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会问我，白宫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我告诉他们，那种感觉有点像我幻想自己住进了一家超级豪华的酒店，只是这家酒店里并无其他客人入住，只有我和我的家人。白宫里到处都摆放着鲜花，而且每天都会更换。白宫的建筑本身其实非常古老，而且还有一点儿令人生畏。墙体非常厚实，地面也铺得十分坚实，以至于我感觉从我们住所里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会马上被吸收而听不见。窗户又宽又高，安装的都是防弹玻璃，出于安全考虑，这些窗户永远紧闭，这更让白宫显得死气沉沉。这里永远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白宫里有很多工作人员，有招待员、厨师、管家、花匠、电工、画家，以及水暖工。所有人都彬彬有礼，轻手轻脚，尽量保持低调。他们不论是到你的房间替你更换毛巾，还是为床头柜上的小花瓶更换新鲜的栀子花，都会等到你离开房间之后才进入。

白宫所有的房间面积都很大，就连浴室和储物间的建筑规模也都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以至于贝拉克和我都吃惊地表示，我们究竟需要挑选多少件家具摆进去，才能让每个房间都有家的感觉。我和贝拉克的房间不仅有一张特大双人床—床体有四根美丽的帷柱，头顶是一顶小麦色的床幔，而且有一个可以取暖的壁炉，一个可以休闲聊天的地方，有一张沙发、一张咖啡桌，还有几把带软垫的椅子。我们一家五口人，每人都有一间浴室，除此以外还有十间浴室空置。我自己有一间衣橱，紧邻衣橱还有一间十分宽敞的更衣室—就是之前劳拉·布什带我参观时，通过窗户向我展示白宫玫瑰园风景的那间屋子。只是当时，这里确确实实已经成为我的私人空间，我可以只穿一件T恤，一条运动裤，远离大家的视线，静静地坐在这里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办公、看书或者看电视。

我明白，能够像现在这样生活有多么幸运。主套房比我小时候我们家在欧几里得大道居住的整个公寓还要大。我和贝拉克的卧室门外悬挂着一幅克劳德·莫奈的画作，餐厅里还摆放着一幅埃德加·德加的铜质雕塑作品。我自己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芝加哥南城，而当时，我的两个女儿却住在由顶尖室内设计师设计的屋子里，她们甚至可以跟厨师定制自己喜欢的早餐。

有时候，我总是会这样对比，想着想着，就会有种眩晕感。

同时，我也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去适当减少白宫的条条框框。我明明白白地告诉房间服务员，两个女儿还是跟以前住在芝加哥的时候一样，每天早晨起床后自己收拾被褥。我也明确要求玛利亚和萨沙一如既往，以前怎样，现在也要怎样—要待人有礼貌，要懂得宽容；如果不是她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就不能随意索要；只要是她们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就不能使唤别人去做。同时，我们的两个女儿是否能不受白宫某些繁文缛节的限制，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告诉她们：“是的，你们可以在走廊里扔皮球。”“没错，你们可以去食品储存室里翻找你们想吃的东西。”我还特意告诉她们，如果她们想到楼外面去玩耍，直接去就好了，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一天下午，正下着雪，我从窗户往外看，发现她们两个正在南草坪的斜坡上，用从厨师那里借来的塑料托盘滑雪。这一幕顿时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事实上，之所以能拥有这一切，是因为我和两个女儿是贝拉克的“队友”，当然，也是他所得到的各式各样奢侈服务的受益者。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和两个孩子是否幸福；我们必须得到保护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自己家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那么他也无法保证大脑清晰和领导国家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白宫运作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将“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工作效率以及个人能力最大化，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贝拉克身边所有人的职责都是：将他当作一块珍贵的宝石一样伺候着。有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大倒退回到了那迷失的年代一样，一个家庭里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围着一个男人的需求打转，他就是核心。我希望我们的女儿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相反，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得到发展才是一种正常的逻辑。其实，对贝拉克自己来说，这种受到“过分关注”“小题大做”的待遇也让他感到很不自在，但是，他束手无策。

现在，他身边大约有五十名工作人员，专门帮他接收、回复日常邮件；有专门的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飞行员，随时准备带他飞往任何他需要去的地方；还有一个六人小组，专门负责整理各类简报，以确保他能够随时跟进事态的发展，从而做出有根据的、正确的决策。他有一帮厨师，专门负责他的营养问题；还有一批专门的采购人员，负责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他们会匿名去不同的商场，挑选购买我们需要的物品，但从不透露他们为谁服务。

自从我和贝拉克认识以来，他就一直不喜欢购物、做饭，以及做任何形式的家庭维修。他不是那种会在地下室备有电动工具的人，或者那种通过下厨做一顿意大利烩饭、修剪整理家里的树篱来缓解工作压力的人。对他来说，如果能不承担任何家务、不用为任何家庭琐事操心，那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这样他就不用分心，可以留出精力去天马行空地思考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当然，这样的重要事情有很多很多。

