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贝拉克和我结婚了。婚礼在位于南城的三一联合基督教堂举行，有三百多位亲友到场。婚礼很盛大，也不得不盛大。我们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婚礼，所以宾客名单短不了。我和这里的渊源太深。我不只有堂（表）兄弟姐妹，还有堂（表）兄弟姐妹的堂（表）兄弟姐妹，他们又有孩子，这些人一个都不能落下，正是他们所有人使得婚礼那天更欢乐、更有意义。

我父亲的弟弟妹妹都来了。我母亲那边的亲戚也全部到场。还有我的邻居和老同学，其中有普林斯顿的同学，有惠特尼·扬的同学。史密斯太太协助筹备我们的婚礼，她是我高中副校长的太太，现在依然住在欧几里得大道，离我家不远。住在我家对面的汤姆森夫妇带着他们的爵士乐队，将在接下去的婚宴上演奏。我的伴娘桑蒂塔·杰克逊穿着一件黑色的低胸长裙，看起来热情奔放。我还邀请了盛德的老同事和市政厅的新同事。到场的还有贝拉克事务所的合伙人，以及他做社区组织者时的同事。他在夏威夷读高中时的一帮哥们儿也来了，他们吵吵闹闹，跟他从肯尼亚来的几个亲戚愉快地互动，那几个亲戚戴着颜色鲜艳的东非风格的帽子。让人伤心的是，贝拉克的外祖父在前一年冬天因为癌症去世。但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赶到了芝加哥，欧玛和玛雅—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也远渡重洋从其他大陆赶来，所有人聚在一起，为贝拉克和我送上祝福。这是我们两家人第一次见面，感觉令人愉快。

我们被爱包围着—奥巴马家的人风格各异、十分多元，而来自南城的罗宾逊一家都是扎根本地的人，现在两家人明显地交织在一起，坐在教堂里一排一排的长椅上。克雷格陪着我走红地毯，那时我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我们走到前面时，我和母亲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她坐在第一排，穿着我们一起挑选的一件带亮片的黑白拖地长裙，看起来雍容华贵。她的下巴高抬着，眼神里满是骄傲。我们的心依然每天在为失去父亲而疼痛，但就像他希望的那样，我们在继续生活。

贝拉克那天早晨醒来有点感冒，头痛得厉害，但到了教堂后，他的头奇迹般地不痛了。他站在圣坛旁边，微笑着看向我，眼神明亮。他身上穿着一件租来的燕尾服，脚上是一双锃亮的新鞋。相较于我，婚姻对他而言要更加神秘，但是在我们订婚后的十四个月里，他对于筹备婚礼可以说是全情投入。我们认真地为这一天挑选所有东西。贝拉克起初说他对婚礼细节不感兴趣，结果最后从花卉布置到婚宴上的开胃饼，他都细心周到地给出了意见，而且态度坚决，这也是预料之中的。我们的婚宴将在仪式结束一小时后，在南岸文化中心举办。我们还挑选了婚礼歌曲，由桑蒂塔在钢琴伴奏下用她令人销魂的嗓音来献唱。

那是史提夫·汪达的一首歌，名为《你和我（我们可以一起征服世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时还是个小女孩，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外祖父送给我一张名为《发音书》的唱片作为礼物，那是我拥有的第一张唱片，我无比珍视。我把它放在外祖父家里，并得到允许，每次去那儿都可以听。他还教我如何打理黑胶唱片，怎么给唱片的凹槽除尘，怎么从转盘上抬起唱针，小心地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播放唱片时，他通常都会回避，让我独自一人享受音乐，这样我就可以不受打扰，用我稚嫩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高声唱那些曲子，学习唱片能教给我的所有东西。“哦，在我心中，我们可以一起征服世界/我们坠入爱河，你和我，你和我，你和我……”

我当时只有九岁。对于爱情、承诺和征服世界还一无所知。我只是在脑海中模糊地、闪闪烁烁地幻想：爱情是什么样子，有一天谁会走入我的生命，让我感觉无比强烈。会是迈克尔·杰克逊吗？会是小熊队的乔丝·卡德纳尔吗？还是一个像我爸爸那样的人？我还没有开始想象他的模样，是的，那个会成为我的那个“你”的人。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了。

