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星期五，距帕梅拉之死已过去一周。四十八小时法则早已失效，二十天之限隐隐在前方招手。一名嫌犯已被拘留，但未经法医取证，同时还没有目击证人。倭讷一直急切地要求警方归还女儿的尸体，英国公使馆也如此要求。现在，尸体已发还，葬礼将于第二天举行。

从船板胡同27号带出来的妓女、鸡头和醉鬼们在莫理循大街警署的牢房里坐了一晚冷板凳，并于次日早晨接受了讯问。然后，他们被释放了。警署把所有人的住址都登记下来，尽管在中午之前这些信息无疑会失去价值。

前一晚的行动使博瑟姆头很痛。他向谭礼士提交了一份关于突击搜检的言之无物的报告。博瑟姆告诉总督察：许多人认识平福尔德，但只限于见过面；没人见过帕梅拉。看起来和上周一样，在前一天晚上他们也一无所获。

然后，谭礼士接到了常任秘书多默思的电话，从其口中获悉使馆区巡捕房之前曾数次以街头滞留、涉嫌销赃、靠不法收入生活等罪名拘留平福尔德。这些指控最后都站不住脚，但多默思对英国公使馆到目前为止还没联系谭礼士表示惊讶，因为他恰巧知道平福尔德被列入了公使馆的可疑人员名单。

多默思还提供了其他引人深思的细节。他建议谭礼士向英国公使馆打听西山上的一处天体营 [72] ，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美国人，名叫文特沃斯·普伦蒂斯（Wentworth Prentice），以及一位爱尔兰人乔治·戈尔曼（George Gorman）。这两人、平福尔德以及其他一同打猎的人都被认为是天体营的成员。有个小团体在狩猎完毕后会消失在北平周边的山中，就像鸭子一头扎进稻田里。他们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起先，谭礼士认为多默思是在开玩笑。北平的一处天体营？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很明显搞了好几个夏天的活动。

那位名叫普伦蒂斯的美国人是天体营的发起人。他是位牙医，在使馆区外执业，看起来是位很可敬的专业人士，却和某些可疑人士进行了可疑活动。他们租下西山上的一处寺庙，躲开北平的烟尘和潮热，许多外国人在夏天的周末这么做。但这处寺庙与众不同，它并未被用作野餐或休憩之地，而是成为一处天体营。当地的中国警察可能被买通了，对它不闻不问。总之，这不过是疯狂的外国人在发疯。谁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呢？

多默思告诉谭礼士：传说普伦蒂斯在其位于使馆区的公寓里组织裸体舞会，花钱请妓女来给一群男人跳裸体舞。显然英国公使馆也知道这些事。这有点放荡不羁，有点稀奇古怪，但又不犯法，是不是？

爱尔兰人乔治·戈尔曼持英国护照旅行，在来到北平之前曾在其他许多中国城市间辗转。在那些地方，他假装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驻当地记者，但其实不过偶尔给这家报纸投稿。他也给日本出版物投稿，有时还为《北平时事日报》（Peking Chronicle）写文章。大多数人把他当作日军的吹鼓手，许多人还记得在1931年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戈尔曼曾直接为“日本鬼子”效力。如果外国媒体做出对东京政府不利的报道，他就会与其辩论，故布疑阵，混淆是非。

听到这一切，谭礼士不禁起疑：当平福尔德的名字被公之于众时，公使馆为何没有提起这些呢？他对多默思说了自己的想法。对方猜测：既然那个天体营有好几十个成员，其中肯定包括北平的其他某些外国可敬人士，没准有一到三位地位崇高的英国人，不愿警方询问他们夏天周末的活动，也不愿被问起付钱看裸体舞的事。如果你表面上看是衣冠楚楚的医生、银行经理或海关官员，总不好让大家都知道在星期六你赤身裸体地在西山上跑。

