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曾被班里一个男生一拳打在脸上。那一拳突如其来，而且力气很大。当时我们正排队去吃午饭，还讨论着大家六七岁时最关心的事情—比如谁跑得最快，为什么蜡笔颜色的名字都那么怪—然后砰的一声，我就被打了，而且无缘无故。我忘了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当时疼痛难忍，目瞪口呆地盯着他。我的下嘴唇肿了起来，眼泪也涌了上来，但当时我因为太震惊，以至于忘了生气，直接跑回了家找我母亲。
老师跟那个男生谈了话。母亲也私下里去学校见了见他，以确定他到底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威胁。“南城的”那天刚好也在我家，一向慈祥的他那次也被惹毛了，坚持要和我母亲一起去学校。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之大人之间谈了话，也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之后那个男生讪讪地向我道了歉，大人们也告诉我，往后不必怕他。
那天晚上，母亲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那个男生只是因为别的事情又害怕又生气，和你没关系。”说这话时，她摇了摇头，似乎不愿告诉我更多内情，“他自己的生活才真是一团糟。”
我们就是这样谈论霸凌的。我当时还小，这样说比较容易理解：霸凌就是有些人心里害怕，所以去吓唬别人。在与我家相邻的一个社区里住着一个凶巴巴的女孩，名叫迪迪，她就是这样；还有我的祖父，他对自己的妻子都那么粗鲁又刻薄。他们之所以咄咄逼人，是因为内心充满了恐惧。面对这样的人，能躲就躲，躲不开就正面和他们对抗。我母亲是那种很想把“待人如待己”这类箴言刻在自己墓碑上的人。她认为处理这类情况的关键，是永远不要让恶霸的辱骂或欺凌真正影响到你。
如若不然，你会伤得很重。
这成了我日后生活中一项巨大的挑战。尤其在我四十岁出头、帮助我丈夫竞选总统时，我想起一年级排队吃午饭的那天，想起平白无故遭到攻击的我有多困惑，而脸上突然挨一拳的滋味有多痛苦。
2008年里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尽量让自己不要害怕重拳。
我先说说那一年里高兴的事儿，因为那年确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7月4日，我们去了蒙大拿州的比尤特。那天刚好也是玛利亚的十岁生日，距离大选还有四个多月。比尤特是个风格粗犷且历史悠久的小镇，曾经主营铜矿开采，它坐落在灌木丛生的蒙大拿州的西南角，远远望去能看到落基山脉黝黑的山脊。在我们原先的竞选设想中，比尤特的情况是摇摆不定的。上届选举中，蒙大拿州支持的是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但这儿也曾有过民主党人当选州长的先例。考虑到这一点，贝拉克此番前往很有必要。
贝拉克每天每分钟如何度过，都是精心计算过的，当时这种情况比以往更甚。他时刻受人关注、指点、评估。人们记录他去了哪些州，在哪家餐厅吃早餐，点了哪种肉配煎蛋。他身边大概有二十五个记者不间断地跟着，他们坐满了竞选专机的后舱，将小镇旅店的走廊和餐厅围得水泄不通，从上一站跟到下一站，用笔记录下一切。总统候选人哪怕得了感冒，也会被大肆报道。有人理发贵了点，或是去星期五餐厅点了法式第戎芥末酱（贝拉克多年前曾这么干过，最后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立马就会被报道出去，然后引发网上各式各样的解读。这个候选人软弱无能？他是个小人？是个骗子？他真的是美国人吗？
这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都明白这是为了检验你是否具备领导这个国家，甚至代表这个国家的韧性，感觉就像每天给你的灵魂做透视，一遍遍地扫描，不放过任何差错。如果你不首先接受美国人民的全面审视，你就不会当选。这种审视贯穿了你过去的人生，包括你的社会关系、职业选择还有纳税申报单。尽管争议重重，但这种审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更容易被操控。当时我们正进入一个点击量就代表着标准和金钱的时代。脸书刚刚成为主流，推特相对来说是个新事物。大多数美国成年人都有手机，大多数手机都有摄像头。我们那时正站在一个全新时代的边缘，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这一切。
贝拉克不只是想赢得民主党选民的支持，他在向全美国示好。在爱荷华州进行的党内预选，是一个有多煎熬、多残酷，就有多振奋人心的决定性阶段。从2008年年初的寒冬一直到春天，贝拉克和希拉里·克林顿在每个州都交过手，通过那些来之不易的选票角逐看谁能成为打破历史的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乔·拜登和其他竞争者都在1月底相继出局。）两位候选人激烈交锋，2月中旬，贝拉克以微弱但具有决定性的优势领先。“他现在是总统了吗？”随后几个月里，当我们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四周响起庆祝的音乐时，玛利亚总会这样问我。她的小脑袋无法理解这一切，除了最终的目标。
“好吧，那么他现在是总统了吗？”
“不是，亲爱的，还不是。”
直到6月，希拉里·克林顿才承认自己在党内初选中败北。她迟迟不肯认输，浪费了宝贵的竞选资源，致使贝拉克无法将竞选重心转向对手—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这位一直以来在亚利桑那州任职的参议员，早在2008年3月就稳居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位。他以一名特立独行的战争英雄的身份参选，倡导过两党合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资历雄厚。所有这些都表明，他的领导方式将不同于乔治·W.布什。
