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媒体，韩署长还是一直重复着他标志性的“无可奉告”，但记者们还在套话。他们从上次的审理中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而韩世清也被迫承认警方没能掌握任何线索。他设法避免让谭礼士、博瑟姆和比涅茨基的名字见报，同时回避诸如谁在协助调查等问题。媒体说他“吞吞吐吐” [65] ，并暗讽北平警方办案不力。

韩世清呼吁知情人士站出来，并称使馆区巡捕房悬赏征集有助于捕获杀害帕梅拉·倭讷的凶手（们）的消息或相关证据。他们把英文版的启事交给媒体刊登，悬赏金高达1000银圆，即330美元。对于北平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算得上一笔财富了。一个普通家庭每年只需不到100美元便可维持生计。

但倭讷抨击这种悬赏模式。他争辩说：宣传单也该用中文印刷，且赏金应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同时还要承诺保护领取人并隐去其姓名。这样一来，当地的中国人就不会怀疑这是陷阱，因为中国公众对当局一般不太信任。菲茨莫里斯领事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坚称：任何人——无论中外——必须亲自认领赏金。

韩世清手下的警官们找到了北平大多数据称认识帕梅拉的人，但所有人都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要么有酒店预订单和火车票证明当时自己不在北平，要么和父母同事一起待在家里。博瑟姆督察奉谭礼士之命（同时也取得了韩世清的同意）讯问了每个人并录了口供。韩世清随后派自己的手下查实他们的陈述。所有人都过了关。所有人都被帕梅拉的死吓坏了。

于是，帕梅拉的形象越发清晰。男人们说她快乐有趣，是个喜欢出去吃午饭、泡咖啡馆和溜冰的女孩，也是一个喜欢跳舞和欢笑的女孩。她自由地约会，很多约会对象不敢相信她还在上学。帕梅拉没有提到学校，他们认为她是个成年女性，而不是女学生。

警官们把倭讷提供的男友名单上的人一个个划掉，最后只留下两人。他们没有找到那个千方百计邀请帕梅拉，结果除了被她父亲打破鼻子外一无所获的中国学生。倭讷曾告诉警方：这个学生来自奉天，名叫韩守清（音译），他曾在北平南郊的高等师范学校读书。

警察去了学校，但韩守清已经退学了，校方认为他已经回到奉天老家的父亲身边。此路不通。警方也找过约翰·奥布莱恩，那个在天津被帕梅拉迷得神魂颠倒的年轻人，有人说他现在在北平。但他们又一次碰壁。又是条死胡同。

周二早上，媒体透露天津英租界巡捕房的总督察谭礼士已插手韩署长的谋杀案调查。外国侨民都很开心。一位英国警官——一位“苏格兰场的干将”而不是别人——插手此案，面对这类报告，上海的《字林西报》积极回应称“乐观主义占了上风”。 [66]

记者们团团围住莫理循大街警署，但只能等在警署入口处的台阶上。这群外国记者引来了好奇的当地人，很快这一带变得人头攒动。在太平年代，莫理循大街上总是熙熙攘攘。这条宽阔的大路就在使馆区北面，道路两边种着刺槐，是中外居民杂居的为数不多的几条街道之一。时髦的欧洲人和富有的中国女子在百货商店和古董店里采购，在俄式西饼店里买甜面包或奶油蛋糕，或是去干洗店和药店。家境一般的中国人沿街道徐步缓行，照顾附近东安市场里小吃摊和小贩的生意，或是前往隆福寺。隆福寺有数以百计的摊子，销售瓷器、玉器、漆器和丝绸，以及玩具、食品和小猫小狗。

小汽车、无轨电车与人力车、行人和自行车在莫理循大街上赛跑。穿着旧式蓝长衫的男人戴着已磨损的软毡帽，围站在一起或蹲在角落里吸烟，同时投入地讨论着。穿白长裙的保姆带着她们照管的外国婴儿漫步，呼吸新鲜空气。这条大街是东西方世界的交会处。救世军 [67] 总部也设在这里。其成员穿着制服，敲着鼓，吹着长号在街道上游行，伴着《基督精兵向前进》（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的乐曲从街道一端走到另一端。他们的滑稽动作让中国人摸不着头脑，被逗得笑起来。总的来说，这些顽固的家伙拒绝皈依任何宗教。

