次美国巡演被取消了。“打击异常沉重。”罗杰·泰勒承认说。那个夏天，新经理约翰·里德简单地交代皇后乐队说：“业务的事情由我来操心；你们尽力发挥把专辑做到最好就行。”
皇后乐队即将在洛克菲尔德开始工作之际，罗伊·托马斯·贝克也给三叉戟打了一通私人电话：“我告诉他们，我不想再替他们打工……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接到他们回电。”1982年他说。贝克自己也和约翰·里德的公司签约了。没有商业上的扯皮分散他的精力，他可以更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早在五年多前，在弗雷迪和克里斯·史密斯一起在伊林学院晃荡时的半成品里，《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有了萌芽；那首史密斯的记忆中有着歌词“妈妈，我刚刚杀了一个人”的歌曲，被弗雷迪命名为《牛仔之歌》。1975年初，罗伊·托马斯·贝克去弗雷迪的公寓时，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两人本来打算去吃晚饭，但莫库里坚持要给他弹一点“最近一直在做的东西”。“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奏了第一部分，说：‘这一段是和弦。’接着是过渡间奏，听起来感觉后面会是一首舒缓的歌。他又弹了一些，然后突然停住，说：‘这里进入歌剧部分。’我们俩都笑出声来。”
作为迪卡唱片公司录音室出来的人，贝克曾协助德·奥利·卡尔特歌剧团 [5] 录制音乐，这是一个以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轻歌剧演出而闻名的合唱团。在录制《波西米亚狂想曲》时，这段经验正好可以用上。“皇后乐队想了非常多的主意，”他说，“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想法组织起来，让它们得以实现。”他还多了一个信条：“创新不是难题而是挑战。我绝不会说：‘那是不可能的。’”
贝克这种决不放弃的态度简直是天赐之福。这时候，皇后乐队的工作模式已经建立，每个乐队成员都会先单独写歌，然后把这些歌曲的想法抛出来给其他几位，由他们建议、改进，甚至拒绝。罗杰·泰勒说，写歌的过程可能会“很孤独”。在录制《歌剧院之夜》期间，这种模式的不足变得越发明显。某些时候，乐队成员会两两分开工作，有时甚至在不同的录音室工作。“有种集体感缺失的感觉，”1975年梅告诉《流行音乐周刊》，“我能指出来这张专辑中哪些地方由于我们没全体同时聚集在一处，而作者一个人的责任又太重导致的问题。”
因此，当莫库里带着《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想法突袭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时候，他的队友完全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弗雷迪在父亲波密的会计工作笔记簿上写下了这首歌的初稿。“不是标准乐谱，”布莱恩·梅回忆道，“而是大写的A调、B调、C调，整张纸上像布满了四处穿梭的公共汽车。他脑海里似乎已经把整个曲调都谱好了。”
这首歌的最终版填进了一段清唱和声，一段舒缓的歌谣，一段铿锵的重金属和一段过渡的歌剧，这部分据称叠录了一百八十次。基础伴奏部分是在洛克菲尔德录的，如泰勒所说，“由弗雷迪指挥”。在开场唱诗般的人声合唱后，第一部分非常简单，仅由钢琴、贝斯、吉他和鼓做伴奏。这段录完后，贝克在卷轴磁带上预留了三十秒长度的带子，留着录“歌剧部分”时使用，此时他还没料到下个部分将会耗费大量精力。然后他们先录了歌曲尾部的重金属部分，梅需要演奏一段莫库里给他写的降E调为基准调的吉他连复；这个调子对任何吉他手来说都不好弹。但是，要记得贝克的信条：没有难题，只有挑战……
“他要如何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我们都有点参不透。”梅承认说。1969年时，弗雷迪借鉴了披头士乐队在《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中使用的器乐间断的方式，将自己写的《牛仔之歌》中的不同部分连接起来。这一次，他将会谱写出伪歌剧的过渡唱段（他称之为“模拟歌剧”），歌词中提及十七世纪意大利喜剧中常见的丑角“斯凯拉谟修”（Scaramouche），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间舞蹈方丹戈（fandango），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以及罗西尼和莫扎特合著歌剧中的角色费加罗。为增加不同的文化内容，他还放入了阿拉伯语名词bismillah [6] ，这是伊斯兰教的祈祷词。这是莫库里第一次在为皇后乐队写的歌里，明确地表露出自己的民族背景。1996年接受采访时，皇后乐队的公关人员托尼·布莱斯比说：“弗雷迪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提及桑给巴尔。他就是觉得和他的形象不符。”乐队成员对他演唱内容的含义就更讳莫如深了。“我们从来不互相讨论歌词的含义，”梅承认，“咬文嚼字太尴尬了。”直到今天，任何跟乐队相关的人都没有透露过这首歌的标题是怎么来的。
在数字时代之前，乐队在录音时只有二十四条模拟音轨可以用。然而，在录主唱人声前先录伴唱人声的操作，在这种条件下难度倍增。“常规做法不是这样的，”贝克说，“但是如果不出此下策，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音轨来录制丰富的和声伴唱。”罗杰·泰勒说，当“弗雷迪开始增加越来越多的‘Galileo’”时，录制的过程就变得更为复杂。
“每次弗雷迪加一个‘Galileo’，我就要在卷轴上再加一段胶带。”贝克说。同时，由于贝克反反复复地播放磁带，带子在转动时开始出现一条“嗖嗖掠过的斑马线”。经过无数次的回放，这首歌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越来越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皇后乐队的又一个传说了，就像弗雷迪的半截麦克风支架的来历故事一样。
按照录音室工程师的说法，录制这首歌的每条和声的真正流程是，要把每段和声都“碰”到另一条音轨上去。布莱恩·梅解释说：“原始带子已经完全磨薄。人们以为这是讲故事的人夸张，但真的，你把磁带举到灯光下一看，都透明了。每次磁带通过磁头，都会磨损掉更多表面的氧化物。”磁带被匆匆转录为胶碟，梅后来吐槽说，“弗雷迪加一个‘Galileo’，我们就要丢掉一点别的东西。”
9月，皇后乐队离开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重摇滚乐队客户并未间断，接着前来进驻的是前雄风乐队的贝斯手莱米，带着他的新乐队摩托头 [7] 。虽然皇后乐队这张专辑距离制作完成还早，但乐队已经找到了潜在的专辑标题。据罗伊·托马斯·贝克说，一次在洛克菲尔德度过特别紧绷的一天之后，他劝说乐队到他租住在附近的房子里放松下。贝克那儿有最早的录像带播放机，几杯酒下肚之后，乐队一起观看了1935年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主演的喜剧电影《歌声俪影》（A Night at the Opera ）。考虑到专辑里有那首史诗般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标题简直太贴切了。”
回到伦敦后，皇后乐队开始在东萨姆 [8] 和天蝎录音室 [9] 没完没了地进行叠录。萨姆录音室的助理工程师盖瑞·兰根在《绝对心脏暴击》专辑时就已经认识皇后乐队了（盖瑞·里昂斯也一起参与了这张专辑的部分录制，但制作《歌剧院之夜》的工作再次让他大开眼界）。东萨姆是伦敦东区砖头巷尽头的一间小录音室。日复一日，录音室里塞满了乐队工作人员，莫库里、贝克和迈克·斯通（兰根：“碎布刺猬、标签鼠和短尾兔团” [10] ）几乎在“三叉戟–B”音控台旁边生了根（这个台子后来作为“为《波西米亚狂想曲》混音的音控台”以天价售出）。
“布莱恩移步进来时弗雷迪才走，”兰根说，“其他时间他就坐在那里，一连好几个小时，涂着黑色指甲油的手指头在台面上打着节奏，穿着他的黑色绸缎裤子，最上面的一颗纽扣开着。”兰根惊讶于即使在录音室里工作的时候，莫库里也会精心打扮。其他人也记得弗雷迪的发梳总是放在他面前，就在混音台上。
盖瑞在萨姆录音室目睹了同样完美主义的梅。“人们总说迈克尔·杰克逊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录一段鼓的音频，而我会告诉你布莱恩·梅一整个星期都花在吉他独奏上的故事。”他说。乐队的氛围也让兰根觉得有趣，“我觉得所有乐队都是由不同的化学反应组成的。在皇后乐队里，有罗杰·泰勒这位野孩子，也有完全相反的‘有条不紊先生’布莱恩·梅。我常会帮忙泡茶或者咖啡，在房间里问一圈，弗雷迪、罗杰、迈克或者其他随行人员都会直接报需求，然后我问布莱恩他想喝什么。先是一阵停顿，然后他会问：‘你要泡几杯茶？几杯咖啡？……两杯？……三杯？那你方便再泡一杯茶还是再泡一杯咖啡？’然后就这么纠结上十分钟。他本意是为我减轻工作量，但到最后我通常会嚷道：‘布莱恩！你就直接告诉我要喝啥！’”
直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每个部分都结合在一起后，包括莫库里在内的所有人才意识到他们创造了什么。对盖瑞·兰根来说，第一次听到完整六分钟版本的那天是一个“值得标红纪念的日子——我下巴都惊掉了”。而其他人都是一头雾水。伊恩·亨特此时离开了琥珀摩特乐队，他顺道来录音室探访，打算从皇后乐队里拉人帮忙客串他的下一张个人专辑。