三一教堂充满活力，注重精神交流。贝拉克早在做社区组织者时就开始到这里来，后来，我们在城里许多年轻的黑人朋友的引领下（多为职场人士），正式成为它的一员。教堂的牧师是耶利米·莱特，他是一位热心社会正义且极富感染力的传道者，为我们主持婚礼的正是他。他向到场的亲友致欢迎辞后，举起我们的结婚戒指让所有人看。在到场的这些深爱我们的亲友见证下，他动人地讲述缔结婚姻意味着什么，这些人作为一个集合，了解贝拉克的全部、了解我的全部。

我当时就感受到了这场婚礼的力量以及这个仪式的意义，我们站在那里，对未来还一无所知，只是抓着彼此的手，说出了我们的结婚誓词。

不管将来的路怎样，我们都会携手走下去。我之前在全力地为这一天做准备，好像整个过程的优雅得体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现在明白了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我会永远记住的。它给了我任何东西都不曾给过的安全感。我对我们的婚姻充满信心，对面前这个男人充满信心。当众声明这件事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看着贝拉克的脸，我能肯定他也是一样的感觉。我们两人那天都没有哭，我们的声音也没有颤抖，我们只是感到有点头晕目眩。从教堂出发，我们要带着几百位见证人，一起去参加婚宴。我们兴高采烈地吃喝跳舞，直到筋疲力尽。

…………*…………

我们的蜜月计划是去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进行一次悠闲低调的自驾游，享受美酒、泥浆浴、美食还有睡懒觉。婚礼第二天，我们飞往旧金山，在纳帕待了几天，然后驱车上一号公路前往大苏尔。我们在那里读书，望着蔚蓝的大海发呆，放空自己。整个过程十分美好，虽然贝拉克的感冒又卷土重来且症状不轻；虽然泥浆浴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放松，而是黏糊糊的有点不舒服。

忙碌了一年后，我们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贝拉克起初计划在我们婚礼前几个月完成他的书稿，然后入职新的律师事务所，但是最后这些计划都暂时搁置了。1992年年初的时候，一个名为“投票项目”的全国性无党派组织的领导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负责该组织在伊利诺伊州的工作—在芝加哥设立一个分部，为11月的大选登记黑人选民。这个组织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致力于在少数族裔投票率一向偏低的州登记新选民。据估计，伊利诺伊州大约有四十万非洲裔美国人具备投票资格而没有登记注册，他们主要集中在芝加哥市区及周边地区。

那份工作的薪水少得可怜，但是符合贝拉克的核心理念。1983年，在芝加哥进行的一个类似的选民登记运动帮助哈罗德·华盛顿成功当选市长。1992年，赌注的风险也很高，结果另一位非洲裔候选人—卡罗尔·莫斯利－布朗在美国参议院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后来，也就是2004年，他还参加了竞争激烈的总统大选）。同时，比尔·克林顿将与乔治·H. W. 布什（老布什）在大选中展开对决。此时不是少数族裔选民置身事外的时候。

如果只是简单地说贝拉克积极投身于这份工作，那就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了。要知道，“投票项目”的目标是以一周一万人的惊人速度来登记伊利诺伊州的新选民。这份工作类似于他做基层组织者时的工作：在那年春夏两季，他和他的团队去了无数教堂的地下室，挨家挨户跟没有注册的选民谈话。他和社区领袖保持着紧密联系，无数次地游说富裕的捐赠者出资，帮助制作电台广告并在黑人社区以及公共住宅区散发宣传手册。那个组织的目标坚定而明确，且直接反映了贝拉克内心的想法—投票是会产生影响的。如果你想要变革，就不能在大选日那天待在家里。

晚上，贝拉克回到我们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家，经常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烟味儿—他还在背着我抽烟。他看起来很疲惫但并不颓废。他认真地记录着注册的人数，到仲夏时达到平均每周七千人，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还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他在制订行动计划—如何将信息传递出去，如何争取更多的选民、找到更多的资助。他似乎把那些挑战视为像魔方一样的智力测验，只要他能把正确的方块以正确的顺序排好，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告诉我，最难说动的人群是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对政府完全没有信心。

而我也完全投身于政府事务。我当时已经跟着瓦莱丽在市长办公室工作了一年，负责几个部门之间的联络工作，包括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门。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直接为民众服务，这让我充满活力，而且感觉十分有趣。曾几何时，我在一间安静的铺着豪华地毯的办公室里写案情摘要，一抬头就能看到窗外的密歇根湖。后来，我在市政厅最高楼层的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工作，每天都有人在喧闹、在大楼里进进出出，一刻不停。

