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末，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贝拉克决定要带我出去，实现我们二人的单独约会。当选总统的四个月以来，贝拉克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工作，以兑现他竞选时对选民做出的各项承诺，当然，他同样是在兑现给我的承诺。我们要去趟纽约，一起吃饭，一起看演出。
在芝加哥的那些年，我和贝拉克每周都会单独约会，而且这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神圣的一部分，也算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点儿小小的放纵。不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尽力维护每周的例行约会，确保其不被其他任何事情影响。我喜欢在昏暗的灯光下，跟贝拉克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谈天说地。我们从前一直如此，我希望以后也同样如此。贝拉克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他不但有耐心，而且很体贴。我非常喜欢看他笑起来头向后仰的样子，喜欢他明亮的眼神、善良的本性。喝上一点儿酒，从容地吃一顿饭，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回到了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个夏天。那时候，我们俩总能擦出火花。
为了这次纽约的约会，我专门梳妆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黑色短裙，涂上口红，将头发向后高高挽起，挽成一个优雅的发髻。一想到我即将要有一个短暂的假期，并且是和我的丈夫单独相处，我就感到一阵阵难掩的兴奋。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俩也曾多次一起出席晚宴，一起去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演出，但是那些都是官方性质的活动，而且是和很多人一起。这次才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二人的夜晚。
贝拉克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装，但是没有打领带。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跟两个孩子和我母亲道别后，手挽手穿过南草坪，登上总统专用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那儿，我们将换乘一架小型空军飞机，飞往纽约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国际机场，接着飞往曼哈顿。我们的出行路线都是经过日程安排团队及特工处事先周密筹划的，他们考虑问题时从来都是要将效率和安全这两个因素极致化。
在萨姆·卡斯的帮助下，贝拉克为我们挑选了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的一家餐厅。那家餐厅名叫“蓝山”，面积很小，位置也比较隐蔽，主推当地生产的食物。贝拉克知道，就冲这一点我就一定会喜欢。当我们的车队从曼哈顿直升机停机坪驶向格林尼治村（这是我们此次旅途的最后一段路程）时，前面警车灯光闪烁，我知道，那些警车是专门用来封锁前方的十字路口的，好让我们顺利通过。我顿时感到一阵内疚，正是因为我们的出现，才让这个城市星期六夜晚的交通变得拥堵。说起纽约城，它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敬畏感，它是那么庞大，那么忙碌，足以让任何人在它面前显得渺小。我还清楚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和泽妮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全程被惊得目瞪口呆的情景。我相信，贝拉克的体会一定比我更深刻。很多年前，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时候，正是纽约城那强大的能量以及多元的包容性，造就了他今日的智慧以及想象力。
我们到达餐厅后，服务员将我们带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样就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我们的行程不可能完全保密。随后，只要是在我们之后到来的客人，都要接受安全检查，由特工处特工用手持安检仪进行全身扫描，虽说这样的检查并不费时，但仍然造成了很多不便。这一点也让我觉得非常抱歉。
我们点了马天尼酒，聊的内容也很轻松。在我们分别担任美国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的几个月里，我们俩都在逐渐适应—学习在两种身份之间不停切换，以及如何平衡工作与婚姻的关系。这些天里，贝拉克的生活骤然变得复杂，当然，他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也没能幸免。也就是说，我们是有足够多的共同话题可以分享的—比如，在两个孩子放暑假期间，他的团队决定安排一次国外旅行；又比如，在白宫西翼召开的员工晨会上，我的办公室主任的发言有没有被采纳—但是，我都尽量避免提到这些话题，不单今晚如此，每天晚上都如此。日常工作中，如果我遇到一些跟白宫西翼有关的事务，我通常都让我的员工去跟贝拉克的员工沟通协调，而不是自己直接出面。总之，我一直尽量避免将白宫的公务带入我的个人生活当中。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贝拉克也会尽量避免将工作带到生活中，但是有时候，他还是忍不住想与我探讨。他的工作都太熬人，他面对的挑战实在太大了，而且通常都非常棘手。通用汽车将在数天以后申请破产保护；朝鲜刚刚进行了一场核试验；贝拉克很快就要出访埃及，并将发表一场重要演说，以向伊斯兰世界伸出橄榄枝。他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震动。每次有老朋友来白宫拜访我们，我和贝拉克都会问他们很多关于工作、孩子以及个人爱好的问题，他们经常会被逗乐。我们俩都不太愿意谈论我们的新角色以及新角色带来的种种复杂状况，相反，我们更愿意听一些八卦以及家庭生活的趣闻。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俩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的渴望。
