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经久不息，但即使是战争也未能阻止倭讷把自己调查到的证据寄给英国当局。他不仅继续给白厅的外交部、驻中国的阿彻领事和卡尔公使写信，还给通常被称为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写信，同时把信抄送给外交部政务次官、第二代普利茅斯伯爵（Second Earl of Plymouth）艾弗·迈尔斯·温莎-克莱夫（Ivor Miles Windsor Clive）。

至于中国这边，当时北平已没有独立公安机关之类的机构了。陈局长已被解职，离开了前门警察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傀儡市长兼警察局长，此人对倭讷的恳求置若罔闻。

由于战时邮政服务的中断，英国外交部似乎没有收到其中某些信。但最后，白厅的某位人士于1943年1月读到了倭讷的一份报告，然后在档案的备忘录中注明：

如果英国驻中国的司法机关想要重建美名，对此令人发指的案件就不应再借故拖延、置之不理或有意遗忘。无论如何，全部细节必须及时公之于众。 [129]

然而，倭讷的证据面临的命运正是被“借故拖延”和“置之不理”。它们被弃置在外交部的档案库里，与无数其他抵达伦敦的文件为伍。当时伦敦正遭到“闪电战”袭击，深受战乱之苦，没人在读了倭讷的来信后联系他。他的独女被谋杀一案从未重启。

就这样，她被历史遗忘了。北平的外侨现已随风四散，辗转流离到全世界各个遥远的角落。中国和日本斗得难解难分，整个世界坠入了战争深渊，战火吞噬了认识帕梅拉的人。

有那么多的人曾被卷入此案，此案也反映了这个世界的命运。帕梅拉在天津的男友米沙·霍杰尔斯基加入美国空军，飞越被轴心国占领的欧洲上空执行空袭任务，后在战场上丧生。1943年夏，盟军针对纳粹控制的罗马尼亚普洛耶什帝（Ploesti）油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他的飞机在行动中被击落。曾陪帕梅拉吃了她生前最后一餐的韩守清回到奉天老家，加入中国人的抵抗军。1940年，他落入可怕的日本宪兵队之手，后被处决。

在天津，许多人仍然相信凶手是悉尼·耶茨。当这位校长和其家人被驱逐出中国后，他们甚至等不及下一班去伦敦的船，就先渡海到神户，随后去了洛杉矶。在经陆路抵达纽约后，他们最后才由海路回到英国。他们于1938年3月到达普利茅斯，无家可归，耶茨也无工作可做。他再未重执教鞭，而是低调地在牛津公立男子学校（City of Oxford Boys School）谋得校长秘书一职。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55年去世，享年61岁。

日军在北平肆虐，斯诺夫妇的激进期刊《民主》被取缔。海伦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帕梅拉·倭讷的“谜团从未解开，甚至连合理的猜测都没有……我虽然从未真正相信谋杀针对的是埃德加或我，但总是内心存疑”。 [130] 埃德加的《西行漫记》于1938年出版，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而海伦自己的著作《续西行漫记》于一年后出版，记录了她在共产党基地的访问，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斯诺夫妇的婚姻关系在沦陷时期日益紧张。海伦于1940年回到美国，两人于此九年后离婚。她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度过余生，于1984年出版自传，然后于1997年以90岁高龄去世。埃德加的事业在这场战争后达到顶峰，但之后再未重现辉煌。他起先住在美国，后来移居欧洲，一直与贫困做斗争。1972年，他在瑞士去世。

博瑟姆督察因在北平公干时的酗酒、狎妓及污染证物等行为受到指控，回到天津后不久就被谭礼士解职。他和妻子启程回了英国。比涅茨基警长的妻子在中国北方被日本人抓住，身陷囹圄。于是他离开天津，和许多白俄一起去了仰光。他们在那里参军，加入英国军队，在战斗中勇往直前。似乎比涅茨基在1943年10月的对日战斗中亡于缅甸。同时，常任秘书多默思于1941年去世，享年62岁。去世时他仍然是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的常任秘书。

