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张宝琛（音译）的老人发现了帕梅拉的尸体并报了警。他是平头百姓，北平的一位劳动者。老张现在已经退休，住在离狐狸塔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在1月8日星期五那个寒冷的早上，他拎着自己心爱的鸣鸟沿着鞑靼城墙遛弯时，发现了那具尸体。

在笼中饲养鸣鸟是北平的一种古老传统。每天早上，像老张这样的老人会带着他们的木漆鸟笼外出，笼子上还蒙着蓝色的亚麻布罩子。所有北平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侨——都能辨别出这些鸟儿与众不同的歌喉。它们从笼中飞出，尾巴下面系着哨子，在清晨的天空中逍遥自在地翱翔，一路洒下哨音。它们高高地飞过胡同、紫禁城和狐狸塔，最后忠实地回到主人那里。老张每天都去鞑靼城墙，和大家一起抽烟、喝茶、谈论鸣鸟。寒冷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即使是强劲刺骨的风也阻止不了他。他在北平出生长大，是地地道道的北平人；他已经习惯了。

那天早上八点刚过，他沿着鞑靼城墙向东朝狐狸塔走去，发现两个人力车夫蹲在下面，朝着荒地对面狐狸塔下撒满垃圾的护城河指指点点。在早上这个时候，那地方总是很安静，无论下面有什么，东河沿上的行人车辆都看不见。城墙从狐狸塔延伸出来，直到前门城楼；而东河沿与城墙平行。

老张又向前走了几步，小心提防着黄狗。这些难缠的杂种狗据说很可怕，但这位老人知道它们绝少攻击人类。然而当日本人逐步扼住食物供应的渠道和商贸活动的命脉后，这些狗同许多贫苦的北平人一样无家可归、饥肠辘辘、不顾一切。

不久后，关于老张当时目睹之景象的谣言开始传播。故事每讲一次，实情就被夸大一分。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但有一点确信无疑：他在狐狸塔下找到的那个女人已经死去；而且那不是普通女人，而是外国人，是个老外。另外，老张在熹微的晨光中看到她的尸身遍体鳞伤——想必她曾遭受殴打，脸和腿曾被利刃劈砍切割。

那年冬天，北平经济濒临崩溃，曝尸户外的人并不罕见。而且自杀也几乎成了一种传染病，许多人不堪命运折磨，最常见的是以割腕或吸食鸦片了结残生。每天市政部门都会派大车在破晓时分出来收捡冻僵的尸体。但老张仍然十分震惊。

此外，政治谋杀的频率也呈上升趋势。在国民党的执法者、秘密巡警与汉奸之间，冲突频发。这些汉奸坚信东京会将南京和北平碾为齑粉，热切地想尽早从占领军那里分一杯羹。敌对帮派间也常有枪战发生。日本浪人和他们的朝鲜盟友狼狈为奸，犯下桩桩恶行。

然而，老张此前还从未亲眼见过这样的尸体。年轻时，他曾目睹外国军队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对这座城市的蹂躏洗劫。随后在1920年代，他曾看见军阀将人斩首示众。现在，北平的国民党、共产党和日谍正在进行另一种战争，报纸上每天充斥着与此相关的新闻。但一具白人女子的尸体就是另一回事了！总而言之，在北平的街头，外国人的尸体非常少见。

张宝琛记起来：在1935年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位白俄流亡者曾走到狐狸塔下，从自己破旧的外套里拿出一把精美的象牙刀柄的锋利剃刀。他把两边的袖子卷起，割开了双手手腕，倒在狐狸塔下方的地上，血液带着他的生命力从体内慢慢流走。第二天早上，路过的人力车夫发现了他的尸体。

