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市区北边的克莱伯恩大道上，有一个神奇的乐园，似乎是专门为有工作的家长而建的，是专门为我而建的。那是一个标准的、超级美国式的、无所不有的购物广场。那里有一家盖璞童装店、一家百思买、一家金宝贝、一家CVS便利店，还有其他几家大大小小的连锁店，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所有紧急需求，不管是疏通马桶的搋子、熟透的牛油果，还是儿童浴帽。附近还有一家肯泰纳家居日用商店和一个小辣椒墨西哥卷饼快餐店 [1] ，简直是锦上添花。那里是我的心仪之地。我开车过去，快速逛两三家店，吃一个卷饼碗 [2] ，然后回到办公室，时间可以控制在一小时之内。我非常擅长这种午餐时间的闪逛—买一双新袜子替换掉该丢弃的那双，给某个星期六要开生日派对的五岁孩子选礼物，储备盒装果汁和杯装苹果酱。
当时萨沙三岁，玛利亚六岁，她们聪明活泼，长得很快，精力充沛到让我喘不过气来，这也让那个购物广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有时我坐在车里，吃着快餐，听着车里的收音机，感到无比放松，对自己的办事效率佩服不已。这就是有小孩的生活，这就算是有所成就了，我买了苹果酱，吃着饭。所有人都还活着。
看我做得多好—我很想说这么一句，虽然没有听众。我成功完成任务了，你们都看到了吗？
这就是四十岁的我，有点像琼·克利弗 [3] ，有点像玛丽·泰勒·摩尔。在我感觉好的日子里，我会称赞自己干得不错。其实我的生活只有从远处看起来平衡得还不错，而且你要眯起眼睛看，不过至少有一点儿类似平衡的东西存在。医院的工作当时看起来很好，有挑战性，让人有成就感，符合我的价值观。有一点让我感到吃惊：像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那样一个有九千五百名员工、受尊敬的大机构，居然主要是由做医学研究和写论文的学者来管理的，那些人大都认为周边的社区很恐怖，不愿意走出校园一步。对我而言，正是这种忧惧激励着我采取行动，早晨把我从床上拽起来。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这种隔阂为伴—我注意到居住在我们社区的白人的紧张，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似乎都在绕开我们的社区，去往更富足的地方，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我有机会消除一些隔阂，通过鼓励人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消除屏障。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新老板的大力支持，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制订计划，在医院和附近的社区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起初我只有一个下属，最后有了一个二十二人的团队。我采取的行动是将医院员工和理事带到南城各处的社区里，访问社区中心和学校，让他们注册成为助教、导师和科学博览会的裁判，品尝当地的烧烤摊。我们把社区的孩子带到医院跟着员工实习，增加医院里社区志愿者的数量，通过医学院和一个暑期学术机构合作，鼓励社区的学生未来考虑学医。在发现选择少数族裔和女性经营者作为外包业务的合作伙伴有助于改善医院的体系后，我还协助成立了商业多样性办公室。
最后，还要解决急需治疗的病人的问题。南城有一百多万居民，医疗机构却极为稀缺，而这些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容易患上穷人易得的慢性病，比如哮喘、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大多数人都没有上保险，还有很多人依赖医疗补助保险 [4] ，病人常挤在医学中心的急诊室，要么经诊断发现是常见病，要么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致使需要急救。对所涉及的所有人而言，这个问题显而易见，代价高、效率低、压力大。况且，看急诊不会改善人们的长期健康状况。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采取的一个措施是：招聘和培训导医人员（通常是友好而乐于助人的本地人），他们可以陪急诊室的病人坐下来，帮助他们做好在社区卫生中心后续的预约，告诉他们可以去哪里接受质优价廉的日常护理。
我的工作很有趣，也让我很有成就感，但是我要当心它把我的精力消耗殆尽。我需要为女儿们留出精力。我们决定让贝拉克继续干他的事业—给他自由，让他追寻梦想，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自己的工作上有所保留。我刻意收敛自己的雄心壮志，在通常需要向前一步的时候，转而选择后退一步。我相信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得不够，但是我自己清楚有哪些事情本可以进行到底我却选择了放弃。有些小型项目我没有跟进；有些年轻的员工，我其实可以带得更好。人们总说全职工作的妈妈要做出妥协，这些就是我的妥协。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全身心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的人，那么，现在我要更加谨慎，保护好我的时间，因为我需要为家庭生活保留足够的精力。
