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既无法测量也无法追溯。在白宫生活的每一天，我们的日程都是满满当当的，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是如此。我经常感觉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五，却已经回想不起来星期一和星期二究竟做了什么。有时候，我正坐着吃晚饭，突然会想，我中午是在什么地方吃的午饭，吃了什么。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白宫每天的生活都非常难以应对。白宫的运转速度太快，留给我反思的时间又太少。单单一个下午，我可能就需要出席好几场官方活动，参加好几个会议，还有照片拍摄的行程。仅仅一天之内，我可能就要跑好几个州去考察调研，或者跟一万两千多人谈话，或者在南草坪上跟四百多个孩子做跳跃运动，而紧接着，我还要化妆，换上一套礼服出席一场晚间接待会。在我的“轻松日”，也就是没有公务的时候，我会好好利用这些时间来陪伴萨沙和玛利亚，照料她们的生活。等到“忙碌日”来临的时候，我又要打起精神，做发型、化妆、让自己套上各种行头，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之中。
当我们距离贝拉克2012年连任选举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无法休息，也不应该休息。我还在努力赢得第一夫人的恩泽，我也会经常思考我为什么能够成为现在的我，这一切到底应该归功于谁。一路走来，我带着一部属于我自己的历史，这部历史不是关于美国总统的，也不是关于第一夫人的。对我来说，我从来不会提起约翰·昆西·亚当斯 [1] 的成长故事，相反，我会经常提起索杰娜·特鲁斯 [2] 的故事；我不会因为伍德罗·威尔逊 [3] 的故事而感动，相反，我会被哈丽特·塔布曼 [4] 的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对我来说，相比曾经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 [5]
和玛米·艾森豪威尔 [6] 的人生故事，我更熟悉罗莎·帕克斯 [7] 以及科丽塔·斯科特·金 [8] 的人生故事。我的人生中融入了这些废奴主义领袖和民权运动领袖的历史，也融入了我母亲和我祖母的历史。而这些让我感动、让我敬仰的女性，她们中可能从来没有人想象过我能拥有今天这样的生活，但是她们依然选择了坚持，并且相信她们的坚持终将会让未来变得更加美好，会让我这样的后来者大为受益。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以一种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种姿态就是：提醒人们永远记住她们这群人。
我常常用这一点来给自我加压，也将其作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虽然在大家看来，我是一位衣着时尚的第一夫人，但是只要想到人们对我的种种批评，以及大家根据我的肤色而对我做出的种种猜测，我还是会无法抑制地感到困扰。正因为如此，每次要发表演讲之前，我都会对着我办公室角落里那台电子提词器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我还会严格要求我的日程安排人员和工作推进团队，不断提醒她们务必要保证我们的每一场活动都能顺利进行，而且必须按时进行。我对我的政策顾问甚至更严苛，我要求她们要持续不断地推动我们的两项运动—“让我们行动起来”及“联合力量”，以争取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现在，我已经完全打起精神，我不希望浪费我所拥有的任何一个机会，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提醒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贝拉克和我都清楚，即将要进行的竞选活动不仅在时间上要持续好几个月，还要去各地游说，需要我们制定各种竞选战略，同时还将带给我们很多困扰。没错，即使是谋求连任，我们也感到充满压力和担忧，因为一旦失败，代价将是巨大的。（贝拉克和马萨诸塞州前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需要每人筹措10亿美元资金，才能在竞选中保持竞争优势。）同时，责任也非常重大，因为谁最终当选将会决定很多事情的走向和命运—从新通过的健康法案到美国是否会选择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气候变化。在白宫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点煎熬，都不敢确定我们是否能够成功赢得第二任期。我尽量让自己不去考虑贝拉克会输掉这场选举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这正是他和我担忧的关键点所在，不过，我们选择独自承担，从不敢将它说出来。
2011年的夏天对于贝拉克来说真的是困难重重，一群顽固的国会共和党议员拒绝同意发行新的政府债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常规的做法—除非贝拉克能够妥协，忍痛减少一些政府项目支出，比如社会保障支出、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支出，但是，贝拉克不同意这么做，因为减少这些项目的支出无疑会伤害到那些生活得最困难的人。同时，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虽然就业率在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非常缓慢，也就是说，整个国家还没有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完全走出来。于是，许多人又开始指责贝拉克。几个月前，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美国民众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贝拉克的支持率也曾一度大幅攀升，达到两年以来最高，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两党关于提高债务上限的争吵以及公众对美国经济再次步入萧条的担忧，贝拉克的支持率又跌至了历史最低点。
就在这一场混乱刚开始的时候，我要飞往南非进行一次友好访问，这次访问是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萨沙和玛利亚刚刚结束了她们上一学年的学习，因此有机会和我一起去，同行的还有我的母亲、克雷格的孩子莱斯利和埃弗里，他们俩现在都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了。到达南非后，我要在一场美国赞助的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我的听众是来自整个非洲大陆的年轻女性领导。同时，根据行程安排，我还要参加几场聚焦健康与教育的社区活动，并与当地领导以及美国驻南非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会面。最后，我们会前往博茨瓦纳进行一次短暂访问，其间将会见该国总统，并在一家社区艾滋病门诊进行考察，然后再享受一个短暂的旅行之后，打道回府。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刚一到达南非，就立刻被这个国家的活力深深吸引了。在约翰内斯堡，我们参观了种族隔离博物馆，并在城市北部的一个黑人城镇的一家社区活动中心与孩子们一起跳舞、读书。在开普敦的一个足球场内，我们会见了社区组织者以及健康工作者，他们正通过青少年体育项目向孩子们进行艾滋病健康宣讲。我们还在那里见到了德斯蒙德·图图 [9] 大主教，一位传奇的神学家、反对种族隔离斗士，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得以废除，他曾从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图图当时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他胸部宽阔，双眼炯炯有神，总是面带微笑。当他听说我正在大力推动健身运动时，便坚持要和我在一群孩子面前做俯卧撑，引得孩子们直笑。
在南非访问的短暂几天里，我总是有一种不真实的、飘飘忽忽的感觉。此次出访距离我上一次到非洲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上一次我去肯尼亚旅游的时候还是1991年，当时我和贝拉克乘坐着小型巴士游玩，欧玛的大众汽车坏在了半路上，我们帮忙推着汽车在满是灰尘的道路边上行走。我当时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时差反应，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及一种兴奋感，我似乎觉得我们步入了一股历史和文化的洪流之中，突然间意识到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当我看到七十六张年轻女性的面孔时，我好容易才没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这七十六名女性之所以被邀请来参加我们的领导力论坛，是因为她们都在各自的社区里从事着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她们给了我希望，同时也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已不再年轻。当时，整个非洲的所有人口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岁以下，而这七十六名女性也全都不到三十岁，有的甚至才刚刚十六岁，但是已经自己创立了非营利机构，专注于培训其他的女性，希望她们能够成长为企业家。同时，她们还冒着入狱的风险去揭发政府的腐败行为。现在，她们有机会联合在一起，接受培训，得到鼓励，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增强她们的力量。
