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商定他参选的那一刻起，贝拉克的生活节奏就快到看不清人形，我认识的这个男人好像突然具备了分身能力，经常需要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他为这件大事所驱动，心无旁骛。这时距离从爱荷华州开始的初选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贝拉克必须快速招募人手，争取实力雄厚的捐赠者的支持，并想出如何以最能引起共鸣的方式宣布自己参选。贝拉克和竞选团队的目标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一直保持，直到选举日那天。竞选的成败可能取决于最初的行动。
整个行动是由全身心投入的两个大卫—大卫·阿昔洛和大卫·普洛夫—来统筹的。阿昔—大家都这么叫他—声音柔和，温文尔雅，嘴唇上方蓄着浓密的八字胡。他曾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后转行从事政治咨询，他后来负责贝拉克对外消息的发布和媒体工作。普洛夫当时三十九岁，笑起来有股孩子气，对数字和战略非常热衷，他负责统筹整个竞选。竞选团队快速壮大，经验丰富的人被招募进来，负责财务和活动的提前策划。
有人明智地建议贝拉克在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宣布参选。所有人都赞成这个提议，因为美国中部是一个参与竞选的与众不同的绝佳背景，我们希望进行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竞选，参与者大都是政治新手。这是贝拉克希望的基石。多年做社区组织工作的经历让他看到，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被人听到，觉得自己在美国人的民主中被剥夺了公民权，而“投票项目”帮助他看到，如果这些人都去投票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他竞选总统是对这个想法的更大的考验。他传递出的信息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起作用吗？会有足够多的人前来投票吗？贝拉克知道他是一个另类的候选人，他想要进行一场另类的竞选。
按照计划，贝拉克要在老州议会大厦宣布参选，这处历史地标建筑当然要比任何一个会议中心或者舞台更有视觉冲击力。但那是在户外，在伊利诺伊州中部，在2月中旬，气温经常在冰点以下。这个决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我觉得不现实，对建立竞选团队的信心，没有丝毫帮助。当时我们的生活基本都被这个团队操控着。我心里很不高兴，想象着这样一个画面：女儿们和我在飞雪和寒风中努力保持微笑，贝拉克努力表现得精神抖擞而非冻得发抖。我想到那天会有很多人决定留在家里而非在寒风中站上几个小时。我是中西部人，我知道天气会搞砸一切。我也知道贝拉克绝不能一开始就走错。
大约在那一个月前，希拉里·克林顿自信满满地宣布参选。再之前的一个月，约翰·爱德华兹—约翰·克里那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前竞选搭档—也宣布参选，他是在新奥尔良一处遭遇“卡特里娜 ”飓风袭击的房屋前面发表参选演讲的。算下来，民主党一共有九位候选人。赛场很拥挤，竞争会很激烈。
贝拉克的团队在用一场户外参选演讲做赌注，而我不能提出异议扰乱军心。我坚持让预备团队至少给贝拉克的讲台装上暖气，让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起来不要太不舒服。关于其他的我没有多说一句话。我基本什么也掌控不了。当时集会正在计划中，策略制定了，志愿者也招募了。竞选已经开始，想后退是不可能了。
大概是出于潜意识中的自我保护本能吧，我把注意力转向我能控制的事情上，那就是为玛利亚和萨沙找到适合活动那天戴的帽子。我已经为她们找到了新的冬衣，但直到后来才想起还没有帽子。
随着宣布日的临近，我开始在下班后匆忙地跑到水塔商厦的百货公司。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半儿，我在越来越少的冬衣中翻来翻去，在清仓的架子上找来找去，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帽子。我早已不关心玛利亚和萨沙看起来是否像是未来总统的女儿，而只想确保她们看起来至少有个妈妈。终于，在我第三次出去时，我找到了两顶针织帽，白色的给玛利亚，粉色的给萨沙，都是女士小号。玛利亚那顶戴着正好，但萨沙那顶有点大，松松垮垮地盖住了她那张五岁的小脸。帽子并不是最新款，但看起来很漂亮，更重要的是，不管伊利诺伊州的冬天有多冷，它们都会让我的女儿暖暖和和的。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毕竟也是一场胜利，而且是我的胜利。
2007年2月10日，宣布日到来了，早晨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那是隆冬时节一个让人精神抖擞的星期六，看起来比实际感觉要好得多。气温大概在零下十一摄氏度，微风。我们一家人提前一天到达斯普林菲尔德，住在市区一家宾馆的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里，房间所在的整个楼层都被竞选团队租了下来，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我们从芝加哥赶过来的几十位亲戚和朋友。