…………*…………
我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家庭正常而稳定地运转，但这永远不是贝拉克的目标。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我们俩一阴一阳。我渴望规律和秩序，而他不。他可以在海洋里生活，而我需要一条船。他在家的时候存在感很强，和女儿们在地板上玩儿，晚上和玛利亚一起大声朗读《哈利·波特》，听我讲完笑话后哈哈大笑，拥抱我，而在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和存在后，他又会消失半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出去吃饭，和朋友见面。他有时会迁就我看《欲望都市》，我有时会迁就他看《黑道家族》。我已经完全接受了一点—离开我们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我并不喜欢这样，但是我基本可以做到不抗拒。贝拉克可以在一个遥远的宾馆高高兴兴地结束一天的工作，其中蕴藏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争斗，还有一堆未了结的事情。同时，我在为了家庭而生活—每晚哄萨沙和玛利亚睡觉，听着厨房的洗碗机嗡嗡作响，我内心都会有一种完整感。
我没有选择，只能调整自己以适应贝拉克经常不在身边的生活，因为这种日子看不到尽头。在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开始竞选了，这次是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席位，时间是在2004年秋天的选举之前。
他在斯普林菲尔德渐渐感到烦躁不安，州政府闲庭信步式的工作节奏让他很灰心，他确信自己在华盛顿可以做得更多更好。我有很多理由反对他参选，但他也有自己的理由，所以在2002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召集了十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是在瓦莱丽·贾勒特家的早午餐聚会上，我们想把整件事说出来，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
瓦莱丽住在海德公园的一个高层公寓里，离我们家不远。她的公寓整洁而有现代感，白色的墙，白色的家具，上面喷绘了精致而鲜艳的兰花，为她的家增加了一抹亮色。那时，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执行副总裁，也是芝加哥医学中心的理事。我在“公众联盟”工作时就得到过她的支持，贝拉克参加各种竞选时她还帮忙筹集资金，我们的每个行动都得到了她广泛人脉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些，正是因为瓦莱丽的温情和智慧，她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我们的友谊既是私人层面的也是职业层面的。她既是我的朋友也是贝拉克的朋友，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情况在夫妻中存在是很不寻常的。我有我精力充沛的妈妈团，贝拉克在他不多的空闲时间也会和一帮哥们儿打篮球。我们有一些好朋友也是夫妻，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是朋友，我们喜欢一起组团去度假。但是瓦莱丽不同，她对我们两个而言都像是一位大姐姐，在我们生活面临困境时，她会帮助我们退后一步，找到应对措施。她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把我们的目标看得清清楚楚，对我们两个都充满了保护欲。
她提前私下跟我说，她不认为贝拉克应该竞选美国参议员，所以，那天早晨我去她家吃早午餐时觉得自己稳操胜券。
但是我错了。
这次的参议员竞选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贝拉克那天解释道。他觉得很有把握。参议院里民主党人数越来越多，时任议员彼得·菲茨杰拉德是一个保守派共和党人，他当时都难以维持自己党派对他的支持。党内初选可能会有多个候选人，而贝拉克只需要得到多数票赢得民主党提名就可以。关于资金问题，他让我放心，说不需要动用我们的家庭储蓄。我问他如果我们要在华盛顿和芝加哥都安家，那生活费用怎么解决，他说：“那我就再写一本书，会是一个大部头，能赚钱的那种。”
我不禁大笑起来。贝拉克是我认识的唯一有这种信心的人，认为一本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开玩笑说，他就像是童话故事《杰克和豆茎》里的那个小男孩，把家里的所有钱都拿去换了一把魔豆，一心相信它们会带来什么收获，尽管其他人都不相信。
但是，从其他各方面来说，贝拉克的逻辑都讲得通，那很让人气馁。在他讲话时，我观察着瓦莱丽的表情，发现她很快就被说服了，而且贝拉克对于扔给他的每一个“但是……怎么办呢”的问题都对答如流。我知道他说得有道理，但我抑制自己不去计算他当时离开我们有多长时间，更不要提还有搬到华盛顿这个担忧。关于他的政治事业对我们家庭的消耗，虽然我们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我确实深爱和信任贝拉克。他已经是一个有“两个家庭”的男人了，他的精力一半儿放在我和女儿们身上，一半儿放在他的二十万南城选民的身上。要换成和伊利诺伊州来分享他，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阻碍他实现抱负，正是它一直在促使他尝试更高的目标。