然而，我们此次旅行中梦幻般的一幕早早地就到来了—就在我们出行的第二天，我们一家人去了约翰内斯堡的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总部，会见了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就是在这期间，我们被告知，曼德拉本人非常欢迎我们到他家中做客。
当然，我们很快就动身前往了。纳尔逊·曼德拉当时已经九十二岁了，那年早些时候，他还曾一度因肺病住院。我听说，他现在已经很少见客了。六年前，曼德拉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贝拉克与他见过一次。从那之后，贝拉克就将他们会面的照片一直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就连我的两个女儿—十岁的女儿萨沙和即将十三岁的玛利亚—都知道这是一件意义多么重大的事。即使是我那从来都镇定自若的母亲，看到他之后也表示有点惊讶。
曼德拉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在当时健在的所有人当中，恐怕没有谁能比得过他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20世纪40年代，当时还很年轻的他就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勇敢地挑战全是白人的南非政权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四十四岁的时候，他因为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而被捕入狱，1990年刑满释放的时候，曼德拉已经七十一岁了。曼德拉熬过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监狱生活，尽管在那二十七年里，他的很多朋友都因种族隔离制度而饱受折磨甚至被杀害。出狱后，曼德拉转而支持和平谈判—不再选择直接对抗—由此奇迹般地实现了新旧南非的和平过渡，带领南非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曼德拉也成为南非不分种族大选选出的第一任总统。
曼德拉的居所位于一条树木繁茂的城郊街道上，在黄油色的混凝土墙背后，便是他那座地中海风格的宅子。格拉萨·马谢尔带着我们穿过树荫遮挡的院子，走进房子里。在一间宽敞的、洒满阳光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她的丈夫曼德拉，他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头发雪白稀疏，穿着一件棕色的蜡染衬衫，膝盖上盖着一条白色的毯子。他身边围着好几辈亲人，所有人都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明亮的房间、健谈的家人，还有眼前这位老人狡黠的微笑，让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去芝加哥南城外祖父家的场景。来时我一直很紧张，但是这一刻，我放松了下来。
事实上，我也不确定这位老人自己是否真的清楚我到底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来他家。他确实已经是一位老人了，注意力看起来有点飘忽，听力也有点弱。“这位是米歇尔·奥巴马！” 格拉萨·马谢尔靠近他的耳边告诉他，“她是美国总统的妻子！”
“哦，真好！”纳尔逊·曼德拉低声重复着，“真好！”
他充满兴趣地看着我，但事实上，在他眼中，我有可能会是任何人。很显然，对每一个走近他的人，他都表现出了同等程度的热情。我与曼德拉之间的交流虽然是无声的，但非常深刻—正因为无声，所以可能更为深刻。到目前为止，他一生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想要说的话大都已经说过了，他作过的演讲、写过的信件，他的书籍，他的抗议口号，不仅变成了他的个人故事，而且成了整个人类的故事。在我与他相见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似乎感受到了所有的一切—在一个没有平等可言的地方追寻平等的尊严和精神。
五天之后，当我们启程返回美国的时候，我仍然在想有关曼德拉的事迹。我们的飞机飞过非洲的北部、西部，然后在一个漫长的漆黑的夜晚穿越大西洋，萨沙和玛利亚盖着毯子四肢摊开躺在她们的表兄旁边，我母亲坐在旁边打瞌睡。在离我们有点儿距离的机舱尾部，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特工们有的在看电影，有的在抓紧时间补觉。飞机的发动机不停地嗡嗡作响。我感觉有点孤独，但是又不孤独。我们正在往家里飞去—华盛顿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家，那里有白色的大理石，也充斥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那里的一切仍然需要我们通过战斗才能赢得。我突然想起了我在领导力论坛上见到的那些年轻的非洲女性，她们所有人都已经回到了她们各自的社区，重新开始了她们的工作，不论面临怎样的困难，她们都将选择坚持下去。
曼德拉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入狱，他因此错过了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机会，后来也没能亲眼看着孙子们长大成人。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让他觉得痛苦，反而让他坚信自己的国家那美好的一面终有一天会成为主流。他为之付出了努力，然后以一颗宽容的心、一种不气馁的精神静静地等待结果。
我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中向家飞去。生活告诉我：进步和变革都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不是两年之内，也不是四年之内，或许更不是一生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我们努力种下变革的种子，但是我们有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它结出的果实。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2011年秋季，贝拉克曾先后三次向国会提交一项法案，旨在为美国人创造成千上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其中包括向各州提供更多资金，以帮助他们雇用更多教师和第一响应者 [10] 。但是，三次努力均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全力反对，他们甚至没有一人投票表示支持。
早在一年前，参议院议员少数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亮明了他们的施政目标，他说：“共和党人未来两年的优先政治事项就是阻止奥巴马总统赢得第二个任期。”没错，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么简单。在共和党人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让贝拉克遭遇失败。很明显，他们并不在乎整个国家的福祉，更不在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需要就业。在他们看来，共和党自己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泄气，那么让人恼火，有时甚至让人喘不过气来。没错，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共和党的政治，最钩心斗角、冷酷无情的那种政治，似乎没有任何理性的、有意义的目标。我能够感受到一些贝拉克不能感受到的情绪，毕竟他一直都被工作包围。他大多数时候都不屈不挠，能够安然渡过各种难关，只有在一些他认为可以的问题上才会做出妥协。一直以来，他都坚守着他那镇定的、相信一切总会化险为夷的乐观主义精神。贝拉克已经在政界打拼了十五年，在我看来，他一直都像是一只旧铜罐，不断地在火上接受考验，伤痕累累，但永远保持着最初的光泽。
再一次回到总统竞选游说—我们于2011年秋季就开始了—这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慰藉。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走出华盛顿，再次来到全国各地的各个城镇，比如，里士满 [11] 、里诺 [12] ，在那里，我们和支持我们的选民握手、拥抱，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顾虑。对我们来说，竞选游说也是一个接触基层人民和基层力量的机会，而基层正是贝拉克民主思想的核心。同时，竞选游说也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大多数美国公民并不像他们所选举的领导人那样会对我们冷嘲热讽，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服他们，让他们愿意走出家门投出他们那神圣的一票。还记得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好几百万选民都选择了袖手旁观，致使民主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贝拉克也因此迎来了一个“分裂国会”，从那以后，想要通过任何新的立法都变得困难重重。
尽管有挑战，但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们充满希望。截至2011年年底，最后一批美军士兵撤出伊拉克；同时，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也在逐步实施。《平价医疗法案》中的大多数条款都已开始生效，根据法案，年轻人可以享受父母缴纳的健康保险直到二十五岁，公司也不能再为病人一生的赔付总金额设置上限。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向前推进，于是，我提醒自己耐心等待，所有措施的实施都有一个过程，其成效需要逐步显现。