文特沃斯·普伦蒂斯医生代表了北平两个不同的外国侨民世界的交会点。在他西山上的天体营里，以及在裸体舞会上，城里的那些可敬人物与心怀鬼胎之人走到了一起。

谭礼士把平福尔德从牢里提出来带回审讯室，韩世清也过来了。谭礼士用打听到的消息当面质问平福尔德。是时候迎难而上了。现在需要单刀直入，激出对方的回答。

“我们来谈谈西山天体营吧，”谭礼士说。 [73] 平福尔德脸白了，但现在他知道警方已主动调查过自己的背景。最后，他开了口。

他承认在过去两个夏天，自己去过普伦蒂斯在山上租下的一间古庙。这位管理天体营的牙医不想招惹任何偷窥狂或窥淫狂，所以雇用了平福尔德作为安保人员。当地警察也没操太多心，因为只有外国人才会去那里。只要给他们的上司包个小红包，他们就不会找任何麻烦。一群人在周末出来，赤身裸体地闲坐、野餐、打网球、游泳——对西山上的外国人来说，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活动，只不过大家没穿衣服。晚上，他们举办聚会。一切都人畜无害，平福尔德的工作也很轻松。这处寺庙非常偏僻，不能从远处俯瞰。

还有谁参与其中呢？谭礼士想知道。除普伦蒂斯外，还有个名叫戈尔曼的爱尔兰人，但平福尔德不认识其他任何成员。其中一些人是使馆区的大人物，其他人则在外侨社会等级的金字塔中处于稍低的位置，还有些“来历可疑” [74] 的女人。

他是怎样得到西山上的这份工作的？谭礼士问。平福尔德说自己和普伦蒂斯、欧林比亚卡巴莱歌舞厅的经理乔·科瑙夫以及他们的几个朋友一起打过几次猎。那位牙医问他想不想在周末弄点外快。平福尔德坦然接受裸体主义。在赚钞票的同时还能看到裸女，不是很好吗？他和科瑙夫在那里负责安保，后者是前美军陆战队士兵，通过自荐得到了这份工作；但科瑙夫并非每个周末都出现。

至于那些裸体舞会，平福尔德坚称那不是什么大事。他会在船板胡同里找想捞点外快的女孩，也许是欧林比亚或白宫舞厅的舞女。不过是一群经过精挑细选的朋友聚在普伦蒂斯位于使馆大街的公寓里想来点“绅士的娱乐”罢了，仅此而已。而且这类活动还能使一两个俄罗斯姑娘挣点糊口钱。有哪里犯法了吗？

他鞋子和刀上的血又怎么解释呢？是狩猎时弄的吗？他的衣物呢？其他衣物在哪儿？谭礼士问。面对这些问题，平福尔德再一次守口如瓶。

谭礼士暂停审讯去吃午饭，他感觉已经有些收获了。他现在手里有了些名字——普伦蒂斯、戈尔曼、科瑙夫，还有了关于天体营、裸体舞会和周末小把戏的细节。也许最后会证明没什么要紧事，然而这一切明显很奇怪。平福尔德不明白这些事哪里触犯了法律，也许他是对的。还有，这一切跟帕梅拉有什么关系呢？谭礼士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线索在相交、相连。他需要探查得更深，把不同的点串起来，为这些男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一张图。

他回到六国饭店，想吃顿西餐，换件衬衫。他到酒店时，前台递给他一张便条，请他给他在天津的秘书尽快回电话。谭礼士打过去，对方告诉他他将被召回天津。召回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弗莱克领事。

1934年，谭礼士从伦敦来到天津。从那时起，玛丽·麦金泰（Mary McIntyre）就做了他的秘书。现在，她告诉他，阿弗莱克，也就是天津英租界的头头，正在大发雷霆。他让谭礼士马上回到天津。他要在明天一大早开会，要求总督察谭礼士出席。谭礼士必须赶下一班火车回来。其他细节暂付阙如。

谭礼士踏上“国际专列”离开北平。火车冒着蒸汽，穿过天津城外单调的高粱地，到达天津东站。车站里聚集着互相争抢客人的搬运工、人力车夫和出租车。谭礼士的司机正等着他，随后直接把他送回他在英租界香港道的家里。他在已入睡的儿子的头上吻了一下，吃掉匆忙备好的冷食作为晚饭，然后向自己的办公室和一堆文书进发。