所以那天，我们达成了协议。瓦莱丽答应为贝拉克竞选参议员筹款。我们的几个朋友也答应提供时间和资金支持。我正式同意了所有安排，但是附上了一条重要的警告，并大声讲了出来，好让每个人都听到：如果这次他落败，他就要彻底退出政界，另外找一份工作。如果大选日当天他没有成功，一切都要结束。
这一次是真的，那天一切都要结束。
然而，贝拉克之后接二连三地交好运。首先，彼得·菲茨杰拉德决定不再争取连任，向挑战者包括我丈夫这样的新来者敞开了竞选的大门。后来，很奇怪的是，参加民主党初选的领先者以及共和党后来的提名人都卷入与他们前妻的丑闻中。所以在离选举还有几个月时，贝拉克连一个共和党的对手都没有。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那次竞选表现得很好，从之前失败的国会竞选中学到了很多。他在党内初选中击败了七位对手，获得了一半儿多的选票，赢得了提名。当贝拉克在州内各地出差，与潜在的选民交流时，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男人—风趣、迷人、聪明、准备充分。在市政厅的论坛和竞选辩论中，他对答如流的回应，似乎清晰地表明了美国参议院是他应该待的地方。尽管贝拉克自己也很努力，但是他走向美国参议院的道路似乎是铺满了幸运四叶草的。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约翰·克里邀请他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之前，大会在波士顿举行。克里当时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参议员，正同乔治·W. 布什展开拉锯战，争夺总统职位。
我丈夫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无名小卒— 一个不起眼的州参议员，从来没有在大场合讲过话，而波士顿的会议聚集的人群有一万五千人甚至还要多。他从来没用过电子提词器，没有上过黄金时段的电视直播。他是个新手，一个闯入传统上属于白人领域的黑人。他的背景普普通通，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和一段不寻常的成长经历，他希望能够引起民主党普通民众的共鸣。正如电视评论员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选择贝拉克·奥巴马来向百万民众发表讲话是孤注一掷的做法。
然而，他似乎注定为那一刻而生，虽然有点不寻常，有点绕圈子。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曾近距离地看到他的大脑在不停地高速运转。多年来，我看着他读书看报、吸收新观点，每次只要有人向他提供一点儿新经验或者新知识，他都会充满能量。他把所有这些都储备起来。我现在看到了，他在建立一个愿景，而且不是一个小的愿景。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我要为它留出空间，和它一起生活，虽然我并不情愿。它有时会惹恼我，但是我无法从贝拉克身上赶走它。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他就在一直安静地、一丝不苟地建立它。当时观众的数量可能终于达到了他的期望值。他准备好了迎接这一召唤。他那时要做的就是开口而已。
“听上去真是不错的演讲。”这成了我后来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这是我和贝拉克之间的玩笑话，在2004年7月27日晚之后，我经常会语含讥诮地重复这句话。
那天，我把女儿们留在家里让母亲照看，陪他飞往波士顿发表演讲。我当时站在会议中心的边厢，看着贝拉克步入炽热耀眼的舞台灯光中，几百万人都在看着他。他有点紧张，我也一样，尽管我们都决心不表现出来。这是贝拉克一贯的行为模式—他面临的压力越大，似乎就越冷静。他用了几周时间来准备演讲稿，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投票的间隙进行练习。稿子他已经滚瓜烂熟，并认真地练习过，根本不需要电子提词器，除非他临场紧张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贝拉克看着台下的观众和摄像头，似乎“咔嗒”一声启动了体内的发动机，他微笑了一下，开始演讲。
那天晚上，他讲了十七分钟，解释了他是谁，来自哪里—他的外祖父曾是巴顿将军麾下的一名士兵，他的外祖母战争期间在一条生产线上工作，他的父亲在肯尼亚放羊长大，还有他父母之间那听起来不大真实的爱情故事，他们坚信良好的教育会给儿子带来好的前途，即使他并非出身大富之家也非名门之后。他用真诚而巧妙的言辞，将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美国故事的化身，而非一个外来者。他提醒观众，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分为红色和蓝色两个阵营，我们都是由共通的人性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必须关心整个社会。他号召大家要充满希望而非悲观怀疑。他带着希望演讲，向观众播撒希望，怀着希望放声歌唱。