“他们用四个大喇叭放给我们听，”他回忆道，“那种盛大恢宏，让我不知道怎么反应。我就像刚被卡车碾过一样。弗雷迪问：‘你觉得怎么样？’我根本说不出话来。他又说：‘你有没有听出来第二节中的第三段和声？那里稍微有点变化的。’我只能一脸惊愕地看着他说：‘你让我缓缓。’他没意识到我们是初次听，他在录音室里已经连续待了三天了。”
莫库里毫不犹豫地宣布《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作为皇后乐队的下一首单曲发布。乐队其他成员一致支持，或者说几乎一致支持（“其他人也曾想把它砍掉一点”）。在一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采访中，已故的彼得·布朗说，约翰·迪肯曾反对将这首歌作为单曲完整发行，认为需要剪辑短一点。据报道，约翰·里德把《波西米亚狂想曲》拿去给艾尔顿·约翰听，他的反应是：“你他妈的疯了吗？”
不过，尽管弗雷迪说“我们乐队什么事情都要吵一番的——因为共同呼吸的空气都要吵”，但面对百代公司他们口径完全一致。这股勇气的背后，他们也清楚自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当口：被三叉戟的交易大伤元气，美国巡演又遭取消，接下来的新歌必须要有很大作为才行。“还有哪支乐队做过歌剧单曲，”莫库里问道，“我觉得没谁了。”
罗伊·托马斯·贝克引用理查德·哈里斯1968年的金曲、将近七分钟的《麦克阿瑟公园》（MacArthur Park）为《波西米亚狂想曲》辩护，但是百代公司没有被说服。“他们的论调是，英国广播公司不会播的，因为当时歌曲的标准长度是三分半钟。”
百代公司国际部总经理保罗·瓦茨也表示怀疑。“我期待的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他说，“然后他们放《波西米亚狂想曲》给我听，我的反应是：‘这他妈是啥？你们有毛病吗？’”和瓦茨一样，皇后乐队在百代的另一位坚强后盾埃里克·霍尔也建议为了电台播放把歌曲改短，但遭到皇后乐队的断然拒绝。
埃里克·霍尔说，他把这首歌的拷贝偷偷带给了肯尼·埃弗雷特，此人是伦敦首都广播电台（Capital Radio）的名嘴。罗伊·托马斯·贝克也说，他曾邀请埃弗雷特到伦敦尤斯顿路的天蝎录音室听这首歌，征求他的意见。埃弗雷特（已于1995年去世）显然大受震动，他告诉乐队这保证是一首大热金曲。他索要一份拷贝，乐队应允，并装模作样地交代他不能在广播节目上播放。第二天，埃弗雷特在节目里播了几秒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吊着观众的胃口，说只能放这么多了。之后他又播放了更多的片段，直到最后播出了整首歌——不多不少五分五十五秒——并在那个周末循环播放了十四遍。
前1984乐队的吉他手约翰·加纳姆第一次听到《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是通过收音机。跟伊恩·亨特类似，他也不确定做何反应。“我打电话给布莱恩说：‘你们弄这乱七八糟的是要干吗？’”加纳姆笑道，“这体现了我的偏好。因为在1984乐队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演奏一些人们可以跟着跳舞的歌曲。而《波西米亚狂想曲》比亨德里克斯或者奶油乐队的歌还要更不像这种类型。我当时理解不了它。”
第二天早上，前去店里购买的粉丝们才知道这首歌尚未发布。百代公司被挟持了。因为埃弗雷特循环播放了这首歌，唱片公司关于《波西米亚狂想曲》对电台来讲太长的说法不攻自破。百代做出让步，10月31日，《波西米亚狂想曲》作为皇后乐队的第五支单曲发布。一上榜就到了第四十七位。十天后，单曲上升到第十七位，再到第九，皇后乐队此时意识到这首歌没办法做现场演绎，就联系了导演布鲁斯·高尔斯，请他拍摄一段可以放到《流行之巅》节目上播放的音乐视频。
高尔斯曾是皇后乐队彩虹剧院演出现场拍摄的导演。1975年的时候，流行歌曲宣传视频的预算通常不超过600英镑。高尔斯说，拍《波西米亚狂想曲》花了3500英镑；按今天的标准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超支大发了。
高尔斯和团队来到埃尔斯特里电影摄制棚 [11] ，皇后乐队在这里为他们的下一次巡演排练。拍摄的要求很简单：就拍乐队在舞台上表演歌曲的样子，并将《皇后II》的封面照片影像化，把四个人的面部动作变成动态视频，莫库里摆出他的玛琳·黛德丽姿势。尽管这部视频的多角度拍摄和梦幻视觉效果手法已经超前于时代，但拍摄仅用了三个小时。“我们从7点半开始拍，”高尔斯说，“10点半收工，10点45已经在酒吧里坐着了。”
在那一个个“Scaramouche”“bismillah”“Galileo”之外，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波西米亚狂想曲》到底是什么意思？莫库里一如既往地闪烁其词，他坚持说“人们应该自己去听，自行玩味，然后你来决定它意味着什么”。泰勒说：“它的意思很明白啊。”梅对这首歌有自己的看法：“我想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而且就算我知道，我可能也不会说出来。一首伟大歌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你会将它与你生命中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我觉得弗雷迪的确是在和他的人生难题作战，他可能曾经想要把这些经历写到自己的歌里面。但我认为那个节点并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实际上他后来又决定晚些再说。我们最好还是永远留着这个谜题吧。”1975年底，莫库里的个人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他无意公开。这段时间，从《绝对心脏暴击》开始合作的百代公司媒体宣传部负责人马丁·内尔森仍在管理皇后乐队的演出和采访事宜。11月，巡演即将开始，内尔森被派去找一间录音棚，里德和乐队将在那里会面，并播放《歌剧院之夜》的最终版本给他们听。“我订到了利物浦的电台城 [12] 录音室，”马丁回忆道，“我们拿到一间用电缆传声的录音室，结果这间录音室还在建造中，没人告诉我设备布线还没有完全弄好。早上11点，约翰·里德从伦敦开着他的劳斯莱斯来，我们聚集在一起。录音室里没有座位，我们只好坐在地板上。然后磁带机开始播放，只出来单声道，所以只有一个扬声器有声音。大概是听一张新专辑最糟糕的场景了吧。约翰被激怒了。”所幸内尔森躲过了乐队经理的大发作，因为约翰·里德走到外面看到他的车时，被别的事情转移了怒气，“我算走运。录音室在斯坦利街，那边有点乱。有人偷了约翰车子的轮毂，他又被这件事气到了”。
11月14日，皇后乐队在利物浦帝国剧院演出两晚，拉开二十四场巡演的序幕。为了匹配他们华丽壮观的新单曲，舞台布景的灯光装置、闪光镁粉和制雾干冰用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泰勒的打击乐器套组里多了一面巨大的锣（像齐柏林飞艇的约翰·伯纳姆一样），在鼓独奏的时候，他的小军鼓鼓面上会倒满淡啤酒，敲击的时候好似喷泉。
演唱会用他们的好友肯尼·埃弗雷特的录音开场（女士们，先生们……歌剧院之夜），接一段《波西米亚狂想曲》歌剧部分音频，然后乐队奔入舞台表演此曲，但不包括最后的那一段尾声。在演完《食人魔之战》《轻抖手腕》《绝代艳后》等歌曲后，《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会再表演一遍。这一次《波西米亚狂想曲》会演奏完整版本，中间播放歌剧部分时乐队离场（布莱恩·梅：“此处给我们一个空档换服装”），然后返回演完整首。
这次巡演中，弗雷迪的舞台服装有带翅膀的墨丘利套服，开胸贴身黑色连体服，甚至还有一套紧得令人瞠目的白色绸缎短裤（“不得体？我故意的，亲爱的。”他告诉《流行音乐周刊》的一位记者），以及一件价值200英镑的日式和服。在考文垂剧院 [13] 的三晚演出中，和服的腰带丢在观众堆里消失了，彼得·布朗被派去找替代品；莫库里只能拿一条真丝丝巾代替。约翰（错印成约恩）·英厄姆在《声音》杂志中写道：“弗雷迪在观众面前如同一个特别情绪化的女演员——好比葛洛丽亚·斯旺森，或是扮演贝蒂·戴维斯时的霍莉·伍德劳恩。在布里斯托尔第二场演出的高潮部分，他在鼓台高处停下来，回头看向人群，以一种全然动情的姿态，纤细的手指轻触唇边，做出一个飞吻……”
琥珀摩特乐队的前巡演工作人员彼得·辛斯现在加入了皇后乐队的团队，他负责照料莫库里和迪肯。很快地，彼得就领教了弗雷迪的完美主义。“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弗雷迪会马上要求一个新的，”他回忆说，“样样都必须是最好的，能够完全发挥效用的。”
这种对细节的要求，进一步扩展到雇佣一位名叫史蒂芬的个人按摩师，他曾经是鲁道夫·努里耶夫的兼职理疗师。此时乐队已不需要托尼·布莱斯比为他们工作了。布莱斯比称第一次听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感受自己像“刚刚有了新生儿的爸爸”。他曾打理乐队三年，但是随着管理人员变动，约翰·里德公司的公关卡洛琳·布歇接任了布莱斯比的位置。“皇后乐队非常随和、愉快，有决心，有热情，”卡洛琳说，“那时候艾尔顿·约翰正好跌入吸毒阶段，所以合作起来皇后乐队比艾尔顿省心不少。但是如果事情不顺遂的话，弗雷迪也会闹脾气，因为他是如此完美主义的一个人。”
