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和贝拉克，还有两个女儿被从楼上的住所召集到了楼下的南草坪。在那儿，我们见到了一位之前从来没见过的先生，他站在车道上等我们，面容友好亲切，还蓄着一绺花白的山羊胡，这让他看上去多了一分威严神气。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劳埃德。
“总统先生、总统夫人，”他说，“我们觉得你们和姑娘们可能想换换口味，给生活增加些许乐趣，所以我们特地为你们安排了一个宠物动物园。”他又冲着我们大声笑着说：“还从来没有一个第一家庭参加过类似的活动。”
他指向他的左边，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距离我们大约30码的地方，在雪松树荫处，四只又大又漂亮的猫科动物正悠闲地走来走去— 一头狮子、一只老虎、一只皮毛光洁的黑色美洲豹、一只修长的带斑点的猎豹。从我站的地方看去，看不到任何围栏或链子，看来并没有任何东西围着它们。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无比，真的是能让我们换换口味。
“谢谢你，这太体贴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有礼貌一些，“就这样吗？劳埃德，没搞错吧？可以不用围栏或者其他的防护措施吗？这样会不会对孩子有一些危险呢？”
“哦，就是这样，您说的这一点我们当然考虑过。”劳埃德回答我说，“我们想着您和您的家人可能更喜欢能够自由自在活动的动物，就像它们生活在野外一样。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已经给它们注射了镇静剂，它们现在是不会伤害你们的。”说完，他又做了一个手势，告诉我们完全可以放心，然后又说：“去吧，靠近点，和它们好好玩玩。”
贝拉克和我牵起玛利亚和萨沙的手，我们穿过南草坪还带着露水的草地，朝那几只动物走去。它们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大，虽然看上去有点儿倦怠但都非常强壮。觉察到我们靠近时，它们的尾巴开始摆动。我还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情景，四只猫科动物像朋友一样和谐地待在一起。我们继续靠近的时候，狮子开始有所反应，美洲豹用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老虎的耳朵稍微向下收起贴近头部。然后，没有任何的预兆，那只猎豹突然发出一声嚎叫，以闪电般的速度像火箭似的从树荫处冲向我们。
我感到一阵恐慌，紧紧抓起萨沙的胳膊，猛地转身带着她顺着草坪向我们的房子冲去，我相信贝拉克此时也带着玛利亚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从我们身后传来的声音我判断：四只动物都已经跃起，紧追我们而来。
劳埃德站在门口那里，看起来泰然自若，一点儿也不紧张。
“你不是说给它们打过镇静剂了吗？”我冲他大喊道。
“不必担心，夫人，”他大喊着回答我，“针对这种偶然发生的意外情况，我们也准备好了应对方案。”他挪到一边，随后特工们从他身后蜂拥而出，手里都拿着上了镇静弹的枪。就在那时，我突然感到萨沙滑出了我的手。
我转向草坪，惊恐地发现我的家人正在被野兽追赶，同时特工们也在追赶这些野兽，并不停地朝它们射击。
“这就是你的方案？”我尖叫道，“开什么玩笑？”
就在这一刻，猎豹发出了一声咆哮，随后冲向萨沙，它的爪子完全伸开，身体像飞起来一样。一名特工朝它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不过它受到了惊吓，只好改变方向，撤回到小山底下。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但等我回过神来，却发现一颗橙白相间的镇静剂子弹打在了萨沙的右臂上。
我摇晃着从床上坐起来，心怦怦直跳，全身都被汗湿透了。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丈夫蜷缩在我身边，非常安稳地睡着。原来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
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原地踏步，甚至不进反退，我们一家人仿佛在经历一场巨型背摔游戏，虽然我对白宫早已建立起来的用以支持我们的体系充满信心，但我依然觉得这一切都非常脆弱，我似乎觉得每一件事情，从孩子们的安全到我的日常活动安排全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比我要年轻二十岁以上。在欧几里得大道的成长经验告诉我：自给自足极为重要，绝不能依赖他人。我也从小就习惯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但是当时，那完全不可能，我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有人帮我处理。在我准备外出之前，工作人员会亲自提前开车去一趟活动地点，并将我的现场活动时间精确计算到每一分钟，提前安排好我上洗手间的时间以及休息的时间。有专门的特工负责带孩子们出去约会玩耍，有专门的保洁人员负责收集我们的脏衣服并清洗干净，我也不用自己开车，或者想着带现金、钥匙之类的事情。同时，我还有助理帮我接听电话、参加会议、代我起草文案等。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棒极了，于我来说大有好处，具体来说，就是让我从琐事中得以解脱，可以集中精力去做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对我这样一个注重细节的人来说，我感觉这让自己失去了对所有细节的控制。正因为如此，我的潜意识里才会出现先前梦境中的狮子和猎豹，这让我倍感无力。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事情不能提前计划，每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超出我们想象、超出我们生活范围的事情。作为总统的妻子，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各式各样的混乱，一些灾害会毫无征兆地出现。总有一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力量，随时可能打破你生活中的所有平静。任何新闻都是重量级的：一场地震刚刚袭击了海地；路易斯安那州沿海的一座钻井平台发生爆炸，水下5000英尺处的导油管破裂，最终造成百上万桶原油直接涌入墨西哥湾；埃及又爆发了革命性的抗议运动；一名持枪歹徒在亚利桑那州超市的停车场里射杀了六个人，并导致一位美国女议员身受重伤。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每一件事情都关系重大。每天早晨，我都要通读一遍工作人员发给我的新闻简报，我知道，贝拉克也要首先掌握这所有的一切，并对事态的任何新进展做出反应。除此以外，他还有可能因为那些他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遭受批评和指责，他也有可能被推上前去帮助一些非常遥远的国家解决一些非常让人震惊的问题，当然，人们也期待他能够堵住大洋底部漏油的洞口。如此看来，他的工作似乎就是要去解决混乱，然后将其转化为冷静的领导力，每周中的每一天他都是这样度过的，每一年里的每一周他都是这样度过的。
作为第一夫人，我一直尽全力不让自己的日常工作受到外界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不受这动荡的世界里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你根本无法回避。在面对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时，我始终要和贝拉克保持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代表着整个国家，在悲剧、灾难或者混乱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挺身而出，并始终冲在前面。其实，作为总统和第一夫人，我们的一部分角色就是要为全国公众做出表率，向他们展示我们时刻都保持理性、拥有同情心并言行一致。虽然英国石油公司原油泄露事件—这是美国历史上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生态危机—最后终于得到有效控制，但一些美国人仍然感到慌乱，不愿意相信去墨西哥湾度假是安全的，致使当地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因此，我们一家人特地安排了一次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旅行。其间，贝拉克带着萨沙去水里游泳，并拍照发布在了媒体上。照片中，他们父女二人在浪花中开心地打水仗。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姿态，但传递出的信息却是巨大的：如果美国总统都相信那里的水质是安全的，那么你也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一场灾难刚刚发生，我们俩其中一人或者我们俩共同前往那里，那就是想提醒所有美国人，永远不要太快忘记别人的伤痛。如果条件允许，我经常会再三强调，要感激那些救灾人员、教育者、社区志愿者以及任何愿意在灾难面前伸出援手的人。2010年，在海地遭遇地震袭击后三个月，我和吉尔·拜登去那里访问。当我看到人们曾经的家园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墟，看到数以万计的人民—母亲、祖父、孩子—曾经活生生地被埋葬的现场，我感到无比揪心。我们参观了一组改装过的公共汽车，当地的艺术家正在那儿对无家可归的孩子进行艺术治疗。这些孩子虽然在灾难中失去了很多很多，但因为有周围这些热心的成年人关怀，他们内心依旧充满了希望。
