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二十年我要做什么？我都死了吧，亲爱的！你在想啥呢？
——弗雷迪·莫库里，1984年接受《流行音乐周刊》采访
时间倒回到1966年，艾尔沃思和伊林大大小小酒吧里的点唱机中，回响着西蒙和加芬克尔的《59街大桥之歌（感觉超棒）》（59th Street Bridge Song [Feelin' Groovy]）的歌声。当时十九岁的学生弗雷德·保萨拉根本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住在一间能够俯瞰歌里唱到的大桥的公寓里。1983年初，弗雷迪·莫库里在纽约东5街425号的“君豪”楼买了一套位于四十三层的公寓，从阳台上就可以俯瞰59街大桥。
纽约和慕尼黑一样，如今也成了莫库里的游乐场。住在曼哈顿期间，他会在四位男性朋友的陪同下在俱乐部和酒吧间摆渡，这四个人被他称为“我的纽约女儿们”。和比尔·里德分手后，莫库里很快投入到另一段暴风雨般的感情中，这次的对象在慕尼黑，是一位叫维尼·基什伯格的餐馆老板。
1983年伊始，皇后乐队已经享受了几个月什么工作都不用做的奢侈。不久后，除了约翰·迪肯之外的乐队成员都开始着手做个人项目。慕尼黑这里，乔治·莫德找到莫库里，请求他为1926年的科幻电影《大都市》的重制版做配乐，莫德已经拿到了版权。莫库里同意了，两人合作创作了一首歌曲《爱伤人》（Love Kills），后来变成基本所有乐队成员都参与了演奏。3月，罗杰·泰勒回到高山录音室，继《太空游乐》后，他开始制作第二张个人专辑。一个月后，布莱恩·梅入驻洛杉矶的录音工厂录音室 [1] ，做自己的专辑。此时迪肯在忙其他的事情：他的妻子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约书亚。四人皆向外界统一口径，坚持说皇后乐队没有解散，只是暂时休息。莫库里开玩笑说：“快四十岁了再组新乐队也太傻了吧。”
除了可以自由创作个人专辑之外，作为皇后乐队的成员还有其他好处。198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乐队的形象担当，罗杰·泰勒还有一个非官方的工作。他参加了英国的电视节目《流行大擂台》（Pop Quiz ），带着一支答题小队打败了由大卫·吉尔莫带领的另一支小队。出于对赛车的热爱，他发展出了新的爱好：赛汽艇。不过，他去摩纳哥观看国际汽车大奖赛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状况。泰勒带着自己的鼓技师“水晶”泰勒，与现状乐队 [2] 的吉他手里克·帕菲特一起，参加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讲的是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德里克·沃里克和布鲁诺·西亚科梅利，好处是报销全程奢华旅行。
制片人想在拍摄大奖赛的镜头里出现几个摇滚明星；作为回报，片方承诺明星们可以坐利尔喷气式私人飞机到尼斯，一路享用香槟和鱼子酱，然后再乘直升机去摩纳哥。结果这些待遇没有兑现，他们从伦敦比金山机场起飞，经过连续飞行，又在法国境内长途驾车了一段，最后喝醉的泰勒和帕菲特被误抓进了局子又很快放了出来。
这一边，较为清醒的布莱恩·梅则和苏格兰重金属摇滚乐队爱抚乐队 [3] 共事了一段时间，这支乐队是波利多唱片公司培养的下一个威豹乐队 [4] 。梅和马克为这支乐队打造了首张专辑《放轻松》（Lettin' Loose ）。专辑销量欠佳，但是这支乐队和威豹乐队一样，是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七十年代听着皇后乐队的歌长大。进入八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新乐队涌现，他们点名皇后乐队，尤其是布莱恩·梅是自己的启蒙者。
1982年底，皇后乐队与伊莱克特拉唱片的海外业务关系开始破裂。他们拒绝续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1983年春季，日本也不签了。皇后乐队与百代签署了上述三个地区，只有美国的合约还继续留在伊莱克特拉。莫库里尤其不满伊莱克特拉在《白热空间》上的处理（虽然年内泰勒还告诉采访者“《白热空间》这一张是选错了方向”）。私底下，主唱跟其他几位成员说他不会再为伊莱克特拉制作专辑了。吉姆·比奇开始谈判皇后乐队剩下的合约，同时谈的还有一份莫库里和英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的一次性个人合同。10月，皇后乐队和百代在美国的子公司国会（Capitol）唱片公司签约，并支付100万美元给伊莱克特拉作为解约金。
国会公司和皇后乐队合作的第一张有关联的专辑是一张迷你专辑，叫作《星星舰队项目》（Star Fleet Project ），作者署名为“布莱恩·梅和朋友们”。封套上写着：“这不是皇后乐队的专辑，也不是个人专辑。这是一次特别行动。”该专辑源于5月份的一次录音，当时参与者有键盘手弗雷德·曼德尔、贝斯手菲尔·陈和鼓手艾伦·格拉泽（后面两位都来自美国摇滚乐队REO快速马车乐队 [5] ）。梅邀请的特别嘉宾是吉他手埃迪·范·海伦，他的同名乐队吸取了部分皇后乐队的前卫风格，主唱戴夫·李·罗斯和弗雷迪·莫库里一样擅长舞台造型。
《星星舰队项目》是布莱恩从儿子吉米喜爱的同名儿童动画片得到的灵感。专辑只收录了三首曲目：一首是这部动画片主题曲的摇滚版本，一首是梅的新歌《放我出去》（Let Me Out），还有一首是《布鲁斯破坏者》（Blues Breaker），所有参与者共同署名了这首内容繁复的作品，它是对约翰·梅耶尔在1966年的专辑《布鲁斯破坏者和埃里克·克莱普顿》（Bluesbreakers with Eric Clapton ）的一次致敬；梅和埃迪·范·海伦，一个是家住伦敦费尔特姆的青涩少年，另一个则成长于大洋彼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但这是他们当年共同的必听专辑（“在录音室里绝对听不到这帮人说的两个词是：‘钢琴’和‘独奏’。”弗雷德·曼德尔笑着说）。梅强调，本来没打算把这张迷你专辑公开发行。但因为有皇后乐队的关系网络在，最后还是走了商业化的运作。《星星舰队项目》的销量普通，但它是一份给吉他爱好者的礼物。
同年，弗雷迪·莫库里的超级明星朋友则包括迈克尔·杰克逊，可惜二人短暂合作的作品并未在他们在世时正式发布过。那年春天，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恩西诺杰克逊家中的录音室，莫库里录制了三首曲子。杰克逊的《战栗》专辑是1982年年底发行的。作为同样混合了放克、流行和摇滚的专辑，《白热空间》遇到滑铁卢，而《战栗》却大获成功。还不到一年，它仅在美国就卖出超过两千九百万张。录音时莫库里的私人助理彼得·弗里斯通也在场，据他说，“弗雷迪很尊敬迈克尔”，他拼命抑制住烟瘾，不想破坏主人家里不吸烟的规矩。两人共同创作了三首歌曲，并打算改天完成制作。然后发生了什么？“好像我们俩处在同一频段的时间总是很短，不够把这些事情做完。”莫库里语焉不详地说。1987年的时候，弗雷迪的前任私人经理保罗·普伦特会向《太阳报》爆料，说杰克逊在休息室抓到莫库里卷着百元美钞吸可卡因，之后录音就取消。相应地，莫库里只是说他和杰克逊在《战栗》专辑出来后就渐行渐远：“他只是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我们曾经一起去俱乐部玩，很开心，但现在他不再迈出自己的堡垒，真令人难过。”
“这里面有一些故事，”2008年时，布莱恩·梅承认说，“反正我知道弗雷迪整体来说有点不开心，因为他和迈克尔做的一些东西被杰克逊兄弟拿过去了，把他排除在外。”一起录的三首歌，《生命的意义远不于此》（There Must Be More To Life Than This）将出现在莫库里的首张个人专辑，而《胜利》（Victory）和《震惊状态》（State Of Shock）两首则出现在杰克逊兄弟乐队 [6] 1984年的回归专辑《胜利》中。在《震惊状态》的发行版中，杰克逊找了米克·贾格尔作为合唱伙伴。 [7]
莫库里和杰克逊在美国合作，是因为当时他正在洛杉矶准备一张皇后乐队的专辑。起初是乐队接到了做第二张电影原声的请求：托尼·理查德森将约翰·欧文的成长小说《新罕布什尔旅馆》（The Hotel New Hampshire ）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莫库里和迪肯与理查德森见了一次面，同意了这个项目。后来，做这部电影原声的唯一作用是促成了皇后乐队的再次团聚。他们在唱片工厂录音室鼓捣了八个星期，然后理查德森透露说电影的预算可能不够买皇后乐队的原声，这个项目就被搁置了。莫库里原本为电影创作的歌曲《继续走过打开的窗口》（Keep On Passing The Open Windows），将会收录进皇后乐队的下一张专辑——《作品》。
分别了十八个月后重逢，几个人的情感关系回暖，但工作时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和过去一样。据布莱恩·梅说，若不是皇后乐队和美国国会唱片签约，也难把莫库里再拉回录音室：“弗雷迪对伊莱克特拉造成的局面感到异常沮丧，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再来做专辑。”但一到录音室，莫库里就进入了状态。“每张皇后乐队出品的专辑，我们都会写一大批歌曲，再把最好的选进去，”弗雷迪说，“比如，如果我写了五首歌，都比罗杰的一首歌好，我们就不会用他的这首歌。罗杰这次写了三四首歌，从我这里来看，还不够好。”莫库里吩咐泰勒再写更好的。据他所说，就是这样催生出了专辑的第一首单曲《收音机嘎嘎》（Radio Ga Ga）。