让我感到最有趣的是，他现在还有三名贴身随从，他们的职责包括：查看他的衣橱，确保他的皮鞋擦得锃亮，衬衣熨烫得平整，健身服及时洗干净、晾干并折叠摆放整齐。白宫的生活与普通人的生活真的是大相径庭。

“你看到我现在有多整洁了吗？”一天，我们吃早餐的时候，贝拉克眼含笑意地对我说，“你打开我的衣橱看了吗？”

“看过了。”我也笑着回答他，“但是，那没有一点儿你的功劳。”

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个月，贝拉克就签署了《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以保护劳动者不会因为性别、种族、年龄而在工资上受到歧视。他还下令审讯时不得使用逼供手段，并试图努力在一年内关闭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的关塔那摩监狱，可惜最终未能实现。他修订了白宫雇员与说客来往的相关职业道德准则。最重要的是，在众议院共和党无一人支持的情况下，他成功在国会通过了一项重大经济激励方案。在我看来，他几乎连连获胜，他竞选时许下的承诺也开始一项一项地兑现。

当时，他也开始按时吃饭了，这简直就是一项额外的福利。

对我和两个女儿来说，这是一个让我们倍感吃惊而又拍手称快的转变。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孩子们的父亲在距离我们家有段距离的伊利诺伊州的议会供职，还经常在外竞选，以升入更高的职位，所以我们一家人很少能在一起吃饭。然而当时，虽然我们住在白宫，孩子们的父亲也成了美国总统，我们一家人却可以经常一起用餐，孩子们也总算能经常见到爸爸了。总之，贝拉克的生活比过去规律了很多，尽管他的工作时间还是跟过去一样非常长，但是下午六点半，他会准时乘坐电梯上楼，回家跟我们共进晚餐，不过，晚饭后，他经常需要马上回到他那椭圆形办公室继续处理公务。有时候，我母亲也会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不过大多数时候，她都有自己的生活安排。她通常早上下楼跟我们打招呼，然后陪着玛利亚和萨沙去上学，到了晚上，她很少跟我们待在一起，而是自己在楼上那间紧邻她卧室的日光浴室里，一边看《危险边缘》 [1] 一边吃晚饭。即使我们挽留她跟我们一起，她通常也都边挥手再见边说：“你们也都需要一点儿自己的时间。”

刚搬进白宫的前几个月里，我感觉事事都需要我亲自留心。我最早总结出的一条经验就是：在白宫生活成本会相对较高。虽然我们不用为住所支付租金，不用交水电费，也不用为工作人员支付工资，但是，我们要自己承担其他所有的生活开支，这笔花销可真不小，尤其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高档酒店级别的，支出更是迅速增加。我们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账单，上面列有我们购买的所有食物以及日用品，哪怕是一卷卫生纸。如果有客人来访，在白宫住上一晚或者跟我们一起吃顿饭，我们也要为其买单。加之我们还有一名米其林大厨级别的厨师，他又非常想讨好总统，因此，我就得留意他到底给贝拉克上了什么高级菜。有时候，贝拉克会随口说一句，早餐时某种外国水果的味道不错，或者晚饭时的寿司很好吃，厨师就会马上记录下来，把它们列在菜单上，定期轮换。后来，直到我们查看账单的时候才发现，其中一些食物是专门从国外运输过来的，价格非常昂贵。

然而，那几个月里，让我操心最多的还是玛利亚和萨沙。我需要观察她们的情绪变化，体察她们的感受，并留心她们与其他孩子交往的方式。每当她们告诉我交到新朋友的时候，尽管我非常开心，但我都尽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不要反应过度。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想要在白宫为孩子们安排一场朋友聚会，或者让孩子外出参加聚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渐渐地，我们也找到了一套可行的办法。

经许可，我可以使用一部私人黑莓手机，但同时也被告知，我需要将联系人控制在十人左右，而且最好是我最信任的朋友—那些会无条件爱我、支持我的人。因此，我将大多数对外联络工作都交由梅丽莎处理，她现在是我的办公室副主任，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我的个人生活。她与我所有的堂亲表亲、大学时的朋友都有联系。我们需要对外留手机号码以及邮箱地址时，也都留她的，而不是我的，我几乎将所有请求事项都交给她处理。一些老熟人以及远方亲戚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带来一大堆请求和问题。比如：贝拉克能否在某人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我能否为某非营利机构发表演讲 ？我们是否能够出席一场聚会或者一场募捐活动 ？这些请求大多数都是出于好意，但是，要我同时处理这么多事，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说到两个女儿的日常生活，我经常需要一些年轻员工的帮助，请他们帮我做一些后勤保障类的工作。早些时候，我团队中的职员就去拜访了塞维尔友谊学校的老师以及管理人员，记录了学校举办一些重大活动的日期，协商取消了媒体问询环节，并解答了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当课堂上涉及政治和当天的新闻话题时，应该如何把控、处理。当两个孩子开始安排她们的校外社交活动时，我的私人助理成为她们的中间联络人，收集其他孩子父母的电话号码，精心策划并安排孩子们的接送问题。和过去在芝加哥的时候一样，每当两个孩子交到了新朋友，我总是会想办法尽量去结识对方的父母，邀请几位母亲一起吃午饭；赶上学校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还会主动向其他孩子的父母作自我介绍。坦白说，这种与人交往的方式可能会让人觉得比较尴尬。我知道，有时候，让刚刚认识我的人抛开他们对我和贝拉克已有的看法，抛开他们以为自己了解的那个我—从电视里或者新闻里面了解的我，只单纯将我看作是玛利亚和萨沙的母亲，得花上一定的工夫。