伤痛和抗逆力总是同时存在的。作为第一夫人，我不止在一个场合验证了这句话，相反，我是在多个场合都体会到了这一点。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尽可能地去军队医院看望伤员，他们从战争的伤痛中逐渐恢复。我第一次去的是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它就坐落在华盛顿边上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根据事先定好的日程，我在那里只需要待大约九十分钟，但结果是，我在那儿足足待了四个小时。
对于那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撤回的伤员来说，沃尔特·里德是他们的第二或第三医疗点，很多伤员在被送回美国之前，都是直接在战区接受分诊，然后送至德国兰斯图尔的一家军事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最后才送回美国。一些士兵比较幸运，只需要在沃尔特·里德待上几天就可以出院，但其他一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沃尔特·里德雇用了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医学外科医生，并能够提供非常优秀的康复服务，能够处理哪怕是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伤害。得益于现代装甲的发展，美国士兵能够在遭遇炸弹袭击后生存下来，换作以前，他们一定会丢掉性命。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样也有不好的消息，那就是，十年内，美国卷入了两起以突然袭击和隐藏爆炸装置为特点的地区性武装冲突，因此受伤的士兵数量庞大而且重伤员偏多。
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尽可能地为每件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当我走进那些军事医院和费雪家庭时，却完全不知道该与伤员们说些什么。费雪家庭是由一家同名慈善机构专门为士兵家属创建的免费住宿机构，家属可以在那里照料他们受伤的爱人。我先前已经说过，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对军队的事情基本没有任何了解，虽说我父亲曾在部队服役过两年，但那是在我出生以前很久的事情了。在贝拉克开始参加总统竞选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那繁忙而又井然有序的军事基地，也没有见过普通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居住的大片简陋住宅。战争对于我来说，不仅可怕，而且抽象，我无法想象战场上的情形，也根本不认识参加过战争的人。我现在明白了，以前我对战争的那种无知，其实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当我到达医疗中心时，护士长负责接待我，并递给我一套医用手术服要我穿上，在我进入每一个房间之前，护士长都会指导并提醒我对手部进行消毒。然后，要推门进去的时候，我还会快速了解一下这位军人的简历以及他（她）当下的状况。在我到访之前，医疗中心也会事先征求每一位病人的意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我的探访。一些伤员会拒绝我，可能因为他们感觉状态不是很好，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无论如何，我都能够理解。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在每个房间探视的时间长短完全取决于军人的意愿。我们的所有对话都是私密的，没有媒体跟踪，也没有别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心情有时忧郁，有时放松。有时候，我们会从墙上挂着的一面队旗或者一张照片谈起，我们会谈到体育，谈到家乡，或者谈到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也会讨论他们究竟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正如他们经常告诉我的，受伤军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任何人的怜悯。
有一次，我在一个病房门口看见一张红色海报，上面用黑字写着一段话，内容好像是这样子的：
所有准备走进这里的人请注意：
如果你来到这个房间，是带着悲痛的心情，或者对我所受到的创伤感到难过，那么请你离开。我所受到的创伤，源自我所热爱的这份工作，我是为了我所爱的人，是为了支持我深爱的这个国家所倡导的自由而做这份工作的。我拥有你们难以想象的坚强，我一定会彻底康复。
这就是所谓的抗逆力，这是我在美国部队上上下下看到的广义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的真实体现。有一天，我和一位军人聊天得知，他当年接到了一次去海外部署的任务，当时他年轻又健康，于是就接受了委派，留下怀孕的妻子独自在家。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已是四肢瘫痪，胳膊和腿都不能再活动了。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孩子— 一个刚出生的小生命，小脸粉嘟嘟的—就用毯子包裹着躺在他胸前。我还遇到过另外一位军人，他有一条腿截肢了，他问了我好多关于美国特工处的问题。听完后他兴奋地跟我解释说，他一度希望离开部队后能够当一名特工，但是因为这次受伤，他正在寻找新的人生目标。
在和伤员们的家属见面的时候，我会向等候在床边的伤员们的妻子或丈夫、父亲或母亲，堂（表）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一一作自我介绍。他们大都让自己的生活暂时停摆，只为了和受伤的亲人或者朋友靠得更近一些。有时候，我只能跟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所爱的人虽然就躺在旁边，但要么因为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而无法动弹，要么正在睡觉。这些家庭成员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他们的责任。他们中有一些人来自军人家庭—家里世代都是军人，还有一些人自从十几岁就做了军人的女朋友，就在军人接受新的海外任务时才刚刚成为新娘—尔后，他们的未来发生了意外的、极其复杂的转变。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跟多少位母亲一起哭过了，她们是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悲痛，但是面对她们，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双手合十，在泪水中为她们默默祈祷。
对军队生活的了解让我开始变得更为谦逊，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除了在那些病房里，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体会过这种刚毅和忠诚。
一天，我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家军事医院看望伤员，突然间，医院走廊上发生了一阵规模很小的骚乱，护士们从一间病房里匆忙地进进出出，而我正准备要去那间病房。“他不愿待在床上。”我听到有人小声说。走进病房，我看见里面有一名国民警卫队的年轻军人，他身上多处受伤，而且还有严重的烧伤。他个子很高，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农村地区，我能感觉到他非常痛苦，但是他仍然扯掉床单，正在努力把脚放到地上去—他想要下床。
我们所有人都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他到底想做什么，虽然他极度痛苦，但他仍强忍着想要站起来，向他的统帅的妻子敬礼。
2011年早些时候，有一天，我们刚吃完晚饭，萨沙和玛利亚已经跑回房间去做家庭作业了，只留下我和贝拉克两人在餐厅。那时候，贝拉克提到了奥萨马·本·拉登。
“我想，我们现在知道他在哪儿了。”贝拉克说，“我们也许可以直接进去将他活捉，但一切都不能确定。”
本·拉登是世界上的头号通缉犯，为了躲避侦查，已销声匿迹了好多年。抓住他或者杀了他已经成为贝拉克上台后的头等任务。我知道，这项任务对整个美国来说意义重大，对那些成千上万的服役军人来说意义重大，多年来正是他们不遗余力的保护，才让我们免受基地组织的袭击。而对那些在“9·11”事件中丧失了亲人的人来说，意义则更为重大。
我从贝拉克说话时冰冷的语调中得知，他们一定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虽然我并没有继续追问，也没有要求他向我详细介绍关键信息，但我感觉得到，那些不确定的因素显然给贝拉克造成了巨大压力。一直以来，我和贝拉克彼此之间都非常有共鸣，但我也知道，他现在整日里身边围绕着各个领域的专业顾问，可以接触到各种顶级的机密信息，就我个人的理解，那些机密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因此，他根本不需要我的建议。通常情况下，我都希望他和我，以及两个女儿待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获得短暂的休息，尽管他现在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工作包围。毕竟，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本就生活在办公室。