我们选择在7月4日国庆日到达比尤特有两个目的—当时几乎所有的举动都有双重目的。之前四天，贝拉克在密苏里州、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和北达科他州参加竞选。他根本无法抽出时间给玛利亚过生日，更何况在如此有象征意义的一天，他绝不能离开选民的视线。因此，我们就坐上飞机去看他，这样一举两得—全家人既能在一起，又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随行的还有贝拉克同母异父的妹妹玛雅、她的丈夫康拉德，以及他们可爱的女儿—四岁的瑟哈拉。
孩子出生在重大节日的父母都知道，庆祝生日和庆祝节日这两件事一定要区分开。好心的比尤特市民似乎很清楚这一点。当地主街两旁的商店橱窗里，贴满了“玛利亚生日快乐”的横幅。当我们一家人坐在露天看台上观看国庆游行时，行人纷纷在低沉的鼓声和“扬基小调”的笛声中高呼着向她送祝福。大家对我们的女儿很友好，对我们也很尊重，即使他们坦白承认，投票给任何一个民主党人都跟他们的传统背道而驰。
当天晚些时候，竞选团队举行了一次野餐，场地选在了一块开阔的空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作为大陆分水岭的雄壮山脉在天边起伏绵延。这次活动是为当地的数百名支持者举行的集会，同时也是为玛利亚举办的生日庆典。所有出席的人都让我感动，但与此同时，我有一种更亲密、更迫切的感觉，这与我们在哪里无关。那一天，为人父母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惊异的柔情深深地触动了我。你突然注意到，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肉乎乎的四肢开始变得修长，她们的眼光变得更有智慧。奇妙的时间转换就这样发生了。
对我而言，2008年7月4日是我们跨过的最重要的一道分水岭：十年前，贝拉克陪着我在产房时，我们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很了解，但其实当时的我们什么也不懂。
过去十年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尽量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想着如何让玛利亚和萨沙感受到爱和陪伴，如何在工作中有很好的表现。如今我的重心发生了变化：我要在为人父母和其他一些截然不同但更令人困惑的事情之间取得平衡—比如政治、美国，还有贝拉克的雄心壮志，他生活的巨大转变、竞选活动的种种需求以及我们一家的曝光率，这些似乎都在与日俱增。爱荷华州的党内预选结束后，我决定从医院离职，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继续待在那里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这场竞选正在慢慢地消耗着一切。爱荷华州的活动结束后，我忙到甚至没时间回医院的办公室收拾东西，也没时间跟同事好好道别。我成了全职妻子兼母亲，尽管身为妻子的我肩负重任，但身为母亲的我仍想尽力保护好我的孩子，不让她们被这重任压垮。放弃工作曾让我痛苦不已，但我别无选择：我的家人需要我，这对我来说高于一切。
这一刻，我在蒙大拿州的竞选野餐上，和一群几乎不认识的人一起为玛利亚唱生日快乐歌。她坐在草地上，面前的盘子里放着一个汉堡，笑得很开心。我知道，选民们都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女儿，以及我们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但我总是在想，在女儿们看来这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想减少这种愧疚感。我们计划着周末再办一个真正的生日宴会，邀请一大群玛利亚的朋友来我们芝加哥的家中过夜，把政治什么的都抛到一边。我还计划着晚上一家人在旅馆里好好聚一聚。下午晚些时候，女儿们在野餐的地方跑来跑去，贝拉克和我则不断地跟那些潜在的支持者握手、拥抱。我一直在想，以后她们想起这次活动，会觉得有趣吗？
那些日子里，面对萨沙和玛利亚，我心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保护欲。跟我的处境一样，总有陌生人喊她们的名字，还有人想碰触她们，跟她们拍照。入冬以来，政府的人认为我跟女儿们的曝光率很高，因此派了特工保护我们。这意味着当萨沙和玛利亚去上学或去参加夏令营时，以往只是外祖母接送她们，以后后面则会跟着特工的车。
野餐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名贴身特工，密切注意着潜在的各种威胁，如果有人表现得过分热切，就会遭到他们谨慎地询问。好在女儿们似乎没把他们当警卫，只把他们看作成年的朋友，是随我们出行的越来越多的友好的人中的一员，与其他人的区别只是他们戴着耳机，并且非常警觉。萨沙总是称呼他们为“神秘人”。
女儿的陪伴让竞选的过程轻松了不少，因为结果如何对她们来说并不重要。对我和贝拉克来说，这是一种安慰—有她们在就是一种提醒，不管怎样，一家人在一起比支持者暴增或票数暴涨都重要。两个女儿谁都不关心爸爸闹哄哄的竞选，也不在乎建立更好的民主制度，或是住进白宫，她们只想要（而且是非常想要）一只小狗。安静的时候，她们就和团队里的人玩接龙或纸牌游戏；再就是强调，无论去哪里，那附近一定要有冰激凌店。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对她们而言只不过是噪音。
直到今天，玛利亚和我一想起爸爸问她竞选总统怎么样时她才八岁，就觉得好笑。当时贝拉克一定是感到了某种责任感，于是在哄她睡觉时说：“如果爸爸去竞选总统，你觉得怎么样？”他问她，“你觉得这主意好吗？”