韩署长的命运不详。在日占初期，他仍在莫理循大街警署任职。1938年3月，他受命调查一次针对亲日派王克敏 [131] 的刺杀，最后似乎失宠于北平警察局的傀儡局长。尽管坐在车里的王克敏当时毫发无伤，但他身旁的日本顾问被杀。众所周知，这次刺杀是奉戴笠之命，目的是杀鸡儆猴，震慑其他有意投敌之人。韩世清没能发现此案的任何证据，也没能抓到任何嫌犯来审讯。日方怀疑他为国民党工作。

倭讷一直认为韩世清收了贿赂，有意将帕梅拉之案的搜查从船板胡同28号引开。可在倭讷面前，韩世清似乎一直决意抓到真凶：他可能篡改了人力车夫的证词；然而他对28号的保护没有阻止他把平福尔德和普伦蒂斯带回警署讯问。很多人包括谭礼士都认为他是个能干的警探。1938年，倭讷在大街上与韩署长偶遇，他们草草聊了几句。当时，韩世清为终究没能为帕梅拉伸张正义而向倭讷道歉。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交流。倭讷终其一生也未能想明白此人在破案过程中表里不一的真实原因。

在1939年的天津事件后，总督察谭礼士发现自己走到了聚光灯下。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伦敦马上宣战，站到美国一边。12月8日一早，日军在谭礼士家中将其逮捕，然后把他带到维多利亚道的巡捕房，勒令他交出办公室的钥匙。日本人在天津全城围捕他的同事，把他们羁押在戈登堂，和英国高级外交官、工部局官员和军事人员关在一起。

谭礼士后来被软禁在家，被迫每天向日军汇报动向。12月20日，日本人正式剥下其警服，通知他他已被罢职，然后继续将其软禁在家。他被关在位于香港道的家中，独坐愁城，而他的妻儿早已于1939年回到英国，当时局势尚未恶化。

1942年5月4日，谭礼士再次被抓入了日本宪兵队总部以可怕著称的监狱。他被单独拘禁了九十四天，他们禁止他与其他狱友交流。身高六英尺多的谭礼士被锁在一个十二英尺见方的木笼子里，里面除了简易厕所外没有其他家具。他只能在笼子周围其他囚犯的众目睽睽之下如厕。敌人不许他梳洗刷牙，只给他干面包和水作为三餐；面包和水甚至是分开给的，使他不能用水泡软面包来使之更易下咽。每天他只能得到十分钟“锻炼身体”的机会。

敌人定期拷问他，每次拷问时间都很长，他被反复问及同样的问题。在没被拷打时，木笼里那只光秃秃的灯泡从早到晚都亮着，使他无法入睡。许多囚犯也受到了同样的折磨。他的笼子被安置在主要刑讯室旁，好让他能随时听到其他犯人受折磨时的惨叫。

1942年7月，气温飙升到三十七度以上的日子持续了数周。谭礼士胡子拉碴，浑身污秽，身上爬满虱子。他的这个样子被拍摄下来，发表在一本日本人出的书上，书名叫《当地罪犯写真》。他和老部下比尔·格林斯莱德一度从监狱里被拉出来，戴上沉重的镣铐，遍体肮脏地站在一辆平板卡车上。随后日本人开车带他们满天津游街示众，以凸显日本人的“优越性”。中国民众停下脚步，沉默地围观这两位知名人士受辱。

谭礼士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他对此提出抗议，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虽然被一再拷问，他仍拒不认罪，拒不出卖前同事，就算在笼子里被饿了数周也决不松口。最后他被迫在一份供词上签字。这份供词是日文的，而且没人为他翻译。

8月初，在瑞士驻天津领事的帮助下，谭礼士被释放并被遣送回国。他当时身体极其虚弱。他被带上上海的一艘拥挤的撤离船，它将要启程前往葡属东非的洛伦索马贵斯（LourenÇo Marques）。在那里他换乘另一艘船回到伦敦，到达时他已虚弱得无法站立，体重减少了三十四磅。

