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作让我感到紧张。我受雇于一家名为“公众联盟”的组织，在其于芝加哥新成立的分会担任执行董事，而这个组织本身也刚成立不久。也就是说，我要在一个新机构里再创业，并且是在一个我没有丝毫专业经验的领域。“公众联盟”是一年前在华盛顿成立的，创始人是瓦内萨·基尔希和卡特丽娜·布朗，两个人当时都刚刚大学毕业，希望帮助更多人进入公共服务和非营利工作领域。贝拉克在一次开会时认识了她们，并成为这个组织董事会的成员，最终向她们推荐我担任职务。
这家机构和“美国教育行动”的模式有点类似，在当时来说是相对新颖的：“公众联盟”招募有才华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集中培训和负责的导师，介绍他们进入社区组织和公共服务机构带薪实习十个月，希望他们能够施展才华，做出有益的贡献。其更大的目标是，借这些机会让受招募的人—我们称其为“盟友”—在未来有经验和动力继续从事非营利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以此来助力新一代社区领袖的培养。
这个愿景引起了我很深的共鸣。我还记得在普林斯顿上大四那年，我的同学大部分要么在准备MCAT [1] 和LSAT考试，要么穿上正装去面试公司管理培训生的岗位，从未考虑过甚至从未意识到还有很多公益性职位的存在（起码我是这样）。“公众联盟”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改变当时这一状况，拓宽正在选择自己职业道路的年轻人的视野。我尤其欣赏的一点是：它的创始人不是想把常青藤名校的毕业生空降到城市的社区里，而是更注重发掘和培养当地的人才。你并不需要拿到大学学位才能成为盟友，你只需要有高中毕业证或者GED [2] 证书，年龄在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显示出了一定的领导能力，即使这一能力还未得到充分开发。
“公众联盟”旨在挖掘潜质—发现它，培养它，让它得到发挥。它致力于挑选一些才华可能被忽视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做有意义的工作的机会。对我而言，这份工作就像是命运特意为我准备的。坐在盛德四十七层的办公室里，我曾有许多次惆怅地看着窗外的南城，而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施展我的能力。我知道在像我长大的社区那样的地方有很多隐藏的人才没有被发现，我非常确信自己知道怎么去发现它。
在我思考新工作时，我的思绪常常回到童年，特别是布林茅尔小学二年级时，在铅笔乱飞的嘈杂的教室里度过的一个月，后来我母亲想办法把我救了出来。当时，我只为自己的好运感到庆幸。但是当我人生的好运从那里开始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时，我开始更多地想到其他二十几个孩子，他们被困在那间教室里，跟着一个没有爱心也没有动力的老师。我知道我并不比他们中任何一个更聪明，我只是有后盾。后来我长大了，开始更多地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当别人为我取得的成就鼓掌时—好像这不是一个奇怪而令人痛苦的巧合。那些二年级的孩子，由于一个并非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误，失去了一年的学习时间。足够的阅历让我明白，即使是微小的差距也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华盛顿，“公众联盟”的创始人当时已经招募了十五个没有经验的盟友，他们正在市里多家机构工作。他们还募集了足够的资金在芝加哥开办分会，成为第一批通过“美国志愿计划”获得联邦资助的组织，这个计划是在克林顿总统任内设立的。这就是我这份新工作的背景，我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在谈工作条件时，我了解到非营利组织的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就是：它不盈利。起初谈的时候，给我的薪水少得可怜，比我在芝加哥市政厅的薪水还要低很多，而那已经是我做律师时薪水的一半儿了，这让我根本没有办法答应。后来，我对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像“公众联盟”这样由年轻人创立的新组织，以及在里面工作的许多善良慷慨、充满激情的人，有了另一个发现：他们和我不同，似乎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他们的美德都有优越的背景支撑—要么没有学生贷款要偿还，要么某一天会继承家族遗产，所以不必为未来储蓄。
事情明朗了，如果我想要加入，就要进行协商，提出我心目中最低的薪酬要求，而那要比“公众联盟”期望的高很多。但这就是我的现实。我不能对自己的需求感到难为情或羞愧。我当时每个月要还大约600美元的学生贷款，我嫁给的这个男人自己还有法学院的贷款要还。“公众联盟”的领导听到我学生贷款的总额以及相应的每月还款数额后，简直难以置信，但是他们努力到外面筹集了新的资金，让我最终能够加入。
