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工作止步不前。韩署长的二十天之限也已到期，总督察谭礼士则处在崩溃的边缘。北平漫长艰苦的冬天和酷寒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谭礼士筋疲力尽却无法入睡，从1月8日开始，他就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已经抽了太多烟，喝了太多威士忌兑苏打水，还得了烦人的咳嗽，迟迟不好。由于经常走街串巷，他的四肢冻僵了，总是暖和不过来。六国饭店的医生为他开了难喝的绿色药水，但他服用后病情并没有起色。作为一位警探，他难免怀疑自己错失了案件中某些明摆着的东西。

韩署长现在说他认为这个案子会成为永远无法解决的悬案。日军越来越近，凶手却越来越远。北平人日益关注自己的小命，暗杀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游击战正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进行。现在，日军已经在离紫禁城和使馆区仅有九英里远的马可·波罗桥掘壕固守，等待进军的命令。在南京，蒋介石仍对北平的命运不发一言——这可不是吉利的兆头。

比涅茨基警长已经被召回天津，那里的形势也逐渐紧张。有人也想让谭礼士回来，但他要求再待几天，请求让这案子有始有终。在那些无眠的夜晚和疲倦的白天，帕梅拉——不管是作为女学生还是迷人的女郎——始终萦绕在他眼前。他自己都快要相信狐狸精的说法了，想象着它们在鞑靼城墙的墙顶翩翩起舞，在狐狸塔的檐下徘徊，深夜里在没有尽头的胡同中游荡。它们寻找受害者，或是把人头骨顶在脑袋上保持平衡，同时大声嘲笑他。它们缥缈无形，无法触及，就像他正在追寻的凶手那样，消失在北平的黑暗中，甚至连可以帮助追踪的影子都没留下。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它们渐渐消逝在鞑靼城的黑夜里，就像那个已经隐于城市的凶手一样。

他把这幻觉归因于绿色药水。

在公开场合，谭礼士力求破除狐狸精和器官贩子之类的传言。他嘲笑类似的言论，攻击中国报纸——它们把此案与薄伽丘充满色情和猥亵描写的《十日谈》中的食心者故事做比较。当时这本书的译本在中国流传很广。而媒体被匿名的消息提供者引导，对书中的偷心天使念念不忘。

关于这点，常任秘书多默思倒是给了谭礼士一条密报。有人曾听到喝醉了的督察博瑟姆在顺利饭店后面的酒吧里对着一群崇拜他的听众夸夸其谈，很享受成为他人关注中心的感觉。多默思的线人也报告称这位大嘴巴的督察在“恶土”上花了太多时间却不干正事。谭礼士把他遣回天津，堵上了这个漏洞。

总督察也驳斥了关于患精神病的虐待狂的说法，并宣称所有关于倭讷的流言都是“一派胡言”。但他对于悉尼·耶茨和他在天津文法学校的行为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证据能把平福尔德和帕梅拉，或是普伦蒂斯和帕梅拉，又或者是帕梅拉和“恶土”联系起来。他知道平福尔德、普伦蒂斯和乔·科瑙夫之间的关系：他们一起打过猎，都参与过西山天体营的活动，也都出席过普伦蒂斯的舞会。他们都和“恶土”，和北平外侨圈子的罪恶一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和帕梅拉毫无关联。

甚至告密者们现在也逐渐减少，或是转移了关注点。也没有新的自称凶手的怪人出来自首，现在他们在电话中说的都是自己曾见到日本人的奸细往井里投毒，或是看到裕仁天皇和蒋介石在西山一起散步。

也许到结束的时间了，该回家了。帕梅拉之死现在已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剩下的工作只是把程序走完。

针对帕梅拉之死的审理直到1月29日才继续进行。在那个星期五的上午11点，菲茨莫里斯领事再次在英国公使馆主持会议，公使馆再次成为正式裁判法庭。这次审理将听取证人和警方的证词，接收相关证据以及完整的尸检报告。

北平通宵落雪，整座城市都仿佛盖上了白色的毛毯，然而这白毛毯很快又化作了灰黑的泥泞。开庭的房间似乎比上次的更冷。上一次的情形令人觉得似乎很快就能逮捕某人；当时，大众还未得知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细节。