贝拉克一直都非常擅长统筹区分，当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尽力做到不分心，完全地融入我们。这是我们俩共同学到的一项本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变得越来越繁忙、越来越紧张，所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屏障需要不断加高，我们也学会了守护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晚餐的时候不会谈本·拉登，不会谈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不会谈有关茶党的事情。我们有孩子，孩子需要空间交谈、成长，而只有当我们下决心将那些大的忧虑和紧急事件暂时抛于脑后时，我们才会有真正属于我们的家庭时间，以用来考虑我们这个家庭的问题。这时候，贝拉克和我会一边坐着吃晚餐，一边听两个女儿讲一些发生在塞维尔友谊学校操场上的事，或者听玛利亚讲她做的关于濒危动物的研究项目的一些细节。这时候，我们似乎觉得，孩子们的事情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她们就是最重要的人，她们的话当然值得我们以最认真的态度去倾听。
然而，即使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工作依然在不断堆积。经常是饭刚吃到一半儿，我从贝拉克的肩膀上向外看去，就能看见在餐厅外的走廊里，工作人员正将我们的晚间简报堆放在一个小桌上。这也是白宫惯例的一部分：每天晚上会有两个文件夹送来，一个是我的，另外一个更厚、皮面装订的则是贝拉克的。两个文件夹里都装着我们各自的办公室为我们准备的文件，按照惯例，我们应该在当天晚上读完。
到了晚上，我们把孩子哄睡后，贝拉克通常就带着他的文件夹消失了，他一般会去条约厅，而我则带着我的文件夹走进我在更衣室里的休息区。我一般每天晚上会在那里花费一到两个小时读完文件夹里的材料，有时候，我也会选择在第二天早上来完成这件事。文件夹里的文件通常都是工作人员做的记录，或者是我要演讲的内容草稿，或者是一些必须要做的决定，总之，都与我所发起的活动相关。
在我发布“让我们行动起来”的运动一年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成果。我们和不同的基金会、食品供应商结盟，在学校餐厅开设了六千个沙拉吧，聘请当地厨师帮助学校提供膳食，这些食物不仅健康而且美味。当时美国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沃尔玛也加入了我们的运动，承诺要和我们一起努力，减少它所提供的食品中的糖分、盐分和脂肪含量，同时降低农产品价格。我们也争取到了全国五百个城镇的市长、镇长的支持，他们都承诺要在当地想方设法应对儿童肥胖问题。
更重要的是，整个2010年，我都在努力帮助贝拉克的政府推动一项新的儿童营养法案，以期通过国会审议，从而确保孩子们在公立学校能够享受健康、高质量的食品，同时提高联邦资助餐的补偿比例，这一做法是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通常情况下，我不愿意涉足白宫西翼的政治，更不愿参与政策制定，但是，这次情况不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大决战，因此，我破例将自己投入进去。我花了数小时专门给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值得享用更好的食品。我跟贝拉克、他的顾问，以及任何感兴趣、愿意听我说的人无休止地谈论这一问题。新法案规定，在每天供应的大约四千三百万份学校午餐中，应该增加更多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全谷物，以及低脂乳品。法案限制通过学校的自动售货机向孩子们售卖垃圾食品，同时，同意资助学校建造菜园并使用当地自然生长的产品。对我来说，这一法案如果能通过将是一桩好事— 一个能够帮助解决儿童肥胖问题的非常有效而且接地气的方法。
贝拉克与他的政策顾问也在努力推动这一法案的通过。即使在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的情况下，贝拉克也将该法案作为一个优先项目不断与立法者商议，因为他知道，他对立法进行改革的能力将会有所减弱。12月初，在新国会还没产生之前，法案终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十一天之后，贝拉克正式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一项必须执行的法律。当时，我满怀骄傲地站在贝拉克身旁，身边围满了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
“如果我不能让这一法案顺利通过，”贝拉克和记者们开玩笑说，“那我就只能睡沙发了。”
至于我们的白宫菜园，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它不单单是一个菜园，而能成为一个宣传平台，为儿童成长与健康发声。最终，我看到了成果，2010年，贝拉克在国会顺利通过了《平价医疗法案》 [1] ，保证每一个美国人都能获得健康保险，而我的工作正是对这项法案的补充。后来，我又开始推动一项新的运动，我将其命名为“联合力量”。那是我和吉尔·拜登合作的一次活动。吉尔·拜登的儿子博·拜登刚从伊拉克战场平安归来。我们的工作，也算是对贝拉克这个军队最高统帅工作的支持。
我知道，对于那些服役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我们亏欠他们的太多太多，远不是一句“谢谢你们”之类的口号所能弥补的。于是，我和吉尔·拜登，还有很多同事一起努力，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具体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军人家庭以及整个军队社区，同时也希望能提高他们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这年早些时候，贝拉克也开始在整个政府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审计，要求各个机构寻求新的方法来帮助军人家庭。同时，我还将全美国最有实力的公司高管们纳入了争取范围，说服他们为国家做贡献，并让他们承诺雇用一大批退役军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以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吉尔也通过努力，得到了许多高等院校的支持，他们承诺要为学校的老师和教授们提供更多的专业培训，让他们更了解出身军人家庭的孩子们的需求。此外，我们还想解决退役回乡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为此，我们制订了计划去游说好莱坞的编剧和制片人，并说服他们将一些军事题材的故事写入电影和电视节目中。
我所做的事情虽难，但总有办法解决；而对于我的丈夫来说，尽管他经常深夜还在伏案办公，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自从我们相识以来，贝拉克一直都喜欢夜间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思维才能够快速运转，且不被打扰。贝拉克经常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或者捕捉到新的灵感，在他不断积累的思维地图上添加新的数据点。每天晚上，当贝拉克在条约厅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有工作人员送来更多的文件夹，里面当然都是需要他过目的材料，那些材料是楼下还在忙碌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也会工作到很晚）刚刚整理出来的。如果贝拉克感觉饿了，会有一名贴身的工作人员端给他一小盘无花果或者其他坚果。谢天谢地，贝拉克已经不吸烟了，但他嘴里经常咀嚼着一片尼古丁口香糖。绝大多数夜晚，贝拉克都要工作到深夜一点或两点，读纪要、修改演讲稿、回复邮件，通常，他还会打开电视机，并调至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频道，任节目不停地播放。工作中间，他也会休息一会儿，过来亲吻我和两个女儿，跟我们说晚安。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切—贝拉克对无休止的政府管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和奉献。多年来，贝拉克不只属于我和两个女儿，同时还属于他的选民，而现在，这一人数已经超过三亿，贝拉克是我们共同的贝拉克。有时候，看着贝拉克深夜还独自一人在条约厅办公，我不禁会想，不知道选民们是否会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幸运。
通常情况下，贝拉克每天的最后一项工作是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写给他的信，他通常都是在午夜后去完成这项工作。自从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以来，贝拉克每天都会收到大约一万五千多封来自选民的信件和电子邮件，于是，他要求他的通信员每天挑选出十封放进文件夹里，同其他材料一起送给他阅读。他会非常认真地阅读每一封信，并在页边空白处备注上他的回馈信息，以便于工作人员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回复信件，或者就此提醒内阁秘书要特别关注。给他写信的人有士兵，有犯人，有正在想尽办法支付高昂医疗费用的癌症病人，有将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无法赎回而无家可归的人，有希望能够合法结婚的同性恋者，也有一些共和党人—他们认为贝拉克正在毁掉这个国家，还有母亲、祖父、年幼的孩子，以及一些赞赏他所作所为的人，还有一些认为他只是个傻子的人。
