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礼士已经安排好天黑后与常任秘书多默思在六国饭店见面，以便在饭店营业高峰之前进行一次安静的谈话。尽管日本人正逐渐占据主动，六国饭店的酒吧仍然是外侨八卦和密谋的中心。新来者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很快这一切都将是他们的了。
在北平的其他地方，日军也高视阔步，视这座城市为禁脔。他们的装甲汽车已经开上街头，东京称这不过是军队定期换防，但没人相信。蒋介石将如何应对呢？南京国民政府一言不发。而且，难道只要将北平当作羔羊献祭给日本人，就能使东京对领土的野心得到满足吗？考虑到挑衅事件在上海也逐渐增多，这种想法似乎不太实际。
在热闹的顺利饭店的酒吧里多待一会儿，你就会听到更多的酒后真言：“小日本”将会横扫中国，他们是唯一懂得纪律和效率的东方民族。1905年，他们已经给了俄国人一记狠狠的耳光，遏制了沙皇的扩张。这么说可能很残忍，但使馆区的外侨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最好是让日本人管起来，而且日本人还会消灭那些共产党。或者倒不如说，从伦敦、巴黎及其贸易利益的角度看，日本人是最佳选择。
常任秘书多默思已把倭讷的官方履历交给了谭礼士，就是那种即使前方是刀山火海，英国公使馆也不会更易一字的履历。尽管内部有不和、积怨和隐秘的丑事，但帕梅拉之死使外交界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挡住外人窥探的眼睛。多默思警告谭礼士：公使馆帮不上忙；实际上他们只会帮倒忙。国格兹事体大，帝国一致对外。谭礼士明白这种心态，这就是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说的“失去已得之乐实非吾等所求”。也就是说，我们要紧紧抓住手里的东西，不要以为一两个死去的女孩能改变现状。无论如何，声誉和脸面万不可失，甚至一位英国公民被肢解，然后被弃尸在离使馆区仅一英里远的地方，也动摇不了这一点。
确实，公使馆帮不上忙。谭礼士曾经向他们索要倭讷的信息，只得到了一页简历，上面仅有他的出生日期、在中国的简要职业生涯和退休日期等寥寥数行。这不过是乏味的名词解释，而且算不上详细。但至少谭礼士还能拿到些东西，公使馆就一直在敷衍韩世清，没人愿意费心给他回电话。
但看起来多默思似乎想私下爆些料。这位常任秘书可能是在北平认识倭讷时间最长的人。他是位北平通；但倭讷比他还早到北平十五年，现在仍是老中国通中最年长的一位。
谭礼士和多默思避开所有人的视线，找了张桌子坐下来，只有穿着拖鞋的白衣中国侍者静悄悄地上前，送上威士忌兑苏打水，换下每人身边架子上的黄铜大烟灰缸。地板上的痰盂是北平酒店里的标配，但外国人不会用它。棕榈叶间，女士和佳公子在啜饮六国饭店的招牌香槟鸡尾酒、杜松子利克酒或雪利酒。从吧台后面的鸡尾酒调酒师手中，冰块和金属轻轻碰撞的声音隐隐传来。一支弦乐四重奏乐团正在演奏轻柔细弱、隐约可辨的情调音乐，它们来自1935年最流行的专辑，最后终于传到了北平。这座城市尽管尝试过，但终归赶不上伦敦、巴黎和纽约的步伐。
谭礼士和多默思专心地喝着威士忌。多默思通常酒量不大，但今晚他大口痛饮。他在目睹了狐狸塔下的场面后惊呆了，至今仍未恢复；他再也无法把帕梅拉的尸体从记忆中抹去。谭礼士也有些不适，尽管他更习惯看到尸体，因此胃口也更不容易受影响。他把尸检报告展示给多默思看，常任秘书浏览完后一口饮尽威士忌，然后又叫了两大杯。
现在，谭礼士随口问多默思知不知道帕梅拉在天津文法学校过得不开心的原因。常任秘书也毫无头绪。说起来这更该属于谭礼士的职权范围。多默思如此回答道。如果有人应该知道这件事，那就是谭礼士。
这是今天第二次有人告诉谭礼士他应该知道某些事，然而实际上他一无所知。这使他有点不安。他读了帕梅拉的日记，但一无所获。日记里记录了夏季野餐的故事、午餐和舞会时的流言——在他眼中都是些少女的无聊琐事。这些记载看起来无忧无虑，与那种深刻的忏悔相去甚远。日记无法帮他锁定任何嫌犯。