这又是一次自杀事件吗？看起来不像。但无论怎样，大事不妙。老张拎着鸟笼，迈动两条老腿，以最快速度沿着鞑靼城墙往回跑，奔向最近的巡警亭。

爱德华·西奥多·查尔默斯·倭讷（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或E.T.C.倭讷）和他女儿所住的传统中国四合院位于北平鞑靼城中的某条胡同里，紧挨着使馆区。如果有人观察他们在1937年初的生活，肯定想不到“中国正在悬崖边上踉跄而行”。他们过着舒适的日常生活，而且享受着某种特权。尽管当时鳏居的倭讷选择同使馆区里公开的欧洲圈子保持距离，但比起遵循中国传统，他们更倾向于以英国方式生活。

北平住着许多老中国通，倭讷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他从1880年代起就在中国居住、工作。作为一位学者和前英国驻华领事，他的经历广为人知。有许多人拜读过他的著作，它们被翻译成了许多门语言。他在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和华物协会（Things Chinese Society）的演讲艰涩难懂，然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引起众人瞩目。他也为当地报纸撰写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文章。他的经历和学识可能使他在宴会上大受欢迎，但他很少（如果有过的话）应邀出席宴会。他更喜欢过学者式的隐居生活。

在这段时间，倭讷受国立北平大学邀请，偶尔会过去授课；他也是中国政府的国史编纂处里唯一的外国人。但他主要在家工作。他的宅子位于盔甲厂胡同1号，离狐狸塔非常近，只隔一条古老的、住着一群聒噪鸭子的运河。这条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现在已被淤泥堵塞，成为一个恶臭的垃圾堆，连运粮的驳船也无法通过。

盔甲厂胡同靠近贡院和几家小规模的家庭裱褙作坊，这些作坊杂乱而勉强地挤在鞑靼城墙下，这里由此形成了裱褙区。盔甲厂胡同两边排列着法国梧桐，白天来往的人群次序总是分毫不乱：最先到来的是养鸟爱好者，拎着他们蒙了布罩的鸟笼；然后是街头小贩，大声叫嚷着推销各种服务；用人们从市场采购食品归来；出租车和人力车来来往往；最后还有卖小吃的摊贩。只有在北平才能找到这样的街道，它可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使馆区外住下来。房东们修缮房屋，使房客在过中式生活的同时也能享受现代化生活设施带来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比如逃离苏联，后来又从哈尔滨或北方的其他日占城市迁居南下的白俄——无力支付使馆区内的生活费用。逃离纳粹德国迫害的欧洲犹太人也日渐增多。

尽管大多数流亡人士前往上海，在北平住下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近乎赤贫，只好住在破败的公寓里。这些公寓有的位于鞑靼城（它扩张起来毫无规划，且总是臭气冲天）中，有的坐落在“恶土”边缘。他们做着诸如看门人、酒保、荷官、妓女和鸡头等的工作，或是靠乞讨维持生活。欧洲人的圈子和公使馆当局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忽视这些下等外国人，认为他们损害了白人在北平的威望，希望他们能够去上海；但在那之前，自己最好还是对他们视而不见。

盔甲厂胡同尽管在鞑靼城内，却必然没有穷困外国侨民的容身之处。在这里，门户华丽、青砖砌成的四合院在胡同两侧排开。倭讷的居所建在传统的南北中轴线上，其门前台阶上的浮雕有驱邪避鬼的寓意。院子里，一株百年紫藤爬满围墙，一棵古老的杨树生长在一座小假山当中。房主是中国人，倭讷从他手中租下了这处院落。尽管这是老宅，屋里却安着电灯，浴室如宫殿般华丽，还有热水器、现代水管设施和暖气。窗上没有糊窗纸，而是镶着玻璃。

为这家人服务的有厨子和女佣各一名。那女佣在帕梅拉小时候做过她的奶妈。为倭讷服务多年的贴身男仆（在中国的外国人圈子里这类人被称为“头号男孩”）实际上已年届不惑，是这家人的首席仆人。此外，还有一位看门人负责安保和家里器物的维修保养，他也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除厨子外，其他所有用人住在这处四合院里。