就这样，我开始大展拳脚，迫切地想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做些事情。这是我人生第一个从零做起的工作机会：成功还是失败，完全取决于我的努力，而不是我的老板或其他任何人。1993年春天，我疯狂地投入工作，开设办公室，招募了几个员工，目标是秋天时就能招募到第一批盟友。我们在密歇根大道的一栋楼里找到一间租金便宜的办公室，一家当时正在重新装修办公室的企业咨询公司捐给我们一些二手桌椅。
同时，我把贝拉克和我在芝加哥所有的人脉关系捋了一遍，开始寻找捐赠者和能帮助我们获得基金会长期支持的人，还有那些愿意在第二年邀请盟友在他们的组织里工作的公共服务领域的人。瓦莱丽·贾勒特帮助我搞定了在市长办公室和市政卫生部门的实习岗位，在这些岗位上，盟友们将为一个社区层面的儿童免疫接种项目工作。贝拉克发动他社区组织者的网络，帮我们联系上了法律援助、游说和教学等工作机会。盛德的几个合伙人给我们写了支票，还介绍我认识了重要的捐赠者。
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是寻找盟友。在总会的帮助下，我们在全国的大学校园里发广告，招募申请者，同时也在本地寻找。我和我的团队去了芝加哥的社区大学以及一些规模较大的市区高中。我们曾在卡布里尼－格林之家小区 [3] 挨家挨户敲门，参加社区会议，争取一些对帮助单亲妈妈的计划的支持。我们询问认识的每一个人，从牧师到教授到社区麦当劳店的经理，请他们介绍身边认识的最有趣的年轻人给我们。谁有领导才能？谁准备好突破自己？我们想要鼓励这些人来申请，敦促他们暂时忘掉致使一些事情行不通的种种障碍，向他们承诺我们这个组织会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需求，不管是提供一张公交卡，还是补贴一些抚养孩子的费用。
到了秋天，我们招募到了二十七位盟友，他们分散在芝加哥全市的机构实习，有的在市政厅，有的在南城的社区援助机构，有的在位于皮尔森地区的非传统拉丁裔青年高中。我们的盟友风格迥异、精力充沛，有理想、有雄心，代表了不同背景的群体，其中有：一个前黑帮成员；一位在芝加哥西南部长大，后来上了哈佛大学的拉丁裔女士；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女士，她住在罗伯特·泰勒之家 [4] ，有一个孩子，同时还在攒钱上大学；一个住在南城葛兰大道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他高中辍学后，靠着图书馆的书一直没有中断学习，后来又回去拿了毕业证。
每个星期五，所有盟友都会到我们主办机构的办公室聚会，用一整天的时间来述职、交流并进行一系列关于职业发展的研讨。我无比热爱那些日子。我喜欢看到盟友们拥进来，房间变得吵闹，他们把背包扔在角落里，脱掉一层层冬衣，然后围坐一圈。我喜欢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比如：学习使用Excel表格、在办公室如何着装才得体、如何在一屋子受过更好教育和更自信的人面前鼓起勇气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有时也必须给盟友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反馈。如果我听到盟友上班迟到、不认真对待工作，我就会严厉起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期待更好的表现。当盟友因为社区会议没有组织好或者在机构里遇到难缠的客户而心灰意冷时，我会劝告他们保持信心，并提醒他们看看自己相较于他人的幸运之处。
我们会一起庆祝学到的每一样新东西，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这些有很多。不是所有的盟友都会留在非营利组织或者公共事业领域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克服来自弱势背景的障碍，但是慢慢地，我看到许多盟友取得了成功，并长期投身于为更多人谋福利的工作。一些盟友成了“公众联盟”的工作人员，一些后来成为政府机构或全国性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在成立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公众联盟”依然在不断壮大，在芝加哥和其他二十几个城市都设立了分会，在全美国范围培养了数千位盟友。想到我曾为此做过微薄的贡献，帮助建立了一个生命力持久的组织，我就觉得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满足的事情之一。