我逐渐了解到，政府事务是错综复杂的、没有尽头的。我不停地往返于和不同部门领导的会议之间，和各处长的下属职员一起工作，有时还被派到芝加哥周边各社区，跟进市长收到的投诉意见。我曾经去视察过一些需要被挪走的倒下的树，和忧心交通状况、垃圾收集状况的社区牧师交谈，还经常代表市长办公室参加社区宴会。有一次，我还在北城一个老年人野餐会上劝架。这些都不是一个公司法律师该干的事，但也因此让我觉得很有吸引力。我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体验着芝加哥。

同时，我也在学习另外一些有用的东西，在苏珊·谢尔和瓦莱丽·贾勒特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可以学到很多。在我看来，她们两个是有着强大自信心且有着浓浓人情味的女人。苏珊主持会议时有一种坚定而从容的优雅。瓦莱丽在一屋子固执己见的男人面前，并不惮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经常还会巧妙地让其他人转而支持她的论点。她就像一颗高速运转的彗星，我认定她是一个会有所作为的人。在我婚礼前不久，她升任负责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事务的处长，并邀请我做她的助理处长。和贝拉克蜜月旅行结束后，我就走马上任了。

我和瓦莱丽的接触比跟苏珊要多，但是我仔细观察了她们两人做的所有事情，就像我当初观察我大学时的良师益友泽妮一样。她们都是了解自己的声音而且不惮于使用它们的女人。她们在需要的时候会表现得幽默而谦卑，但是遇到满口大话的人也不会被吓倒，而且她们不会怀疑自己所持观点的力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她们都是职场妈妈。我在这方面也认真观察过她们，因为我知道自己将来有一天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瓦莱丽即使在开大会时，接到女儿学校打来的电话，也会马上走出会场。苏珊也一样，如果她的儿子发高烧或者要在幼儿园的音乐会上表演，她会在上班时间冲出去。她们毫不愧疚地将自己孩子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即使那会打乱工作节奏，她们也没有试图将工作和家庭截然分开。我在盛德工作时，发现事务所的男性合伙人会将工作和家庭截然分开。我不确定这种区分对瓦莱丽和苏珊而言算不算一种选择，因为她们既要承担起母亲应尽的各种责任，又都离了婚，需要面对情感上的动荡和经济上的挑战。她们并没有追求完美，但总是能够做到出色，两人之间还缔结了深厚的、互助的友谊，这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们扔下了所有伪装，活出了自己，而且活得精彩，活得内心强大，并给他人树立了榜样。

贝拉克和我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度蜜月归来后，迎接我们的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11月的大选带来了一轮鼓舞人心的变化。比尔·克林顿在伊利诺伊州和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将只做了一个任期的老布什总统请下了台。卡罗尔·莫斯利－布朗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女参议员。更让贝拉克兴奋的是，大选日当天的投票人数足以载入史册，通过“投票项目”直接登记的就有十一万新选民，它发起的范围广泛的“走出去投票”宣传活动对整体的投票人数可能产生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近十年来第一次，芝加哥有超过五十万黑人选民参与了投票，这证明了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能够改变政治结果。这也向立法者和未来的从政者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重新确立了一种随着哈罗德·华盛顿的离世而消失的感觉，那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是十分重要的，任何人如果无视或者不重视黑人的需求和关切，将会在政治上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也间接地向黑人群体传递了一个信息，进步是可能的，他们的价值是可见的。所有这些都让贝拉克感到振奋。虽然很累，但是贝拉克热爱这份工作，它让他了解了芝加哥复杂的政治体系，也证明了他的组织天分可以在更广的层面上得到发挥。他与基层领导、普通公民和当选的官员通力合作，并奇迹般地取得了成果。有几家媒体已经注意到了“投票项目”的重大影响。《芝加哥》杂志的一位撰稿人将贝拉克描述为一个“高个子、为人友善的工作狂”，并建议他将来也竞选公职，贝拉克对此不以为意。

坏消息是，贝拉克有麻烦了，因为一直忙于登记选民的工作，我刚刚嫁给的这个“高个子、为人友善的工作狂”没能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书稿，只写了一部分。我们从加利福尼亚回家后，得知出版社已经取消了与他签的合同，并通过他的文学代理人传话说，他要把40000美元的预付金还回去。