即使整个共和党合谋，希望看到贝拉克失败，我们也决不会退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保持乐观积极，继续前行。这有点像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那件事— 一位塞维尔友谊学校同学的母亲看到玛利亚在网球场练球时，问她是否会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玛利亚回答，她在那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回到球场上，继续打出下一个球。说真的，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
于是，我们便开始工作，我和贝拉克都开始工作。我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之前发起的各项运动之中。我们的口号就是“让我们行动起来”，但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去游说达登餐厅，该餐厅旗下拥有橄榄花园餐厅、红龙虾餐厅等多个连锁餐厅，我们希望他们能就所提供的食物以及食物的加工方式做出一些改变。功夫不负有心人，达登餐厅最终向我们承诺要对他们的菜单进行修改，降低食物热量、减少盐的含量，并向孩子们提供更健康的儿童餐饮。我们也呼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希望他们能坚守良心、守住底线，并说服他们相信美国的饮食文化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他们能有先见之明提早行动的话，一定是超前商业意识的体现，将来更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利润。达登餐厅每年向全美民众提供四亿份餐点，按照如此大的体量，即使该公司做出小小的改变—比如从儿童菜单中去除那些吸引人眼球的冰镇苏打水图片—也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实实在在的影响。
第一夫人这一头衔究竟具有多大的能量，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如这一职位本身一样，它似乎只是一种软力量，没有任何明确的界定。即便如此，我也一直在探索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一力量。我没有任何行政权，不能向军队发号施令，也不能从事任何正式的外交活动。根据美国第一夫人的传统，我需要散发出柔性的光芒，以总统为核心全身心投入，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核心开展工作，但同时又不能参与任何政治问题。后来，我渐渐开始明白，只要用好第一夫人的光芒，其产生的力量可能远超过直接参与政治。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第一夫人、一名职业女性、两个孩子的母亲，人们总是对我充满了好奇，这一点其实就是我的影响力。人们似乎对我的衣着充满兴趣，总是去研究我穿了什么礼服、搭配了什么鞋子，设计了什么发型，同时，他们也会关注我以哪种造型出现在哪种场合，以及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样的场合。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将我想要传达的信息与我的形象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大胆、自信地直视任何人的目光了。我可以选择穿一件很有趣的外套，边开玩笑边谈论儿童饮食中的含盐量问题，这样就一点儿都不显得枯燥乏味了。我可以公开地称赞某家公司积极为军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我也可以为了宣扬“让我们行动起来”这一运动而在直播现场与著名主持人艾伦·德詹尼丝进行俯卧撑比赛。（当然，最后我赢了，我也一直因此而沾沾自喜。）
从小到大，我在行为上一直都符合主流孩子的标准，这也成为我人生的一笔财富。贝拉克有时候会称呼我“普通人”，要我也参与到竞选口号和战略的制定中，因为他知道，一直以来我都紧跟流行文化，并乐此不疲。虽然我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以及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这样的高等学府和知名律师事务所学习工作过，虽然我现在有时候会佩戴珠宝、会穿舞会礼服，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的兴趣爱好，我一直坚持着阅读 《人物》 [13] 杂志的习惯，也会去追一些系列幽默剧。相比《与媒体见面》 [14] 以及《面向全国》 [15] 等电视节目，我会更喜欢看《奥普拉脱口秀》以及《艾伦秀》 [16] 。而直到今天，最让我觉得开心又放松的就是观看一档家装大改造节目，那种改造过后的焕然一新让人很有成就感。
通过以上这些就会发现，我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方法与美国民众建立联系，至于这些方法的效果，贝拉克和他白宫西翼的幕僚可能并没有完全注意到，至少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跟接受主流报社或者有线电视台的专访相比，我更愿意选择与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妈妈博客”的作者合作，她们能够接触到甚至影响到一大批女性，那些女性甚至经常打电话与她们进行沟通。同时，当我看到我的年轻职员们每天不停地用手机聊天沟通，玛利亚和萨沙也开始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各类新闻，并与学校的朋友聊天分享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人们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长，社交媒体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于是，2011年秋季，我在推特上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条推文，内容是推广我们的“联合力量”这一运动，然后看着它在网络这个奇怪的、没有边界的空间内无限生长、传播。
这条推文的效果出人意料，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出人意料。我发现，我可以利用这些软力量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
如果有记者或者电视台想要采访我，那么我也会利用这一机会，将他们带到我想让他们去的地方。比如，我让他们到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处普通的联排住宅里，看我和吉尔·拜登一起为一位在阿富汗战争中受伤的军医粉刷房子。其实，观看两位夫人拿着油漆刷墙本身并不有趣，但是这件事却像一个诱饵一样，能够将很多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过来。
这位受伤的军医是海军陆战队中士约翰尼·阿格尼，在阿富汗服役的时候，他的运输机遭到了袭击，他当时才二十五岁。在那次事故中，他的脊椎遭遇粉碎性骨折，大脑受伤严重，需要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恢复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为了方便他坐着轮椅活动，他家的一层正在重新装修—门口拓宽了一些，厨房的水槽也降低了一些—这是由公益机构“共同重建”与零售业巨头西尔斯 [17] 、凯马特 [18] 的母公司西尔斯控股共同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约翰尼·阿格尼的房子正好是他们帮助退伍军人装修的第一千个家庭的房屋。正好，记者们的摄像机将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军人约翰尼·阿格尼、他的房子以及大家所带来的友好和力量。媒体记者们不光采访了我和吉尔·拜登，也采访了约翰尼·阿格尼，以及那些实实在在出力干活的人。在我看来，这才是事情应该有的样子，这里的一切才真正值得关注。
2012年11月6日，选举日终于到来了，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我的内心充满了紧张、担忧。那时，我和贝拉克，以及两个女儿都回到了位于芝加哥格林伍德大道的家中，等待选举结果公布。美国民众究竟会选择接受我们还是拒绝我们，那种等待真是一种炼狱般的煎熬。在我看来，此次选举比我们以往经历的任何选举都要让人担忧，而且充满不确定性，这次选举不仅是美国人对贝拉克政治表现以及整个国家当前状态的投票，也是对他未来角色以及我们一家能否继续在白宫生活的一次投票。萨沙和玛利亚已经在新的环境中建立起了她们自己的朋友圈，因此，我不愿再一次打破她们好不容易形成的生活常态。而就我个人来说，我也为此付出了很多，我将我们一家人四年的生活全都给了白宫，所以，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整个竞选活动让我们筋疲力尽，甚至比我早前预想的还要艰苦。我一边要继续推进我倡导的那几项运动；一边要照料两个孩子，比如开家长会、监督她们完成好家庭作业；一边还要为贝拉克的竞选活动助阵，发表各类演讲，平均每天跑三个城市，每周要跑三天。至于贝拉克，他的日程安排则更为紧张，强度也更大，自然也更为煎熬。但多次民调结果都显示，他的支持率与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相比只是略微领先。更为糟糕的是，在10月举行的第一次总统电视辩论中，贝拉克现场发挥失常，在危急时刻引发了竞选赞助者和顾问们的担忧。这时，我们也能从职员们的脸上看出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地工作，看到这种结果，虽然他们都尽力不表现出来，但是想到贝拉克有可能几个月之后就会被迫搬出白宫的办公室，他们一定也感到非常不安。