在那十七分钟里，贝拉克熟练从容地驾驭着语言；在那十七分钟里，贝拉克展示了他深沉耀眼的乐观主义。他结束演讲后，又为约翰·克里和他的竞选搭档约翰·爱德华兹拉票，观众站起来欢呼，掌声响彻整个大厅。我走上舞台，穿着高跟鞋和白色套装，走进令人目眩的灯光中，拥抱贝拉克，向他表示祝贺，然后转身和他一起朝激动的人群挥手致意。
演讲气氛非常热烈，欢呼声、鼓掌声震耳欲聋。贝拉克是一个胸怀宽广、对民主有坚定信仰的好人，这不再是一个秘密了。我对他的表现感到骄傲，但我并不惊讶。这就是我嫁的男人。我一直以来对他的能力了然于心。回想起来，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开始意识到，不可能再让他回头了，他不只属于我和两个女儿。我几乎能在那些掌声中听见人们的呼声：再多讲一会儿，再多讲一会儿，再多讲一会儿。
媒体对贝拉克演讲的报道很夸张。“我刚刚看到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克里斯·马修斯 [5] 跟他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评论员同事说。《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大标题就是简单的一个词—“新秀”。贝拉克的手机开始响个不停。电视评论员给他贴上“摇滚明星”和“一夜成名”的标签，好像他不是努力多年才有了台上的辉煌一刻，就像是那场演讲成就了他而不是正相反。然而，那场演讲的确是一个新的开端，不只是对他而言，也是对我们，对我们一家人。我们被卷入了媒体的聚光灯之下，还有他人期待的急流之中。
整件事感觉很不真实。我也只能拿它开开玩笑。
当贝拉克在街上被人拦住要签名或者表达他们喜欢他的演讲内容时，我总是耸耸肩说：“听上去真是不错的演讲。”我们走出芝加哥的一家餐厅，发现外面的人行道上聚集了一群人在等他时，我说：“听上去真是不错的演讲。”当记者问他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当重要的政治策略分析人士围着他转，当他那本《我父亲的梦想》在默默无闻九年后，再版发行并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时，我都会重复这句话。
一天，当奥普拉·温弗瑞 [6] 笑容满面、风风火火地出现在我们家，花一天时间为她的杂志采访我们时，我说：“听上去真是不错的演讲。”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我几乎有点跟不上节奏。11月，贝拉克被选入美国参议院，赢得了全州范围内百分之七十的选票，那是伊利诺伊州历史上最大的胜利，也是那年全国参议员竞选中最大的胜利。他在黑人、白人和拉丁裔人群，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城市、郊区和农村中都获得了多数选票。有一次，我们到亚利桑那州去短暂度假，他被那里的支持者包围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能衡量他名气的真实而奇特的标准：就连白人也逐渐认可他了。
我把握住生活中仍保持常态的那一部分，让自己沉浸其中。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一切和往常一样。我们和朋友、家人在一起时，一切和往常一样。我们和女儿在一起时，也一切如常。但是在外面，事情就不同了。贝拉克频繁地往返于华盛顿。他在参议院有一间办公室，在国会山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有一间公寓，是一个小的一居室，乱糟糟地堆满了书和报纸，那是他远离家的“洞”。我和女儿去那里看他时，我们都不会假装愿意待在那儿，而是在宾馆为我们一家四口订一个房间。
我在芝加哥的生活依然规律。健身房、工作、家，循环往复。我用洗碗机洗碗，坚持上游泳课、足球课、芭蕾课。我的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贝拉克那时适应了华盛顿的生活，举手投足间有了一种参议员特有的庄重，但我依然是我，过着和往常一样的生活。一天，我到克莱伯恩大道的购物广场去，在盖璞童装店火速转了一圈，又从小辣椒墨西哥卷饼快餐店买了吃的，正坐在车里边吃边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就在这时，我医院的秘书打电话给我，问是否可以转过来一个电话，是华盛顿的一位陌生女士打来的，她是另一位参议员的妻子，已经打过几次电话找我。
“没问题，接过来吧。”我说。
然后我听到了那位参议员妻子温和悦耳的声音。“嗨，你好！”她说，“真高兴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我告诉她我也很高兴跟她通话。
“我给你打电话是向你表示欢迎，”她说，“还要告诉你，我们想邀请你加入一个很特别的组织。”
她打电话是邀请我加入某个私人组织—一个俱乐部，听起来里面的成员主要是华盛顿一些重要人物的妻子。她们定期会举办午餐会，讨论当下的一些问题。“这是很好的结识人脉的渠道，我知道你初来乍到，认识新朋友不容易。”她说。
我这辈子从未受邀加入过任何的俱乐部。高中时，我看着朋友和他们“杰克与吉尔”圈子的人一起去滑雪旅行。在普林斯顿，我有时会等着参加完饮食俱乐部派对的苏珊娜，她回到宿舍时还在兴奋地傻笑。那些年，我也去过很多俱乐部，为“公众联盟”筹款，为贝拉克的竞选筹款。我一早就认识到，俱乐部通常是个充满金钱交易的地方，属于一家俱乐部并不单纯意味着是它的成员。