最后，韩世清出现了。他站在警署台阶顶上，披挂着全套警察行头，戴着帽子，手枪插在枪套里。谭礼士略微退后一点站着，穿着便衣。现在已经不需要隐藏了。按照礼仪要求，韩世清要对媒体发表演讲，因为这是他负责的案子，此处是他的警署。但他仍然没有透露细节，没有暗示杀人动机，也没有揭露嫌犯姓名以飨记者；他只想对受害人悲伤的父亲说一句话。

“我会尽全力使谋杀帕梅拉的凶手伏法。”他对聚集起来的人群说。 [68]

这就是各家报纸得到的全部信息了。若非必要，韩署长从不向媒体透露消息。他并不好大喜功，也不是那种希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名字的人。此外，他也不想把自己高高架起来，因为捧得越高，摔得越狠。谭礼士与他意见一致，认为言多必失。

然而，距帕梅拉的尸体在狐狸塔下被发现已近一周。记者们开始要求血债血偿。他们大声喊出问题，同时闪光灯不断爆开。韩世清只是微笑，向他们摊开双手，手心向外，示意已没什么可说，以此表达谦卑的歉意。随后警探们回身，消失在警署里。

奔忙一天，却一无所获。当天晚上，谭礼士在六国饭店吃着热乎乎的炖肉。倭讷在案发当夜的所有行动都已核实。他的用人、古雷维奇一家、使馆区巡捕房的接待警员，以及他穿越城市所到之处的形形色色的看门人，都做证称自己见过他。总之，谭礼士并不认为倭讷是凶手。这样的指控太恶毒、太疯狂了。他打心底里认为那位老人不是杀人犯。

谭礼士正在用餐时，餐厅经理过来告诉他：博瑟姆督察打电话来找他。谭礼士走进经理办公室，拿起那只沉重的人造树胶听筒。

博瑟姆十分激动。“他们抓到一个外国人，衣服上都是血，”他告诉谭礼士，“他住处的血更多。我们已经查封了房间。他现在在莫理循大街。他拒不招供。”

“他叫什么？”

“他什么也不说，但韩说自己认识这个人，并叫他平福尔德（Pinfold）。”

“我马上到。”谭礼士觉得胃里空空如也。他们找到了血迹。 [69]

中国警察排查“恶土”里每间公寓和宿舍的辛勤工作终见成效——他们找到了一名嫌犯。此人是在一间昏暗肮脏的下等旅馆房间里被发现的，房里满是老鼠、蟑螂和斑疹伤寒病菌。这里的房间可供时租、日租或周租，只要预付现金就没人会问这问那。这里住着穷苦的白人和想隐姓埋名的中国人。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里的价格已经低到无可再低了。这个男人住的小房间里没有厕所，只有一扇糊了纸的窗户。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满地垃圾的后院。

韩世清已经起获了房间里的物品：一双染着血迹的鞋、一把鞘上带血的匕首和一条上面有更多血迹的撕破的手帕。房东太太是位白俄。她进屋查看房客是否还在（从而确保他不会逃租）时，注意到那把匕首并报了警。韩世清把这些东西和那人的衣物拿走，放在牛皮纸袋里，送到北平协和医学院。那里的专家们被请来，又将在漫漫长夜里工作。这是血迹无疑，但是谁的血呢？

该房间的住客平福尔德被带到莫理循大街警署，一位年轻的中国巡警把韩署长拉到一边。他认出了这个外国人。案发后，这位巡警奉命在狐狸塔下的罪案现场当值数天，保护现场，以备警探们再去调查。这个老外就混在经过那里的好奇当地人中间。巡警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当时曾在现场附近徘徊的外国人为数不多。平福尔德当时似乎很不安，盯着尸体曾经躺卧的那一块地方看，同时脚还在地面上蹭来蹭去。而且按北平白人男性的平均标准看，此人特别潦倒。