令人感到尴尬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在萨沙去参加小茱莉亚的生日聚会之前，特工处的特工需要先去彻底做一遍安全检查；当其他孩子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送他们的孩子来我们家跟两个孩子玩耍时，他们必须提前报上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尴尬不已，但是又都非常必要。我不喜欢每次认识新的朋友时，都要先越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小小的障碍。但是，当我看到萨沙和玛利亚对这些事情表现得完全不在乎时，我感到异常欣慰。每当她们的朋友来白宫做客，在外交接待大厅门口刚一下车，她们就会迫不及待地飞奔过去迎接，然后拉着朋友的手，一起咯咯笑着跑回屋里。事实证明，孩子们对于名望的关注只有几分钟，过了这几分钟，她们只想高高兴兴、开开心心地玩耍。

我早些时候就被告知，我需要和我的团队筹办几场传统聚会和晚宴，首先就是2月在东厅举办的每年例行的州长舞会（一场正式的晚宴），然后就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白宫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始于1878年，是一个户外家庭庆典，当天会邀请上万名儿童及他们的家人前来参加，在白宫南草坪滚彩蛋。接下来就是春季午餐会，我需要出席并向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们的配偶表达敬意—午餐会的形式与我之前遇见劳拉·布什的那次聚会相似。当时，劳拉·布什全程保持镇静，并微笑着与每一位来宾合影留念。

对我来说，这些社交活动与我所希望从事的更有影响力的工作相去甚远，但是，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给这些活动增加一些新东西，或者至少打破其中一些传统，融入一些现代元素。总的来说，我认为白宫里的生活可以更加前卫，但又不会减损白宫的深厚历史与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贝拉克之间达成共识—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我们在白宫的墙上挂上了一些非洲裔美国艺术家创作的比较抽象的作品；增添了一些款式更为现代的家具，与白宫中的古董混搭。贝拉克还撤掉了他办公室里原来摆放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像，换上了马丁·路德·金的半身像。在白宫不举办公共活动的时候，我们对管家们的穿着也不做要求，他们可以选择穿得更随意一些，比如可以穿卡其裤配高尔夫球衫，而不用整日里穿无尾礼服。

贝拉克和我都清楚，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想让白宫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民主化、大众化，少一些精英气息。每次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我都希望能够有普通人前来参加，而不全是西装革履的上层人士。我同样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前来参加，因为有孩子的地方总是充满欢乐。我希望能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办得更加平民化—分配更多的名额给普通家庭的学生以及军人家庭，而不是将大多数名额都预留给国会议员的孩子，甚至他们的孙子，以及其他一些所谓的重要人士。此外，每当我需要邀请众议院及参议院议员们的妻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她们）一起用餐的时候，我就会考虑，难道我就不能邀请她们和我一起到市外去参加一些社区服务活动吗？

我很清楚，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我不想让自己成为衣饰讲究的摆设，每天只会参加一些聚会，出席一些剪彩活动。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一些会持续产生影响的事情。于是我决定，我要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开垦白宫花园，将其变成白宫的菜园。

我不是一名园丁，在这之前也没干过园丁的活，但由于我们一家人以及我们的助理厨师长萨姆·卡斯对在家吃饭的要求都比较高，因此我现在知道6月的草莓吃起来最甜美多汁，深色叶子的莴苣营养最丰富，用烤箱自制羽衣甘蓝脆片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当我看见两个女儿正在吃春季豌豆沙拉、花椰菜配芝士通心粉时，我突然意识到，之前，我们对食物的大体了解都来源于食品生产商的各类广告，而这些食品通常是盒装的、冷冻的，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加工的方便食品。这些食品要么在电视广告歌曲中不断出现，要么利用巧妙的包装，专门吸引那些整日里忙碌奔波、通常都是冲进卖场购物的父母，却从来没有人真正用心宣传新鲜的、绿色的健康食物—刚从地里面拔出来的胡萝卜，咬上一口脆得嘎嘣作响；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西红柿，口味鲜甜到无法形容。

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开垦白宫花园用来种植果蔬。我希望我的这一行动能够释放出一种信号，预示着将来能有更大的、更有意义的行动。贝拉克的新政府此时正在全力推动医疗改革，旨在让全美国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而我开垦白宫花园种菜的做法正好与之相呼应，向人们传递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我将其看作一个用以试手的项目，它可以帮我下定决心，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去做我有可能做成的事，这也是我让自己扎根于第一夫人这份职业的一种实实在在的途径。我也将其看作一种户外教学课堂，孩子们可以前来参观，学习如何种植作物。从表面看来，花园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与政治扯不上什么关系，我拿起铲子开垦花园只不过是一种单纯无害的天真的行为—或许对于贝拉克在白宫西翼的政策顾问们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关心“视觉效果”，在意公众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