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全国竞选的压力了。很不巧，贝拉克宣布参选的那天跟黑人联合大会的日子撞车了，这个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召集人是公共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塔维斯·斯迈利，他对此显然很生气。他向竞选团队表达了他的不满，认为这个举动显示出竞选团队对黑人社群的不尊重，最终会影响贝拉克的选情。我很惊讶，向我们开出的第一枪居然来自黑人社群。而且，就在宣布日的前一天，《滚石》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贝拉克的文章，记者到芝加哥的三一教堂进行了采访。我们仍然是那里的成员，但是自从女儿们出生后，我们去教堂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那篇文章引用了耶利米·莱特牧师多年前发表的一篇充满愤怒且极具煽动性的布道文，内容是关于我们美国黑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中暗示相较于尊崇上帝，美国人更在意维护白人至上。
文章本身基本上是正面的，但是杂志封面上写着一行大字：贝拉克·奥巴马的激进根源—我们知道这很快就会成为保守派媒体的武器。这会发展成一场灾难，特别是在竞选开启前夕，特别是莱特牧师还被安排在贝拉克发表演讲之前做开场祈祷。贝拉克不得不给牧师打了一通艰难的电话，问他是否可以不走到台前，而是在后台私下为我们祝福。贝拉克说，莱特牧师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他也明白其中的风险，这让我们相信他会支持我们，不会只顾自己的失望感受。
那天早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到了一个无法再回头的时刻。我们真的要把全家人放到美国人民面前了。那天是竞选开始的一个大派对，所有人用了几周为它做准备。像每一个爱操心的东道主一样，我一直在担心，那一刻最终到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会出现。和贝拉克不同，我是个怀疑论者。我心里依然有那个从小就有的焦虑。万一我们不够优秀呢？可能我们被告知的一切都是夸大其词。可能贝拉克没有人们认为的那样受欢迎，可能他的时机还没到。当我们通过一个侧门走到老州议会大厦的舞台区时，我试图把所有怀疑都推到一边。我看不到舞台前面的情况，想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一下，于是把萨沙和玛利亚交给我的母亲和凯伊·威尔逊—“凯伊妈妈”，她是贝拉克之前的一位导师，最近一些年已经逐渐成为我们女儿的第二个祖母。
我被告知人来得不少。人们在黎明前就开始聚集了。根据安排，贝拉克会先走出来，稍后我和女儿们上台和他站在一起，我们要爬上几级台阶，然后转身面向人群挥手。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会在台上一直待着，听他发表二十分钟的演讲，让两个小孩子安静地坐着，假装对演讲很感兴趣，这对她们的要求太高了。如果她们看上去有一点儿无聊，如果其中一个打了个喷嚏或者动来动去，对贝拉克的大事没有丝毫益处。我也是一样。我知道我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个打扮得妥妥当当的与丈夫关系和睦的妻子，带着程式化的笑容，眼睛明亮地盯着自己的丈夫，好像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的每一句话。然而那不是我，而且永远不会是。我可以支持他，但我不能成为一个机器人。
在和耶利米·莱特牧师一起做了简短的祈祷后，贝拉克走出去向观众致意，他一出场，下面就响起一片欢呼声。我在大厦里面就能听到。我回去找萨沙和玛利亚，真的开始感觉到紧张了。“你的女儿们准备好了吗？”我问自己。
“妈妈，我热。”萨沙边说边扯下头上的粉色帽子。
“哦，亲爱的，你必须戴着这个。外面可冷了。”我抓住帽子又戴到她头上。
“但是我们没在外面，我们在里面。”她说。
这就是萨沙，我们这个圆脸的说实话的小人儿。我没法推翻她的逻辑。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工作人员，想向这个显然还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传达一个信息：上帝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赶紧开始，这两个孩子就管不住了。
谢天谢地，她点头示意我们向入口走。是时候了。
我之前参加过很多场贝拉克的政治活动，看过许多次他和大群的选民互动。我参加过竞选启动仪式、筹款派对和“选举夜”派对。我能认出人群里的老朋友和长期支持者，但是这次在斯普林菲尔德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走上台的那一刻，我都顾不上紧张了。我的注意力全在萨沙身上，保证她在微笑，并且不会被脚上的靴子绊倒。“往上看，亲爱的，”我拉着她的手说，“微笑！”玛利亚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她的下巴抬得高高的，笑容灿烂，走到爸爸身边，向观众挥手。直到我们走上台，我才终于看到了到场人群的规模，可以说人山人海。据估计，那天参加集会的有一万五千人之多。以大厦为圆心，观众围成一个300度的扇形，用他们的热情包围着我们。
我从来不是一个会在星期六出门参加政治集会的人。站在露天体育场或高中的礼堂，听一些高尚的诺言和陈词滥调，那从来不是我热衷的事情。我很惊奇，这些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他们要多穿一层袜子在冰天雪地中站几个小时？我能理解人们穿得厚厚的等着听他们喜欢的乐队演奏，或者因为赶上了他们从小就追的一个球队参赛，冒雪观看“超级碗” [1] 。但是政治呢？这有别于我以往所有的经历。
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就是乐队，我们就是那个即将开始比赛的球队。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一种突然而至的责任感。我们要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所交代。我们在请求他们给予我们信心，未来我们要回报他们的热情，带着这种热情我们要走二十个月、五十个州，最终走到白宫。我曾经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但此时我相信了。这就是民主的召唤与回应，我意识到，这是与一个又一个的人达成的契约。你来支持我，我就将成为你的代言人。我多了一万五千个理由希望贝拉克获胜。