平福尔德在莫理循大街警署的审讯室接受讯问。房间里有坚硬的砖地和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桌下放着一只满是污迹的白搪瓷痰盂。韩世清和谭礼士坐在桌子一边，平福尔德坐在另一边。两位警官和嫌犯身下都是硬靠背的扶手椅，坐起来相当不舒服。博瑟姆督察站在门边。

一只孤零零的电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屁股上拖着电线。屋里一直很冷，好让嫌犯保持清醒。窗户离地面很高，没人能看到外面，只能听到警士们换岗时的喊叫声和戏谑的交谈声从院子里传来。光秃秃的墙面被粉刷成白色，只在韩世清的头顶上方挂着一幅巨大的孙逸仙医生的肖像。

这是韩世清的地盘、韩世清的嫌犯、韩世清的审讯。严格来说，谭礼士本不该插手，他的职权只限于使馆区内，但韩世清尊他为首。没有律师，没有宣读权利的环节，没有录音设备，审讯前也没有宣誓。

谭礼士暗地里瞥了那人一眼，发现他看起来泰然自若，似乎习惯了这种环境。在苏格兰场长达十五年的工作经验用来判断某人是否进过局子是绰绰有余的。很明显，此人已不是“初进宫”了。

进审讯室之前，韩世清向谭礼士介绍了那处公寓、那间环堵萧然的斗室和房东太太的怀疑等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此人名叫平福尔德，但之前没和他讲过话。他觉得这是个加拿大人，也许是英国人，不然就是美国人。

韩世清是怎么认识他的呢？谭礼士问。随后他了解到此人在北平已经住了很久，于1920年代来到这里，当时比现在看上去要强壮得多，还有份工作。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许多军阀都曾进驻北平，他当过其中一位的保镖。当时军阀们豢养私人武装，效忠的对象时有改变，统治的领域也一再易手。最后，日本人到来，解决了东北地区最后几股顽固势力。

平福尔德为之服务的那位军阀住在一处大院子里，它位于一片后来成为“缓冲区”的开阔地边缘，之后这地方就变成了“恶土”。这位军阀的地产几乎延伸到鞑靼城墙，在韩世清的管辖区之内，韩世清过去为他操了不少心。许多北方军阀喜欢雇用外国保镖，因为他们同任何一方势力都没有瓜葛，而且只要能拿到钱，对雇主就总是忠心耿耿。此外，他们通常有行伍经验，有这样的扈从对军阀来说也是有面子的事。这些雇佣兵大多是白俄和前沙皇骑兵军官。他们无处可去，除了打仗别无所长。但还有其他少数游手好闲的外国侨民混迹其中，平福尔德就是其中一员。韩世清曾多次见他在鞑靼城墙上守卫那位军阀的府邸。

后来那位军阀走了。韩世清不记得原因了。他是被暗杀了吗？还是遭遇了政变？或是他不愿再做变节者，领着军队和忠诚的部下投奔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也许他只是退休了，现在和姨太太们安全地住在上海，还带着鸦片枪和一笔巨款——只有少数军阀才能设法做到这一点。韩世清相信：从那时候起，平福尔德就开始在“恶土”上闲荡。但他不清楚此人究竟在做些什么。那些外侨弃儿们在“恶土”中又能做什么呢？为廉价酒吧或妓院看场子？经营赌场或卡巴莱歌舞厅？拉皮条？走私军火？向水兵们或其他外国人卖毒品？这些都是落魄潦倒之人的标准活计。

韩世清已经要求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公使馆提供所有关于平福尔德的细节，但他对此不抱希望。平福尔德这样的人不会在书面记录上留下踪迹，也不会主动去登记。