就算他着了慌，那他起码也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那时我正忙着适应市政厅的新工作，相比之前的工作，我当时要参加很多分区董事会议，老年人野餐会这样的活动就去得少了。虽然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没有之前做公司法律师时那么长，但市政厅烦琐的事务让我到了晚上已筋疲力尽，不想再处理家里的麻烦事，而更愿意倒一杯葡萄酒，脑子什么都不想，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说我从贝拉克对“投票项目”神魂颠倒的投入里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替他着急也没用，部分原因是，我比他的压力还要大。混乱让我不安，但是似乎让贝拉克精神焕发。他就像杂技团的表演者一样，喜欢看着一堆盘子转起来，如果事情太平静了，他就会觉得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我逐渐意识到，他是个停不下来的工作狂，完全不考虑时间和精力的极限，一直在接新工作。比如，他一面答应在几个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任职，一面又答应芝加哥大学在第二年的春季学期兼职教一门课，同时还计划着在律师事务所做全职工作。

然后还有那本书。贝拉克的文学代理人确信她能把这个选题卖给另一家出版社，不过他必须尽快完成书稿。他的教学工作还未开始，又得到那家已经等了他一年的律师事务所的允许，于是事情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要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写书，在某个地方租一个小木屋，摆脱所有让他分心的事，专心致志地写作。这就像是在大学里熬通宵疯狂赶论文，只不过贝拉克预计他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书稿。大约是在我们婚礼后六周，一天晚上在家时他向我说了这个计划，然后小心翼翼地透露了最后一点信息：他的母亲已经帮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小木屋。事实上，她已经帮他租下了。在海边，房租不贵，环境安静。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沙努尔，距我有9000英里远。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冷笑话，不是吗？当一个喜欢离群索居的男人娶了一个外向的重视家庭、一丁点儿都不喜欢孤独的女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对于婚姻里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不管你是谁，面对的是什么事情，最佳的也是最行得通的方案就是—你要想办法去适应。如果你永远陷在里面，那就真的没有选择了。

也就是说，1993年年初，贝拉克飞到了巴厘岛，独自和他的思想一起度过了五周，写他那本名为《我父亲的梦想》的书。黄色的美式笔记本上写满了一行行工整的字。他每天在椰子树和拍打着海岸的浪花间漫步，撷取写作灵感。与此同时，我留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家里，住在母亲的楼上。又一个铅灰色的冬天降临在了芝加哥，树上和人行道上都结了冰。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满，晚上会去见朋友或者上健身课。在平常工作或者在市里和朋友聚会时，我发现自己能随口说出那个奇怪的新名词—“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和我想买一套房子。我的丈夫是个即将出书的作家。那个词新鲜，让人愉快，是对一个不在场的男人的记忆再现。我非常想念贝拉克，但是我为当时的情况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虽然我们新婚宴尔，但这种小别的插曲可能也是有好处的。

他带着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跑到9000英里之外奋战，也许是为我好，不希望我看到他一团糟的状态。我提醒自己，我是嫁给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在用自认为最明智和高效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事情，虽然从表面来看他似乎是去海边度假，和我一起度完蜜月后又去享受一个人的蜜月（在孤独的时刻我禁不住这么想）。

你和我，你和我，你和我。我们在学着适应，将彼此融进一个更坚实和长久的“我们”的形式中。虽然我们仍然是和过去一样的两个人，是和过去几年一样的一对情侣，但我们有了新的标签，有了第二重身份。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们站在教堂里，大声说出了这句话，向彼此，也向全世界。那时感觉我们的确需要为对方做更多。

对于许多女人而言，包括我自己，“妻子”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它承载着历史。如果你和我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长大，你应该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妻子似乎就是那种电视情景喜剧里的白人女性，她们愉快活泼，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紧身胸衣。她们待在家里，围着孩子转，在灶台前把晚饭做好。她们有时会喝杯雪利酒，和真空吸尘器推销员调情，但是兴奋之处似乎也就到此为止。讽刺的是，那时在我们欧几里得大道的起居室里，经常是我在看这些电视剧，而我那个待在家里的母亲则毫无怨言地在准备晚饭，我仪表整洁的父亲工作一天后在休息。我父母的分工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传统。贝拉克有时会开玩笑说，我的成长过程像是黑人版的《反斗小宝贝》 [1] ，住在南岸社区的罗宾逊一家和住在梅菲尔德的克利弗一家一样安稳、幸福，不过我们是贫穷版本的克利弗一家，我父亲穿的是蓝色城市工人制服，克利弗先生则西装革履。贝拉克做这个类比时带着一丝羡慕，因为他自己的童年非常不同，另外，这也颠覆了人们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那种固有印象，认为我们大都住在破败不堪的房子里，我们的家庭也无法像我们的白人邻居那样，实现安稳的中产阶级梦想。