自始至终，贝拉克都表现得非常镇定，但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周里，他的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甚至整个人也比先前瘦了许多，就连咀嚼尼古丁口香糖的动作，也比过去夸张了很多。作为一个妻子，看着他尽自己所能在应付着一切— 一边安抚那些对竞选感到担忧的人，一边继续完成整个竞选活动；同时还要管理整个国家，包括应对针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外交人员的恐怖袭击；在距离正式选举仅仅一周时，敦促联邦政府对横扫美国东海岸的一级飓风“桑迪”做出大规模的紧急响应—我真的替他感到担心。
那天傍晚，当东海岸地区的投票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走上我们家的三楼，我们准备提前在那儿办一场实际意义上的美妆沙龙，为晚些时候的公共活动做准备。梅雷迪思已经帮我、两个女儿以及我母亲挑好了服装，并已经熨烫好了，约翰尼和卡尔也已准备好帮我设计发型、妆容。按照惯例，贝拉克一早就出去打篮球了，回来后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他需要对自己当晚的发言做最后的润色。
我们在三楼也有一台电视机，但是我刻意没有打开。如果出结果了，不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我都希望由贝拉克或者梅丽莎或者其他与我关系很亲近的人亲口告诉我。电视机里喋喋不休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以及他们的交互式选举地图总在触动我的神经。我不想知道细节，我只关心我的感受。
当时，美国东部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八点了，这就意味着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结果了。我拿起我的黑莓手机，给瓦莱丽、梅丽莎、陈远美 [19] 分别发了邮件，询问她们是否知道最新进展。
我等着她们的回信，但是十五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没有人回复我。我突然觉得整个屋子都陷入了一种很奇怪的寂静之中，我母亲正坐在楼下餐厅里看杂志，梅雷迪思正在打扮两个孩子，为晚上的活动做准备，约翰尼正在用直发器帮我烫发。是我太多疑了吗？还是大家都不敢直视我，他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什么我还不了解的信息？
随着时间继续无声无息地流逝，我开始感觉到头疼，身体似乎都不能保持平衡了。我不敢看新闻，甚至突然觉得这次对我们来说一定是不好的消息。过去，我已经习惯了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战胜消极想法，坚信一定会是好的消息，直到最后才会被迫去面对那并不如意的现实。在我内心深处的一座高山上的小城堡中，我一直保持着自信。但是那时，看着放在膝盖上的黑莓手机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煎熬，我觉得我的小城堡的外墙开始坍塌，出现了缺口，怀疑肆虐了起来：或许我们努力得还不够，或许我们不配再为美国公民服务一届。我的双手颤抖了起来。
就在我因为焦虑而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贝拉克上楼来了，像过去一样，他咧着嘴微笑着，看上去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先前所有的担忧也都不见了踪影。“我们将对手打得片甲不留，”他说，看到我还完全不知情，他马上换了一副惊讶的表情，接着又说，“没有任何悬念了。”
原来，在楼下，所有人一直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地下休息室里的电视机上接连传来的都是好消息。而我的问题出在了黑莓手机上，手机服务不知为何中断了，我的邮件并没有发送出去，当然也没有接收到别人发来的最新消息。于是，我把自己困在了各种消极的想象中。事实上，并没有人知道我当时是多么的担心、多么的焦虑，即使当时陪我在房间里的人，大概也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贝拉克赢得了几乎所有选区的支持，只有一个拉锯州除外。正如2008年初次竞选时一样，他得到了年轻选民、少数族裔选民以及女性选民的大力支持。尽管共和党使出了一切手段，想要挫败贝拉克，并通过各种方式阻止他再次赢得美国总统职位，但最终，贝拉克的政见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竞选游说过程中，我们曾请求美国选民，希望他们给我们一个继续为这个国家服务一届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坚持到最后—最终，我们得到了选民们的认可。此时，所有人都解脱了。我们足够优秀吗？是的，我们非常优秀。
几个小时之后，米特·罗姆尼宣布承认败选。又一次，我们一家人盛装出席，站在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奥巴马一家四口—贝拉克·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玛利亚·奥巴马、萨沙·奥巴马，在五彩纸屑飘扬的欢乐气氛中，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又一个四年的白宫生活。
再次成功当选也让我起起伏伏的情绪随之安稳了许多。我们又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可以朝着我们的目标继续努力，在各项工作的推进过程当中，也可以更加有耐心。同时，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也有了“未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萨沙和玛利亚可以继续留在塞维尔友谊学校上学，我们的职员可以继续他们先前的工作，我们的任何想法依然重要而不可忽视。最终，当这四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就真正完成了使命，那才是让我最开心的。接下去，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参加各种竞选活动，不用备受煎熬地召开各类战略制定会议、等待民意调查结果、参加选举辩论、关注支持率下降还是上升。一切都将结束。我们终于能够看到政治生涯快要结束的曙光了。
而事实上，一切远非如此乐观，未来总是既充满惊喜又充满惊吓—有一些让人开心的事，也有一些让人无法言说的不幸。在白宫再待四年意味着之后四年我们还要继续作为这个国家的象征，而对于任何有关这个国家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全部接纳并及时做出回应。在贝拉克和我参加竞选的时候，我们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有能胜任白宫工作的精力和自制力，也有勇气继续为美国民众服务四年。如今，未来正朝着我们走来，而且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五周之后，一名男子持枪闯进了康涅狄格州纽顿镇的桑迪·胡克小学，无故射杀教师和儿童 [20] 。当天，我刚刚在白宫对面作完一场简短的演讲，根据日程安排，接下来要去一家儿童医院进行访问。这时候，陈远美将我带到一边，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就在我演讲的时候，她和其他几位职员已经从手机上看到了这一爆炸性事件，相关新闻报道一时间铺天盖地，但她们掩藏着情绪，坐着等我顺利结束演讲。
陈远美带来的消息是如此骇人听闻，我一时间彻底陷入悲伤之中，甚至有点不明白她到底在说什么。
她告诉我，她已经与白宫西翼取得了联系，贝拉克此时正一人在西翼的总统办公室里。“他让您马上过去，”陈远美说，“现在就过去。”
此时，我的丈夫需要我的帮助，这是八年里，贝拉克唯一一次在工作日要求我去见他，然后我们都临时调整日程安排，就我们两人单独待了一会儿，以寻求片刻的安慰。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着“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的原则，但是，纽顿镇枪击事件完全打破了我们之前形成的这些规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起的屏障瞬间不见了，我相信，很多人也都跟我们俩一样。当我走进总统那椭圆形的办公室时，我和贝拉克什么都没说，只是拥抱在一起。此时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们也找不出合适的词语。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他们的总统奥巴马一直都在关注着与这个国家相关的每一件事，或者说他至少对关乎整个美国福祉的每一条信息都有所掌握。贝拉克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总是选择承担更多，而非尽可能逃避。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哪怕是对他来说非常不好的情况，他都会去尽可能了解最多、最真实的信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给出真正有依据的对策。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责任，也是他身为美国总统应尽的义务—他要直面问题，而非选择逃避，当我们其他人都要倒下的时候，他必须屹立不倒。
也就是说，当我去总统办公室找贝拉克的时候，他已经对桑迪·胡克小学犯罪现场的可怕场景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工作人员已经向他非常形象、具体地汇报了一切，包括教室地板上溅洒的血迹、凶手用一把半自动步枪射杀的二十名一年级学生及六名成年教育者的尸体。与那些第一时间冲进教学楼保护大家安危并从大屠杀中撤离幸存者的第一响应者相比，贝拉克当时的震惊和悲伤肯定不亚于他们，当然，与那些在寒风中等待在教学楼外，经历了无比漫长的煎熬并不断祈祷还能再见到自己孩子的父母相比，也根本不算什么；而与那些经历了漫长等待的煎熬，最后发现只是一场空的父母相比，就更什么都不算了。