我当时完全投入其中了。我们全家人都投入其中，虽然感觉有一点儿恐怖。虽然我还无法想象前路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了，我们一家四口暴露在人群和摄像机前，除了身上的衣服和扣在一个小脑袋上的有点儿大的帽子，我们是毫不设防的。
…………*…………
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强劲和令人生畏的对手。在一轮又一轮的民意调查中，她在全国潜在的民主党初选选民中都占据领先优势，贝拉克要落后她十至二十个点，约翰·爱德华兹比贝拉克又落后几个点。民主党选民熟悉克林顿夫妇，他们渴望一场胜利。相比之下，只有少数选民能拼出我丈夫的名字。我们所有人—贝拉克、我和整个竞选团队—在宣布参选之前就清楚，撇开他的政治天赋不谈，一个名叫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黑人获胜的概率小之又小。
我们在黑人社群中也面临阻碍。就像我起初对贝拉克参选的感觉一样，许多黑人同胞都无法相信我丈夫真的有机会赢。许多人都不相信一个黑人可以在白人主导的领域获胜，这也意味着他们会退而求其次，投票给保险系数比较高的候选人。贝拉克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将长期支持比尔·克林顿的黑人争取过来。克林顿在和非洲裔美国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建立了众多人脉关系。贝拉克在伊利诺伊州已经获得了不同选民群体的好感，包括州南部农业区的白人农民。他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赢得所有群体的支持，但是很多人还不清楚这一点。
人们对贝拉克的审视总是非常苛刻，任何细节都不会被放过。我们知道作为一位黑人候选人，贝拉克不能有任何失误，所有事情他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对于贝拉克来说，对于任何不叫克林顿的候选人来说，唯一赢得提名的希望就在于筹集大量资金并快速地花掉，以便在最早的初选中以强劲表现为竞选制造足够猛的势头，快速超越希拉里·克林顿。
我们的希望系于爱荷华州。我们必须拿下它，否则就要退出竞选。爱荷华州大多是农业区，居民超过百分之九十是白人。作为国家的政治风向标，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州，那里也许并不是一个来自芝加哥的黑人尝试定义自己的绝佳之地，但这就是现实。爱荷华州是总统初选的第一站，从1972年以来就是如此。隆冬时节，两党成员会在选区会议即党内预选上投票，吸引整个国家的注意力。如果你在得梅因和迪比克引起了关注，你的参选资格在奥兰多和洛杉矶就会自动变得重要。我们也清楚，如果我们在爱荷华州表现不错，就会向全国的黑人选民传递一个信息：可以有信心了。贝拉克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这让他在临近的爱荷华州有一些知名度，而且他大致了解那里的情况，这使大卫·普洛夫相信，我们至少在爱荷华州拥有一些优势—我们要努力利用这一点。
那意味着，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去爱荷华州，清早从奥黑尔机场出发，乘坐美联航的航班，一天之内要去三四个地方开展竞选活动。我一早就跟普洛夫沟通过，我虽然愿意配合竞选，但他们必须把我及时送回芝加哥，让我晚上可以哄女儿们睡觉。母亲答应减少工作时间，在我外出时帮我带孩子。贝拉克也有很多时间待在爱荷华州，但是我们很少一起出现，在其他地方也一样。我是他们所谓的候选人代理，贝拉克在锡达福尔斯市开展竞选活动或者在纽约筹款时，我就代替他在爱荷华城的社区中心和选民见面。只有在非常重要的场合，竞选团队才会安排我们两个一起露面。
当时，贝拉克在出行时身边总有一群细心周到的人跟着，我也分到了一部分资金，可以雇用两个工作人员，因为我计划每周只抽出两三天来帮助竞选，所以两个人就足够了。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梅丽莎·温特是我雇用的第一个人，后来成为我的办公室主任，她是贝拉克的日程安排官推荐给我的。她曾经在乔·利伯曼 [2] 参议员位于国会山的办公室工作，参与过他2000年的副总统竞选。梅丽莎一头金发，戴着眼镜，不到四十岁。我在芝加哥家里的起居室面试了她，她精神独立，思维敏捷，而且极度关注细节，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知道这些特质很重要，因为我要把竞选活动安排进我本就很满的医院工作时间表里。她行事干练，效率很高，行动迅速，而且拥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它的强度和节奏非常适应。梅丽莎只比我小几岁，但比起我之前接触的那些很年轻的竞选工作人员，感觉她更像是我的同辈和盟友。后来她成为我可以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放心托付的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凯蒂·麦考密克·莱利维尔德过来后，我们这个铁三角就完整了，她后来成为我的外联主任。凯蒂还不到三十岁，已经经历过总统竞选，而且在希拉里做第一夫人时为她工作过，这让她的经验对我来说更加宝贵。凯蒂胆识过人，头脑聪明，穿衣品位无可挑剔，她负责和记者以及摄制组打交道，保证我们的活动得到很好的报道。另外，她随身带着一个皮箱，里面装着除污剂、薄荷糖、针线包和一双备用尼龙长袜，确保我在飞机和活动现场之间飞奔时不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
多年来，我看过不少新闻上对总统候选人在爱荷华州的活动报道，他们要么笨拙地打断正在路边小店喝咖啡的普通人，要么傻乎乎地在一个黄油雕刻的奶牛前摆姿势，要么在州展览会上吃炸串。对于哪些是对选民有意义的，哪些是作秀，我并不确定。