那天晚上，我们俩在纽约吃吃喝喝，在昏黄的烛光中谈天说地。我们甚至一度产生错觉，以为我们终于逃离一切，并陶醉在这种感觉中，尽管它是如此虚幻。白宫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舒适的地方，但它更像是一个堡垒，只不过伪装成了一个家的样子。由于特工处的特工承担着保护我们安全的重任，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我们能永远不离开白宫的地界，那将是最理想的状态。即使在白宫里面，如果我们选择乘坐电梯而不走楼梯，特工们也会放心很多，因为这样就能将我们失足绊倒的风险降到最低。如果贝拉克或者我要到布莱尔大厦参加会议，尽管大厦就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对面，并且那里已经对外关闭，他们有时仍希望我们能乘车前去，而不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走过去。我们很尊重他们的这种职业警觉性，但也会因此觉得这种生活就像是监禁。如果我们家任何人想到杜鲁门阳台（一个可以俯瞰白宫南草坪的弧形露台，也是我们在白宫里唯一一个半私用的户外场所）去一趟，我们必须事先告诉特工处，然后他们会提前关闭E街区上能够看到阳台的那部分，清除聚集在铁栅栏外观赏白宫的所有游客，因为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里二十四小时都可能会有游客聚集。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我会表示反抗，希望能够在我的需求和别人的方便之间取得平衡。有很多次，我本想出去到阳台上坐一坐，但后来重新考虑后又都放弃了，因为我意识到，虽然只是在那里喝一杯茶，算不上什么大事，却会给特工处带来很多麻烦，也会打搅到很多人的假期。
正是因为我们的自由行动严重受限，我和贝拉克每天走路的步数大大减少，所以，我们俩越来越依赖住所顶层的那个小健身房。贝拉克每天都会在跑步机上跑一小时，释放他的运动渴望。我也每天早上和康奈尔一起去锻炼。康奈尔是我们在芝加哥时候的健身教练，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也在华盛顿兼职，每周会来白宫几次带着我们做增强肌肉的训练和力量训练。
抛开公务不谈，我和贝拉克之间也从来不缺话题。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到了玛利亚的长笛课，还有萨沙的小毯子，那个小毯子快要磨坏了，但萨沙对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舍，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把它盖在头上。我还给贝拉克讲了一件那时发生的非常有趣的事，大概就是在某一次拍照的时候，一名化妆师想要给我母亲贴上假睫毛，但最终失败了。贝拉克被逗得直笑，他一边笑一边头向后仰，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最近，我们还多了一个可以谈论的非常有趣的新对象，它是一只七个月大、精力非常充沛的葡萄牙水犬，我们给它取名叫“阿博”，是参议员特德·肯尼迪送给我们一家人的礼物，也是我们当初竞选时给两个女儿许下的承诺，最后总算是兑现了。两个孩子经常带着阿博在南草坪玩躲猫猫游戏，当阿博在草坪上又跑又跳地玩耍时，她们俩赶紧偷偷躲到大树后面，然后大声喊阿博的名字，让它顺着她们的声音去寻找。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这只水犬。
在我们吃完晚饭起身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周围的食客纷纷站起来鼓掌，这让我多少有些惊讶，我知道他们都是在表达善意，但同时也觉得确实没有必要。不过，他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希望我们赶快离开。
毕竟，我和贝拉克都是令人讨厌的人，我们所到之处，任何正常秩序都会被打乱，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当我们的车队护着我们驶入第六大道前往时代广场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我们到达数小时之前，警察已经封锁了百老汇剧院前的整个街区，所有前来看戏的人都要先排队等候，通过安检仪的扫描才能进入，当晚的演出也因为安检原因不得不推迟四十五分钟开演，要在平常，肯定不会出现这些状况。
最终，演出终于开始了。这场演出真的是棒极了，是奥古斯特·威尔逊 [1] 创作的一出戏剧，讲述了大移民时期，匹兹堡的一间寄宿公寓里发生的故事，就如我父亲和母亲两边的亲戚当年所经历的那样。当时数以百万计的非洲裔美国人离开南方乡村，迁移至中西部的工业城市。观看演出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紧紧挨着贝拉克坐着，有点痴迷，有点感动，有那么一阵子，我似乎完全沉醉在演出以及逃离众人视线、逃离工作所带来的那种安静的满足之中。
那晚晚些时候，当我们启程返回华盛顿时，我就知道，我和贝拉克下一次这样的约会恐怕又要等到很久以后了。贝拉克的政敌一定会借此尽情发挥，指责他带我去纽约看演出是浪费纳税人的钱用于个人享受，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共和党已经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我们此次约会极度奢侈浪费。这一信息也会被新闻媒体捕捉到，并引发热烈讨论。贝拉克的幕僚虽然没有发表意见，但他们用沉默表达了他们的立场—贝拉克和我都应该对政治更敏感、更上心一些，这让我感到更加内疚，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自私，只顾着忙里偷闲与自己的丈夫单独外出约会，而不考虑由此造成的后果。