他把话题转到坊间流传的关于倭讷的八卦上，在这方面多默思倒是有很多可讲。关于这位年迈学者的生平，那些非官方的说法一部分来源于事实，另一部分则经过演绎，充斥着暗讽和些许背后中伤的谣言，与公使馆提供的信息相去甚远——这也在意料之中。倭讷过去的故事通过打给莫理循大街警署的电话、留在警长桌上的便条，以及酒店和酒吧里的谈话重新浮出水面，再次流传开来。看起来北平有意将倭讷的事一吐为快。每个人都有关于他的故事要讲。
并非所有人都视他为上了年纪、人畜无害的前外交官、学者或悲痛的父亲。对某些人来说，他是个情绪起伏不定的孤僻古怪之人，几十年来一直是他们的八卦话题。诚然，他非常聪明，但英国政府驻华最高层的某些官员认为他极不可靠且不够称职。他们认为倭讷是个自负的人，头脑里充满了奇怪的激进思想；他们曾正式提出要他去职，但他反击回来，大量树敌。大家认为此人可能会犯下谋杀罪——也许之前已经犯过。
北平外侨的社交圈子里有句口头禅：“在北平，我们并不关心过去。”在六国饭店的鸡尾酒会上、公使馆的招待会上、位于跑马场的赛马俱乐部围场里，或是在温度更宜人的西山度过漫长的周末时，他们反复对来访的客人这样说。然而实际上，过去就是一切。从根本上说，这座城市里的谣言就滋生于人们的过去：他们为什么在北平？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在躲避什么？所有人的衣橱里都藏着一具骷髅 [50] ，而北平外侨圈子的主要社交活动就是把这些骷髅挖出来，使其大白于天下。
在倭讷作为驻中国的外交官的职业生涯中，他先是迅速攀升，接着便戏剧性地跌落。从很早起他就不得人心；这种无法撼动的偏见困扰着他，然而他也并未尝试改变。几个老中国通仍然能记起，他因为自己的相机和别人吵了一架，随后挥舞着马鞭闯进雍和宫的喇嘛队列中。时值1888年，他刚满24岁，在英国公使馆工作。当时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
此事被倭讷当天的同伴记了下来。此人名叫亨利·诺曼（Henry Normann），是位惯于哗众取宠的写手，为《蓓尔美尔街报》工作。在诺曼笔下，倭讷似乎是个脾气暴烈的人，很爱和别人吵架；英国公众则反复阅读他们的轶事。
倭讷当时很暴力吗？也许吧。但即使在五十年后的1930年代，雍和宫仍被认为对外国人很危险。僧侣们经常向参观者勒索钱财。
除了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次大发雷霆外，倭讷本身也无法与驻在地的外侨小圈子和谐共处，这在那些长舌者和老中国通眼里就是罪过。在澳门，他甚至曾被一位要人，也就是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英国驻北平公使、易怒的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爵士训斥，只因他“不合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公然对葡萄牙驻澳门首席大法官无礼，尽管个中细情人们不得而知。倭讷被迫道歉，然而据说当时他很没风度。他以“唐突”闻名，在海外的英国人圈子里，这种指责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有人说：倭讷因在福州上游的罗星塔任职而精神严重错乱。事实上，在那里没有几位外侨，他可以说是形单影只。领事的办公室和宅邸不过是一艘狭窄的船屋，而最近的城镇（无论大小）在数英里之外。当地形势也不妙：中国商人觉得自己被不公正对待，怒气冲冲地联合起来抵制英国货物。此外，除了隐约可见的梅园监狱 [51] 和慈爱医院外，那里也没什么景色可看。
倭讷隐居的船屋不会比一条运河驳船大，他在里面学习晦涩的中国方言，仔细阅读古时的文章，把时间都花在这些事上。与此同时，当地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位外国人却出去打猎、跳舞、喝得烂醉。大家都知道此地令人崩溃。倭讷的前任就被孤独感压垮了，开始想象中国用人正在策划针对自己的残忍阴谋。人们只好送他回英国，他进了一家精神病院，那里的病房墙上安了软垫。传谣者说倭讷在罗星塔也失去了理智，和其他几位外侨打架。窦纳乐爵士再次插手收拾这个“烂摊子”。在外交部里，人们总说倭讷是个烦人精。