在办公室里，他的副手们把在他离开天津期间发生的大事一一向他汇报。在过去的一周中，几桩案件被提交法庭。在都柏林道 [75] 和博罗斯道 [76] 间有片狭长的地带，上面挤满了廉价酒吧和妓院。休假中的士兵有过几次挥拳斗殴，余波尚未平息。还有一些文书需要他签字。随后就是帕梅拉·倭讷之案的调查情况。

从表面上看，几乎没什么有用信息。比尔·格林斯莱德亲自调查了她的男友米沙·霍杰尔斯基，并把他从嫌犯名单上去掉了。格林斯莱德也去了天津文法学校。现在学校还在放假，学生下周一才会返校开始新学期。但格林斯莱德对那里的教师最感兴趣，因为他们在提到帕梅拉时显得很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应该十分难受，同时不确定自己提出的指控是否会影响现状。然而他们战战兢兢，请格林斯莱德直接去询问校长悉尼·耶茨（Sydney Yeates）。

耶茨当时不在学校，于是格林斯莱德前往他家拜访他，它位于马场道上的校舍里，帕梅拉曾作为寄宿生住在那里。但用人们告诉他耶茨也不在家里。格林斯莱德怀疑他们在为主人打掩护。警察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在家，只是不想和警察谈话。

然后，阿弗莱克领事和几位天津文法学校董事会成员（多为地方显要）联系格林斯莱德，直截了当地请他停止质问老师和学生，同时与马场道保持距离。他们也告诉他：总督察谭礼士马上就会回来。格林斯莱德觉得很奇怪，谭礼士对此也一时摸不着头脑。

谭礼士奉命出席的会议于次日早上八点在维多利亚道戈登堂他的办公室里召开。戈登堂是大英帝国之权威在天津的绝对象征。它由之前英军从古老城墙上拆除下来的深灰色石块建造而成，名字取自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1860年，他从天津出发，与额尔金勋爵 [77] 进军北京。他们的军队最终烧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洗劫了北京。

随后，戈登率领一支由志愿者和雇佣兵拼凑起来的号称“常胜军”的队伍，击败太平军于上海城下。清朝统治者保住了政权，感恩戴德地把种种奖赏加在他的头上。他在中国和英国老家声名远扬，妇孺皆知，报纸称他是“中国的戈登”。他继续南征北战，直至在苏丹死于马赫迪 [78] 的剑下，最终成为大英帝国的不朽英雄。“喀土穆 [79] 的戈登”（Gordon of Khartoum）这一名号甚至比“中国的戈登”还要响亮。

戈登堂是天津英租界行政和权力机关的重要据点，工部局、法院和作为谭礼士大本营的英租界巡捕房总部都设在这里。这栋建筑集哥特式城堡和中古堡垒的风格于一身，每扇门上方都有教堂风格的拱顶，巨大的正门则被重重加固以防遭到进攻。这道门从未被打开，大家须由侧门进入。如果天津的形势对英国不利，戈登堂就会成为英国人的最后防线，陷入重围的英国人将在此做最后一搏。一排老旧的加农炮在楼前一字排开，它们是英国人占领天津后法国人赠送的礼物。

戈登堂在海河外滩上英国控制的区域里占据了显要位置，离英国俱乐部和利顺德饭店很近，坐落在位置优越的维多利亚公园 [80] 正对面。这个公园与任何一个英国城镇里的市政公园都相差无几。在海河的对岸，老俄国租界与戈登堂遥遥相望。

那天早上在谭礼士的办公室出席会议的人，除了阿弗莱克领事和比尔·格林斯莱德外，还有天津文法学校管理委员会的主席E.C.彼得斯（E.C.Peters）、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局长亚瑟·蒂珀（Arthur Tippe）和工部局的法律顾问P.H.B.肯特（P.H.B.Kent）。这些人堪称天津最有权势的外国人，天津英租界里的事务都由他们拍板决定。