但其实我们都清楚，对于批评者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即使没有这件事，他们也总能找到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共和党是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批评的，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反对派的聚光灯之下。
不过，也正是借着这次单独约会，我和贝拉克共同证实了一种推测，并证实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猜测的最好的部分和最坏的部分。好的那部分是，即使我们现在生活在白宫中，我们其实也可以外出去度过一个属于我们二人的浪漫之夜，就像很多年前，贝拉克的政治生涯还未开始时那样；即使作为第一夫妇，我们也可以照常亲密，照常相爱，在一座我们共同喜欢的城市里，一起享用一顿晚餐、观看一场演出。不好的那部分是，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自私，因为我们早就清楚，这样做会带来很多麻烦，比如，特工处需要事先与当地警察局专门召开数小时的协调会议，同时，还会给很多人增加额外的工作量，比如剧院的工作人员、餐厅的服务员、因交通管制而不得不开车绕行西侧高速公路的司机，以及在街道上执勤的警察。而这一切，正是我们当时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我们没办法觉得轻松，因为会涉及那么多人，影响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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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宫的杜鲁门阳台向外望去，我们在南草坪西南角开垦的菜园尽收眼底，当时已经初步成形。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处非常令人愉悦的景致—如同一个正在不断完善的微型伊甸园，到处长满幼嫩的卷须及还未成形的幼苗。胡萝卜和洋葱刚开始抽芽，菠菜又浓又绿，园子四周开满了亮红色和明黄色的花朵。我们正在自己种植作物。
6月下旬，班克罗夫特小学的孩子们又一次来到白宫，这一次是为了我们的第一次丰收。我和孩子们一起跪在土地上，采摘了一些生菜叶子，又从豌豆茎上摘了些豌豆荚下来。在收获过程中，我们的葡萄牙水犬阿博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我们发现，阿博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菜园，只见它绕着周围的树木一圈一圈地又跑又跳，等到玩累了，就回来四脚朝天地躺在菜园的高垄上晒太阳。
那天收获完成以后，萨姆和孩子们在厨房里用他们刚刚采摘的生菜叶和豌豆制作了沙拉。晚饭的时候，我们先吃了沙拉和烤鸡肉，接着又享用了美味的纸杯蛋糕，蛋糕上面点缀着我们刚刚从菜园里采摘回来的新鲜浆果。大概十周以后，我们的菜园又整整产出了90多磅的水果和蔬菜，而当初我们购买种子和基肥一共只花了大约200美元。
我们的白宫菜园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并且是有益健康的。但是我也清楚，对于一些人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对此，我也能理解，因为大家对我总是有更高的期待，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或许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人们对第一夫人有一种特定的期待，他们会想，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我会不会丢弃从前所接受的教育，扔掉多年来积累的管理经验，然后将自己塞进那个满是茶叶和粉红亚麻织品的第一夫人专属的小房间里。总之，人们担心我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无法展现真正的自我。
其实我知道，不论我做出何种选择，都注定会让一部分人失望。在贝拉克参加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面部表情都会被放大解读，甚至可能有十几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有人说我强硬、易怒，也有女权主义者因为我开垦白宫菜园、推广健康饮食理念而对我感到失望，认为我不够强势。在贝拉克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几个月，我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说过，我将来入住白宫后的头等大事仍然是继续扮演好我们家的“老妈总司令”的角色。其实，我当时也就随口那么一说，但是这句话却被媒体抓住不放，并不断放大。一些美国人似乎能接受我的这种说法，因为他们非常能理解抚养孩子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但同时，还有一些人对我的这种说法表示非常震惊，认为我想传递的信息是：作为第一夫人，除了陪孩子们用毛根做手工外，我将别无其他作为。
而事实是，我想要做好一切—努力兑现我所许下的承诺，悉心照料我的孩子— 一直以来，我也都是这么做的。现在，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有了很多的观众，他们都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对我来说，我所喜欢的做事方式是：不声不响，保持低调，至少在每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从不喜欢声张。如果我想要做一件大事，我希望能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到做出一些成果，直到我对其信心十足的时候，我才会对外公布。一直以来，我都告诉我的员工，不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希望像蜻蜓点水一样浅尝辄止，而是要真正深入进去。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湖面上的一只天鹅，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高贵优雅地向前滑行，但同时，在水下，我的两只脚永远不能停止划动。在我们的努力下，公众对白宫菜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热情—新闻媒体上正面报道不断，全国各地的民众寄来大量的感谢信—这让我更加坚信一点：只要有好的想法，我就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成果，制造轰动效应，赚取人气。现在，是时候确定一个更大的目标，并促使各方寻求办法去实现它了。