但是，这件事的意义绝不止这些。我希望我们在花园的一举一动能够在公众中引发一场关于健康和营养的讨论，尤其是在学校以及父母之间，最好能促使他们关注常见食品的生产、标注的信息以及营销过程，以及那些可能会影响健康和营养的食品加工方式。况且，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从白宫的角度出发的，这无疑会给那些食品饮料行业巨头带来一种无形的挑战，甚至会给他们几十年来坚持的经营模式形成挑战。

事实上，对于花园的开垦以及后续规划，我当时的思路并不是特别清晰。于是，我将一切交给萨姆（他当时已经成为白宫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在他想办法一步步规划花园的同时，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也渐渐清晰了。

最初几个月里，我对开垦白宫花园一直非常乐观，但这种乐观情绪最终被一件事冲淡，那就是政治。我们生活在华盛顿，几乎处在丑恶的“红蓝之争” [2] 的核心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尽量避开党派之争，即使在贝拉克决定代表民主党参加竞选之后，依然如此。然而，即使贝拉克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他身边的党派之争也一天都没有间断过。几周以前，在贝拉克还没正式就任的时候，保守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堡就直截了当地称：“我希望奥巴马输掉。”当国会议员中的共和党人也跟他一样开始反对贝拉克时，我感到异常沮丧。对于贝拉克提出的任何缓解经济危机的措施，他们都表示反对；贝拉克提出通过减税来帮助美国工人保住饭碗，并可以赢得上百万个工作机会，他们也拒绝支持。一些经济指标显示，贝拉克就职当天，美国经济下行的速度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初期经济下行的速度基本相同，甚至还要更快，仅在1月，全美国就失去了将近75万个工作岗位。贝拉克竞选时一直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可以弥合，所有美国人内心都希望团结而非分裂。但与此同时，在整个国家面临可怕的危机时，共和党成员却蓄意去证明贝拉克的判断是错误的。

2月24日那天晚上，这些烦心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也是在那天晚上，贝拉克出席了在众议院举行的两院联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参会人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内阁成员、军事将领以及国会成员。对于新就任的总统来说，那次演讲其实就相当于例行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总统需要借此机会来阐明他本年度的施政目标，演讲刚好在晚间黄金时段进行，同时进行电视直播。这也是一次充满传统色彩、极具仪式感的活动，在场的立法者表达同意或不同意总统提案的方式非常独特而又引人注目，他们或一跃而起，长时间站立着鼓掌，并重复这一动作，或一直坐着，默不作声。

那天晚上，我在楼座上就座，一边坐的是一名曾参加过伊拉克战争、非常和蔼的退伍军人；另一边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这个小孩还曾给贝拉克写过一封非常真诚的信。我们都等着贝拉克出场。从我坐的位置向下看，基本能看到整个议事厅，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视角，能让我俯瞰美国的所有领导人。一眼望去，几乎全是穿着深色西服套装的白人男性。在这里，多样性的缺失实在太明显了。老实说，在一个标榜现代化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看到这种现象真的让人觉得十分尴尬。而共和党内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当时，整个国会的共和党人当中，只有七名不是白种人，而这七人中无一人是非洲裔美国人，且只有一位女性。总体来看，五分之四的国会议员都是男性。

几分钟后，传来一阵响亮的小木槌敲击声，伴随着警卫官的指示，会议开始了。所有人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五分钟之久，同时，新当选的政府官员在过道旁寻找座位坐了下来。在人群的最中央，在一堆特工和一名后退着移动的摄像师的包围中，我看到了贝拉克，他面带微笑，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缓慢地穿过大厅，走向讲台。

从前，我在电视上已经多次看到过这一仪式，不同的是，时间不是今天，当时的总统与现在的也不是同一位。此时此刻，当我看到下面拥挤的人群中间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丈夫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贝拉克正从事着一份重量级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无论他想要做什么，都必须赢得超过半数国会议员的支持才行。

贝拉克那天晚上的演讲非常详尽，而且他头脑很清晰。他承认美国经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各类战争还在持续进行，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民众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因为在普通民众看来，政府对银行的救助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这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公平。贝拉克整场讲话都非常注意措辞，对现实状况毫不回避，但同时也传递出希望，他提醒所有听众，美国这个国家有快速恢复的能力，有从困境中重新崛起的能力。

