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现帕梅拉·倭讷一案调查工作的依据包括医学记录、媒体报道、北平警方的报告、苏格兰场官员的信件，以及二战后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签发并为之服务的文件（现存于新加坡）。我也利用了英国驻北平公使馆、驻天津领事馆和驻上海临时公使馆的各类文件，以及北平和天津文法学校中认识帕梅拉的人的回忆录。

其中最有帮助的当属倭讷给伦敦外交部寄去的大量笔记，里面详尽地记述了案件调查于1937年7月被当局正式叫停后，他自己私下进行的调查工作。我在邱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偶然发现了这些未被列入目录的信。它们当时被放在一箱于1941年至1945年从北平寄来的各类信件中，而同样的箱子还有数十只。

许多专家以及北京和天津过去的居民极其亲切热心地为我提供了帮助，包括Eric Abrahamson、Jacob Avshalomov、Michael Aldrich、Julia Boyd、Luby Bubeshko、Dora Chun、Ron Dworkin、Robin Farmer、Jim Hoare、Ed Lanfranco、Greg Leck、Desmond Power、R.Stevenson Upton、Joan Ward、Adam Williams、Frances Wood。在此，我还要向谭礼士的儿媳Diana Dennis致谢。同时也要感谢Lucy Cavender、Peter Goff和Alexandra Pearson将我讲的故事的缩略版本收入了他们的文集《北京：一座城市的肖像》（Beijing：Portrait of a City）。

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至关重要；我必须感谢以下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协助：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位于科黛花园的大英图书馆报纸档案部、邱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上海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感谢中国企鹅的所有人，特别是Jo Lusby。被指派负责此项目后，她为此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直到本书最终出版。同时还要感谢所有中国企鹅的员工，包括上海的Mike Tsang。我的编辑、澳大利亚企鹅的Meredith Rose以外科大夫般的技巧把我的原始手稿肢解后又缝缀在一起。Arwen Summers勤勉地编审文稿，帮我避开了许多潜在的差错。若仍有错误出现，则应完全归咎于我本人。

最后，和往常一样，我还要感谢Lisa（Xu Ni）：她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我的工作。我希望终有一天她能看到这种支持对我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