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纪起，人们便可从一座巨大的角楼上俯瞰古老的北平（北京）城东部。这座角楼是护卫城池免受入侵的鞑靼城墙 [1] 的一部分。大家认为这里有狐狸精出没，叫它“狐狸塔” [2] 。有了这种迷信说法，入夜时便没人敢在这一带停留了。

天黑后，这里就成了成千上万只蝙蝠的乐园。它们住在狐狸塔的屋檐下，轻快地从月光中掠过，投下巨大的影子。除此之外，野狗是唯一出没于此的生灵了。它们的嚎叫总是把周边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冬日清晨，寒风裹挟着附近戈壁沙漠的尘土，把行人裸露在外的手和眼睛蜇得生疼。一年当中的这段时间里，人们都流连于温暖的床榻，少有人敢于早起外出。

那是1937年1月8日。天明前，黄包车夫们拉着车，从宽可行人骑车的鞑靼城墙墙头跑过。此时，他们注意到狐狸塔脚下有灯笼亮起，人影幢幢，来回穿行。但他们没那个闲空或闲心去看热闹，而是埋下头，三步并作两步地疾行而过，接着为生计奔忙，躲开出来害人的狐狸精。

天快亮了，又是一个严寒的冬日。狐狸塔再次沉寂。蝙蝠群最后一次在空中盘旋，不久后慢慢露头的太阳就会把它们赶回房檐下。然而，在马路和狐狸塔之间的荒地上，野狗们（它们是黄狗）围着一条沟渠旁边的某样东西好奇地打转，闻来闻去。那是一具年轻女人的尸体，以奇怪的姿势躺在地上，上面结了一层霜。她衣衫不整，肢体严重损毁，腕上戴了一块昂贵的表，指针正好停在午夜后的时刻。

那天是俄历东正教圣诞节（比旧儒略历的西方圣诞节晚十三天）的第二天。死者叫帕梅拉·倭讷（Pamela Werner），19岁，英国姑娘，在北平出生长大。她被谋杀的消息爆出后，恐惧如波浪一样，在这座城市里本来就已经惶恐不安的外侨中扩散开来。

当时，北平城里住着大约一百五十万人，其中只有两三千外国人。这个群体简直是“大杂烩”——上至傲慢刻板的领事官和他们手下的外交人员，下至穷困潦倒的白俄 [3] 。后者为逃避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而去国离乡，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无国籍者”了。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记者、为数不多的商人、一批自清末起就住在北平的老中国通（他们觉得自己决不会离开北平），以及古怪的周游世界的旅行者（他们在东方国家浪迹许久，本来只想在这里逗留十天半月，最后却一住数年）。还有些难民为了躲避经济大萧条从欧洲或美国流落至此，寻找淘金机会。当然，这里也不会少了已走到穷途末路的滞留在中国北方的外国不法分子、瘾君子和妓女的身影。

大多数待在北平的外国侨民聚居在被称为“使馆区”的一块小小“飞地”里，或是散居在其外围。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的使领馆都设在这里，这些机构通常被称为“公使馆”。使馆区仅有两平方英亩大小，与周边区域泾渭分明，由威风凛凛的大门和武装哨兵保卫。附近还有标志，命令人力车夫通过大门时要减速接受检查。这里是西式建筑、商店和娱乐场所的天堂，俱乐部、酒店和酒吧比比皆是，使人觉得自己仿佛瞬间来到了伦敦、巴黎或华盛顿。

尽管世外桃源般的使馆区表面上很平静，但北平的中外居民长期以来都生活在混乱和不确定的状态中。自1911年清政府垮台后，强盗般的军阀们来了又走，这座城市一直要仰其鼻息。当时，中国名义上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治，然而中央政府还要同豢养了私人军队的军阀们角力，因为军阀们控制的土地面积几乎与西欧地区一样大小。在北平和中国北方的大多数地方，局势动荡不定——有时被中央政府统治，有时则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控制。

仅在1916年至1928年，就有至少七位军阀如走马灯般来到北平又离开。每当征服了这座城市后，他们都力争胜过前任——军装越来越精工细作，上面点缀的貂皮和穗带也越来越多。所有人都以皇帝或开国之君自居；所有人都手握重兵。曹锟 [4] 就是其中一位。他以金钱开路，通过贿选登上权力宝座，用窃取来的银圆大肆贿赂官员们——因为当时的中国官员不信任纸币。另外一位军阀冯国璋 [5] 在非法宣称自己为全中国的大总统前，曾经是妓院里的小提琴手。他们这伙人要榨干这个城市的最后一滴血，城里人人自危。

北平之外的中华大地同样因军阀混战而生灵涂炭。然而，视北平为战利品的所谓的“北方军阀”才是最棘手的问题。除上海和天津外，北平是中国最为富饶的城市。但与另外两座城市不同的是，北平并非通商口岸。19世纪，欧洲列强从清政府治下攫取通商口岸，并在当地实行自治。各国在自己的警力、军队和海军的支持下，建起贸易帝国。但至少在目前，北平还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然而，1927年时，它已不再是首都。当时，蒋介石无法安抚北方军阀，为巩固其在国民党内摇摇欲坠的领导地位，他只得从北平以南约七百英里的南京发起了二次北伐战争。此战意在一举两得：彻底消灭北方军阀，以及当时虽为“疥癣之疾”却已日见棘手的共产党，从而将中国统一于国民党治下。然而，他未能毕其功于一役。