贝拉克的顾问曾经试图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我解释我在爱荷华州的使命，主要是在州内各个角落和民主党人待在一起，向小团体发表讲话，发动志愿者，努力赢得社区领导的支持。他们说，爱荷华州的人对待他们政治急先锋的角色的态度很认真。他们会事先了解候选人，询问严肃的政策问题。他们对为时几个月的政治献媚行为非常熟悉，不会轻易被一个微笑和一次握手征服。我还被告知，一些人会几个月都不表明态度，等着和每一位候选人都面对面谈过话后，才会最终选定一位。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我在爱荷华州应该传递什么信息。我没有剧本，没有讲话要点，没有顾问。我想我只能靠自己找答案。
我第一次独自参加竞选活动是在4月初，地点是在得梅因一户朴素的人家。起居室里聚集了几十号人，有的坐在沙发和事先带来的折叠椅上，其他人则盘腿坐在地上。我扫视了一下房间，准备开始讲话，我可能不应该对眼前的情形感到吃惊，但我确实有一点儿。茶几上用钩针编织的白色桌巾，和过去我祖母家里用的是同一种。我还看到一些瓷质小雕像，它们和欧几里得大道的姑婆萝比摆在楼下架子上不让我们碰的那些一模一样。坐在前排的一个人热情地微笑着看我。我身在爱荷华州，但感觉像在家里一样放松。我意识到，爱荷华人就像我们席尔兹和罗宾逊家的人一样，他们不容忍蠢货，他们不信任装腔作势的人，他们离着一英里就能闻到虚伪的味道。
我意识到，我要做的就是把真实的自己呈现和讲述出来。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是米歇尔·奥巴马，在芝加哥南城长大，小时候住在一栋两层楼房的顶层，那是一间很小的公寓，跟这个房子感觉很像。我父亲是市里的一名水泵工。我母亲全职在家照顾哥哥和我。
我把所有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关于我的哥哥和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价值观，关于我在工作中遇到的这位前途无量的律师，他的脚踏实地和对世界的愿景如何赢得了我的心。早晨这个男人在家里会乱扔袜子，有时睡觉会打呼噜。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坚持在医院工作的，以及上班那些天我母亲要接我们的女儿放学。
我没有掩饰我对政治的感觉。我说，政界对好人而言并不适合，并解释了我当初如何纠结于贝拉克是否应该参加竞选，担心聚光灯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但是我现在站在他们面前，是因为我信任我的丈夫，对他能够做的事情有信心。我知道他读了多少书，他对一些事情的思考有多么深入。我说，他正是那种我会为这个国家选择的聪明正派的总统，尽管按照我自私的想法，更愿意他这些年来多陪陪家人。
时间一周周过去，我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在达文波特市、锡达拉皮兹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在苏城、马歇尔敦、马斯卡廷市，在书店、工会大厅、老年退役军人之家，天气暖和起来后，又到人家的前廊和公立公园。随着我讲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自然。我喜欢我的故事，讲述它让我感觉很舒服。虽然我的听众肤色与我不同，但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怀抱更大梦想的邮政工人，让我想起了祖父；热心公益事业的钢琴老师，让我想起了萝比；活跃在家长教师联谊会里的全职妈妈，让我想起了母亲；为家人奉献一切的蓝领工人，让我想起了父亲。我不需要练习或者借助笔记。我讲的都是我真实的感受。
慢慢地，有记者甚至一些熟人开始问我同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身高5英尺11英寸 [3] 、毕业于常青藤名校的黑人女性，面对大部分是白人的一屋子爱荷华州的人讲话，是怎样一种体验？那种感觉有多奇怪？
我从来不喜欢这个问题。它似乎总是伴随着一丝难为情的笑容，还有一种“别误会”的潜台词，是人们谈到种族问题时的标配。我觉得这个想法把我们所有人都矮化了，认为人们看到的只是我们之间的不同。
我对这个问题感到恼怒，是因为它与我以及我所见到的人们— 一个前胸口袋上有种子基金标志的男人，一个穿着黑色和金色相间的套头毛衣的大学生，一个拿着装满了甜饼干的冰激凌桶的退休老人（她把饼干上洒的糖霜做成了我们的竞选标识— 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 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些人在我讲完话后找到我，迫不及待地与我分享我们的共同经历—他们的父亲也得过多发性硬化症，他们的（外）祖父母和我的一模一样。许多人说，他们之前从未参与过政治，但是我们的竞选让他们感觉值得一试。他们打算来当地竞选办公室做志愿者，并会努力劝说他们的伴侣和邻居也一起参与进来。
这些互动让人感觉自然、真诚。我发现自己在情不自禁地拥抱这些人，而他们也在紧紧地拥抱我。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玛利亚去看儿科医生，做了一个健康体检，我们每三到六个月就会带她体检一次，是为了监测她从小就有的哮喘病。哮喘得到了控制，但是医生告诉我了另外一件事—玛利亚的身体质量指数开始飙升，这个指数是综合身高、体重和年龄因素得出的衡量健康状况的指数。他说，这倒不需要紧急治疗，但这个趋势需要严肃对待，如果我们不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它就会日积月累发展成为真正的问题，增加她得高血压和Ⅱ型糖尿病的风险。看到我脸上担忧的神色，他安慰我说，这个问题很常见，也是可以解决的。儿童肥胖比例在全美国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他在工作中见过许多病例，大部分都出自工人阶层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
这个消息就像是一块打破彩色玻璃窗的石头。我一直非常努力地确保我的女儿们快乐和健康。我做错了什么事？如果这种变化连我都没有注意到，我还算是个合格的母亲吗？