她向我发出的是一份友好的邀请，也非常真诚，但是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谢谢你，”我说，“很感谢你能想到我。但是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不会搬到华盛顿去。”我告诉她我们有两个女儿在芝加哥上学，我也很喜欢我的工作。我解释说，贝拉克虽然正在融入华盛顿的生活，但一有时间就会回芝加哥。我没有说的是，我们喜欢住在芝加哥，而且在考虑买一栋新房子，这要感谢他的书再版发行后带来的版税收入，另外他已签约开始写第二本书，报酬也很丰厚—这是贝拉克的魔豆带来的惊喜收获。
那位参议员的妻子沉默了一会儿，气氛有点尴尬。她再次开口时，语气依然很温和。“你知道，一家人不在一起，”她说，“这对于婚姻来讲会很艰难。”
我当时感觉到了她的不认同。她自己在华盛顿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她的言下之意是，她曾看到过当妻子留在后方时婚姻发展不顺利的事例，作为参议员的妻子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可选，而我的选择是错的。
我再次向她表达谢意，然后挂断电话，叹了口气。这些在一开始就不是我的选择。这些压根儿就不是我选的。我像她一样，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妻子—奥巴马夫人，她在整个通话中一直这么称呼我，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要放弃一切去支持他。老实说，我什么都不想放弃。
我知道有一些参议员的妻子选择留在家乡，而不是搬去华盛顿。我知道美国参议院当时的一百名成员中有十四位是女性，早已不像过去那样僵化保守。但是另一个女人告诉我，我想让孩子留在原来的学校，我自己想继续做现在的工作，这是错的，这让我觉得她有些自以为是。在选举结束几周后，我和贝拉克一起去华盛顿，参加一个为新当选的参议员及其配偶举办的迎新会，要一整天的时间。那天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参加，在简短介绍后，参议员去了一边，配偶们被领进另一个房间。我是带着问题来的，我知道从政者及其家人都要遵守严格的联邦道德政策，很多事情都有规定，比如他们可以从谁那里收取礼物，怎样支付来往华盛顿的交通费用。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怎样应付政治说客，或者未来竞选筹款的合法性问题。
然而，我们只是听了一个关于国会历史和建筑的内容详尽的专题演讲，还去看了看参议院定制的官方瓷器的图案，然后是一顿客套地聊闲天的午餐。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如果我不是从医院请了一天假，还让母亲帮忙照顾孩子，大老远专程跑到那儿的话，可能我会感觉整件事挺好笑的。如果我真的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的妻子，我想认真对待这个角色。我不关心政治本身，但我也不想把任何事搞砸。
事实上，我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迷惑，它有着高雅的传统和孤芳自赏的气质，白人和男性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女士们要去另一边吃午餐。这种迷惑中还包含着一种恐惧，虽然我没有选择参与其中，但我当时正被吸进去。我做了十二年的奥巴马夫人，但那时这个称谓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在一些地方，作为奥巴马夫人让我感觉受到轻视，我成了一个被自己丈夫定义的妻子。我是贝拉克·奥巴马—那个政治“摇滚明星”、参议院里唯一一个黑人—的妻子，这个男人曾经深刻而强有力地谈起希望和宽容，而今他身后总是跟着充满期待的嗡嗡声。
我的丈夫是一名参议员，但不知为何，人们似乎希望他往上再跃一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热切地想知道他是否会参加2008年的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甩都甩不掉。每个记者都会问，街上每个接近他的人都会问。我在医院的同事会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会随口问一下，希望提前探听到点儿口风。就连玛利亚都想知道，她爸爸是否会参加2008年的总统竞选。贝拉克在参议院宣誓就职那天，六岁半的她穿着粉色的天鹅绒裙子站在他旁边。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们这位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足够聪慧，感觉到这件事似乎很仓促。
“爸爸，你要竞选总统吗？”她问道，“你不觉得也许你应该先当个副总统或者其他什么的吗？”
在这件事上我和玛利亚的意见一致。我一辈子都是务实主义者，总是建议做事慢一点儿，有条不紊地一项一项推进。我天生喜欢漫长审慎的等待。所以，每次我听到贝拉克面对询问的人，谦虚地说一句“哪有这样的事”来挡掉关于他竞选总统的问题，并表示他唯一计划做的就是埋头在参议院努力工作时，我都会感觉好一些。他经常提醒人们他只是一个少数党里的下级成员，一个替补队员而已。而且，他有时会补充说，他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