当时，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6] 管理着北平。名震三军的宋哲元将军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在日本也成为瓜分中国的新力量后，他依然对南京国民政府忠心耿耿。

1931年，日本人入侵中国东北。他们随即向这个地区增派军队，准备挥师南下，占领整个中国。1935年，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理已经被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当时日占区已经延伸到中国与朝鲜（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边界，但日军和中国农民之间的小规模冲突此起彼伏，后者从未停止对侵略者的抵抗。在更往北的蒙古国，日本的奸细正在当地煽动反中情绪。

日军要求宋哲元将北平拱手相让；而宋将军只是口头敷衍。然而，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力不从心，且内部腐化堕落，无力抵抗敌军入侵。日军稳步围困北平；至1937年初，他们已经在距紫禁城大约几英里的地方建起了大本营。每天都有挑衅事件发生。进出城的公路、铁路交通线受到了破坏。受雇的日本暴徒（被称为“浪人”）公开将鸦片和海洛因经东北带进北平。东京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因为这也是他们瓦解北平人民的反抗意志、破坏城市稳定的手段之一。浪人、日本间谍和朝奸们在北平的“恶土”中大肆兜售毒品，同时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取补贴。当时，北平的“恶土”聚集了廉价酒吧、妓院和鸦片窟，距使馆区——列强的大本营——只有一箭之遥。

无论暴风雨在外面如何蹂躏着北平的华人区、北方的日占区、国民党治下的南方和四万万中国人，使馆区里享有特权的外国人仍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他们“欧洲人的脸面”。按官方说法，中国人不能在使馆区居住，但许多有钱的宦官仍于1911年迁入。这些人曾是帝后们的仆人，在清政府垮台后被驱逐出紫禁城。军阀们随后也于1920年代来到使馆区住下。

在使馆区的全盛时期，有不少外国居民形容自己是“囚徒”，因为这里大门紧闭，与外界隔绝，还有士兵把守。但这即便是笼子，也绝对是只镀金的笼子。笼里的人以无休无止的桥牌游戏消磨时间。夹在各国公使馆之间的，是高级俱乐部、豪华酒店、百货公司、一家法国邮政局，以及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俄亚银行和汇丰银行的大楼。

这里是迷你版的欧洲——街道被起了欧化的名字，两旁还矗立着电气路灯。圣米厄尔天主教堂雄踞马可·波罗路和使馆大街 [7] 的拐角。在使馆大街上还有德国医院，在这里，充当护士的修女们为她们尊贵的病人端上咖啡和蛋糕。欧式公寓里的住客们在祁罗弗洋行采购，那里销售香水、罐头食品和咖啡。利威洋行被誉为中国北方最棒的珠宝店。阿东照相馆则是首屈一指的摄影工作室。某位法国人经营了一家书店，另一位则开办了面包房。白俄美容师们在维奥莱塔里工作，它是使馆区里开办得最早的美容院。还有一支约五百人的外国警备力量，他们的营房也设在这里。

使馆区有八处门户，每处都设有厚重的铁门，由武装警卫不分昼夜地把守。中国人若想进入这个“神秘圣地”，需持有特别通行证或介绍信。人力车夫们进入时要登记执照号码，在客人下车后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华人区里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使馆区的大门便立刻会轰然关闭，义和拳的血腥围攻再也不能重演。

使馆区的居民们对义和拳仍心有余悸。1900年，义和团曾攻入使馆区，意欲杀死京城内所有的“洋鬼子”，也就是外国来的恶人，从而彰显中国具有击退西方入侵和炮舰的能力。他们已经砍下了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传教士的头颅，后又向北平逼近，人数越来越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传言：拳民们拥有神奇的战斗技能，即使子弹也不能伤害他们。

拳民们将外国侨民围困在使馆区长达五十五天之久。他们在使馆区外围放火，向里面开炮，还试图通过饿死里面的居民来迫其投降。最后解围的是八国联军，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武装力量。解救了使馆区后，军队继续在北平横冲直撞，烧杀抢掠以庆祝胜利，威胁了整座城市的安全。各国公使馆用从中国人那里掠夺来的财富重建使馆区，使之更加美轮美奂。使馆区范围变得更大，并且保卫措施也远比之前更加严密了。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使馆区堪比第二座紫禁城；而对1930年代住在那里的外国人来说，它是一处庇护所。但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可能会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一位来访的记者评价里面的外国人是“水族箱里的鱼”，“兜兜转转地游动……面无表情，平静安详” [8] 。

