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玛利亚向我们宣布，有一名男生邀请她去参加他的毕业舞会，而她似乎对这名男生也有好感。当时，玛利亚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在塞维尔友谊学校完成了初中阶段的学习。虽然她每天都在成长，越来越像个成年人，但在我们眼里，她仍然是个小孩子，长长的腿，和以前一样对任何事都充满热情。她当时已经差不多和我一样高，而且开始考虑申请大学的事情了。她学习成绩非常好，有很强的求知欲以及自制力，跟她父亲一样做任何事情都很注重细节。她对电影以及电影制作非常感兴趣。2014年夏天，有一天晚上，著名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到白宫参加晚宴，玛利亚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和史蒂文聊天的机会，还向他请教了好多问题。随后，这位大导演邀请玛利亚到他正在制作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实习。总之，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找寻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通常情况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玛利亚和萨沙是不能搭乘其他任何人的车辆外出的。当时，玛利亚自己已经有了一本临时驾照，能够独自开车在城里兜风，当然每次都会有特工开车跟随。自从她十岁那年我们一家人搬到华盛顿之后，她就再也没有乘坐过公交车或者地铁，也没有被特工处的特工之外的任何人开车带出去过。然而，为了她的这次约会，我们破例了。
到了约定好的那天晚上，那名男生开车来到白宫，在东南门通过安检之后，径直往前开，绕着南草坪转了一圈停下。他的行车路线其实就是其他国家元首和一些要人到访白宫时所走的路线。然后，那名身穿黑色西服的小伙子勇敢地走下车，又勇敢而兴致勃勃地走进白宫的外交接待大厅。
“请表现得酷一点儿，好吗？”玛利亚提前嘱咐我和贝拉克道。但是，看到我们俩乘坐电梯下楼时，她开始觉得有些尴尬了，我当时赤着脚，贝拉克穿了一双平底人字拖。玛利亚自己穿了一件黑色长裙，露肩款式，显得优雅漂亮，看起来似乎已经有二十三岁那么大了。
对于我们当时的表现，虽然玛利亚至今回忆起来仍不禁发笑，说我们甚至让她有一点儿抓狂，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当时确实表现得很酷。我和贝拉克首先与那名男生握了手，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又拥抱了下我们的女儿，最后送他们离开。但是，想到玛利亚的贴身特工一定会全程默默值守，一路跟随那名男生去他们用餐的餐厅，然后继续跟随他们参加舞会，我们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尽管这样做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
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以这样一种方式照顾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很多非常警惕的成年人随时跟在孩子们身后，随时能将他们从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中解救出来，这无疑非常让人放心。但是，从一名青春期的孩子的角度来讲，这完完全全是多余的。因此，对于在白宫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自己来权衡这一切对一个家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坚决划清界限、如何来划清界限，以及如何在总统职位所附带的各项要求与两个孩子的需求之间找寻平衡，毕竟，她们正在快速成长、正在学着慢慢成熟起来。
两个孩子一进入高中阶段，我们就对她们实行了宵禁制度—起初是晚上十一点，后来推迟至午夜十二点—并且强制她们必须执行。据玛利亚和萨沙说，与她们许多朋友的父母相比，我们的要求严格得多。在日常管理方面，如果我担心她们的安全，想要掌握她们的行踪，其实完全可以与特工们核实，但是，我尽量不让自己那么做。对我来说，孩子们与她们的特工之间建立起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相反，我采取了在我看来很多父母都会采用的方式：与其他孩子的父母建立紧密的联系，依靠他们来获取消息。所有人都将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共享，比如，他们一群人去了哪里，是否有成年人陪同。当然，我们的两个女儿也因为她们父亲的身份而背负了额外的责任，她们知道，不论她们惹出什么麻烦，都会立马成为头条新闻。贝拉克和我都意识到这对她们来说非常不公平，因为即使是我们俩，也曾在青春期的时候做过许多越界的、愚蠢的事情，但是，我们比她们幸运，因为当时不论我们做什么，都绝不会引起整个国家的关注。
当年，玛利亚才八岁，在我们芝加哥的家里，贝拉克曾坐在她的床边问她，是否支持爸爸去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还那么小，怎么会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当时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在她看来，这一切只意味着她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生活在白宫的孩子，意味着她将来的成长历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想到，将来有一天，当她应邀去参加舞会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荷枪实弹地跟在她身后。她又怎么会想到，就连她偷偷抽一支烟，都会被人偷拍，照片还被卖给那些八卦网站呢？
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2007年6月，也就是贝拉克正式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大概四个月之后，苹果公司开始售卖苹果手机。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卖出了一百万部，就在贝拉克第二任期还未结束的时候，苹果手机总销量已经达到了十亿部。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贝拉克是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个新时代里，有关个人隐私的所有准则都被打破了，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包括自拍、数据黑客、快拍以及个人官方网站的崛起，比如金·卡戴珊的照片墙账号。与我们相比，我们的女儿所受的影响要深得多，一部分原因是社交媒体已经主导了青少年的生活，另一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日常学习、生活都需要她们与公众保持更为亲密的联系。当玛利亚和萨沙放学之后或者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在华盛顿闲逛时，经常会有陌生人拿出手机对准她们拍照，有时候她们还会遇到一些成年男女，请求甚至是要求与她们自拍合影。“我还只是一个孩子，这你是知道的，对吧？”有时候，玛利亚会以这种方式拒绝他们。
贝拉克和我一直都竭尽所能，保护我们的两个孩子尽量不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为此，我们拒绝了很多媒体采访她们的请求，并尽量让她们的日常生活处在公众视线之外。负责保护她们安全的特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比如，当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特工们会一如既往地跟着她们，但同时会尽量保持低调，比如他们会选择穿沙滩裤和T恤，而不是穿正装，会选择使用耳机，而不使用对讲机、手腕麦克风等显眼的装备，从而避免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好让两个孩子更好地融入和伙伴们的聚会当中。当时，玛利亚和萨沙经常和她们的朋友一起出去聚会。除了正式的官方活动之外，我们也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公开两个孩子的任何照片，对此，白宫新闻办公室还专门向各个媒体作了说明。每当有两个孩子的照片出现在八卦网站上时，梅丽莎以及我团队的其他成员都会成为我强有力的助手，态度坚决地与对方进行电话沟通，要求尽快将照片撤下。
保护两个孩子的隐私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其他的方法来满足公众对我们一家人的好奇心。在贝拉克第二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白宫又迎来了另一只小狗—萨尼，这只幼犬性格自由奔放，丝毫不受约束，看到它的新家如此之大，似乎也就完全没有考虑过要接受入室生活训练。萨尼和阿博的存在使得每一件事情都变得轻松了许多。它们充满活力，活蹦乱跳，到处游荡，想证明白宫就是它们的家。因为玛利亚和萨沙基本不可能接受采访，所以白宫的外联团队要求我们允许阿博和萨尼在正式活动中露面。在晚上阅读简报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备忘录上看到要求我同意“阿博和萨尼随行”的请求，他们希望我能让两只狗与媒体或者前来白宫参观的孩子们见面。当有记者来白宫采访，希望了解美国贸易和出口的重要性，或者想听听贝拉克替上诉法院法官梅里克·加兰德—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说话时，我们都会派两只狗一同前去。在我们为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制作的推广短片中，就是阿博担任了主角。阿博和萨尼还与我一同拍照合影，在网上发起一项运动，呼吁大家为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签名。阿博和萨尼确实都是很棒的代言人，它们不会受任何批评声音的影响，也从不会关注自己的名声。
就如所有孩子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萨沙和玛利亚逐渐长大，很多事情在她们的身上已经不再适用。自从贝拉克就任美国总统第一年开始，每年秋天，她们都会陪着父亲一起会见记者，举行一项可以说是白宫最为荒唐的总统仪式—在感恩节前夕“大赦”一只火鸡 [1] 。在前五年里，当她们的父亲认真履行这项仪式并说一些老掉牙的笑话时，她们俩也会咯咯咯咯地跟着一起笑。但是到了第六个年头的时候，她们都已长大（萨沙十三岁了，玛利亚也已经十六岁了），即使要她们假装这项仪式非常有趣，她们也无法做到。在持续数小时的仪式中，她们俩的照片（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像是受了委屈一样）开始在互联网上到处传播—萨沙面无表情，玛利亚双臂交叉站立，身边就是她们的总统父亲、演讲台以及那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火鸡。《今日美国》的一条新闻报道标题将这一场景描述得非常到位—玛利亚和萨沙真是受够了他们父亲的火鸡赦免仪式。