贝拉克正式就职的时候，全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儿童体重超标或者患有肥胖症。在过去三十年里，儿童肥胖症患病率增至原来的三倍。儿童高血压及Ⅱ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达到历史最高点。就连军队也不得不再三强调，日益严重的肥胖症增加了美国军队征兵的难度，在最常见的青少年不符合入伍服役的因素中，肥胖症已经成为其中之一。
其实，这一问题源于美国人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新鲜水果价格过高，到公立学校孩子们运动及体育活动项目经费的大幅削减。此外，电视、电脑以及电子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时间，在一些居民区，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宁愿让孩子们待在家里，也不让他们去外边运动和玩耍，就像我和克雷格小时候一样。在大城市里，很多家庭居住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完善，周边街区甚至连杂货店也没有，更不用说购买新鲜食品了。同样，大量乡村地区的居民更是没有条件购买到各类新鲜食品。与此同时，快餐店里供应的食物分量却在不断增加；含糖类谷物、微波方便食品以及超大分量食品通过儿童动画类节目进行推广，广告标语仿佛直接植入到了孩子们的大脑中，影响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然而，想要对现有的食品系统进行改变，哪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都会引发一系列的对抗反应。如果我想要对市场上售卖的含糖的儿童饮料宣战，我不仅会面临来自各大饮料生产公司的压力，还会遭到大批为甜味剂生产公司提供谷物的农民的反对。如果我想推广校园健康午餐计划，就要准备好将自己置于与各类大公司游说团队的冲突中，因为后者几乎决定了餐厅里究竟售卖什么样的儿童餐。多年以来，组织有序、资金充足的食品饮料生产集团已经完全凌驾于公共健康专家以及公共卫生倡导者之上。要知道，每年全美国学校的午餐供应可是一个60亿美元的大项目。
虽然面临如此多、如此大的挑战，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进行改革的好时机。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在全美国，一场健康食品运动已经拉开序幕，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城市农民”正在全美国各地多座城市进行试验，以期得到大家的支持。在州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层面，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也都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或者大力投资各类健康生活项目，或者修建人行道以及社区花园—这恰恰也说明，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历来分歧不断，但两党之间还是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可待探索。
2009年年中，我的白宫东翼团队着手与西翼的政策人员进行协商，并与政府内外各类专家多次召开会议，商议拟订具体的工作计划。最终，我们决定将侧重点放在儿童健康饮食上，因为我们很清楚，想要让成年人改变他们的观念以及饮食习惯实在是太难了，从政治上来讲也不现实。但有一点我们确定，如果我们将目标定位为孩子，努力帮助他们从小树立不同于他们长辈的、有益身体健康的食品和运动观念，那么我们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心为了孩子们着想，那么谁还能在这件事上反对我们呢？
那会儿，学校正好在放暑假，我的两个女儿不用去上学。于是，我每周都抽出三天时间尽全力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剩下的四天留给孩子和家庭。我没有让两个孩子去参加所谓的日间夏令营，相反，我打算自己开办一个奥巴马夏令营，我们计划邀请一些朋友，举办几场游览当地的活动，让孩子们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有所了解。我们游览了蒙蒂塞洛镇和维农山 [2] ，在谢南多厄河谷 [3] 探索洞穴奥秘；还参观了美国造币印钞局，观看了美元制造的全过程；游览了位于华盛顿东南部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4] 故居，了解了一个出生为奴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和英雄的。有一阵子，我还要求两个孩子每参观完一处就写一份参观感想，总结她们的所见所闻，但是后来，她们俩都表示反对这种做法，我也就放弃了。
我们尽可能一有机会就安排外出，但是考虑到出行成本，我们要么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出去，要么就等到晚些时候再出去，这样就能方便特工在我们到达之前做完清场工作，或者为我们划出一片单独的区域，而不至于给别人造成太多的麻烦。我知道，虽然贝拉克并不跟我们一起出行，但我们仍然是令人讨厌的，只是讨厌程度减轻了一些而已。至于两个孩子，我尽力让她们没有任何负罪感，我希望她们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成长。