为重新召集庭审，公众旁听席特地增加了座位，但仍不能容纳所有人。长椅上挤满了证人——古雷维奇一家、莉莲·马里诺夫斯基、倭讷家里的用人，以及与帕梅拉生前最后几天有关的其他人员，比如说那位上了年纪的养鸟爱好者张宝琛、19号警亭的许滕臣巡警和高警士。使馆区巡捕房的常任秘书多默思和皮尔森警官也在那里，当然更少不了韩署长和总督察谭礼士。

倭讷笔直地坐着，独自一人，不与任何人交谈，好似一尊雕像。菲茨莫里斯领事把他排除在调查工作之外，谭礼士也忽视了他的存在，他心里正因此窝着火。

在人们当时的记忆中，对帕梅拉·倭讷谋杀案的审理是北平持续时间最长的庭审。第二次开庭持续了三天。第一位证人张宝琛站起来，重述他发现帕梅拉尸体的经过，公使馆的一位口译为他翻译，在他陈述时，雪一直在下。随后中国警察高道宏和许滕臣发言，读出他们笔记本上的内容。

韩世清讲述了他是如何在狐狸塔处理现场的，略去了最可怕的细节，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关于黄狗的谣言。多默思和皮尔森对他关于犯罪现场的叙述没有异议。

随后，韩世清按照自己得到的信息，还原了帕梅拉生前的最后一天。盔甲厂胡同的看门人和厨子重复了他们的证词。帕梅拉的保姆在做证时痛哭失声。法庭宣布当天休庭。

第二天是星期六。庭审以埃塞尔·古雷维奇艰难的叙述开场。她的父母确认帕梅拉在那个周四来过他们家。莉莲·马里诺夫斯基在做证时则刻意与帕梅拉保持距离，称她俩不过是泛泛之交。六国饭店的门房曹西门（音译）重述了帕梅拉那天下午神秘现身酒店的过程。

由于那天是周末，菲茨莫里斯在午饭时分宣布休庭，并称周一早上他将听取最后一批证人——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医生们——的证词，该流程禁止旁听。记者们提出反对，但菲茨莫里斯置若罔闻。

星期一，大雪仍在北平肆虐，街道表面都结了冰。使馆区的守卫守在法庭门口。胡医生第一个提供证言，从头到尾地介绍了尸检结果并指出了死因——颅骨骨折后脑部出血。他详细描述了死者明显进行过的挣扎、死后的肢解行为、像是外科手术造成的切割伤、折断的肋骨、失踪的内脏、脱落的胃。在描述帕梅拉身上发生的事时，他试图保持专业严谨的态度，但不时停顿，被自己描述的可怕景象震惊了。

胡医生向法庭陈述：帕梅拉头上受到的致命一击使她在几分钟内死亡，而对她尸体的破坏应该发生在她死后五至六小时内。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室外且没有照明，那么凶手一定目的明确、技术娴熟，可能是屠夫或猎人。胡医生认为凶手（们）曾打算把整个尸体肢解，但中途放弃了。

北平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詹姆斯·麦克斯韦在胡医生之后发言。麦克斯韦证实：帕梅拉之死与其说“是一个普通的性虐狂犯下的罪行”，不如说“展示了一个疯子的犯罪特征”。麦克斯韦也认为帕梅拉“曾经受到性侵”，隐讳地指出她生殖器官受到的损伤。不过他加了一句：“无法确认是在生前还是死后。” [96]

随后药理学家哈利·凡·戴克陈述证词，认为此案不涉及毒药；而帕梅拉也没有被氯仿麻醉。她生前最后一餐是中餐。

最后，韩世清再次做证，告诉菲茨莫里斯：警方没有查到任何嫌犯，也没有逮捕任何人。谭礼士证实了韩署长的陈述后就迅速坐下。他没有提到菲茨莫里斯曾亲口拒绝韩署长逮捕平福尔德或普伦蒂斯的请求，也没有提到警方曾接到要求把倭讷列为不受欢迎者的正式通知。他也没有提到他自己，也就是谭礼士，马上就要被迫返回天津，继续处理常规警务工作。

倭讷本人则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他没有被要求再次做证。在他看来，菲茨莫里斯已将那次在公使馆门前台阶上临时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看作对其的蔑视。事实确实如此，倭讷正有此意。在这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老人坐在那儿，双手抱头。