“当然好啊，老爸！”说完，她亲了他一下。她怎么会知道，爸爸竞选总统的决定会彻底改变她以后的生活？她只是翻了个身，随后就进入了梦乡。
在比尤特那天，我们参观了当地的采矿博物馆，打了水仗，还一起踢了足球。贝拉克发表了竞选演说，跟往常一样会见了无数人，但他照样回到了我们中间。萨沙和玛利亚跟他扭成一团，她们天真的想法逗得他笑个不停。看着他笑容里的神采，我真心感叹他总能排除外部的干扰，抓住一切机会做个好父亲。他也跟玛雅和康拉德聊了聊，并且无论我们去哪儿，他总会一只手揽着我的肩膀。
我们一家人根本没办法独处。团队辅助我们竞选，特工保护我们的安全，媒体等着采访，观众远远地拍下我们的照片，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常态。随着竞选的推进，我们的生活逐渐制式化，隐私和自由渐渐离我们而去。我跟贝拉克几乎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交到了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手里。他们学识过人、卓尔不群，但他们不会明白，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有多令人难过。如果我需要什么东西，只能请人去商店帮我买；如果我想跟贝拉克说话，必须通过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跟他联系。我的日程上，总是出现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事项和活动。
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逐渐学会了在更公开的环境下生活，学着接受竞选本来的模样。
那天下午快结束时，我们一家四口—我、贝拉克和两个女儿—接受了电视采访，这还是头一次。通常我们不会让媒体接近孩子，只有出席公共竞选活动时，才允许他们照几张相。这次不知为何，我们竟然答应了。当时团队的人觉得，让公众看到贝拉克作为父亲的一面是件好事，而我也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坏处，毕竟他是真的爱孩子，他爱所有的孩子，这恰好能证明为什么他会是一位很棒的总统。
我们在《通往好莱坞》的节目上与玛丽娅·曼努诺斯聊了大概十五分钟。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铺有装饰布的公园长椅上，看起来很有节日气息。玛利亚扎了辫子，萨沙则穿了一件红色的无袖连衣裙。她们俩还是跟往常一样天真可爱。曼努诺斯人很亲切，访谈氛围很轻松，但我们家的“小教授”玛利亚对每个问题都要认真思考之后，才郑重作答。她说爸爸有时候会想要跟自己的朋友握手，这让她觉得很尴尬；她还说爸爸把竞选用的行李堵在门口，大家都觉得很烦。萨沙尽量让自己乖乖坐着，认真听讲。她只打断过一次，就是转过头问我：“什么时候能吃冰激凌啊？”其他时候，她都在听姐姐讲话，偶尔补充一些她突然记起来的不相干的细节。有个话题快聊完时，她突然报告说“爸爸有次理了爆炸头！”，逗得大家都笑了。
几天后，我们的采访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分成四段播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他新闻媒体也趁势而来，纷纷打出诸如“奥巴马女儿首次亮相电视采访”“奥巴马女儿一吐为快”这样令人腻烦的标题。突然之间，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玛利亚和萨沙的无忌童言。
贝拉克和我立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那次采访没有任何不妥，既没有爆炸性的提问，也没有披露任何特别的细节，但我们仍然觉得自己错了，过早地把她们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而她们根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电视里的内容不会伤害到萨沙和玛利亚，但已经传遍了世界，并且将永远保留在网络上面。我们把两个女儿带入了并非她们自己所选的人生，还没考虑清楚，一切就已经发生了。
后来，我渐渐熟悉了这一切。我们生活在大家的目光下，一切也因此变得充满了某种能量。奥普拉·温弗瑞发短信鼓励我；史提夫·汪达，我儿时的偶像，在竞选活动中登台演唱，并且直呼其名地跟我开玩笑，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巨大的关注让我无所适从，特别是我感觉，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值得如此关注的事。我明白，我们被拥上高台，不仅是因为贝拉克强大的竞选宣传，更是因为这个重大历史时刻的潜在影响和象征意义。如果美国选举出第一位黑人总统，就不只关乎贝拉克个人，而是关系到整个美国。对许多人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意义重大。
当然了，对这一切感受最深的是贝拉克—众人追捧的背后，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另一部分人的吹毛求疵。你越受欢迎，憎恨你的人就越多。这几乎是条不成文的规律，在政界尤甚。对手们会花重金做反对研究—雇用调查员将候选人的背景查个底儿朝天，寻找任何疑似污点的证据。
我跟我丈夫生来性格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了从政而我没有。谣言和中伤像毒气一样充斥在竞选中，他对此非常清楚，却几乎不受影响。他经历过各种竞选。他会研究政治史，并拿其中的情景自嘲。总而言之，他是那种不会轻易被怀疑或伤害这种抽象的事情影响的人。