这首歌的标题其实是个文字游戏。鼓手回忆说，因为孩子他妈多米尼克是法国人，三岁的儿子卢瑟·菲尼克斯有一天在爸妈打开收音机后说了一句“ca ca”（法语，泰勒说就是“从你屁股里拉出来的那东西”）。罗杰对当代广播电台的忧虑正好和这句童言对上了。
一开始，梅和泰勒一起创作这首歌，后来他们又分开，梅把他的想法运用到了另一首歌《机器（回归人性）》（Machines [Or Back to Humans]）里。泰勒回忆说，他和一台合成器、电子鼓在录音室里关了三天。“罗杰可能觉得，这不过是放到专辑里去的一首歌，”莫库里说，“但我马上感觉出歌曲中有某种东西——某种很棒、很强烈、很能传播的流行性。”就像年轻的弗雷德·保萨拉在听过一遍之后，就能在大学钢琴上弹出《四处走动》（I Get Around）和《平装书作家》（Paperback Writer）那样，莫库里在音乐上的天资开始发挥作用。据说，泰勒写完就甩手去滑雪了，走之前跟主唱说：“交给你随便处置。”心想广播电台应该不会播一首叫《收音机粑粑》的歌曲，于是乐队修改了歌曲的标题，但歌词里还是保留了这句童言。“你仔细听，我们唱的其实还是‘收音机粑粑’。”泰勒说。
《作品》专辑里使用了林（Linn）牌电子鼓和合成器，是当时最新潮的技术。《机器（回归人性）》在歌词和音乐上都展现了“人与技术”的主题，歌曲中，传统的鼓声、电吉他声与电子鼓声、费尔莱特合成器的声音穿插抗衡。“我们都太在意新技术了，”罗杰·泰勒承认说，“八十年代的时候，随时都有新机器出来，六个月左右它们就过时了，只能当咖啡桌用。”
同时，新专辑有意识地与《白热空间》的放克和灵魂乐风格保持距离。“《又一个人倒下》让我们开始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我们走得太远了，”在一次电台采访中，泰勒说，“现在乐队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也许布莱恩·梅的感触是最深的。他的新作《撕碎它》（Tear It Up）的歌词和歌名一样微妙，梅把上次巡演中现场演出《大屁股妞》时的即兴吉他连复段放进了这首歌里。另一支作品《一锤定音》是一首充满力量的重金属歌曲，探讨社会问题。歌词描绘出梅在孩提时期，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产生过的核毁灭恐惧感。比较不同寻常的是，这次梅和莫库里共同署名了一首抒情歌曲《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Is This the World We Created？），弗雷迪在创作时将它设想为新的十年中堪比《一生挚爱》那样的歌曲。
“录音室里的弗雷迪充满创意和发散思维，”梅解释说，“但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他的巅峰状态只在某个时段涌现，如果能抓到这个状态下的弗雷迪，做一个小时，他绝对是稀世珍宝。然后你会听他说，‘啊，亲爱的你看！我做完了。我得走啦。’你就知道弗雷迪魔法时刻结束了。”
莫库里自己贡献了三首歌。《继续走过打开的窗口》专为《新罕布什尔旅馆》电影定制，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强力的节奏驱动感，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电影原声中常见的励志赞歌风格。《徘徊之人》（Man on the Prowl）本来是一首听过即忘的乡村摇滚，但结尾部分由弗雷德·曼德尔演奏的华彩钢琴是一大亮点。这是皇后乐队第一次允许其他音乐人进到录音室，做署名的演奏。“弗雷迪和我都弹了《徘徊之人》，”曼德尔说，“然后弗雷迪对我说：‘要不你接着后面弹吧，摇滚的那段。你弹得比我好。而且，他们都会以为是我弹的，亲爱的！’我无所谓，反正拿钱办事。”
主唱最精彩的创作留给了《艰难人生》（It's a Hard Life），这是一首类似《爱情游戏》《绝代艳后》那样既恢宏壮丽又悠扬动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开头根据鲁杰罗·莱翁卡瓦洛的歌剧《丑角》（Pagliacci ）中一首咏叹调改编而来 [8] 。“这是弗雷迪写过的最美的歌曲之一，”2003年，布莱恩·梅说，“它饱含着发自内心的情感。”梅与莫库里密切合作，两人并肩坐着“花费无数个小时，尽全力把这首歌曲做到最好”。不难看出梅对这首歌曲有多喜爱。莫库里不再吹嘘他的性能力（《持久力》），或是狂饮作乐的生活方式（《此刻别让我停下》），而是歌唱着他对真爱的渴望。莫库里从来不会这样承认，“但我相信，世界上几乎所有词曲作家在创作时都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梅说，“所有的情感和想法都会悄无声息地蔓延其中，弗雷迪也不例外。”
弗雷德·曼德尔在《收音机嘎嘎》和《一锤定音》中都有演奏，不过在《作品》中，他最历久弥新的贡献在另一首歌曲上。皇后乐队里常年“鸵鸟”状态的约翰·迪肯，又下了一个金蛋。《我要挣脱一切》（“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吗？”泰勒开玩笑说）有力地证明了弗雷德·曼德尔的话，“约翰·迪肯是皇后乐队的秘密武器”。就像《又一个人倒下》那样，他又写了一首再简单直白不过的流行歌曲。
迪肯一反常态，让弗雷德·曼德尔用合成器演奏这首歌的乐器独奏部分。“这么做多少有点问题，因为通常只有布莱恩才可以弹独奏部分，”曼德尔回忆道，“但是乐队出去吃晚饭了，所以我就动手了。我没多想，以前跟艾利斯·库柏乐队做专辑的时候也这么操作过。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但好像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事挺大的。”迪肯要求保留这部分合成器的独奏，后来真的留在了成曲中。几年后，曼德尔和艾尔顿·约翰一起巡演时，在一家乐器商店看到一台新的罗兰德合成器。“它有一个预置按钮，上面写着‘梅的吉他’。我才反应过来，罗兰德公司可能听了《我要挣脱一切》中的独奏，以为是布莱恩弹的吉他，没想到那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产品做出来的，结果他们复制了这种声音，加到了新的合成器上。”
制作《作品》期间，乐队内部关系和《白热空间》那时一样令人担忧。“不过我们最后都会回到一点，就是乐队大过我们中任何一人，”梅解释说，“它比我们大部分人的婚姻还要持久。”梅的另一首重金属歌曲《我疯了》（I Go Crazy）被乐队拒绝加入专辑。“他们三个特别讨厌它，以演奏此曲为耻。”他承认说。这首歌最后成了《收音机嘎嘎》单曲的B面。三比一的情况下，梅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它不能放到《作品》里的决定。“内心深处，他们都是理智的人，”弗雷德·曼德尔补充说，“我觉得皇后乐队就像四个火枪手：无论如何都要为团体着想……”
有了马克当联合制作人，他们就不缺调解者了。“马克就像第二个罗伊·托马斯·贝克，”曼德尔说，“他在皇后乐队后半段职业生涯起到的作用，和罗伊在前半段的作用同样重要。马克和罗伊是工程师，是那种趴在录音室地上知道怎样接电线的人。不是每个制作人都有这种背景。他们既是技术人员，又有创造性的想法。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马克有能力达到皇后乐队的高要求。”
不过，有的时候，即使是马克也需要避难所。“去录音室的路上有一个脱衣酒吧，”他说，“后来变成我和约翰·迪肯的避难所，在那里我们能稍微得到一点安宁。”特别是莫库里，洛杉矶成了又一处他可以随心所欲玩耍的游乐场。“洛杉矶的同性恋圈子太不可思议了。”马克咯咯笑起来。在西好莱坞“男孩城”流连的放纵之夜，让莫库里遇到了一个外号叫“酒保文斯”的摩托车手。文斯搬进了莫库里在石头峡谷路租的豪宅，但他不肯放弃酒吧的工作，陪莫库里一起去皇后乐队下一轮巡演。破天荒第一次，竟然有人拒绝这个请求。从此在主唱的朋友圈子里，提到文斯，总是被称为“逃出魔爪的那位”。
“弗雷迪租的房子原来的住户是伊丽莎白·泰勒，”马克记得，“有一天，弗雷迪拿张桌子砸穿了玻璃门。”为了庆祝三十七岁生日，莫库里在石头峡谷路家里举办了聚会，整个宅邸被百合花覆盖，邀请的宾客有洛·史都华、艾尔顿·约翰等人。以莫库里过去的标准，这次派对算是比较低调的，但皇后乐队在洛杉矶的大肆开销又引出一些问题。“会计说他从来没见过谁像这样烧钱的，”马克笑着说，“他开始问：‘为什么你们只有八个人，要租十九辆车？’”