此后，不论是感恩节前的火鸡赦免仪式，还是白宫的其他任何事务，玛利亚和萨沙都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她们幸福快乐，完全适应了环境，生活丰富多彩，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但这一切都与他们的父母无关。作为父母，你只要从总体上把握，一切还处在掌控之中就够了。两个孩子都有她们自己的日程安排，因此，即使我们的活动更有趣、更精彩，对她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你们今晚要不要到楼下来看保罗·麦卡特尼的演出？”
“妈妈，求你了，还是算了吧。”
玛利亚的房间里经常会传出响亮的音乐声，萨沙和她的朋友迷上了有线电视烹饪节目，有时候，她们会霸占我们的白宫厨房去装饰点心或者一时兴起为自己做好多道精致的菜品。不论是平时上学的时候，还是与同学的家庭一起出去度假的时候（当然，她们的特工会全程陪护），两个孩子都喜欢以一种相对匿名的方式出现。萨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次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登上拥挤的商务航班之前，先挑一些自己喜欢的零食。她这一爱好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她看来，在这里乘坐飞机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完全没有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跟随总统出行那些冗长复杂的程序，而那些程序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需要履行的规范。
当然，跟随我们一起出行也有很多好处。比如，在贝拉克总统任期还未结束的时候，两个孩子可以和我们一同出访，在哈瓦那观看棒球比赛，在中国爬长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夜晚迷人而朦胧的黑暗中观看救世基督像。但是有时候，和我们一起出行确实会让人非常头疼，尤其当我们的行程与总统职务毫不相关时。比如，在玛利亚刚刚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俩计划一起去纽约参观几所大学，当时，我们决定逛逛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一路非常迅速地、轻松地逛完了纽约大学的校园，可能是因为当时时间还比较早，许多学生还没有起床出来活动。我们参观了学生教室，将脑袋伸进一间学生宿舍看了看，跟一位系主任聊了会儿天，然后出发去住宿区，我们计划早早地吃完午饭，然后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可问题是，第一夫人的车队太过明显，根本无处藏身，尤其当我们在一个工作日的午间来到曼哈顿岛时。当我们吃完午饭的时候，大约已经有一百多人围在了餐厅外面的人行道上，骚动只会引发更大的骚动。当我们走出餐厅的时候，发现有好多人举着手机对着我们的方向开始拍摄，同时我们被淹没在一阵欢呼声中。其实，人们都是出于善意—“申请哥伦比亚，玛利亚！”人们高呼着—然而，对于一个正在默默地思考自己未来的女孩来说，这一切并没有多大作用。
就在那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了。我应该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让我的私人助理克里斯汀·琼斯陪着玛利亚去下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我的出现，玛利亚被大家认出来的概率就会小很多，那么她就能提高效率，还不用出动那么多特工。如果没有我的出现，那么，很有可能她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在校园漫步的孩子。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给她这样一个机会。
克里斯汀是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州人，当时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对于玛利亚和萨沙来说，她就像是一个大姐姐。她来我白宫办公室的时候还是一名年轻的实习生，她和克里斯汀·贾维斯一起，为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直到不久前，贾维斯还负责我的行程安排。此外，她们帮助我们填补一些生活中非常特殊的空缺，这些空缺有些是因为我们日程安排太过紧张造成的，有些则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身份和名声导致的，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克里斯汀姐妹”（我们总这么称呼她们）总能站出来帮助我们解决。她们是我们一家人和塞维尔友谊学校之间的联络人，在我和贝拉克脱不开身的情况下，代替我们出席学校的会议并与学校的老师、教练以及其他同学的父母沟通交流。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充满关爱，处处保护着她们，甚至在孩子们眼中，她们比我更时髦、更善解人意。玛利亚和萨沙打心底里信任她们，几乎事事都会征求她们的意见，从日常的着装、社交媒体的使用到与男孩子日渐增多的交往。
那天下午，在玛利亚参观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特工处将我安排在一处非常安全的等候区—学校一座教学楼的地下室—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我要一个人待在那里。我当时多么希望随身携带一本书，那样起码我还能打发一下时间。我承认，一个人待在地下室确实有点难熬，我突然感到一阵孤独袭来，这种孤独与其说与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我独自一人待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有关，倒不如说是因为我内心那不可抑制的想法—不论我愿不愿意，未来都在朝着我们一步步靠近，我们的大女儿玛利亚即将长大离开我们。
…………*…………
虽然我们在白宫的生活还未结束，但是，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评估一切，计算得失，回想我们为此所作出的牺牲以及我们因此取得的进步—有关于整个国家的，也有关于我们的家庭的。我们尽全力了吗？我们一家人离开白宫的时候，还能够一如当初吗？
我拼命地回忆过去，试图回想当初我的生活是如何一步步偏离原来的轨道的。当初，根据我的设想，我的生活应该是事事可以预测、事事都处于我能够控制的状态—稳定的工资收入、一间可以永久居住的房子、每天几乎重复的日程安排。但是，我是什么时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又是什么时候允许我的生活出现混乱的？是在那个夏天的夜晚吗，当时，我放下冰激凌，靠过去第一次亲吻了贝拉克？还是在我选择离开那大摞大摞摆放有序的文件，放弃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业规划，并说服自己一定会找到一份更有成就感的工作那天？
有时候，我的思绪会回到一间教堂的地下室里，那座教堂位于芝加哥最南部的玫瑰园区。二十五年前，我和贝拉克一起去了那里，贝拉克为一个社区的居民们作了演讲。当时，那个社区的居民正在绝望和社会的冷漠中挣扎。那天晚上，我认真听了贝拉克和他们的谈话，很多内容都是我熟悉的，但是换了一种方式讲了出来。我知道，一个人是可以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既要立足现实，也要展望未来。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生活在欧几里得大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同时，我的家人，以及所有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都是这么做的。通过构建更好的愿景，你会有所成就，尽管一开始它只存在于你的大脑中。或者你也可以像贝拉克当时所讲的那样，一边努力生活在当下的世界，一边努力去创造理想中的世界。
那时候，我和贝拉克认识不过数月，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就在那一刻，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我在内心已经决定要与这个男人共度一生，也决定了我一辈子将要为之奋斗的人生道路。
在此后的这些年里，我亲眼见证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为此，我感到非常欣慰。2015年，我仍然坚持定期去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探访伤兵。但是，每去一次我都发现，那里的伤员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在海外服役的美国士兵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小，受伤的士兵越来越少，因为孩子在外服役而心碎的母亲也越来越少。这一切，对我来说就是进步。
进步就是多家疾病防控中心报告称儿童（尤其是二岁到五岁的孩子）肥胖率不再上升，开始趋于平稳；进步就是来自底特律的二千名高中生前来和我一起庆祝“美国大学签名日”，这是我们为庆祝孩子们进入大学生活而专门设立的节日，也是我们“追求更高”运动的一部分；进步就是当美国最新的医疗改革法案的关键部分遭遇挑战时，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推翻任何挑战，坚决维护贝拉克在国内取得的标志性成就—确保每一位美国公民都能享受医疗保险—并保证即使贝拉克卸任，该项法案依然完整有效；进步就是在贝拉克刚刚就任美国总统时，平均每个月失去八十万个工作机会的美国经济如今开始复苏，工作机会实现了连续五年持续增长。
在我看来，这一切无疑都证明了美国有能力创造更美好的现实。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当下现实的世界里。