和医生进一步深聊后，我开始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贝拉克经常不在家，方便就成了我在家里最重要的选择标准。我们越来越多地在外面吃饭。因为没时间做饭，我经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买点儿外卖。早晨，我给女儿们的午餐盒里放的都是“午餐方便盒”和果倍爽饮料。周末，芭蕾舞课结束后、足球课开始前，我们经常到麦当劳餐厅的外卖窗口买点儿吃的。我们的医生说，这些并非都不正常，单独来看也没那么糟糕，但是吃太多就会出大问题。
显然，必须要做出改变，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每个解决方案似乎都需要更多时间—去杂货店购物的时间、待在厨房的时间、切菜或者从鸡胸肉上片下鸡皮的时间，而当时，时间在我的世界里正是濒临灭绝的东西。
后来我记起了几周前我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老朋友，在谈话中她提到她和丈夫雇了一个叫萨姆·卡斯的小伙子，定期到她家里做健康餐。很巧的是，贝拉克和我几年前通过另外一些朋友也认识萨姆。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雇人到家里做饭的人。这感觉有点贪图享受，我那些南城的亲戚一定会对这种事情怒目而视。贝拉克这个开着底板上有洞的达特桑汽车的人，一定也不赞成这个想法。这既和他作为社区组织者根深蒂固的节俭习惯格格不入，也不符合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想要展现的那种形象。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必须有所牺牲。没有人能代替我做医院的项目，没有人能代替我作为贝拉克的妻子参与竞选，没有人能代替我作为玛利亚和萨沙的母亲哄她们睡觉，但是也许萨姆·卡斯能帮我们做几顿饭。
我请萨姆一周到我们家来几次，做一顿我们当天晚上吃的饭，再做一点儿我可以放进冰箱第二天早上热热吃的饭。他在我们家里是一个另类— 一个二十六岁的白人小伙子，剃着发亮的光头，早晨刮完的胡子下午就能长出来。但是，我的女儿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的厨艺，还有他讲的老掉牙的笑话。他向她们展示怎么切胡萝卜和焯绿叶菜，让我们一家人远离了杂货店千篇一律的食物，而转为跟着时令的变化选择食物。他虔诚地迎接春天的新鲜豌豆和6月成熟的覆盆子。他一直等到桃子圆润多汁时才让两个姑娘吃，他知道那时候的桃子可以跟糖果媲美。萨姆会从专业的视角看待食物和卫生问题，比如食品行业如何以方便之名向千家万户推销加工食品，那对公共健康造成了怎样严重的影响。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想起在医院工作时亲眼看见的情况，想起我作为有全职工作的妈妈在喂饱全家人上做出的妥协。
晚上，萨姆和我在厨房里聊了几个小时，我们在探讨一个想法，如果贝拉克赢得了总统选举，我可以利用我第一夫人的角色来尝试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的想法慢慢膨胀起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在白宫种植蔬菜来宣传新鲜食物的好处？以此作为基础，我们是否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比如发起一个儿童健康运动，帮助家长避免我犯下的一些错误？
我们一直谈到很晚。萨姆发出了一声叹息。“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这位候选人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三十个点，”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他肯定赢不了。”
这是一个梦想，但是我喜欢。
说到竞选，每天都像是一场竞赛。我依然在努力维持正常和稳定的家庭生活，不光是为女儿，也是为我自己。我随身带着两部黑莓手机—一部处理工作，一部处理私人生活和政治竞选事宜。说不上好坏吧，这些都搅和在一起了。我每天和贝拉克的通话很简短，有点像新闻报道—你在哪里？事情进行得如何？孩子们怎么样？我们两个都习惯了不去谈自己有多累，以及我们的个人需求。这没有意义，反正我们也顾不上这些。生活就是一个嘀嗒作响的时钟。
在工作上，我努力地跟上进度，我会坐在一个爱荷华州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志愿者的丰田卡罗拉汽车凌乱的后座上，或者坐在新罕布什尔州普利茅斯市一家汉堡王的安静角落里，给医院的同事打电话。贝拉克在斯普林菲尔德宣布参选几个月后，在医院同事的支持下，我决定改为兼职工作，这是唯一能够兼顾的可持续的办法。梅丽莎、凯蒂和我组成了一个做事高效的“家庭”，我们早晨在机场会合，迅速通过安检，机场的保安当时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了。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认出我来，主要是黑人女性，在我从她们身边经过往登机口走时，她们会大声喊：“米歇尔！米歇尔！”
一些事情在发生变化，因为是逐渐发生的，所以一开始很难觉察到。我有时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奇怪的宇宙里飘浮着，向一些假装认识我的陌生人挥手，登上那些把我从正常世界运走的飞机。我是知名人士了。我以某人妻子的身份为人所知，而某人又是跟政治有关联的，这让我感到双倍甚至三倍的不可思议。
在竞选活动中从拉起隔离带的通道中穿过人群，我感觉就好像在飓风中要保持屹立不倒一样。我发现，除了一些心存善意和非常热情的陌生人会抓我的手、摸我的头发，还有些人会毫无征兆地把笔、照相机和孩子塞给我。我要微笑、握手、听故事，同时还要努力往前走。最终出来时，我脸上有口红印，衬衫上有手印，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刚从一个风洞里走出来一样。