为了完成《作品》，皇后乐队及随行人员回归慕尼黑，回到了被梅称为“意乱情迷”的地方。“有一天我们到录音室，看到约翰在他的贝斯上留下一张字条，”梅回忆说，“就写了一句话：‘去巴厘了。’”贝斯手大概再也不能忍受，他逃去太平洋的海岛求清静。“他没有在贝斯上留纸条啦，”彼得·辛斯辩驳道，“对，他确实去了巴厘，是因为一些我不想说的个人原因。是我亲自送他上飞机和接他回来的。”“我们觉得OK，”梅继续说道，“因为我们都有崩溃的时候。约翰这个人的不可预知性很神奇：大多数时候他都安静腼腆，突然他就爆发了，你完全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这时候，莫库里本来就复杂的情感生活变得更加复杂。1984年1月，他和现已过世的奥地利裔女演员、模特芭芭拉·瓦伦汀开始交往。金发碧眼的瓦伦汀曾是电影导演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的御用女主角之一。她比莫库里年长六岁，被誉为“德国的简·曼斯菲尔德 [9] ”。两人通过慕尼黑的夜店圈子认识。“芭芭拉和我之间的情感纽带，强过六年来任何一任情人跟我建立的关系，”莫库里在1985年曾这么说，“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跟她深入交谈，袒露自我，这很难得。”两人后来在慕尼黑俱乐部聚集中心地汉斯萨克斯大街合买了一套公寓。虽然莫库里和瓦伦汀睡到了一起，但他依然和维尼·基什伯格分分合合、纠缠不清。基什伯格一心不愿被富有的摇滚明星男友控制，经常折磨莫库里。
“维尼很粗犷，是弗雷迪喜欢的那种卡车司机一样的类型，”1996年，瓦伦汀说，“他们之间闹得很厉害，两人都会找些不合适的人好让对方吃醋。”但瓦伦汀与莫库里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疯狂。他们的关系中包含着亲密而珍贵的友情，但作为慕尼黑夜店的常客，少不了互相怂恿对方放纵：喝更多的酒，嗑更多的药，打更多的炮。两人互相做，也和其他人做。有一次，莫库里在公寓里失去知觉，据说是因为摄入过量酒精和可卡因。他对这桩事故一点也不在意，继续沉溺其中。还要过一些时候，他才会发现自己健康状况的真相。
1月23日，皇后乐队发布《作品》的抢先体验单曲《收音机嘎嘎》，歌曲浸淫着罗杰·泰勒对音乐行业的失落和伤感。“它唱的是收音机曾经有过的辉煌。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是它让我第一次听到了摇滚乐，”他说，“而今天看来，似乎摇滚乐的视觉效果已经变得比音乐本身更重要了。”
不过，泰勒的忧虑并没有妨碍皇后乐队为这支单曲也做了一部宣传视频。导演大卫·马莱特为《收音机嘎嘎》拍摄了一部让人过目难忘的视频，它使用了弗里茨·朗的科幻默片《大都市》的场景，皇后乐队四人坐在一辆颇有未来感的飞车中穿行在都市丛林。泰勒是这辆太空时代飞行器的驾驶员，但视频里的他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在努力保持着严肃脸。他的身后，是一个看起来坐得不太舒服的梅，和一个同样不适应的迪肯，顶着他新烫的蓬蓬卷发。只有莫库里看起来很自在，像个贵妇一样浮夸地表演着，或许是因为喝了藏在车子里的伏特加兑汤力水，精神振奋。这部视频中最壮观的一幕在松木摄影棚 [10] 拍摄，皇后乐队召集组织了多达五百名粉丝俱乐部成员集体拍手。《魔力》杂志的大卫·托马斯后来写道：“看起来真是怪诞可怕，像是重现了莱尼·里芬斯塔尔电影里纳粹的夜间集会。”
滑稽的是，一首哀叹影像视觉超过广播听觉的歌曲，却是用大制作的视频进行宣传的，尽管这无可厚非地对它的传播或销售有利。《新音乐速递》迅速撰文批评视频里的军国主义形象，指责《收音机嘎嘎》是“嚣张的乱弹琴”。然而两周内这首单曲就在英国冲到了第二位。这么多年，看着三个队友为乐队写出那么多的火爆金曲，泰勒终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首。
《作品》于2月1日发布。因为莫库里喜爱老派好莱坞风格，他请了摄影师乔治·赫雷尔来为乐队拍摄一张艺术手法美化的专辑封面。赫雷尔是业内资深人士，曾经为玛琳·黛德丽、玛丽莲·梦露和葛丽泰·嘉宝等人拍过照片。没多久，《作品》就追随着单曲《收音机嘎嘎》的攻势，冲到榜单第二位。一个月后，皇后乐队做了一次“现场表演”，这是继1982年之后的第一次。他们出现在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同台的还有文化俱乐部乐队 [11] 等，通过电视转播对口形激情表演了《收音机嘎嘎》。私底下，乐队成员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最后导致梅和泰勒的争吵，用彼得·辛斯的话说叫“小分歧”。“布莱恩和罗杰经常斗嘴，”他说，“但从来不会像某些乐队那样上升到肢体冲突。我记不起在圣雷莫他们是吵什么了——好像是谁的酒店套间更大吧。”
《收音机嘎嘎》在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和瑞典都为皇后乐队拿到了榜首冠军。在美国，经受过《白热空间》的打击后，皇后乐队的运气似乎也有了好转的迹象。《滚石》杂志宣称《作品》是“一场没有劣质金属余味的硬摇滚盛宴”，但专辑却销售缓慢，最终仅达到第二十三位。《收音机嘎嘎》单曲稍微好些，在美国慢慢爬升到第十六位。但短暂的好景很快就会破灭。
“我们赔了100万美元才从华纳旗下的伊莱克特拉公司转到国会唱片，”布莱恩·梅说，“那是八十年代初，没多久国会唱片就陷入了美国独立唱片发行人受到腐败指控的争议中。国会断绝了和独立电台推广人的全部联系。作为还击，推广人们就直接报复在当时所有出唱片的艺人身上。他们很不高兴，于是停播了《收音机嘎嘎》。那一周它立刻石沉大海。”到达第十六名之后再五个星期，这首单曲已经滑落到第一百名边缘。
皇后乐队自己内部还有别的问题。“照顾弗雷迪的这个人，非常擅长管好弗雷迪的利益，却践踏着其他所有人的权益，”梅在2008年的采访说，“任何美国的新闻记者和推广人都被他轻蔑地对待，而这些人还以为是弗雷迪干的。我们一路巡演过来，弗雷迪失去了很多朋友，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同时，电台的人也被告知，‘弗雷迪不想跟你聊’。”虽然在采访中，梅绝对不会指名道姓地说是谁，但这个人无疑就是莫库里的私人经理保罗·普伦特。普伦特的恶劣态度造成的后果让皇后乐队与美国广播网络的关系雪上加霜。“普伦特可以很能干，他确实为乐队争取过一些独家机会，”彼得·辛斯说，“但这个人也很难搞，很善变，而且有一种妄自尊大的错觉。”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4月，皇后乐队发布了《作品》专辑的第二首单曲《我要挣脱一切》。皇后乐队再次与导演大卫·马莱特合作，创造出一部名留青史、甚至可媲美《波西米亚狂想曲》的MV。“拍摄绝大多数音乐宣传视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过是烦琐无趣的工作，”罗杰·泰勒说，“唯一让我们全程很享受而且笑得停不下来的就是拍《我要挣脱一切》的视频。”皇后乐队全员换上女装，扮成电视肥皂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 ）中的造型，这个提议是罗杰当时的伴侣多米尼克提出来的。
皇后乐队的女版古怪家庭里，约翰·迪肯扮演一家之长老祖母；布莱恩·梅穿着丝绸睡裙和毛绒拖鞋，长发裹着发卷；罗杰·泰勒化身为一位赏心悦目到令人发指的金发小女生（泰勒：“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变装的样子也非常震惊呢”）；弗雷迪·莫库里则扮演失意的家庭主妇，造型可能是戏仿《加冕街》里俗气的酒吧女招待贝特·林奇，他穿着皮革的迷你裙，紧身粉色上衣，里面戴着一对假胸。弗雷迪还有额外的道具，他推着一个真空吸尘器在房子里转悠，其他三人看着他走来走去。笑点在于，莫库里穿女装时留着标志性的胡须，但在另一个场景中，他和从《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 ）里借来的皇家芭蕾舞团成员一起表演时，却剃掉了胡须。
《我要挣脱一切》在英国轻松拿下第三名。在英国的《继续前进》喜剧电影和许多情景喜剧里，绅士们经常女装出镜，耳濡目染下英国观众对男扮女装早就习以为常。“希望人们能知道，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不可一世。”泰勒解释说。一直以认真正经形象示人的皇后乐队，突然风格大变，不过同时也抓住了让乐队保持鲜活的那种乖张和矛盾冲突。一位知情者解析说：“虽然在皇后乐队内部，他们常年互相吹毛求疵，但如果乐队外部有人这么做的话就等着倒霉吧。”
在美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美国人讨厌这个视频，”梅告诉《魔力》杂志的米克·沃尔，“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人都很惊恐。他们就是没懂这个梗。对他们来说，男人打扮成女人简直不可思议，更别说还是一支摇滚乐队。美国的一些电视台拿到录影带的时候我在场，很多人都不愿意播放。看得出来他们很尴尬。”
“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理解，”弗雷德·曼德尔笑着说，“对我来说，这就像是班尼·希尔 [12] 的喜剧，是典型的英式幽默。我乐意看到罗杰扮成一个女学生，还特别喜欢看弗雷迪做家务的样子。”尽管如此，强势的美国音乐频道MTV还是没有播放此视频，《我要挣脱一切》在美国仅仅排到第四十五名。“美国中部的人觉得弗雷迪大概是同性恋，而这个地区的市场很重要，”百代的布莱恩·索撒尔说，“问题就在这里：在纽约或洛杉矶，你可以有艺术范儿，但你去堪萨斯试试。”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拿自己开起了玩笑，”莫库里吐槽说，“但是美国这些人却说，‘我们的偶像居然穿裙子，他们在搞什么？’”“皇后乐队被要求重新拍《我要挣脱一切》的宣传视频，”彼得·辛斯说，“人们跟他们说：‘这个在美国行不通，你们能不能再拍一个表演视频？’他们回应：‘不能。’其实他们还是应该拍的，因为这个视频在美国害死他们了。”