不论写信人是谁，他都会阅读，在他看来，他既然已经宣誓成为美国总统，那么这就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艰难而又孤独—我经常觉得，总统的工作是世界上最艰难、最孤独的工作。但是，贝拉克知道，他是总统，他有义务接受一切挑战，而不能选择拒绝。当我们大家都入睡时，他才拿掉屏障，独自面对一切。
萨沙那时已经十岁了，每星期一和星期三晚上，她都要去美利坚大学健身中心参加游泳队的训练，那里距离白宫有几千米远。有时候，我也会过去，我尽量不动声色地偷偷溜进游泳池旁边的小屋子里，那儿专门为父母准备了观看座椅，可以透过一扇窗户观看孩子们训练。
要在孩子们训练的高峰期应对一个繁忙的健身场所中的局面，这对负责我的安保工作的特工们来说是个挑战，但他们处理得相当好。而对我来说，在穿过公共区域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快步行走和低头遮挡视线的技巧，这样做会省事很多，也能大大提高效率。我能从正在忙着进行体能训练的大学生以及正在上尊巴课的学生中快速穿过，有时候甚至完全不会被注意到。但有些时候，即使不抬头看，我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出现引起的骚乱，当大家低声议论时，我就意识到我被认出来了。有时候，还会有人大喊一声：“嗨，那不是米歇尔·奥巴马吗？”但是，这种骚乱最多也就持续一小会儿，随即就会平复，因为我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刚一出现，可能大家还没完全看清楚，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萨沙去训练的某天晚上，游泳池旁边的座位基本都空着，只有几位家长在那里，他们要么在聊家常，要么低头看手里的苹果手机，等着孩子们训练完毕。于是，我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座位坐了下来，专注地看着孩子们游泳。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乐于看到两个女儿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样子，我指的是她们离开白宫，离开父母，在她们自己的圈子里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萨沙可真是一名游泳健将，她对蛙泳非常感兴趣，同时还下决心要掌握蝶泳。她头戴一顶海军蓝泳帽，穿着一套连体泳衣，非常认真地一圈又一圈地进行练习，每隔一会儿就会停下来听听教练的指导。在规定的休息时间里，她也能和队员们一起愉快地聊天。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能比此时此刻更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的了。此时，我只是一名旁观者，在不被周围人注意的情况下，安静地坐下来见证一个女孩—我们的女儿—创造奇迹的全过程，见证她成长并逐渐独立、完整的过程。曾经，我们将两个女儿扔进了完全陌生而又紧张的白宫生活中，完全不知道这一切将会对她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不知道她们会从这种经历中得到什么。我也一再努力，希望两个孩子在与这广阔世界接触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保持乐观积极，我意识到，我和贝拉克有着向她们近距离展示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当贝拉克需要到国外出访，又正好赶上两个女儿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家人集体出行，我们知道，这对她们来说是很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她们可以借此多了解、多学习。2009年暑期的时候，我们带着她们一起出访，期间参观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以及罗马城内的梵蒂冈。在七天的时间里，她们有幸见到了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游览了罗马万神殿、斗兽场，穿行了加纳的不归门 [2] —这里曾是无数被贩卖为奴的非洲人离开故乡、穿越大西洋前的最后一站。
当然，要完全消化整个旅途的所见所闻对两个孩子来说还很难，但是我知道，孩子们看事物有她们自己的角度，她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消化与吸收。我们结束那趟暑期旅行回国之后，萨沙就开始上三年级了。那年秋天，我去参加塞维尔友谊学校举办的家长晚会，我在萨沙的教室里转了一圈，刚好看到了她写的一篇小短文，和其他同学的短文一起悬挂在教室的一面墙上。萨沙的短文题目为《我暑期里做了什么》。“我去了罗马，见到了教皇。”萨沙写道，“他好像丢失了一部分大拇指。”
我无法在此告诉大家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大拇指到底长什么样子，究竟是不是有一部分不见了，但是萨沙全程参与了那趟罗马、莫斯科、阿克拉之旅。她是一个善于观察、实事求是的八岁孩子，这一信息是她带回来的。当时，她对历史的了解还不是很多。
我们本想尽力在两个孩子的成长与贝拉克工作中令人忧虑的一面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但我知道即使如此，萨沙和玛利亚仍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她们的生活与各种国际大事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屋檐下，随时都可能产生新闻，她们的父亲也经常会因为一些紧急情况而被电话叫走，而且不管怎样做他总是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和公开辱骂。我想，很少有孩子的生活会是这样子吧！对我来说，这种生活就犹如狮子和猎豹在朝着你慢慢靠近一般。
2011年冬天，当贝拉克为谋求2012年连任而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听说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纽约房地产开发商唐纳德·特朗普宣称要争取2012年总统选举共和党的提名。然而，当时看来他还只是宣称而已。不过，紧接着他开始在有线电视新闻中抱怨式地、很不专业地批评贝拉克的外交政策，并公开质疑贝拉克的美国公民身份。其实，早在2008年贝拉克首次参加竞选的时候，这些质疑贝拉克出生地的人就曾想尽各种办法、使出各种手段来佐证他们的阴谋论。他们声称贝拉克在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只是一个骗局，说贝拉克事实上出生于肯尼亚。现在，特朗普也开始新瓶装旧酒，四处积极活动，试图重新挑起这一争论。他在电视上发表一些越来越离奇的言论，坚持称1961年火奴鲁鲁的报纸上关于贝拉克出生的消息具有欺骗性，并称贝拉克所谓的幼儿园同学中并没有人记得贝拉克这个人。而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尤其是那些保守派新闻媒体，为了追逐点击率及高流量排名，也在不断为特朗普那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测煽风点火。
整个事件让人觉得非常疯狂、非常卑鄙，当然，它背后所隐藏的偏执以及仇外心理也暴露无遗。它同时又非常危险，因为涉事人就是想借此故意煽动那些不知情的人以及性格古怪的人对我们产生仇视。因此，对于公众会做何反应，我当时感到非常害怕。特工处也一次又一次向我简要汇报了接下去有可能会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威胁。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那些擅长搅浑水的人。我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不去担心，但是有时候，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担心。我会想：如果有人突然精神不稳定，持枪驾车来华盛顿怎么办？如果这个人直接去找我们的女儿，那会怎么样呢？唐纳德·特朗普，就因为他那毫无根据的污蔑和不计后果的影射，就将我们一家人置于危险境地。就冲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别无选择，只有自己克服恐惧，选择相信这个国家专门为我们建立的安保体系，然后继续勇敢地生活下去。毕竟，那些将我们视为“异类”的人，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服种种障碍，以粉碎他们的谎言和对我们的曲解。我们相信，我和贝拉克的一举一动、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终将会告诉人们：我们究竟是谁。自从贝拉克决定要参加总统竞选以来，我从心底就一直有意无意地担心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们的一连串竞选活动中，常常会有人紧紧握着我的手告诉我：“我们一直在为你们祈祷，祈祷没有人伤害你们。”“我们每一天都在为您和您的家人祈祷。”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年龄阶段也不尽相同，但正是他们不断提醒着我，这个国家依然不缺少善良和宽容。