相反，我还在学习如何面对公众的生活。我自认为是一位自信、成功的女性，但我也一直是那个告诉大家我以后要当儿科医生，保持着完美的学校出勤记录的乖孩子。换句话说，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小时候的我一直在追求肯定，我的目标就是作业要拿金星，避免一切社交冲突。长大以后，我不再严格地以这样的教条和标准来评价自己，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就不会遭受霸凌，就能永远自在地生活。
然而，这种信念就要破灭了。
贝拉克在爱荷华州取得胜利后，我的竞选演说的号召力也愈发强大，几乎跟听众人数一起成比例增长，一开始是几百人，后来发展到上千人甚至更多。记得有一次，我和梅丽莎、凯蒂一起去特拉华州参加活动，车停下后，我看到大家排着有五人那样宽的队，从马路这头排到那头，等着进入已经拥挤不堪的礼堂。这让我非常震惊，同时也非常高兴。我告诉所有人：他们为贝拉克的竞选所倾注的热情和努力让我自叹不如。我的付出，远比不上他们为帮助贝拉克获选每天所做的努力。
鉴于我在爱荷华州奉行的竞选理论收效不错，轮到我进行竞选演说时，我特意设定了一个松散的演说结构。我没有用提词器，也并不担心自己的演说是否稍稍离题。我的词句未经修饰，也不像我丈夫那样雄辩有力，但我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话。我谈到自己最初对政治进程的怀疑正一周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鼓舞和希望。我意识到，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同样的挣扎，都关心自己的子女，都担心未来会如何。跟我一样，很多人都相信：贝拉克是唯一一个能真正带来变革的总统候选人。
贝拉克主张从伊拉克撤军，主张取消乔治·W.布什颁布的针对超级富豪的减税政策，主张在全美推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些听起来似乎遥不可及，但每当我看到礼堂里那些热切的支持者，就觉得也许我们已准备好摒弃异议，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礼堂里洋溢着自豪感，大家团结在一起。那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一直在蔓延，令人振奋。我像冲浪一样尽情地沉浸其中。每到一站我都大声宣布：“希望又回来了！”
2月的一天，我正在威斯康星州，贝拉克的沟通团队打电话给凯蒂说出了问题，在那几个小时之前我在密尔沃基的一家剧院发表的演说，其中明显有一些存在争议的内容。凯蒂和我都感到很困惑。我在密尔沃基的演说跟我刚在麦迪逊的演说并无区别，几个月来，我对所有人作的演说都是如此。之前一直没事，这会儿怎么会出问题了呢？
随后，我们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人将我那段将近四十分钟的演说做了剪辑，剪出一个十秒钟的视频，去掉了上下文，只强调了个别语句。
这些截取自我在密尔沃基和麦迪逊演说的视频片段迅速流传开来，集中在我谈论自己有多骄傲。那天我的原话是：“今年我们发现，希望又回来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真正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不仅是因为贝拉克做得很好，还因为我发现大家都非常渴望变革。我期盼我的国家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也不再因挫败和失望而感到孤独。我看到大家因为一些基本的共同问题如此渴望团结在一起，这令我无比骄傲。仅仅是见证这一切就让我倍感荣幸。”
但这些大部分都被剪辑掉了，包括我所说的希望、团结以及我有多么感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件事上。在那些视频里—保守派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已经将它传得面目全非—人们听到的是：“这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真正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
我都不需要看新闻，就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曲解。“她根本不爱国。”“她一向憎恨美国。”“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其他那些不过是作秀罢了。”
这就是那年我遭受的第一记重拳，而且看起来是我自作自受。我忘了演说时每句话都要仔细斟酌，只想着让自己看上去随和一些。无意间，别有用心的人拿这句话给了我一击。跟一年级时的情况一样，我完全没想到会这样。
当晚我乘飞机回到芝加哥的家中，心里满是内疚和沮丧。我知道梅丽莎和凯蒂一直在偷偷通过手机跟进那些负面新闻，并小心翼翼地不让我知道，因为她们明白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那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一起工作，一起走了数不清的路程，永远在跟时间赛跑，以便我晚上能回家照顾孩子们。我们辗转于全美国各个礼堂，吃快餐食品吃到想吐，出席那些在豪宅里举办的募捐晚会时，还要时不时提醒自己别只顾着发呆。当贝拉克和他的竞选团队坐着专机和巡回大巴四处演讲时，我们还在机场慢吞吞地排队，脱了鞋子接受安检，只能乘坐美联航或西南航空的经济舱；有时还要等着好心的志愿者接送我们往返于几百英里外的活动现场。