于是，他被指派到更荒凉寂寞的地方——海南岛上的琼州赎罪。只有一艘香港来的汽船会不定期地造访那里。接下来是北海——除了少量糖外，八角和鱼干也从这里由水路运往澳门。然后是和罗星塔一样偏僻的江门。这些地方都折磨过倭讷；然而倭讷离群索居，研究鲜为人知的方言、当地的民间迷信和习俗。
之后他到了九江，这次在他任上出了件举国皆知的丑闻。1909年，一个中国人在九江外滩 [52] 被杀，而一位名叫米尔斯（Mears）的英国人受到中国人指控。这位米尔斯当时恰好是通商口岸的英国巡捕房长官。倭讷作为领事兼法官召开了一次秘密听证会，只传讯了一位英国医生作为目击证人。随后他宣布米尔斯是无辜的。
中国人愤然反对。这就是所谓的英国司法吗？这更像是在掩盖真相。英国货物随后受到抵制。其他在九江的外国人大多是商人，他们需要与中国人保持良好关系，于是他们认为倭讷因过于傲慢而激怒了当地人。商界人士直言不讳地要求他去职。其实无论倭讷如何选择，他都输定了，因为如果他把米尔斯投进监狱，英国人的脸就丢尽了。
来自澳大利亚的乔治·莫理循，就是那被誉为“北平的莫理循”，并且其名字被用来命名莫理循大街的人，当时是伦敦《泰晤士报》派驻中国的首席记者。他也爱恶意传播流言。1910年，他写信给他的编辑：
很不幸，我们驻九江的领事真是差劲。他是个古怪的人，名叫E.T.C.倭讷，和圈子里的大部分人关系欠佳。我上次去九江时，英国海关税务司的人真心实意地向我抱怨，说因为跟这个讨厌的领事共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收不到外快了。这大部分要归咎于倭讷，他真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53]
此事被层层上报，终达朱尔典（John Jordan）爵士之听。作为英王陛下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这位强硬骄傲的阿尔斯特 [54] 人不愿看见任何爱惹麻烦的领事待在自己眼皮底下。整个事件从九江传到伦敦的英国国会，成为国家之耻。明面上，为维护英国的尊严，倭讷逃过一劫；然而私下里，有人会对他是否称职提出质疑。
倭讷的最后一班岗是在福州。被提升职位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警告：喏，现在这里交给你了，但听好，别再惹事了。这是对他的蔑视，也反映了典型的英国作风。
当时中国乱成一团。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已被弃如敝屣，中国迎来了总统共和制。积贫积弱的清政府过于腐败，无力对抗欧洲列强日益增长的领土和特惠贸易方面的贪婪要求。1911年10月，忍无可忍的中国军队起义。直到孙逸仙医生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涯回到中国，混乱才告一段落。他团结了棘手的反对派，于1912年2月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自己成为首任总统。
紫禁城大门洞开，皇室被剥夺了地位，服侍他们的太监也被遣散。中国人剪掉了“猪尾巴”，长久以来它们象征着满人对汉人的统治。尽管时局震荡，但福州保持着相对平静的状态。由于茶叶贸易慢慢衰落，这里也成为一潭死水。虽然当时倭讷与格拉迪斯·尼娜新婚燕尔，他在这个港口城镇里仍然郁郁寡欢，并把这个岗位形容为“地上的炼狱”。他开始整理福州日见下滑的茶叶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以及港口主要商品竹笋和光漆家具的贸易的细枝末节，把时间都花在上面。据说他跟一半的手下人关系不太好。他拒绝与人相处磨合，公然避开那里的海外英国人社交中心乐群楼。他不喝酒，同时也公开看不起喝酒的人。一根根稻草堆积起来，终究会压倒骆驼。