听取了所有现有的证言后，菲茨莫里斯宣布帕梅拉死于非法谋杀。他的决定意味着案子仍没有定论，尚待解决，接下来调查和进一步的讯问将继续进行，结果仍是悬而未决。

第二天，有关帕梅拉之死的所有可怕细节，菲茨莫里斯曾希望通过秘密审理压下来的所有细节，都被公之于众。媒体设法拿到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尸检团队的证词。

北平居民读到了关于帕梅拉尸体损毁程度以及性侵犯的消息，又一次被吓呆了。但人们投注在此案上的兴趣开始减退。头版现在被其他可怕的新闻占据，有关帕梅拉的报道已被移至内页，排在欧洲传来的坏消息之后。这些坏消息包括：法德关系降至谷底；墨索里尼在罗马欢迎戈林的到来；德国军队已在西属摩洛哥登陆。

与此同时，中国的整体局势也迅速恶化。宋将军的政务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激怒了日本人，而日本在农村地区煽动暴乱的阴谋已被揭露。举目皆是奸细，人们现在担心邻居就是间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开始分崩离析：任何人都可能为钱通敌，与东京勾结。

一位驻上海的西方资深记者把这个时代形容为就像“住在火山边上”。 [97] 据推测，本应与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的蒋介石镇压了江西爆发的一次红色起义。而在北平这边，日本人的坦克已开上街头。

坦克轰隆隆地驶过商业区，沿着莫理循大街前行，经过警署。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像蚊子一样飞过天空，发出嗡嗡的响声，嘲弄着下方的民众。日本公使馆则拼命否认这是军事演习，而是称此为亲善游行。城市里的居民们可不作此想，他们并没有感到太多亲善的态度。

日军正在北平以北加强防卫。更多的士兵和机械装置就在北平外沿仅数英里外集结，数量多到已不能简单将之判断为换防行动。日本人在北平市场继续大量低价抛售走私鸦片。北平警方则突袭鸦片窟，扫荡鸦片贩子，但每当他们抓住一个，就会又蹦出三个。日元是鸦片贩子的经济后盾。

六国饭店的鸡尾酒会、北京饭店的茶舞、西绅总会的午餐和顺利饭店的啤酒聚会都渐渐消失，人们正趁时局尚未烂透时悄悄离开这座城市。北平外侨的人数开始迅速减少，涓滴细流逐渐变成一场洪水。

尽管如此，总督察谭礼士还是决定留下来。他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上司们激烈争论，对方同意再给他一些时间，但不允许他无限期地留在北平。春节时他必须回去做好本职工作。

这一切对一个女人来说过于沉重了，近一个月来，她的思维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在那次审理休庭两天后，她终于去了莫理循大街警署。当时还处在震惊之中的她求见负责帕梅拉·倭讷一案调查工作的警官。韩世清领她去见谭礼士，因为她是位外侨，是又一位慌里慌张的白人女士。

但这可不是一位动辄大惊小怪的白人女士。海伦·福斯特·斯诺以尼姆·威尔士（Nym Wales）为笔名，朋友们（她有许多朋友）也会叫她的教名佩格（Peg）。海伦是位生气勃勃、苗条迷人的女士，许多人倾倒在了其魅力下。她很受欢迎，是真正的美人。如果人能再活一世的话，她可能会成为一个模特。实际上，她确实偶尔靠为驼铃商店（The Camel Bell）做模特挣钱。这家专卖店位于北京饭店的大堂，店里的毛皮、丝绸和旗袍大受富有游客们欢迎。海伦不像她坦率的丈夫那样极端。埃德加·斯诺有时会伤人感情，但想要不喜欢海伦可不容易。

当韩署长在莫理循大街警署的会客室里见到她时，他觉得帕梅拉长大后就该是这副模样。谭礼士也同意。尽管海伦比帕梅拉大十几岁，但她们确实很像。

无论是韩世清还是谭礼士都没有跟斯诺夫妇谈过谋杀案。对于韩世清来说，这对夫妇会招惹麻烦，且在这桩案子里，他们无论怎么看都清白得很。既然他们住在使馆区外，严格来讲他们也不在谭礼士的管辖范围内。