辛斯陪同约翰·迪肯、罗杰·泰勒在全球做《作品》专辑宣传。“我们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都有做宣传，通过电视或广播。他们好像也飞去纽约待了一周，在另一个城市做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但他们似乎并不想在美国做新闻发布会。当然了，人人都想采访弗雷迪，但是弗雷迪什么采访都不接。普伦特到处晃，说什么‘我让《收音机嘎嘎》和《我要挣脱一切》成了金曲’。皇后乐队对美国的态度是，去他妈的，没他们也一样。这其实挺奇怪的，因为他们刚和百代美国分公司签约。可能他们觉得百代会有什么魔法搞定吧。”
“弗雷迪不想回美国，去比我们以前演出场子小的地方，”2005年梅承认，“他只是说，‘我们先等等，总会再去巡演，到美国的大型体育场开演唱会的。’然而这成了众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情之一。”
1984年春天，弗雷迪·莫库里回到慕尼黑，和马克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张个人单曲《坏人先生》（Mr. Bad Guy ）。一个月后，泰勒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陌生边疆》（Strange Frontier ）。据说鼓手在专辑中放弃了一些自己创作的歌曲，与新制作伙伴，高山录音室的常驻工程师大卫·理查兹合写了几首歌。
作为一个以无忧无虑、放浪不羁著称的摇滚明星，泰勒的新专辑听起来却非常低沉深刻。专辑里的歌曲内容涉及社会的反人道现象、核末日威胁，甚至还有一首叫作《消磨时光》（Killing Time）的歌，描绘了一位百无聊赖的风流摇滚明星，在享乐中任由生命流逝。尽管专辑中翻唱了鲍勃·迪伦的《战争贩子》（Masters of War）、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街头赛跑》（Racing in the Street），整体曲风稍微柔和了些，但《陌生边疆》仍然是值得正视且严肃的一张专辑。它只进入了英国榜单前三十名。音乐媒体界的评价中，《声音》杂志下了一个比较直白但可能也算得上有道理的结论：“他能写歌，却不能像弗雷迪那样唱出来。”
更让泰勒笑不出来的事情，是接下来皇后乐队汇合拍下一首单曲《艰难人生》的宣传视频。这个视频在慕尼黑拍摄，莫库里招来了许多朋友和夜店熟人当临时演员，包括芭芭拉·瓦伦汀。视频的场景设置十分奢靡，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婚宴现场加上《色情狂》（Sex Maniacs ）电影中的舞会。“我不喜欢。”有话直说的约翰·迪肯表示，不过贝斯手的出镜程度不高，相对比较能置身事外。其中有个场景，泰勒套着紧身裤，戴着古典褶皱圆领，看起来非常尴尬（“我试过叫他们把我的镜头剪掉。”他后来承认说）。另一个场景，可怜的布莱恩·梅举着一个骷髅头吉他摆着造型。
同时，莫库里穿了一件点缀着长羽毛和二十六只眼睛的夸张的鲜红连体紧身衣，造型仿照法国感伤情歌女歌手米斯廷盖特曾经的装扮。很不幸，按梅的说法，这套行头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只肉感的大虾”。他说，“那是我最喜欢的弗雷迪的歌之一，记得他说要穿这套服装的时候，我特别失望。” [13] 美国人可能同样不买账，《艰难人生》跌落榜单，在英国则拿到第六名。
另外，拍摄中最需要担心的还不是莫库里的滑稽服装。他在慕尼黑一家叫“纽约”的酒吧跟人起了冲突，导致右膝韧带受伤。“有个疯子踢了我，”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做出解释，“这可能意味着，我不得不减少一些精心编排过的华丽舞台动作了。”
莫库里打了一段时间的石膏。不过，当皇后乐队在他们熟悉的布鲁塞尔国家森林馆开始巡演时，他看起来已经好了。弗雷德·曼德尔和艾尔顿·约翰一起做演出去了，键盘手换成了布姆镇鼠乐队 [14] 的兼职键盘手斯派克·艾德尼，他是“水晶”泰勒在伦敦一家夜店偶遇后招募来的。艾德尼飞去慕尼黑与乐队见面，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清晨4点，我们还在糖棚俱乐部玩，”他说，“到6点，我们回到罗杰的酒店套房，继续在那儿豪饮香槟……”
“作品”巡回演出的舞台场景仿照弗里茨·朗的《大都会》设计，动用了皇后乐队迄今为止最宏大的照明设备，一条长长的延展台供弗雷迪走位摆造型，舞台背景是两个电影风格的巨大齿轮。考虑到1984年的数控技术还不够好，乐队决定用手摇发动机操作齿轮更保险，于是巡演工作人员晚上又多了一项工作。“作品”巡演地点有欧洲大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备受争议的南非，就是没有美国。“傲慢占了上风，”彼得·辛斯试着解释，“是一种‘我们才不需要去美国巡演’的赌气。我知道盖瑞·史迪克斯很努力地请他们再考虑下。”
与“白热空间”时期巡演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次的演奏曲目选了许多皇后乐队的传统重摇滚歌曲。以《机器（回归人性）》开场，然后是《撕碎它》，很快接《管好你妈妈》。一些现在已经显得久远的皇后乐队老歌，如《骗子》《大鼠王》《冰冷坚硬的疯狂》的片段联唱组合将会在演出一半的时候表演。在都柏林的演出中，莫库里忘了《一锤定音》的歌词，不过更多的时候，让他心烦的不是忘词，而是他声音的问题。医生怕他的声带结节毛病又复发了。莫库里却担心如果做手术切除，会对他的声音产生不良影响。
更糟心的事情是，弗雷迪的一些私生活被《太阳报》披露出来，爆料的是他从前的手下。“是弗雷迪以前的司机，被开除的，”彼得·辛斯叹息道，“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弗雷迪有时候超级强硬、无情、恶劣，但他又会放纵某些人，让人不禁想问，‘混蛋，弗雷迪，为啥啊？’”爆料故事写了好几版，公布的时间正好与皇后乐队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做四晚演出、莫库里的三十八岁生日之际重合。爆料称弗雷迪每周在伏特加和可卡因上花费1000英镑。就算主唱心里真在意此事，表面上也看不出来。返场的时候，莫库里会戴着假发和假胸出现，和在《我要挣脱一切》视频里一样。他环顾四周，估摸着乐队里哪个人最不想被这对乳房蹭到，悄悄地向约翰·迪肯靠过去。假发加假胸成了此次巡演的保留节目。台下接受采访时，弗雷迪谨慎地回避着那些关于他是不是同性恋的问题。“如果是新人，当个同性恋还不错，”他对《流行音乐周刊》说，“但我要是这么说，人们多半会打着呵欠说：‘天呢，你看弗雷迪·莫库里，说自己是同性恋，因为现在时兴同性恋吧。’”
两周后在汉诺威，莫库里前段时间在慕尼黑酒吧里弄伤的那条腿出了状况。《一锤定音》表演到一半，他在走伸展台楼梯的时候腿伤复发。“我做了错误的动作，跌倒在聚光灯下，他们还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他后来说，“我站都站不起来了。”莫库里被抬到钢琴椅子上，又唱了两首歌，表演提前结束。他开玩笑说“我现在老啦，摇滚不动了”。
9月，继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艰难地开发自己的个人项目之后，莫库里也发布了处女个人单曲《爱伤人》，由莫库里和莫德共同作曲，作为《大都会》重制版的原声。有趣的是，后来发现其实梅、泰勒，甚至迪肯都参与了歌曲的演奏，让人不禁推测它可能原本就是从皇后乐队里出来的。但歌曲中那强劲的舞曲节奏、虽男性化但仍然骚气的背景和声，让成品听起来更像是不受束缚、肆意发挥的莫库里的创作，而不是典型的皇后乐队风格。 [15] 《爱伤人》打破了皇后乐队成员做个人项目遇到的颓势，榜单上到第十名。皇后乐队的新单曲《一锤定音》同时期发布，排在第十三位。巡演的舞台上，莫库里开始告诉观众，皇后乐队并没有要解散的意思。一个月后，乐队造访南非，回来之后有人觉得他们还不如散了好。