我将“公众联盟”视为自己初生的孩子，它让我筋疲力尽而又充满骄傲。每晚睡觉前，我都会在脑子里过一下要做的事情，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脑子里已经列好了当天、当周和当月的待办事项清单。第二年春天，我们第一批二十七个盟友的班级毕业了，在秋天我们又迎来了四十个新盟友，队伍在不断壮大。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认为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一份工作，因为我在工作时是非常振奋的，即使很小的胜利也需要拼尽全力取得—不管是为一个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安排一个好的职位，还是帮助某个人克服在不熟悉的社区工作的恐惧。
真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现实意义、能直接影响他人生活，同时又与我的城市和文化相联结的事情。它让我更好地了解了贝拉克做社区组织者和“投票项目”时的感觉，那就像是进行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正是贝拉克热爱的那种战斗，他将热爱一生的战斗—它会耗尽你的全部，同时也将给予你所需要的一切。
当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公众联盟”上时，贝拉克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按部就班的阶段，这当然是就他的标准而言。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教授一门关于种族歧视和相关法律的课程，白天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主要处理与选举权和就业歧视相关的案件。他有时还会去社区作讲座，还参加过几次星期五的盟友研讨会。从表面看，那是一个有思想、有公民意识的三十几岁男人的理想生活状态，他为了自己的原则，坚决拒绝了不知多少报酬丰厚、风光体面的工作机会。在我看来，他在从事的所有工作中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他是一名律师、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名组织者。很快，他会成为一个有作品出版的作家。
从巴厘岛回来后，贝拉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在工作之余把书稿修改了一遍。他在一个小房间里工作到很晚，房间位于我们公寓的后部，我们把它改成了一间书房。那是一个拥挤的堆满了书的小仓库，我亲切地称之为“洞”。有时我会在他工作时进去，迈过成堆的报纸，坐在他椅子前面的储物凳上，微笑着跟他开个玩笑，把他正在奔腾的思绪从某个遥远的田野上拉回来。他对我的打扰一般会保持好脾气，前提是我待的时间不长。
我逐渐发现，贝拉克是那种需要“洞”的人，他喜欢待在一个封闭而拥挤的小空间，不受干扰地读书和写作。它就像是一扇门，通向他头脑的广阔天地。在那里度过的时间似乎能给他充满电。为此，我们在每一个住的地方都造了那么一个“洞”，只要一个安静的角落或者一个壁龛就可以。直到今天，我们到夏威夷或者玛莎葡萄园岛 [5] 上的出租屋时，贝拉克都会去寻找一个空房间，作为他度假期间的“洞”。在那里，他可以同时看六七本书，把报纸扔得满地都是。对他来说，“洞”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那里，他会有新的顿悟，思路变得清晰。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令人讨厌、杂乱无序的烂摊子。我的一个要求是：不管在哪里，“洞”必须有一扇门可以关上。原因就不必多说了。
《我父亲的梦想》在1995年夏天终于出版了。口碑很好，但销量一般，而这无所谓。重要的是，贝拉克已经成功梳理了他的人生故事，把他在非洲、堪萨斯、印度尼西亚、夏威夷、芝加哥的身份碎片串联在了一起，通过写作的方式，让自己完整起来。我为他感到骄傲。他在文字中和自己幻影般的父亲达成了和解。这个和解当然是单方面的，贝拉克试图填充老奥巴马留下的每一个空白，解开他留下的每一个谜团。而且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做事方式。我了解到，从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起，他就努力把所有重担都背在自己身上。
…………*…………
书稿完成后，他的生活中又有了新的空间，贝拉克感觉一定要把它立刻填满，就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收到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他的母亲安，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从雅加达搬回了火奴鲁鲁接受治疗。据我们所知，她接受了很好的治疗，化疗似乎也起作用了。玛雅和外祖母都在夏威夷照顾她，贝拉克也经常回去看她。但是她的病查出得太晚，癌细胞已经扩散，结果很难预料。这件事让贝拉克寝食难安。