一路走来，我一直在心底深藏着那些充满善意的话语。我似乎能感受到无数善良的、体面的美国人在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的安全祈祷。贝拉克和我，我们两个都选择坚守我们自己的信仰。虽然现在，我们只是偶尔才去一次教堂，主要是因为我们去教堂会不可避免地引人注目，每当我们走进教堂要去祈祷时，总会有记者跟着我们高声喊着提问题。贝拉克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我们当时的牧师耶利米·莱特的言论引发争议，带来了一些困扰；此后，我们的政敌一度试图利用信仰作为武器攻击我们—声称贝拉克是一个“秘密的穆斯林”，在经历了如此种种之后，我们决定从此在家里践行我们的信仰，包括每天晚饭之前进行祈祷，在白宫为两个孩子组织一些主日学 [3] 教育，等等。我们在华盛顿没有加入任何教堂，因为我们不希望再次经历恶意攻击引发的民众集会，就像我们在芝加哥的三一教堂曾经经历的那样。尽管如此，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牺牲。我开始怀念生活在一个精神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社区，那是多么的温暖。如今，晚上睡觉时，我回过头看贝拉克常常会发现他闭着眼睛躺在床的另一边，嘴里却在不停地默念祈祷词。
几个月之后，在11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当时有关贝拉克身世的种种谣言愈演愈烈，一个陌生男人将车停在距离白宫大约八百米处的宪法大街的一段封闭地带，将一把半自动步枪伸出车窗开火，目标正是白宫的上面两层。其中一枚子弹击中了黄色椭圆厅的一扇窗户的玻璃，而那儿正是我喜欢坐着喝茶的地方。另一枚子弹射进了窗框里，其他的都打在了屋顶上。那天晚上，正好我和贝拉克外出不在白宫，玛利亚也不在，但是萨沙和我母亲都在，幸好她们没有觉察到，也没有受伤。白宫的工作人员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将黄色椭圆厅遭到射击的那扇窗户的玻璃换掉。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凝望子弹在窗框上留下的深深的凹痕，心想我们原来是那么的脆弱。
总的来说，我认为既然生活在白宫，大家就不应该一再提醒自己去处处关注、留心各类风险，这样日子可能会更好过一些，即使有时候，总会有人提起来。我们的大女儿玛利亚后来加入了塞维尔友谊学校的高中组网球队，她们平时就在位于威斯康星大街上的学校网球场进行练习。有一天，当玛利亚正在练球的时候，另一位同学的妈妈走到她跟前，指着从球场穿过的拥挤繁忙的马路对她说：“你不觉得在这里练球很危险吗？”
我们的女儿玛利亚已经成长得很有主见了，也学会了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她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坚持的原则。“如果你是想问我，我是不是每天都在为死亡担惊受怕，”她尽可能礼貌地回答道，“那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几年之后，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活动上，那位女士走过来非常真诚地跟我道歉说，她当时听到玛利亚的回答后，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向一个无能为力的孩子传递不必要的忧虑。她能够针对这件事进行反思，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从玛利亚的回答中，既听到了坚忍，也听到了一个孩子的脆弱；既有我们生活中那些积极美好的东西，也有那些我们想尽办法拒之门外的负面的东西。从此，她也明白了一件事：不论是那天还是往后的每一天，我们的孩子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回到球场上，继续练球。
当然，每一项挑战都是相对的。我非常清楚，我的两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拥有很多优势和资源，这是其他大多数家庭无法想象的。我们的孩子能够住在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身边有尽职尽责的成年人全天候照料，可以说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教育问题上，她们更是享受着无比丰富的资源，又有大家不断的鼓励。为了玛利亚和萨沙的个人发展，我可以说是倾尽所有，但是，作为美国第一夫人，我知道我还有更重大的责任要履行。我一直觉得，我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我，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孩子们，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们，是她们听完我的人生故事后所做出的反应—确切地说是惊讶，她们惊讶于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普通非洲裔女孩，居然能够进入常青藤学校学习，而后从事一些管理性质的工作，最终一鸣惊人，住进白宫—这种反应让我倍感鼓舞的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我知道，我的人生轨迹不同寻常，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理由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切。在我的人生当中，截至目前，有很多次，我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位非白人女性—甚至是唯一的女性—能够坐在会议桌前和大家一起开会，或者参加一场董事会议，或者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一场VIP聚会。每次，当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不再是这仅有的一个，我希望我身后还有很多人正在努力赶上来，就如我母亲一直以来所说的那样。我母亲这个人说话常常直言不讳，她最讨厌虚情假意和夸张。每次，当有人滔滔不绝地谈论我和克雷格，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时，我母亲都会非常直白地告诉他们：“他们俩其实一点儿也不特殊，芝加哥南部像他们一样的孩子非常多。”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并引导他们，让他们走上适合自己的道路。
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成长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实不是我所取得的成绩的表面价值，而是那些支撑我取得成绩的深层因素—是那些多年来一直默默帮助我建立自信的人们，以及他们所做的每一件看似微小却真正支撑着我的事情。我将永远记着这些，永远记着当初每一个推我向前的人，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我，才使我有幸避开前进道路上会遭遇的蔑视和侮辱；我也会记着那些专门为我创建良好成长环境的人们，他们既不是黑人，也不是女性。
我常常会想起我的姑婆萝比以及她严苛的弹琴标准，我会想起她教我弹琴的样子，她让我将下巴高高抬起，就像在弹一架华丽的琴一样去全力演奏，尽管我当时用的只是一台破旧的立式钢琴，而且好多琴键都破损了。我会想起我的父亲，他曾教我如何打拳击，如何投掷橄榄球，后来，克雷格也曾这么教过我。我会想起在布林茅尔时的老师马蒂内先生和贝内特先生，他们从来不会无视我的任何观点。我会想起我的母亲，她永远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正是她的警醒才让我在上二年级的时候，没有因为沉闷枯燥的课堂氛围而失去活力。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泽妮·布拉苏尔，她常常鼓励我，并想办法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传授知识和智慧。初入职场的时候，我又结识了苏珊·谢尔和瓦莱丽·贾勒特，许多年后，我们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她们向我展示了一位职场母亲该有的样子，并为我提供各种途径，相信我一定能有所作为。