11月20日，《流行之巅》播出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宣传片。那天是皇后乐队在加的夫和汤顿演出之间的一个休息日，他们和暖场乐队大先生 [14] 一起聚集在酒店房间里观看了电视画面。这是皇后乐队第一次看到宣传片的成片。“简直太欢乐了。”布莱恩·梅回忆，一群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注视着自己的动作，四张悬在空中的脑袋“唱着”歌剧部分，连约翰·迪肯都开口了，他是皇后乐队录音时唯一不唱歌的成员，舞台上他的麦克风也是常关状态。
“我很喜欢那个视频，我觉得非常棒。”大先生乐队的主唱杰夫·佩因说，他的艺名是蒂肯（Dicken）。1977年，大先生乐队将会收获一首进入榜单前五名的热门单曲《罗密欧》（Romeo）。1975年这个时候，他们由负责琥珀摩特乐队的鲍勃·赫希曼管理，此次做暖场是为了推广他们的首张专辑《甜蜜的沉默》（Sweet Silence ），这张专辑的风格比他们后来的金曲要重金属得多。“弗雷迪跟我们说他非常喜欢《甜蜜的沉默》，尤其是里面的一首歌《赞比亚》（Zambia）。我们一起坐车去演出的路上，他们经常会持续放着这张专辑。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要了，弗雷迪，放《绝对心脏暴击》吧……’”
巡演开始前夕，两支乐队在埃尔斯特里碰面。“皇后乐队在台子上乱来一气，听起来很不行，”蒂肯说，“我们在边上看着，心想：‘啊，我们会在舞台上出尽风头的。’然后等我们到利物浦，皇后乐队真正上台表演的时候，我站在侧翼，内心只剩‘啊！’”
11月21日，《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流行之巅》节目亮相的后一天，百代正式发行《歌剧院之夜》专辑。尽管已经有那首史诗般的单曲耀眼在前，但专辑的其他歌曲却未显黯淡，仍然能配得上整体的宏伟壮丽。在很多年里，摇滚乐队形容一张专辑很重要，常说“这是我们的《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种用法已经说滥了，但是布莱恩·梅说“希望《歌剧院之夜》是我们的‘佩珀军士’”却再合适不过。这张专辑在六间不同的录音室制作，一度曾有三间录音室被同时使用。它的估计制作成本达到了前所未闻的4万英镑，导致有传闻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专辑（后来被乐队否认）。而乐队不断对专辑里的歌曲精打细磨，导致无法按计划在巡演前发行。乐队刚结束在伦敦圆屋录音室 [15] 的《歌剧院之夜》媒体见面会首播，罗伊·托马斯·贝克就拿着带子奔回录音室继续微调。“这张专辑兼具了《皇后II》的离经叛道和《绝对心脏暴击》的优美曲调，”莫库里告诉媒体，“里面有史上最好的歌。”锦上添花的是，专辑的封面绘制着一个非常美丽高贵的纹章，狮子、仙女和凤凰 [16] 环绕于乐队的Q标志四周。“我在广告艺术设计上的一面得到了体现，”莫库里解释说，“我们把封面设计看作是市场计划，是推广的一个项目。”
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足够离谱。莫库里写的这首《人型死神（献给……）》（Death On Two Legs [Dedicated To]）咒骂着吸血的水蛭、下水道里腐烂的老鼠，似乎影射着某些坏人。直到专辑内页制作出来，一位百代的高层读到这些歌词时，公司才开始紧张（保罗·瓦茨：“有人问‘你们真的要这么做吗？’”）。这首歌的歌词是如此怨毒，以至于莫库里说梅“唱着会感到不适”。不过《人型死神》这首歌倾注着主唱的心血。“录音室里，弗雷迪坚持要把耳机声音开特别大，以此来飙高音，他的耳朵都充血了。”盖瑞·兰根回忆道。（莫库里自己则跟记者说是他的喉咙唱到充血。）
欢快俏皮的《懒洋洋的周日下午》（Lazing On A Sunday Afternoon）则是穿插其中的轻松调剂，《海滩幽会》（Seaside Rendezvous）和《好伙伴》（Good Company）亦带着同样的属性。专辑中其他歌曲无不彰显着乐队不拘一格的歌曲创作特性。莫库里写的《一生挚爱》（Love of My Life）是一首极致优美的情歌，展现出他对古典音乐的喜爱。他竟然逼着梅为这支歌曲弹奏了竖琴；弹奏过程困难重重，因为这件乐器一直在很不配合地走调。
在谱写了《绝对心脏暴击》专辑中那首不甚出众的《熄火》之后，约翰·迪肯此次的新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You're My Best Friend）听起来像是出自一位完全不同的作曲家。与《波西米亚狂想曲》正好相反，这首歌是一首简单明了的流行歌曲，献给他的妻子，作者本人还负责电钢琴演奏（泰勒：“弗雷迪不屑弹，他认为电子钢琴远逊于钢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既不像任何皇后乐队以往的歌曲，又完全让人相信这就是他们的作品；在未来许多年里，乐队将会一次又一次成功使用这招。
约翰·安东尼相信罗杰·泰勒是皇后乐队中最有巨星相的人，在《歌剧院之夜》中，他的这种信念似乎得到了佐证。泰勒的《爱车狂人》（I'm in Love with My Car）灵感来源是乐队音效师约翰·哈里斯——罗杰·泰勒说他是“终身赛车手”——凯旋TR-4跑车是他的骄傲和乐趣之源，不过歌里录进去的车子引擎声其实来自罗杰自己的阿尔法罗密欧。这首歌最终被定为《波西米亚狂想曲》的B面，为鼓手赚到大把版权费。布莱恩·梅解释说，“那些时候，我们总是会在歌曲中互相合作改进，但涉及版权时，提出歌曲最初想法的人就会说：‘我他妈的写了这首歌，当然署我的名字。’很多不讲道理的事情都发生在歌曲创作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B面。《波西米亚狂想曲》卖出一百万张，而罗杰和弗雷迪分得同样的版权费，因为B面的《爱车狂人》是他的。这件事也争了很多年。”直到1981年金曲《压力之下》（Under Pressure）发行时，皇后乐队才改了这个规则。“明智的决定，”泰勒说，“因为钱方面的事情会造成很大的分歧。”
除了相对单一的《甜蜜女郎》（Sweet Lady）之外，布莱恩·梅在《歌剧院之夜》里的创作和他的队友们一样丰富多彩。纯正的民谣《39年》（'39）由梅演唱，其灵感据推测是受到德国诗人兼小说家赫尔曼·黑塞的启发。“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科幻故事，”梅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人员，“故事说一个人出征太空，远离家乡，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才老了一岁，而家里已经过了一百年。”这位吉他手不止一次地在歌曲中表达离开故乡和家人的愁绪。
然而，梅最大的颠覆是《先知谣》（The Prophet's Song），一首超过八分钟的歌曲。“那是一首不可思议的庞然大物。”莫库里告诉肯尼·埃弗雷特。梅自称这首歌由一个梦激发，触动了他对人类的恐惧：缺乏同情心和情感互动。“人与人之间没有足够的接触。”他解释说。它具有瓦格纳歌剧式的连复，圣经般的氛围，过渡段的清唱有着数不清的多重叠音，这首歌的格局和《波西米亚狂想曲》一样宏伟，只是没有流行风格。《波西米亚狂想曲》之后，专辑以皇后乐队演绎的缩短版国歌《天佑女王》结束。在媒体播放会上播放到这里的时候，不出所料地，莫库里跳起来，要求媒体人也照做：“起立啊，贱人 ！”
在舞台表演时，主唱变得越发机智敏锐。一次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 [17] 的演出，莫库里遭到咒骂（“你这死玻璃！”），他指使一束聚光灯打到这位出言不逊者身上（“你再说一遍，亲爱的”）。11月25日，《流行之巅》播出视频后第四天，新闻称《波西米亚狂想曲》已经拿到了榜单冠军。“那时我们刚刚在南安普顿演完，”蒂肯记得，“那一刻对他们来说真是美好。”某日难得休息，皇后乐队、大先生乐队等人一起去看放克乐队热巧克力 [18] 的演唱会。该乐队的热门单曲《性感的你》（You Sexy Thing）正冲击榜单，但最终止步第二名。“他们的主唱埃罗尔·布朗结束演出后，走过来跟布莱恩说：‘你们这些混蛋！本来我就要有一首圣诞季的冠军单曲了。’”
回到巡演途中，在高涨的情绪下，大先生乐队的一位成员买了一架木头飞机，把它大卸八块丢在酒店的电梯间里。“我记得是在伯明翰吧，”蒂肯说，“他做这事的时候，被住在同家酒店的喜剧演员迪基·亨德森看到了。迪基向酒店管理人员投诉，搞得我们被禁止入住。弗雷迪就有点龙颜不悦。”蒂肯看到，莫库里情绪不佳的时候，他会疏远所有人。“我们坐长途汽车演出的路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和他的助理以及玛丽·奥斯汀待在一起。我和我们乐队鼓手约翰·伯利普可以进入他的化妆间，但整个乐队只有我们两人被允许。”遗憾的是，原定在伦敦汉默史密斯体育馆连续五晚的演出，由于大先生乐队的主唱意外跌入舞台乐池，行程受到影响。“我砸到一个摄影师身上，”他解释说，“把吉他弄坏了。”
几天后，演出车队行驶至纽卡斯尔到邓迪中间路段时，被警察拦停。因为之前有一名乐队工作人员被开除，应该是他打了一通匿名电话，告发车上藏有毒品。部分工作人员被查出携带少量安非他命，但皇后乐队和大先生乐队成员身上什么违法的东西都没发现，仅有一瓶金馥力娇酒，一包阿司匹林。虽然要不了多久，弗雷迪就会开始使用可卡因，但彼得·辛斯回忆说，“那个时期，毒品还是乐队的绝对禁忌。”一名警官询问弗雷迪是否有嗑药，穿着毛皮大衣、画着眼线、花枝招展的弗雷迪回答说：“休得无礼，你这个愚蠢的小家伙！”
此次巡演原定以格拉斯哥阿波罗剧院的两晚演出作为结束，但推广人梅尔·布什又在伦敦汉默史密斯剧院增加了一次平安夜专场。这场演出由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和《老调重弹》节目现场直播。 [19]