10月5日，皇后乐队在太阳城举办首场演出。太阳城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豪华酒店及赌场度假区，他们将在这里连续演出数晚。太阳城区域被视为“只准白人进入的拉斯维加斯”，是种族隔离制度的象征地。早在1957年，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出现之前，英国音乐家工会就告诫会员不要在南非进行演出。皇后乐队另有想法。“我们考虑过社会道德问题，但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布莱恩·梅在“作品”巡演启程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是不谈政治的乐队，不带任何政治意图，我们不过是为所有来听音乐的人表演。”皇后乐队在太阳城演出的附带条件之一，是要求面向多样化的观众。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言人后来坚持说：“去听他们演唱会的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演出的场地是太阳城中六千两百座的超级碗剧场 [16] 。座位票太抢手，很快又出售一千张站票。但是，好景不长，莫库里的声音又出问题了。第三场演出中，挣扎着唱完《压力之下》后，他的声音完全哑了，当晚提前结束。医生专程飞来诊治，给莫库里注射了类固醇药物，并嘱咐他进行休息，接下来的两场演出也取消了。莫库里和维尼·基什伯格窝在酒店套房养病，等着重回演出的这段空档，布莱恩·梅被邀请去索韦托出席“黑色非洲”颁奖典礼。同时间，他们决定通过百代南非公司发行一张皇后乐队现场专辑，将其版权收入都捐赠给当地一所聋哑儿童学校。然而，这些做法没有改变反种族隔离群体对乐队的看法，他们抗议南非政府利用皇后乐队的到访作为政治资本，认为他们去演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对这种政权的支持。在英国本土，皇后乐队遭到媒体的集体炮轰，他们的宿敌《新音乐速递》誓要和这支去了南非、在《收音机嘎嘎》视频里拍摄了“邪恶的法西斯场景”的乐队划清界限。
从某个层面上说，皇后乐队决意去南非演出又是一个他们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到今天，依然有说法是他们到访南非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告知不准去 ，而且他们坚持想要不分地域地为所有人表演音乐。布莱恩·梅在音乐家工会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强调乐队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但仍然维护乐队的这种做法。“至少他们大体上的回应是：‘感谢你前来，现在我们理解你们南非之行的目的了。’”他说，“但他们还是照罚不误，因为我们违反了规定。” [17]
一年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乐队里的“小史蒂夫”，史蒂夫·范·赞特成立了“音乐家反种族隔离联盟”。他们出了一首单曲《［决不会去演出的］太阳城》（[Ain't Gonna Play In No] Sun City），批评那些去过的明星，例如洛·史都华，1985年1月，他步皇后乐队的后尘也去了太阳城。“我相信因为此事，很多人仍然认为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梅对《Q》杂志坦陈，“不好意思，对此我无能为力。我们的良心都还清白。”
这一年的结尾，收录1981年加拿大蒙特利尔演唱会的《我们会震撼你》演唱会实录发行，并发布一首贺岁单曲《感谢上帝，圣诞终于来了》（Thank God It's Christmas），似乎是对过去这不顺的一年的总结。饶是如此，好像除了那些忠实的皇后乐队粉丝，想买这支单曲的人寥寥无几。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这首歌已经跌出前二十名。这个时候，1984年的圣诞大热单曲是“乐队援助”（Band Aid）项目中群星演唱的《他们是否知道圣诞已至？》。有感于电视中铺天盖地的关于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新闻报道，布姆镇鼠乐队的鲍勃·格尔多夫和超级噪音乐队 [18] 的米吉·厄尔召集了男孩乔治、U2乐队的波诺、菲尔·柯林斯和斯汀等歌手，组成慈善巨星团，录制了这首歌曲，为救助受灾家庭进行筹款。
“我们是很愿意参加‘乐队援助’唱片录制的，”莫库里说，“但我人在德国的时候才听说这件事。”有人难免会犯嘀咕，是不是因为太阳城事件，皇后乐队被故意排除在外。莫库里呢，他明知道“乐队援助”里面有三十多岁的菲尔·柯林斯，也有来自同时代的现状乐队的一半成员，但是他跳出来说了一句近来经常讲的玩笑话。“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算上我，”他假惺惺地说，“毕竟我年龄有点大了嘛。”
虽然皇后乐队经历过一次“找罪受”的南美之行，但南美洲依然对他们散发着吸引力，反之亦然。1982年5月，《压力之下》在阿根廷榜单排到第一，而当时阿根廷和英国正在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开战。阿根廷领导人加尔铁里将军立即禁播了皇后乐队的音乐。一年后，皇后乐队办公室再度找当地主办方商量，想要在南美大陆做巡演，包括去觊觎已久的里约马拉卡纳体育场。不过，这个希望又一次落空。“一切都准备好了，”罗杰·泰勒解释说，“但是推广方恰好就在临开始前破产了。”
弄来弄去，到1985年1月的时候，钱的事情终于办妥，皇后乐队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历时十天的“摇滚里约”音乐节（Rock in Rio）出现，做开场和闭幕两晚的压轴表演。音乐节在巴西巴哈德提虎卡举办，场地可容纳二十五万人，由巴西广告业巨头专门为音乐节修建，耗资约1100万美元。其他大牌明星有AC/DC乐队，乔治·班森等，还有皇后乐队的老相识“是”乐队和洛·史都华。即便是写在音乐节海报演出阵容稍下面一些的，也是大有来头的八十年代摇滚明星：铁娘子乐队 [19] 、白蛇乐队 [20] 、蝎子乐队 [21] 、奥兹·奥斯本……据估计，十天的音乐节共吸引了大约300万人参加，让“摇滚里约”立刻打破了1973年沃特金斯峡谷夏日即兴音乐节（Watkins Glen Summer Jam）创下的纪录，超过当时去看感恩至死乐队 [22] 和“乐队”组合 [23] 演出的六十万人，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不仅如此，巴西环球电视台（Globo TV）也进行了全程直播，皇后乐队的完整现场都有被记录。“摇滚里约”音乐节正符合皇后乐队一向追求的“更大、更好、更多”的宗旨。两者是天作之合。
莫库里下榻在科帕卡巴纳海滩酒店的总统套房，随行团里既有芭芭拉·瓦伦汀，又有维尼·基什伯格，据某位巡演随行人员说，他一刻不停地享受着自己的“弗雷迪时间”。首晚演出前，皇后乐队直到最后时刻才上台。据传，是因为布莱恩·梅得了流感，《太阳报》称此事导致皇后乐队“在临开场最后时刻”才坐直升机抵达现场。意外事件增加了戏剧性，不过皇后乐队其实已经不需要这些了。《唱片镜报》的罗宾·史密斯报道说，皇后乐队“如歌剧般雄伟壮观的音乐和台风，点燃了热辣的拉丁美洲人的激情”。他们此次在“作品”巡演歌单的基础上重新安排，全场适当地编排了大量热门金曲。为了让三十几万人都能看清楚他们的形象，全员着白色服装。泰勒的装备是一件凯瑟琳·哈姆内特 [24] 设计的T恤，上面印着呼吁全球核裁军的口号；莫库里穿的是包裆紧身裤，一道红色的闪电图案自大腿延伸而下；梅穿着白色弹力裤，配一条鲜艳的红色腰带。表演歌单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压力之下》《活出精彩》《收音机嘎嘎》……
然后是《我想挣脱一切》。他们感觉在英国和欧洲的观众面前行得通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应该也能奏效，于是莫库里又带着假发，穿着他的粉红色无袖上衣出场。《人物》（People ）杂志在文章里描述道，他挺着那对“高耸的假胸”。布莱恩·梅最近表示：“有一个从不言悔的主唱实在是太好了。没有弗雷迪不敢做的事。”《人物》的报道说：“三十五万人的群体开始往台上扔石头、啤酒罐和其他各种东西，几乎引发骚乱……”后来接受采访时，音乐节的翻译玛利亚·卡埃塔罗解释说：“这首歌在南美洲有着崇高的含义，因为我们觉得它表达了对独裁统治的抗争。”皇后乐队实在不知，这个“迪小肯的金蛋”竟然会在南美洲衍生出深层次的意思来。演唱会的视频片段显示，其实没有“几乎引发骚乱”，不过人群中出现的敌意还是让莫库里意识到，他可能对观众的情绪有些误解。“他有点惊到，”彼得·辛斯回忆说，“他们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脑子里可能快速闪回了一些墨西哥的惊悚片段。”
主唱伴着《我们会震撼你》再次上台时，他的双臂打开，拉着国旗作披风，展示出红白蓝三色的英国米字旗。然后他转身面向罗杰·泰勒，将披风的背面秀给观众，那是黄、绿、蓝相间的巴西国旗。之前的误会得到谅解。表演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莫库里果然没把它当回事。“（里约热内卢的）观众很棒啊，我喜欢他们对情绪的表达，”他说，“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兴奋过度，我就会抖一抖威风，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掌控者。我也不懂，我打扮成一个女人他们那么兴奋干吗？这里本来就有很多异装者啊。”