骆驼终于倒下，而且是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据说倭讷和乐群楼三十五位男性会员中的八位公开争吵过，同其他人的关系也是剑拔弩张。有个叫布莱克本（Blackburn）的讨人喜欢、获得颇高评价的家伙已有家室。1913年，倭讷确信此人曾偷看格拉迪斯·尼娜在她领事馆的卧室里换衣服。倭讷指责此人是爱偷窥的好色之徒。
随后，他因琐事与一位英国海关官员大打出手。事态逐步升级。最后倭讷和格拉迪斯·尼娜在某天晚上一起在乐群楼里动了手。他们挥舞马鞭，掀翻桌子，搅散了牌局，把常客们吓得够呛。随后他们鞭打那个海关官员；后者则在酒吧间的地板上到处乱爬，试图躲开他们的袭击。
真是太过分了。夫妻俩斯文扫地，简直跟疯了一样。福州的英国人圈子高声向北平的朱尔典公使抱怨，这是倭讷第二次给他惹麻烦了。朱尔典认为倭讷状态太过不稳，因此必须走人。
在1884年入部的外交部学员中，倭讷是升得最高的。他不仅是最年轻的，还是最成功的，婚姻也再如意不过；但现在他也是跌落得最惨的那个。其实，驻中国的英国外交人员想要被解雇也不是件容易事，之前仅有一位官员被扫地出门，此人名叫希格斯（Higgs），于1913年被朱尔典驱逐，只因他娶了一位寡妇。朱尔典是虔诚的长老教会信徒，认为对外交人员来说这种做法很不妥。为避免事态激化，他给希格斯和其新婚妻子在驻西伯利亚的军事使团里找了份工作。丢人现眼的希格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一路向北，朝俄罗斯帝国那片冰冻的荒地进发。在那里，他可以好好反思爱上寡妇的罪过了。
福州事件之后不久，倭讷被再次召回伦敦，并被指控患有精神病。他激烈抗辩；但朱尔典心坚似铁，决定在他任内不再让倭讷回来。天呐，倭讷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还曾涉猎通神学，并参加过关于印度奥秘派的讲座。
政府宣布倭讷病了，于是他自行去找医生证明自己无恙。政府另寻借口；倭讷自认是被冤枉的那一方，大声抗议，但没人听他的。倭讷成了孤家寡人，政府又坚持己见。最后白厅强行结案，但倭讷得到了体面的退休金。
倭讷从所有事件中嗅到了阴谋的味道——当时硝烟弥漫在欧洲上空，有人想利用他的日耳曼血统下绊子。他自荐去前线任职，但英国陆军部以年纪过大为由拒绝了他。他认清了偏见；他接受了“局外人”的身份，摆出一贯的不计后果的好战态度。他生于富贵之家，求学于英国公立学校，服务于外交事业，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他聪慧、敬业、坚定，但从未被看作帝国子民，从未真正被统治集团接纳。他没有被邀请进入老男孩俱乐部 [55] 。他曾以为自己和他们是平等的，但现在他被请出去，门也被关上了。只有正式成员才能进入。
倭讷于一战爆发时退休，时年49岁。他得到的是一份足额而慷慨的退休金，以及不爱交际、情绪易变、固执和阴沉寡言的名声。他已经不可能再次为英国政府服务了。失意、愤怒、充满恨意的倭讷和格拉迪斯·尼娜预订了回北平的船票，决定开始新生活。
酒吧间里的闲言碎语，以及喝多了的外侨在私密俱乐部中的密谈——谭礼士深谙个中真意，对与倭讷有关的每个故事都半信半疑。如果有哪个地方酒喝得太多而圈子又太小，那么小家子气的嫉妒和敌意就会愈演愈烈。小地方——特别是像北平和天津的外侨圈子——就像金鱼缸，在里面，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且显得特别易怒。而在二三十年前，像罗星塔、九江和福州那样的地方更容易引发幽闭恐惧症，在那里任职使人更容易爆发，它们像是低温焖烧的煤矿坑道。被派驻那里的外国人无聊至极，除了落井下石外就无事可做了。
在这些地方，拒不融入当地外国人圈子的行为当然古怪，也确实少见，但绝不是犯罪。而鞭打僧侣或好色偷窥之徒也不能说明此人就有犯下怪异谋杀罪的倾向。但关于格拉迪斯·尼娜之死的传言可不像是小气的敌意和嫉妒的产物，不是耸耸肩膀就能无视的。从她去世那一刻起，流言就浮出水面；而现在，随着帕梅拉被谋杀，流言再次甚嚣尘上。