玛丽·麦金泰为大家倒上茶，并把一个文件夹交给阿弗莱克领事。她退出房间把门关好。直到她敲击打字机的声音从门的另一边传来，大家才开始说话。谭礼士首先发言，想要向与会人员通报调查工作在北平终于有进展了。但阿弗莱克突然打断了他。这位领事被激怒时，讲话就会带上利物浦口音。他在中国晋升得很慢，最近才在相对高龄的56岁被擢升为领事。

总督察谭礼士和比尔·格林斯莱德互相交换眼色，后者耸耸肩，表示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看起来这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对这次会议的主题一无所知。

阿弗莱克开门见山。尽管职位很高，但他说话直接，是一位无神论者，而且也从不讳言这一点。他的婚姻则颇有争议——他在天津和一位丧夫的英国会计师结了婚，外交部里那些更传统的虔诚人士因此不太喜欢他。1913年，朱尔典公使就曾把一位与寡妇成婚的男子降职放逐；虽说现在时代不同，但在白厅这种成见一时难改。阿弗莱克告诉与会者：今早的会议要讨论天津文法学校校长悉尼·耶茨的事，而且讨论内容要对外保密，所有与会者都要明白这一点。天津文法学校的声誉正处于险境，天津英租界的名望亦然，大不列颠在中国的脸面也概莫能外。

领事从玛丽·麦金泰刚才递给他的那只马尼拉纸文件夹中抽出几张大裁纸发给大家。谭礼士注意到文件夹上没有用任何常见的橡胶印鉴来标明其内容。它们是悉尼·耶茨的一份正式警方登记表，上面详细罗列了他的私人信息——职业、住址、出生日期和地点（1893年，牛津）。此外，它还涵盖了他家人的详细信息。配偶：路易丝·艾薇（Louise Ivy），1895年生于牛津海丁顿（Headington），娘家姓巴恩斯（Barnes）。子女：芭芭拉（Barbara），1924年生于牛津。

悉尼·耶茨是天津英国人圈子里雷打不动的老成员。他曾求学于牛津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后在英格兰任教，随后又去了非洲，不久后任尼日利亚学校巡视员。之后不久，他在仰光担任教职，然后于1923年来到中国，在天津文法学校任副校长。1927年，他被晋升为校长。

谭礼士对耶茨了解不多。学校曾举办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板球赛，总督察因为偶尔会去凑人头，在旁观席上见过他；有时还在戈登堂的工部局会议上，或是类似圣安德鲁节、圣乔治节、帝国日、国王诞辰等场合见过他。谭礼士觉得这个男人看起来就是个校长的样子——头发溜光水滑，下巴上有个凹陷，双目深陷（使他看起来更严肃了），上唇很薄（学生们说当他生气时它会颤抖）。他时年43岁，但看起来比真实年纪要老，厚厚的黑框眼镜使他看上去又老了几岁。他个子很高，看起来很强壮——在外，他的强壮体魄和他的严厉性格一样出名。

被认为不太和善倒还好；另外，谭礼士还曾听到关于悉尼·耶茨的传言，说他惩戒学生过度。有的家长私下嘟哝，个别则公开抱怨。这位校长喜欢用他从仰光带来的藤杖在学生背上施行体罚，让他们带着青紫的痕迹回家。创口如果不处理，随后就会起泡化脓。据说在仰光时，他曾被勒令离开学校，因为他那根藤杖打人太狠了。

天津文法学校在悉尼·耶茨的领导下变成了一所严格的学校。如果某个学生每周留堂超过两次，就要自动去接受校长的藤杖处罚。但这种严格是某些家长起初送孩子去那里的原因之一，而且耶茨也并非大英帝国唯一用棍棒维护纪律的校长。