这些人大多都互不相识，他们也永远不会有机会碰面，其中许多人就连我自己也已经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们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他们都是我前进道路上的助推器，是最相信我的一群人，也是我的福音音乐 [4]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一直唱着这样的歌：是的，孩子，你能行！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所有的一切。当我还是一名初级律师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要效仿他们，将他们的善良传递下去。当我看见年轻人充满好奇心时，我会鼓励他们保持这种好奇心；我会邀请年轻人参与到非常重要的活动中，帮助他们成长。如果有助理律师跟我谈起他的未来，我会请他到我的办公室里，跟他分享我的人生历程，或者给他一些建议。如果有人在建立联系的时候需要指导或者帮助，我也会竭尽全力。后来，当我到“公众联盟”工作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正规辅导体系所带来的益处。我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也意识到，如果有人对你曾经的学习和人生发展真正感兴趣，即使你非常忙碌，只能抽出十分钟来跟他分享，那对他来说也至关重要，尤其对女性来说，对少数族裔来说，对那些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容易被忽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在白宫开启了一项领导力与导师辅导计划，邀请了华盛顿地区二十名刚上高二、高三的女孩每月跟我们相聚一次并参加我们的活动，比如非正式的聊天、实地考察旅行、金融知识普及、择业探讨等。我们所开展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不会让孩子们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
我们为每一名孩子配了一名女性导师，导师可以跟自己的学生建立私人关系，跟孩子们分享她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她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一位导师名叫瓦莱丽，还有一位叫克里斯·科莫福德，她是白宫第一位女性主厨。吉尔·拜登也是其中一位导师。此外，白宫东翼和西翼很多资历深厚的女性职员也都加入进来，成为她们的导师。这些学生都是通过他们的校长或者专职指导顾问推荐过来的，在毕业之前，她们都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些孩子有的来自军人家庭，有的来自移民家庭，有一位是少女妈妈，还有一名曾经生活在收容所里。但是，不管她们是什么背景，她们都非常聪明，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在我看来，她们与我没有什么不同，与我的两个女儿也没有什么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眼看着她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看着她们彼此之间、她们与周围的成年人之间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常常跟她们围成一圈坐着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就申请大学、保持身材以及交男朋友等话题交换我们的想法。在我们这里，没有不能谈论的话题，我们经常聊着聊着就哈哈大笑。她们在这里感受到的放松、归属感以及对诉说与倾听的鼓励，都是我最希望她们能够保留下来的，我希望她们能将这些带到她们未来的人生当中。
我对她们的希望与我对萨沙和玛利亚的希望是一样的—在学习适应白宫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应其他环境。无论在哪种场合，她们都可以快速适应、保持自信，可以怡然自得地坐在任何一张桌前，也可以面对任何人发表她们的观点。
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在总统这一职位所形成的气泡中生活了两年。这期间，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寻找各种方法，来扩大这个气泡的边界。我和贝拉克一如既往，尽可能地让更多人走进白宫，尤其是孩子们，我们希望他们在看到白宫宏伟壮丽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它的包容；在看到白宫的传统与礼节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它的活泼生动。每当有外国政要因国事访问来到白宫时，我们都会邀请当地小学的孩子们来白宫一起加入隆重盛大的官方欢迎仪式中，并一同品尝国宴上的食物。当有音乐家来白宫进行夜场演出时，我们会请他们早一点儿过来，到我们的青年研讨会来帮忙。我们想告诉大家：艺术对孩子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它并不是一种奢侈的体验，而是孩子们整体教育经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期望看到我们的高中生与当代知名艺术家，如约翰·传奇 [5] 、贾斯汀·汀布莱克 [6] 、艾莉森·克劳斯 [7] 以及史摩基·罗宾逊 [8] 、帕蒂·拉贝尔 [9] 等传奇人物之间的交往。对我来说，我们为孩子们所做的这一切犹如回到了我小时候的成长路径—芝加哥南城的屋子里爵士乐不断，姑婆萝比经常进行钢琴独奏并主办轻歌剧讲习班，我们一家人经常去市中心博物馆参观。我深知文化和艺术的熏陶在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就我个人来说，沉浸在艺术和文化的氛围中让我觉得轻松自在。每次演出的时候，我都和贝拉克站在前排，随着艺术家们的演奏不由自主地摇晃着身体，就连我的母亲—从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她，每当听到音乐声响起，也会马上下楼加入我们当中。
我们还在表演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舞蹈，我们会专门邀请一些新兴艺术家来白宫演出，给他们创造机会以展示他们的作品。2009年，我们举办了白宫历史上第一次“诗歌与音乐之夜”，一位名为林－曼努尔·米兰达 [10] 的年轻作曲家为我们带来了一段说唱音乐，技惊四座，这段音乐源自他当时正在创作的一张专辑，他将其描述为“一张概念碟，讲述的是一位我认为代表了嘻哈精神的人物—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我记得，我当时与他握手时跟他说：“预祝你的《汉密尔顿》能够取得成功。”
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事，魅力、卓越、灾难和希望同时存在。但是，我们的两个孩子希望能在白宫的家庭生活之外，过一些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活。我也一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我自己以及两个孩子融入正常的日常生活中，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目标—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尽量回归常态，过常人的生活。当学校举办足球和长曲棍球比赛时，我会去参加萨沙和玛利亚的主场比赛，与其他孩子的父母一起在球场边线外观看，遇到有人请求合影时，我都会非常礼貌地拒绝，但是我非常愿意跟他们聊上一小会儿。玛利亚开始学习网球后，我也会去看她打比赛，但大多数时候，为了不打扰她，我都会坐在停靠在球场边的一辆特勤车内悄悄观看，只有等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我才会从车上下来，上前去跟她拥抱。
只要和贝拉克在一起，我们就不再考虑所谓的常态，因为只要他一出动，阵势就绝对小不了。他会尽量去参加两个孩子的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以及体育赛事，但是他在这些场合交际、应酬的机会有限，而且关于他的安全保护工作的细节从来都让人无法忽略—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就是要显而易见，目的是向全世界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没有人能够伤害美国总统。对此，我非常高兴，原因显而易见。但是，如果考虑到日常的家庭生活，这样的小心翼翼未免还是有点儿过了。
和我一样，玛利亚也是这么认为的。有一天，我和贝拉克陪她一起去了塞维尔友谊学校的小学校区，去参加萨沙的一场活动。我们三人穿过一个对外开放的户外庭院，路过一群正在休息的幼儿园学童，在一组攀爬架上荡了荡，在铺着木屑的游乐场地乱跑。我不确定当时其他孩子是否发现了全身黑色装束的特工处狙击小队，他们散布在学校各个建筑的房顶上，手里拿着冲锋枪，但是，我们的玛利亚发现了。
她抬头看看那些狙击手，又看看幼儿园里的孩子，然后转过身来对着他的父亲，带着一种戏谑的表情问他：“需要这样子吗，爸爸？至于吗？”
贝拉克只能笑着耸耸肩。因为总统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贝拉克的安全问题容不得一点儿闪失。
我敢肯定地说，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曾冲破过我们所生活的气泡，它如影随形，我们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按照我们最初和特工处协商的，萨沙和玛利亚做任何事情，比如，去参加朋友的成年礼，参加校园募捐洗车活动，甚至是去商场购物，都会有特工随行，同时我母亲也会跟着她们。但是，自从我上次与特工处协商之后，她们后来至少可以像她们的伙伴们一样自由行动了。萨沙的贴身特工有贝丝·塞莱斯蒂尼和劳伦斯·塔克，后者经常被大家称为L.T. ，她们都成了塞维尔友谊学校的固定访客，也渐渐得到了大家的喜爱。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会求着劳伦斯，让她推着他们荡秋千。当班上有同学过生日，大家一起庆祝的时候，家长们也会特意多准备几份纸杯蛋糕，分给特工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与特工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当时，具体负责我安全事务的特工是普雷斯顿·费尔兰，后来换成了艾伦·泰勒，早在我们初次参加竞选的时候，艾伦·泰勒就一直跟着我。当我们外出在公共场合的时候，特工们从来不说话，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当我们在后台或者在飞机上时，他们都会放松下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互相开开玩笑。我经常戏谑地称呼他们为“冷面心软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以及旅途中的相伴，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会为他们所遭遇的任何不幸感到悲伤，也会因他们的孩子取得好的成绩而为他们高兴。我非常清楚他们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也知道他们是一群甘愿不顾个人安危来保证我们安全的人，因此，我从来也不会将这一切看作理所当然。
