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末，“恶土”里廉价小旅馆的老板们常常发现某位短租客人因头天晚上吸毒过量而死在房间里。没人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总之，老板们学会了先掏空房客的腰包，以偿付当天的租金，然后才叫来救护车。冬日里，妓院和酒吧的所有者们在打开门时，可能会发现某位“恶土”里的俄罗斯老乞丐被冻僵的尸体，它可能属于某个身无长技的原沙俄军官，或是某位老得无法出卖色相的孀居妇人。

自杀事件也屡见不鲜。身无分文者放弃了与贫困的战斗；沦落风尘的人认为自己遭遇悲惨，生不如死。廉价烈酒，特别是穿肠毒药萨摩根（samogon ，这是一种在后院里非法酿制的伏特加），使人脾气火暴，常常引发决斗，然后就会有某个男人因腹部中刀或头部中弹而亡。许多人在“恶土”走向了生命最后的归宿，且在此之前未再离开“恶土”。在他们逐渐下行的生活轨迹上，“恶土”是最后一站。

新生命仍不断地来到这里。后沟胡同的亚斯立堂是中国内地会 [7] 的大本营，由好心肠的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打理。他们每周都会在亚斯立堂发现一到三个白人婴儿在夜晚被丢弃在门前台阶上。孩子们身上别着纸条，上面写有乞求怜悯和宽恕的俄文字句，因为这些婴孩的母亲没法自己养育他们。传教士们收留了这些孩子，竭尽全力地照顾他们。因此，亚斯立堂渐渐被人们称为“希望之岛”。

“恶土”不是什么好地方。在这个残酷之地，人命十分廉价。但对某些人来说，这里的生活激动人心，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就是其中一个把这里当成家的人。她是个非常漂亮的白俄女孩，于1919年生于上海。她的父母为逃避布尔什维克革命，于1917年来到中国并在此谋生。她的外祖父曾是沙俄子爵库达谢夫（Kudachev）领导下的俄国驻京公使馆的代表，俄国革命后他滞留在了中国。

塔季扬娜（家人叫她塔妮娅）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也喜欢音乐。她曾与父母一起去南京路市政厅听上海的白俄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这对她来说是一种特别的享受。1922年，俄罗斯芭蕾舞蹈家安娜·帕伏洛娃（Anna Pavlova）在她的第一次东方巡演中造访了上海，表演了《垂死的天鹅》。塔季扬娜的母亲和城里许多人一样，因此狂热地迷恋上了芭蕾。她把女儿送到俄国侨民乔治·贡恰罗夫（George Goncharov）那里上舞蹈课，这位老师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是莫斯科芭蕾舞团波修瓦（Bolshoi）的成员。塔季扬娜有一个同学兼朋友名叫玛格丽特·胡卡姆（Margaret Hookham），大家叫她佩吉（Peggy）。

芭蕾舞在上海风靡一时，这两个女孩都被带去观看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丹尼肖恩舞蹈学校（Denishawn Dance School）演出团表演的一出特别的东方剧目。她们也欣赏了一些现代舞蹈家的巡回表演，如艾尔玛·邓肯（Irma Duncan），她是伟大的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养女和被保护人。佩吉·胡卡姆的爱尔兰裔父亲为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工作，她的巴西裔母亲则有无可挑剔的美貌。后来，佩吉在十几岁时被送到英国的芭蕾舞学校学习，塔季扬娜一家则在当时搬到了北平。

佩吉在伦敦师从妮内特·德瓦卢瓦 [8] ，继续学习舞蹈。佩吉加入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经常在萨德勒韦尔斯剧院 [9] 演出，那时她已更名为玛戈特·芳婷 [10] 。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则在北平利用一切时间练习跳舞。她加入了当地的歌舞团，在“恶土”的各个场地演出，并更名为莉莲（Lilian）。