在这条胡同里，有的四合院比倭讷这处更大、更漂亮。其中最棒的是E.T.奈斯特龙（E.T.Nystrom）博士的产业。他是一位富有的瑞典地质学家，能把中国钢铁和煤炭的储量估计到最精确的程度（精确到吨）。他用一部分财产在遥远的山西太原建立了奈斯特龙科研所（Nystrom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在北平时，他总是待在西绅总会的酒吧里；但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他和漂亮的太太住在瑞典，因为她拒绝搬来北平。

在回瑞典期间，奈斯特龙博士把自己大宅院的一部分出租给两位年轻的美国人——左翼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以及他热情、富有魅力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她也是知名记者。在北平，斯诺夫妇是最声名狼藉的侨民，人们要么热爱他们，要么痛恨他们。尤其是埃德加，保守的当权派对其政治观点简直是深恶痛绝。其他人则对他们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养尊处优、只会空谈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以革命分子自居，多亏美元汇率坚挺，才在城外四英里远的跑马场中养得起一匹赛马。斯诺夫妇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社会版上的机会，和出现在英国政治保安处（British Special Branch）的政治嫌犯名单上一样多。

鞑靼城毫无城建规划，狭窄的胡同里熙熙攘攘。然而，倭讷喜欢在胡同中散步，因为在走完长长一段路后，他就会重新变得精力充沛。这片区域里充斥着棚户的平房、露天肉案、叫卖的小贩和街边集市，集市上到处是摇摇欲坠的小餐馆。在冬天，鞑靼城里的炒栗子就上市了。人们在火盆里炒栗子，火盆下面燃烧的木炭或动物粪便气味刺鼻。冬天也是人们享受面条、油煎五香豆腐块和饺子的季节，这些食物能驱散北方冬日的寒冷。这里还有公共浴室、算命先生和为目不识丁者代写书信的人。此外还有路边的剃头匠，在其为客人剪发时总是有旁人围观。这些剃头匠堪称百晓生，任何闲话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京剧票友在这里即兴演唱；卖艺的孩子和胡子拉碴的变戏法的人在街头表演，然后举着帽子在人群中绕场一周。寥寥几辆小汽车艰难地从人力车车流中穿过；下雨时，车辙交错的路面上的泥泞深及脚踝。作为现代化标志之一的高架电线为鞑靼城第一次带来了电流；然而，老一辈的居民并不信任这些蜿蜒如蛇、嗡嗡作响的电缆。

作为一位学者，倭讷希望尽可能多地观察北平的街头生活和传统；作为一位熟练的语言学家，他很愿意与人交谈。此外，他相信每天散步会使人保持年轻。冬天，他把自己裹在一件长华达呢外套里，这件衣服曾陪伴他在蒙古进行研究探险。这位上了年纪但仍肩背挺直的白人男子相当引人注目。他总是戴着专门定做的包边墨镜，这是由他自己设计的，能挡开北平的沙尘暴，从而保护眼睛。倭讷毕生都戴着这种眼镜，因此保持了极好的视力。

他的散步路线通常是：出门向南走，通过一条条热闹的胡同，横穿哈德门 [10] 和花市，然后沿着绣花街 [11] 经过金鱼池（学者们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冥思苦想）。从那里，他继续走向古老的天坛，数不清的皇帝曾在天坛祈祷五谷丰登。

偶尔，他出门后会信步向西，沿着鞑靼城墙去哈德门。汽车和人力车通过狭窄的拱门进入使馆区时，必须减速以示恭敬。这处城门也是使馆区的东侧边界，而西侧则以户部街和另一处城门——前门为界。北平最主要的火车站坐落在前门；户部街上则拥挤着以涮羊肉为特色的饭馆。琉璃厂就在前门外不远处，倭讷可能会去逛逛那里的旧书店和古玩店。有时他也会漫步至使馆区的北端，去宏伟的长安街和紫禁城。使馆区的南端则以鞑靼城墙为界。

治学之余，倭讷平日里最关注的就是帕梅拉；他溺爱她。帕梅拉曾是个孤儿，一出生就被身份不明的母亲遗弃，并被无儿无女的倭讷以及他的英国太太格拉迪斯·尼娜（Gladys Nina）收养。在帕梅拉能记住养母之前，格拉迪斯就去世了，倭讷只好独自抚养女儿。