说起来，就在那年早些时候，我还因此跟特工处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当时，玛利亚应邀和学校的一些朋友去参加一次心血来潮的出行—去买冰激凌。出于安全考虑，她不能乘坐其中任何一名同学家的车一同前去。恰好我和贝拉克又将自己的日程也安排在了这时候，而且是几周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于是，玛利亚被告知她需要等待一个小时，等她的安保负责人从郊区赶回来才能送她去。结果就是，所有人的行程都要因为玛利亚而推迟，因此玛利亚不得不跟同学们挨个儿打电话道歉。
这正是我所说的生活中那些不可承受之重，我不希望我的两个孩子也承受这些。当时，我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对我来说，发生这一切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实际上，白宫的每一条走廊都有特工值守，我每次从窗户向外看，都能看见特工处的车辆停在环形快车道上。但是，就因为一些所谓的理由，即使已经经过我的同意，她还是不能出发去跟朋友们会合。只要没有得到她的安保负责人的允许，她就什么也做不了。
“一个家庭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出门买个冰激凌不该搞这么复杂。”我跟特工处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你们想要保护好孩子，你们就应该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于是，我坚持要求特工处修订他们的安全保卫制度，好让萨沙和玛利亚日后需要离开白宫时，既能保证安全，又不需要事先进行如此烦琐费时的计划。我和贝拉克已经放弃了之前拟定的原则：我们放手不管，凡事顺其自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束缚—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随意冲动和产生怪念头的空间了。但是对于我们的两个女儿，我们会尽全力维护她们的这一权利。
从贝拉克参加竞选开始，外界就一直非常关注我的着装风格。最初的时候，还只是媒体关注，紧接着时尚博主也加入进来，随后便在互联网上掀起了各式各样的讨论。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或许是因为我个头儿比较高，又敢于尝试各种大胆的造型—不过事实确实如此。
当我选择穿平底鞋而不穿高跟鞋时，媒体也会马上跟踪报道。我所佩戴的珍珠首饰、腰带、开襟毛衫、平民风格的J.克鲁牌连衣裙，以及我在贝拉克就职典礼上非常大胆地选择穿白色礼服，都在时尚界以及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实时评论。参加贝拉克在参众两议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活动时，我穿了一件紫红色的无袖连衣裙，在白宫发布的我的官方照片中，我穿了一件黑色的无袖紧身连衣裙，突然间，我的胳膊上了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2009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大峡谷度假，我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走下来时，穿了一条短裤（我想补充的是，当时可是三十七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一幕被媒体拍到，随后便引发了对我的大肆批评报道，称我这样的着装明显有失庄重。
好像对于大家来说，我穿了什么要比我说了什么还重要，这一点比较有趣。我还记得在伦敦的时候，我在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与孩子们聊天时，深受触动，我当时感动得直流眼泪。但当我走下讲台后，我才知道，一名报道此事的记者向我的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一夫人的裙子是谁设计的？
出现这种情况让我很苦恼，也有点无能为力。但是，我希望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将其转化为一个可以从中学习的机会，去利用一些在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一切力量。比如说，如果人们浏览一本杂志主要就是为了看我的穿衣风格，我希望他们同时也能看到站在我身边的军人的配偶，或者同时也能看看我关于儿童健康的一些见解。在贝拉克正式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服饰与美容》杂志邀请我来拍摄杂志的封面人物，为此，我的团队还热烈讨论了一番，主要是围绕在经济低迷期，我接受邀请上杂志封面会不会让人觉得轻率，或者说给人一种搞精英主义的感觉。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同意接受《服饰与美容》杂志的邀请。其实，每当有杂志邀请非白人女性为其做封面时，都会让人觉得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虽然接受了邀请，但却坚持要自己选择服装来搭配。在正式拍摄的时候，我穿了吴季刚和纳西索·罗德里格斯 [5] 设计的裙装，后者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拉丁裔设计师。
我对时尚略有了解，但并不多。从前，作为一个全职工作的妈妈，我真的是太忙了，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去考虑到底应该穿什么。在贝拉克参加总统竞选期间，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芝加哥的一家时装店买衣服，非常幸运的是，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位名叫梅雷迪思·库普的年轻销售顾问。梅雷迪思从小在圣路易斯长大，对时尚非常敏感，熟知不同服装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并且对服装色彩以及质地搭配都非常有研究。在贝拉克正式当选后，我又成功说服她来华盛顿做我的私人助理以及服装搭配师。很快，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也对她非常信赖。