即使如此，枪击案的具体细节还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我能够从他的双眼中看出这件事对他内心造成的创伤，以及对他的信仰所造成的动摇究竟有多大。他开始跟我描述犯罪现场的情形，但是，又马上停住了，可能他意识到，没有必要继续增加我的痛苦。
和我一样，贝拉克对孩子们一直都有着非常深沉的、真挚的爱。他不仅非常宠爱我们的两个女儿，还经常带其他孩子去他的总统办公室参观，他还会要求抱抱孩子。每当他有机会参加学校的科学展览会或者青少年体育赛事的时候，他整个人都会变得快活起来。就在刚刚过去的冬天，他还开始为萨沙的中学篮球队“毒蛇队”做助理教练，这让他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对他来说，孩子们的存在会让一切都变得轻松。而当时，与所有人一样，他知道，对于那二十个幼小的生命来说，他失信了。
在纽顿镇桑迪·胡克校园枪击惨案之后依然保持屹立不倒，对贝拉克来说可能是所有经历中最艰难的。那天下午，玛利亚和萨沙放学回到家后，我和贝拉克在楼上住所见到了她们，我们将她俩紧紧地抱在怀里，同时尽量不让她们感受到我们是多么迫切地等待着她们回来。关于这场枪击案，我们不知道究竟该跟她们说些什么，又不该说些什么，我想，全美国所有的父母此时都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吧。
那天下午，贝拉克在白宫楼下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发表了一场电视讲话，尽量通过他那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语言向受害者的家庭表示慰问。在短暂的发言中，即使面对着媒体摄像机不停地拍摄，贝拉克也忍不住数度落泪，因为他明白，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庭来说，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安慰他们。他所能做的就是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知道，全国上下，不论是普通美国民众还是立法者都会这么想—通过最基本的、理智的立法措施控制枪支售卖，从而避免更多类似惨剧的发生。
贝拉克在悲痛中开始前行，但是我知道，我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在作为第一夫人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去安慰别人。当亚拉巴马州西部城市塔斯卡卢萨遭遇龙卷风袭击时，城镇的大片区域一瞬间不见了踪影，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我曾经安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祈祷。当我见到那些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人们时，不论是男性、女性还是孩子，我都会和他们一一拥抱，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从悲伤中走出来，他们挚爱的亲人有的牺牲在了阿富汗战争中，有的牺牲在了得克萨斯州胡德堡陆军基地的独狼式恐怖袭击中，有的丧命于自家街角处的暴力冲突中。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还访问了那些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影院枪击事件以及威斯康星州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的枪击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人。这些事件都性质恶劣，极具毁灭性。每次与他们见面的时候，我都尽量让自己表现出最平静、最乐观积极的一面，我希望我的关心、我的到来、我无声的支持能够带给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两天之后，贝拉克动身前往纽顿镇，在为受害者举行的守夜祈祷活动上发表讲话，但此时我还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我不能和他一同前往。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震撼太大，以至于我不能像先前那样，还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带给别人。我住进白宫成为美国第一夫人已经有四年时间了，也见证了太多的杀戮—很多本可以预防但是仍然发生了的死亡事件，以及我们太过薄弱的预防措施。但是我不确定，在面对自己六岁的孩子刚刚被枪杀在校园里的父亲或者母亲时，我该如何去安慰他们。
相反，就像绝大多数父母一样，我内心充满爱和恐惧，能做的只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孩子。圣诞节临近了，萨沙被选中和其他一群孩子一起跟随莫斯科芭蕾舞剧团演出两场《胡桃夹子》，两场演出当天正是纽顿镇守夜祈祷活动当天。贝拉克终于抽出了一点儿空，溜进剧场坐在最后一排，看了会儿孩子们的带妆彩排，然后起身去康涅狄格州发表讲话。晚上，我一个人去观看了萨沙的演出。
就如所有对《胡桃夹子》这一故事的描述一样，孩子们的芭蕾舞剧演出绚丽多彩、超脱尘俗，月色下被积雪覆盖的森林中由胡桃夹子变身而来的王子，以及糖果王国里的糖果仙子们华丽优雅的舞蹈，都是那么的吸引人。萨沙在舞剧中扮演了一只老鼠，穿着一套黑色的紧身连衣裙，戴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在管弦乐器优美大气的乐声中，在随风飘落的晶莹剔透的雪花中，当一个华丽的雪橇出现时，她开始了表演。我的视线完全被她吸引了，紧紧盯着她一刻也没有离开。我整个人都在感激生命里能有她。萨沙站在舞台上，眼中闪着熠熠的光芒，一开始她似乎不能相信自己正站在舞台上，整个场景对她来说是那么的华丽而又不真实。没错，整个场景确实非常华丽壮观。但是，她是那么年轻，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任由自己在仙境中尽情地表演，至少那一刻她做到了。整场舞剧没有人说话，大家只在尽情地跳舞，这时候，圣诞假期马上就要来临了。
请原谅我的啰唆和牢骚，但是，所有这些并不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美国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只有简单的历史和故事；如果能透过甜美、有序的滤镜去讲述我所参与的那一部分事情；如果前进中不会有任何倒退，如果所有伤痛都能得到救赎—至少是在最后，那么，一切就可以另当别论。
但是，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我也不是一个只会粉饰太平的人。我不会失去客观判断，刻意将这一切描述成极致完美的景象。
在很多方面，贝拉克的第二任期确实要比第一任期更容易一些。过去的四年时间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我们将身边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现在，我们非常清楚该如何去完善第一任期内一些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如何去避免第一任期内所犯的一些小错误。2013年1月，我们迎来了贝拉克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吸取了第一次参加军队检阅仪式时双脚近乎被冻僵的教训，这一次，我要求观礼台全程供暖。为了保存体力，我们也只举办了两场就职舞会，而2009年，我们整整举办了十场。接下来，我们还有四年的时间可以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如果说这四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学会放松，调整自己的步伐。
贝拉克又一次站在全美国民众面前完成了宣誓就职仪式，接着我们一起在观礼台参加户外军队检阅仪式，我坐在贝拉克身旁，看着来自全美五十个州的军乐队、仪仗队不停地变换着队形一一走过，此时，我比2009年有了更深的体会。从我当时所处的有利位置，我勉强能够看见每一名表演者的面孔。足足有上千名表演者，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此外，在就职典礼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还有好几千名表演者，他们也来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了很多场其他表演。同时，还有几万名的观众也专程来到这里，只为亲眼观看就职仪式。
后来，我常常会近乎疯狂地想：如果我当时能够看清楚一个人，那该有多好。她是一名身材瘦削的非洲裔美国女孩，是来自芝加哥南部国王学院预科高中的游行乐队队长，她当时头戴一条闪闪发光的金色发带，穿着一套蓝色的乐队队长制服，专门来到华盛顿参加一些周边活动的演出。我宁愿相信，在那些天里，我本该有机会在华盛顿的人潮中见到她的—她的名字叫哈迪雅·彭德尔顿，当时只有十五岁，正处于人生成长期。当时，她迎来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她和她的乐队成员一路开车来到华盛顿。在芝加哥的家中，哈迪雅跟父母还有一个弟弟生活在一起，她家距离我们在格林伍德大道的家大约只有两英里远。在学校，哈迪雅是一名优等生，她经常跟大家说，她将来要上哈佛大学。她当时已经在筹办她“甜蜜的十六岁”生日聚会了。她喜欢吃中餐，喜欢吃奶酪蛋糕，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买冰激凌吃。