舒拉·吉拉尔迪（Shura Giraldi）的歌舞团规模不大，成员在最多时也只有六个女孩和一个俄罗斯吉卜赛吉他手，然而它在北平为数不多的歌舞团中是名气最响的。有人说（或者更准确一些，他们偷偷说），考虑到它的金主是臭名昭著的白俄阴阳人舒拉·吉拉尔迪，也就是各行各业都要插上一手的“恶土”中的无冕之王，它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才是不可能的。歌舞团在“恶土”边缘最好的俱乐部定期演出，如白宫舞厅（White Palace Ballroom）、法国风情的小酒吧马纳克（Marnac）、阿尔卡萨（Alcazar）、欧林比亚 [11] 和罗马夜总会（Roma Nightclub）。后三家演出场所离得很近，分别坐落在长安街3号、5号和9号。这条大街沿线闪着霓虹灯招牌，像是微缩版的百老汇不夜城，且与莫理循大街上时髦的百货公司、电影院和酒店相距不远。舒拉的歌舞团也在“恶土”的曼哈顿夜总会表演过，那里是驻北平的美国海军的心头好，他们还要求欣赏好莱坞和百老汇最新的演出。

歌舞团也承接堂会演出。中国的富人喜欢在宴会上使用金银餐具，同时还需要外国舞女来为朋友和商业伙伴助兴。日本人（舒拉对他们了如指掌）会把整个白宫舞厅租借给舒拉，让他手下衣着单薄的女孩们上台表演，以取悦那些愿意与他们勾结的中国人。

舒拉歌舞团里的女孩都意志坚定、精力出众。她们都是专业的舞者，所有人都在白俄人的芭蕾舞学校里接受过训练。她们进步神速；无论脚如何酸痛，她们的脸上永远保持微笑。她们不仅在北平演出，还在外地巡演。在上海，她们与当地最出名的外国舞蹈团百乐门宝贝儿（Paramount Peaches）同台献艺，后者因其舞蹈指导乔·法伦（Joe Farren）而闻名。法伦既是一位舞蹈家，又经营着一家赌博俱乐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远东地区的乔治·拉夫特 [12] 。他是从维也纳的犹太人贫民窟来上海淘金的。

几年之后，法伦将同上海最残暴的黑帮成员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然而在1930年代晚期，他是上海的夜生活之王。在公租界和法租界的夜总会，如仙乐斯、百乐门、逸园舞厅，法伦一手组织起各种娱乐活动。这些传奇般的夜总会光彩照人，使北平那批规模小得多的同类场所相形见绌。法伦的演出通常以最经典的剧目、最美丽的女孩和最豪华的行头著称。

舒拉的女孩的服装以及她们演出的剧目多模仿百老汇的音乐剧，或是声名远扬的齐格菲尔德 [13] 和他的讽刺剧。塔季扬娜以她模仿玛琳·黛德丽 [14] 的行头和剧目通杀全场。她的声音轻快而抑扬顿挫，犹如小鸟的鸣叫。她常常叼着一支抽到一半的香烟，它摇摇欲坠地挂在她唇边。北平的观众从未见过这样的中欧典雅风度和十足的性感。

巡演停留的其他城市多在东北和俄国流亡团体的聚居地，如天津、寒冷的工业城市奉天 [15] （它靠近朝鲜的日占区），以及距苏联国界不远的哈尔滨（白俄观众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1930年代，俄式的娱乐节目十分盛行，吉卜赛爵士乐、俄式三弦琴之音、流亡者的思乡哀歌等与百老汇的最新歌曲和好莱坞的舞蹈剧目混合在了一起。整块大陆上的外国观众和西化的亚洲人都渴望看到这些文艺表演，因此剧团的巡演路线远至东京、横滨、马尼拉和槟城。

剧团成员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他们坐在装满行头的卡车里，睡在宿舍厚重的床垫上。为防跳蚤，每张床的床脚都在煤油罐里浸过。演员们在狭小的后台房间里化妆，把油彩涂在脸上；她们从厦门坐轮船去瑞天咸港，在甲板上还要排练新舞。在遥远的中国港口，如威海卫、烟台和亚瑟港 [16] ，舒拉·吉拉尔迪歌舞团是造访当地的演出团体中最时尚的。

在路上漂泊的生活确有其妙处。女孩们喜欢新加坡卡巴莱歌舞厅中的深夜，那里的白人男性带着文雅的欧洲口音，把鸦片卷在香烟顶端吸食。在横滨，观众向她们投掷的钞票如雨点般落下。缺点也不是没有的：在巴达维亚 [17] ，孤独寂寞的荷兰咖啡种植园主频繁地求欢示爱，来自吉隆坡的不受异性待见的英国橡胶种植园主也会笨拙地试探，她们常常不堪其扰。然而，回到北平东城的大本营后，她们会睡到很晚才起身，然后与宣称永远爱慕自己的男士共进早餐。