我没时间细想这些，但是我内心隐隐地担心随着我作为贝拉克·奥巴马妻子的这个角色越来越突出，我的其他方面在大众眼里会慢慢淡化。我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很少问到我的工作，只是会在对我的描述中加上“哈佛毕业”的字眼，但也就仅此而已。有几家媒体刊登文章猜测我在医院里受到提拔不是因为我工作努力和表现优秀，而是因为我丈夫日益上升的政治声望，读到这些让我感到很痛苦。4月的一天，我在家接到梅丽莎的电话，她告诉我《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我在公开场合说贝拉克随处乱扔袜子，不把黄油放回冰箱，这有损他的高大形象。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应该将贝拉克看作一个人而不是超凡脱俗的救世主。莫琳·多德显然更愿意让我带着程式化的笑容，深情款款地注视着自己的丈夫。如此尖刻的批评是来自另一位职业女性，这让我感觉奇怪和悲哀，她根本没有打算了解我，就带着怀疑的态度来写我的故事。
我尽量努力不把这看成是针对我个人的，但有时很难做到。
随着每一场竞选活动的开展，每一篇文章的刊登，每一个我们取得进展的信号出现，我们变得更加易受攻击。围绕着贝拉克出现了一些疯狂的谣言：他是在一所激进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受的教育，宣誓进入美国参议院时手按的是《古兰经》；他拒绝背诵效忠誓词；他在播放国歌时不愿意把手放在左胸上；他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好朋友是恐怖分子。虽然一些有声望的新闻媒体会经常揭穿这些谎言，但它们仍然通过匿名的电子邮箱链接疯狂传播，不仅是卑劣的阴谋论者在转发，就连一些分不清事实和网上谣言的亲戚、同事和邻居也在转发。
贝拉克的安全是我不愿意去想的问题，更不要说讨论了。我们许多人从小就在晚间新闻上看到过多起刺杀事件。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罗纳德·里根、约翰·列侬都遭到了枪击。如果你引起太多关注，你的人身安全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话说回来，贝拉克是一个黑人。这个风险对他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在去加油站的路上都可能遭到枪击。”当人们提到这个话题时我有时会这样提醒他们。
从5月开始，贝拉克身边有了特工人员进行贴身保护。以前还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这么早就得到保护，这离他成为候任总统还有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针对他的威胁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贝拉克当时出行都坐着政府提供的线条流畅的黑色越野轿车，后面跟着一队穿着制服、戴着耳机的持枪的男女。他回到家后，会有一名特工在我家前廊上值勤。
就我自己来说，我从未感到不安全。随着我外出次数的增多，我所吸引的人也越来越多。曾经我在低调的家庭聚会上和二十个人见面，现在我在一个高中体育场上对几百人讲话。爱荷华州的工作人员报告说，我的讲话会带来很多的支持者（衡量标准是一些签名的“支持者卡片”，竞选团队会仔细地收集并跟进）。竞选团队开始称我为“收官者”，因为我能帮助人们下定支持贝拉克的决心。
我每天都在学习新经验—关于如何更高效地行动，如何不被疾病或者其他任何糟糕的情况拖慢速度。在吃过一阵路边小餐馆里的美味但不卫生的食物之后，我改吃麦当劳餐厅的芝士汉堡了，虽然谈不上好吃但起码安全系数高。坐车走在小镇之间颠簸的道路上，我学会了选择掉渣而不是乱溅的快餐，以免衣服被弄脏，因为我不想拍照时裙子上带着一块鹰嘴豆泥的污迹。我训练自己少喝水，因为路上几乎没时间去洗手间。我学会了听着午夜后行驶在爱荷华州际公路上的长途运输卡车的轰隆声入睡，以及无视隔壁房间（一个墙壁很薄的旅馆房间）里一对夫妇快乐地享受他们的新婚之夜。
尽管我的情绪起起伏伏，但是竞选的第一年还是充满了温暖的回忆和开心的笑声。我尽可能带着玛利亚和萨沙一起上路。她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喜欢旅行。记得有一次，那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户外集会，我要去发表讲话，还要和选民握手，就把她们交给一位工作人员照看，他们去售货棚和供骑乘的游乐设施那里玩，稍后我们要会合，为一份杂志拍照。大约一小时后，我看到萨沙后，顿时乱了分寸。她的脸颊、鼻子和额头都被仔细地涂上了厚厚的黑白色颜料。她被画成了一只熊猫，还高兴得不得了。我立刻想到正等着我们的杂志工作人员，这个安排恐怕得打乱了。但是我回头看看萨沙那张小熊猫脸，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女儿很可爱、很满足。于是我大笑起来，然后到最近的一个房间帮她把那些颜料洗掉。
偶尔我们一家四口会一起旅行。竞选团队在爱荷华州租了几天的旅行房车，方便我们去各个小城镇做巡回宣传，在宣传间隙我们会玩让人振奋的优诺纸牌游戏 [4] 。我们在爱荷华州展览会上度过了一个下午，坐碰碰车，玩水枪，赢毛绒玩具，其间摄影师互相推挤争夺拍摄位置，相机镜头都快推到我们脸上了。真正好玩的时候是等贝拉克赶去下一个目的地之后，大批媒体、安保人员和工作人员都跟着他走了，我和女儿们就获得了自由。他一离开，我们就可以在游乐场里疯玩了，我们把脚放在麻袋里从一个巨型黄色滑梯上急速滑下，风在我们耳边呼啸。
我每周都会回爱荷华州，通过飞机舷窗可以看到季节的变换，大地慢慢披上了绿色的新装，大豆和玉米的新苗笔直地排列在庄稼地里。我喜欢那些整齐的几何形状的田地，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饮料瓶一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谷仓。笔直平坦的高速公路一直延伸到天边。我开始爱上了那里，即便我们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后仍有可能赢不了。