我从楼座上观察，在场的共和党国会成员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坐着，表现出一副固执且不屑一顾的样子，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眉头紧锁，就像一群没能得到满足的小孩一样。我意识到，贝拉克接下去无论做什么，无论对国家来说是好是坏，他们都会反对。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一点：当初正是在一位前共和党总统的治理下，我们才陷入了这一团乱麻之中。说白了，除了希望贝拉克失败，他们似乎并不关注其他任何事情。我承认，就在那一刻，看到那种状况，我的确在怀疑我们的前方是否还有路可走。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我那时经常去戈尔姐妹家里玩耍，羡慕她们拥有那么宽敞的空间—她们一家人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们家能换一辆更好一点儿的汽车就好了。我会不由自主地留意我的朋友中，谁的手链比我多，或者谁的芭比娃娃比我多。我甚至会关注，谁平时是去商场买衣服，而不用为了省钱，麻烦母亲在家照着巴塔利克 [3] 的纸样自己做衣服。其实，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还未真正明白很多东西的意义或价值时，就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它们了。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些衡量标准其实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家人住在白宫里，渐渐地，这里的一切开始变得熟悉—并不是说我习惯了这里宽敞的空间或者优渥的生活，而是因为这里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每天睡觉、吃饭、欢笑的地方。我们在两个孩子的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装饰品，都是贝拉克从各种旅行中带回来的。外出回来给孩子们带礼物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比如，萨沙的雪花玻璃球、玛利亚的钥匙扣等。同时，我们对住所也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增添了一些更为时尚的现代灯具来与传统的吊灯搭配，并摆放了一些香薰蜡烛，好让这里显得更温馨一些，更有家的感觉。虽然我觉得在白宫的生活越来越有人情味了，但我从不认为我们的好运气以及安逸的生活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母亲也有同样的体会，此前，她一度认为白宫就像是一座冰冷的博物馆，并为要在这里生活感到十分烦恼，但是很快，她发现这里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加以判定。这里的人和我们并无两样，很多白宫男管家都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多年，不论第一家庭如何更换，他们都尽心尽力地服务。他们安静端庄，让我想起了姑婆的丈夫特里，当年，我们住在欧几里得大道的时候，特里就住在我们的楼下，他常常穿着一双正装鞋、一条背带裤为我们修剪草坪。于是，我要求我们一家人在与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既要意思明确，又要充满尊重，我希望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被人无视的感觉。我还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中有人关心政治，不论他们支持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都是他们的自由，不会受到干涉。他们也小心翼翼，懂得尊重我们的个人隐私。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得很开朗、很热心，所以渐渐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他们能够凭直觉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让我一个人待着，什么时候能和我开一开玩笑。他们经常会在厨房里尽情讨论他们最喜欢的球队，每天我在厨房浏览早报头条时，他们都喜欢跟我讲一些最新的员工八卦或者有关他们孙辈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如果电视上正在播放校园篮球比赛，贝拉克偶尔就会进去跟他们一起看上一会儿。萨沙和玛利亚也逐渐喜欢上了厨房里的欢乐气氛，放学后常常偷偷溜进厨房制作冰沙或者爆米花。白宫里许多工作人员都非常喜欢我母亲，经常会跟着她一起去楼上的日光浴室聊天。

刚开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完全辨认不出白宫里各位电话接线员的声音，他们有人负责早晨打电话叫我起床，有人负责帮我和楼下的东翼办公室联系。但是很快，我就跟他们熟悉起来，甚至成了朋友。我们会一起聊天，谈论天气；我也会跟他们开玩笑说，每次遇到官方活动的时候，我都要比贝拉克早起好几个小时，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有时间给头发做造型。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时间都不长，但让我觉得生活多少正常了一些。

白宫里经验最丰富的管家当属詹姆斯·拉姆齐了，在卡特总统执政时，他就开始在白宫服务了。他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头发已经花白，经常递给我一本最新的Jet杂志，面带骄傲地笑着对我说：“奥巴马夫人，这是我为您特意准备的。”

当我们学会感受生活中的温暖时，我们会发现，一切真的是越来越美好了。

刚到白宫的时候，我在各处转完一圈后心想：我们的新家可真大，不论从面积上还是从豪华程度上来说，白宫都应该算是世界顶级的宫殿了。然后，4月我就陪同贝拉克访问英国，会见了女王陛下，并见识了她所居住的白金汉宫。

这是贝拉克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我们第一次对外出访。我们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伦敦，贝拉克要在那里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即G20峰会），顾名思义，参加这次峰会的成员当然是二十个全球领先经济体及贸易体的领导人。此时召开这样一场峰会，其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致使世界金融市场陷入混乱。G20峰会也是贝拉克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亮相世界舞台。在他刚刚上任的几个月里，他的主要任务是收拾上一届政府留下的残局，因此，他参加这次会议主要就是替上一届政府承受来自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指责。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美国政府错失了整顿无序金融业的最佳时机，才没能阻止那场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最后，他们也要为美国的失误买单。

因为萨沙和玛利亚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所以在我陪同贝拉克出访期间，我就放心地将她们交给我母亲来照料。不过我也知道，我母亲一定会马上打破我平时订立的那些规矩，比如，让她们早早上床睡觉，晚饭时吃完餐桌上所有的蔬菜，等等。一直以来，我母亲都非常享受外祖母的身份，尤其当她帮助两个孩子推翻我制定的各种规定和约束，并让孩子们采用她那一套自在而又轻松的生活方式时，她最为满足。要知道，她当时对两个孩子的要求比她当年对我和克雷格的要求要松得多。因此，每当轮到外祖母照料她们的时候，她们就异常兴奋。