我原本以为我们大体上做得还不错。我曾见过凯蒂站在椅子上，大喊着让那些年龄两倍于她的摄影师们遵守秩序，服从指挥，或是痛斥那些提出过分问题的记者。我也看到了梅丽莎如何规划我行程的细节，将一天中的各种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不断地敲着手机键盘以确保无虞，还要保证我不错过孩子们的学校演出、老朋友的生日或是去健身房的机会。她们拼尽了全力，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只为了维持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当晚我坐在飞机上，机舱灯照着我，我一直担心那句蠢话会把一切都搞砸。
到家后，我把女儿们哄睡后，又把母亲送回了她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家。做完这一切，我拨通了贝拉克的电话。那是威斯康星州预选的前一晚，当时票数追得很紧。在党内代表的票数上,贝拉克以微弱的优势保持着领先，但希拉里·克林顿一方一直在大肆批评贝拉克，攻击他的医疗保险方案，指责他不愿跟她多做辩论。风险太大了，贝拉克的竞选真的经不起任何拖后腿的行为。我就自己演说的事情跟他道了歉。“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说，“这几个月来我都是那么说的。”
当晚，贝拉克正从威斯康星州赶往得克萨斯州。我几乎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他耸了耸肩。“听着，这是因为你的听众太多了。”他说，“你已经成了竞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人们才会关注你。这都是很自然的现象。”
跟我们每次说话时一样，他感谢了我为此付出的时间，又说他很抱歉让我经历这些。“我爱你，亲爱的，”挂电话前他告诉我，“我知道这让人很难过，但会过去的。事情总会过去的。”
…………*…………
关于这件事，贝拉克既是对的，又是错的。2008年2月19日，贝拉克以明显优势赢得威斯康星州的预选，我的言行似乎没有对他造成影响。同一天，辛迪·麦凯恩在发表公众演说时抨击我说：“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听清楚我之前说的话—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非常骄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们是“假装爱国的小人”，许多博主也跟着以讹传讹。但大概一周后，大多数非议就平息了。贝拉克和我都告诉媒体，我觉得骄傲是因为看到许多人拿起电话参与竞选，或是跟邻居讨论，并因为参与到民主建设中而变得愈加自信。我的确是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这些。之后，我们便投入到接下来的活动中。我在演说中的言辞更加谨慎，但我的本意一如既往，我仍然倍感骄傲，这些都没有变。
然而一粒邪恶的种子自此生根发芽—我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满腹牢骚，充满恶意，根本不像期待中的那样得体。无论是贝拉克的竞争对手还是别的散播者，这些谣言和指向性极强的评论，大多数都有些微种族色彩，旨在挑起公众内心最深处的最丑陋的恐惧。“别让黑人当政。”“他们跟你们不是一伙人。”“他们想要的跟你不一样。”
而美国新闻网的做法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他们梳理了耶利米·莱特牧师长达二十九小时的布道内容，其拼凑出的场景异常刺眼，显得这位牧师冷酷又无理，将愤怒和怨恨全部发泄在了美国白人身上，仿佛所有痛苦都是他们造成的。贝拉克和我看到后大吃一惊，这位牧师曾主持过我们的婚礼，还曾为我们的女儿施行洗礼，在那二十九小时的布道内容里却显出了他最糟糕又最疑神疑鬼的一面。其实我和贝拉克的家人中，都不乏戴着愤怒和怀疑的有色眼镜看待种族问题的人。我曾感受过祖父长久以来的怨恨，就因为他的肤色，他一直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我也了解过“南城的”的顾虑，他担心自己的孙子住在白人社区不安全。贝拉克也一样，他曾听见过他的白人外祖母随意地将黑人一概而论，并且向自己的黑人外孙坦白说，有时候在街上碰到黑人令她很害怕。我们跟家族中某些保守有偏见的长辈生活了许多年，也能理解他们做不到宽容，特别是对那些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的长辈而言。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忽视了耶利米·莱特牧师那滔滔不绝的布道中最为荒谬的部分，即使那些有问题的布道我们一场也没有参加过。看到他那些尖刻的言论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出现在新闻上，我们真是胆战心惊。整个事件提醒我们，我们美国对种族问题的扭曲是双向的—怀疑和成见始终是双向的。
与之同时，有人找出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那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 一篇关于普林斯顿的非洲裔美国同学在入学后如何看待种族和身份的调查。我一直不明白，保守派媒体为何把我的这篇论文当作某个秘密的黑人宣言，或是某个挖掘出来的威胁。这已经是21世纪了，搞得好像我不去努力在社会学课上得“A”，或者去申请哈佛法学院，反而跟领导了黑人起义的奈特·特纳一样，还在密谋某种推翻白人的计划，并且终于借着我的丈夫展开了行动。有位名叫克里斯托夫·希钦斯的人写了一个在线专栏，副标题就是：耶利米·莱特的丑剧是否受到了米歇尔·奥巴马指使？他将大学时期的我批得体无完肤，说我深受黑人激进分子的影响，文章也写得一塌糊涂。“说这篇论文读不下去是不恰当的，”他写道，“严格来讲，根本就没法‘读’，因为它不是用任何已知的语言写的。”