至此一年已经过半，贝拉克和他的竞选团队把大量资源都投放在了爱荷华州，但根据大多数民调结果，他依旧排在第二位或第三位，落在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爱德华兹之后。虽然差距很小，但是贝拉克处于劣势。从全美国来看，形势更糟：贝拉克一直落后希拉里·克林顿整整十五至二十个点—每次我经过机场或者于竞选中间休息在餐馆看电视新闻时，都会被迫直面现实。
几个月前，我受够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上无休无止、像狂欢节招揽顾客一样的评论，晚上在家时我把这些频道永久列入了黑名单，转而看能让我的情绪变得更平静的E！频道和HGTV频道（美国家园频道）。说真的，在忙碌了一天后，没有什么比看一对年轻夫妇在纳什维尔找到梦想中的家或者一位年轻的准新娘挑中一件心仪的婚纱更让人放松的了。
坦白讲，我不相信专家的话，对民调结果也不是百分百相信。在我心里，我觉得它们都是错的。在毫无生气的都市录影棚里描述的氛围，跟我在爱荷华州的教会礼堂和康乐中心里感受到的不同。那些专家没有和那些自称“贝拉克之星”的高中生粉丝见过面，他们会在橄榄球训练或者戏剧俱乐部的活动结束后为贝拉克竞选团队做志愿者工作。那些专家也没有和那位白人握手，她憧憬着自己混血的孙辈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似乎也没注意到我们的现场组织团队已经发展到多大的规模。我们当时在组建一个巨大的基层竞选网络—最终设立了三十七个办事处，约有两百位工作人员，这是爱荷华州党内预选历史上最大的竞选网络。
年轻人也站在了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团队的主力是怀抱理想、精力充沛的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开车来到爱荷华州加入竞选团队，每个人都和多年前受驱动到芝加哥来做组织工作的贝拉克有同样的基因。他们的精神和能力并没有被纳入民意测验的考虑范围。我每次去那里，跟那些真正相信我们的人互动时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希望，他们每晚都会花四五个小时登门拜访选民或者给他们打电话，就连最小最保守的镇子上也有他们建起的支持者网络，他们对我丈夫在大规模生猪饲养上的立场以及修复移民体系的计划都烂熟于心。
在我看来，那些负责管理办事处的年轻人是下一代领导人的火种。他们不知疲倦，并且被激励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更加直接地将选民与他们的民主联结在了一起，不管是通过街上的办事处，还是通过网站自己组织会议或者给银行打电话。就像贝拉克经常说的，我们做的不是一场单纯的竞选，而是要让政治在未来变得更好—更少被金钱驱动，与普通人关系更加紧密，最终让人充满希望。即使我们最后没有赢，但我们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不管怎样，他们的工作都不会白做。
随着天气再次转冷，贝拉克知道他只剩最后一个机会扭转爱荷华州的选情，那就是在“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餐会上有亮眼的表现。这是民主党每年在各州都会举行的仪式。在爱荷华州，总统选举期间，它是在11月初举行的，距离1月的党内预选有大约八周时间，全美国媒体都会前来报道。仪式上，每个候选人都要发表演讲—不用笔记和提词器，而且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到现场助威。本质上，这是一个候选人之间互相比拼的大规模动员大会。
几个月来，有线电视新闻的评论员一直在怀疑爱荷华州的人是否会在党内预选上支持贝拉克，他们旁敲侧击地说，虽然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不同寻常的候选人，但他仍然无法将热情转化为选票。而在“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餐会上聚集的人群，就是我们针对这种质疑给出的答案。大约有三千名支持者从全州各地开车赶来，这表明了我们既有组织性又有积极性—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强大。
那天晚上在台上，约翰·爱德华兹向克林顿“开炮”，委婉地谈到真诚和可信赖的重要性。乔·拜登看到数量庞大、喧闹吵嚷的奥巴马支持者，讥讽地笑道：“你好，芝加哥！”希拉里·克林顿那天患了感冒，她接着乔·拜登的攻势攻击贝拉克。“‘改变’不过是一个词而已，”她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和经验让它发生的话。”
贝拉克是那天晚上最后一个讲话的，他对自己的核心主张进行了激动人心的辩护：我们国家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不仅要摆脱布什政府—当然也包括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造成的恐惧和失败，还要弥合长久以来的政治分化局面。“我不想在明年或者接下来四年继续打和20世纪90年代一样的仗，”他说，“我不想让美国分裂成红色和蓝色两个对立的阵营，我想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观众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在台下看着，心里充满骄傲。
“美国，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贝拉克说，“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他那天晚上的表现正是竞选所需要的，他在民调中一下子跃居首位。他在爱荷华州大约一半儿的民调中都处于领先位置，随着党内预选日渐临近，形势变得越来越好。