《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榜单上停留了十七周，其中有九周都是第一名。不过，对拍摄了宣传视频的导演布鲁斯·高尔斯来说，这次成功来得有些虚妄。1973年，高尔斯曾与萨尔瓦多·达利 [20] 本人合作，导演了艾美奖获奖纪录片《水瓶座：你好，达利！》（Aquarius：Hello Dali！ ），“但是没人找我，电话从来没有响过。”他说。接着有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我做了这个蹩脚的六分钟小视频，找我的电话再也没有停过。”高尔斯后来成为美国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 ）的导演。
对于百代的马丁·内尔森来说，皇后乐队的成功完全是他们自我奋斗的结果。“我和他们在巡演路上度过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四个人塞在我那辆公司的小福特车里，布莱恩的座椅必须往后调一些，因为他的腿太长了。他们认真地完成了一切要求。也许弗雷迪后来变得离经叛道，但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专业歌手。设法让《波西米亚狂想曲》在首都电台播放真是绝妙的一招，之后其他的DJ就觉得这首歌是可以放的，但必须要肯尼·埃弗雷特先尝试过。”百代的鲍勃·默瑟承认说：“功劳都是皇后乐队的。百代唯一明智的地方就是点头说‘好的’。”
一些媒体抨击乐队在《歌剧院之夜》上花了过量的钱和太多的录音时间。“听起来好像制作团队在录音室玩得有点太开心了。”《流行音乐周刊》写道。《新音乐速递》的托尼·斯图尔特得出结论：“如果说它是有史以来最昂贵专辑的话，也可以说它是最好的专辑。上天保佑。”有了雄踞榜首的单曲，《歌剧院之夜》在三周后也随之爬到了排行榜首位。批评性的怀疑论调依然存在，但在未来几个月里，所有音乐报刊的读者都会在“英国最佳单曲”“最佳乐队”等评选时提名皇后乐队。
新年之后，他们将迎来下一次美国巡演，于是《歌剧院之夜》在12月预先在美国发行。《滚石》的撰稿人克里斯·尼科尔森称赞道，“皇后乐队即便失败也愿意不断尝试”，总结说“在所有的重金属摇滚团体中……皇后乐队无疑是这个领域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张专辑在美国榜单上有十周进入前十名，最高达到第四位。
英国这边，莫库里因为《波西米亚狂想曲》又获得一座艾弗·诺维洛奖杯，同时单曲销售正好超过一百万张。但是收到《歌剧院之夜》的金唱片纪念盘时，他起了疑心。莫库里认为百代的当权者比较吝啬，不太相信他们会提供真家伙，他感觉裱好的纪念盘不是自己的那张专辑。于是他把它撬开，取出唱片放在唱机上播放，惊讶地发现真的是《歌剧院之夜》。
这种疑心和古怪的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弗雷迪·莫库里”人格的一部分。因三叉戟公司受到的伤害，弗雷迪甚至比乐队其他人都更加对人对事存有疑心。毛皮外套、飘飘长发、黑色指甲油的外表之下，藏在那些不离口的“亲爱的”“我的亲”背后的，还是那个弗雷德·保萨拉。“我似乎创造了一只怪兽，”那时莫库里说，“表演的我是一个完全外放的人，但内心的我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
虽然有公开的女友玛丽·奥斯汀，但此时莫库里的内心正经历着性取向上的挣扎。1975年春天，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他认识了二十五岁的唱片公司高管大卫·明尼斯。明尼斯是保罗·麦卡特尼的员工，最近刚刚接手一个名叫埃迪·豪厄尔的唱作人。一天晚上，在国王大道的一家俱乐部喝酒时，莫库里亲吻了他的脸颊。明尼斯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但他还是很惊讶，一位男性著名歌手会在公众场合对另一个男人表现出这样的亲密。（不过，百代的马丁·内尔森回忆说：“我妻子记得弗雷迪也曾亲过我的脸。他就是会这么做的人。”）
大卫·明尼斯被邀请到录音室，一起听《波西米亚狂想曲》。不久后，大卫和弗雷迪成了情人。“弗雷迪非常可爱，”2004年明尼斯在某次采访中说，“他性欲旺盛，而且只倾注在你一人身上。”不过，弗雷迪在分享个人家庭生活信息方面有所保留。明尼斯被介绍给玛丽·奥斯汀，他相信她与弗雷迪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但有一次他们三人一起回到荷兰路公寓，大卫看到只有一间卧室时，大为震惊：“显然，这段关系里有比他可以告诉我的多得多的东西。”
2000年接受采访时，玛丽回忆说，早在第一张皇后乐队专辑发行后，莫库里对她的态度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一切都变样了，”她说，“我们的关系冷却下来。我下班回家时，他通常不在。他很晚才回来。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和《歌剧院之夜》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功后，这对情侣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进一步拉开。皇后乐队还在贫困中挣扎的时候，玛丽是养家糊口的人。现在，莫库里有钱了，知名度和名气都大了。一日他和妹妹卡什米拉在约克郡外出，被一群学生认出来一路尾随。同样地，私底下他也不能再隐藏自己了。到了某个时点，莫库里向玛丽坦白了一切。奥斯汀回忆说：“他说，‘我想我是双性恋’。我告诉他，‘我觉得你是同性恋’。之后再无它话，我们只是拥抱了彼此。”
布莱恩·梅认为《波西米亚狂想曲》反映了莫库里的人生挣扎，这一说法在莫库里的个人助理彼得·弗里斯通这里也得到佐证。彼得陪伴他的时间贯穿八十至九十年代。“仔细看《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写法，它描述了弗雷迪人生的三个部分，”弗里斯通说，“同玛丽一起生活，逐渐接受自己对男性的渴望，以及真正与男人睡到一起。”米克·洛克向来认为他的这位朋友“既喜欢男孩也喜欢女孩”，他认为这首歌具有更多的暗示：“《波西米亚狂想曲》改变了一切，此刻他把所有的疑虑都抛进了风中。”
通过新男友的关系，莫库里开始了第一次皇后乐队之外的工作。明尼斯的客户埃迪·豪厄尔刚作为作曲人被华纳兄弟唱片公司签下，1975秋季，豪厄尔在肯辛顿的星期四俱乐部 [21] 演出时，莫库里正坐在观众席中，尤其被他的一首叫《来自曼哈顿的男人》（The Man From Manhattan）的新作打动。他询问说是否可以当这首歌的制作人。
结果，莫库里和迈克·斯通在东萨姆录音室制作《歌剧院之夜》的时候，也顺便一起制作了这首曲子。弗雷迪在这首歌里铺了钢琴，布莱恩·梅也贡献了吉他独奏。豪厄尔惊奇地发现，莫库里采用的是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用过的那种特殊的乐谱，创作了同样错综复杂的和声。而且，虽然录音室收费每小时60英镑，他对制作开销似乎毫不在意。他想用一个铃音来作为这首歌的结尾，却发现没有合适的铃（豪厄尔：“正确的音调是D，但是录音室里没有D调的铃”），于是派了小工去外面找合适的乐器。经过数个小时，加上价值数百磅的额外时长费用，这首歌终于完成了。
《来自曼哈顿的男人》的灵感，歌词上来源于马里奥·普佐的畅销小说《教父》；音乐上则来自奇想乐队。不过，在莫库里的指引下，这首歌生出了皇后乐队的风格，即使放进《歌剧院之夜》也不会显得突兀。“这当然很好，但我确实有尽量让约翰·迪肯和罗杰·泰勒不要参与进来，”豪厄尔说，“他们本来愿意加入的，但我希望这首歌能保留一些我自己的风格。”
弗雷迪给豪厄尔的临别赠言——“如果这首歌没红，你应该起诉华纳兄弟”——没起到什么作用。1976年此歌发布时，因为发现来自美国的贝斯手在录音期间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未得到推广宣传，跌落到榜单之外。《来自曼哈顿的男人》会成为皇后乐队日后巡演时试音的曲子，后来被收录到2000年皇后乐队出的特别合集套装中。同时，与乐界“皇族”短暂合作后的埃迪·豪厄尔回归低调的职业，继续担当雇佣作曲人。
1976年1月底，“歌剧院之夜”巡演北美之行开始，《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美国排行榜上已停留三周有余，逐渐上升到第五十九位。那个被肯尼·埃弗雷特用电台地毯式轰炸的周末，美国广播电台RKO组织的节目总监保罗·德鲁正好身在伦敦，听到这首歌。德鲁拿到一盘这首歌的录音带，开始在美国播放。就像几个月前的百代一样，皇后乐队此时在北美的厂牌伊莱克特拉/庇护所（Asylum）也只好被迫把它作为单曲发行。“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情节，”莫库里说，“六分钟的单曲？你开玩笑吗！哦，也不过就是在英国侥幸播出罢了。”
这次巡演历经康涅狄格的沃特伯里、波士顿、费城的剧院，之后在纽约的灯塔剧院 [22] 进行四晚演出。到纽约后，他们在电子淑女录音室 [23] 与伊恩·亨特、罗伊·托马斯·贝克碰头，莫库里、梅和泰勒在罗伊制作的下一张专辑《美国外乡男孩》（All American Alien Boy ）的一首歌 [24] 中客串。杰克·内尔森走后，皇后乐队找来曾为吉米·亨德里克斯服务的盖瑞·史迪克斯作为演出经理，罗杰·泰勒也有了自己的鼓器技师克里斯·“水晶”·泰勒。私人助理彼得·布朗目前的职责范围扩大到给玫瑰花拔刺，因为演出时弗雷迪总会抛花给观众；他还需要在唱《我既在此》时，扮成弗雷迪上台。当这首歌里一唱一应的部分出现时，布朗伴随着闪光出现在舞台的一侧，接着莫库里本人出现在舞台的另一侧。不过，打扮成莫库里、为玫瑰去刺，都是布朗在这次巡演中遇到的小问题了。应付主唱的明星架子才是更大的挑战。