但是鼓已经开始敲起来，很难让它停下。贝拉克当时正在写后来出版的那本《无畏的希望》，认真思考他的信条和他对国家的愿景，把那些萃取成文字，深夜时写在他的笔记本上。他告诉我，他对当前的状态真的很满足，希望能慢慢积累自己的影响力，等着属于他的时机以在嘈杂的参议院里发声，但一场风暴降临了。
2005年8月末，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美国的墨西哥湾地区，新奥尔良市的防洪堤决堤，人们—大部分是黑人—被困在他们被毁坏的房屋的屋顶上。那场天灾的影响是巨大的，据媒体报道，大批医院停电，悲痛欲绝的人们被带进阿斯托洛圆顶体育场，救援人员因为缺乏物资而束手无策。最终，飓风造成了一千八百多人死亡，五十多万人无家可归，联邦政府救灾不力对那场悲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也令人痛心地看到了我们国家人口结构的弊端，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和各族裔的穷人的脆弱处境，在困境面前，他们往往是最无助、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希望在哪里？
我揪心地看着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报道，明白如果一场灾难袭击了芝加哥，我的姑姨叔舅、我的堂（表）兄弟姐妹、我的邻居，也会遭遇相似的命运。贝拉克的反应也同样激动。在飓风来袭后一周，他飞到休斯敦，和前总统乔治·H. W. 布什，还有克林顿夫妇一起（希拉里·克林顿当时是他在参议院的同事），看望新奥尔良被疏散到阿斯托洛圆顶体育场的成千上万的人们。那段经历点燃了他心中的一团火，那是一种折磨人的感觉，让他感到自己做得还不够。
大约在一年之后，我还常想到这一点，那时，鼓声变得越来越大，我们两个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我们还在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但是关于贝拉克是否会竞选总统这个问题一直围绕着我们。他能吗？他会吗？他应该吗？2006年夏天，受访者在填写一份开放式调查问卷时，将贝拉克列入总统的候选人，尽管希拉里·克林顿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然而，到秋天时，贝拉克的声望开始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无畏的希望》的出版，新书宣传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媒体曝光率。他的民调数字突然和阿尔·戈尔以及约翰·克里持平甚至有时还要领先，这两位曾获得民主党之前两届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也充分显示了贝拉克的潜力。我知道，他已经和朋友、顾问以及潜在的捐赠者有过私下的交流，并向所有人发出信号：他在考虑参选。但是他一直在避免跟一个人谈话，那就是我。
他当然知道我的想法。我们曾经间接地谈到过这个话题，在谈其他事情的时候提到过。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他人的期待中，所以这个话题几乎嵌在我们所有的谈话中。贝拉克的潜力无处不在：它和我们一家人坐在晚餐桌前，和女儿们一起去学校，和我一起去上班。即使我们不想让它在那里的时候，它依然还在，这让所有事情都有了一种奇怪的能量。从我的角度看，我的丈夫做得已经够多了。如果他有竞选总统的想法，我希望他能谨慎一些，慢慢地做准备，等时机成熟，等到女儿们长大一些，也许是在2016年。
从我认识他起，我就看到贝拉克的目光似乎一直盯着远方，盯着他对世界的愿景。只是这一次，我希望他能满足于目前的生活。我不理解他看着萨沙和玛利亚还会有什么不满足。她们那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梳着小辫子，活泼可爱。有时我觉得他确实不满足，我就会很伤心。
我们两个像在玩跷跷板，他在一头，我在另一头。我们当时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是一栋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砖房，位于肯伍德社区 [7] 一条安静的街上，有宽敞的前廊，庭院里有高大的树—正是克雷格和我小时候坐着父亲的别克车在星期日出游时看到后目瞪口呆的那种地方。我经常想到父亲，想到他给予我们的所有东西。我强烈地渴望他还活着，看看我们是怎么发展的。克雷格那时非常开心，他终于调整了人生方向，辞去了他在投资银行的工作，回归了他最初的爱好—篮球。在西北大学做了几年助理教练后，他在罗德岛的布朗大学担任篮球队的主教练。他再婚了，妻子是凯莉·麦克拉姆，她漂亮、务实，是东海岸某所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主任。他的两个孩子长大了，个子都很高，也很自信，充满活力，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下一代的潜力。