在纽顿镇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发生一年半之后，美国国会依然没有通过任何一项控枪措施法案。本·拉登已经不在了，但是ISIS又出现了。芝加哥的杀人犯罪率并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了。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地区，一个名叫迈克尔·布朗的非洲裔美国男孩被一名白人警官枪杀，他的尸体在马路中央横躺了好几个小时。在芝加哥，一个名叫拉宽·麦克唐纳的非洲裔美国青年被白人警察连射十六枪身亡，其中九枪射在背部。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一个名叫塔米尔·莱斯的非洲裔美国男孩因手持一把玩具枪玩耍而被警察开枪击中，数小时后不幸身亡。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非洲裔美国男子在被警方关押期间因被忽视而蹊跷死亡。此外，还有一位名叫埃里克·加纳的非洲裔美国男子在纽约史泰登岛被抓捕时，因遭遇警察扼颈窒息而亡。所有这些都证明，美国依然每天都在发生一些无法改变的恶性事件。在贝拉克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许许多多的评论都曾天真地宣称，美国从此进入了“后种族”时代，从此，肤色将不再决定一切。然而，以上事件无疑都证明了这些评论家当时的判断是多么的失误。如今，许多美国人过度关注恐怖主义，而忽略了正将这个国家撕裂的种族歧视主义和部落主义。
2015年6月底，我和贝拉克飞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与又一个沉浸在悲痛中的社区居民见面座谈—这一次，我们是去参加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牧师平克尼的葬礼。就在当月的17日，在该市一座古老的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当地人昵称为“圣母伊曼纽尔”）内，发生了一起种族仇恨枪击案，导致平克尼牧师在内的九人死亡。所有的受害者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当天，他们曾热情地将一名二十一岁的失业白人—他们都不认识的一名陌生人—迎入教堂，并同意他参加他们的圣经学习会。这名陌生人先是和他们一起坐着学习，然后，当大家都低头祈祷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朝大家射击。据幸存者回忆，他在射击的时候还大声喊：“你们奸淫我们的姐妹，占领我们的国度，你们必须消失！”
在平克尼的葬礼上，贝拉克发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悼词，承认了我们所面临的悲剧，然后，贝拉克带领大家缓慢而深情地唱起《奇异恩典》 [2] ，他的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大家依旧心怀希望，呼吁大家一定要在逆境中坚持下去。当时，在场的人都加入了集会。虽然当时贝拉克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已经有六年多时间，但在那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一点：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挑衅因素。近些年，美国的少数族裔公民逐渐在政治、经济、娱乐等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在这些人当中，我们一家人可以说最为突出。我们住进白宫曾经得到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祝福，但同时，也激起了其他一些人的恐惧、怨恨，甚至是强烈反对，他们对少数族裔的仇视根深蒂固，而且一如既往地充满危险。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需要去忍受这一切。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需要忍受这一切。但我们仍要不断前行，而且尽量保持步伐优雅。
2015年6月26日，就在我和贝拉克赴查尔斯顿参加平克尼牧师葬礼的同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的判决，宣布全美国五十个州内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由此，一场有条不紊地持续了几十年的关于同性恋婚姻的法律战争终于达到高潮，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是一个州接一个州、一个法院接一个法院持续对抗的结果，如所有的民权斗争一样，它也是许许多多的人坚持不懈和勇敢付出的结果。就在那一天，不断有新闻报道称，所有美国人都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而欣喜不已。在最高法院外的台阶上，沸腾的人群高呼着：“最终，爱情胜利了！”一时间，一对对同性恋情侣成群结队地拥进市政厅以及县法院去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同性恋酒吧也早早地开张了，全美各地在街角处，都有彩虹旗 [3] 飘扬。
这一切的发生，使得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原本悲痛的一天稍微好过了一些。回到白宫之后，我们换下葬礼服，和两个孩子一起很快吃完晚饭，接着，贝拉克就消失在了条约厅，和往常一样，他将电视频道调至娱乐与体育节目，然后继续熬夜赶工作。当时我正准备去我的更衣室，就在这时候，我看见我们住所的一扇朝北的窗户上闪耀着紫色的光芒，我这才想起，这是我们的员工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他们当晚要用代表同性恋骄傲的旗帜—彩虹旗上的色彩照亮白宫。
顺着窗户向外望去，我看见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白宫门外，一大群人在夏日的黄昏中观看白宫的彩虹灯。白宫北面的车道上，也站满了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特意加班观看白宫披上彩虹色，以庆祝同性恋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从此，同性恋者开始享有平等的婚姻权。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无疑让大家都很感动。从我所站的位置看去，我能够看到大家的兴奋和激动，但是，我什么也听不见。这就是现实，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中非常奇怪的一部分。白宫是一个安静的、密闭的堡垒，几乎所有的声音都会被那厚厚的窗玻璃和结实的墙体吸收。当总统专机“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它的一侧降落时，飞机的高压涡轮转子叶片掀起航空强风，吹得树枝直晃，但即便如此，我们在住所里面也什么都听不到。通常情况下，当贝拉克外出乘坐专机回到白宫时，我都是通过不知为何仍能渗入一点的航空燃油的气味首先获知的，而不是通过飞机所发出的声音。
很多时候，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回到异常安静的住所里，会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但是，这天晚上不同于以往，我的心情和这个国家一样，非常的矛盾。在南卡罗来纳州度过了悲痛的一天之后，现在，我又亲眼看着窗外开起了盛大的庆祝晚会。此时此刻，看着大家庆祝、联欢，突然间，我自己也非常渴望加入他们的庆祝活动当中去。
我来到条约厅，从门外探头进去问贝拉克：“你想不想到外面去，看白宫亮起的彩虹灯？”我告诉他，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观看。
贝拉克听完笑了。“你知道的，我是没办法成为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的。”他回答我说。
萨沙正在她的房间里，全神贯注地玩平板电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外面看彩虹灯吗？”我问她。
“不去。”
就剩下玛利亚了，让我惊奇而又高兴的是，她马上愉快地答应了，我终于找到伴儿了。于是，我们俩决定一起去冒险—走出白宫，加入欢聚的人群当中—而且我们不打算征得任何人同意。
按照以往，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只要我们离开住所，无论是去楼下看电影还是带着阿博和萨尼去外面放风，我们都首先要在电梯旁值守的特工那里登记确认。但是那晚，我们不打算这么做。我和玛利亚低头快速从值守的特工面前经过，没有跟他做任何眼神交流，然后绕开电梯，从狭窄的楼梯迅速跑下去。但是，我立马听到身后台阶上皮鞋底发出的清脆响亮的声音，特工们已经随后跟了上来。玛利亚看了我一眼，坏坏地笑了，她还不适应我这种完全不把规矩放在眼里的做法。
下到国务层后，我们径直朝着通往白宫北门廊的那扇高大的门走去，这时，我们听见一个声音。
“您好，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她是克莱尔·福克纳，当晚的值班接待员。克莱尔皮肤略黑，待人和蔼，说话声音温柔。我猜想，一定是在我们离开之后，楼上的特工使用手腕麦克风向她通风报信了。
我一边继续大步向前走，一边回头看向她说：“噢，我们就是到外面去一下。”接着又补充说：“去看彩虹灯。”
克莱尔被我的回答惊得眉毛上扬，但是，我们并没有理会她。到了门口，我抓起门上那厚重的金属把手，使劲推门。然而，门一点儿也没有动。九个月前，一名持刀入侵者曾成功越过栅栏，当时就是从这扇门进入，穿过了国务层之后才被一名特工抓住。从那之后，特工处就将这扇门锁了起来。
我转过身，发现已经有一群人跟在我们身后，包括一名身穿制服（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领带）的特工处官员。“你们是怎么打开这扇门的？”我对着他们一群人问道，“一定有一把钥匙吧。”
“夫人，”克莱尔说，“我不确定，你是要从这扇门出去吗？此时此刻，所有的网络媒体的摄像机都正对着白宫的北侧。”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此时，我的头发乱成一团，穿着一双平底人字拖鞋、一条短裤、一件T恤。简单来说，我这身打扮非常不适合在公共场合露面。
“好吧，”我说，“但是，难道就没有办法不让他们发现我们吗？”
此时，我和玛利亚只能为自己争取，我们不打算轻易放弃，我们要设法到外面去。
这时，有人建议我们试一下一层比较偏僻的货物运输门，那是一道供为白宫运送食物和办公用品的卡车进出的专用门。于是，我们一群人开始往那里移动。玛利亚挽着我的胳膊。此时，我们内心非常激动，感觉有点疯狂。
“我们要出去了！”我说。
“是的，我们要出去了。”玛利亚回答说。
我们顺着大理石楼梯走下去，走过红色的地毯，经过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半身像，接着经过厨房，突然发现，我们走出白宫了。夏日晚上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草坪里萤火虫闪闪发光，我终于听见铁门外人群嗡嗡的声音，大家都在大声呼喊着、庆祝着。这一次，我们花了足足十分钟，才从自己的家里走出来，但是毕竟成功了。此时，我们站在外面，站在白宫一侧的一块草坪上，处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近距离地、清清楚楚地观赏白宫亮起彩虹灯的美丽夜景。