我不仅被说成外人，而且还被当作“异类”，差异大到连语言都不通。这无疑是狭隘又荒唐的侮辱，但他对我智力的奚落和对年少的我的排斥，带来的则是更严重的轻视。如今大家都认识贝拉克和我，要无视我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被视作异类和入侵者，那我们的影响力很可能会荡然无存。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其实他就是想说：我们不是自己人。“德拉吉报道”的网站刊登了一张贝拉克任参议员时出访肯尼亚的照片，照片上他戴着当时别人送给他的头巾，穿着索马里的传统服饰。网站此举不过是想重新挑起那个老掉牙的阴谋论：贝拉克是个秘密的穆斯林。几个月后，网上又充满了匿名散布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怀疑贝拉克的美国公民身份，说他并非出生在夏威夷，而是出生在肯尼亚，如此一来他根本没有资格参选。
参加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佛蒙特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预选时，我一直在谈论乐观和团结，也感受到了人们在竞选活动中凝聚起来的对变革的积极性。然而，那些尖锐的反对我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福克斯新闻台说我“好斗又易怒”；一条谣言在网上炸开了锅，说有视频证明我称白人是“白鬼”。如此稀奇古怪的谣言真是毫无根据。6月，贝拉克终于拿下了民主党的候选人提名，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场活动上，我开玩笑地跟他碰拳以示庆祝。这个举动随后也上了头条，并被福克斯新闻台的某个评论员解读为“恐怖分子间的碰拳”，再一次向公众暗示我们是危险分子。这家电视台还打出新闻字幕，说我是“奥巴马家的代孕妈妈”，借用这套关于美国黑人群体的陈旧观念，要将我异化排除出我的婚姻。
我越来越疲惫，并非在体力上而是在精神上。一次次的重击让我非常痛苦，尽管我明白，这些攻击并非冲着真实的我而来。就好像有一个卡通版的我在那里肆虐，一个我常有耳闻但素不相识的女人— 一个巨大、凶猛、随时准备虐杀的怪兽一样的政治家夫人，名叫米歇尔·奥巴马。同样令人痛苦的是，我的朋友有时会打电话向我倾诉他们的担忧，告诉我一堆他们认为我应该转达给贝拉克的竞选经理的建议，或者在听到关于我、贝拉克或竞选状况的负面新闻报道后，希望我能安慰一下他们。当那个关于有视频证明我说“白鬼”的谣言出现后，一位非常了解我的朋友打了电话过来，很明显她担心谣言是真的。我不得不花了半个小时，告诉她我真的没有变成种族主义者。谈完之后我挂上电话，感觉心力交瘁。
总而言之，我觉得要输了，再多的信念或努力都无法让我挺过批评者对我的诋毁。我是女性，我是黑人，我意志坚定，对某些固执己见的人来说，这些只能代表我满腔“怒火”。这是另一种极其有害的陈词滥调，一向被用以将少数族群的妇女扫除出界；这是一个忽略我们声音的无意识的信号。
当时我真的有些生气了，这让我感觉很糟糕，就好像那些抹黑者关于我的预言全部应验了，我要投降了。不要小看偏见的力量，它能像陷阱一样将人困住。有多少“愤怒的黑人女性”被困在这个说法的逻辑死结里！如果没人肯听你的声音，为什么不大声点儿？如果你被形容为愤怒的或情绪化的，那你正常做出的反应，不是恰好会强化他们的这种印象吗？
我疲于应付这些卑鄙的行径，当时它们已演变成了人身攻击，我更是无力招架，感觉自己没有任何退路。5月，田纳西州的共和党放出了一段在线视频，重播了我在威斯康星州对着成群的支持者所说的话，“这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真正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网站文章打出了这样的标题“米歇尔·奥巴马是财富还是负担？”底下用加粗字体列出了关于我的争论：“她的言辞体现出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真诚还是过于直白？”还有“她的长相：到底是大气还是吓人？”
老实说，这种话题真的很伤人。
有时我会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贝拉克的竞选。我知道我比许多候选人的配偶都活跃，这就招致了更多的攻击。我本能地想要回击，公开抗议那些谎言和不公平的泛泛之谈，或是让贝拉克作些说明。但他的竞选团队一直告诉我，最好的做法是不回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对所有的攻击全部接受。他们一贯的口头禅是“这不过是政治而已”，就好像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好像我们搬到了一颗新的星球上，一座名叫“政治”的城市中，任何正常规律在这里都不适用。
每当我的精神备受煎熬的时候，我就会通过蔑视自己来自我惩罚：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从来就不喜欢政治。我辞去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竞选中，结果如今倒变成了负担？我原本的能力到哪儿去了？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贝拉克回到芝加哥的家中稍作休息。我们坐在厨房里，我将自己的沮丧和盘托出。
“我没必要参加了，”我告诉他，“如果我对竞选不利，那我究竟为什么要参加呢？”
我解释说，媒体无穷无尽的追问，以及使用紧巴巴的预算四处奔走，都让梅丽莎、凯蒂和我感觉很受挫。我没想把事情搞砸，我想支持他，但如今只是应付眼下的麻烦，就已经让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做更多了。还有越来越多的关于我的非议，我厌倦了自己被人肆意攻击，厌倦了完全被当作另一个人看待。“我可以待在家里陪孩子们，如果那样更好的话。”我告诉贝拉克，“我还是做个普通的妻子，只在大活动上现身和微笑就好了。这样也许对所有人都更好。”