我也跟两个女儿一样，在公开的官方生活之外，试着开拓属于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我发现，只要我愿意，并得到特工处的帮助—他们同意行事可以灵活一些，我还是有办法保持低调的。出行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不用车队，而是乘坐一辆没有标志的厢式货车，安保人员也相应地减少了一些。我经常能够闪电般地完成一次购物，每到一处，我都尽量在别人还没注意到我的时候，尽快办完事迅速离开。专门负责为我们购物的工作人员经常会给我们的葡萄牙水犬阿博买一些宠物玩具，但是，每次新买的玩具都会被阿博非常专业地“开膛破肚”或者完全毁坏。
一天早上，我又陪它去了一趟亚历山大市的宠物市场。当我在对比着给阿博挑选牙胶的时候，我才真正享受了一阵隐姓埋名的轻松生活，而阿博也跟我一样兴奋，完全被短途旅游的新鲜感吸引，戴着绳索在我的四周不停转悠。
每当我能够静悄悄地到一个地方而不引起骚动的时候，我都感觉像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或者说是一次自由意志的行使。毕竟，我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人，我还记得，当我一点一点核对购物单上的具体内容时，就有一种获得满足的快乐与成就感。在带阿博去了宠物市场大概六个月之后，我又去当地的塔吉特超市进行了一次让人眼花缭乱的隐身购物。我戴了一顶棒球帽、一副墨镜，我的贴身特工也穿着短裤和运动鞋现身，全程跟着我和助手克里斯汀·琼斯逛超市，但他们摘掉了耳机以尽量做到不那么惹眼。我们在每一个货架前都逛了逛，我先是挑选了一些玉兰油面霜和牙刷，克里斯汀选了干衣纸和洗衣液，然后我又给萨沙和玛利亚买了几款游戏。最重要的是，当时我还购买了一张贺卡，准备在结婚纪念日那天送给贝拉克，这是最近几年内，我第一次有机会这么做。
购物结束后，我兴高采烈地回家了。有时候，你会发现，最微小的事情竟会带给你完全想象不到的快乐。
随着时间渐渐推移，我在我的常规日程中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冒险。我会偶尔约着朋友一起到外面的餐厅吃晚饭，有时候也会到他们的家里去吃。有时候，我还会去公园散心，沿着波托马克河 [11] 进行一次长距离的散步。在这些外出活动中，虽然都会有特工跟在我身边，但是他们会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引起别人注意。之后的几年里，我还会去白宫外面上健身课，顺便走访这座城市里的动感单车健身工作室以及核心强化健身工作室，在课程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会悄悄地溜进工作室一起上课，等到一下课，我就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骚乱。在所有的冒险中，最让我感到释放的就是高山滑雪了，其实，我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这项运动，但刚一接触我就发现，我非常热爱这项运动。在我们刚到华盛顿的前两年，冬天异常寒冷，我正好利用那两个冬天，跟两个女儿还有一些朋友一起去了几次葛底斯堡 [12] 附近的一处非常小的滑雪场，那个滑雪场取名也非常恰当，叫作“自由山”。在那里，我们可以戴上头盔、围巾、护目镜，然后随便融入一群人，跟他们一起滑雪。当我从滑雪坡上滑下的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我是在户外，我是在运动，而且没有被认出来，一切都完美无缺。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就像是在飞翔一样。
融入一个群体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融入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是真正的自己，是那个在芝加哥南城长大的米歇尔·罗宾逊，即使时间、环境发生变化，我也还是那个原来的我。我将自己过去的生活全都编织进了我的新生活之中，也将我的个人事务编织进了我的公共事务之中。在华盛顿这几年，我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有萨沙和玛利亚同班同学的母亲，也有我在处理白宫事务时认识的一些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不会去刻意关心我的丈夫是谁，我住在哪里，她们真正关心的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米歇尔究竟是谁。其实，你很快就能辨别出生活中哪些人是真的想跟你交朋友，而哪些人只是将结识你作为一个可以获利的机会，这很有意思。有时候，我和贝拉克在晚饭期间，也会跟玛利亚和萨沙聊到这个话题，我们会告诉孩子们：总会有一些人，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他们总是徘徊在我们的朋友圈子周围，看上去有点太着急，我们经常用“目的性太强”来形容那些人。
其实，很多年以前，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真正的朋友，一定要真心对待，并保持密切联系。我至今还和一批女性朋友保持联系，她们都是多年以前，我在芝加哥时结识的朋友。当时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吃饭的时候还会不断地从他们的儿童座椅上往下扔食物，我们每天累得想哭，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尿片包，即便如此，我们也会在每个星期六晚上一起约会、一起玩耍。正是这些朋友，让我得以坚持下去，当我太忙没有时间去购物时，她们会送我到附近的食品杂货店；当我因为工作原因或者只是想休息而无法接送孩子们去上芭蕾课时，她们也会代劳。在我帮助贝拉克竞选的时候，当我们的竞选团队到达那些把握不大的站点时，她们中很多人也会专门乘飞机赶来帮助我们，是她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精神上的慰藉。任何一位女性都会这样告诉你：女人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小小的善举之上的，你帮我，我帮你，一次又一次。
2011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为我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圈投资、再投资，让我昔日的朋友和新结交的朋友都聚在一起。每隔几个月，我都会邀请十二名我最亲密的朋友到戴维营和我一起过周末。戴维营是美国总统的夏季避暑胜地，坐落在马里兰州北部的群山之间，距离华盛顿大约六十英里，那里树木繁茂、风景如画。我将我们之间的聚会命名为“训练营”，部分原因是我确确实实逼迫每个人每天和我一起锻炼好几次（我一度还试图禁止大家喝酒、吃糖果，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被推翻了），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我看来，对待友谊一定要认真才行。
我的朋友们往往是那些有所成就又超负荷运转的人，她们中的很多人在应对忙碌的家庭生活的同时，还兼顾着繁重的工作任务。我能够理解她们，很多时候她们想要抽出身来并不容易。但是，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其中一点。我们这些人都太习惯于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另一半儿以及我们的工作而牺牲自己。多年来，我懂得了要在生活中寻找平衡，时不时地可以放下手头那些所谓的头等大事，而一心一意关注我们自己。我非常愿意代表女性朋友们举起这面旗帜，以寻找理由和一种传统的力量，使她们能够转身对自己的孩子、配偶、同事说：抱歉，亲爱的，我想为自己而活。
我们的周末“训练营”成了我和朋友们暂时寻求庇护、相互联络以及充电的一种途径。我们待在舒适的小木屋里，四周树木葱茏，我们坐着高尔夫球车到处跑来跑去，也会骑车出去兜风；我们会一起玩躲避球 [13] ，做立卧撑跳，练习下犬式 [14] 。有时候，我会邀请几位年轻的白宫职员和我们一起去，多年来，每当我看到快七十岁的苏珊·谢尔，与二十多岁的麦肯齐·史密斯并排在地上练习“蜘蛛爬”时，我总以为自己是产生了幻觉。麦肯齐平时负责我的日程安排，她大学时曾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在戴维营，我们的伙食是由白宫大厨亲自烹饪的，非常健康。我们会在我的健身教练康奈尔以及几个长着娃娃脸、称呼我们为“夫人”的海军职员的监督下，完成健身锻炼。我们会做很多运动，还会一直聊天。我们会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想法、经历、有趣的故事，以及好的建议，有时候，我们或许就是为了告诉彼此，不论是谁，如果她的家里有一个行为出格的青少年，或者她曾经有一位完全难以忍受的老板，那么她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些都不是什么不能吐露的见不得人的事。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认真倾听，通过倾听来鼓励彼此，好让我们更加淡定。周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挥手告别，并承诺我们很快还会再来一次这样的活动。