同时，在芝加哥，政治运作再次开启。理查德·M.戴里市长在1995年春天连任成功，进入他的第三个任期。当时每个人都在为1996年的选举做准备，伊利诺伊州将选出一名新的国会参议员，克林顿总统也将为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竞选。令人惊愕的是，当时一位在任的国会议员因为性犯罪指控正在接受调查，这样一来，在州第二选区就有一个民主党席位空缺，芝加哥南城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这个选区。贝拉克在为“投票项目”工作时认识了一位呼声很高的州参议员，名叫艾利斯·帕尔默。她代表的是海德公园社区和南岸地区，并在非公开场合表示，她有意参选。这样的话，她在州参议院的席位就会空出来，贝拉克就有了参选的可能。
他感兴趣吗？他会参选吗？
我当时还不知道，但这些问题主导了我们接下去十年的生活，就像在我们做的所有事情背后鼓点会敲响一样。他会吗？他能吗？他要吗？他应该吗？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是贝拉克自己提出的，在竞选任何职位之前那都是他预先要问的，应该也是先发制人的。他第一次问这个问题的那一天，他告诉我，艾利斯·帕尔默和她空出的席位，还有他的想法，也许他可以不只是一个律师、教师、组织者、作家，在这些之外还可以再加一个身份—州议员。“你怎么想的，米西？”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不认为贝拉克竞选公职是个好主意。每次他把这个问题抛给我时，我思考的具体逻辑可能都有些微不同，但我的大立场是不变的，就像深深扎根地下的红杉一样。不过显然你能发现，我的立场什么都阻止不了。
就1996年伊利诺伊州的参议院来说，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我并不喜欢从政者，所以也不愿意让我的丈夫成为一名政客。我对州政治的了解大部分都来自报纸，没有一件事是良好而富有成效的。我和桑蒂塔·杰克逊的友谊给了我一种感觉，搞政治的人经常需要离家外出。总的来说，立法者在我的印象里就像带壳的乌龟，外皮很厚，行动缓慢，自私自利。在我看来，贝拉克太热心肠，满脑子都是大胆的计划，恐怕无法忍受在州南部的斯普林菲尔德 [6] 那栋圆顶议会大厦下面的深仇积怨。
在我心里，我总觉得一个好人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发挥影响。老实讲，我是担心他被生吞活剥了。
然而，在我的心里有两个相反的论调在打架。如果贝拉克认为他能在政坛有所建树，我凭什么阻止他？我凭什么在他还没有尝试之前就把这个想法踩在脚下？毕竟，在我想离开律师行业时，他是唯一鼓励我向前走的人，他对我去市政厅工作感到担忧，但还是选择支持我，他当时同时做几份工作，部分也是为了弥补我在“公众联盟”全职为社会做贡献而锐减的收入。我们在一起六年，他从没有一次怀疑我的直觉和能力。他经常重复同一句话：别担心，你可以做到，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所以，我表示同意他首次竞选公职，但也以妻子的口吻给他泼了冷水。“我认为你会失意的。”我告诫他说，“如果你最后当选了，到了那儿，不管付出多大努力，最后依然什么事也干不成，那会让你发疯的。”
“也许吧。”贝拉克茫然地耸耸肩说，“但也许我能做点事情。谁知道呢？”
“说得也对。”我也耸耸肩，我不能干预他的乐观主义心态，“谁知道呢？”
…………*…………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新闻了，我的丈夫真的成了一名从政者。他是一个好人，想要在世界上发挥影响，虽然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这就是他的信心。
1996年11月，贝拉克被选入伊利诺伊州参议院，于两个月后，也就是次年年初宣誓就职。让我惊讶的是，我自己很享受竞选的过程。我帮助收集签名为他拉票，星期六时在我之前住的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聆听居民对州政府的意见、建议和所有他们认为需要改进之处。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做选区区长工作时，我跟在他身后爬上人家门廊前的阶梯。除此之外，我不需要做其他事情，这正合我意。我可以将竞选视为一个爱好，在方便时拾起它，玩一玩，然后回到我自己的工作中。
就在贝拉克宣布自己的候选资格后不久，他的母亲在火奴鲁鲁去世了。她的病情迅速恶化，他都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这让他难过至极。正是安·邓纳姆，他的母亲，让他认识到了文学的丰富以及有理有据的论点的力量。没有她，他就无法感受到雅加达雨季的暴雨，也无法看到巴厘岛的水神庙。他也许永远都不会了解，从一个大陆跳到另一个大陆，拥抱陌生的环境，是多么轻而易举和令人激动。她是一位探险者，勇敢地追随着自己的心。通过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在贝拉克身上看到了她的灵魂。失去她的痛苦就像在我们身上插了一把刀，紧挨着它的另一把刀，是父亲离世时插在我们身上的。