在圣诞节后，离爱荷华州的选举还剩大约一周时，我在芝加哥南城认识的人好像有一半儿都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得梅因。我母亲和“凯伊妈妈”来了，我哥哥和凯莉带着孩子来了，萨姆·卡斯也来了。瓦莱丽早在秋天时就作为贝拉克的顾问加入了竞选团队。她带着苏珊、我的闺蜜团还有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来到了这里，我在医院的同事也过来了，这让我非常感动，还有我们在盛德的朋友，以及和贝拉克在芝加哥大学做同事的法律教授。他们跟着竞选争分夺秒的步调，一起过来帮忙做最后的推动。他们向当地的办事处报到，在零度的天气里拜访选民，为贝拉克说好话，提醒人们去党内预选地点。同时，还有几百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了最后的一周，他们住在当地那些支持者空出来的卧室里，每天赶赴各处，连最小的镇子和碎石路最狭窄的路段也不放过。
我很少去得梅因参加竞选活动，这回我乘坐一辆租来的面包车，和梅丽莎、凯蒂一起穿梭于州内各个地方，一天做五六场活动，负责开车的是一组排好班的志愿者。贝拉克和我一样也在外面到处跑，他的嗓音开始变得沙哑。
不管我在外跑多远，每天一定会回到我们的家庭“基地”—西得梅因的居家宾馆，赶上玛利亚和萨沙晚上八点的睡觉时间。当然，她们几乎感觉不到我不在身边，白天有堂（表）兄弟姐妹、朋友和保姆同她们做伴，还可以在宾馆房间里玩游戏，或者到市区去玩。一天晚上，我打开门，正想倒在床上享受片刻的宁静，却发现房间里到处扔满了厨房的东西—擀面杖扔在床罩上，脏砧板放在一个小桌子上，厨房剪刀扔在地板上。灯罩和电视机屏幕上蒙着一层……那是面粉吗？
“萨姆教我们做面食来着！”玛利亚说，“我们有点得意忘形了。”
我大笑起来。我一直在担心女儿们怎么过这个圣诞节，这是她们第一个没去夏威夷和曾外祖母一起过的圣诞节。可喜的是，得梅因的一包面粉就很好地替代了威基基海滩的浴巾。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四，党内预选开始了。贝拉克和我在午餐时间去了得梅因市区的美食广场，接着我们又走访了好几处会议地点，去和尽可能多的选民见面。那天晚上，我们请亲戚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当时距离贝拉克在斯普林菲尔德宣布参选已经过去了疯狂的十一个月，是输是赢就看当晚的投票结果了。我提前离席，回到宾馆房间准备贝拉克当晚不管输赢都要作的演讲。不一会儿，凯蒂和梅丽莎进来了，带来了竞选战情中心的最新消息：“我们赢了！”
我们欣喜若狂，大喊大叫，惹得特工人员敲门询问是否出了什么事。
在那一年最寒冷的几个晚上，爱荷华州的人走出家门来到当地的党内预选地点，投票人数破了纪录，几乎是四年前的两倍。贝拉克在白人、黑人和年轻选民中都获得了胜利。其中超过一半儿的人之前从未参与过党内预选的投票，而很可能就是这些人帮助贝拉克锁定了胜局。有线电视新闻的主持人也来到了爱荷华州，开始为我们这位轻松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和一位前副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奇才大唱赞歌。
那天晚上，贝拉克在海威会议中心发表胜选演说时，我们四个人—贝拉克、我、玛利亚和萨沙—站在台上，我感觉好极了，虽然也有一点儿愧疚。我心想，也许贝拉克这些年来谈论的一切都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一次次赶去斯普林菲尔德，他为没能发挥足够大的影响而沮丧，他的理想主义，他真诚地相信人们可以求同存异，而最终政治可以发挥作用—也许他一直都是对的。
我们取得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深远的胜利—不只是对于贝拉克，不只是对于我，还有梅丽莎和凯蒂、普洛夫、阿昔洛和瓦莱丽，每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每一个志愿者，每一位教师、农民、退休人员、高中生，他们那天晚上都站了起来，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午夜过后，贝拉克和我赶到机场，离开了爱荷华州，我们知道，在几个月之内我们是不会回去了。我和女儿们将回到芝加哥的家，继续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贝拉克飞到新罕布什尔州，再过不到一周，那里将举行初选。
爱荷华州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尤其对我而言，它让我树立了真正的信心。我们当时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信心分享给全美国其他地方的人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们在爱荷华州的现场组织者会分头奔赴其他各州—到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到新墨西哥州、明尼苏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继续传播那个已经得到证明的信息：改变真的是可能的。
[1] 超级碗（Super Bow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年度冠军赛。
[2] 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1942—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政治人物。他在1988年被选为参议员，在2006年的选举获胜后已经是第四届任期了。利伯曼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担任阿尔·戈尔的竞选搭档，这也使他成为美国主要政党中出现的第一个犹太人副总统候选人。
[3] 5英尺11英寸，约为1.8米。
[4] 优诺纸牌游戏（UNO），于1971年由梅尔·罗宾斯发明，已经风靡全球数十年。由于游戏规则中，当玩家手上只余下一张牌时，必须喊出"uno"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