几周之后，我才知道所有这一切，而且是在她的葬礼上。就在贝拉克就职典礼结束后第八天，在芝加哥，哈迪雅·彭德尔顿在学校附近的一处市民公园里被射杀了。当时，天降暴雨，她和几个朋友一起站在公园运动场旁边的金属挡雨棚下面避雨。她们被误认成帮派成员，被另一个帮派一名十八岁的成员持枪射杀。哈迪雅是在逃跑寻求保护的时候背部中枪的，她的两个朋友也受了伤。那天是星期二，这一切发生在下午两点二十分。
我多么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曾见过她一面，这样，我就能跟她的母亲分享一段属于她的回忆。现在，这位母亲对女儿的所有回忆突然有了边界，她只能收集往事，紧紧地抓住不放。
我之所以去参加哈迪雅的葬礼，只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在为纽顿镇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受害者举行纪念仪式的时候，贝拉克前去参加了，但我因为当时无法面对那一切而没能一同前往，现在，是时候迈出这一步了。我希望，我的到场能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美国城市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射杀无辜儿童的事件，我希望人们能够同时想起桑迪·胡克小学惨案，从而意识到出台一个合理的控枪法案的急迫性。哈迪雅·彭德尔顿的家庭与我从小生活的家庭非常相像，都是芝加哥南城的工薪阶层家庭，一家人关系非常融洽。简单地说，我本可以认识她的，甚至我曾经在一些方面和她完全一样。如果她那天放学后能选择另外一条路线回家，或者说如果当时枪声响起的时候，她能够向左偏移6英尺，而非向右偏移的话，那么她就不会死，那么有一天，她也许会成为今天的我。
“我做了一切我应该做的。”哈迪雅的葬礼开始前，我见到了她的母亲克利欧佩特拉·考利－彭德尔顿，她这么跟我说，她棕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克利欧佩特拉为人热情，声音温柔，留着一头短发，在一家信用评级公司的客服部工作。哈迪雅葬礼当天，她在衣服领子上别了一朵大大的粉花。一直以来，她和丈夫纳撒尼尔都非常细心地照料着哈迪雅，鼓励她报考国王学院预科高中，那是一所对生源非常挑剔的公立高中。他们也尽量让哈迪雅少在街道上活动，他们还为她报名参加了排球队、啦啦队以及教堂的一个舞蹈班。就如我父母当年照顾我一样，他们宁愿自己做出牺牲，也要让哈迪雅走出自己从小生活的社区，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去看一看。那年春天，她本该和她的乐队成员一起去欧洲的。很明显，她对华盛顿之行也非常满意。
“那里非常的干净，妈妈。”从华盛顿回去后，哈迪雅告诉母亲克利欧佩特拉，她还说，“我想，我将来可能会从政。”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刚过完年的1月的那一天，她遇难了。当天，芝加哥还有其他两名女孩和她一样，分别在另外两起枪支暴力事件中遇难。哈迪雅是当年芝加哥第三十六位丧生于枪支暴力事件的公民，而那时，2013年才刚刚过去二十九天。不用说，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虽然哈迪雅对未来充满希望，虽然她非常努力，但她却成了一个错误事情的牺牲品。
哈迪雅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这又是一个因为枪击案而破碎的社区，居民都拥进教堂，想亲眼见证这个十几岁的女孩人生的最后一刻—被装进一个内衬着紫色丝绸的棺材—并亲自为她送行。克利欧佩特拉站起来，开始跟大家讲述她女儿生前的故事，哈迪雅的朋友们也都一一站起来，哽咽着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位朋友的故事，每个人都时不时为一种更大层面的愤怒和无助感所打断。他们还都是些孩子，但他们充满了疑问，他们不仅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同时也在问“为什么会如此频繁”。那天，在场的还有很多身居要职的成年人—除了我，还有芝加哥的市长、伊利诺伊州的州长、杰西·杰克逊以及瓦莱丽·贾勒特—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挤在教堂里的长凳上，在唱诗班的演唱声中独自忍受着内心的悲伤和愧疚，那演唱声是那么的强劲有力，教堂的地板似乎都开始晃动起来。
我从来不希望自己仅仅扮演一名安慰者的角色，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我有限的人生中，我已经听过很多重要的人说过太多毫无意义的空话。每逢危急时刻，这些人都只会说一些好听的话，但从来不付诸任何行动。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实话实说的人，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并在有人需要我的时候及时出现。我知道，不论我去哪里，都异常引人注目—摩托车队、一大群特工、好多助手以及随行的媒体，将我重重包围在正中间，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我们气势十足地出现，然后又离开。然而，我并不喜欢这样的阵势，以及这种阵势对我之后开展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这种阵势经常会让人们变得紧张，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我，甚至说话结结巴巴，有的甚至不愿开口，保持沉默。因此，我经常试图通过一边拥抱大家一边作自我介绍，尽量让活动的节奏缓慢一些，尽量甩掉我们身上哪怕一丁点儿的伪装，表现出最真实的样子。
一直以来，我都尽力与我遇到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在一般情况下根本无法接触到白宫生活的人。我想尽可能地与大家分享所有的美好。在参加完哈迪雅葬礼几天之后，我邀请了她的父母和我一同出席贝拉克的国情咨文演讲，并让他们紧挨着我坐。结束后，我又在白宫接待了他们，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克利欧佩特拉后来成了一名积极的暴力预防倡导者，她后来还曾几度因为此事来到白宫，参加各类会议。我一直和伦敦的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保持着通信联络，鼓励她们即使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优越的生活环境，也要心存希望，坚持努力学习。我很重视这件事，因为那些女孩子们当时让我深深感动。2011年，我邀请了该校三十七名女孩和我一起参观了牛津大学，这三十七名女孩并不是学校里最优秀的，而是学校老师认为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潜力的孩子。我希望通过这趟牛津之旅告诉孩子们，她们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让她们意识到人生的诸多可能性。2012年，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又邀请了数名来自该校的学生，到白宫做客。我认为，一定要与孩子们多接触，并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接触，这样她们才会觉得那些美好和希望都是真实的。
我很清楚，在我早期的人生中，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在我孩童时期，周围人对我无私的爱以及非常高的期待，不仅在家如此，在学校也是如此。正因为有这种感悟和启发，我才在白宫举办了一对一的导师指导项目，该项目也是我和我的团队筹备发起的一项新教育倡议的核心，这项倡议名为“追求更高”。我想鼓励孩子们，让他们努力学习，将来考入大学。并且一旦进入大学校门，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在未来一些年，对于那些想要进入全球就业市场的孩子来说，一张大学文凭是多么的重要。“追求更高”这一倡议就是要去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的求学之路更容易一些，我们计划为校园顾问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联邦财政支持。
我是幸运的，一路走来，不论是我的父母、老师，还是后来的导师们，都一直不停地向我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你很重要。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希望将这一信息传递给新一代人。我也将同样的信息传递给了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非常幸运，每天，她们都能够从学校以及优渥的生活环境中得到相同的信息，这无疑更加坚定了她们的信心。同时，我也决定，要将类似的信息传递给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年轻人，我希望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积极的，而不是像我高中时期的大学申请顾问那样，以一副非常无所谓的样子告诉我，我不是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料儿。
“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们将来一定属于这里。”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在牛津大学参观时，我这样告诉她们。当时，她们正坐在学校那历史悠久、哥特式风格的餐厅里，充满敬畏地看着周围的教授和学生，他们当天是专门受邀来指导这些孩子们的。我也会将类似的话告诉那些到白宫参观的孩子们，他们有来自立岩苏族保留地 [21] 的青少年，有和我一起在白宫菜园劳作的当地学生，有来参观白宫求职日以及我们的时尚、音乐、诗歌工作坊的高中生，甚至也有排着长队等候而我只来得及快速有力地拥抱一下的孩子。我所想表达的信息基本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你属于这里，你很重要，我非常看好你。