我和玛利亚靠在一起，为我们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美国实行总统制，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2015年秋季，新一任总统选举已经全面展开。共和党方面竞争激烈，多人宣布参加候选人提名，包括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以及其他十几个人。而民主党方面则很快缩小了选择范围，将最终人选圈定在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之间。伯尼·桑德斯是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他不属于任何政党，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独立人士的身份。
早在夏初的时候，唐纳德·特朗普就站在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中宣布要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大肆抨击墨西哥移民—将他们描述为“强奸犯”—同时称美国正被一群“失败者”统治。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哗众取宠的表演，用他自身的影响力吸引媒体的注意。单从他的行为举止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在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是真的想要治理这个国家。
我也一直关注选情，但显然不如前两次那样专注。相反，我正在全力以赴推动我作为第一夫人提出的第四项行动计划，名为“让女孩学习” [4] ，这是我和贝拉克在春天的时候共同发起的一项计划，旨在通过政府层面的努力，帮助全世界范围内的女童，让她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到那时为止，我履行美国第一夫人的职责已经将近七年，在这七年里，我一次又一次被我们这个世界上年轻女孩的巨大潜力和她们在现实中的窘迫处境所震撼—从伦敦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那些来自移民家庭的女孩，到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5] 。马拉拉曾因为塔利班政权下的失学女童呼吁而遭到塔利班政权的残忍追杀，后来她到白宫与我、贝拉克以及玛利亚分享了她争取女性接受教育的主张。马拉拉到访白宫大约六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起让我感到无比惊骇的事件，二百七十六名尼日利亚女学生遭到当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博科圣地”似乎希望借此震慑尼日利亚人民，让他们不要再将自己的女儿送去学校读书。正因为那次绑架事件的发生，使得我在贝拉克任职总统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代替他出席了每周的总统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我毫不掩饰、发自内心地告诉听众，我们究竟如何努力，才能更好地保护全世界范围内的女孩并给予她们鼓励。
说到接受教育这一问题，我有着亲身的体会，教育是我改变自己人生、迈向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有一个事实让我非常震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九千八百万女童无法接受教育。一些女孩因为她们的家庭需要劳动力而无法上学，一些女孩因为家庭距离学校太远或者学费太过昂贵而无法上学，一些女孩因为上学途中遭遇袭击的风险太大而无法上学。很多情况下，令人窒息的性别规范以及经济因素共同导致女孩不能像男孩一样正常接受教育—她们也因此失去了更多的人生机会以及更丰富多彩的人生。此外，即使多项研究显示，让女童接受教育，或者让成年女性接受教育，并让她们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毫无坏处，反而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在世界上一些地区，至今还流行着一种非常惊人的落后观念—送女孩去学校学习是不值得的。
我和贝拉克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些落后的观念，告诉大家究竟怎样才能够帮助年轻女性成长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贝拉克最终成功地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和平队，以及美国国务院、劳工部、农业部，筹集到数亿美元的贷款资源，用于资助女童接受教育。我们还共同游说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参与进来，为女孩接受教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我们也鼓励私营企业和智库贡献他们的力量。
同样，在这一点上，我也知道如何运作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更好地推动我们的计划。我能理解，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自然不会去关心其他遥远国度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的人们。于是，我试图将这些问题带到美国人的生活中，并召集了一批知名人士，比如史蒂芬·科拜尔 [6] ，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开展活动并在互联网上造势。我还争取到了加奈儿·梦奈 [7] 、赞达亚·科尔曼 [8] 、凯莉·克莱森 [9] 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的帮助，发布了一首由戴安·华伦 [10] 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歌名为《为了我的女儿》，这首歌发布后的所有获利都用作全世界范围内女童的教育基金。
最后，我还做了一件对我来说有些恐怖的事情，那就是唱歌，我专门参加了由夜间秀节目主持人詹姆斯·柯登主持的火爆综艺节目《拼车卡拉秀》。在节目中，我与詹姆斯·柯登一起开着一辆黑色越野车绕着白宫南草坪转圈，一边开车一边高声歌唱，我们首先唱了一首《签名，盖章，投递，我是你的》，接着唱了《单身女郎》，最后又演唱了《为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最初同意参加这一节目的根本原因。其间，梅西·埃丽奥特 [11] 也作为嘉宾露面，梅西溜进我们的越野车后排，与我们一起说唱。为了这次卡拉秀节目，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认真练习唱歌，争取牢牢记住每首歌的每一个节拍，我希望我的这期节目看起来轻松有趣，但是在热闹的表象背后，一如既往地隐含着我的努力和更长远的目标—让人们关注我所关注的话题。我与詹姆斯·柯登的这期节目播出后前三个月就在优兔视频上收获了四千五百万次点击，这也让我觉得努力是值得的。
2015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像往年一样，我和贝拉克带着两个女儿飞往夏威夷过圣诞节。我们租了一套宽敞的海景房，站在宽大的窗户前就能看见外面的海滩，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群经常往来的家族朋友。和过去六年一样，在圣诞节当天，我们专门安排时间慰问了附近一处海军陆战队基地上的现役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以往一样，对贝拉克来说，假期永远只是相对的假期—事实上，只能勉强算是假期吧。他总是不停地接听电话，准时坐下来处理每日简报，与驻扎在附近酒店的骨干顾问、助手以及演讲稿撰写员不停协商有关事项。我不由得想，等到真正自由的那一天到来时，他是否还记得如何彻底放松自己；等到贝拉克卸任，这一切都彻底结束的时候，我们俩还能否找到一种途径放下这一切；当那一天终于到来之时，当我们外出发现身边再也没有人拎着“核弹橄榄球”跟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虽然我常常会允许自己幻想一些场景，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一切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假期结束后，我们返回华盛顿，开始我们在白宫最后一年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我开始了一连串的“倒计时安排”。我们举办了最后一场州长舞会，最后一次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最后一场白宫记者晚宴。此外，我和贝拉克还一起赴英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国事访问，其间，我们专门抽出时间探望了我们的老朋友伊丽莎白女王，虽然时间非常短暂。
贝拉克总是对伊丽莎白女王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说女王总能让他想起他那严肃的外祖母图特。而对我来说，我则非常敬畏女王的办事效率，这也是她经历了一生的公众生活所锻炼出的一种必备的能力。几年前的一天，我和贝拉克与女王以及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一起迎接贵宾，当时，我看着女王非常友好而又简洁地问候了每一个人，促使每个人都快速通过，几乎没有给大家留下任何可以深入聊天的机会，效率之高让我惊讶不已；再看看贝拉克，明显拖沓了许多，他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总是主动与大家聊天，然后又非常详细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为此甚至还破坏了宾客队伍原先整齐的队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我们相识到现在，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常常催促他动作快点。
2016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和贝拉克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乘坐直升机飞往位于伦敦以西郊区的温莎城堡 [12] 。我们的先遣组报告说，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计划要在我们的降落点迎接我们，然后亲自开车带我们回城堡共进午餐。当然，按照经验，他们事先向我们简要介绍了需要注意的礼仪事项：我们首先要向皇室成员致以正式的问候，然后才能上车与他们一起返回城堡。我将和九十四岁的菲利普亲王坐在前排，由亲王亲自开车，而贝拉克则和女王一起坐在后排。