在平福尔德的住处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供确认其身份的东西——没有护照，没有银行存折，也没有文件。警官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但此人除了身上那套稍嫌过时的脏污西服外，几乎身无长物。他们只找到了几件旧衬衫、几件内衣、一件厚重的冬季外套和一只破旧的手提箱，箱子里面空空如也。他唯一一双鞋上溅了血，已经被韩世清没收了。他现在穿着双比脚小了几号的中式草鞋。

除了衣物外，他仅有的财物是一块廉价的破腕表和少量的中国银圆，但他没有钱包。房间里只有一床一椅、一柜一桌、一个便壶和一只有烧焦痕迹的铸铜烟灰缸——这些都属于那位白俄房东。没有所爱之人的照片，没有家书，没有小装饰品或纪念品——平常人生活中的常见物品一样也没有。

那位房东太太确认那把匕首属于他本人，她之前在平福尔德的房间里见过它。韩世清让他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然后发现了几枚中国硬币（数额略多于下周要付的房租）、一包廉价香烟和一盒从欧林比亚的卡巴莱歌舞厅拿走的火柴。欧林比亚是“恶土”里一家新开的俱乐部，老板是一位华人，韩世清随后会去查一下那里。平福尔德手里还有一套钥匙，和公寓房间的门锁不配套。他拒绝透露这些钥匙属于哪里。

谭礼士想知道他是否还有个人物品存放在“恶土”外的朋友处，等境况好转再去取。那些落魄者或暂住某地的人有时会这样做。

现在，他看上去很平静，还接过了香烟，一直抽到只剩下烟蒂。谭礼士猜他大约40岁，和自己同龄。他能看出此人曾经很强壮，可能在军队服役过一段时间。可他现在瘦成了皮包骨，而且营养不良。他松弛的皮肤干枯暗淡，还带着痘痕。他身体状况不佳，有时气喘吁吁，像个哮喘患者。他也许吸毒，或者不过是健康欠佳。他的头发很短，但打理得很糟糕，也许他自己理发以节省费用。那头油腻的头发确实该洗了。他的牙齿状况堪忧——它们被烟草熏得发黄，而且已经腐烂。他的指甲被啃得见了肉，指关节处有老茧。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穷困潦倒的倒霉蛋。他吐在痰盂里的褐色痰液说明此人身体状况不佳。

到目前为止，这个男人甚至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当韩世清叫出平福尔德这个名字时，他甚至不愿点头认下。谭礼士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又尝试了一次，问那人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年纪住址为何，但每次都没有得到回应。

“你能告诉我们1月7日当晚你在哪里吗？”谭礼士又问了一个问题，但仍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接着问：“俄历圣诞节呢？1月9日那天你去狐狸塔做了什么？” [70]

那人一言不发。他没问为什么自己会被带到莫理循大街警署的审讯室里，也没问他们要干什么。他没问为什么他的鞋子、刀和手帕被没收了，或自己是否受到了正式指控和逮捕。他没有提起帕梅拉的名字，尽管有人在罪案现场见过他，尽管关于她的新闻登上了报纸头版。他拒绝解释鞋上的血迹和房里那把带血的匕首。他没有要求见领事官员、律师或联系任何人。他坦然自若，并没有口出怨言，只是一言不发。僵局。

最后，韩署长把他投入警署的一间冰冷牢房，让他和毒贩、瘾君子和小毛贼们共度那个夜晚，看这样能否撬开他的嘴巴。

中国沿海城市的报纸报道了这次逮捕，并确认被捕的是欧洲人，而非中国人，但没有透露其姓名。记者们宣称是督察博瑟姆逮捕了此人，但他拒绝和媒体交谈。路透社提到了染血的鞋子、手帕、匕首和刀鞘。很明显，他们得到了内部消息。

医学院的法医还没有反馈任何信息；谭礼士、韩世清和博瑟姆重新回到了那间墙面被粉刷成白色的审讯室里，各就其位；孙逸仙依然向下凝视。在牢房里度过一夜之后，平福尔德看上去老了一些。他的下巴长满灰色的胡茬，眼下出现了深色的眼袋。他可能很疲倦，但仍然不吭声。可能仅仅一晚还不足以使他改变主意。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从头提问，耐心地逐一重复头一天提出的问题。