但现在谭礼士在当晚安排了对海伦的拜访，去听听她想说些什么。为什么不呢？她的地址是盔甲厂胡同13号，同倭讷家只隔了两个院子，且两地位于街道同侧。她把地址写下来给谭礼士，说：“他们追杀的是我，不是帕梅拉。这是一种警告。” [98]

海伦和她的丈夫自1935年起就住在北平，之前还在上海待了几年。埃德加常常在北平取笑、侮辱当地的美国人圈子，从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大家都巴望他们离开。和倭讷家一样，他们安身的四合院也属于传统风格；但和倭讷家不同的是，他们有许多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此外，这里更大，占地约一英亩，前院的厢房旁有一间温室。这里还有一处马厩、一个网球场、一座四角以玻璃罩住的亭子（可以在里面开花园聚会）。花园棚屋被改为埃德加的写作室。炎热的夏季里，一株高大的银杏树会在院子中投下浓荫。

海伦·福斯特·斯诺把她的家称为“我们在狐狸塔附近的鬼屋”。谭礼士于约定时间到达时已是薄暮时分。使馆区外，北平建筑物的砖墙都是灰色的，而且路上没有街灯。倭讷家完全被黑暗吞没，帕梅拉的父亲无疑还沉浸在悲伤和哀痛中。盔甲厂胡同很安静，汽车很难开进来；人力车倒是可以畅行无阻，但车夫们害怕狐狸精作祟，在夜里不愿到这边来。

人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在这条街上，斯诺家最令人过目难忘。然而这里似乎戒备森严：墙头嵌着碎玻璃防范入侵者，大门外站着四个看起来很凶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可能来自山东，数百年来那个省份的男人都是中国军队的骨干力量。一个火盆照亮了大门和那四个守卫。他们身佩大刀，刀鞘系在身侧，站得笔直，双臂抱在胸前，面色坚定。

海伦·福斯特·斯诺出现了。她穿着黑天鹅绒的裤子和一件黑色的宽松高翻领毛衣，把头发梳到了后面，素面无妆。她在院子里发抖，看起来既脆弱又紧张，薄唇勉强抿出笑容，同时示意那些男人谭礼士是她期待的客人。他们放松下来，让他进来。

“艾德雇了他们，好让我觉得安全些，”她告诉谭礼士，“他觉得我这么担心真是太傻了，但他们让我安心。”

四合院的内部装潢恰好符合谭礼士对这两位颇为年轻的、爱冒险的美国人的想象。美元使他们能在中国过上富足的生活。其他旅居中国者有的所有物件他们都有：精雕细琢的桃花心木烟灰缸、宁波漆器、清式红木家具。屋里的丝绸沙发垫和丝绸窗帘比中国人家里的还多，中国风的小摆设比比皆是：扳指、指甲套、佛像雕刻、架在底座上的华丽鸦片枪、镀金圣像式的落地灯。还有一架架图书、一堆堆杂志、一台巨大的无线电话机、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

此处温馨舒适且富有现代气息，看起来主人已在此住了很长时间。但对谭礼士这个英国人来说，它太美国化了。倭讷那近于苦行者风格的住宅也在同一条胡同里，但两者间的对比鲜明到了极致。倭讷家里只有一部电话可以表明当时是1937年。

谭礼士点燃一支香烟。海伦递给他一只烟灰缸，上面有大来轮船公司的标识，它无疑是从她乘坐过的某艘轮船的舱室中顺手牵羊而来的，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行为。在舒适的斯诺家，谭礼士觉得自己被筋疲力尽之感吞没了。他的每根骨头都在渴求休息和温暖，六国饭店里凹凸不平的床垫（这是之前睡在上面的上千位客人的共同杰作）使他背疼，而床本身也容纳不下他瘦长的身躯。房间里的蒸汽采暖使他喉咙发干。他已经吸了太多香烟，每根都一直吸到只剩烟蒂，因此讲起话来他声音都嘶哑了。现在他感冒了，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此外，他还关节酸痛。

海伦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谭礼士面色青白，身体颤抖，并且正如她注意到的，“那并不全是因为感冒”。她给他倒了杯白兰地驱寒。他喝下去，觉得暂时好些了。埃德加·斯诺不在家。谭礼士和海伦在就座后聊了起来。为什么她说帕梅拉之死是一个警告呢？他问她。