那是八年多以来，我和贝拉克第一次乘坐不是由特工处特工驾驶的车辆出行，而且车上也没有我们的特工跟随，这让我们的特工感到非常不安。就如那些皇家礼仪让我们的先遣组感到不安一样，他们总是忍不住担心我们的言行举止，想要确保任何一件小事都符合要求，从而保证整个过程顺利进行。
然而，当我们的飞机在广场上降落，我们下来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女王的一个举动把事先计划好的一切都打乱了，她示意我上车和她一起坐在那辆路虎揽胜的后排。我当时愣住了，努力回忆有没有人告诉过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才会更礼貌一些，是同意女王的邀请，还是坚持让贝拉克和她一起坐在后排？
女王看我站着发呆，马上明白了原因。
“是不是他们已经跟你们讲了一些规则？”她问我，然后摇了摇头说，“那些都是胡扯，你愿意坐哪儿，就坐哪儿。”就这样，女王瞬间就化解了之前那些大惊小怪的不必要的担心。
对我来说，在学生们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非常神圣的春季仪式。每年，我都会选择几所高中及大学来发表演说，我挑选学校的时候，主要选择那些有名望的演说者一般不会光顾的学校。（当然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都不在我的选择之列，很抱歉，但是，你们其实也并不需要我。）2015年，我回到芝加哥，到了南部的国王学院预科高中，在孩子们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说，不幸遇难的哈迪雅就曾在这里就读，如果她还在世的话，她也要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我们为她保留了座位，以示对她的纪念，她的同班同学还专门用向日葵花朵和紫色布料为她装饰了座椅。
我作为第一夫人的最后一轮毕业典礼演说开始了。我首先选择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州立大学，这也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非洲裔学校，我希望利用此次机会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不断追求卓越。接着，我去了纽约市立学院，主要跟孩子们探讨了多元文化和移民的价值。5月26日，也就是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天，我在新墨西哥州为一个班的原住民学生发表了演说，那些孩子刚刚从一所小型寄宿高中毕业，接下来几乎所有人都要进入大学学习。我发现，作为第一夫人，我经历得越多、越深入，就会越加大胆、坦诚、直接地去讨论种族和性别问题，比如，因为种族原因和性别原因而被社会边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要告诉年轻人，新闻报道以及政治对抗中所充斥的仇视观点的背景以及逻辑是什么，从而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永远心存希望。
我也尽力向大家传达有关我个人成长以及个人社会地位的相关信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讲述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意义。我想告诉他们，我也体会过隐形的滋味，我也曾经在隐形中生活，我和我的家族都曾有过隐形的历史。我经常告诉大家，我是一位名叫吉姆·罗宾逊的非洲裔奴隶的玄孙女，吉姆·罗宾逊可能被葬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处奴隶庄园的一块无名墓地里。每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批正在思考未来的孩子们演讲时，我常常会举例告诉他们：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隐形环境其实是可以克服的，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克服。
6月，我以个人名义参加了最后一场校园毕业典礼—玛利亚在塞维尔友谊学校的毕业典礼。那天，天气温暖晴朗，我们的老朋友、著名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她曾专门为贝拉克的初次就职典礼创作了一首诗）应邀为同学们发表毕业演说。也就是说，这一次，我和贝拉克不用上台，只需要坐在下面认真倾听、认真体会就可以了。我为玛利亚感到由衷的高兴，毕业典礼结束后，她就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欧洲，开启为期几周的毕业旅行，接着她会休学一年，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我也为萨沙感到骄傲，那天正好是她十五岁的生日，但她不准备举办生日聚会，而是要去参加碧昂丝的演唱会。接下去的暑期里，她大多数时间都将在玛莎葡萄园岛度过，在我和贝拉克到那里度假之前，她要和我们的家族朋友待在一起。她在那里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在一家快餐店找到了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我也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她那时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一双高跟鞋，正坐在附近晒太阳，她在坚持自我的同时，努力和我一起在白宫生活，一起去世界各地旅行。
我为我们所有人感到骄傲，我们在白宫的旅途即将结束。
在玛利亚的毕业典礼上，贝拉克就坐在我旁边的一把折叠椅上。当玛利亚走上讲台领毕业证书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透过他的太阳镜，我能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知道，他太累了。三天前，他刚刚为一位去世的朋友致了悼词，那位朋友是他在哈佛法学院时结识的，后来也在白宫为他工作。而两天之后，一名恐怖分子将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家同性恋夜总会开枪射杀四十九人，并导致五十三人受伤。贝拉克的工作强度如此之大，一刻也不能松懈。
他是一位好父亲，时刻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从不间断，这是他自己的父亲从来没有做到过的。但是，这一路走来，他仍然牺牲了很多很多。初为人父的时候，他已从政，他既要关注孩子们的成长需求，又不能忽视选民对他的需求。
玛利亚的毕业典礼一定让他多少有些伤感，他可能意识到，自己马上就会拥有自由，拥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但是，两个女儿却要慢慢离开我们了。
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坚强面对这一事实，孩子们的未来本就该属于她们自己。
7月末，我需要前往费城，在那里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最后一次演讲。那天，我顶着暴风雨出行，当我们快要降落的时候，飞机上下摇摆，突然开始急速下降，这应该是我在飞行旅途中经历过的最剧烈的一次颠簸，和我同行的是我的通信主任卡洛琳·阿德勒·莫拉莱斯，她已经怀孕，我担心颠簸所带来的身体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紧张会导致她提前分娩。而梅丽莎本就是一个胆小的人，即使在正常天气下飞行她也会恐慌，更不用说这种情况了，她在座位上不停尖叫。然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最好能让我按时降落，好留点时间准备我的演讲。虽然我早已适应了在各种大场合露面、演讲，但是，我依然需要充分的准备，才会感觉更踏实、更自信。
早在2008年贝拉克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为了那次演讲，我曾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直到最后我在睡梦中甚至都在记演讲内容。我之所以如此重视那次演讲，一部分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电视直播演讲，同时也因为那次演讲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非凡。当时，我被妖魔化成一个愤怒又不爱国的黑人女性，那天晚上的演讲正好是一个我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人情味的机会，我要亲口告诉大家我究竟是谁，我要用自己的言语消除大家对我的刻板印象。四年之后，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我又非常详细、坦诚地告诉大家，在贝拉克第一个任期内，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什么—他是如何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依旧是当初我所嫁的那个贝拉克；是什么让我意识到，“成为美国总统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相反，能够真正展示一个人”。
而这一次，我要在演讲中为希拉里·克林顿拉票。2008年总统竞选的时候，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异常激烈残酷，当时的希拉里·克林顿是贝拉克的强劲对手，后来贝拉克成功当选后，她又出任国务卿，忠诚而又高效。在这几届总统竞选中，除了我的丈夫贝拉克，我还从来没有对其他候选人真正产生过兴趣，因此，为其他人助选对我来说有一些困难。但是，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只要是公开谈论政治圈内的任何人、任何事，我只讲我确信的，以及我真切感受到的。
我们在费城安全降落后，我直接冲向了会议中心，到那儿的时候，我发现我只来得及换衣服，最多浏览两遍我的演讲稿。然后，我走上讲台，开始了客观真实的讲述。我讲到了我们当初刚刚搬到华盛顿时，我对在白宫养育两个女儿的担忧，后来，我又是多么为她们骄傲，她们如今已成长为聪慧的年轻女性。我告诉大家，我相信希拉里，因为她对总统这一职位的要求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她自带领袖气质，而且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相比，她的能力都毫不逊色，完全能够胜任。我也承认，当前，美国民众面临着非常严酷的选择。