这次美国之行，皇后乐队的级别比十二个月之前来的那次已经高得多，但演出结束后以乐队名义举办的聚会仍然要求他们本人出席。皇后乐队的其他成员表现出愿意走过场的态度，而莫库里一看到唱片公司老板、各类闲杂人等和工作人员，越来越倾向于像大卫·明尼斯回忆的“脚跟一转，扭头就走”。据明尼斯和其他随行人员说，关键在于他能不能控场。如果是弗雷迪自己办的派对，他很乐意当那个周到的主人。而在为 他举办的派对上，他表现得会像十八岁的弗罗可·保萨拉第一天到艾尔沃思工艺学校那样腼腆和寡言。跟十几岁学生时代不同的是，莫库里现在发脾气不用考虑父母的感受。他是主唱，是明星，是得到纵容的。
然而，在纽约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却是莫库里回答问题，乐队的其他成员安静地坐在他旁边。“这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是不是摇滚乐的走向？”采访者问道。主唱摆弄着头发，回了一句：“没什么未来的信息，我没有要传达任何事情。”他咧嘴一笑：“就是摇滚啊。”
伊莱克特拉/庇护所公司为皇后乐队安排了两支不同的暖场乐队。不管是南方来的双人灵魂乐组合卡特兄弟 [25] ，还是底特律的摇滚乐队鲍勃·塞格与银弹 [26] ，都跟主乐队的风格很不一样。虽然美国媒体被这种“双重风格”搞得有些困惑，但这次巡回演出没发生什么骚乱，也没有重复去年和莱纳德·斯金纳德乐队同台时的冲突。
舞台上的莫库里丝毫没有沉默的迹象。“我要一直唱，直到喉咙像秃鹫的胯裆。”他事先对一名记者这么说。歌曲之间，他把无刺的玫瑰抛向人群，手持香槟向他们敬酒。一场演出中，有位女歌迷冲到舞台前方，在歌曲间隙不断地向他挥手。最后，莫库里小心翼翼地走近，居高临下地问道：“好吧，亲爱的，你想要干吗？”弄明白她只是想摸他一下后，他优雅地牵了牵少女的手，耳语道：“轻轻的一触，献给你。”
巡演的最后几场在圣莫尼卡市民礼堂 [27] 举行四晚，结束于圣地亚哥体育馆 [28] ，媒体盛赞皇后乐队的“最纯粹硬摇滚”，并预测乐队下次巡演时将会是万人场次级别。到巡演结束时，《波西米亚狂想曲》进入了榜单前二十名，最终定格在第九位。美国对这首歌的热爱可能永远也无法与英国媲美，至少直到莫库里去世后此曲重新发行前。《滚石》杂志的史蒂夫·特纳惊讶于歌曲的叠录和歌词，“既凶残又神秘”，但依然有说法认为皇后乐队只是在欧洲走红，莫库里的那种“舞台女王范”可能会影响他们在美国的人气。
在英国，皇后乐队的彩虹剧院现场录像开始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上映，乐队此时也开始了日本的八场巡演。这次他们得到比第一次来访时更为热烈的欢迎，也让莫库里有了沉迷购物的机会。“日本人称之为‘疯狂血拼’，”他解释说，“我像花衣魔笛手一样一路走着，后面跟着一群人，大声喊：‘疯狂血拼！’”在日本承办商家属的陪同下，莫库里的购物狂欢在空旷的百货商场里展开，这些商场为了让他尽兴，在打烊后专为他开放。之后，把各种古董椅子、衣服、艺术品和日本木刻运回英国的任务就落到彼得·布朗头上。
“彼得是很棒的巡演经理，”卡洛琳·布歇说，“但他有很大的阅读障碍。真不知道他是如何管理所有那些文件、行程和时间的……尤其是在日本。显然，他是通过记住每个乐队成员酒店房间钥匙的形状，来分辨哪间房间是谁的。”
盖瑞·兰根在伦敦也目睹了类似的“疯狂血拼”情节。“我想皇后乐队终于从三叉戟那里拿到版权费了。”他回忆道，莫库里先是扫荡了哈罗德百货，出来路过国王大道上的克里斯托弗维恩家居店，又买走一套蒂凡尼的灯具。“他回来时说：‘亲爱的，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好买的了！’”
“弗雷迪确实很享受他的财富，”罗杰·泰勒赞成说，“但他也夸大了自己的开销，因为他知道这种事情容易让人羡慕嫉妒恨。他故意这样做的。”多年的收藏经营，每一件珍品，每一把路易十四的椅子，都是对批评家们、谢菲尔德兄弟们、伊林学院的嗤笑者们的反击。
日本之后，仅用了一周时间调节时差，皇后乐队在4月短暂造访澳大利亚。这是自两年前那次糟糕的桑伯里音乐节以来，他们对澳洲的再次出征。那次演出后，莫库里向观众宣称，皇后乐队再临时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乐队。此次虽然情况不完全如此，但《波西米亚狂想曲》和《歌剧院之夜》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卖得很好。
皇后乐队在珀斯、阿德莱德、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演出的绝大部分座位都售空了。在悉尼的霍登馆 [29] 举行演唱会之前，莫库里发了一回暴风脾气。演唱会的场馆地点正好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集市，汽车无法开进去。乐队被建议步行一小段以通过集市场地，莫库里拒不听从。他非要让自己的豪华轿车在人群中慢慢挪动，自己坐在后座上，抿着香槟，无视车外面的辱骂和不满之声。到了化妆室里，怒气冲冲的主唱拿起镜子砸在彼得·布朗的头上，玻璃碎片溅了一屋子。1996年，布朗在复述这次事件时，简单地解释说：“他只是要把火气发在某个人身上，而那次刚好是我。”彼得·辛斯也记得这件事，他指出当时要是砸的是一面大镜子，布朗可能真的会受伤的：“我相信弗雷迪后来又让彼得把玻璃碴清扫干净了。”
“有些时候彼得·布朗自己就是一点就燃的脾气，”卡洛琳·布歇说，“但我觉得他很善于随时检查和维护乐队的情绪。他的兄弟史蒂夫是艾尔顿·约翰的第一任制作人，这两兄弟都来自有救世军宗教组织的家庭背景。这肯定培养了他极大的耐心和坚韧度。”
5月份，在三个月的休假期间，布莱恩·梅与女友克里斯蒂娜·马伦在巴尼斯的圣奥斯蒙德罗马天主教堂 [30] 完婚。此时，他已离开那间令人沮丧的伯爵宫单间，夫妇俩在巴尼斯萨福克路买了一幢普通的半独立住宅。他的队友们的生活条件也终于改善了。迪肯买了房，和妻子维罗妮卡、儿子罗伯特住在帕特尼的维多利亚半独立公寓。因为有《波西米亚狂想曲》的B面《爱车狂人》的版权费，罗杰·泰勒的腰包很快鼓了起来，有更多的钱可以支配的他搬到了富勒姆的高档住宅区，后来又在萨里添置了一栋乡村别墅。
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的关系发生了永久性改变。弗雷迪从他们同住的公寓搬出来，住进荷兰公园斯塔福特排屋12号。随后莫库里在附近给玛丽买了一套价值3万英镑的公寓，作为分手的礼物。玛丽说，“我从自己的浴室就能看到弗雷迪的公寓。我心想，‘噢，我永远都逃不出他的生活。’”玛丽会继续在弗雷迪新成立的公司鹅制作公司（Goose Productions）为他工作。
莫库里和奥斯汀的情侣关系，几乎比他与任何一任男友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尽管情况改变，他们的友谊却持续了一生。对媒体和公众来说，他们还是一对儿。莫库里越发娴熟地装腔作势，巧妙地挡开那些刺探他个人生活和性取向的问题。1976年，被问及他到底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时，主唱回答：“我和男人、女人、猫睡觉，随你列举……”
6月，百代发布了单曲《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英国榜单达到第七名，之后在美国达到十二名。一位百代内部人士分析说，“这首歌和《波西米亚狂想曲》是两个极端。优美动听的小情歌，没有什么歌剧唱段，长度适中可控，不太会出什么差错”。
皇后乐队一如既往地不知疲倦，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下一个项目了。7月，他们预订了维珍唱片公司老板理查德·布兰森持有的牛津郡的庄园录音室 [31] ，开始创作新专辑。罗伊·托马斯·贝克与皇后乐队的四张专辑制作合同已经到期。双方协商同意，皇后乐队将自行制作他们的第五张专辑，由盖瑞·兰根和迈克·斯通负责音响工程。
“罗伊自信心爆棚，”兰根笑着说，“于是他去了美国。”贝克那时已经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唱片公司签约，忙于制作如伊恩·亨特等人的作品。不过，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常常会造访皇后乐队，看看他们的进展并提供建议。这两边的关系，像是一位家长操心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开始靠自己在世上打拼。“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我们有好处，”莫库里说，“罗伊很不错，但我们觉得此时再不放开就没机会了。”
皇后乐队已经证明自己是一支能产出热门专辑和金曲的乐队。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成功，而且不能重复以前的创意。罗伊·托马斯·贝克的那句信条“没有难题，只有挑战”似乎恰恰是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口号。
“皇后乐队从容地应对着《歌剧院之夜》的成功，”盖瑞·兰根说，“这可不是足球队的那种情况，你带出了明星球员，付他们一大笔工资，然后他们就开始脱离轨道。皇后乐队都是聪明人，他们天资很高，所以处理得很好。”尽管如此，制作一张皇后乐队专辑的高压环境仍然让人难以应对。“有几日吵得非常凶，”兰根说，“弗雷迪是脾气最大的——极度的愤怒，但全部都是关于音乐的。”