说来话长。海伦和埃德加·斯诺对中国两大对立的势力都颇有兴趣。他们曾待在偏远的共产党的隐秘窑洞里，并且创办了一份激进的期刊《民主》（Democracy）；但同时，他们也是北京饭店的常客。他们在那里模仿凡尔赛宫镜厅而建的舞场中跳贴面舞。他们在盔甲厂胡同的四合院里开办沙龙和花园聚会，同中外革命分子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在那个月，埃德加正埋头工作，要完成《西行漫记》的最后一稿。这本书记录了他和中国红军在1936年夏秋之际一起度过的岁月，里面有对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采访。大家都悄声传说这将是本爆炸性的著作。确实，《西行漫记》想必会使埃德加·斯诺成为畅销书作者。它谴责了蒋介石和腐败的国民党，他们与埃德加笔下共产党员的光辉前景和纯粹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埃德加与曾在前一年12月扣押蒋介石的少帅一样，支持建立一致对抗日本和欧亚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

他也希望蒋介石能停止对“赤色分子”的政治迫害，因为即使在统一战线形成后，迫害也没有停止。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倒退到了1927年，当时上海进行了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翼人士的屠杀。蒋介石还把棘手的工会领袖和共产党情报员砍了头，至少有三千人陈尸街头。上海公租界、法租界和华人区一度血雨腥风，而外国列强则安坐不动，袖手旁观。埃德加·斯诺报道了这一切，感到恶心。

北平的老中国通们徒有其名，没能认真看待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他们曾眼见着共产党人在上海抛头颅、洒热血，随后被迫从江西的临时苏维埃根据地择路出发，经长途跋涉到达陕西，而蒋介石的军队全程衔尾紧追。共产党人行军三百七十天，跨越了八千英里的漫漫长路，与虚弱、饥饿、寒冷、疾病、逃亡主义和死亡做斗争。八万多人中，最后只有约七千人到达了陕西延安的窑洞。蒋介石的手已经伸不到那里，于是他们隐匿起来，策划东山再起。埃德加曾去延安与他们见面并进行访谈，之后发回盛赞他们的报道。外国势力现在坚决表示对他的不信任，蒋介石和国民党则对他恨之入骨。

力行社为蒋介石汇总了一份他不喜欢的人的清单。这个团体通常被称为蓝衣社，是公开的法西斯秘密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旨在除掉国民党的敌人。每一位中国共产党都在名单上，当然还有所有支持他们的中外人士。海伦相信埃德加也在其中，因为他手稿的细节被泄露出去了；她自己肯定也在名单上。

在蓝衣社内部，还有一个更秘密、更致命的团体，被简称为军统局。它由一位名叫戴笠的神秘人物领导，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他手中的军统局照搬盖世太保的模式，而他本人也是中国最可怕的人，是委员长的“耳目和匕首”，还是谍报大将。众所周知，他鄙视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因为他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中国手伸得太长了。戴少将专门为国民党清除各种问题人物。他派出暗杀者，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据说跟戴笠对着干的人简直就是嫌命长。那个冬天，关于北平暗杀和政治杀戮的谣言接连不断，每个人窃窃私语时都会提到戴笠的名字。

海伦告诉谭礼士：在她看来，戴笠和蓝衣社已经失控了。他们胡作非为，到处进行仇杀清算。在北平，他们无处不在，有时秘密活动，有时则公然行事。年轻的、野心勃勃的蓝衣社暴徒深夜会在狐狸塔附近的鞑靼城墙上会面，与盔甲厂胡同的距离简直是呼吸可闻。她知道自己的裁缝自称是其中一员。他们崇拜戴笠，认为他无所不能；他们练习太极拳和剑术；他们纪念、推崇1900年的拳民；他们信奉术法，认为人体器官可以炼药；他们把人心挖走，至少嘴上是这么说的。

海伦说，蓝衣社想要埃德加的命，他们想让《西行漫记》胎死腹中。既然他们正在满城暗杀蒋介石和戴笠的敌人，多杀个把外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海伦相信1月7日晚上，她自己才是杀手的真正目标。蓝衣社当时是想杀掉她来警告她丈夫，但误杀了帕梅拉。

谭礼士不得不承认这个说法讲得通。实际上，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讲得通的推论，因为它提供了动机。他似乎愿意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