就我自己来说，小时候我更喜欢的是《玛丽·泰勒·摩尔秀》 [2] ，看得入了迷。玛丽有一份工作，有时髦的衣服，头发也很好看。她独立且有趣，和电视里其他女人不同，她遇到的问题都很有意思。她不会谈论孩子和家庭琐事。她不允许卢·格兰特对自己颐指气使，她也不一心只想找个男人嫁了。她既活力四射又成熟老练。在网络时代到来很久很久之前，世界几乎完全是通过三个电视频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而它们的影响很大。如果你是一个有头脑的女孩，并模糊地认识到你未来不想只成为一个妻子，那么玛丽·泰勒·摩尔就是你的女神。

二十九岁的我坐在公寓里，而多年前，我就是坐在这里看那些电视节目，吃耐心而无私的玛丽安·罗宾逊做的饭菜的。我拥有的太多—良好的教育、对自我的健康认知、满怀的雄心壮志，这些是她灌输给我的，我知道我尤其要感谢我的母亲。在我上幼儿园之前，她教我认字，我像只小猫一样窝在她怀里，她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教我念从图书馆借的《迪克和简》。她精心地为我们准备饭菜，把西兰花和抱子甘蓝放在我们的盘子里，让我们必须吃。而且，我的舞会礼服都是她亲手做的，你能相信吗？我想说的是，她勤勉地为我们操劳，给了我们她的一切。她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了家庭。我这时才意识到，她为我和克雷格付出的那些时间，都是没有花在她自己身上的时间。

我人生最大的幸运给我带来了心理上的矛盾。我从小被教育要自信，不要给自己设限，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追求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且一定可以得到。我确实也什么都想要。因为就像苏珊娜说的那样：为什么不呢？我想像玛丽·泰勒·摩尔那样成为一名独立的职业女性，活得洒脱而充满激情，同时我也想做一个能够保持家庭稳定、有牺牲精神、看似平凡的妻子和母亲，而这两者又不会互相限制。我希望效仿我的母亲，同时又希望和她完全不同。这件事思考起来很奇怪，让人困惑。我能拥有一切吗？我会拥有一切吗？我不知道。

这时候，贝拉克从巴厘岛回家了，他晒黑了，带着一个装满了笔记本的书包，他离群索居的生活换来了文学上的胜利。书稿基本完成了。几个月之后，他的文学代理人把书稿卖给了另一家出版社，还清了他之前的债务，并敲定了出版计划。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又回到了新婚生活的轻松节奏里。贝拉克回来了，结束了他的隐居生活，回归到我的世界里。我的丈夫。他微笑着听我讲笑话，听我讲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吻我入睡。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做饭、工作、大笑、做计划。那年春末的时候，我们攒够了钱，买了一套公寓，离开了南欧几里得大道7436号，搬进一套位于海德公园社区的铁路风格的漂亮公寓，里面装着硬木地板和镶有瓷砖的壁炉，我们在那里开启了新生活。在贝拉克的鼓励下，我又冒了一次险，换了另一份工作，告别了市政厅的瓦莱丽和苏珊，开始尝试在一直感兴趣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并担负起让我有机会成长的领导职位。关于自己的生活，我还有很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如何既成为“玛丽”又成为“玛丽安”，这个谜还没有解开。但是当时，所有这些深沉的问题都暂时被我抛在脑后，不闻不问。我想，眼下不必烦恼这些，因为我们如今是“我们”了，我们很快乐。而快乐似乎是一切的起点。

[1] 《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 ），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剧，片中的克利弗家，已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模范。他们这一家，就是你希望自己也拥有的那种快乐家庭，包括一个亦师亦友的聪明老爸华德、高贵又能干的妈妈琼、在学校出尽风头的运动健将大哥华利，以及幺儿小毕。小毕是个平凡的八岁小男孩，他总是努力让自己少惹麻烦，但是最后总是有一千个理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2] 《玛丽·泰勒·摩尔秀》（Mary Tyler Moore Show ），1970年上映的美国电视剧，该剧讲述的是女性如何在光怪陆离的大都市中发现自己、爱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