在北平，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热烈讨论的不仅是格拉迪斯·尼娜的死，还有她和倭讷的生活。在众说纷纭中，只有一点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评价：她是个美人，迷住了倭讷。势利眼的家伙在北平尤其多，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桩婚姻对他而言是高攀，对她来说则是下嫁。雷文肖家是英格兰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许多北平外侨认为格拉迪斯·尼娜看走了眼才会嫁给倭讷。
就像有两个帕梅拉——一个在天津过着貌似平凡的生活，另一个则在北平享受快节奏的人生——一样，似乎也有两个格拉迪斯·尼娜·雷文肖：一个是充分享受生活的魅力四射的女子；另一个则身体病弱，卧床不起。那些在孩提时期就认识格拉迪斯·尼娜的人回想起她一度生机勃勃的样子，以及突如其来的健康恶化。当倭讷写到或谈起妻子时，总是要提及她长年的痛苦、虚弱的体格和使她虚弱无力的疾病。如同两个帕梅拉，这两位格拉迪斯·尼娜很难合二为一。
常任秘书多默思送了谭礼士一本倭讷于1922年出版的书，书名为《秋叶》（Autumn Leaves）。这本奇怪的“大杂烩”收录了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的文章，神智学、招魂说方面的文章，讨论宇宙本质的文章，以及描述中国某些部落里有意损伤身体的象征性行为的文章。此书的卷首插图是格拉迪斯·尼娜·查尔默斯·倭讷的满版肖像。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较早，摄于他们婚礼当天。照片里，倭讷看上去比他的新娘大了整整二十岁，他们正站在香港圣约翰座堂的台阶上。她比他高；两人都没有微笑，看上去再听天由命不过。也许这只是所处时代的问题——1911年，英国上层社会中盛行拘谨的礼节。香港直到12月都十分潮湿的气候也是一个因素。没有来宾观礼，当然也有可能摄影师没把他们拍下来。
倭讷被强制退休后，夫妇俩于1915年回到北平。起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倭讷每天埋头工作，写他的书和论文，还在北平大学讲课。人们认为格拉迪斯·尼娜很快乐，她被公认为北平最棒的舞者之一。偶尔这位前领事及其夫人为了某些原因要在社交圈里露面，这时她就会展示给公众她依然活泼积极的一面。这对夫妻看起来已经把鞭打和偷窥狂的那段往事抛开了。
但随后，格拉迪斯·尼娜变了。人们说生命力似乎渐渐渗出了她的身体。一位很熟悉她的人回忆说她像“彩绘鸟笼里一只受惊的麻雀”。 [56] 她苍白、倦怠，终日卧床不起。她去看北平最好的外国大夫；有一段时间一位名叫布歇尔（Bussière）的法国执业医生负责照顾她。此人曾是大总统袁世凯的私人医生，然而他最终也没能帮上大总统，这位所谓的中国“强人”最后仍病死于床榻。同样，他也没能帮上格拉迪斯·尼娜，她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
没人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格拉迪斯·尼娜有位妹夫，名叫约翰·麦克里（John McCreery），被誉为美国内科医生中的领头人物之一。他也为她看过病，但没有做出诊断。倭讷称妻子从孩提时代起就有心脏问题，但了解她的人都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倭讷坚持这一说法，宣称她还有神经衰弱症。在20世纪初，这种病被认为属于精神病理学的范畴，患病者多为女性，会导致间歇性的疲劳和沮丧。
没人知道格拉迪斯·尼娜和倭讷选择收养孩子的确切原因。有传言说她已经病得无法怀孕，其他流言则说夫妻二人并未圆房。无论原因是何，如果格拉迪斯·尼娜曾经希望帕梅拉能成为一剂补药，为她的生活注入一股新能量，她就错了。其病情仍然每况愈下，她已经没有精力照看女儿了。于是帕梅拉被托付给保姆。那位据称很杰出的布歇尔医生开出的处方是把盐和黄金的溶液直接注射到她的血管里。针头很粗，血管很难找到，注射的伤口在她手臂上留下黄色的大片瘀血。但这种治疗方案似乎起了作用。