海伦·斯诺吓坏了。她曾希望这位苏格兰场警探会让她别继续发傻，会要求她控制情绪，把这些愚蠢的念头赶出脑袋。她丈夫根本不把她的想法当回事。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认为“外国人在中国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这曾是真的，帕梅拉·倭讷的惨剧也表明形势已经变了。外国人一样会被谋杀，其心脏一样会被掏出来。已经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1月7日晚上，埃德加和海伦去参加一次聚会，与在燕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的美国同胞哈里·普赖斯（Harry Price）和他的妻子贝蒂在一起。两对夫妻经常互相走动，一起在北戴河海滩消夏，讨论日益恶化的世界形势以及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希望。在那个周四的晚上，斯诺夫妇于十点前后乘出租车回盔甲厂胡同。听到谋杀案的新闻时海伦意识到，在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他们离案发地点不太远。

当然，海伦听过所有关于此案的流言，也就是那些关于倭讷、平福尔德和普伦蒂斯的传说。她知道西山天体营的事，也曾听到用人们讲的与狐狸精有关的闲话。但为什么要杀掉一个从学校回家度假的小姑娘呢？她想知道这点。一定有别的原因。当想到这可能是一次误杀时，她觉得全身发冷。

斯诺家并不难找，尤其考虑到他们社交活动频繁，而戴笠又神通广大。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发现，海伦经常走路或骑自行车沿鞑靼城墙回盔甲厂胡同。像帕梅拉一样，她也经常从使馆区走这条路线回家。夜里街边没有路灯照明，但走这条路就可以绕开构成“恶土”的混乱拥挤的胡同。

海伦·福斯特·斯诺衣着时髦——高跟鞋、长裙、裘皮披肩。激进的政治态度和时髦的定制衣衫是她的风格。海伦指出，如果把那张照片里迷人的帕梅拉放在自己身边，如果是在黑暗里匆匆一瞥，她们确实很容易被搞混，且尤其容易被一个不明身份的暴徒弄混。这两位女士身高相近，外貌颇为相似——都有一头金发且身材苗条。海伦的头发紧贴头皮，有时把头发拢到一边，有时则向两边分开，就像帕梅拉一样。她们几乎算是隔壁的邻居，都爱骑自行车在这一带活动。在黑夜的掩盖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她们之间的十岁年龄差。

谭礼士不知道该对海伦说些什么。他坐在她家的壁炉边，看向窗外的盔甲厂胡同，倾听着风从狐狸塔那边呼啸而来，带来黄狗的哀叫。他很惊奇：埃德加居然自己外出，把妻子留下，让其独自面对这种情况。谭礼士总是觉得夜幕下的盔甲厂胡同令人毛骨悚然，但似乎这正是埃德加和海伦喜欢它的原因。他们知道狐狸塔中的狐狸精可能在这一带出没，但她大笑起来，因为她正和十五个用人“单独”在家，而其中四人还是佩刀的强壮男子。

“难道你没意识到，”谭礼士问她，“凶手应该会藏起来，而且很可能就藏在附近吗？”

总督察已经“行到水穷处”了。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不是那个超然的警察了。他在此案中掺入了太多个人色彩。海伦·斯诺的白兰地尝起来很糟，或者有可能他的味觉已经被病毒破坏了。他需要休息，他需要回到天津的家里。他觉得恶心、无能为力。

“四方都没有灯光，”他对海伦说，“黑暗中，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他恳求她收拾行装搬出去，离开盔甲厂胡同。这里已被诅咒了。谭礼士感到自己要被恐惧压垮了。他得控制住情绪。他才是那个应该离开北平的人。

随后他念头一转，想到尽管戴笠和蓝衣社性情残忍，但他们的暗杀常常迅捷果断——直接开枪崩头，然后转向下一个敌人或叛徒。戴笠喜欢“肃清”这个说法。他杀人的方式并不符合帕梅拉的遭遇。然而无论如何，谭礼士都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无法确认戴笠与此案的关系，也无法认定戴笠是无辜的。永远不会有人敢于就此案接洽戴笠，即使是韩世清或韩世清在前门的上司也不可能。

无论海伦·斯诺关于杀错人的说法听起来多么有理有据，关于它永远也得不出结论。有些问题永不会有人敢问。在中国，某些人势焰熏天，可以“奉旨杀人”，而戴笠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所有死胡同尽头的那堵撞不得的“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