当时是冬天，州议会正在开会，我们一周有好几天都见不着面。每星期一晚上，贝拉克都开四个小时的车到斯普林菲尔德，住进一家便宜的旅馆，很多议员都住在那里，然后他通常在星期四晚上很晚才回到家。他在州议会大厦有一间小办公室。在芝加哥，他手下有一个兼职的工作人员，他为此减少了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量，但是为了不耽误偿还我们的贷款，他增加了在法学院教学的工作，在不去斯普林菲尔德的日子他都排满了课，参议院休会时他还会增加课时。他在州南部的时候，我们每晚都会通电话，交流体会，聊聊白天发生的事情。等他回到芝加哥，我们每星期五晚上都会固定在外约会，通常是下班后，在市区一家名为仙粉黛的餐厅见面。
那些夜晚在我心中留下了非常温馨的记忆，我还记得餐厅里低垂的灯发出温暖的光，我这个守时的人总是先到，等着贝拉克。因为一周的工作结束了，而我到那时为止也习惯了，所以并不介意贝拉克迟到。我知道他一定会出现，每次看到他走进门，把大衣递给迎宾的女招待，我的心都会跳得快起来。他穿过餐厅的桌子，看到我时，脸上会露出微笑。他会吻我，脱下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然后坐下来。我的丈夫。这个例行程序让我定下心来。每星期五我们基本点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炖肉、抱子甘蓝和土豆泥，菜上来后，我们会吃得一点儿都不剩。
那时是我们二人的黄金时间，我们的婚姻关系非常均衡，他有他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去斯普林菲尔德开会的前一周，贝拉克提交了十七个新议案，可能创了纪录，这至少证明他迫切地想做一些事情。一些议案最终通过了，但大多数都被毙掉了。议会当时是由共和党控制，充满了党派斗争和冷眼旁观，他的新同事们对此都习以为常。在贝拉克进入议会最初的几个月里，就像我预见的那样，参政就意味着要斗争，而斗争让人疲倦，其中有僵持，有背叛，有肮脏的交易，有令人痛苦的妥协。但是我也看到，贝拉克自己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不可思议的是，他很适应立法过程中的争斗，在混乱中能够保持平静，习惯于置身局外，用他夏威夷式的轻松步态来接受失败。他向来如此，总是怀着希望，相信他的一部分愿景将来一定会实现。他已经受到了打击，但是他并不介怀。看起来他确实是这块料儿。他就像一个旧铜罐一样，被敲得叮当响，却依旧通体发亮。
我当时也处在过渡期。我换了一份新工作，决定离开我一手创立、精心呵护的“公众联盟”，这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三年间，我充满热情地投入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亲力亲为，就连复印机里的纸用完了都是我亲自去装。“公众联盟”那时发展得很好，在联盟政府的层层拨款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它的长期发展有了保障，我感觉自己可以安心地离开了。在1996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摆在我面前。阿特·萨斯曼，就是我几年前在芝加哥大学见的那位律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那里设立了一个新职位。
学校在招聘一位负责社区关系事务的副处长。学校终于决定在大学与城市的融合上做一些提升，特别是与它附近的南城居民区。其中包括订立一个社区服务计划，让学生有机会到居民区做义工。就像在“公众联盟”的职务一样，这份新工作指向的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现实。就像我几年前跟阿特说的，对我来说，背对着居民区的芝加哥大学，比我后来上的东海岸的学费昂贵的大学更让人感觉遥不可及，我对它也没有兴趣。现在有机会去“拆掉高墙”，让更多学生参与到城市生活中，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和大学进行互动，我觉得那是鼓舞人心的工作。
撇开鼓舞人心不谈，我换工作还有其他原因。大学给人一种体制保障下的稳定感，这是一个初创的非营利组织不能提供的。我的薪水也会更高，工作时间会更加合理，同时有专人负责复印机的纸张和修理激光打印机。我当时三十二岁了，开始更多地思考我想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在仙粉黛约会的那些晚上，贝拉克和我经常谈到多年间一直在聊的话题：关于发挥影响，关于我们怎样以及在哪里可以做出改变，还有如何最佳分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对我来说，那个关于我是谁和我想要什么的老问题再次冒了出来，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我接受这份新工作，部分原因是想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空间，而且它的医疗福利比我之前的工作都要好。这一点后来证明是很重要的。又到了一个星期五晚上，贝拉克和我在仙粉黛餐厅的烛光中，面对面坐在餐桌旁，握着彼此的手，炖肉吃完了，正在等甜点，你会发现，我们的幸福中有一份缺憾。我们在尝试怀孕，但是事情并不顺利。