那个夏天，人们也看到了主唱的另一面。一天下午，大家在庄园录音室，莫库里要求赶回伦敦去看望生病的玛丽。他的常用车和司机都没在，彼得·辛斯同意借用一辆录音室的车载他回去。在伦敦西部的一个环形交叉口附近，刹车失灵了，汽车撞到路边工地旁的一堆排水管道上。弗雷迪没受伤，他从车里爬出来，大步走去最近的房屋请求借用房主的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站在路边的样子，”辛斯说，“他两天没刮胡子，穿着白色木屐，蓝色牛仔裤，披着一件背后写着‘Queen’的日本和服。”这家住户看见门口台阶上站着皇后乐队的主唱，自然惊讶不已，让他用了电话，还想泡杯茶招待他，但刚好投币式煤气表欠费，又让辛斯讨来几个硬币才烧上水。百代的布莱恩·索撒尔听皇后乐队的人说，莫库里后来安排人换了几百英镑的零钱送去那户人家，以示感谢。
经过一个月的制作，乐队意识到他们落后于进度，计划在夏季发布专辑是不可能了。他们推迟了一整个巡演计划，只同意做两场露天演出和两场剧院演出。户外的这两场将于9月在加的夫城堡 [32] 和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他们先到爱丁堡剧场 [33] 进行了热身表演，这个地方现在由约翰·里德投资，他为自己的艺人包场一周，包括艾尔顿·约翰。在此之前，莫库里在国王大道的一间歌舞俱乐部举行了盛大的生日聚会，庆祝三十岁生日，每位客人的邀请函都由他亲自手写，一百五十名来宾受到鱼子酱、龙虾和水晶香槟的款待。
加的夫城堡的演出嘉宾有曼弗里德·马恩的地球乐队 [34] 、弗兰基·米勒和安迪·费尔韦瑟–卢。跟电影《摇滚万万岁》类似，前深紫乐队吉他手里奇·布莱克莫尔的新乐队彩虹原本计划要来，但因为他们想在舞台上安装35英尺高的巨大彩虹装置，未被允许。这次演出中，皇后乐队首演了两首刚刚在庄园录音室录好的新歌。一首是莫库里的《你带走了我的呼吸》（You Take My Breath Away），钢琴和歌声戏剧化地交织，歌词已经十分明显地描绘出了那种他正在经历的纠葛感情。布莱恩·梅的《管好你妈妈》（Tie Your Mother Down）也是第一次进行公开演出。这首歌的吉他连复雏形产生于他在特内里费天文台工作的那个夏天，“那时我在山顶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弹着一些连复片段，脑海里出现了歌词”。他说。“我以为这标题很差劲，但弗雷迪说这句话对他有某种意义，只有他知道答案，我怎么争得过他？”《管好你妈妈》在未来的巡演中成为皇后乐队歌单的固定歌曲。
一周后，海德公园的免费演唱会定在吉米·亨德里克斯逝世六周年当日举行，由理查德·布兰森本人组织。1968年，布莱恩·梅曾在公园里目睹平克·弗洛伊德开创了免费演唱会的先河。一年后，滚石乐队也举办了一场。这次皇后乐队作为主乐队，将进行一个小时的演出，其他阵容包括琪琪·蒂、史蒂夫·希拉奇，以及一支来自利物浦的放克乐队超级电压 [35] 。这只乐队的吉他手莱斯·卡斯基是弗雷德·保萨拉在伊林艺术学院的同学，但卡斯基在后台遇到弗雷迪·莫库里的时候，却没认出他来（“他比以前变化太多了”）。
超过十五万人涌进公园，首都广播电台的皇后乐队忠实粉丝肯尼·埃弗雷特和其他电台的DJ一起，直播同评这场演出。对罗杰·泰勒来说，海德公园这场演出有一个更大的吸引点：理查德·布兰森那美丽的私人助理多米尼克·贝朗。他将会与她开展一段恋情。
弗雷迪被装在一辆洗衣车的后车厢，偷偷运进公园，他的演出前紧张综合征又犯了。很快他就开始训斥后台的不速之客，要求他们滚去前台看演出。大卫·明尼斯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弗雷迪是在和想象中的敌人作战，好让肾上腺素爆发。”表演时，皇后乐队将《你带走了我的呼吸》加入歌单，但整场演出延长了三十分钟，过了宵禁时间后被叫停。警察警告莫库里，如果他再上台就会遭到逮捕。演出经理盖瑞·史迪克斯叙述道，虽然弗雷迪因为不能返场而暴怒，但是他并不想“穿着紧身衣蹲局子”。
《唱片镜报》回顾加的夫城堡演出时写道：“皇后乐队不担心竞争，不担心任何事。”他们完全不因观众数量如此之多而烦恼，而是大力拥抱这样的巨型演出。他们想要的更多。“我们总是说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乐队，”罗杰·泰勒说，“事业目标就该是这样。不然怎么说？难道说想成为第四大的乐队吗！”
罗伊·托马斯·贝克对皇后乐队第五张专辑不甚褒奖：“我认为明显有续作的感觉。倒不是说失望，”这位前制作人称，“只是一种观点。”不过，产生这样的对比也是皇后乐队一手造成的。1976年12月，《赛马场之日》发布，和前作《歌剧院之夜》一样，名字同样是取自马克斯兄弟的电影 [36] ，封套上使用的依然是相似的纹章和排版。乐队总是有理由可讲，但布莱恩·梅后来说：“某些方面我希望《歌剧院之夜》和《赛马场之日》是同一时间推出的。这两张专辑是同时写的。所以我认为它们完全平起平坐。”
《赛马场之日》里尽量避免出现《波西米亚狂想曲》或《先知谣》那样的歌曲。它基本上是一张轻快活泼、大制作的流行摇滚乐（“它花的钱和之前那张唱片差不多”，罗杰·泰勒透露说），里面的歌曲可以轻松加入电台播放清单，和E.L.O乐队、洛·史都华、翼乐队 [37] 的歌曲一起放。
作为神气活现的开场曲，《管好你妈妈》最大化地印证了弗雷迪说的“不传达什么信息，只是摇滚”，它重现了查克·贝里/埃迪·科克伦式的歌曲氛围：叛逆的青少年，什么都不同意的父母，再加一点点的性。负责节奏的两位成员每人贡献了一首歌：迪肯的《你与我》（You and I）很欢快，但不太可能胜过《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泰勒的《瞌睡》（Drowse）则是一段躁动不安的童年回忆，幻想着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现在不同寻常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鼓手的歌声听起来有一种奇异的幻灭感。
布莱恩·梅的幻灭感则在《远距离》（Long Away）里表露无遗。再一次地，吉他手听起来像是皇后乐队里具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人忙着开香槟和买劳斯莱斯的时候，却追求着更大层面上的人类的互相理解。不过，尽管是出于全然的好意，梅的歌曲《白人》（White Man）却无意中造成适得其反的优越感；大家不想听弗雷迪·莫库里控诉美国土著人民的困境。专辑的最后，他的《让我们携手前行》（Teo Torriatte [Let Us Cling Together]）是一首哀婉动听的情歌，歌曲里竟然出现了日语歌词，这是对日本歌迷表达的谢意。
看起来莫库里似乎沉浸于购物和开香槟，但这些浮光掠影的背后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赛马场之日》里有一些巴洛克式的大作，”梅后来跟《魔力》杂志说，他补了一句，“基本上都不是我写的。”且不说梅是过度谦虚，但莫库里确实超越了自我。
《百万富翁的华尔兹》（The Millionaire's Waltz）的灵感来自约翰·里德，根据弗雷迪的指令，梅花了好几个星期创作出管弦乐团般的吉他声。（布莱恩：“弗雷迪在曲子里加的那些东西让我惊讶不已。我都记不起是怎么达到要求的。”）《你带走了我的呼吸》中，主唱一个人就是一个唱诗班，而《传统好情郎》（Good OldFashioned Lover Boy）则是一首俏皮的散板爵士乐，外界所不知道的是，它是唱给男友大卫·明尼斯的小夜曲。
《赛马场之日》的功劳不仅仅来自乐队内部。“迈克·斯通就是 声乐高手。”罗杰·泰勒说。“迈克是座基石，”盖瑞·兰根证实说，“那些层层叠叠的歌声都是他的作品。罗伊·托马斯·贝克有办法带人们越过障碍，而迈克作为工程师，他的能力是让这些行动成为现实。”
专辑中最盛大、最震撼心灵的歌曲当属《找个人来爱》（Somebody to Love）。这是一首起伏连绵、有着密集钢琴声的灵魂乐曲，如此无与伦比，让人不禁想到雷·查尔斯（梅和泰勒就是弗雷迪的和声伴唱团 [38] ）和弗雷迪最喜欢的艾瑞莎·富兰克林 [39] 。六年前，在那间住满嗑药的谁人乐队歌迷的房间里，酸奶海乐队的吉他手克里斯·切斯尼曾听见弗雷德·保萨拉正大肆称赞杰克逊五兄弟。《找个人来爱》实现了主唱对灵魂乐的热爱。对媒体来说，皇后乐队唱福音音乐——这个想法听起来太可怕；但在录音室里，它就这么做出来了。
11月，《找个人来爱》作为新专辑的预热，以单曲形式发布。三周内达到了榜单第二名。肯尼·埃弗雷特在电台播放了整张专辑，中间穿插着对莫库里的戏谑采访，同时《赛马场之日》在肯普顿公园赛马场举办了一场提供免费酒水和食物的晚会。八十六岁的格劳乔·马克斯 [40] 在彼得·布朗的邀请下，发了一封电报祝贺乐队（“我听闻你们的唱片大获成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专辑名选择上比较明智？”）。布鲁斯·默里参加了一场《赛马场之日》的播放会，遇到了玛丽·奥斯汀。这是默里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的昔日校友弗雷迪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知道他是同性恋，但我也不知道，”默里说，“就在当晚，玛丽告诉我他们已经分开了。她说：‘布鲁斯，我觉得我们假装太久了。’”