一无所获。那人几乎当和他同处一室的警探是空气。于是谭礼士另辟蹊径，把那天的报纸给平福尔德看。头版是帕梅拉的照片，上方的大标题是“英国女孩被分尸，证据指向穷凶极恶的室内犯罪”。 [71]

谭礼士觉得对方的目光好像闪烁了一下。这个人又扫了一眼，随后垂下头。总督察开始列举细节，包括狐狸塔、尸体上的切口、肢解行为、消失的内脏、性骚扰，却仍然一无所获。他们停下来去吃午饭，把他一个人晾在那里，让他独自紧张焦躁。

那天下午，他们确认了他的身份。加拿大方面说他们认为此人确实名叫平福尔德，是他们的侨民，他们也对此人很感兴趣。小道消息称他是加拿大军队的逃兵，领事馆正在联系渥太华的加拿大皇家骑警保安队，以期得到更多细节。有传言说平福尔德从加拿大的营房里逃出来，投奔美国，并在那里（也许是芝加哥）留下了犯罪记录。随后他横穿整个国家到达旧金山，登上一艘船经马尼拉来到中国。在加拿大方面为他保存的档案里有一张便条，说他经常去天桥观看公开行刑。很少有外国人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大多觉得那场面太残忍了。

加拿大公使馆与美国人联系，看能不能在美国或美国管理下的马尼拉有所发现（马尼拉有自己的罪恶的白人地下王国，经营着赌博、卖淫、毒品买卖等生意），但这需要时间。

加拿大人丢过来的信息中，有一件事引起了警探们的注意。有人经常看见平福尔德在船板胡同里转悠，尤其经常去那条街上一间白俄开的廉价酒吧。那地方的门牌号是27号，但没有正式名字，由一对姓奥帕里纳（Oparina）的夫妇经营；隔壁的28号则是一家妓院。

船板胡同是“恶土”的主干道，东连使馆区，西达盔甲厂胡同，正好位于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帕梅拉的地方和她自称要去的目的地（即她的家）之间。大家都说为了避开“恶土”，她总是会走顺城街。这条小路有几段经过鞑靼城墙墙根，有时则从墙上通过。路面上不能走机动车，只有行人、自行车和人力车可以通行无阻。她的父亲也曾坚称帕梅拉对“恶土”里弯来绕去的胡同不太熟，而且她害怕在里面迷路。但没有目击证人主动站出来确认她在遇害当晚的行进路线。警方只好假设她当时习惯性地取道顺城街。

然而，如果她终究还是没有习惯性地走老路呢？如果为了抄近路回家，她沿着船板胡同横穿了“恶土”呢？船板胡同的狂热人群当时正忙于庆祝俄历圣诞节。她如果沿着船板胡同走，肯定会经过27号的奥帕里纳酒吧。

他们需要重新仔细考虑这种可能性：假设平福尔德当时在船板胡同，而帕梅拉正好经过，这两人的路线是否会交会？他们是否会狭路相逢，导致案件发生，从而在平福尔德的鞋子、手帕和刀上留下血迹？如果谭礼士能找到动机，他所谓的“案子”就构件齐全了。

周四晚上，莫理循大街警署的巡警突袭了船板胡同27号。韩署长率二十位巡警负责执行这次行动。谭礼士则回到六国饭店，置身事外。一间位于“恶土”的酒吧显得过于公开了。若他在那里现身，消息肯定会传回北平公使馆和他在天津的上司的耳里。他随后就会因在使馆区外进行调查而遭到申斥，甚至还可能被召回。

但没人提到博瑟姆督察的职权范围，所以谭礼士让他跟着去，尽可能观察一切。如果事后有任何谴责，作为直属上司的谭礼士会站出来接招。

船板胡同西侧是酒吧和妓院，东侧则是便宜的中国餐馆和营业到很晚的咖啡厅。你能买到串在木制烤肉叉上的大块羊肉（也就是所谓的串儿），还有煎饼（一种轧制的薄烤饼，做法是在面糊上打个鸡蛋再卷起来）。北平的街头美食廉价管饱，在中外夜猫子间很受欢迎。