从儿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件事：面对恶霸，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大声反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也绝不能让自己堕落到和他们同一档次。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名恶霸，这个男人在多种场合贬低少数族裔，并对战俘表示轻蔑，他几乎每一次发言都在挑战我们这个国家的尊严。我想让美国民众知道，言语是评判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标准—他们每天在电视机里听到的那些充满仇恨的言论并不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精神，我们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予以回击。我要为尊严呼吁，也为一个理念呼吁，那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要坚持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世代相传，也一直是我们家庭的支撑，这个核心就是“尊严”，尊严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坚持“尊严”这一核心，而且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注定是艰难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那些人，他们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并且他们每一天都在坚持这一选择。在生活中，我和贝拉克一直信奉这样一句座右铭：当我们的对手选择丢弃道德和尊严的时候，我们更要选择坚持。在那天晚上的演讲中，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句座右铭。
两个月后，就在正式选举前几周的时候，也是在大家毫无戒备的时候，关于特朗普的一盘录音带浮出水面。根据录音带的内容，2005年的时候，特朗普曾对一名电视台主持人吹嘘他是如何对女性进行性骚扰的，用词粗俗、下流至极，以至于各家媒体都开始犯难，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引用他的话，才不至于冒犯业已建立的行业道德。最后，为了如实让民众了解这位候选人的真实面目，媒体只得降低他们的道德标准。
当我听到录音内容的时候，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又一次，我从这盘录音带那妄自尊大的男性幽默和充满威胁的语言中，感受到了熟悉的痛苦：我能伤害你，还能成功逃脱。这种表达曾经出现在充满仇恨的年代，如今，仇恨早已退出体面的场合，然而，它却依旧潜藏在我们所以为的文明社会的骨髓里—它是那么活跃，那么有市场，以至于唐纳德·特朗普之流敢于在他人面前如此肆无忌惮。我所认识的每一名女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些被这个社会贴上“异类”标签的人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都不要有的经历，但是，他们很可能依然会经历。统治，哪怕是统治所产生的任何威胁，都是非人性的，也是权力最为丑陋的一种形式。
听完那盘录音带之后，我怒火中烧。根据安排，我要在接下来的那周在希拉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我决定，与其直接赞美希拉里的能力，还不如直接引用特朗普的一些负面言论。而且，我必须要那么做，我要用我自己的声音去和特朗普对抗。
当我坐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一间病房，陪同我母亲做一个背部手术的时候，我还在继续准备我的演讲词，当时，我思绪万千。到那时为止，我在生活中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嘲笑和威胁，因为黑人身份、性别以及直言不讳的性格，我曾多次遭受攻击。我甚至一度感到这种嘲笑是指向我的身体的—我在这世上实际占据的空间。在一次选举辩论中，我看到，特朗普曾昂首挺胸地走近希拉里，在希拉里辩论的时候围着她走来走去。他如此靠近希拉里，试图用他的存在去削弱希拉里的气势。我可以伤害你，还能成功逃脱。在女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不得不忍受这种侮辱和蔑视—可能是嘘声，可能是肢体骚扰，可能是攻击，也可能是压迫。不论是何种形式，这些行为无疑都伤害了我们，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所受的伤害中，一些伤口很小，几乎无法看到；一些伤口又非常大，甚至是裂开的，给我们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疤。无论如何，我们所受到的伤害都在不断积累，永远伴随着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去上班的路上，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在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做礼拜的地方，在我们准备前行的任何时候。
对我个人来说，特朗普那些评论又是一次重重的打击，但我是不会给他的言论留下生存空间的。于是，我和莎拉·赫维茨（她是一位思维敏捷的演讲稿撰写员，自从2008年起就一直和我一起工作）一起合作，将我的愤怒转化为文字，然后，在我母亲康复之后，我选择在10月的一天，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发表演讲。我对着一群充满激情的听众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的感受。“这不正常，”我告诉他们，“这不是政治，这是耻辱，绝不能容忍。”我向他们清晰地诉说了我的愤怒和恐惧，以及我的信仰：通过此届选举，美国人会真正明白，他们在两位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究竟是在选择什么。那天，我用尽全身的能量去完成那场演说。
然后，我飞回华盛顿，祈祷我的演讲大家真正听进去了。
那年秋天，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我和贝拉克也开始为我们下一年1月的搬家做准备。这次，我们只需要搬到一所新房子就可以，因为我们计划继续留在华盛顿，好让萨沙在塞维尔友谊学校完成高中学业。玛利亚当时正在休学，要去南美历险，她想尽可能远离政治圈的紧张氛围，享受一段自由的时光。同时，我恳求我白宫东翼的同事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工作，坚持到最后一刻，虽然我知道他们也需要考虑重新找工作的事情，随着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选战变得越来越激烈，大家都很难集中精力。
2016年11月7日，也就是正式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贝拉克去了一趟费城，加入希拉里和他们一家之中，在独立宫 [13] 前为她的最后一场竞选集会助阵，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选民。当晚，空气中弥漫着积极、期待的情绪，希拉里当时所表现出的乐观精神，以及民意测验显示的她有较明显的领先优势，这都让我倍感振奋。我以为，我足够了解美国民众，了解他们究竟能够接受领导人的哪些品质，不能容忍哪些品质，我为此同样感到振奋。我没有对选情进行详细推测，但我感觉胜算比较大。
到了正式选举的那天晚上，完全没有我和贝拉克什么事了，这还是多年来第一次。我们不需要提前预订宾馆套房去那里等待结果，不需要提前准备好盘装的点心，也不用打开电视机随时关注选情。我不用提前做头发，不用化妆，不用准备行头，也不用让两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做准备，更不用提前为选举结束后的深夜演讲做准备。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这反倒让我们有些紧张。这只是开始，即将回到原来的生活，这是我们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未来的滋味。不可否认，我们曾全身心地投入，但接下来的时刻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见证这一时刻。虽然知道再过一会儿工夫就会出结果，但我们还是邀请了瓦莱丽和我们一起去白宫剧场看电影。
我现在已经记不起那晚任何有关电影的事情了—不记得那场电影的名字，甚至也不记得它的类型。说真的，我们只不过是选择在黑暗中打发时间而已。我当时满脑子在反复考虑贝拉克总统任期即将结束这一事实，我们马上要着手做的事情就是和大家告别—许许多多的告别，都将非常感人，届时我们所深爱的、欣赏的员工也都要陆续离开白宫。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像乔治·布什和劳拉·布什当年一样，竭尽所能，让权力移交平稳顺利。我们的团队已经开始为继任者准备简报手册和通讯录。在离开之前，白宫东翼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将在他们的办公桌上留下一份手写便签，对即将报到的新人表示欢迎，同时许诺不论何时，都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依旧每天公务缠身，但同时也开始认真地规划我们的未来。贝拉克和我对继续留在华盛顿的计划都感到非常兴奋，但同时，我们也计划在芝加哥南部选址建立奥巴马总统中心。同时，我们计划创立一个基金会，旨在鼓励、培育未来的领导人。我们都设立了许多目标，但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为青年人以及他们的想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我也非常清楚，我们首先需要好好休息一阵子：我已经开始物色比较私人的休闲场所，我们计划1月新任总统完成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动身，去好好放松一些时日。
现在，我们只差一位新总统。
那天晚上，就在电影结束灯光打开的时候，贝拉克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然后又仔细看了一遍，同时眉毛微微一耸。
“哈，”他说，“佛罗里达州的投票结果有些奇怪啊。”