12月1日，皇后乐队本来预定要上晚间电视节目《今夜格伦迪秀》（Today With Bill Grundy）。莫库里突然意外地要去看牙医（十五年来第一次），乐队只好取消出席，这让百代的推广人埃里克·霍尔很是犯愁。由于皇后乐队的缺席，霍尔只好提名百代刚签下的朋克摇滚乐队——性手枪（The Sex Pistols）。 [41] 节目上他们喝了很多酒，加上格伦迪在旁煽动，这帮人像高中小混混一样大放厥词。造成的后果是历史性的：节目收到的投诉破了纪录，甚至有一名利物浦卡车司机气到砸了电视机。格伦迪的电视生涯结束了，而性手枪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第二天，《每日镜报》（Daily Mirror ）的头条大字标题是《污秽与暴怒》，文章问道：“这些朋克青年是谁？”音乐上，他们的风格参照了谁人乐队、滚石乐队和美国车库摇滚：歌曲短小、尖锐，带着虚无主义的讯息。引起更多关注的是朋克的反时尚：剪短的头发，撕破的衣服，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性手枪的形象和想法都是由他们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和他的女朋友薇薇安·韦斯特伍德一手打造的，诞生于他们的时装店“性”（SEX）。这家商店位于国王大道，和弗雷迪喜欢出没的同性恋酒吧乡村老表 [42] 只隔着几栋楼，但性手枪的主唱约翰尼·罗顿那漂白的头发和放空的眼神，和弗雷迪的不食人间烟火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摇滚乐从三分钟长的单曲变成了四十分钟长的专辑和实验性音乐。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风向又转了回来。朋克不需要一百八十个声部叠录，也不需要艺术大师级别的吉他手，他们的宣言是要成为现实生活的镜子。1976年，英国陷入经济危机，失业率普遍上升，通货膨胀率达到13%。1977年的情况更糟糕。朋克时代的许多乐手后来都变得富有、出名和自满，反倒势利盛行，而一支唱着《百万富翁的华尔兹》、演唱会上举着香槟向人群敬酒的乐队，被有些人认为不合时宜，甚至感到无礼冒犯。皇后乐队辩解说他们的音乐让人“消遣避世”；批评家们则认为他们“脱离现实”。11月，皇后乐队发布单曲《找个人来爱》的时候，性手枪乐队发布了单曲《大英无政府主义》（Anarchy in the UK）。
皇后乐队和音乐媒体本来就互相不待见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新音乐速递》周刊这时拥有大概二十万读者，它的写手们吹捧朋克有一段时间了。遭到笔伐的对象有齐柏林飞艇、平克·弗洛伊德这样的乐队，而皇后乐队是被黑得最惨的。《新音乐速递》的尼克·肯特写了一篇文章，公开把《赛马场之日》贬为“一等一的怪物”。肯特最看不上的是主唱：“几乎所有带有弗雷迪·莫库里名头的玩意儿都散发着矫揉造作、孤芳自赏、自命不凡的气息。”
八年前，在伊林艺术学院时，弗雷德·保萨拉痴迷和声唱法，曾让一些布鲁斯爱好者表示不能理解。一年后，当他在自己组的乐队里演唱时，他坚持要在歌单里加入几首小理查德的老歌翻唱，雪莉·贝西的《挥金如土》也是很多年里皇后乐队现场表演时必备的一首歌曲。一切早已有了迹象。莫库里喜欢出人意料，绝不拘泥于摇滚乐的限制。早些时候，他曾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告诉一名记者，说“比起齐柏林飞艇，皇后乐队的风格更像莱莎·明奈利”。他在《赛马场之日》里的歌曲和表演充分体现了这种特性，那里面夹带着肖邦、莫扎特、吉尔伯特与沙利文 [43] 、诺埃尔·考沃德。他们创作的不仅仅是摇滚乐。《赛马场之日》比皇后乐队之前的所有专辑都更能说明，为什么在将近三十年之后，莫库里的音乐可以在伦敦西区的音乐剧舞台上演。但对有些人来说这有点过头了。
得寸进尺的《新音乐速递》将皇后乐队斥为“绣花枕头”，而莫库里似乎有意火上浇油，他宣称他的音乐是用完就可以扔的，就像Bic牌一次性剃须刀，甚至是使用过的卫生棉条。“可别从字面上理解，”布莱恩·梅说，“这就像弗雷迪第一次被问及是不是同性恋的时候，他说：‘我就如水仙花一样鲜艳，亲爱的。’它巧妙地回避了整个问题。事实上，他说他的歌曲是一次性的，便抵消了任何自负的说法，也不必再就歌曲谈论下去。我太他妈的了解弗雷迪了，我清楚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也知道他歌曲中的深意。不要被他敷衍的自谦误导了。即便是轻描淡写和开玩笑也隐含着情绪的暗涌。”
虽然有《新音乐速递》和性手枪的这些糟心事，皇后乐队还是以英国专辑排行榜第一名的成绩迎来了新年。1月，皇后乐队飞往密尔沃基，拉开美国巡演的序幕。他们的暖场乐队是瘦莉茲乐队。两者的结合火花四溅。瘦莉茲乐队由主唱兼贝斯手菲尔·林诺特在都柏林组建，风格偏硬摇滚，也创作民谣、布鲁斯和凯尔特小调。一年前，瘦莉茲乐队有了一首榜单前十的金曲《男孩们又回来了》（The Boys Are Back in Town），他们刚发行了新专辑《狐狸强尼》（Johnny the Fox ），但是他们的吉他手布莱恩·罗伯森在非法经营酒吧的打闹中受伤，乐队的前进就踩了刹车。
由于罗伯森暂时离队，乐队重新找来了他们的老吉他手盖瑞·摩尔，及时加入底特律科博厅 [44] 的演出。莫库里此时显然春风得意。他的随从团包括一个体重两百多斤的美国保镖，一个按摩师，还有私人助理保罗·普伦特（此人由约翰·里德的公司任命，后来成为弗雷迪的私人经理），男舞者戴恩·克拉克，他被莫库里挑中，现在作为发型师领薪水。
瘦莉茲乐队的巡回演出经理克里斯·奥唐奈对所见所闻感到惊讶：“他身边围着一群小团体，开口闭口都是‘好的，弗雷迪’，‘不行，弗雷迪’。”他说。“戴恩·克拉克帮他准备好服装，带他去车上，把他送上飞机，然后下来再上另一辆车，再送去场地试音。大多数乐队会在5点左右试音，然后和工作人员一起在后台用简餐。而皇后乐队是演出后坐下来吃一顿豪华服务的大餐。过了一阵子，布莱恩和罗杰就吃不消了，演出后他们请求和我们一起到俱乐部里去玩。弗雷迪自己被晾在那儿，面对着昂贵的山珍海味独自生闷气，觉得他被乐队抛弃了。他的观念是完成第一晚之后一定要吃正式晚餐……然后他决定每天晚上都这么干。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程度的事情。”
1月28日，巡演抵达芝加哥，碰到了零下低温，冰天雪地。从上一场运送设备过来的卡车延迟到达了。尽管天气寒冷，莫库里仍旧无视演出承办商的请求，拒绝让外面排队等候的观众进入会场，直到乐队做完长时间的试音。“其他人没办法，因为是弗雷迪掌控整场演出。”奥唐奈回忆说。后来，演出中，皇后乐队被扔了十几个鸡蛋，梅在表演《百万富翁的华尔兹》时滑倒，莫库里之后怒骂观众（“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并取消了惯常的第二次返场。
在后台，菲尔·林诺特深受皇后乐队的这位同行的行为影响。“弗雷迪让菲尔开始变得很难搞，”克里斯·奥唐奈说，“菲尔脑子里的想法是，你如果不难搞，就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你作为暖场乐队的时候，难搞和要求多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别人也将就不了你。”
巡演路上的诱惑也终结了莫库里与大卫·明尼斯的关系。在美国，这位歌手能够比在英国更自由地放纵自己。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明尼斯承认，“弗雷迪明显和其他人好上了。”在巡演期间，他搭上了一位名叫乔·法内利的二十七岁厨师。
“我们在美国巡演期间，忽然跟着他回酒店房间不是女生而是男生，”布莱恩·梅说，“我们就想‘嗯……’，但仅限于此。我一直有很多同性恋朋友，只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弗雷迪也是其中一员。”
“问题是，我还记得皇后乐队之前的弗雷迪，”奥唐奈补充说。“看着他发展出雌雄难辨的个性真是很有意思。老天，他这个骗子。在肯辛顿市场厮混，和玛丽·奥斯汀做伴，发展恋爱关系……没有哪一点能看出来弗雷迪是同性恋。直到他与约翰·里德的公司签约，跟着艾尔顿进入了那个圈子，他才变得越来越花哨，在同性恋群体中更多地表现自我。”
百代的宣传负责人布莱恩·索萨尔陪同一群记者到纽约，为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 [45] 售罄的演出做报道，之后又飞往锡拉丘兹和波士顿跟进。“我确信弗雷迪在乐队内部‘出柜’了，”索萨尔说，“1977年的时候，他是同性恋这件事已经没有疑问了，但这肯定也不是个问题。总体上其他人的态度都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弗雷迪做他该做的’。”索萨尔回忆说，乐队“仿佛是足球队打比赛一样一起参加演出”。其余的时间他们各管各的：“布莱恩和克里斯蒂娜在一起，他出国时总是带着英国茶和饼干，还经常收集纸板火柴盒。布莱恩不太寻欢作乐的。”除了纸板火柴盒、茶和饼干之外，布莱恩还带着一张美国地图，上面层层叠叠地标记着巡演路线，包括航班、酒店详细信息和停留时间。
约翰·迪肯也和妻子、儿子一起巡演。“我和约翰一起去一家日本餐馆，”索萨尔记得，“他买了一块高级的精工牌电子表，自带计算器，让他可以汇总皇后乐队在四个不同国家的版权费。皇后乐队的人，尤其是约翰，对业务情况总是很有兴趣。我记得当时想，‘马克·波伦从来都不会这样……’”
有一晚出去玩，索萨尔陪同菲尔·林诺特、罗杰·泰勒去了CBGBs俱乐部，这是纽约朋克的枢纽之地。“和罗杰出去玩总是花花世界，但也总会在酒吧里被问这问那。罗杰是派对狂，布莱恩和约翰不是，弗雷迪是他自己的派对狂。”虽然巡演中基本没有毒品出现，但莫库里已经开始吸食可卡因。嗑过之后，弗雷德·保萨拉能够更容易地“化身”为弗雷迪·莫库里。
布鲁斯·高尔斯飞往迈阿密，为他们拍摄单曲《管好你妈妈》的宣传片。两周后，皇后乐队在毗邻洛杉矶的论坛体育馆的两晚演出均售罄。在演出之间，他们拜访了格劳乔·马克斯，把代表《歌剧院之夜》和《赛马场之日》销量的金唱片赠予他。这次见面合影的时机刚好，五个月后，格劳乔就去世了。