回到伦敦后，他已经无法服现役，于是被分配到战时食品部（Ministry of Food）做案头工作。二战后，他被派至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回到远东从事审判日军主要人员的工作。他手里的名单上就有那些曾在天津监禁他的人。

审判结束后，他再次回到英国，离婚又再婚，在西伦敦经营一家叫“丹尼斯”的旅店，里面有一个活跃的桥牌俱乐部。他最后在那片区域经营了数家小酒馆，人们经常看到他在诺丁山门（Notting Hill Gate）附近的切普斯托徽章酒吧（Chepstow Arms）喝酒。谭礼士于1972年去世，享年75岁。

让我们回到北平。“恶土”和船板胡同28号仍然勉力存续。即使战火连天、物资匮乏，这里仍有皮肉买卖和毒品交易的市场。有些外侨弃儿在这里找到出路，大赚特赚。有一段时间，白人社会底层的某些人获得了日本人的庇护，他们为日本人提供服务，日本人继续鼓励向中国人出售毒品的行为。

但是乔·科瑙夫和托马斯·杰克似乎悄悄溜走了，历史上不再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卡普佐医生在被倭讷质问后不久就回意大利了。意大利当时正与英国开战，再也没人听过他的消息。此外，倭讷或他的密探再也没能找到约翰·奥布莱恩的踪迹。最后传来的消息说他在上海法租界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妓女玛丽和佩吉已去世，算是逃过了日本人的集中营。玛丽死于海洛因吸食过量，佩吉则在哈尔滨一家精神病院里走到了生命尽头。

莱辛斯基夫人和迈克尔·孔西利奥离开上海法租界后，去了日本人控制下的青岛，据传当时莱辛斯基已在弥留阶段。乔治·戈尔曼曾发表谎话连篇的文章来保护普伦蒂斯，后来他做了《北平时事日报》的编辑，公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喉舌，直至1943年被遣返回英国。依照英国政府1939年出台的《紧急权力法》（Emergency Power Act）中的国防法规第18条B款，他一回国就马上被逮捕入狱了，因为该法规规定应拘留那些有同情纳粹之嫌的人。

白俄阴阳人舒拉逃过了集中营。关于他的最后一则消息说他以女性身份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妓院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舒拉是下层社会的一个传奇。根据上海公租界巡捕房掌握的情况，他是1937年初一次重大银行劫案的嫌犯，也有组织毒品走私，以及让轻信的白人女子将毒品从日占区运往上海之嫌（这类运送毒品的人被称为“骡子”）。人们还认定他是个大胆的珠宝窃贼，一个惯犯。在他漫长的盗窃生涯中，除了在北平一处监狱里待了几个月，法律的制裁之手从来就没能落到他身上。尽管曾有传言说舒拉带着一笔财富——他盗窃来的珠宝——逃到了香港，但他最终的归宿就像他的性别一样，成了未解之谜。

E.T.C.倭讷一直留在盔甲厂胡同，直到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后他被迫搬进英国公使馆的大院。半个多世纪前他以见习翻译的身份第一次来到这里，这时他却成了难民。

随后，所有留在北平的同盟国侨民于1943年3月被日本人围捕并被赶进集中营，日方官员称，“这有利于他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舒适” [132] 。然而，那些集中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倭讷和其他人被一起送到北平以南两百英里的山东省，被送进日本政府口中的“潍县民众集会中心” [133] 。

很多外侨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前往前门的火车站集合，且只能随身带一只手提箱，倭讷不过是其中一员。英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侨民现在都成了贱民。他们中有学校教师、生意人和被日本人从阁楼里拖出来的瘾君子。在日本军方的命令下，他们都坐入了三等车厢。

在外侨们被赶去等火车时，北平的中国居民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排起队，围观西方列强的势力和威望在中国跌落尘埃。其中有些外侨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一位男子心脏病发，倒毙当场，押送者们就让他躺在那里。倭讷的心脏也不太好，还被迫抛弃了他终生浸淫其中的藏书、著作、古董、传家宝和纪念品。他被迫停止调查杀害女儿的凶手，也再不能向外交部提出重启此案的请求了。