他的声音里并没有惊慌，只有一点儿小小的警觉，仿佛草地上仍有余热的灰烬突然冒出的火光。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我的心跳开始加快，犹如打鼓一般。我知道这是大卫·西马斯打来的，他是贝拉克的政治顾问，此刻一直待在白宫西翼关注着最新的选情动态，他甚至了解选情地图上各个县之间的具体动态，只要选情出现任何重大变化，大卫·西马斯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我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贝拉克的脸，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听他接下来的话。不管怎样，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突然，我感觉胃里一阵沉闷，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一样，我的焦虑迅速加剧，我甚至感到一丝恐惧。接着，贝拉克开始和瓦莱丽讨论初期选举结果，我则告诉他们我要上楼。我走向电梯，此时，我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将所有这一切统统抛诸脑后，然后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我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一切。
就在我睡觉的时候，最后的选举结果得到确认：美国选民选择了唐纳德·特朗普来接替贝拉克任下一届美国总统。
但是，我想让自己尽可能晚一些面对这一现实。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天气潮湿沉闷，整个华盛顿都笼罩在一片灰色之中，我不禁将这解读为一种默哀。时间仿佛是在慢吞吞地爬动。萨沙去上学了，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服自己接受这一事实。玛利亚从玻利维亚打电话回来说，她感到非常恼火。我告诉两个女儿，我爱她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同时，我也一直在用同样的话尽力说服自己。
最后的选举结果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比唐纳德·特朗普多达近三百万张普选选票；但是特朗普争取到了更多总统选举团的支持，通过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获得选举人的投票，他最终以不到八万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总统职位。我不是一名政客，因此我不打算对此次选举结果进行分析，我也不想推测究竟谁应该为这样的选举结果负责，或者这样的选举究竟哪里存在不公平。我只是想，要是能有更多的选民出来参加投票就好了。我也一直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会拒绝一个原本非常出色、资历深厚的女性候选人，反而去选择一个歧视女性的人做她们的总统呢 ？但是，不管怎样，木已成舟，这个结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当然也要我们自己去面对。
贝拉克当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他一直在分析选举数据。就如过去多年一样，大家都呼吁他站出来，作为一个稳定的象征，帮助整个国家面对这场意外。但是，我并不羡慕他这份工作。第二天早上，他先在总统办公室面对他的工作人员作了一场动员讲话。然后，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又在白宫玫瑰园向全国民众发表了一场冷静的、安抚式的讲话。像以往一样，他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要保持尊严；他号召美国民众互相尊重，同时，也要尊重我们以民主为基础所建立的各类制度，比如总统选举制度。
那天下午，我和我白宫东翼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挤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从其他房间搬来沙发、办公椅，然后挤坐在一起。我的团队内大部分成员都是女性和少数族裔，还有几个人出身于移民家庭。当时，很多人都哭了，感觉她们的脆弱完全暴露了出来。曾经，她们全力以赴地工作，因为她们对自己所致力于推动的事业深信不疑。那一刻，我只有想方设法找机会告诉她们，她们应该为自己是谁而感到骄傲，为他们所从事的极其重要的工作感到骄傲。我还想告诉她们，一届选举并不能抹杀我们这八年所带来的所有改变。
我们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要永远谨记这一信念，而这也正是我真正的信仰。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现实世界就是如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朝着进步的方向继续前行。
我们在白宫的生活真的到了尽头。我发现自己在回首过去和展望未来之间进退两难。我开始仔细思考一个问题：离开白宫之后，我的生活中哪些东西还将继续？
我们是住进白宫的第四十四个美国第一家庭，也是第十一个在白宫内度过了两届总统任期的家庭。同时，我们还是并将永远是第一个住进白宫的非洲裔家庭。我希望在将来，当其他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前来白宫参观时，就如当年贝拉克还是参议员的时候我带着玛利亚和萨沙来白宫参观一样，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的痕迹。我认为，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观察白宫的话，我们曾经在这里的存在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并不是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选择瓷器作为装饰元素，但是，我敢十分确定地说我们这么做了。在贝拉克第二个任期内，我们还对白宫内位于国宴厅旁边的有将近两百年历史的“老家庭餐厅” [14] 进行了重新装修和设计，使其焕然一新，以全新的现代艺术风格重新亮相，并首次对外开放成为民众参观景点。在餐厅的北墙上，我们悬挂了一幅阿尔玛·托马斯 [15] 的抽象画《复兴》，作品融合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红、黄、蓝三种颜色，这也是被白宫永久收藏的第一件出自黑人女艺术家的作品。
然而，我们在白宫所留下的生命力最强、最持久的标志并不在白宫屋内，而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那就是我们的白宫菜园。至今，这个菜园已经有七年半的历史了，它每年能够产出将近两千磅的食物。这七年多的时间里，虽然经历了暴风雪、倾盆大雨，甚至破坏力极强的冰雹，我们的菜园都顽强地挺了过来。几年前，一次狂风甚至吹翻了那足足四十二英尺高的国家圣诞树，但我们的菜园依然挺了过来。在我离开白宫之前，我想做一些事情，以给它更持久的生命力，于是，我们将它扩大到2800平方英尺，比原来面积的两倍还要大。我们还在菜园里铺设了石头步道，增加了木头长凳，并在入口处修建了一个表示欢迎的大木头门框。制作这个门框的时候我们专门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的房产以及马丁·路德·金儿时的家中进行取材。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我穿过南草坪，正式将菜园献给我们的下一代，希望它能成为“白宫永恒的传统之一”。
那天，和我一起行动的还有其他很多人，几年来，他们一直都在帮助我们推动关于营养和儿童健康方面的运动，都是我们的活动的支持者和儿童健康运动的倡议者。此外，还有几年前曾受邀和我一起种菜的班克罗夫特小学的几名五年级学生，他们如今快要长大成人了。我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都加入了进来，其中包括萨姆·卡斯，2014年的时候，他离开了白宫，为了参加此次活动，他又专门回来了。
从白宫里面看此时站在菜园里的这些人，我非常感动。我要感谢我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她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工作，帮助我分类整理手写信件、核查演讲稿内容、搭乘国际航班飞来飞去帮我提前安排各项活动。我看到她们很多人平日里都承担了远超出她们职责的工作任务，同时也看到，即使用最严苛的标准来衡量，她们不论是在工作能力上，还是个人素质上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所以说，“第一”（无论是第一家庭还是第一个住进白宫的非洲裔家庭）这一负担并不是仅仅由我们一家人承担的。这八年来，这些积极乐观的年轻人，以及几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一直都是我们坚强有力的后盾。梅丽莎跟了我将近十年了，她是我们刚参加竞选时就招募的员工，她一直在白宫东翼陪着我，直到贝拉克两届任期结束。对我来说，她将是我一辈子的挚友。和她同样情况的还有陈远美，她是我非常出色的办公室主任。克里斯汀·贾维斯的职位后来由琪娜·克莱顿接替，琪娜是个来自迈阿密的年轻女孩，工作非常卖力，她也很快成为我们两个孩子喜爱的大姐姐，对我日常工作、生活的正常运转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我心里，无论是我的现任员工，还是前任员工，她们都跟我的家人一样。对于我们之间共同的努力和合作，我一直感到非常骄傲。
为了让我们录制的每一段宣传视频都能够快速渗透到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推特上进行推送，为此，我甚至亲自与《吉米·法伦深夜秀》的主持人吉米·法伦一同打扮成“乡下妈妈范儿”，大跳“妈妈版演化舞蹈”；在勒布朗·詹姆斯面前表演飞身扣篮；与演员杰·费罗尔 [16] 共同演绎说唱歌曲，鼓励孩子们考大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努力见到了成效。现在，多达四千五百万个美国孩子每天可以吃到更健康的早餐和午餐；在“让我们行动起来”运动的倡导下，一千一百万美国学生每天都会抽出六十分钟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这也是我们“活力校园”计划的一部分。从总体上来说，孩子们开始食用更多的全谷物类食品和农产品，超大份快餐食品的时代即将终结。
通过我和吉尔·拜登的共同努力，“联合力量”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我们成功说服多家公司雇用、培训了共计一百五十万名退役军人以及他们的配偶。我们成功促成了美国全五十个州在专业许可协议上展开合作，以保证军人配偶不会因为居住地迁移而每每中断其职业发展。在当初为竞选进行巡回演讲时，这项工作是我最早了解到的民众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所做的这些就是为了持续跟进直到将其解决。
在教育方面，我和贝拉克利用筹集到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帮助全世界的适龄女孩，以期她们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教育。目前，美国和平队有二千八百名志愿者正在接受培训，而后会被派往世界各个国家实施这一项目。而在美国，我和我的团队共同努力，尽可能帮助更多年轻人获得联邦学生救助金，尽可能为校园顾问提供支持，并将“美国大学签名日”提升到国家层面进行庆祝。