后来，英国一所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专门针对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自从我与这些孩子开始联络后，她们的整体学习成绩大幅提升—相当于从平均C水平上升到了平均A水平。其实，孩子们学习成绩的提升真正要归功于她们自己、她们的老师以及她们所有人每天共同的付出，但是这项研究同时也说明：当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外界对她们的关注时，她们自己就会加倍地投入。我意识到，我的行为一定也为孩子们的成长注入了某种力量。
在哈迪雅·彭德尔顿的葬礼举办两个月以后，我又一次回到芝加哥，在这之前，我已经派了我的办公室主任陈远美跟一位曾经在芝加哥生活过多年的律师一起前往芝加哥，在那里提前开展工作，争取人们对预防枪支暴力的支持。陈远美是一个为人非常慷慨的政策研究者，她的笑声总是那么有感染力，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她工作起来是最拼命的。她能非常巧妙地把握好如何在政府内外同时发力，以求达到我所期盼的最佳效果。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以及她的人生经历都决定了她的声音不可能被埋没，尤其是在一群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会议上，她往往能让自己脱颖而出。在贝拉克的第二任期内，她曾尽全力与五角大楼国防部及其他部门协调沟通，以打破一些繁文缛节的束缚，帮助退役军人和军队现役人员的配偶更好地发展他们的事业。同时，她也帮助新一届政府精心策划并大力推动解决全国范围内女性接受教育的问题。
哈迪雅遇难后，陈远美便开始利用自己在芝加哥的人脉，鼓励当地的企业领导及慈善家积极与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合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并不断扩大对处于危险中的青少年的公益项目。陈远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短短几周内为该项目筹集到了3000万美元的投资承诺。那年4月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我和陈远美飞往芝加哥参加一个社区领导人会议，讨论有关青少年赋权的问题，并与一群之前从未谋面的孩子见面。
那年冬天早些时候，美国公共广播节目《美国生活》用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一群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故事，他们来自芝加哥南部英格伍德社区的威廉·哈珀高中。就在前一年里，该校一共有二十九名在校生曾遭遇枪击事件，其中八人遭受了致命的伤害。不论对于我还是我团队的其他成员来说，这一数字都非常惊人，然而，更让人感到悲伤的是，全美国的城区学校内充斥着不断蔓延、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事件。在所有关于青少年赋权的讨论中，似乎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真正坐下来，倾听青年们的声音。
在我还小的时候，英格伍德社区就是一个相对野蛮的社区，但也绝不至于像这样，成了枪击案件高发地带，被称为芝加哥最危险的街区。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周都会去该社区的一所社区大学的生物学实验室做实验。如今，好多年过去了，当我的车队一路穿过一片片早已废弃的平房、关闭的商铺、空旷的场地以及被烧毁的建筑时，我似乎觉得这一地区唯一比较景气的就是酒吧了。
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的童年、我小时候生活过的社区，回想着“贫民区”这个词是如何弄得人心惶惶的。现在，我终于明白，“贫民区”这一标签为何会让那些生活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担心自己的财产价值缩水，并一早就下定决心移居郊区，“贫民区”成了“黑色人种”“生活无望”的代名词，它预示着失败，并会加速失败的到来。它导致街角原有的杂货铺、加油站关闭；它削弱了学校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信心，他们原本打算给社区的孩子们传输自我价值。“贫民区”成了一个人人都不愿谈及的词语，但是它能在一个社区里迅速传播。
威廉·哈珀高中就坐落在西英格伍德社区的中央，那是一座庞大的多翼沙砖建筑。我在那里见到了学校校长莱奥内塔·桑德斯，她是一位行动非常利落的非洲裔美国人，在那里已经工作了整整六年。我还见到了两名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她们都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全校五百一十名在校生的日常生活，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来自低收入家庭。有一名社会工作者名叫克丽丝·史密斯，她经常在孩子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在教室走廊里踱步，鼓励孩子们要乐观积极，并毫不掩饰她对他们的高度认可。她经常对孩子们非常大声地说：“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我看到了，你们非常努力！”对于孩子们做出的任何她认为好的选择，她都会告诉他们：“我要提前恭喜你们！”
那天，在威廉·哈珀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和二十二名学生围成一圈开始座谈，这二十二名学生全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大多数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穿着卡其裤和带领子的衬衫，有人坐在椅子上，有人坐在沙发上。大多数学生都很愿意交流，他们向我描述了对帮派的恐惧，以及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担心暴力事件的发生。一些孩子说他们的父母已经过世，一些孩子说他们的父母酗酒成性，一些孩子说他们曾经进过青少年拘留中心。一位名叫托马斯的初中生描述了去年夏天他亲眼看到的一次枪击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他的好朋友— 一名年仅十六岁的女孩—遭遇枪击并丢了性命，他的哥哥—早前就因为枪伤而致使身体部分瘫痪—当时正好坐着轮椅也在现场，再次遭遇枪击，再次受伤。那天，几乎在座的所有孩子都曾因为枪击暴力事件而失去过生命中非常亲近的人—朋友、亲人或是邻居。同时，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去过市中心的湖滨地带，也没有参观过海军码头 [22] 。
正在我们座谈期间，一名社会工作者突然插话对大家说：“今天80华氏度 [23] ，阳光明媚。”在座的学生都纷纷点头，且面带悲伤。我当时有点茫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告诉奥巴马夫人吧，”这位社会工作者说，“当你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如果你听天气预报说今天阳光明媚、80华氏度，你会想到什么？”
很显然，她自己知道答案，但她想让我也亲耳听到答案。
对于哈珀学校的学生来说，这样晴朗的一天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天气好的时候，也是帮派活动更为猖獗的时候，枪击暴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受环境影响，这些孩子已经适应了这种混乱的逻辑，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待在室内不出门，并根据帮派团伙地盘的变化以及效忠对象的变化，每天不停地变换上下学的路线。他们告诉我，有时候，最安全的回家路线就是大胆地走在马路的正中央，感受车辆不停地从他们的两侧飞奔而过。这样一来，他们也能更清楚地看到冲突是否升级，或者看清楚枪手的位置和具体情况，从而有更多的时间逃跑。
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矛盾甚至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参加总统竞选为民主党筹募资金期间，我曾在曼哈顿的高级公寓酒店里，与富有的女性一起啜饮美酒，她们告诉我，她们对教育和儿童问题非常感兴趣。接着，她们身子稍稍倾斜，又意味深长地说，她们的华尔街老公是绝对不会投票给任何想要提高他们税负的候选人的。
当时，我在哈珀高中，听着孩子们讲述他们每天如何保命的故事。我很钦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抗逆力，但是，我多么希望他们的人生能够轻松些，并不需要如此多的、如此顽强的抗逆力。
有一名学生非常坦诚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能来到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他耸了耸肩，接着又说：“但是，对于这一切，你又打算做些什么呢？”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对于整个芝加哥南城来说，我代表的就是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政府，而说起当时的美国政府，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他们实情。