事实证明，两个彼此深爱、有着良好职业道德和强烈进取心的人并不能凭意志力怀孕。生孩子不是能打拼的事情。让人抓狂的是，就这件事而言，努力和回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我和贝拉克来说，这一点不仅让人失望，也令人惊讶。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地去尝试，都没能成功怀孕。有一段时间，我告诉自己这是概率问题，因为贝拉克频繁往来于斯普林菲尔德与芝加哥之间，我们尝试怀孕不是根据每月激素的峰值水平，而是根据伊利诺伊州议会的日程。我想，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尝试修正的。
但是，我们的调整并没有奏效。即使贝拉克在议会投票后已经很晚的时候，沿着州际公路全速开车赶回来，就为了赶上我的排卵期；即使议会夏天闭会期间，他一直在家，随叫随到。多年间我一直小心避孕，现在却在做完全相反的努力。我把怀孕当作一项使命。我们曾经成功怀上过一次，那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烦恼，欣喜若狂。但是几周后，我流产了，这既让我感到身体很不适，也毁掉了我们的乐观情绪。看到女人带着孩子在街上走，我心底感觉到一阵渴望的疼痛，紧随而至的是强烈的挫败感。唯一的安慰是，我家离克雷格家只有一个街区，他有两个漂亮的孩子—莱斯利和埃弗里，我到那里陪他们一起玩耍，给他们读故事，从中能得到一些安慰。
如果我要列一个清单，关于直到身陷其中才有人告诉你的事情，那么第一个就是流产。流产会让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到孤独、痛苦和意志消沉。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你可能会错将它视为个人的失败，但它不是的。或者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悲剧，然而不管当时你有多么崩溃，它都不是的。没人告诉你的是：流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多女性都有这种经历，而且人数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只不过大家都不说而已。我知道这一点是在我告诉几个朋友我流产的事之后，她们用爱和支持来回应我，并告诉我她们流产的故事。这并没有带走我的痛苦，但是听了她们曾经的挣扎，我也能保持平静，认识到我经历的不过是一次正常的生理挫折，一颗受精卵也许有很充分的理由退出。
其中一个朋友还给我介绍了她和丈夫曾经看过的一位不孕不育科的医生。贝拉克和我去做了检查，我们后来跟医生坐下来谈时，他说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怀不上孩子，仍然是一个谜团。他建议我口服几个月的枸橼酸氯米芬，这是一种刺激排卵的药物。后来证明没有效果，他转而建议我们尝试做试管婴儿。非常幸运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医疗福利可以报销大部分治疗费用。
这感觉是在买一种高风险的彩票，只是有科学的因素在内。很不走运的是，我们做完初步检查后，州议会的秋季会议开始了，带走了我亲爱的体贴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人操控自己的生殖系统以达到最佳状态。我需要连续几周每天给自己注射一针。根据计划，我需要先注射一种药物抑制排卵，然后再注射另一种药物刺激排卵，这样就能够产生很多能存活的卵子。
所有这些治疗和它的不确定性都让我感到焦虑，但我想要孩子，我从小就有当母亲的愿望。小时候，当我厌倦了亲吻玩具娃娃的塑料皮肤时，我就恳求母亲再生一个，一个真正的娃娃，为我生一个。我保证自己会干所有的事情，但是母亲不同意。于是我就在她放内衣的抽屉里翻找避孕药，想着如果我把药藏起来，可能就会有效果，但是显然没有。我想说的是，我为做母亲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我想要孩子，贝拉克也想要。而现在，我独自一人在家里的洗手间，为了这个愿望，鼓起勇气往大腿上扎针。