与此同时，贝拉克已经设法带领全美国扭转了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还协调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决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让成千上万的驻外士兵得以回家。同时，他还有效地叫停了伊朗的核试验计划。此外，他还让全美国两千万多人获得了健康保险保障。在我们的努力下，贝拉克两届任期内没有传出任何重大丑闻。在推进工作的同时，我们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工作人员，都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和品行标准进行要求，并且坚持到底，从无例外。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变革很难用标准去衡量，但确实十分重要。在我正式送出白宫菜园六个月之前，林－曼努尔·米兰达—我于2009年在白宫“诗歌与音乐之夜”上结识的那位年轻作曲家，又一次来到了白宫。此时，他以说唱方式演绎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已经引起巨大轰动，在百老汇炙手可热，他也因此成为全球巨星。《汉密尔顿》以音乐剧的方式歌颂了美国的历史和多元文化，重新唤起我们对少数族裔的关注和理解，他们曾经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汉密尔顿》还突出了长期以来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被忽视的女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当音乐剧在外百老汇剧院中上演时，我就去看过了，而且被它深深吸引，因此当它在百老汇正式上演时，我又去看了一次。不得不说，这场音乐剧真的非常有趣，内容极具吸引力，时而让人心潮澎湃，时而让人悲伤难忍。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我看过的最好的艺术作品。
林－曼努尔将他演员阵容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带到了华盛顿，这可真是一个天才齐聚的多民族乐队。这些表演者与来自白宫周围的一些当地高中生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他们都是刚刚崭露头角的剧作家、舞蹈家以及说唱者，这些年轻人正好借此机会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一起写歌词、打拍子。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到白宫东厅进行了一场演出。当时，我和贝拉克坐在前排，四周围绕着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最后，当克里斯托弗·杰克逊和林－曼努尔一起合唱《最后一次》作为结束的时候，我和贝拉克陶醉在他们的演出之中。我们面前的两位艺术家，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一位波多黎各人，共同站在已有一百一十五年历史的枝形吊灯下，在高耸的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的古老肖像的包围中，放声高歌，犹如在歌唱“共同生活在这个我们共同创造的国家里”。至今，他们当时演出的场景和所表现出的力量仍清晰浮现在我的眼前。
《汉密尔顿》这部音乐剧之所以会让我如此感动，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历史多多少少与我的生活经历相关。它讲述了一个能够包容多样性的美国，它让我想到：在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选择将自己的历史和人生故事隐藏起来，要么是感到羞愧，要么是担心我们的人生现状与我们所树立的理想相差太远。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不时会接收到这样的信息：要想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只有一种途径，或者说，如果你的肤色是黑色的，如果你的臀部比较宽大，如果你没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享受到别人的爱，如果你的语言不同，如果你来自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你就不属于美国。这种观念似乎根深蒂固，直到有人站出来，开始讲述不同的故事。
小时候，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生活也不富裕，我的父亲身患疾病，而且我们所在的街区已开始衰落。不过，幸运的是，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我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中长大，我们所在的城市芝加哥是一个充满多元文化的城市，我们的国家重视教育，使我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改变我的命运。你可以说我什么都没有，你也可以说我拥有一切，这完全取决于你选择从哪个角度进行解读。
距离贝拉克的总统任期结束越来越近，我也开始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美国。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热爱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有幸能够近距离地感受这个国家的一切，感受它那鲜明对立的矛盾、令人痛苦的冲突、它的痛苦、它坚持不懈的理想，以及它战胜这一切的强大抗逆力。或许，我的观点有点不同寻常，但是我相信，过去这些年里，我的经历、我的认识与很多人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因为见证进步而感欣喜，因为感受到同情而感宽慰，因为看到那些隐形的、无名的人找到了生活的希望而感高兴。哪怕只是一缕微光，我们也希望它可以持续，因为只有这样，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人才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充满可能，甚至充满更多可能。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这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属于自己的故事。
[1] 美国总统每年感恩节前都会象征性地“赦免”一只火鸡，使它们免于宰杀。而获得赦免的火鸡，会被送到动物园等地，直到自然死亡。
[2] 《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也有人称《天赐恩宠》，是美国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乡村福音歌曲，被视为非洲裔美国人对抗种族歧视的象征。
[3] 彩虹旗，最常见的是用以代表同性恋的六色彩虹旗。
[4] “让女孩学习”（Let Girls Learn），这一计划旨在帮助冲突地区的女童接受教育。
[5]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1997— ），居住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的一名普通学生。马拉拉以争取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闻名，她通过博客介绍她和朋友们在塔利班政权下的生活。2012年10月，马拉拉遭到塔利班枪击，伤势严重，经过治疗于2013年在英国重返校园。2014年，她与萨蒂亚尔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6] 史蒂芬·科拜尔 （Stephen Colbert，1964—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喜剧演员、艾美奖获得者，因其幽默讽刺和扑克脸式的喜剧表演风格在美国广为人知。
[7] 加奈儿·梦奈（Janelle Monáe，1985— ），出生于堪萨斯州堪萨斯城，美国另类女歌手，代表作品有Metropolis 等。
[8] 赞达亚·科尔曼（Zendaya Coleman，1996— ），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美国女演员、歌手、舞者。
[9] 凯莉·克莱森（Kelly Clarkson，1982— ），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美国女歌手、演员。2002年，凯莉·克莱森成为第一届《美国偶像》比赛的冠军。2006年，凯莉荣获第48届格莱美奖所颁发的“最佳流行女声”和“最佳流行专辑”两项大奖。
[10] 戴安·华伦（Diane Warren，1956— ），美国知名作曲家，当代最优秀的音乐创作者之一，她的作品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有种说法：每五分钟，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就有一个人在听她写的歌。
[11] 梅西·埃丽奥特（Missy Elliott，1971— ），演员、歌手，曾荣获十七座MTV音乐大奖提名、五座格莱美奖，以及五座灵魂列车音乐奖，并在出道短短五年之内两度获得美国《滚石》杂志“年度最佳嘻哈女艺人”的封号。除了在音乐上有着非凡的地位，梅西·埃丽奥特还深深影响着街头文化。
[12] 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伯克郡温莎-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的温莎，距伦敦近郊约四十千米，是现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
[13] 独立宫（Independence Hall），美国著名历史纪念建筑，位于费城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独立大厦内，那里曾诞生过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也曾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指挥中心，是美国独立的象征。
[14] “老家庭餐厅”，1825年由时任总统的亚当斯设置，最初是作为第一家庭的餐厅。后来，第一家庭的餐厅移至楼上的私人居住区后，历任总统均把“老家庭餐厅”用于举行小型正式宴会，包括与外国元首举行工作午餐等。
[15] 阿尔玛·托马斯（Alma Thomas，1891—1978），非洲裔表现主义女画家。
[16] 杰·费罗尔（Jay Pharoah，1987— ），美国演员，曾经在《周六夜现场》扮演贝拉克·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