* * *

塔季扬娜在16岁时加入了歌舞团。舒拉·吉拉尔迪亲自面试了她，并给她起了艺名“莉莲”。他给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瘦削的男人，足似金莲（相当出名的外貌特征），齿若编贝。他的衣饰总是一丝不苟，头发用发油抹得光滑平整。他掌管着歌舞团，但把彩排和编舞的工作委托给另一个白俄男人。在俄国革命以前，这个人在家乡经营了几家著名的卡巴莱歌舞厅。

在塔季扬娜的记忆中，舒拉是一个和善的人，对女孩们十分尊重，从不对她们动手动脚，这在卡巴莱歌舞厅的老板间很少见。舒拉在跑马场 [18] 附近的西山有一栋房子，出门就可以看到赛道。外国人喜欢在那里饲养矮壮结实的蒙古马或举行赛马，中国人则前来下注。有一次，因政治局势吃紧，塔季扬娜和其他女孩一起暂时离开城区来到此处休整。当她把视线从她正在修剪的指甲上移开并抬起头来时，她在这栋房子里看到了一位绝世佳人，此人身着长裙，从楼梯上款款而下。那就是舒拉，他和“某位大人物”有个约会，所以把自己装扮成这样。多年以后，塔季扬娜已远离了北平的“恶土”，她向年幼的女儿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舒拉那有名的雌雄难辨的特征。歌舞团里的其他女孩对“恶土”的掌故更为谙熟，她们取笑她的天真烂漫。舒拉是个阴阳人，外国富商和中国军阀都对他极尽追捧之能事。这次西山之行后，塔季扬娜就对以下情景见惯不怪了：舒拉穿着如水般流动的紫色晨衣亮相，和歌舞团成员闲聊，啜饮因加了糖浆而浓稠得粘牙的利口酒。

罗马夜总会是舒拉·吉拉尔迪歌舞团定期演出的场所之一。它属于乌戈·卡普佐（Ugo Capuzzo），一位定居北平的著名意大利医生。这家夜总会恰好坐落在“恶土”之外，风格几乎堪称高雅可敬。这里有时也放映电影。塔季扬娜一直很喜欢为这里的观众表演，因为他们的身份更高，艺术鉴赏力也更好。她觉得自己喜欢这里的经理罗伊·朱（Roy Tchoo）。他是中英混血儿，只比她大几岁，正在“恶土”的商业世界里闯荡。

罗伊的父系血统相当优秀：他的祖父曾是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中主管外交事务的部门；他的姑外祖母闺名朱其慧 [19] ，思想时髦独立，在当时很有名气，与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曾短时间任总理）熊希龄 [20] 成了婚。袁世凯被称为“中国的马基雅维利”，曾冒失地于1915年登基称帝，并于不到一年后死于肾衰竭，死时年仅56岁。罗伊的父亲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曾于牛津大学学习。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英国女子。当时人们鄙夷跨种族婚姻，但她冲破这种社会风气的阻挠嫁给了他。罗伊生于伦敦。他们一家后来离开英国，前往日本，加入孙逸仙医生创立的同盟会，支持中国革命党人的起义。

罗伊持英国护照，大家认为他英俊而富有魅力。鉴于其地位和家庭背景有一定影响力，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可能不像其他欧亚混血儿那样严重。但在当时北平的外国人团体中，最不在意血统和种族划分的地方就是“恶土”了——那里的居民自成一体，利益至上。无论怎样，塔季扬娜爱上了罗伊并在18岁时嫁给了他。罗伊是个时髦人物。他骑着摩托车载着塔季扬娜穿梭于“恶土”的大街小巷，塔季扬娜则紧搂着他，他们身后是摩托车留下的一道烟尘。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北平城里无所不至——高至西山，远至跑马场，一路引人注目。

在一年后的1938年，他们有了女儿西尔维娅，后来她去了三条胡同的圣心女修院的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由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经营，学校里同时还有一所孤儿院。二十年前，英国外交官倭讷和其妻格拉迪斯·尼娜（Gladys Nina）从这里收养了一个被抛弃的白俄女婴，给她起名帕梅拉。倭讷一家住在使馆区那片享有特权的“国中之国”附近，与“恶土”仅有一墙之隔。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两地的境况都不啻云泥之别。帕梅拉聪明，爱闯祸，喜欢玩乐。在1937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19岁的她被残忍杀害，然后被扔在了城墙之下。