每个月，梅雷迪思会分好几次采购很多服装，送到我在白宫的更衣室里。我们会花上一到两个小时试衣服，为我之后几周内所有的日程安排搭配好服装。对于我的个人衣物及配饰，我从来都是自掏腰包。当然，那些我在正式场合才穿的出自各大服装设计师之手的晚礼服，都是设计师借给我的，随后，我都会将它们捐赠给国家档案馆，这也是白宫一直以来遵守的一条道德准则。如果要我自己选择衣服，我通常都会选择让人意想不到的风格，以免任何人将我的穿着与任何政治信息相联系。但是，其实我的选择并不多。无论出席任何场合，我的穿着都不能太过亮眼，以至于掩盖其他人的光彩，我的服饰要与整个场合相协调，而不能显得格格不入。同时，作为一名非洲裔女性，我也清楚，如果我的穿衣风格让人觉得有点炫耀或者有点高档，我就会马上遭人指责；但如果我穿得过于随意，也同样会引来批评。所以，我就开始混搭。我会穿一款比较高档的迈克高仕的裙子，搭配一件流行的盖璞T恤，我前一天可能穿着塔吉特 [6] ，第二天就换成了黛安·冯·芙丝汀宝 [7] 。其实，我希望媒体和公众能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的设计师们，赞美他们的才华，尤其是那些名气还不大的设计师。虽然我这么做有时候会让那些老牌设计师非常恼火，这其中就包括奥斯卡·德拉伦塔 [8] ，据说他因为我没穿他设计的服装非常不高兴。但是对我来说，我只是想利用公众对我的那种过分好奇的关注，在服装界掀起一种多元化的潮流。
在政界，外在形象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些事情。因此，我在每套服装的选择上，都会考虑这一因素。这不仅费时、费脑，也非常费钱，我在白宫购买衣服的花销已经超过了之前多年买衣服的总花销。当然，还需要梅雷迪思提前做大量而又细致的研究工作，尤其当我需要陪同贝拉克到国外出访的时候，她经常需要花上数小时进行研究，以确保我们所选择的服装设计师、服装的色彩、风格都要体现出对出访国及其人民应有的尊重。在举办公共活动之前，梅雷迪思还要为萨沙和玛利亚购买合适的服装，因为她们也是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了，这使得我们的服装花费进一步增加。有时候，看着贝拉克总是从衣橱拿出同一套深色套装穿上，甚至头也不梳就去上班，我只能叹气。对他来说，出席公共活动时所需要考虑的时尚就是到底要不要穿上西服外套，要不要打领带。
但是，对于我和梅雷迪思来说，我们永远都得小心翼翼地提前做好准备，每一件衣服我都会提前在更衣室里试穿。比如，当我试穿一件新裙子的时候，我会试着向下蹲、向前迈腿，再甩甩胳膊，确保我能够行动自如。只要是穿起来感觉有点行动不便的衣服，我都重新放回衣架上。外出的时候，我都会带上几套备用服装，以防天气变化或者行程安排有变，当然，还要考虑到诸如酒水洒在身上、拉链坏了这些噩梦般的紧急状况的出现。当然，我还学会了一招，就是无论何时，都会准备好一件适合参加葬礼的服装，因为有时候，贝拉克会毫无征兆地被邀请参加某位士兵、某位议员，以及一些世界级领导人的告别仪式。
渐渐地，我开始越来越依赖梅雷迪思，同时还有强尼·怀特—我的御用发型师，强尼快言快语，做事雷厉风行，不苟言笑，当然还有说话温和、做事一丝不苟的化妆师卡尔·瑞。正是他们三人（在我的团队里被称为“形象三人组”）给了我所需要的自信，让我能每天信心十足地面对公众，同时，我们也都清楚，任何一点儿疏漏都会引发一连串的嘲笑以及恶毒的评论。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需要雇用别人来帮助我保持良好的形象。最初的时候，哪怕是这样想都会让我觉得不安，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大家从来都不会说的现象：当今，几乎每一位女性公众人物—政治家、各界名人，只要是你能想到的—都拥有自己的造型团队，就像我拥有梅雷迪思、强尼以及卡尔这样的造型团队一样。这样的造型团队几乎就是一种标配，也是这个社会双重标准下给女性增加的一项额外的经济负担。
至于之前的第一夫人们是如何应对诸如打理发型、化妆以及置备行头这些挑战的，我不得而知。刚刚入住白宫的第一年里，我有好几次发现自己拿着她们所撰写的书籍或者有关她们的书籍，但是每次，还没看又都放下了。我发现，我甚至不想知道我们每个人之间究竟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9月的时候，我终于兑现了跟希拉里·克林顿之前的约定，我们一起在白宫餐厅非常愉快地吃了一顿午饭。贝拉克竞选成功后，让我有一点儿惊讶的是，他选择了希拉里·克林顿出任他的国务卿。他们二人都选择将此前竞选所造成的种种创伤抛到一边，尽力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希拉里非常坦诚地跟我说，她当初以为，整个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纳一位积极的职业女性来做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年，希拉里还是阿肯色州的第一夫人的时候，她在保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身份的同时，也积极帮助她的丈夫克林顿推动卫生保健及教育工作。来到华盛顿，住进白宫成为第一夫人之后，她试图开创全新的第一夫人形象，带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一如既往地为这个国家奉献。然而，她却因为参与白宫医疗改革及政策制定而招致大量批评与嘲讽，外界的反应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而且残酷：选民们投票选出的总统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她本人。实际上，在美国，第一夫人是没有明确的政治地位的，而希拉里又参与太多、涉足太快，所以，她自然就碰壁了。