我的朋友们让我的人生更完整，她们一直以来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未来亦会如此。每当我感到沮丧、消沉或者与贝拉克之间产生隔阂的时候，她们都会拉我一把；当我因为别人的评论—从我选择的指甲油颜色到我臀部的大小—而倍感压力的时候，她们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我。而且，当我意外遇到一些重大的、令人心绪不宁的“狂风巨浪”时，也是因为她们的帮助，我才能渡过难关。
2011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去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吃晚餐，留了贝拉克和我母亲在家照看两个孩子。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周末，贝拉克当天下午有一堆的简报需要处理，而且就在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刚刚出席了白宫记者晚宴，当时，贝拉克发表讲话的时候讲了几个特别有针对性的笑话，都是关于唐纳德·特朗普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以及他关于贝拉克出生地提出质疑的那套逻辑。当时，特朗普也在场，只是从我的座位上看不到他。那场演讲可以说是贝拉克的独角戏，当时有新闻媒体用摄像机拍到了特朗普，只见他板着脸，表情木然，看得出来非常不自在。
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星期日晚上一般都比较安静悠闲。两个孩子经过一个周末的运动和社交活动往往都累了。至于贝拉克，如果幸运的话，他有时候白天可以抽空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打一场高尔夫球，这样他就能好好放松一下了。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吃完晚饭后回到家时，大约十点钟，如往常一样，接待员在大门口迎我进去。一进门，我就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似乎白宫的一层正在举行什么不同寻常的活动。于是我问那位接待员，是否知道总统此时在做什么。
“他就在楼上吧，夫人。”他回答我说，“可能正在为全国讲话做准备。”
就在此时，我才意识到那件大事终于发生了。其实，我早就知道马上就会有结果，但是我并不清楚这一切究竟如何开始。在刚过去的两天里，我尽量表现得跟平时一样，假装自己并不知道马上会有非常重大、非常危险的事情要发生。经过好几个月的高级别情报收集工作以及好几周的周密部署，经过各类安全简报分析以及风险评估，贝拉克最后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距离白宫大约七千英里的地方，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突袭了“基地”组织位于巴基斯坦北部阿伯塔巴德的一处院落，搜寻恐怖分子头目奥萨马·本·拉登。
当我刚刚走到楼上住所的大厅时，贝拉克从我们的卧室里走了出来，他穿了一套西装，打着一条红色的领带，此时他似乎肾上腺素飙升。好几个月以来，贝拉克一直因为这一抓捕决策而倍感压力。
“我们把他解决了，”他说，“没有人员伤亡。”
我们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了！整个过程没有美国士兵伤亡！不过，对贝拉克来说，他冒了很大的风险—有可能会因此失去总统职位—好在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很快，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传遍全世界。人们从餐厅、旅馆、自己的家中拥上街头，他们聚集到白宫周围，大声欢呼庆祝。欢呼声如此之高、如此之热烈，以至于隔着白宫那号称能够阻挡一切的防弹玻璃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正在房间熟睡的玛利亚也被吵醒。
不过，那晚也没什么室内、室外之分了，全国各个城市的人们被一种冲动驱使，纷纷走出家门，走上街去，想要和其他人靠得更近一些。这是出于爱国之心，出于“9·11”事件给大家带来的共同的悲伤，也出于多年来提心吊胆生怕再次遭遇袭击的担忧，大家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一刻都有着一种向彼此更加靠近一点儿的冲动。而我，则想到了我曾经走访过的所有军事基地，所有那些正在从伤痛中恢复的士兵，那些以保护整个美国的名义将自己的家人送往遥远地区服役的家庭，那些在“9·11”事件中失去了父母的孩子。我知道，即使本·拉登被击毙了，美国人所遭受的那些损失也不可能挽回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死亡能够换回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我到现在也不确定，本·拉登的死是不是我们进行庆祝的理由。但是，有一点我明白：那天晚上，美国人暂时获得了一阵精神上的放松，获得了一个可以证明我们强大的抗逆力的机会。
[1] 《平价医疗法案》，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于2010年3月23日签署的联邦法，法案要求所有美国公民都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需要缴纳一笔罚款，除非因宗教信仰或经济困难的原因而被豁免。法案还对私人医保行业与公共医保项目进行了改革，将三千万没有医保的美国公民纳入了医保的覆盖范围。
[2] 在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有加纳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奴隶堡—海岸角奴隶堡。海岸角曾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据点，那里的“不归门”是被贩卖的奴隶穿越大西洋之前的最后一站，没有一个走出不归之门的黑人还能在有生之年再次看到他的故乡。1998年，一位黑奴的遗骸被他的后人从美国运回加纳，此后，这扇不归之门被改名为“回归门”。
[3] 基督教教会于星期日早上在教堂内进行的宗教教育，一般在主日崇拜之前或之后举行。
[4] 福音音乐，一种宗教音乐，起源于黑人奴隶的祈祷。
[5] 约翰·传奇（John Legend，1978— ），原名约翰·史提芬斯（John Stephens），是一位九次夺得格莱美奖的R&B创作型歌手和钢琴师。
[6] 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1981— ），美国男歌手、演员、音乐制作人、主持人，前男子演唱组合超级男孩成员，曾获十座格莱美奖、三十个格莱美提名、四座艾美奖。
[7] 艾莉森·克劳斯（Alison Krauss，1971— ），美国著名歌手，是当今美国蓝草音乐的领军人物。
[8] 史摩基 · 罗宾逊（Smokey Robinson，1940— ），演员、歌手、音乐制作人，参演过《最后的假日》《好莱坞重案组》《最后的假期》等影片，获得2015年黑人娱乐电视奖终身成就奖。民谣歌手鲍勃·迪伦曾评价他为“美国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
[9] 帕蒂 · 拉贝尔（Patti LaBelle，1940— ），是活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灵魂乐歌手，她的嗓音清澈、高亢，有着金属般的光泽。1973年，她成为第一个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非洲裔美国歌手。
[10] 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1980— ），美国演员、作曲家、制作人，由其创作、主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 ）以嘻哈说唱风格讲述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奇一生。该剧创纪录地获得了有戏剧类“奥斯卡奖”美誉的托尼奖的十六项提名，并横扫了其中十一项大奖，同时还斩获了格莱美音乐奖和普利策戏剧奖。
[11] 波托马克河，全美第二十一大河流，全长六百多千米，为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提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饮用水。
[12] 葛底斯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的一个自治村镇。
[13] 躲避球，起源于英国，并于1900年前后盛行于美国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
[14] 下犬式，瑜伽体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