第二天，百代公司在附近的科帕卡巴纳皇宫酒店为皇后乐队举办派对，在场谈笑风生的还有洛·史都华、斯潘多芭蕾乐队的加里·肯普和杜兰杜兰乐队成员等。据说，莫库里和史都华似乎玩起了摇滚明星耍大牌的游戏，有意装着看不见对方。然而，也有人说莫库里根本没出席，或者说仅仅简短出现了一下，就像他的朋友大卫·埃文斯所说，他又有“权力被架空”的感觉了：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派对，而是为 他举办的派对，那些往日的不安全感统统会浮上来。狂欢当中，有几位光着上身的桑巴舞女因为喝得太醉站不稳被送回家，因此表演的时候少了几对甩动的胸。极少在公众场合做傻事的布莱恩·梅，竟然全身穿着衣服跳进了酒店的游泳池。热闹的酒店外面，迷恋他们的歌迷聚集在海滩上，用一千五百支蜡烛在沙滩上拼出乐队的名字。梅下楼去见他们，显然，梅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比待在派对舞池和花花人群的时间要长。
在里约接受电台采访时，可能因为身边有美女环伺，莫库里称赞着围绕着他的“美丽的棕色身体”，并说了一句后来常常被引用的话：“我只是一个糟老头儿，每天早上起来挠挠头，想想看今天要干谁。”皇后乐队在里约热内卢逗留期间，尽管随时需要保安人员陪同，而且几乎只要公开露面就会引起歇斯底里的热潮，使得他们即使离开酒店都很困难，莫库里和他的随行人员仍造访过当地的同性恋俱乐部。有人说，其实把人带给弗雷迪·莫库里还容易些。后来，里约热内卢的一位“应召”男，即这个城市对年轻男妓的称呼，爆料说，他和其他男人被保罗·普伦特请到了莫库里的酒店套房里。进去后，他们都发了可卡因，然后按他所说，每人都和莫库里发生了性关系，过程中主唱是受的一方。这次冷漠的相遇，让他们见到的似乎是一个多金的摇滚明星，厌倦了身边拥有和发生的一切事物，只是机械地做着运动，普伦特则扮演那个在一旁煽风点火的人。“保罗对性、药、酒都有着惊人的需求，”彼得·辛斯告诫说，“而且他一喝醉就喜欢吹牛：‘哎，我今天上了七个男人！’有的时候他真的很恶心，尤其是喝多了的时候。”马克·莫尔登曾在多伦多与莫库里的随行团一起去同性恋酒吧。“那次有弗雷迪、我、戴恩·克拉克和保罗·普伦特。我清楚地感觉到，那天我们去酒吧不是为了弗雷迪或者戴恩，当然更不是为了我。我们会在那儿，都是因为保罗。保罗指挥豪华轿车司机往哪开。保罗在酒吧里勾搭男人，而不是弗雷迪。他统领局面，控制着事情发展。弗雷迪在做音乐的时候非常强势，但在生活中他却没有那么强。”
皇后乐队返回巴哈德提虎卡，进行闭幕当晚演出时，里约已经下过几天暴雨，现场十分泥泞。在环球电视台的同步拍摄下，皇后乐队的演出流程和歌单与一周前没有变化。但是当唱到《我要挣脱一切》的时候，莫库里已经将假发和假胸留在酒店房间里了。他只是脱掉了上衣，一条毛巾搭在肩上。两个晚上的演出有超过六十万人到场观看，再次巩固了皇后乐队无人不知的地位。某次采访时，弗雷迪直率地承认：“南美洲的市场巨大。如果能突破这个市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回到伦敦，拿着丰厚回报的约翰·迪肯花钱买了一辆新的保时捷。他去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看菲尔·柯林斯的表演，开车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下，要求做酒驾呼吸检测。结果测出是醉酒驾驶，被罚款150英镑，吊销驾照十二个月。几天后，布莱恩·梅上首都电台DJ罗杰·斯科特的节目，要他选几首最喜欢的歌播放。梅选了一首史提夫·汪达的《不要醉酒驾驶》（Don't Drive Drunk），语气搞怪地说：“献给约翰，可能有人听说了，最近他在车子上发生了一点小问题。”
皇后乐队飞往新西兰，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举办九场巡演，这一段的状况就没那么轻松好笑了。第一晚演出位于新西兰奥克兰的斯玛特山体育场 [25] ，演出之前，新西兰电视台主持人、音乐记者，已故的迪伦·泰特邀请四个人做了一次电视采访。几乎都是莫库里在说话，梅低头研究指甲，泰勒全程戴着墨镜。除了梅之外人手一支烟。当泰特问到钱的问题时，迪肯脸上露出他常有的那种竭力抑制住不笑的表情。“我们几个都特别有钱，”莫库里说，“这个问题非常微妙，你得单独问我们每个人……财富催生了许多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麻烦。我们挣了这些钱，也跟着来了许多问题。”
如果莫库里讲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含糊不清，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喝酒。演出当日下午，弗雷迪和斯潘多芭蕾乐队的主唱托尼·哈德利在一起玩。这支新浪漫主义流行乐队去年发行了畅销白金唱片《游行》（Parade ），正处在巅峰时期，他们恰好刚结束澳大利亚的巡回演出，在没有安排的假期中无所事事。哈德利和莫库里闲着无聊，开了一瓶伏特加，喝精光，又开了一瓶波尔多葡萄酒……到了快演出的时候，弗雷迪已经躺平，靠着乔·法内利的帮助才穿上舞台服装。当莫库里登上可容纳三万人的斯玛特山体育场的舞台时，他开始不受控制地满嘴跑火车：“我的嗓子稀烂。”他跟观众说，而他前面还信誓旦旦地宣布要给新西兰人民“巨他妈爽的一晚”。之后，介绍布莱恩·梅的那首适合大型摇滚场合的《一锤定音》时，他说“接下来要让你们这些重金属粉听到射出来”！稍后，同样喝醉了的哈德利上台加入乐队，表演《监狱摇滚》，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哈德利记不起歌词，便开始唱小理查德的《图蒂·弗鲁蒂》（Tutti Frutti）。许多皇后乐队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他们唯一一次看到莫库里在演出之前喝醉。
到了悉尼，乐队在娱乐中心 [26] 的四晚演出全部售罄，寻欢作乐也没有断过。他们在一艘租来的游艇上纵酒狂欢，一名巡演工作人员和人打赌，从甲板上跳了下去，最后不得不出动海岸警卫队才救起来。这起事件造成悉尼港进出交通延误，皇后乐队被罚款5000美元。“‘作品’巡演途中发生了很多管理松懈的事情，”彼得·辛斯承认说，“因为钱大把地流进来，人们各种滥用，一切都失去控制。”
悉尼的演出有艾尔顿·约翰作为嘉宾，在其中一晚与莫库里和泰勒同台演出。莫库里跟朋友们说过，皇后乐队早期有困难的时候，艾尔顿曾经特别支援过他们，泰勒和迪肯后来也友情客串了艾尔顿1985年的《火上冰》（Ice On Fire ）、次年的《皮夹克》（Leather Jackets ）专辑的乐器演奏。后来，艾尔顿说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做的那些专辑是最糟糕的，主要归咎于沉迷可卡因。他在接受《原片》杂志采访时，回忆起过去的疯狂：“弗雷迪·莫库里玩得比我还大，这就厉害了。我们俩通宵作乐，上午11点还坐在那，人依然嗨着。皇后乐队应该要赶飞机去下一处了，弗雷迪还在说：‘哦，他妈的，再吸一条吗，亲爱的？’他这个胃口真是难以抑制。”
不过，莫库里确实有值得庆祝的事情。4月29日，皇后乐队在悉尼演出的最后一晚，哥伦比亚公司发布了弗雷迪的首张个人专辑《坏人先生》。这是莫库里花了两年时间，与联合制作人马克倾力打造的作品。皇后乐队的巡演键盘手弗雷德·曼德尔在一些曲子里负责弹钢琴，玛丽·奥斯汀的新男友、贝斯手乔·博特等多位临时乐手负责其余的乐器演奏。莫库里还打破了皇后乐队的一条常规，在专辑同名歌曲《坏人先生》中使用了交响乐团伴奏。在专辑封底的备注文字中，弗雷迪致谢“布莱恩、约翰和罗杰，因为他们没干涉我”，也谢了另外三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玛丽·奥斯汀，芭芭拉·瓦伦汀（“奶子大，胡作非为”）和维尼（“提供食宿”）。《坏人先生》整体风格上更偏向于《白热空间》，而不是《作品》。封面上的弗雷迪穿着运动背心，戴着太阳镜，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里面的音乐也有同样的迷思。《坏人先生》光鲜亮丽，完全是时下流行的风格。它那强劲的迪斯科和放克节奏，离《绝对心脏暴击》《皇后II》时期那种身披羽毛、臂上戴着银蛇环的华丽金属仿佛隔了一辈子。“它非常有节奏感，”莫库里对《唱片镜报》说，“是一张很自然的专辑。”
其实，其中的一些歌曲，比如《人造天堂》（Man Made Paradise）和《生命的意义远不于此》，早在《游戏》专辑的时候就已经有雏形了。雇来的吉他手保罗·文森特在《人造天堂》中弹奏的吉他独奏段，与皇后乐队十分相似，让人不免好奇，为何莫库里不干脆就让布莱恩·梅来演奏。总体来说，《坏人先生》的情绪很跳脱，从开篇自夸自嘲的歌曲《坏人先生》，跳跃到结尾真情外露的舒缓情歌《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爱我》（Love Me Like There's No Tomorrow），这首歌是专门为芭芭拉·瓦伦汀写的。莫库里不是不清楚他在作曲上的两极性。“我写的大多数歌曲都是情歌，讲述的是悲伤、折磨和痛苦，”他说，“但同时它们又轻佻放浪，不能尽信。基本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4月，抢先发布的单曲《我生来就是为了爱你》（I Was Born To Love You）在英国取得不错的第十一名。《坏人先生》以第六名的成绩登上英国排行榜，并在两周的时间里保持在前十以内。到了美国却不行，排到第一百五十九位。“《坏人先生》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莫库里后来解释说，“我想在这上面尝试所有在乐队里做不到的事情。”由于既不打算为这张专辑做巡回演出，也很少接受新闻采访，不难料到，它很难复制皇后乐队专辑的那种成功。弗雷迪的“毒友”艾尔顿·约翰会兢兢业业地记录自己每首单曲和每张专辑在榜单的位置，然后仔细研究数据，但莫库里对业务成绩好像没那么较真。一位百代内部人士解说道：“如果一张唱片没火，就再出一张。没有哪一首歌曲独特到会让弗雷迪说：‘就这样了……我再也不可能做得比这个更好了。’”莫库里也知道他在什么状况下发挥最佳。“我不会和乐队分家的，”他坚定地说，又补了一句，“没有其他人，我什么也不是。”