帕梅拉在使馆区外长大。起初她住在前门区的三条胡同，随后搬到盔甲厂胡同。她喜欢使馆区里的溜冰场和酒店里的茶舞 [12] 。她去大栅栏的电影院看好莱坞电影，大栅栏被誉为“北平的百老汇”；从上海的一家广播电台收听大型爵士乐队的音乐。但是，她的国语讲得很流利；比起大多数与她同龄的白人，她出入中国人圈子的频率更高，也觉得更舒适。她常去人头攒动的美食街苏州胡同；她家附近的中国大学生常请她在那里的廉价中国餐馆吃饭。

帕梅拉这样的白人女孩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圈子里非常少见。她既能享受使馆区的欧式生活，又能走进北平城里中国人的世界。在其父亲工作的影响下，她无疑能轻松地与中国人交谈，还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因此，她常常骑着自行车，在北平的大街小巷无拘无束地漫游，探索城市里其他外国女孩从不敢涉足的地方。在更年幼的时候，她偶尔会消失不见，几小时后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家中，正好赶上喝下午茶。像她父亲一样，帕梅拉看起来对自己的圈子很是满足。当倭讷离开北平，前往遥远的内陆地区进行探险或研究时，她也能自得其乐。家里的用人会照顾她，但无法给她立规矩。由于母亲早逝，父亲又时常远行不在身边，帕梅拉在思想和精神上被迫成长起来，无疑比大多数同龄人都独立。

尽管如此，她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上学、和其他外侨去使馆区里某个华丽的大饭店吃午饭（简便快餐）。漫长的夏日里，他们会去北平城外的西山野餐。在北平，有几周是最难熬的——灰尘满天，气温又高。这时，她会去北戴河的海滩，倭讷在那儿有一小栋别墅。那里的漆黑夜晚被萤火虫和门廊上的灯笼照亮；白天里，她就在咸津津的海中懒洋洋地游泳，或是在沙滩上骑驴散步，消磨时间。

倭讷尽管如此宠爱帕梅拉，也会为她愁眉不展；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她最开始在怀特方济各会修女院的学校读书时，就是个问题女孩——她很叛逆，常跟老师们顶嘴或激怒老师。然后她进了法国学校，又被勒令退学；接着美国学校也拒绝她入学。尽管这令人困扰，但帕梅拉很聪明。她通过了北平卫理公会学校的考试并获得了奖学金，赢得一个入学名额。然而，她仍然桀骜不驯，校方又一次要求她父亲领她回家。

最后，因为管不住女儿，倭讷束手无策，只好于1934年把她送到天津的一所寄宿制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严格采用英国公立学校的管理方式，以严明的纪律而闻名。在那里，那些了解帕梅拉的人给了她一些自主权。她终究不过是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还失去了母亲。当她的老父亲离家进行长期探险，去寻找迷失的成吉思汗墓，或在穆斯林聚居的中国西部荒野寻找稀有文物时，她就会被独自留在北平。所以，她成为一个小野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15岁时，帕梅拉被送到天津——一个与北平截然不同的城市。它自1860年代起就成为通商口岸。在这里，外国人掌控自己的租界，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自行解决治安和诉讼事务。天津共有四个主要租界，分别属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英国无疑是领头羊——海河外滩上到处是英国公司的标志，英租界工部局 [13] 看起来也运转良好。而日本在权力榜上排在第二位，日渐自命不凡。

19世纪，上海蓬勃发展，当时大家都认为天津相对落后。但到20世纪初时，天津也日渐繁荣起来。此处的外国势力更加强大，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富有的港口；这里的人口翻了一番，超过百万。由于最远来自蒙古和西藏地区的商品（从骆驼毛到羊毛、马海毛）在这里交易，加之采矿业的发展，天津的财富大大增加了。