那次G20峰会由东道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主持，根据安排，与会的领导人要在伦敦市中心一个会议活动中心参加一整天的经济峰会。但是，和往常一样，当世界各国领导人因公务齐聚伦敦时，英国女王也会邀请所有人去白金汉宫正式会面。可能是因为美国与大不列颠历来关系密切，也可能是因为那是我和贝拉克第一次到访，所以我们受到了特殊礼遇—在女王大规模接待所有宾客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女王单独的私人邀请。

不用说，我当然没有与皇室成员会面的经验。我被告知，与女王见面时可以行屈膝礼，也可以和女王握手。我还知道，我们需要称呼女王为“陛下”，而称呼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为“殿下”。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我们的车队从白金汉宫高大的金属大门缓缓驶入，经过贴着栅栏围观的人群，经过一队警卫以及一名皇家号手，最后穿过一道拱门，来到了白金汉宫的庭院里。直到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会见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当时，王室的官方代表等人在庭院里迎接我们。

我那时才发现，白金汉宫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座宫殿一共有七百七十五间屋子，面积足足有白宫的15倍大。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和贝拉克还曾多次应邀访问这座宫殿。在后面的几次拜访中，我们还曾在这里留宿，我们当时住的是宫殿一层一间非常华丽的套房，有专门的、穿着制服的男侍从和女侍从照顾我们的起居。我们也曾在这里的舞厅参加正式的宴会，当时用餐的刀叉外表都镀着黄金。我们还在接待员的引领下游览了整座宫殿，当时，我们走到一处，接待员介绍说“这是宫殿的蓝厅”，然后示意我们进去看看。我发现，蓝厅非常宽敞，面积足足是我们白宫蓝厅的五倍大。有一天，女王的首席接待员带着我、我母亲还有两个女儿参观了这里的玫瑰园，整个园子占地面积将近1英亩 [4] ，园里盛开着成千上万朵漂亮的花，美极了。这样一对比，我突然觉得白宫总统办公室外那几丛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玫瑰瞬间逊色了许多。我深深觉得，女王的白金汉宫真是美得令人惊叹，美得不可思议。

第一次到访时，我们径直被带到了女王的私人公寓，并被引领着进到一间会客厅，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正在那儿等着接待我们。当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八十二岁，头发花白，身形小巧，面带微笑，举止优雅，额头上方的头发向后挽起，看上去显得非常庄重。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戴着全套的珍珠首饰，还搭配了一款黑色的手提包，手提包挎在胳膊上，位置刚刚合适。我们首先握手寒暄，然后一起合了影。女王彬彬有礼地询问我们是否还有时差反应，并请我们入座。关于之后的聊天内容，我现在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有一点是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还有英格兰的事态以及贝拉克当时参加的各种会议。

在这次与女王会面的过程中，我感觉有些紧张。其实我觉得，任何正式会面，都可能会有一些不自在的感觉，我的经验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有意识地设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当时，我虽然坐着和女王聊天，但始终有点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白金汉宫的豪华，以及与这样一位真诚善良的面对面时所产生的那种无力感。我努力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此前，不论是从历史书上、电视上，还是从英国的货币上，我已经见过女王陛下的容颜几十次了，但此时此刻，我眼前的这位女王却是活生生的，她热情地看着我，并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举手投足都让人觉得温暖、优雅。我也尽力表现，想让自己变得和她一样。在我看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而且她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驾驭这一身份。但是，她同时也和我们其他所有人一样—首先是一个人。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女王陛下。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贝拉克和我还参加了白金汉宫专门举行的接待会，和其他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了一点儿小吃。我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分别聊了一会儿，也见到了沙特阿拉伯国王、阿根廷总统、日本首相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记住每个人来自哪个国家，以及谁是谁的配偶，全程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多说话，以免出错闹出笑话。总体来说，这是一次正式而又气氛友好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我发现，即使是各个国家的首脑，也会互相聊聊有关孩子的情况，并拿英国的天气来开开玩笑。

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一回头，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旁，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我们两个突然落单的人聚到了一起。她戴着一双洁白的手套，看上去依然是那么精力充沛，就像几个小时之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她冲我笑了笑。

“你个子可真高。”她对我说，仰起头看着我。

“是呀，”我轻轻地笑着回答她，“这双鞋的确让我高了好几英寸，不过，我确实挺高的。”

女王低头看了看我穿的那双黑色的周仰杰 [5] 高跟鞋，然后摇摇头。

“这样的鞋子穿起来很不舒服，不是吗？”她说，表现出一点儿懊恼的样子，同时示意我看她脚上那双黑色的高跟鞋。

于是，我向女王承认，我的脚确实很痛。她说她也是。接着，我们看着彼此，面带相似的表情，像是在说，这种给国家领导人当陪站的活儿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接着她笑出声来，这样的笑让人很难不被她吸引。