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越界，学习其他第一夫人成功的经验，避免过于直接、过于明显地参与白宫西翼的政治事务。于是，我将与西翼办公室的日常沟通统统交给了我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比如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我与贝拉克共同的日程安排以及审议相关工作计划等。在我看来，总统的政策顾问们对外在形象过于在意，比如说，几年之后有那么一刻，我想给自己剪个有刘海的发型，可是我的工作人员认为我应该先得到贝拉克幕僚的同意，以确保这么做不会惹出任何麻烦。（我后来确实剪了刘海，也没有惹出任何麻烦，但是我觉得当初就应该直接自己做主，剪完了事。这种换个发型也要事先征得同意的做法实在是荒唐。）
当时，由于全国经济形势非常糟糕，到处气氛都异常沉闷，因此贝拉克的团队处处都小心翼翼，生怕白宫会做出任何让人觉得轻率的举动。但我并不总是赞同这种做法。根据我的经验，在困难时期，而且越是在困难时期，越需要欢乐，而且，哪怕就是为了孩子们着想，也应该制造一些乐趣。正因为存在分歧，我的工作团队与贝拉克的外联团队还曾因为我的一个想法而争执不休。当时，我计划在白宫为孩子们举办一场万圣节派对，但是白宫西翼的幕僚，尤其是时任政府高级顾问的大卫·阿昔洛以及白宫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坚持认为我的这种做法一定会被外界解读为炫耀、铺张，或许还会导致贝拉克与普通民众疏远。他们的意见就是：“这样做不好，会影响民众。”然而，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这种看法，我坚持认为，为当地那些从没参观过白宫的孩子以及军人家庭举办一场万圣节派对，正好能够有效地利用社交办公室的一小部分娱乐预算。
大卫·阿昔洛和罗伯特·吉布斯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我们的说法，但是后来他们也不再因为此事与我们争论了。让我非常满意的是，10月底的时候，万圣节派对如期举行，一个重达1000磅的“南瓜”摆放在白宫南草坪上，我们还请来了一支铜管乐队演奏爵士乐，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从白宫的北门廊缓缓落下。我站在白宫前面，穿得像一只豹子一样—黑色的裤子、带有斑点的上衣、发箍上装饰了一对猫耳朵—而站在我旁边的贝拉克，只穿了一件非常普通的毛衣。他这个人，即使考虑公众形象这一因素，也从不注重着装搭配。值得表扬的是，罗伯特·吉布斯也来了，而且将自己扮成一名黑武士 [9] ，看来他是要好好开心一下了。那天晚上，我们的白宫南草坪迎来了两千多名盛装出席的儿童，他们分别扮成可爱的小公主、冷冰冰的骷髅、野蛮的海盗、超级英雄、幽灵以及橄榄球选手，我们一共分发出去了好几袋饼干、果干以及一盒印有总统签名的M&M's巧克力豆。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派对所产生的公众影响效果刚刚合适。
我的白宫菜园历经季节更替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种植了香瓜，但最后结出来的瓜颜色发白，毫无香味；我们的菜园经历了暴雨的冲刷，肥沃的表层土流失；鸟儿啄食了我们的蓝莓；黄瓜秧上甲虫肆虐。不过，每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主管园丁吉姆·亚当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园艺家，以及戴尔·黑尼—白宫土地主管人，都会帮助我们，及时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使品种多样化起来。现在，我们在白宫的伙食里经常能吃到我们在南草坪种植的蔬菜，比如花椰菜、胡萝卜、羽衣甘蓝。我们还将每次收获的蔬菜拿出一部分捐赠给米里亚姆流动厨房 [10] 。同时，我们也开始腌制泡菜，并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一些我们需要拜访的重要人物，同时还会带上几罐白宫自己的蜂房产的蜂蜜。对于我的工作团队来说，白宫菜园成了我们值得骄傲的成果，早期那些对其持怀疑态度的人如今都变成了它的粉丝。对我来说，这个菜园简单、繁茂而又健康—它是勤劳和信仰的象征。它不仅看上去很漂亮，而且充满强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它让大家都感受到了幸福。
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和我的东翼员工一起，多次与儿童健康专家及倡导者商议，请求他们帮助我们夯实基础，这样我们后续所有的努力就都有了着力点。我们将致力于为孩子们的父母提供一些更为科学的信息，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家人选择更为健康的食品；我们将不懈努力，让学校里的孩子们的饮食更健康；我们也会尽力改善条件，让更多的人吃上有营养的食物；我们还会努力寻找更多的途径，让年轻人积极锻炼身体。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如何介绍、描述这份工作可能关系着整个工作的成败，因此，我又通过种种努力，争取到了史蒂芬妮·卡特的帮助，她同意作为顾问帮助萨姆和乔斯林·弗莱伊一起拟定活动倡议书，而我的外联团队则负责为此次活动树立有趣的公众形象。自始至终，白宫西翼都对我的这一计划非常担心，因为当时，政府对银行以及汽车公司的紧急救助引发了争议，对于任何看似政府可能干预的事情，民众都异常敏感，他们自然担心我的这一计划也被民众解读为这个国家过度保护公民、过度指手画脚的一种体现。
然而，我的目标是：我要让政府之外的力量参与进来。我希望能够从希拉里与我分享的她的个人经历中吸取教训，将与政治有关的事情都留给贝拉克去应对，而我，专心致志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当我需要与软饮料公司的管理者以及校园午餐供应者们面对面的时候，我觉得与其硬碰硬，倒不如做一些更为人性化的呼吁、请求，与其与之争斗，倒不如互相合作。然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早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我希望能够与父母们，尤其是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