倭讷随后送她去了美国，在那里和她妹妹艾琳和妹夫麦克里医生待了几个月。他们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市一处名为静水（Quiet Water）的庄园里，在那里格拉迪斯·尼娜看上去康复了。但回到北平后，她就染上了流感，然后得了脑膜炎。她虚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香消玉殒，年仅35岁。
她住在英国的母亲不久后也去世了，有人说是因失去格拉迪斯·尼娜而伤心过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幼小的帕梅拉先后失去了母亲和外祖母，但她还未曾真正了解这两人。
在倭讷服丧期间，整个北平的外国人圈子都在他背后窃窃私语。人们都说是他带来了悲剧和不幸。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在一次暴风雨中差点溺亡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Vera Curz）的一个鲨鱼出没的海港。不久后在伦敦，他从一次火车相撞事件中幸存，随后他又成了英吉利海峡的一次雾中撞船事件的幸存者。在尼泊尔拜访时，他曾从一扇天窗掉到一栋办公楼的屋顶上，但过后便奇迹般地站起来走开了。1898年，他从汉口的一场吞噬了整座城市的大火中逃生，当时方圆一英里内的房屋被烧毁，千余人丧生。
据说他吉人天相，但身边人反而死去。1890年代，一位中国人在激烈冲突中丧生，一群暴民为此实行报复，他被困在天津英租界里。十位法国修女被屠杀，另外还有五六位欧洲人被杀死。在1911年的混乱中清政府倒台了，当时倭讷逃过了大开杀戒的起义者，但他身边的其他人都被砍头开膛。在九江的一次反英运动中，一个中国人把汽油倒在英国领事馆的房顶上，试图把它烧毁，而当时倭讷正在领事馆里，于是他在近距离平射射程内将纵火者射杀了。他单人匹马地游览蒙古时曾碰上土匪，却能平安归来，向人们讲述他寻找成吉思汗墓的故事。他曾试图走完长城全程，途中遇到了数量更多的强盗。他曾在台湾岛腹地的丛林中病倒，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却能设法到达有人烟的地方。
倭讷似乎总是引来死亡和毁灭，却又总是能脱身。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总是引用《鲁拜集》 [57] 来取笑对方：“一入重帏客渺然，无情天地自绵绵。” [58]
格拉迪斯·尼娜之死似乎是这一系列人生悲剧中的新的一幕。她死后，倭讷仍然坚称她从孩提时代起就体弱多病。但这只不过助长了流言。她的朋友们仍然对此激烈反对，但倭讷在余生中一直坚持这个说法，把格拉迪斯·尼娜的死称为“上帝莫名其妙的行为”和“受神庇佑的解脱”，并称失去了她，自己已是“形单影只”。 [59]
但真相是：格拉迪斯·尼娜死于过量服用佛罗拿 [60] ，她的尸检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英国公使馆勤勉的档案员如是记录在案。
1922年，过量服用佛罗拿致死的案子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它是巴比妥类药物 [61] ，自1903年投放市场以来就是上流社会的药物选择。医生会开出佛罗拿的处方，治疗从牙疼到失眠等一切病症；但读过报纸的人都知道，它也能结束生命，且过程不怎么痛苦。
佛罗拿致死已有不少先例。1912年，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因婚姻破裂，试图在纽约神父吉米（Jimmy the Priest’s）的沙龙楼上，在一个破烂的房间里，用廉价威士忌和佛罗拿自杀。一年后，沮丧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尝试用这种药自尽，她是从一处养老院得到它的，在那里它的用途本是帮助睡眠。1917年，广受欢迎的小说家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 Burnett）夫人的姐妹斯蒂芬妮和凯瑟琳于圣诞节当天把自己反锁卧室，双双服用佛罗拿自杀。它是新世纪的名人药。