如果不去考虑我们两人的身份，不去考虑她有时候会佩戴一顶镶满钻石的王冠，也不去考虑我是乘坐总统专机到达伦敦的，那么我们就只是两个被鞋子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普通女人。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伸出一只胳膊亲切地搂住了她的肩膀。我就是这样的人，每当我新结识一位朋友，并感觉自己与其投缘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去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此时此刻，我就这么做了。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但是很快我就得知，我的所作所为被认为是极度失礼的行为。我碰触了大不列颠的女王，犯了英国王室“不能碰触”的禁忌。我们在招待会上的交流被记者拍到，接下来的几天里，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发布这样的谴责性报道：“英国王室规矩被破坏！”“米歇尔·奥巴马竟然无视规矩拥抱女王！”同时，我们参加竞选时公众对我的一些负面猜测也再次浮出水面，他们认为我粗野无礼，缺乏一名标准的第一夫人应有的优雅。这件事一定程度上也让我有一些担心，生怕这会掩盖贝拉克此次出访的所有成果。但我还是尽力让自己在这些批评声中保持镇静。如果说我在白金汉宫的举动有失礼节的话，那它至少是充满人情味儿的。我敢说，女王自己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当我搂住她肩膀的时候，她并没有反对，相反，她还向我靠近了一些，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后腰。

第二天，贝拉克又去参加了一系列马拉松式的会谈，讨论经济问题，我则独自去了一所女校。那所学校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伊斯灵顿街区，是一所由政府资助的中学，距离一个市建住房群不远。全校一共有九百名学生，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么是非洲裔，要么是少数族裔，五分之一的学生来自移民家庭或者寻求庇护的家庭。我之所以选择去那所学校，是因为它的生源十分多元，学校虽然资金有限，但教学水平一直以来都非常出众。我还必须确保一件事，那就是：作为第一夫人，如果我选择去某地拜访，我就会真真正正去拜访，也就是说，我一定要找机会和那些真正生活在当地的人见面，而不只是见见当地管理他们的政府官员就了事。在去国外访问的时候，我有很多贝拉克所没有的机会。我可以逃离那些精心策划、犹如表演似的多边会议以及领导人座谈，找寻一些新的方式，给原本严肃呆板的出访增添些许温暖的色彩。我计划每次到国外出访都要如此，英国是我的第一站。

然而，当我走进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时，我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将要带给我的感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工作人员将我引入一间大礼堂，大约两百名学生已经聚集在那里。根据安排，我们首先会观看一些同学们自己的演出，然后由我为她们作演讲。这所学校是以一名努力上进的女医生的名字命名的，她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市长。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教学楼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只是坐落在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上的四四方方的砖石建筑，但是，当我坐进一把折叠椅，开始观看演出—演出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片段、一段现代舞以及一首由合唱队翻唱的惠特尼·休斯顿的歌曲—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东西开始颤动。我似乎觉得自己也回到了过去。

如果你仔细看看礼堂里那些女孩子们的面孔，就会知道，尽管这些孩子有自己的优势，但她们都必须加倍努力，才有可能被人们注意到。有些孩子头戴希贾布 [6] ，有些孩子的母语并不是英语，有些孩子的肤色是浅棕色，还有一些是深棕色。我知道，这个社会对她们有很多刻板印象，在她们能够自我定义之前，就有人以各种方式去给她们下定义。她们必须抵抗这些刻板印象和来自他人的定义。她们必须进行反抗，让自己不因贫穷、性别以及肤色而被忽略。她们必须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她们的话语权并保持其不被削弱，从而保证自己不被打倒。她们必须努力去学习。

她们个个脸上充满希望，而当时，我也跟她们一样充满希望。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宁静的启示:她们就是我，因为我曾经和她们一样；我就是她们，因为她们终将成为现在的我。我在这所学校所感受到的那种跃动的力量与人生障碍无关。那是学校九百多名女孩共同奋斗所产生的力量。

演出结束后，当我走上台开始演讲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我低头看了一眼早已准备好的提纲，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对提纲完全失去了兴趣。我抬头看台下的孩子们，开始即兴演讲。我告诉她们，虽然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并且是带着美国第一夫人这样一个奇怪的头衔，但是，有一点她们不知道，我其实有很多地方跟她们相似：我告诉他们，我也来自一个工人阶层社区，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并不富裕但是充满爱的家庭里；我告诉她们，我很早就意识到，学校是一个可以定义自己人生的地方—争取接受更多的教育是一件值得去努力的事情，因为教育能帮助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

当时，我成为美国第一夫人刚刚两个月，很多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忙碌的节奏压垮了，我觉得自己与第一夫人的头衔和魅力并不相称，我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过得不好；同时，我对自己的一些目标也信心不足。身处公众生活，放弃个人隐私，变成代表整个国家的一个行动和言论的符号，这些看起来就像专门为夺去你一部分的身份而设计的。但是，当我站在这里，面对这些孩子们发表演讲时，我体会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纯粹的感觉—我成功地将过去的自己与当下的角色完美结合。我对她们说：你足够优秀吗？是的，你很优秀，你们所有人都很优秀。我告诉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是她们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感动；我告诉她们，她们都值得被珍视，因为她们的确如此。最后，演讲结束后，我一如既往地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自己的本能，拥抱了我能够到的每一个孩子。