旧金山演出之后，莫库里的喉咙再次出现问题，上次美国巡演的时候他就饱受困扰（“我要少喝点红酒了”，他对一位记者说）。一些演出场次被取消——不过最终巡演得以继续进行，到温哥华和阿尔伯塔完成收尾。皇后乐队和瘦莉茲乐队互相尊重，也互相挑战。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夜晚是属于皇后乐队的；而拿骚体育馆 [46] 是瘦莉茲乐队占上风……不过克里斯·奥唐奈承认说：“不管瘦莉茲表现多么好，一旦皇后乐队状态全开上场，大多数晚上他们都只能望而兴叹。”在美国榜单上，《赛马场之日》排到了第五名，《找个人来爱》排在第十三名。
这次巡演，还让弗雷迪和一位皇后乐队组队之前的老友重聚。伊林艺术学院的马克·莫尔登自1969年后一直生活在加拿大。他买了皇后乐队在蒙特利尔论坛体育馆 [47] 演出的票，经过数小时的等待，设法见到了阔别八年的朋友。莫库里很惊讶能见到他。“演出结束后，我接到戴恩·克拉克的电话，说：‘我们在楼下大厅的酒吧，弗雷迪想请你来喝一杯。’”莫尔登说，“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但弗雷迪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哎，马克，你想要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啊。’他说：‘每个学校的同学来找我都有所求。有一个想让我给他们的衣服做模特……我只能拒绝，然后他们就不高兴……’说到这里，我发誓说我绝对不找他要任何东西。”
莫尔登能够看出他的朋友承受着压力，也目睹了他是如何被一群助手、跑腿和随从团团包围，“问题就是人人都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这让他对谁都有戒心。但是，对我来说，他不是弗雷迪·莫库里。我还是把他当成弗雷德·保萨拉。”然而，随着皇后乐队越来越成功，了解弗雷德·保萨拉的人也越来越稀少。
皇后乐队回到英国时，国家正处于一段精神分裂的时期。那年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登基银禧年，为了庆祝她在位二十五年，全国的商店热销王室纪念马克杯、盘子和茶巾，几乎每一种可出售的小玩意儿上都印着女王那蒙娜丽莎一般的微笑头像。全国各地都计划在那年夏天组织街头欢庆派对。而另一方面，百代签下的“叛逆小子”乐队性手枪正在摩拳擦掌地准备第二支单曲《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 [48] ，这首歌发布后，5月份在排行榜上冲到第二位，有人认为是被有意拖下第一的位置，以挽回处于大庆之年的王室的一点颜面。
《管好你妈妈》3月份发布，但只能算稍微有些热度（勉强跻身美国榜单前五十名）。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失利，他们不仅输给了性手枪及同期崛起的新朋克乐队，还被大卫·鲍伊、布莱恩·费瑞和皇后乐队曾经的暖场乐队——大先生乐队甩在身后。大先生乐队的《罗密欧》这个月成了排名前五的金曲。
皇后乐队继续上路，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演八场，随后在英国演十一场。莫库里依然如鱼得水。他每场必用香槟向观众敬酒，把康乃馨抛向前排。他不断变换着舞台服装：包括连体功夫服、丝绸的超短热裤搭配和服，还有和苏联芭蕾舞演员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一模一样的芭蕾舞服。他的身后，是队友狂风骤雨般的演奏，诸如《人型死神》《布莱顿摇滚》《骗子》和《活出精彩》这种华丽而夸张的重金属歌曲，在大型场地听起来特别爽。
在伯爵宫的演出中，皇后乐队启用了他们目前为止最炫目的舞台道具：一个皇冠形状的特制灯光装置。在大量干冰制造的烟雾中，它会在演出开始时冉冉升起，演出完成后又沉沉降下。装置重达2吨，花掉账户里可观的5万英镑。除了能够打造视觉奇观，这全套装备也算是给诋毁者兜头一句“去你妈的”。幕后，一位百代的高管回忆，他曾在格拉斯哥阿波罗剧院演出后跟莫库里见面：“他跟我说他搞不懂朋克这回事。对他来说，那就不是音乐。”这位高管认为朋克“能够在音乐市场上立足，只是年轻人告诉你他们的诉求”。也难怪，弗雷迪·莫库里在舞台上自信无畏，他似乎不会对任何事感到疑虑。
6月，皇后乐队发布了他们的第一张迷你专辑。包含《传统好情郎》和一些从前的歌曲：《白皇后（情之所起）》《人型死神（献给……）》《公寓谐星》。让乐队欣慰的是，它在排行榜上名列第十七位。与媒体针锋相对时，莫库里依然保持着戏谑轻蔑的姿态。那年夏天，接受《新音乐速递》的托尼·米切尔采访时，他力推皇后乐队的广泛音乐风格（“我喜欢芭蕾”），解释对歌迷不够热忱的态度（“你期待什么？到处走动，和前排观众喝茶吗？”），并回应了批评《赛马场之日》是《歌剧院之夜》狗尾续貂的说法（“我们的灵感才没有枯竭呢！”）。
仅仅十二个月前，也是在《新音乐速递》上，托尼·米切尔对《歌剧院之夜》满是溢美之词。而现在他觉得主唱的态度很疏远人。“我曾认为皇后乐队是一支具有开创性的摇滚乐队，”几年后，米切尔说，“但是弗雷迪·莫库里十分轻蔑地对待我。他彻底与现实脱节了。”
《新音乐速递》的这篇采访刊登出来了，起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标题：《弗雷迪·莫库里：一个大傻逼？》。
[1] Rudolf Nureyev，苏联男芭蕾舞蹈家，被誉为“芭蕾之王”，1993年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
[2] 英文名为“The Pirates of Penzance”，1880年在伦敦首演的传世歌剧。
[3] 下文中同名电影的中文译名为《歌声俪影》，与皇后乐队的这张专辑译名不同。
[4] 英文名为“Old Nag's Head”。
[5] 英文名为“D'Oyly Carte”。
[6] 它是古兰经的第一个词语，意为“以真主之名”。
[7] 外文名为“Motörhead”。
[8] 英文名为“Sarm East Studios”。
[9] 英文名为“Scorpio Studios”。
[10] 英文名为“Rag，Tag and Bobtail”，是BBC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播放的手套木偶儿童剧，由三只动物做主角。
[11] 英文名为“Elstree film studios”。
[12] 英文名为“Radio City”。
[13] 英文名为“Coventry Theatre”。
[14] 此为英国摇滚乐队Mr. Big，非美国同名乐队。
[15] 英文名为“Roundhouse Studios”。
[16] 原文是天鹅，但实际是凤凰。
[17] 英文名为“Free Trade Hall”。
[18] 英文名为“Hot Chocolate”。
[19] 2015年11月20日，皇后乐队发行了重新录制和修复版的该演唱会现场CD、DVD、SD蓝光和黑胶，名为《剧院之夜》（A Night at the Odeon）。
[20] Salvador Dali（1904—1989），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21] 英文名为“Thursday Club”。
[22] 英文名为“Beacon Theater”。
[23] 英文名为“Electric Lady Studios”。
[24] 他们为《令我疲惫不堪》（You Nearly Did Me In）伴唱和声。
[25] 英文名为“The Cate Brothers”。
[26] 英文名为“Bob Seger and the Silver Bullet Band”。
[27] 英文名为“Santa Monica Civic Auditorium”。
[28] 英文名为“San Diego Sports Arena”。
[29] 英文名为“Horden Pavilion”。
[30] 英文名为“St. Osmund's Roman Catholic church”。
[31] 英文名为“Manor studio”。
[32] 英文名为“Cardiff Castle”。
[33] 英文名为“Edinburgh Playhouse”。
[34] 英文名为“Manfred Mann's Earth”。
[35] 英文名为“Supercharge”。
[36] 马克斯兄弟的另一部电影《赌马风波》（A Day at the Races）。
[37] 英文名为“Wings”。
[38] The Raelettes，是美国女声合唱团，专门为雷·查尔斯伴唱。
[39] 雷·查尔斯被称为“灵魂歌王”，艾瑞莎·弗兰克林被称为“灵魂歌后”，两人都是伟大的灵魂乐歌手。
[40] 马克斯兄弟喜剧组合的弟弟，哥哥奇科·马克斯已于1961年去世。
[41] 2017年，布莱恩·梅做客性手枪乐队吉他手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主持的电台节目《琼西的点唱机》（Jonesy's Jukebox），提到这次事件时表示，皇后乐队缺席这期节目的原因也是他听说的，不知是真是假。
[42] 英文名为“Country Cousin”。
[43] Gilbert and Sullivan，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名的歌剧作曲家组合，著名作品有《班战斯的海盗》等。
[44] 英文名为“Cobo Hall”。
[45] 英文名为“Madison Square Garden”。
[46] 英文名为“Nassau Coliseum”。
[47] 英文名为“Montreal Forum”。
[48] 一首大肆讽刺王室和女王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