我不想依照政界的那套信条行事，也不想时不时出现在星期日早间的新闻节目中。相反，我更愿意与那些专注于父母和孩子的健康类杂志打交道。我会在白宫南草坪上转呼啦圈，希望大家能看到，运动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还担任了《芝麻街》 [11] 的嘉宾，与“埃尔莫”和“大鸟”一起讨论有关蔬菜的话题。每一次，当我接受记者针对白宫菜园的采访时，我都会提到，有非常多的美国人因为种种原因在他们生活的社区无法购买到新鲜的食品；同时，我也会一再针对卫生保健费用高昂与不断恶化的肥胖现象发表观点。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些努力，争取到更多人加入我们的阵营，支持我们的活动，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同时对有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提前掌握，以便更好地应对。正是带着这一想法，我们花费了数周时间与食品饮料生产商、倡议组织以及国会成员私下召开会议进行沟通，我们还召开小组讨论会，针对我们的活动品牌进行市场测试，并争取专业公关人士的无偿帮助，对我们这项活动的信息进行调整。
2010年2月的时候，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与公众分享我的想法了。在一个寒冷的星期二下午（当时华盛顿经历了一场史上罕见的暴风雪袭击，还没缓过劲来），我站在白宫国宴厅的讲台上，十分自豪地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新运动，台下的听众有小孩、内阁部长、体育界名人、市长，还有医药领域、教育领域以及食品生产领域的高管，以及各界媒体人士，我们将这一新运动命名为“让我们行动起来”。我们的倡议只有一个目标—力争在当今这一代儿童中解决肥胖症蔓延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一运动绝不能仅停留在宣布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上，这一点至关重要。确实，我们的努力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也都在扎实推进。那天早些时候，贝拉克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并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应对儿童肥胖问题的联邦专责小组，以对该项运动表示支持。同时，全美三大校园午餐供应商也宣布，他们将着力减少所供应食物中的食盐、糖分以及脂肪的含量。美国餐饮协会也做出承诺，要让食品标签上所显示的营养成分更加清晰。我们通过努力让美国儿科协会也加入了我们的运动，鼓励医生将儿童身体质量指数测量纳入儿童保育标准，我们也说服了迪士尼、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华纳兄弟，请他们帮助播放公共服务通知，并专门投资一批节目，鼓励孩子们选择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努力下，来自十二个不同职业运动联盟的管理者也同意帮助推广“每日运动六十分钟”的倡议，号召孩子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一切都还只是开始。我们还计划帮助蔬菜水果商进驻城市社区及农村的“食品荒漠”地区 [12] ，要求食品生产商在商品包装上提供更为精确的营养成分信息，并抛弃已经快要过时的膳食金字塔，将其重新设定得更为合理，更加符合当下的营养研究成果。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我们也要求相关的企业（食品生产商及供应商）必须为他们所做的任何可能影响儿童健康的决策负责。
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过艰辛的努力和精心的组织才能实现，但是，我也清楚，这才是我喜欢的工作。虽然我的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好在我现在拥有一个广阔的平台。我开始意识到，对于我目前的新处境，那些先前看起来很古怪的东西—突然成名的奇怪的陌生感、公众对我个人形象的异常关注、第一夫人含糊不清的工作界定—反而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帮助我做到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现在，我充满了力量，我也终于找到了能够充分展示自我的方式。
[1] 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1945—2005），他是20世纪末美国最为成功的黑人剧作家。
[2] 得名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20世纪以前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最富有及社会地位最高的士绅居住区。
[3] 美国阿巴拉契亚大山谷的一部分，大部分在弗吉尼亚州境内。
[4]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塔尔波特县吐卡霍地方的一个种植场。母亲是黑人奴隶，父亲是白人。
[5] 纳西索·罗德里格斯（Narciso Rodriguez，1961— ），出生于美国新泽西，与华裔设计师吴季刚一样，毕业于纽约设计名校帕森斯设计学院。
[6] 塔吉特公司在美国四十七个州设有一千三百三十家商店，为客户提供时尚前沿的零售服务，物美价廉。
[7] 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简称DVF，是纽约第一线大品牌，设计师是“纽约时装皇后”、CFDA美国设计师协会主席黛安·冯·芙丝汀宝女士。
[8] 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美国十大设计师之一，其经营的时装品类繁多，其中高级时装和晚礼服最为有名。
[9] 电影《星球大战》里面的反面角色，叫达斯·维达。
[10] 米里亚姆流动厨房，白宫附近的一家慈善机构，很多失业者及无家可归的人经常光顾那里。
[11] 《芝麻街》，美国儿童教育电视节目，是迄今为止获得艾美奖奖项最多的一个儿童节目。“埃尔莫”和“大鸟”是节目中的卡通人物。
[12] “食品荒漠”地区，指缺乏新鲜食品或者难以以合理价格买到新鲜食品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