“作品”巡演结束后，迪肯跟泰勒去了西班牙，到伊比萨巴利阿里群岛上的别墅休息，鼓手之前在那里买了房产，供养他的新爱好赛汽艇；梅和家人留在澳大利亚度假；而莫库里回慕尼黑，回到他纠缠不清的感情关系中。除了周旋于维尼·基什伯格和芭芭拉·瓦伦汀的两头牵拽，弗雷迪又有了新的缘分。两年前，他在伦敦南肯辛顿的同性恋酒吧可可班纳遇见一位名叫吉姆·哈顿的爱尔兰理发师。1985年3月，两人又在天堂俱乐部相遇。哈顿根本不知道莫库里的身份，他回忆说，初见时莫库里的开场白是：“你鸡巴有多大？”吉姆顶回去，叫弗雷迪“收起你那假美国口音”。这两个人最终会走到一起，发展出一段出乎预料的持久关系，直至莫库里离世。
尽管皇后乐队在美国发展受挫，但到“作品”巡回演唱会结束时，他们几乎已经成功到很难再进一步了。“摇滚里约”感觉像是长久冲刺后的最终胜利。就如约翰·迪肯所言：“我们起步的时候，对未来有着宏大的构想。我们想做许多事，去许多地方。我们想让专辑在世界的这里、那里、每个地方都获得成功。然而，等我们真做到了，在那么多的国家都实现了目标，动力就减少了。”
迪肯此言既出，此时鲍勃·格尔多夫打给皇后乐队商业经理吉姆·比奇的一通电话，实在是再及时不过。它为皇后乐队带来了新的挑战。“乐队援助”慈善唱片大获成功之后，鲍勃·格尔多夫和米吉·厄尔准备再组织一场全明星慈善演唱会，以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非洲的饥荒救济。和做“乐队援助”一样，格尔多夫需要招揽尽可能多的知名人士加入这场演出，他极尽所能地恳求、说服、哄骗和打感情牌，拉来了诸多平时骄奢惯了的摇滚明星。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肯尼迪体育场将同步进行两场名为“拯救生命”的演出，时间也已经确认，定在7月13日，同时悉尼、科隆、莫斯科和海牙也将举办类似的慈善演出。据说，格尔多夫最先找的是布姆镇鼠乐队的兼职队友、键盘手斯派克·艾德尼。他请艾德尼帮忙试探皇后乐队的意向，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参加温布利的表演。“在新西兰的时候，我找到一个机会问他们，”他说，“他们回答说：‘他为何不直接来问我们呢？’我只好解释说，因为他担心会被拒绝。”
艾德尼没说之前就猜到皇后乐队会拒绝，他建议鲍勃·格尔多夫直接打电话给吉姆·比齐。1990年，格尔多夫回忆起他们之间的谈话，说：“我一直追着吉姆，甚至他在某个小海滩的度假村休假时我还给他打电话，我说，‘拜托，真的要命，他们到底是什么毛病 啊。’吉姆说：‘哎呀，你懂的，弗雷迪很敏感的。’然后我就说，‘你跟那个死基佬讲，这将是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事情。’”后来比齐同意再劝说皇后乐队。一开始他们是拒绝的。约翰·迪肯后来回忆起，在日本某场演唱会后的晚宴上，他们改变了主意。布莱恩·梅则回忆说格尔多夫曾在英国唱片协会颁奖典礼的晚宴上直接来找过乐队。“我以为他说的这件事是很难凑成的，”梅说，“但我跟他说，我们有兴趣。然后他打电话来，说需要我给一个承诺。”其实在完成“作品”巡演后，皇后乐队已经计划要休长假了。“我觉得我们五年内都不会再演出了——也许再也不演了。”泰勒告诉《魔力》。“我想那次巡演结束的时候，乐队是有一点要解散的可能性，”彼得·辛斯说，他还记得，“确实是好说歹说才让弗雷迪愿意参加‘拯救生命’。”
同时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急于要在莫库里的一次性投资上收到回报，他们又推出了一张单曲唱片。这首叫作《来自天堂》（Made in Heaven）的抒情歌曲气魄宏大，视频导演大卫·马莱特为它拍摄了一部同样张扬的宣传片。弗雷迪挥舞着薄到透明的猩红色披风，站在18米高的地球顶端俯视众生，他的脚下匍匐着众多扭动翻滚着肢体的半裸舞者。整个场景看起来既魅惑又超现实，有着希罗尼穆斯·波希 [27] 式的画风，但单曲在英国销量一般。
弗雷迪少见地接受了一次宣传采访，同意参加英国广播公司1台由DJ西蒙·贝茨主持的节目。有两个条件：一是采访必须在莫库里的主场——皇后乐队的办公室进行，二是不允许提关于莫库里父母的问题。虽然主唱的性取向在业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但他始终没有对父母直说过。“保萨拉家是非常传统的帕西家庭，”莫库里的前私人助理彼得·弗里斯通说，“弗雷迪本能地知道他的家人能够接受多少程度的现代观念。他在照顾家人上非常小心，不希望他们勉强和妥协。而且他觉得他们知道得越少，就越能避免面向公众去讲述。”不过布莱恩·梅记得，莫库里会在演出前宣布，“嘿，母亲今晚来听演唱会，我要多讲几句脏话。”莫库里的父母去“花园小舍”探望儿子时，他的男朋友吉姆·哈顿会被简单介绍为家里的园丁。
原本敲定的采访日期被莫库里取消，他说身体不适。后来采访终于约成，过程中莫库里伸出舌头展示自己生病的迹象，DJ有些惊讶。“他这舌苔像毛呢外套一样粗糙，”贝茨告诉听众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健康的样子了吧，很明显他的病还没有好全。”莫库里承认“我是有点夸张了”，不过他又告诉贝茨，既要做自己的个人专辑，又要对皇后乐队负责，他有些体力耗尽。
几杯伏特加兑汤力水下肚之后，莫库里精神活跃了不少，对某些问题的回答也令人惊讶地坦率起来。他同意“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舞台形象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不过人们被蒙蔽了双眼，以为他台上台下都是这个样子。他承认自己在工作上是很“难搞”，认为想要在音乐行业取得成功，就不可能太和善。而且他敏锐地观察到，和皇后乐队早期比起来，现在的观众已经越来越难被惊艳到。“现在要离经叛道需要付出更多。”他说，把人们对男孩乔治的态度作为例子，他是风靡全国的流行乐队文化俱乐部乐队的主唱，喜爱变装。被问及皇后乐队之前的生活时，莫库里最远只谈到伊林学院。“很久以前的事了……布尔战争 [28] 那时候吧。”他开玩笑说，完全没有提到印度或是桑给巴尔。采访结束前，他跟贝茨说，“拯救生命”是皇后乐队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他们不用依靠夺人耳目的舞台装备也照样能演。难得一次，莫库里露出了一丝他强大盔甲下的柔软。贝茨做完采访后的印象是，莫库里“真的很在乎人们对他的看法”。
鉴于大卫·鲍伊、艾尔顿·约翰和谁人乐队等老友加老对手都已经确认参与“拯救生命”，皇后乐队的好胜心和较真的专业精神被激起来了。7月10日，他们预订了伦敦北部的肖恩剧院 [29] ，用三天时间进行精心排练。休息的间隙，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请他们四位做了一个问答式电视采访。四人同时出现在画面上，让人想起当年早些时候在新西兰电视台的采访。弗雷迪依旧不安地吸着烟，几个人肢体语言也有点僵硬。泰勒坐着动来动去，不时揉揉鼻子；约翰·迪肯面露神秘的微笑，但一句话都没说。这一次梅和莫库里共同担任发言人的角色。
当问到皇后乐队是因为支持赈灾救济，还是因为“拯救生命”不容错过而答应出演时，弗雷迪回答说，“两者都有一点儿吧。”莫库里坚称，“拯救生命”是件好事，皇后乐队也很愿意参加录制“乐队援助”单曲。不过他也直率地说，这场演唱会“邀请了世界各地最大最著名的乐队，我们为何不去？”单纯从利己的层面看，他们应该也希望通过参与这个活动，修复“太阳城事件”之后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乐队的关系日渐疏远，这件事也许真的像罗杰·泰勒所说，给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当被问及这么多乐队参与表演，是否会暗自互相较劲时，四人都笑出声来。“哦，来参加的都会尽力想超越其他人的吧，我觉得。”莫库里说。你们会演哪些歌曲？记者问道。“我们还在争论呢。”主唱咧嘴一笑。泰勒接口说，“我们必须找那种世人皆知的，远到……土耳其都熟悉的那种。”第一步，乐队列出一份歌曲清单，思考怎么把这些歌曲串联起来，并缩短某些曲目，以便能够再多放一些歌。第二步，确保全部唱完的时间不超过限定的二十分钟。
“于是我出去买了几个电子钟，”彼得·辛斯介绍，“把它们插上电源，安装在排练台前面，这样就可以随时看时间有没有到。皇后乐队做事情就是这么一丝不苟。大家的态度是，OK，我们要怎样做到最好？舞台上没有干冰烟雾，没有灯光装置，而且上台的时间是下午不是晚上。那我们就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热门金曲。”