学生们对耶茨褒贬不一。许多人喜欢他、尊敬他，认为他“衣冠楚楚” [81] ；其他人则认为他很懒（实际上他并不经常亲自上课），或是抱怨说他一喝醉就打他们，不讲理，喜欢羞辱他们，然后让他们出洋相。谭礼士曾看见耶茨在奢华的英国俱乐部饮酒，但喝得不比其他人多。在谭礼士看来，耶茨有点高傲，总想找机会提醒别人自己毕业于牛津的教育背景，或是穿着长袍戴上学位帽在公开场合亮相。

现在，阿弗莱克直接问谭礼士是否能确认在北平被谋杀的女孩就是帕梅拉·倭讷，谭礼士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继续告诉领事：不，他们还没有就此案指控任何人，但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为什么他被叫回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学校管理委员会主席彼得斯随后接过话头。他说：就在去年，在上个学期，已经有人提出指控了。想查个水落石出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仍然忧心忡忡。学校内部进行了一次调查（当然是很谨慎的调查），随后做出了结论。然而，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媒体已经介入，而且有些细节一旦被公之于众，就可能对学校的利益造成损害。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细节和北平那桩不幸的、令人悲伤的案件毫无关系。

谭礼士茫然而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被暗地里架空了。什么指控？调查什么？

彼得斯把目光投向阿弗莱克，阿弗莱克则转头去看工部局法律顾问肯特，肯特向他点了下头。于是领事先生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把所有事情一一道来。

在上个学期，帕梅拉·倭讷的父亲找上了学校董事会，称他女儿在校舍寄宿时，受到了不必要的关心，来自校长悉尼·耶茨的不必要的关心。她为此苦恼、心烦。倭讷威胁说，如果学校不采取措施的话，自己就要揭露耶茨。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阿弗莱克也卷了进来，于是校方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耶茨（也许喝醉了）曾以不符合双方身份（校长和学生）的方式接近帕梅拉。鉴于她是寄宿生，他的举止在旁人看来就更不得体了。

之前也曾有其他人提出指控，但通常会被驳回。然而，倭讷比大多数人都固执。耶茨有保留地承认自己的行为并不恰当，同时他提出自己将在夏天也就是学年结束的时候辞职，以避免其职业生涯会被此可耻事件终结。倭讷则把帕梅拉从学校里接出来，打算送她去英国完成学业。为了维护她的名誉，他同意耶茨在漫长的暑假开始后再以身体不佳为由辞职。谁都不愿看到公开的丑闻，无论是耶茨的、学校的还是帕梅拉的。

谭礼士震惊了。他也是一位家长、一个父亲，他听到这则新闻时做出了完全基于家长立场的反应。他被校长对待学生的方式吓坏了。他想要说话，但阿弗莱克再次打断了他。

领事宣布：由于帕梅拉不幸去世，耶茨别无选择，只有离开。这位校长案发时在天津，因此他毫无疑问是清白的。如果需要的话，格林斯莱德可以私下进行讯问，以证实耶茨确实不在场——当时他和妻女一同在家。目前最重要的是将此事保密，一定不能有相关新闻出现在任何报纸上。

阿弗莱克继续说下去：决定已做出，耶茨下周一开学时不会回校，而是会和其家人一起尽快返回英格兰。彼得斯会安排所有事宜，他会向师生们解释，说校长因为健康问题退休了。副校长约翰·伍德尔（John Woodall）会被提拔为校长。伍德尔会被告知真相；但除了他、倭讷和当下在场的人，不会再有别人知道真相了。阿弗莱克会确保所有当地媒体受到如下警告：不要理睬任何流言蜚语。而天津文法学校的声誉……

当与会者都保证决不泄露相关信息后，阿弗莱克宣布散会。谭礼士被告知他可以回到北平继续调查。他们起身准备离开，没有一个人——即使是直率的阿弗莱克——敢于直视谭礼士的眼睛。没有一个词语可以形容眼下的场面：就在天津大英帝国租界巡捕房负责人的办公室里，大家共谋要隐瞒实情。

谭礼士气得七窍生烟。为了保住大英帝国的脸面，他处处受限，在别人眼里十足无能。他曾问倭讷：为什么帕梅拉要离开天津返回英国？现在他明白倭讷当时的回答是什么意思了。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