然而，虽然佛罗拿很受欢迎，但从过量服用到离世要花超过二十四小时。康普顿-伯内特姐妹自杀成功是因为她们把自己锁了起来；人们找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尤金·奥尼尔，于是他们活了下来。倭讷曾宣称在妻子最后的日子里自己一直不离左右。难道他在二十四小时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发现她过量服药吗？
人们心存疑惑，自行推论。每一个利用佛罗拿自杀的尝试背后，都有另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如影随形。总督察谭礼士还在苏格兰场时，就知道一些利用佛罗拿杀人的耸人听闻的案件。
格拉迪斯·尼娜被埋葬在北平的英国公墓里。倭讷站在坟墓边，看起来似乎是位悲伤的丈夫。她将被埋葬在“她曾那么喜爱的绿树鲜花下” [62] 。在1922年2月里的寒冷的一天，那个名叫帕梅拉的孩子站在父亲身旁，显然还不太明白眼前的事。倭讷背诵了格拉迪斯·尼娜最喜爱的诗人马里恩·库托·史密斯（Marion Couthoy Smith）的一首诗——《致母亲》（To the Mothers），这位诗人在一战期间很受欢迎。
人子之母啊，醒醒吧！
这个孩子的灵魂已不再属于你啦。
如果上帝把他捧在掌心，准备放上十字架，
就放手吧，不要再紧抓住他，
失落的痛苦只能自己吞下。
现在，又一场悲剧降临了。倭讷准备把帕梅拉埋葬在同一处公墓的同一个墓穴里。谭礼士知道不可能对格拉迪斯·尼娜之死再进行调查了，但这个故事使他停下来思考。
谭礼士不禁想到帕梅拉的悲惨人生——先是被遗弃，被收养后不久又失去了养母，很快外祖母也去世了。外祖父查尔斯·威瑟斯·雷文肖在她被杀害的两年前逝于苏塞克斯的家族庄园，终其一生都未见过他的养外孙女和女儿远在天边的坟墓。
在谭礼士从天津带来的帕梅拉照片中，有一张来自天津文法学校校刊《文法家》（The Grammarian）。刊物上有一个有趣的版块，刊登了学生们投来的儿时照片，其中就有帕梅拉。照片题目是“P.W.”，大约摄于格拉迪斯·尼娜去世的那段时间。帕梅拉站在倭讷位于三条胡同的旧日住处外面，看起来很开心。官方记录显示，就是在那栋房子里，她的养母曾决定服用过量药物以结束生命，或某种类似的事件发生了。这是单纯的自杀还是有人协助的自杀呢？1920年代，安乐死还尚未广为人知，但无论私下里怎么想，人们在公开场合很少会对协助者表露同情。法庭认为他们是凶手；当然，教会肯定也不会宽恕他们。
总督察确实曾注意到格拉迪斯·尼娜留给帕梅拉的20000银圆。倭讷是监护人，如果帕梅拉去世，这笔钱就会归还给她父亲。这笔钱数目可观，足够一个人在北平生活很久。谭礼士在苏格兰场接受的训练以传奇人物巴兹尔·汤姆森（Basil Thomson）爵士的理论为基础。这位犯罪学家多年来一直是苏格兰场刑事侦缉科的负责人，他的话对手下人来说就是金科玉律：“永远不要停止寻找动机，因为没有哪个凶手会无故犯罪，除非是个疯子。总会有个隐藏的动机……” [63]
帕梅拉的父亲就有动机，但她尸身上的疯狂戳刺、切割和丢失的内脏肯定是疯子的杰作。倭讷是疯子吗？谭礼士认为他很古怪，甚至不止于古怪——他拒人于千里之外；但这并不会让他变成杀手。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思考。夜晚来临时谭礼士与多默思分手告别，把六国饭店留给北平那些更年轻的外侨。这些人似乎没那么多烦心事，第二天也没有那么多工作等着他们。
音乐节奏开始加快，鸡尾酒会悄然过渡为派对。晚餐后人们会蜂拥而至，或去使馆区里的其他饭店和酒吧，在处于战争边缘的城市里享受生活，头上却悬着一把宝剑。他们靠信托基金为生，活得像个国王且乐不思蜀，因为在本国他们过不起这样的生活。这里的德国人无须为希特勒和纳粹担忧；美国人则有美元作为后盾，富比克洛伊索斯 [64] 。所有人都为能避开大萧条而高兴。在这个远东国家的角落里，仍有为一小撮人准备的乐园，它的存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