小饭馆满足了站街女郎的需要。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她们可以在这里和鸡头碰面，或是在妓院外与恩客相会，私下进行不入账的交易。“恶土”里没有街灯，但在几处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如白宫舞厅外，会有高悬的明亮电灯泡；胡同两侧的酒吧和餐馆外有喜气洋洋的红灯笼，用来招揽顾客。人力车夫在寒风里走来走去，寻找客人。

虽然严格来说，这里是北平的华人区，但外国侨民人数居多，他们中混居着犯罪分子、毒贩、酒鬼和皮条客；还有几群好奇的、口袋里有几个钱的外侨纡尊降贵来体验这里的夜生活。这片区域是白俄和朝鲜妓院的天下，只有寥寥几家中国窑子。中国人的活动主要在别处进行——多在使馆区的西侧。

大多数妓院修了院墙。它们被匆忙建成，虽然灰泥抹得乱七八糟，但墙外的人无从窥视墙内。其入口大门处由白俄大汉和外表凶狠的中国人把守，后者通常来自山东，那里的男人的块头和凶恶程度据说在全中国首屈一指。这两伙人眼里都揉不下沙子。廉价酒吧的大门向所有想碰运气的人敞开。在这里，韶华已逝的白俄女人们用双氧水把头发漂成金色，挑起她们精心描画的眉毛，挑逗那些昏头昏脑、脚下虚浮、囊中羞涩的家伙。

船板胡同27号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这所大屋子里有张齐胸高的吧台，还有木椅和东倒西歪的桌子。屋里烟雾缭绕；酒水度数很高，但品质并非顶级，而是廉价的克里米亚葡萄酒和格鲁吉亚白兰地。这间酒吧由奥帕里纳夫妇照管，只收现金，不开单据，且坚持概不赊欠免开尊口的原则。旁边几间稍小些的房间可以用来玩纸牌，里面更是烟雾弥漫，酒水也消耗得更快。有些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妓女在周围晃荡，寻找客人，但不能进屋拉客。警察到来时，隔壁的妓院已关门熄灯，然而妓女们还有许多其他地方可以做生意。

奥帕里纳酒吧里也有卖淫活动以及鸦片和海洛因交易，很可能还有其他见不得人的生意，包括幸存下来的军阀和更可怕的黑社会之间的军火生意。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经常光顾者都是白人，因此此处并非宋将军的政务委员会开展扫毒行动的目标，之前警方从未搜查过这里。

尽管如此，27号门口的山东打手们很识相，没去挡韩世清的路；这里是他的辖区，也是所有罪恶的核心和灵魂。韩世清采取了经典的清场方式：留声机关掉，灯打开，所有人都坐在座位上。几位个头更大的巡警守在门边，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这里没有后门，只有一堵高墙，墙头嵌着碎玻璃，隔开了下流的“恶土”和高雅的使馆区。

巡警们核对酒吧里每个人的身份，讯问他们，把帕梅拉的照片给他们看。来此寻欢作乐的重要人士很快就被放走了，一群下值的醉醺醺的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士兵被送回他们的公使馆；老酒鬼们和奥帕里纳夫妇则被留了下来。

没人见过帕梅拉，但许多常客认识平福尔德。大家似乎都不觉得为此人保密是一种光荣。奥帕里纳夫妇承认他是老主顾。其他人说他是个拉皮条的，把妓女介绍给来船板胡同的下值士兵。但没人记得在1月7日星期四俄历圣诞节那天他是否在酒吧里。那天晚上人特别多，长夜漫漫，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

至于帕梅拉，“恶土”里从来不缺金发女人，无论是天生的金发还是双氧水漂出来的，但她们中没英国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也没那么高。“恶土”是白俄的地盘，并不适合一本正经的英国女孩独自探险。