贝拉克体贴地听着。我看得出来他很累，急需上楼好好睡一觉。我很讨厌有的时候把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搅在一起。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瞬息万变，要与选民进行很多次互动活动。我不想变成他的又一个负担，但话说回来，我的生活现在已经被他的那个世界吞没了。
“你要知道，米歇尔，你绝对是财富而不是负担，”他说，看上去很受挫，“但如果你想停下或慢慢来，我完全理解。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他告诉我，永远不要觉得受制于他或者是受制于竞选机制。如果我想继续，但是需要更多支持和资源的话，他会想办法帮我解决。
这让我感到安慰，虽然只是一点点。我仍觉得自己是那个排队吃午饭时，猛然挨了一拳的一年级学生。
但有了这点安慰，我们就把政治抛到一边，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睡觉了。
之后不久，我去了大卫·阿昔洛在芝加哥的办公室，跟他和瓦莱丽坐在一起看了我出席公众场合的录像。我现在意识到，那是一次指导，是要告诉我竞选中的哪些部分是我可以掌控的。他们俩都肯定了我的努力，以及我有效地将贝拉克的支持者团结在了一起。但是随后，播放到我的竞选演说时，阿昔洛关掉了声音，以便我们仔细看我的肢体语言，尤其是面部表情。
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自己演说时带着紧张和执念，并且一刻都不放松。我一再提及美国人民正面对的艰难，比如学校里的不公平现象和我们的医疗体系。我的表情显示出我认为一切问题都已严重到生死攸关的地步，以及摆在国家面前的选择究竟有多重要。
就人们对女性的一贯印象而言，这样的表情太严肃、太沉重了。我以陌生人的眼光去看自己的表情，特别是在说那些令人不快的内容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反对者可以剪辑这些录像，并且在公众面前把我描绘成一个愤怒的女魔头了。这无疑是另一种偏见、另一处陷阱。要忽视一个女性的声音，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她包装成一个泼妇。
从来没有人指责过贝拉克表现得过于严肃或笑得太少。我只是他的妻子，不是候选人，或许大家期望我能带来更欢快和轻松的氛围。而且，如果想要知道女性在只讲政治的星球上的遭遇，只需看看睿智又上进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是如何总被形容为一个悍妇的；或者看看希拉里·克林顿在每次竞选活动之后，被电视红人和意见领袖反复解读时的遭遇。人们借鉴了所有对女性最坏的成见，无情地利用希拉里·克林顿的性别来攻击她—说她盛气凌人，说她喋喋不休，说她是个贱人。希拉里·克林顿是贝拉克的竞争对手，因此我当时自然不会跟她亲近，但是我非常钦佩她能站出来，坚持反抗仇视女性的现象。
与阿昔洛和瓦莱丽一起看录像的那天，我的眼睛被泪水刺得生疼。我非常沮丧。那时我终于明白，我完全没有掌握政治表演那一套。而这一年多来，我已经做了无数场演说。我意识到，在爱荷华州那些小礼堂里，我在尽力跟听众沟通。而在更大的场地中，要传达温暖无疑更难。听众越多，演说者的表情就要越鲜明，对此我需要好好下一番功夫。然而，我担心事到如今已经太迟了。
瓦莱丽，这位跟我认识了超过十五年的好朋友，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问道，“为什么没有人肯帮我？”
我得到的回答是之前大家没怎么关注这些。贝拉克的竞选团队原本以为我做得还不错，结果发现并非如此。直到惹了大麻烦，我才被叫到大卫·阿昔洛的办公室。
对我来说，这是峰回路转的一刻。所有资源只服务于候选人一人，而不包含其配偶或家属。尽管贝拉克的竞选团队很尊重我，也很重视我的贡献，但他们永远不会给予我更多的指导。在那一刻之前，团队里没有任何人陪我出行，或是出席过我的活动。我从未接受过应对媒体的训练或是如何为演说做准备的训练。我意识到，除非我自己提出要求，否则没有人会提点我。
竞选还剩最后的六个多月，大众对我们的关注只会愈加密切。考虑到这一点，大家终于确信我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我要继续像个候选人一样参与竞选，那我就要得到候选人应该得到的支持。有了更好的准备，我就能保护自己；争取到了所需要的资源，我才能做得更好。在初选的最后几周，贝拉克的竞选团队给我增派了人手—行程安排兼私人助理克里斯汀·贾维斯，她曾是贝拉克任参议员时的办公室前职员，为人热情，举止稳重，即使在面临重压时也能让我保持镇定；另一位是行事利落、深谙政治之道的沟通顾问，名叫史蒂芬妮·卡特。在那年夏天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需要做一个重要的演说，由凯蒂和梅丽莎协助我，史蒂芬妮特地帮我明确了演说的主旨并告诉我应该如何表现。我们终于得到许可乘坐竞选专机，这让我的出行高效了不少。我可以在飞行途中接受媒体采访，在参加活动的途中梳妆，或是带上萨沙和玛利亚一起出行，而不需要负担额外的费用。
这让我松了口气。所有的这一切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不那么紧张，多展露笑容。
在准备我的公开演说时，史蒂芬妮建议我发挥自己的长处，专注在那些我擅于表达的事情上，比如我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我对职场母亲的理解，以及我引以为豪的芝加哥出身。她发现我喜欢跟身边的人开玩笑，就告诉我不要压抑自己的幽默感。换句话说，我可以尽情地展示自我。预选结束后不久，我担任了《视野》节目的嘉宾主持，与乌比·戈德堡、芭芭拉·沃尔特斯和其他主持人一起，面对现场的观众，度过了愉快又精彩的一个小时。我们谈论了那些针对我的攻击，但也聊了女儿们的趣事，并且取笑了那次碰拳事件和连裤袜有多难穿。我感到了一种全新的轻松，一种重新找回自己声音的感觉。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多数正面的反馈。我上节目时穿的那条148美元的黑白相间的连衣裙，突然间成了女士们争相购买的款式。