四天后，7月13日中午时分，身着浅色西服的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加上鼓技师“水晶”泰勒，在温布利球场的VIP区域就座，他们身边坐着大卫·鲍伊、鲍勃·格尔多夫、乔治·迈克尔和艾尔顿·约翰等人。英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理查德·斯金纳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出：“伦敦时间中午12点，费城时间早上7点，‘拯救生命’全球慈善演出现在正式开始。”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入场，舞台上的皇家卫队军乐团奏出王室出场曲，伴着乐声，两人在皇后乐队的前一排落座。几秒之后，苏格兰风笛声消失，电吉他声响起，现状乐队以他们的金曲《摇滚全世界》（Rockin' All Over the World）的吉他连复热闹开场。舞台之下，七万人潮开始涌动。
大约二十分钟表演后，前果酱乐队的主唱保罗·韦勒带着他的新乐队风格议会乐队 [30] 登场，演奏乐队热门歌曲《你是最好的》（You're the Best Thing），以更小资的巴黎咖啡馆流行风格代替了现状乐队的阳刚硬朗摇滚。1点钟时，鲍勃·格尔多夫离开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席，这一个小时里他一直在敦促电视观众认捐，现在轮到他上场带领自己的布姆镇鼠乐队表演。他们演了两首热门单曲和一首新的非热门单曲。这件事开了个头。几分钟后，亚当·安特上台疾呼“全世界都在注目，让我们慷慨相助”，然后他有点破坏气氛地表演了自己的新单曲《摇滚万岁》（Vive Le Rock）。
无论参与表演者在音乐上的私心是否实现，到1点的时候，演出已经筹到4万英镑。除了在现场全情投入的观众，每户人家、商店和酒吧里的电视似乎都在播放这场演唱会。演出持续了整个下午，斯潘多芭蕾乐队上台了，布鲁斯大师B. B. 金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了表演，因主演八十年代喜剧《看守者》（Minder ）出名的伦敦喜剧演员丹尼斯·沃特曼在温布利的后台游说，并鼓励电视机前的观众“捐出你的一份”。此时的舞台，斯汀和菲尔·柯林斯合演了经典歌曲（柯林斯随后飞到费城，在美国的“拯救生命”现场表演了自己的歌曲），布莱恩·费瑞唱了几首沉闷的普通金曲，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大卫·吉尔莫为他助阵弹主音吉他。
在后台，布莱恩·梅承认，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在“拯救生命”时这样紧张。假如当天真的有可以抢皇后乐队风头的，那只能是U2乐队的表演了。杰克·尼科尔森在费城报幕说“有请来自伦敦、心在都柏林的U2乐队”，这支源于爱尔兰的摇滚乐队从金曲《血色星期天》（Sunday Bloody Sunday）开始表演。这一天，U2乐队被视为可以与老牌明星，如恐怖海峡乐队、鲍伊、谁人乐队——以及皇后乐队一较高下的新生力量。成军于八十年代的他们是一个拥有自己特色、值得尊敬且认真的团体，主唱波诺还同时具备老前辈们的那种镇住全场的气势。有趣的是，皇后乐队几年前曾拒绝U2乐队作为暖场乐队，据彼得·弗里斯通后来所说，莫库里受不了乐队的风格，尤其是波诺的说教。
不管怎样，《血色星期天》作为开场是不错的，可当他们开始表演第二首歌《坏》（Bad）后不久，波诺扒到舞台边缘的围挡上，叫一个在观众席里的姑娘上台来加入。不知道是保安人员无法还是不愿配合，这个举动遭到阻止，波诺索性越过舞台和人群之间隔着的围栏地带，进入观众当中，拉走了另一个年轻女孩。他用手臂环着她，带着她缓缓起舞，每一个动作都被记者手中闪光的照相机和摄影师的镜头捕捉下来。全国都目睹了他的表演。但是，因为这段即兴发挥，他们剩余的歌单无法完成。波诺完事后回到台上，已经没有时间再唱乐队去年夏天取得第五名成绩的流行金曲《骄傲（以爱之名）》（Pride [In The Name of Love]）了。U2乐队只好下台，波诺认为自己的行为给乐队抹了黑。事实上，他的这段围栏华尔兹不失为一个小小的放松，毕竟观众已经被紧锣密鼓、中规中矩的表演轰炸六个小时了。
此时，无论是在费城的沙滩男孩乐队，还是在伦敦温布利的恐怖海峡乐队，都不能期望再出现如此随性的表演。回到电视导播镜头前，疲惫不堪的格尔多夫已经开始对着摄像机用恳求的语气说：“援助的金额还不够……立即拨打电话捐款！我们要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电话捐款凑足100万英镑。赶紧拿起电话！”
皇后乐队登台前一个小时，弗雷迪·莫库里坐着豪车抵达后台，他的喉咙依然有感染，在西蒙·贝茨采访中提到的病痛并没有痊愈。“医生说他的问题很严重，不能表演，”英国广播公司“拯救生命”团队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的身体完全不行，但他就是坚持要上。”喜剧明星梅尔·史密斯和格里夫·瑞思·琼斯从台上下来，他们穿成警察的样子，在舞台侧翼等着上场为“女王/皇后乐队”报幕。人群看不见的地方，布莱恩·梅也在向外偷偷张望。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清楚地看到台下观众了，因为皇后乐队常年演出时间都不是在白天。然而皇后乐队决定不等最后压轴上台的好处此刻却显现出来了。“到六点的时候，有的观众在台下已经待了七个小时，”彼得·辛斯回忆说，“他们需要刺激，他们的兴致正在衰退。”
皇后乐队一直在旁观，他们就担心一件事：声音不够大。“我们没办法做试音，”罗杰·泰勒说，“但是我们派出我们优秀的音响工程师去检查声效系统。”冲在前面的是皇后乐队的音响师崔普·哈拉夫，他偷偷地开大了音量控制按钮，获得了戏剧性的效果。“我们比‘拯救生命’的其他任何人都要响，”泰勒说，“在体育场做演出，必须要盖过人群。”
傍晚6点40分，皇后乐队走上舞台。温布利体育场楼上办公室里，鲍勃·格尔多夫接起电话，他们收到来自一位阿拉伯商人的100万英镑捐款。通完话，还没回神的格尔多夫突然又注意到外面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那是他当天第一次能够将乐队的音乐听得清清楚楚。后来他说：“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是谁把这声音搞出来的？’”接着他听到观众齐声合唱，外面像一台巨型点唱机，金曲一首接一首地喷涌而出，他的第二个反应是一阵震惊：“这他妈到底是谁在唱？”
[1] 英文名为“Record Plant”。
[2] 英文名为“Status Quo”。
[3] 英文名为“Heavy Petting”。
[4] 英文名为“Def Leppard”。
[5] 英文名为“REO Speedwagon”。
[6] 此时杰克逊五兄弟乐队已更名为杰克逊兄弟乐队（The Jacksons）。
[7] 2014年，皇后乐队与迈克尔·杰克逊遗产委员会达成协议，发行了莫库里与杰克逊合唱、皇后乐队伴奏的《生命的意义远不于此》，收录在皇后乐队精选集《皇后乐队隽永情歌》（Queen Forever）中。莫库里和杰克逊合作的《震惊状态》和《胜利》至今尚未发行。文中说《胜利》这首歌出现在杰克逊兄弟专辑《胜利》中，是错误的。这张专辑仅用“胜利”作为专辑名，并未发行《胜利》这首歌。
[8] 这首咏叹调为《穿上戏装》（Vesti La Giubba），同时也是皇后乐队借用为专辑名的同名电影的电影插曲。
[9] 好莱坞五六十年代的性感电影明星。
[10] 英文名为“Pinewood Studios”。
[11] 英文名是“Culture Club”。
[12] Benny Hill（1924—1992）是英国的老牌三俗笑星，表演过多个女装造型，曾与创世记乐队合作过。
[13] 如今，梅再看这部MV时，表示其中的场景正是莫库里当时生活状态的反映，也就理解了。
[14] 英文名为“The Boomtown Rats”。
[15] 2014年，由梅和泰勒重新制作的皇后乐队版本的《爱伤人》发行，收录在精选集《皇后乐队隽永情歌》中。
[16] 英文名为“Sun City Superbowl”。
[17] 皇后乐队同意接受罚款，但条件是款项必须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18] 英文名是“Ultravox”。
[19] 英文名为“Iron Maiden”。
[20] 英文名为“Whitesnake”。
[21] 英文名为“Scorpions”。
[22] 英文名为“The Grateful Dead”。
[23] 英文名为“The Band”。
[24] Katharine Hamnett，获得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英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以设计政治宣传口号的服装闻名。
[25] 英文名为“Mount Smart Stadium”。
[26] 英文名为“Entertainment Centre”。
[27] 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希罗尼穆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来自天堂》的视频场景的确让人有几分想起他的名作《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28] 发生于十九世纪。
[29] 英文名为“Shaw Theatre”。
[30] 英文名为“Style Counc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