“潍县民众集会中心”之前是美国长老会传教使团的地盘，它的四面是高粱地。这里有临时营房、警戒塔、机枪岗和通了电的铁丝网，附近还有一栋爱德华时代风格 [134] 的教堂。两千名外国侨民被塞进这个拥挤的地方。这里连抽水马桶都没有，露天的粪坑臭气熏天，招来成群的苍蝇。为领食物，人们排起长队。一下雨，集中营就变成了巨大的烂泥塘，围墙倾塌，雨水从房顶漏下。营里害虫肆虐，到处是臭虫和污物。在山东，冬夜苦寒，夏天则潮闷异常。

倭讷在47区K室分到宽九英尺、长十二英尺的一张床。他的室友包括一位极暴躁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一位名叫布里格斯的瘾君子（在集中营里，他被迫迅速戒掉了毒瘾）和一个曾在天津文法学校读书的小伙子。小伙子认识帕梅拉，但他在K室住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由于年纪太大，倭讷不必劳作，还领到了一枚绿色徽章，使他在领食物时不必排队。他安顿下来后，便开始每天开讲座，这也成了集中营活动的一部分。集中营里的一位成员后来还能记起自己参加的某次讲座，题为“一位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历史”。

集中营里鱼龙混杂——美国传教士、前海军陆战队士兵、教师和北平下层社会的几只小虾米最后被拢在一起。其中还有至少一位“恶土”妓院的鸨母和她的几个女儿（其实也在她手下接客），以及不少天津来的英国巡捕（之前在谭礼士麾下）。天津英国工部局的成员也到了这里，他们曾被召集起来处理悉尼·耶茨惹的麻烦。

潍县集中营里的大多数人知道倭讷是谁，也听说过帕梅拉。至少其中某人肯定知道，那就是同样被拘在这里的集中营牙医文特沃斯·普伦蒂斯。

普伦蒂斯一直很忙。营养不良导致集中营里牙龈炎频发。囚犯们只能把晒干的乌贼碾成粉末充当牙膏，这也造成了口腔健康问题。他用铜汞合金补牙，但对坏牙他通常还是一拔了之。他要花数个小时来踩动踏板，给钻头提供动力，或是试着给他的器材消毒。

很难想象倭讷过着怎样的艰难日子——他竟然和谋杀女儿的嫌犯被一同囚禁。后来有几位被囚者回忆起他曾指着普伦蒂斯大叫：“是你杀了她！我知道你杀了帕梅拉！是你！” [135]

在其他时候，他似乎随意胡指。有些人担心他已神智不清，但大家宽恕了他的奇怪举动。他的高龄、悲惨的过去和眼下集中营里的囚禁生活让大家觉得他的行为情有可原。

普伦蒂斯本人从未对此案发表任何看法。也许他投向了宗教。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送宗教书籍给来临时诊疗室看病的几个小伙子。他真的皈依了吗？还是仅在书籍短缺的情况下送人阅读材料？还是说这是他内心有愧的证明？

美国当局肯定从未信任过普伦蒂斯的人品。1942年8月，新成立的美国战时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为普伦蒂斯建立了档案，调查他在北平与日本人的通敌行为。但他们从未收集到任何可靠的证据。普伦蒂斯又一次逃脱了。

随后日军战败，匆忙撤出中国，潍县集中营中的难民于1945年8月被美军解放。那里的囚徒当时已经营养不良，身心备受摧残。集中营里的生活击垮了很多曾经养尊处优、拥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外侨。他们之前或是因为身负官职而无法离开中国，或者只是执意无视日军会入侵中国的预兆。他们被粗暴地剥夺了优越的生活、北平与天津的豪华宅院和崇高的地位。他们从未适应集中营里的生活——住在逼仄的营房中，使用恶臭的旱厕，排队领那份少得可怜的配给食物，裹着褴褛的衣物。许多上了年纪的囚犯被病魔击垮，或因觉得生无可恋而与世长辞了。