巡警们抓住几个妓女，拦下一辆马车，把她们带去莫理循大街警署审问。博瑟姆想搜查隔壁的妓院，但奥帕里纳夫妇告诉他那里已经关门了，老板们走了。

离开船板胡同27号后，韩世清和博瑟姆穿过“恶土”，直奔欧林比亚卡巴莱歌舞厅，从平福尔德口袋里找到的那盒火柴就是从那儿拿的。韩世清知道那个地方，也认识那里的中国老板：他是北平人，去过巴黎，发了大财。此人在使馆区边缘和整片“恶土”中经营了多家小旅馆，但现在大部分时间待在法国，照管他的企业股份。他不在时，这家卡巴莱歌舞厅由一位美国人经营。

这又是一座匆匆建起来的新建筑，极具“恶土”特色。但少许油漆、几块桌布、昏暗的灯光和永远弥漫的香烟烟雾掩盖了其偷工减料的本质。它的屋子相当小，是那种典型的歌舞厅。屋里有十一二张桌子、隐蔽的入口，有侍者提供服务，还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台上一支双人俄罗斯乐队和一位歌手正在演出，音调相当低。六位雇来的俄罗斯舞女在活跃气氛，她们讲法语，好显得自己是上等人，还自称前俄国贵族。然而她们的法语很糟糕，自封的头衔也十分牵强。

即使在“恶土”，欧林比亚也只能算是一处业余的娱乐场所。它一直营业到午夜或更晚，也无甚出彩之处。妓女们在这里放松，讨好鸡头或中意的恩客。如果男人羞于被看到与某些女人为伍，就带她们来这里；女人们则在这儿和与自己有缘无分的男人见面。他们与舞台保持距离，在后面的桌旁抱成一团。桌上的台灯射出宝石红的光，掩盖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和偷情行为。

俄罗斯看门人把韩世清和博瑟姆请进酒吧，安排他们坐下，自己去找经理。经理名叫乔·科瑙夫（Joe Knauf），是个45岁左右的家伙，长得矮壮结实。韩世清点头致意，并把博瑟姆介绍给他。这位美国人叫了威士忌请两位警探喝，他们接受了——这个晚上真是够累。他们碰了杯，一饮而尽。没等警官们开口，又一轮酒水被端了上来。

科瑙夫已经知道27号遭到搜查——在“恶土”的秘密情报网中，消息的传播迅如闪电。在他看来，那个酒吧格调不高，奥帕里纳夫人又是个他信不过的白俄婊子；其隔壁28号的窑子还曾是个传播瘟疫的垃圾场。

他也认识平福尔德，后者来过欧林比亚几次，而且科瑙夫也在“恶土”的其他地方见过他。他们两人有好几次曾一起去西山打猎。据科瑙夫说，有那么一拨人不时去打猎，好离开城市稍事休息。然而，现在这也不太容易了，因为“小日本”们正到处窥探。

科瑙夫是个看起来很可靠的硬汉。他面带友好的微笑，故作亲密地拍着警官们的后背，显得十分温和敦厚。然而，谈到俄历圣诞节时，他就记不起来是否看到过平福尔德了。他讲的经过与之前警察们得到的消息相同：那是个疯狂的夜晚，大家都喝多了。那些俄罗斯人可真会狂欢庆祝，当然，这对营业额有百利而无一弊。每个人都可能走进店里，从吧台拿走一盒火柴，反正科瑙夫是不会知道的。他耸了耸肩。然后他问这跟帕梅拉·倭讷有关系吗？韩世清做出肯定的答复后，这个美国人说那案子真可怕，而且根据媒体报道，她曾是个漂亮的女孩。他也在天津的报纸上读过此事，当时他去那边待了几天以处理生意上的事。

再没什么能打听出来的了。科瑙夫又为警探们叫了一轮酒水，并邀请他们留下来看演出。几位客人起身，伴着白俄爵士乐四重奏跳舞、拥吻。而韩世清和博瑟姆则一直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