我是一名参议员的妻子，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份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工作。在春天的时候，我被提拔为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副院长。之前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个名为“南城卫生保健合作社”的项目，到那时为止已经促成了一千五百多名病人与卫生保健人员之间的联系。他们原本是到医院的急诊室看病的，而后不论有没有支付能力，他们都可以定期去看卫生保健人员。我的工作感觉很私人。我看到黑人兄弟拥进急诊室，因为长期忽视治疗而导致病情恶化，比如糖尿病人的血管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一条腿需要截肢。我不禁想到我的父亲，他错过了多少治疗的机会，他低调地处理自己的多发性硬化症，就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不花任何人的钱，也省去很多文书工作，或者是为了不让自己被富裕的白人医生看不起。
我喜欢我的工作，尽管它并不完美。我也喜欢我的生活。萨沙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感觉自己似乎正要开启一段新生活，可以再次燃起雄心壮志，考虑实现一系列新的目标。一场总统竞选会带来什么？它会让一切都化为泡影。我有足够的经验，可以预判到这一点。贝拉克和我在十一年中经历了五场竞选，每一次都让我的坚持变得更加艰难。每一次都对我的灵魂和我们的婚姻造成了伤害。一场总统竞选，我担心，会真的摧毁我们。贝拉克离开的时间将比在斯普林菲尔德和华盛顿时更长—不是离开半周，或者一两个月，中间还有休会期，而是一走几个月。这会对我们的家庭产生什么影响？媒体宣传会对我们的女儿产生什么影响？
我尽可能地无视围绕在贝拉克身边的旋风，虽然它并没有减弱的迹象。有线电视新闻评论员在争论他获胜的可能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发表了一篇令人惊讶的敦促他参与竞选的文章，题目就叫《上吧，贝拉克，上吧》。当时他走到哪里几乎都有人认出他，但好在我并不出名。10月的一天，我站在一家便利店门口排队，看到《时代》周刊的封面，不由得把头转向了别处。那是一张我丈夫的脸部特写，旁边的大标题写着“为什么贝拉克·奥巴马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
我希望的是，在某个时刻，贝拉克自己会终结所有猜测，宣布他不会参加竞选，将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不会这么做。他想要竞选。他想，但是我不想。
每次有记者问到他是否会参与总统竞选，他都会否认：“我还在考虑。这是一个家庭决策。”背后的潜台词是：要是米歇尔同意的话。
贝拉克在华盛顿的那些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好像在对抗全世界。我想要贝拉克属于我们的家庭，但其他所有人好像都想要他属于我们的国家。他有自己的智囊团—大卫·阿昔洛和罗伯特·吉布斯，这两位竞选策略专家在他进入参议院的选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卫·普洛夫，是来自阿昔洛公司的另一位顾问；他的幕僚长佩特·劳斯；还有瓦莱丽—所有这些人都很慎重地支持他。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总统竞选不能半途而废。贝拉克和我都要全身心地参与其中。而且竞选总统这件事对他的要求将是难以想象的。除了要履行在参议院的所有职责外，他还要制订并执行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竞选行动计划，拟定政策纲领，还要筹集数目惊人的资金。我的工作不只是默默支持他竞选，还要参与其中。需要的时候，我和孩子都需要露面，要赞许地微笑，和许多人握手。我意识到，现在一切都要为他服务，支持这个更大的事业。
就连克雷格，这个从我出生起就致力于保护我的哥哥，也为这场潜在竞选感到激动。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明确表态支持贝拉克。“听着，米西，”他用篮球场上常说的行话跟我说，“我知道你对这件事很担心，但是如果贝拉克有机会的话，他就得抓住它。你明白这一点，对吧？”
就看我的了，完全看我的了。我是害怕呢，还是只是累了？
不管是好是坏，我爱上了一个有远见的男人，他乐观但不天真，在冲突面前无所畏惧，世界的复杂令他着迷。很奇怪，他对未来工作的强度似乎毫不胆怯。他说，他担心长时间见不到我和女儿，但是他还不断地提醒我，我们的爱情有多么牢固。“我们可以应付的，对吧？”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他楼上的书房里，终于开始认真谈论这件事，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很强大，头脑也聪明，我们的孩子也一样。我们会没事的。我们承受得住。”