“说真的，”我回答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所有人在这里承受了太多太多，但是没有人能马上帮助你们摆脱这一切。华盛顿的很多人甚至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努力，他们中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有你们存在。”我跟那些孩子们解释说，变革和进步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不能只坐着等待变革的出现。许多富人并不希望政府增加他们的税负，国会分裂，陷入党派纷争，就连一项再正常不过的预算都无法通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领域不可能会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他们生活的社区也不会马上出现很大的改观。即使在康涅狄格州纽顿镇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惨案之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还是下定决心要继续阻挠任何可能出台的控枪措施（旨在加强对购枪者背景的调查，让那些不该拥有枪支的人无法购枪），这些立法者似乎对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募集竞选资金更感兴趣，而从不会去考虑如何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我对他们说，政治就是一团糟。从这方面来讲，我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振奋、鼓舞人心的话要说。
话虽这样说，但我又转换角度，以我自己在芝加哥南城的成长经历告诉他们：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利用好在学校的时光。
那天，孩子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跟我分享了他们生活中那些充满悲伤、让人不安的故事。但是，我也提醒他们，这些故事正好体现了他们内在坚持不懈、独立顽强的品质以及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我向他们保证，他们身上已经具备了成功所需要的素质和品质。他们也是幸运的，能够在这所学校里免费接受教育，而且，这里又有那么多富有同情心的、尽心尽力的成年人照顾他们、鼓励他们。我对他们说，在这所学校的教师和其他工作者心中，他们都是最重要的。非常值得高兴的是，大约六周以后，在当地商人的慷慨资助下，哈珀高中的一批学生有机会来到白宫。我和贝拉克亲自带着他们参观了白宫，同时，他们还参观了霍华德大学，了解了大学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将来也能够走进大学，亲自去感受大学生活。
我从来不会刻意给大家造成这样的印象：第一夫人所说的话或者第一夫人的拥抱就能改变某个人的一生。对于哈珀高中里处在困境中的学生，我也从未承诺会有什么捷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问题。事情从来不会那么简单。当然，那天和我一起坐在哈珀高中图书馆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希望我那天的出现，能够帮助孩子们一起，推翻大家对美国城市黑人小孩的固有偏见，那种预示着失败并会加速失败到来的偏见。我想，如果我能发现孩子们身上的优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并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提出中肯的意见。这也是我能够做到的一点小小的改变。
[1]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他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与第一夫人爱比盖尔·亚当斯的长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并曾有一段律师生涯。
[2] 索杰娜·特鲁斯（Sojourner Truth，1797—1883），是一名美国福音传教士和改革家，原本是一名黑奴。1827年纽约州废除奴隶制后，索杰娜开始投身于福音派的传教工作，并在传教内容中加入了废奴和女权主义思想，是19世纪美国人权卫士的代表之一。
[3]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学博士头衔除外），曾带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1919年，威尔逊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4] 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2—1913），美国废奴主义领袖。南北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战，成为北军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战后她回到纽约，并投身为妇女争取权益的运动中。
[5]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她做了十二年的第一夫人，创了美国历史之最。
[6] 玛米·艾森豪威尔（Mamie Eisenhower，1896—1979），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妻子。
[7] 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1913—2005），美国黑人民权行动主义者，美国国会后来称她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8] 科丽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1927—2006），与马丁·路德·金于1953年结婚，在民权运动时代，她是丈夫最坚定的支持者。
[9]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 ），南非首位黑人大主教，在20世纪80年代因坚决反对种族隔离而赢得了世界的赞誉，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0] 第一响应者（First responder），又称现场应急人员，指经过专门培训，在交通事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事故发生时，能够最先到达现场并提供帮助的人员。
[11] 里士满（Richmond），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在美国内战期间，里士满是当时美国南方联盟的首都。
[12] 里诺（Reno），美国内华达州西部城市，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小城”之称，更有着“世界离婚之都”之名。
[13] 《人物》（People ），创刊于1974年，视角专注于美国名人和流行文化，是时代华纳媒体集团旗下的杂志。每周，《人物》都会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名人和普通人的故事。
[14] 《与媒体见面》 （Meet the Press ），创办于1947年11月6日，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制作，是最早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关于公共事务报道的访谈型新闻节目，也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晨间访谈节目。
[15] 《面向全国》（Face the Nation ）,创办于1954年，是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CBS）制作的以新闻人物为主体构成的“提问+回答”模式的半小时新闻访谈型节目。
[16] 《艾伦秀》（Ellen Show ），是美国CBS电视台的一档热门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艾伦·德詹尼丝以其轻松诙谐的主持风格备受青睐。2003年9月3日首播，该节目结合了趣闻、名人、音乐嘉宾和人情故事，已获得三十三个日间艾美奖。
[17] 西尔斯公司曾经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私人零售企业， 2005年3月24日与凯马特公司合并，组成美国第三大零售业集团。
[18] 凯马特公司是美国国内最大的打折零售商和全球最大的批发商之一，是现代超市型零售企业的鼻祖。
[19] 陈远美（Christina Tchen，1956— ），美国律师，其父母于1949年从上海移民美国。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她任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主任， 2011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总统助理、第一夫人幕僚长。
[20]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二十八人丧生，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
[21] 立岩苏族保留地，立岩保留地的主体在美国北达科他州。苏族是北美原住民中的一个民族，苏族人生活在美国西部的大平原区，主要靠狩猎为生。如今苏族由横贯几个保留地的许多单独的部落组成。
[22] 海军码头（Navy Pier），始建于1914年， 1916年开始向公众开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码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海军训练基地和使用基地。芝加哥海军码头已成为芝加哥人消遣的最好地方，那里有20.23万平方米的公园、花园、商店、餐馆。
[23] 80华氏度相当于26.6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