我们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与往日相比，太阳升起得更早了一些，落山的时间则更晚了一些。我眼看着南草坪斜坡上的绿色逐渐加深，直到最后变成一片翠绿。从我们住所的窗户向外看，山脚下银光闪闪的喷泉周围，满是大红色的郁金香和淡紫色的葡萄风信子。在过去两个月里，我和我的团队共同努力，终于将我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完成了对白宫花园的开垦，这说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必须要说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白宫土地管理处，请他们同意我们开垦南草坪的一小部分，要知道，这可是全世界最著名、最具标志性的草坪之一！我们的这一提议起初的确遭到了反对，毕竟，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第一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在白宫开辟“胜利花园”已经有几十年了，后来似乎并没有人想去效仿这一做法。“他们觉得我们是疯了。”萨姆有一次告诉我。

然而，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刚开始只有一块小小的、隐藏在网球场后边、紧挨着工具房的土地被分配给我们。值得赞扬的是，萨姆最终为我们努力争取到了更好的土地—南草坪上一块1100平方英尺的L形土地，这里距离总统办公室以及我们最近给两个孩子安装的秋千都不算远，并且几乎整日洒满阳光。我们又跟特工处协调，以确保我们的耕种活动不会干扰到他们的信号感测器以及照准线等安全保卫措施。我们还专门进行了试验，以测试土地营养是否充足，是否含有任何有毒成分，比如铅、汞等重金属。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开始了。

我从欧洲回来几天以后邀请了班克罗夫特小学的孩子们来白宫。班克罗夫特小学是一所双语学校，位于华盛顿的西北部。几周之前，我们曾用铲子、锄头给菜园松了土，现在同一批孩子又回来帮我栽培作物。还有一点，我们的菜园子距离顺着E大街的那道白宫南铁栅栏并不是很远，游客经常会聚集在这里隔着栅栏观赏白宫，我很高兴从此以后这里能成为他们观赏的一道风景。

至少，我希望它能让我在某些时候感到高兴，因为对于这个菜园子，你永远不能确定接下来什么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这里能长出东西吗？我们邀请媒体对种植过程进行报道，邀请白宫所有的厨师前来帮忙，还邀请贝拉克的农业部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到场。所有人都见证了我们的劳动过程，然后，我们只能静待结果了。那天早上，在所有人还未到来之前，我就跟萨姆说：“说实话，我希望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白费。”

那天，我和一群五年级的孩子们一起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将幼苗一棵棵放进刨好的坑里，然后在幼苗四周盖上土，再轻轻拍打结实。在刚刚结束的欧洲之旅期间，我的每一套服装都会被媒体大加评论、大肆报道，比如，我与英国女王见面时穿了一件开襟衫，这被认为是一件失礼而又丢人的事情，就跟我犯了禁忌碰触了女王一样。如今，穿一件轻便的外套、一条休闲裤，并跪在土地上种植蔬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解脱。孩子们向我问问题，一些是关于蔬菜以及我们手头上的工作的，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总统去哪里了？”“他怎么不来帮忙呢？”然而，还没一小会儿，他们中大部分人就已经把我抛在脑后。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比如，他们的园艺手套戴起来是不是刚好合适，又比如，他们在泥土里面发现了虫子。我喜欢跟孩子们待在一起，孩子们是我的精神慰藉，他们能够帮助我从第一夫人的种种忧虑中暂时逃离，甚至不去在乎别人对我的种种评价。从前如此，在我以后在白宫的生活中亦是如此。在孩子们面前，我能够重新做回我自己。对他们来说，我也不是一道值得猎奇的风景，只是一位和蔼的、个头儿稍微有点高的女士而已。

那天上午，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我们分批种植了莴苣、菠菜、茴香、花椰菜，胡萝卜、羽衣甘蓝、洋葱、豌豆，浆果丛以及很多草药。将来能有收获吗？我不知道。同样，我也不知道将来我们在白宫还会面临什么，不知道美国将来会面临什么，也不知道我身边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当时，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心怀信念，努力劳动，把余下的都交给阳光、雨露和时间，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些像样的东西破土而出。

[1] 《危险边缘》（Jeopardy ），美国著名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

[2] 美国媒体习惯使用红色指代共和党，以蓝色指代民主党，美国两党政治之争因此被称为“红蓝之争”。

[3] 巴塔利克（Butterick），在缝纫机问世时，美国的巴塔利克开始出售纸样，作为裁衣的样板。

[4] 1英亩约为4046平方米。

[5] 周仰杰（Jimmy Choo，1952— ），戴安娜王妃生前御用鞋子设计师，世界著名华裔鞋类设计师，英国帝国勋章获得者，创立同名品牌Jimmy Choo。

[6] 希贾布，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者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