不过，与北平相比，天津无疑使帕梅拉多少有些“下乡”的感觉。这座城市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但比不上巍巍帝都，尽管它也有剧院、电影院、高档餐厅、一家冰激凌店、一家德国咖啡厅和位于维多利亚道 [14] 的惠罗百货公司分店，甚至有白俄歌手驻唱的夜总会。北方军阀们想体验大都会的繁华时，偶尔也会驾临夜总会捧场。天津也有藏污纳垢之所——妓院、酒吧和鸦片窟；但在这方面，它比不上离经叛道、别具魅力的上海。

帕梅拉入学时，天津文法学校聚集了来自约二十九个国家的学生，包括英国人、美国人、白俄、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富有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等。尽管有石墙、光可鉴人的地板、英式校服和米字旗，但该校实际上成了一所国际学校。虽然位于东方国家，但它仍属于传统英式学校中最传统的那一类。在深受军阀之苦又被日本步步紧逼威胁的中国北方，天津文法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英国——一般而言，它只招收来自特权阶层的、养尊处优的孩子。

女孩们穿着单调乏味的英式中学校服，上面只有徽章作为装饰；男孩们戴着便帽，系着领带，穿着西装。他们用英语上课。每天早上，全体学生在墙上镶着木饰板的礼堂集合：男生在左，女生在右，校长则身穿粗花呢导师长袍站在大家面前的台子上。例行的晨起问候后，大家开始唱赞美诗，也许是《青山歌》（There is a Green Hill Far Away），随后唱《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

从早上八点五十分开始上课；中午下课吃午饭；下午两点继续上课直至四点。帕梅拉和她的同学要为折磨人的剑桥入学考试做准备，课本上有很多拉丁文。当然也有军事教官和雷打不动的体育课——女生学习曲棍球和篮网球，男生则主攻板球、橄榄球和游泳。学校有业余戏剧俱乐部，校方引以为荣；同时还为女生的编织课提供奖品。每月的学费是80银圆；住在天津英租界外的学生要多付一半，像帕梅拉这样的寄宿生每月则要再多付85美元。

大多数学生是家在天津的走读生；只有大约六位寄宿生，帕梅拉就是其中之一。她住在校舍里，那是一幢昏暗的哥特式独栋建筑，同时也是校长的家。寄宿生的膳宿费有一部分进了他的口袋，这也是传统了。学生们须遵守严格的日常起居要求：早上七点起床；四十五分钟后用早餐；八点半去学校。放学后，五点是下午茶时间，然后预习功课，五点半开始阅读和进行各种兴趣爱好活动。在晚上七点至九点之间要上床睡觉，具体时间取决于学生的年纪。

睡前有可可和饼干；周三可以邀客人来喝茶；经批准后，周末也可有客来访。几乎没人能打破这套常规。

帕梅拉在天津的朋友跟北平那边的谣言中心完全是两个圈子。他们对她曾被学校数次开除之事一无所知。在他们眼中，她是一位朴素安静的女孩，热衷于体育运动。他们猜想她之所以寄宿，是因为她那有名的父亲要频繁离家工作。

帕梅拉实际上已经掀开了人生的新篇章。她试着守规矩，远离麻烦；但她的生活并不限于一成不变的时间表和睡前的可可——她交了男朋友。人称“米沙”的迈克尔·霍杰尔斯基（Michael“Mischa”Horjelsky）是一位波兰裔犹太人，是天津文法学校的明星运动员和帅气的游泳健将。他的身材会使六年级以上的女孩们激动得无法自持。米沙有浓密的深色头发，笑容迷人。他偶尔显得冒失，但为人有趣，且学业优秀。

他是帕梅拉的意中人。如果把与她同年级的男孩排成一队，任何人都会认为米沙属于偶像级别，会使走廊里的女孩们意乱情迷。很明显，他也倾心于帕梅拉，两个人形影不离。据认识他们的某些人说，在上学的日子里他们很少分开。

1937年初，米沙决定去北平待几天，见见帕梅拉的父亲。但在那之前，她就被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