也许就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对政治以及贝拉克对工作的坚定投入有了一丝怨恨。或者说我只是感到了作为女性的巨大负担。不管怎么说，他走了，而我留在这里，担负着责任。我已经感觉到，我做出的牺牲要比他多。在未来的几周，他可以正常上班，而我却要每天做超声检查监测排卵情况。他不需要抽血，也不需要取消任何会议去做宫颈检查。虽然我的丈夫对我呵护备至，在这件事上也尽他所能全力以赴，他读了所有关于试管婴儿的资料，整晚地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唯一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到医生的办公室去提供一些精子。之后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去喝杯马天尼酒。这些都不是他的错，但确实不公平。对于任何一直抱持平等原则的女人来说，这可能都有点令人困惑。那个要改变所有计划、暂时搁置激情和事业以实现我们这一梦想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我发现自己在暗自思忖：我想要孩子吗？是的，我太想要了。想到这儿，我举起针头，扎进了肉里。
大约八周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它消除了我所有的怨恨，那是超声波捕捉到的一个嗖嗖的水样的声音，从我体内那个温暖的洞穴里传出来。我们有孩子了。这次是真的。突然，那些责任和相对的牺牲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就像一片风景着了新颜色，或者房子里所有家具都重新布置了，一切看起来都各得其所。我身体里藏着一个秘密，那是我的特权，是身为女性的礼物。我怀揣着它带来的希望，感觉充满活力。
那种感觉贯穿了我整个孕期，虽然前三个月的疲劳耗尽了我的精力，我的工作仍然很忙，贝拉克仍然每周都要到斯普林菲尔德去。我们有外在的生活，但是当时我们的内在发生了变化，一个小宝宝在成长，是一个小女孩。（因为贝拉克是个求真务实的男子，我又是个习惯做计划的人，所以提前知道它的性别是必须的。）我们看不到她，但她就在那儿，秋去冬来，然后又是春天，她越长越大，越来越活跃。我之前的感觉—对贝拉克超脱于整个过程的嫉妒，完全翻转了。他是局外人，而我在体验整个过程。我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跟这个小小的迅速成长的小生命不可分割，她就在我的肚子里伸胳膊踢腿。我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感到孤独。她在那儿，当我开车去上班时，切菜做沙拉时，或者晚上躺在床上第九百次看那本《孕期完全指导》时，她一直都在。
芝加哥的夏天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喜欢这个季节天色到傍晚还是亮的，喜欢看到繁忙的密歇根湖上到处是帆船和小艇，让人几乎忘却冬日的挣扎。我还喜欢在夏天时，政治活动慢慢归于平静，生活开始变得有趣。
尽管我们其实控制不了任何事情，但到最后，我们的时间点似乎踩得刚刚好。1998年7月4日清早，我感到了第一次阵痛。贝拉克和我赶到芝加哥大学的医院，玛雅和我的母亲都过来帮忙，玛雅是从夏威夷飞过来的，在我临近预产期的那一周陪护我。这一天是国庆，还有几个小时，烧烤的煤火会在全城各处点燃，人们会把毯子铺在湖滨的草地上，挥舞着国旗，等待观看湖面上精彩的烟花表演。所有这些我们都将错过，而会迷失在一种全新的火焰和烟花之中。我们没在想国家而是在想家庭，就在这一天，玛利亚·安·奥巴马，我们将拥有的世上最完美的两个孩子中的第一个，降生到了我们的世界。
[1] MCAT（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申请北美临床医学的学生必须参加的一项标准化考试。
[2] 美国的一种考试，叫“一般教育发展考试”（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ests），简称GED，也可以算是一种全美国承认的替代高中毕业文凭的考试。
[3] 卡布里尼－格林之家小区（Cabrini-Green Homes），是美国政府面向低收入群体开发的福利住房项目，犯罪率极高，治安状况糟糕。
[4] 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 Taylor Homes），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层公共住房兴建热潮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小区。高层设计的泰勒之家短期内对缓解芝加哥市低收入群体住房短缺问题极有助益。但投入使用后，种族隔离、贫困集中、社区衰败等社会问题持续发酵，成为芝加哥最臭名昭著的黑人隔离区，最后被拆除。
[5] 玛莎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简称“葡萄园岛”，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外海的一个岛屿，是美国著名的度假胜地。
[6] 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又称春田市，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