他的意思是，没错，竞选的代价会很高昂。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时间、与家人的厮守、我们的隐私。现在还为时过早，无法清楚地预测我们还需要付出多少，但是一定很多。对我来说，那就像在不知道银行账户余额的情况下花钱。我们有多少恢复力？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最后还会剩下什么？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感觉就像是一种威胁，一种会淹没我们的东西。毕竟，我是在一个习惯未雨绸缪的家庭里长大的—我们在家里进行消防演习，做任何事情都会提前到场。在一个工人社区长大，父亲又身有残疾，我一早就认识到计划和谨慎的重要性。你走错一步，往往就会从安稳的生活堕入贫穷之中。它们之间的距离给人的感觉是很窄。一个月没有薪水可能就会没电可用；落下一次作业你就会落后，可能会因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我上五年级时，一个同学在家庭火灾中丧生；我看到苏珊娜在没有机会真正成人之前就去世了，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世界的残忍和无常，努力工作并不总能保证结果积极。随着年龄增大，我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即使当时，坐在我们那栋位于安静的街道上的安静砖房里，我都禁不住想要保护我们所有的一切—照顾好我们的女儿，忘掉其他一切，至少等她们再长大一点儿。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贝拉克和我都很清楚这一点。我们从一个幸运的遥远之处关注着“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灾难。我们看到有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高举到洪水之上，看到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在阿斯托洛圆顶体育场剥夺人性的人间地狱中挣扎度日。我的几份工作—从市政厅到“公众联盟”到芝加哥大学—让我明白，对于有些人来说，获得一些东西，如基本的医疗保障和住房是多么艰难。我看到勉强过活和破产之间的界限非常容易打破。而贝拉克也曾经用许多时间倾听失业工人和年轻的退役军人是怎样努力应对终身残疾的，母亲们是怎样忍受把孩子送到糟糕的学校。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责任，而不是自鸣得意。
我知道自己没有选择，只能接受，那就索性打开门把这种可能性迎进来。贝拉克和我把这件事聊得很透，聊了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一直到圣诞节我们去夏威夷看望外祖母的旅行结束。有些谈话是怒气冲天、泪水涟涟的，有些是郑重而积极的。那是我们十七年来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对话的延伸。我们是谁？什么对我们重要？我们能做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我同意了，因为我相信贝拉克会是一个好总统。他有无可匹敌的自信，有做这份工作的头脑和自律意识，有能够承受住所有困难的秉性，以及少见的高度同理心，这让他能够认真踏实地照顾国民的需求。而且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善良而聪明的热心支持者。我凭什么去阻止他？我怎么能把自己的需求，甚至是女儿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无视贝拉克成为那种帮助无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的总统的可能性？
我同意了，因为我爱他，对他的能力有信心。
我同意了，但是我心里有一个痛苦的想法，一个我不愿意说出来的想法：我支持他竞选，但是我也很确定他不会走到最后。他频繁而充满激情地谈到要弥合我们国家的分歧，希望唤起一些更高的理想，他相信这些理想是存在于大多数人心中的。但是这种分歧我见得太多了，早就降低了自己的期望值。毕竟，贝拉克是美国的一个黑人，我真的不认为他会赢。
[1] 小辣椒墨西哥卷饼快餐店（Chipotle），这家快餐店是一位年轻人于1993年在美国的丹佛创立的，主要供应墨西哥式的食品。食材多是新鲜的牛肉、鸡肉、猪肉，各种蔬菜、各种豆类、米饭等。它是美国市场表现最好的连锁餐饮企业之一。
[2] 卷饼碗（burrito bowl），卷饼的衍生食品。它和卷饼的区别在于没有了最外层的墨西哥薄饼，而是直接将原本包在薄饼内的食物和佐料倒到碗中，还可以添加诸如柠檬等调味品，形式与拌饭类似。
[3] 琼·克利弗，指电视剧《反斗小宝贝》里能干的妈妈。
[4] 医疗补助保险（Medicaid），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合作为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保险。
[5] 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美国时事评论员， 2002年至2013年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台主持《硬球》节目。
[6]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1954— ），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制作人、投资家、慈善家及演员，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洲裔名人之一， 2018年获第75届金球奖终身成就奖。
[7] 肯伍德（Kenwood）社区，芝加哥南城富人、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居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