但倭讷是个例外。年届耄耋的他走出集中营，乘火车回到了北平。他回到盔甲厂胡同的旧宅，忠心的用人们仍留在那里，防止有人乘虚而入，鸠占鹊巢。

他发现自己所处的中国虽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局势变化，但又要滑入内战的深渊。日本人退出舞台，但国民党和共产党继续拔刀相向。北平已经遗忘了帕梅拉，英国公使馆也不再记得倭讷。他又向外交部和公使馆询问了几次，但都没有得到回复。倭讷的调查结果是对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和官员的潜在羞辱，因为他们曾致力于结束对他女儿案子的调查，还损害了他的声誉。他们花在后一件事上的精力甚至比花在破案上的还要多得多。

于是他不再联系他们。他曾是那样固执，一定要看到杀害了帕梅拉的凶手被绳之以法。他的这份韧性终于被耗尽了吗？或者这是因为在倭讷看来对帕梅拉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普伦蒂斯已经死了吗？

离开潍县集中营后，普伦蒂斯也回到了北平。1947年7月，54岁的他死于使馆大街的公寓里。他的早逝对于倭讷也许算是一种安慰。

在整个内战期间，倭讷固执地留在北平，直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旷日持久的撤退。最后国民党军溃败，其残部和他们的总指挥一起逃到台湾岛。1949年1月，以毛泽东为首的解放军开进北平，宣布共产党接管了这座城市。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倭讷成为新中国的居民。这个新政权很快就永久关停了“恶土”里的妓院、毒窟和赌场。

1951年1月，城里只剩下七十名英籍人士，倭讷是其中一员。10月，他们的数量减少到三十人。倭讷是个顽固且有主见的人，他因为无法在中国共产党治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决定离开。

他回到英国，但几乎不认识这个国家了。他从1917起就再未回过这里。他已经没有家人在世。姐姐艾丽丝是和他关系最近的亲人，但她已于1935年去世。倭讷最后于1954年2月7日辞世，被葬在肯特郡的拉姆斯盖特（Ramsgate）。当时似乎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也没人能够出席他简短的葬礼了。

他走过了八十九年的岁月。他经历过中国的封建王朝，那时皇帝还高踞御座；他经历过委员长统领的共和国，那时整个民族在战火中、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最后，他看到了共产主义者一手建起的人民共和国。2月16日，《泰晤士报》发布了一篇详细的讣告，介绍了他的一生，着重描写了他漫长的外交官生涯、对西方了解中国的卓越贡献和他与格拉迪斯·尼娜·雷文肖的婚姻。最后，这篇文章写道：“他们的养女帕梅拉于20岁在北平被谋杀。”

帕梅拉·倭讷的尸体现今仍躺在北京现代化的二环路的地底深处，躺在曾经的英国公墓里。时间的长河已流淌了七十多年，她仍像她自己曾经宣称的那样，总是独自一人。

狐狸塔仍然在盔甲厂胡同上方若隐若现，它俯瞰着从前的“恶土”，俯瞰着那片下等人曾聚居的肮脏胡同的遗迹，同时也俯瞰着古老的鞑靼城墙。在1937年1月那个滴水成冰的清晨，人们就是在那段城墙下发现了帕梅拉的尸体。现在只有那些年纪极大的北平人才管它叫狐狸塔，只有那些年纪极大的人才谈论狐狸精。几乎已没有人记得那一天了——在那一天，人们发现一位外国少女残破的尸体躺在狐狸塔脚下。

中国的神话故事说，一只狐狸精辞世时，它的身影会短暂地闪烁，然后消失不见。人们认为精怪的影响会被中和，凡尘俗世最终会自愈。伤疤会逐渐消失，直至再也不见；瑕疵和污点会逐渐变淡，直至无影无踪。生活最终会回归正轨。但这只是错觉，因为事实上一切都已改变，不会再回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