与此同时，我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我开始学会享受自我，变得越来越坦率和乐观。我也尝试向我见过的支持者学习，举办圆桌晚会来讨论女性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一课，是我在走访军事社区和士兵家属时学到的—他们大多数是妇女，也有一小部分男性。
“说说你们的生活吧。”我会说。然后听那些抱着孩子的女性告诉我她们的故事，她们中有的还不满二十岁。有些人说自己这些年来换过八次驻地，甚至更多，大致是一年一换，每到一个新环境，就要重新给孩子找音乐培训班或者强化班。她们还说，这样迁来迁去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例如有位找不到工作的教师，她新迁去的州不承认原来那个州的教师执业资格证；美甲师和理疗师也面临同样的执照问题；许多年轻的父母找不到一家能负担得起的托儿所。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问题，都隐藏在顾全大局和深明大义的担当背后。她们的爱人被派往喀布尔或摩苏尔那样的地方，服役一年或是更久。与这些军属的会面让我瞬间放下了我所受到的伤害。她们所做的牺牲远不是我可以比的。我坐在她们中间，全神贯注地听着，发现自己对军事生活一无所知。我暗暗发誓，如果贝拉克如愿当选，我一定要想办法更好地支持这些家庭。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更积极地帮助贝拉克和乔·拜登进行最后的努力。乔·拜登是来自特拉华州的参议员，为人随和，不久就被提名为贝拉克的竞选伙伴。我再次大胆地跟着自己的直觉，与支持我的人倾力合作。出席公众场合时，我专注于跟人群互动，少到几十人，多到上千人，我都在后台与他们聊天，或是越过隔离带与他们交谈。当选民们看到我充满人情味的一面时，自然就会明白那些丑化都是假的。我终于明白，拉近距离就能减少憎恨。
2008年夏天，我更加频繁地奔走，也更加努力，确信自己能为贝拉克带来积极的改变。随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我首次雇用了一位讲稿撰写人。她是一名才华卓越的年轻女性，名叫莎拉·赫维茨，有了她的帮助，我的想法得以呈现在那个只有十七分钟的演讲中。经过数周的精心准备，8月底，我站在丹佛市百事中心球馆的台上，面对着两万多名现场观众，以及数百万电视观众，准备好向世界展现我真实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的哥哥克雷格介绍我出场。我的母亲坐在二楼看台的第一排，看上去因为我们要面对如此之多的观众而十分震惊。我谈起了我的父亲—他为人谦逊，充满韧性，极大地影响了我和克雷格。我试图让全美人民看到一个最真实的贝拉克，还有他那颗高尚的心。演讲结束后，全场的掌声经久不息，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我付出的努力终于改变了人们对我的印象。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场面宏大、人数众多，直到今天还能在优兔视频网站上看到。但实际上，出于某些特别的原因，那也是一个微小的时刻。我看待事物的眼光开始改变了，就像一件毛衣慢慢被翻过来。舞台、观众、灯光、掌声，我从未想过这些事物可以变得如此寻常。如今我呈现的一切都未经编排和修饰，没有装模作样，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但惊喜还是真实地存在着—有时在不知不觉间，你的心门就敞开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回溯到7月4日在蒙大拿州比尤特的那天。那天行程结束时，夏日的夕阳终于落到了西边的山后，远处传来鞭炮的声音。我们在州际公路旁的一家智选假日快捷酒店里过夜。第二天贝拉克要动身前往密苏里州，我和女儿们则要回芝加哥的家。所有人都累坏了。我们参加了国庆游行和野餐。我们几乎跟每一个比尤特的市民都进行了互动。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为了玛利亚小聚一下了。
如果当天有人问起，我会说最后我们草草庆祝了一下—她的生日聚会感觉像是竞选活动热闹过后的一次收尾。我们聚在酒店楼下的一间会议室里，里面灯光很暗，天花板很低。到场的有康拉德、玛雅和瑟哈拉，还有一些跟玛利亚比较亲近的工作人员。当然了，还有那些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的特工。我们准备了一些气球、一个从便利店买的蛋糕、十支蜡烛和一大桶冰激凌，还有几件别人在之前就买好并在飞机上包装好的礼物。当晚的气氛虽然说不上冷清，但也确实没什么喜气洋洋的感觉。那一天过得实在太漫长了。贝拉克和我的脸色都不太好，因为我们知道搞砸了。
然而，跟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些最终只是一种看法—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眼前的一切。贝拉克和我从那间单调的屋子和简单的聚会上，只看到了我们身为父母的失职。但玛利亚想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她也确实看到了。她看到了友善的面庞、爱她的人们、涂满糖霜的蛋糕、身边的两个小妹妹，还有崭新的一年。她在外面玩了一天，参加了国庆游行，第二天还能坐飞机。
她跑到贝拉克坐着的地方，一头扎进他怀里。“这是，”她宣布，“我过得最棒的一次生日！”
她并没有注意到她父母眼中的泪花，也没有发现房间里一半儿的人都哽咽了。因为她是对的。突然之间我们都明白了，那天她满十岁，一切都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