塔季扬娜和罗伊知道“恶土”能够残酷到何种地步。虽然他们在那里的娱乐行当中谋生，并从中受益匪浅，但危险也如影随形。西尔维娅一天天长大，她的妈妈警告她要同那片地区的某些人保持距离——塔季扬娜知道那些人不好惹。她和罗伊搬到这个不道德之地的边缘地带，目睹了缺乏警力的“恶土”上的那些放纵过分的行径。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地区是某些真正邪恶疯狂之人的避风港。1939年，有人逼迫罗伊在罗马夜总会放映日军的宣传电影，但他以自己是英籍人士为借口拒绝了。当天晚上，夜总会被一把火烧为平地。纵火犯逍遥法外，日本宪兵队的搜寻则敷衍了事。

珍珠港事件后，塔季扬娜、罗伊和西尔维娅被遣送至位于北平以南大约三百公里的山东省，并被投入了日军为同盟国侨民设立的集中营——“潍县民众集会中心” [21] 。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人畜无害。在这里，他们与其他许多北平的外侨待在一起，各阶层的人混杂共居；使馆区的银行家和外交人员与来自“恶土”的妓女、皮条客和小贼一起排队，鱼贯进入集中营。

当那些更可敬的外侨看到他们混迹于“恶土”上的同胞时，感到非常震惊。有一个“被毒瘾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虫”被日军直接从“恶土”里的鸦片窟中拎出来送到了潍县。同行之人形容他“脸色苍白得像鬼，身体单薄得像纸片，衣服脏且破，胡子凌乱，肤色青蓝”。这类人是“恶土”中的“弃儿”，常年深居简出，冒险范围几乎从未超出过苏州胡同、哈德门大街或鞑靼城墙——“恶土”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在到达山东之前，塔季扬娜一家待在拘留所里，对他们来说这是段十分悲惨的经历。当他们如牲畜一般被驱赶到前门火车站时，一个男人从围观的中国人群中箭一般地冲出，抢走了塔季扬娜手里的小旅行箱。旅行箱里有全家人的大部分照片、珠宝，以及结婚证明和出生证明。然而，日本人挡住了罗伊，不让他去追那个小贼。

全家人一起坚强地在集中营里设法生存，到1945年时终于被美军解放。在那之后，塔季扬娜、罗伊和西尔维娅回到了北平东城，打算重新过之前那种日子。他们发现，现在的“恶土”不过是从前那个“恶土”的影子而已。罗伊接管了长安街上原罗马夜总会隔壁的欧林比亚歌舞厅和曼哈顿夜总会，也就是北平的美国海军和飞虎队（他们前来增援战时的中国空军）喜欢的两个消遣之地。通过帮约瑟夫·亚瑟·兰克（J.Arthur Rank）的工作室在华北、东北和内蒙古发行电影，罗伊还能挣到些外快。

然而，“恶土”的日子屈指可数了。1949年内战结束后，朱家人实际上被软禁在家长达四年之久。最后，他们于1954年逃到香港。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罗伊的一个兄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陷囹圄，最后在北京去世。他所有的有纪念意义的遗物，以及他手中关于塔季扬娜、罗伊和“恶土”的照片，都被扔到屋前的院子里，然后被付之一炬。

罗伊和塔季扬娜并未带着年幼的西尔维娅在香港定居，当时香港不过是供大多数逃离中国的欧洲难民短暂停留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乘船前往澳大利亚，这也是他们许多同胞的目的地。白俄团体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逐渐壮大，今日仍然在那里生活。塔季扬娜和她的家人在墨尔本定居下来。

经历了香港的混凝土丛林、潍县疯狂而有悖人性的集中营、“恶土”人头攒动的后街背巷，以及她的出生地，也就是之前亚洲的最大城市之一上海后，塔季扬娜在澳大利亚的广阔天地和新鲜空气中终于获得了完全的解脱。她喜欢那里的气候；罗伊喜欢那儿的自由；西尔维娅则终于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成长，远离战争、革命或“恶土”的兴衰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