本来他就应该知道。无知不仅显得他无能，还导致他在调查的关键时刻从北平被召回。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悉尼·耶茨和他的妻女离开天津，登上能订到的最早一班轮船离开了这座城市，再也没有回来。

私下调查、秘密会议、有人被撵出城市——所有这些事在谭礼士看来都非常荒唐。尽管封口令在他的办公室里被下达，流言和八卦仍然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有人说在天津文法学校里，年纪较大的学生之间普遍有过性行为，而看起来学校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而帕梅拉是一位当事人。耶茨被称为酒鬼、恶霸，据说他和帕梅拉有暧昧关系，还曾对她有所强迫。

造谣者更进一步，称尸检时帕梅拉被发现已经怀孕，孩子的父亲就是耶茨，在她被谋杀的那夜，有人在北平见过他。实际上，他时常悄悄离开天津，去“恶土”寻欢作乐。帕梅拉在照相馆拍的那张全身照被登在天津的报纸上，人们争相传阅报纸并做出评论。大多数人同情她，认为她是一桩可怕罪案的无辜受害者，而这种犯罪可能发生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身上。其他人则不这么想，他们读过那些说帕梅拉“并非天性娴静” [82] ，而且在来天津上学前就在其他学校惹下麻烦的相关报道。他们发现她的实际年纪比看上去大，而且在北平正和数名男孩交往。他们认为她很可能过着放荡的生活，欺骗了天津那个受人欢迎的男孩米沙·霍杰尔斯基。

这两派想法各有一个帕梅拉作为立论根据：帕梅拉是个好女孩、女学生、朴素的姑娘；帕梅拉是个女人，过于无拘无束且不受控制。在天津英租界的许多舒适的起居室里，在戈登堂中英国俱乐部的柔软真皮扶手椅里，两个截然不同的帕梅拉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耶茨和他的妻女一起消失后，谣言甚嚣尘上。他的女儿芭芭拉是天津文法学校的一位获奖学生。人们不知他们为何没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就如此突然地离开了。约翰·伍德尔骤然被晋升为代理校长，然后马上就要搬进马场道的校舍。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然。尽管报纸统一口径，做出了关于耶茨重病的官方报道，但所有事都如此仓促，显得很不得体，很多人因此起了疑心。人们议论纷纷，各种推测变本加厉。有些人认为耶茨在帕梅拉一案中有罪，有人却因面子问题把整件事糊弄过去了。

3月末，天津文法学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演讲日和授奖礼，这在校历上是大事，《京津泰晤士报》对此做了报道：

天津文法学校管理委员会主席E.C.彼得斯先生提议大家为新近离开的耶茨先生欢呼三次……大家叫嚷着，一致拥护他的号召。这证明学生们对前校长仍然怀着高度的敬意。 [83]

也许情况就是这样，也许不是。媒体报道没有越界。帕梅拉在这次活动中是缺失的，但报纸并未提及此事，也没有提及她的案子。庆典中没有对她致以哀悼，也没有留下片刻默哀的时间。

演讲日后不久，校报《文法家》出版了新的一期，上有新任校长约翰·伍德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耶茨先生赞》。在这篇文章里，他也遵循了官方的定调；但在对已离开的前同事的溢美之词中，他说了一段话，之后，在天津的会客厅和俱乐部聚会室里，它被一再提及。

1927年，他（耶茨）被擢升为校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十年间，他所处的职位堪称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教育界中干起来最艰难、最费力的职位之一。在这片天地中，事实会被轻而易举地歪曲成丑闻；家长、董事会的理事、工作人员和学生发生冲突也是家常便饭，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似乎被特意强调了。 [84]

事实会被轻而易举地歪曲成丑闻。约翰·伍德尔对与他前任有关的流言了然于心，而天津文法学校仍然守住了秘密。只有流言永不消失。

与此同时，谭礼士已经误入歧途，在案件侦破的关键阶段离开北平，两天后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