在这方小天地里，闲言碎语满天飞。一开始，大家可能还在谈论谁家的厨子手艺最好，或是谁在期盼了许久后终于要离开北平回国休假。但很快，话题就降格为赛马会上谁和谁开始了暧昧关系，谁的老婆和使馆区的某个卫兵走得有点近，等等。有时大家会互相暗示更隐秘的事，那些事已经不再能被视为偶一为之的轻率之举。有些人在东方抛弃了他们的道德准则，或者至少大家是如此猜测的。

有很多地方适合传播谣言。高级俱乐部和酒吧历来是滋生阴谋诡计和小道传闻的温床。气氛古板的西绅总会英伦味十足，会员们须佩戴黑色领结才能入内。在这里，沉默的侍者们用托盘送上威士忌兑苏打水；窗前垂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把北平华人区的刺耳杂音隔在外面。人们可以在这里读到最近两个月的《泰晤士报》和《蓓尔美尔街报》（Pall Mall Gazette）。在北京饭店时髦奢华的酒吧里，一群可敬人士小口抿着昂贵的酒水，或是随着乐队（成员全是意大利人）演奏的华尔兹舞曲翩翩起舞。

坐落在“恶土”边缘的顺利饭店格调更低一些。那里的酒吧总是挤满了人，客人们可以喝到生啤酒、风行一时的马颈鸡尾酒和干杜松子马提尼酒。这儿的常客更为喧闹粗鲁——用一个文雅的词来形容就是“鱼龙混杂”。客人们伴随着爵士乐跳狐步舞，而伴奏乐队的成员是白俄。此外，这里还有六国饭店。

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法式酒店，坐落在使馆区和运河街 [9] 的交会处，离这座城市的主火车站不远，大家都爱到这里喝上一杯或是约会。它出名的原因是白天这里常有来自外交界的客人光临，稍后还会有光鲜亮丽的年轻人物在夜晚出现。偶尔酒店中还会有几位与上述人士颇有交情的中国人，或是刚刚从巴黎或伦敦归来的北平富商的子女。人们愿意在六国饭店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有的餐桌远离舞池和漫不经心地为各路客人演奏的乐队，那些知识渊博却固执己见的老中国通常坐在那里。

然而，曾经宾客盈门的酒店和俱乐部最近稍稍冷清下来，有时上座率还不到一半。实际上，六国饭店和其他夜总会已经过时，正如本身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使馆区一样。上海有更好的酒吧；上海的东西都比这里的好得多。金钱如水一般流去别处；政治中心也悄然转移。北平成为一处遗迹，这处旧都现在离日本的战争机器太近了。这座城市、居住在此的外侨和他们的俱乐部深受历史和地缘之害。

那些人力车夫在只接待会员的西绅总会外“趴活儿”，等待衣着考究的客人，却每每落空，因为他们不再光顾这里了。外交官和老中国通们坚持留在北平，把头埋进沙子里，希望国民党与日本人会离开。尽管工作人员减少，使馆区仍在运作。有门路的外国人正陆续离开：商人们把妻子儿女送回国，或是送到相对安定的天津和上海。富有的中国人把家人送到南方的广东，或是英国实施殖民统治的香港。北平现状堪忧，只等着日本人腾出手来将其收入囊中。

谣言则雪上加霜：传说蒋介石马上要同东京政府达成最终协议。蒋介石为巩固其在国民党内的领导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内战，然而其地位仍然岌岌可危。他在党内要与政治对手周旋，在党外还要对付日本人、军阀和共产党。许多人认为他为了自保会双手献出北平：如果日本人能止步于长江，把从长江南至香港的一切留给他，那么蒋介石或许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的。1931年，他发现无望将日军驱逐出境，于是从东北撤军，事实上已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蒋介石在北方算是完蛋了——中国人互相窃窃私语，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在倾听。他们认为蒋介石会出卖北平，“日本鬼子”会把他们杀光。

北平的居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成了炮灰。这种情绪弥漫在华人区和外侨区的大街上，弥漫在狭窄拥挤的胡同中，弥漫在人头攒动的市场里（这里物价飞涨，基本的食品供应也在减少）。这使人们恐慌，却又无能为力。大家都说：当中国被征服的最后时刻到来时，如果北平不投降，日本人就会将城中居民全部饿死。这结局终将来临，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从中国广阔的内陆地区到北平的传统贸易路线已被切断。为逃避日本人、军阀、饥荒和自然灾害，周边省份的农民拥入北平的华人区。他们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对未来茫然无知。他们挤住在一起，晚上早早入睡，好逃避黑暗和刺骨的寒冷，心里希望明天日子会好起来。

当灾难最终降临时，中国将被迫为避免亡国灭种而战，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但就目前来说，北平的外国人都心神不定，有时还濒临恐慌的边缘。但许多人在醉酒后能短暂地逃避现实，银圆也会使日子更加好过一点。美国人或欧洲人在这座城市里仍然能过国王般的日子——有仆人、高尔夫、赛马，周末还能去西山上的度假村痛饮香槟酒。暴风雨可能会来，但北平的许多外侨已经未雨绸缪，营造了安乐窝。

这就是北平在帕梅拉·倭讷被谋杀之前几个月的局势。之后，对凶手的搜捕贯穿了北平最后一段寒冷的日子。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这段日子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