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娜·沙日科和罗茜·吉尔伯特从刚到中国时起就彼此认识了。她们有着相似的可怕经历。她们都是来自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俄罗斯-波兰混血儿，这个地区现在被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分而治之。她们都曾在家乡被帅气的男人诱拐到伦敦。在伦敦滑铁卢火车站附近的肮脏公寓里，她们都遭到了轮奸。

随后，她们被送到伦敦东区的妓院里接客，并于同时得知自己的工作地即将随着大英帝国的贸易路线转移至东方。她们的故事在19世纪末那些贫穷的东欧女孩间不足为奇——她们不过是声名狼藉的“白奴贸易”中的两个受害者而已。

新的世纪到来了，日子却没有变得更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沙俄的崩溃使白人流亡者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他们大多身无长物，两手空空。1920年代早期，有大批俄罗斯妓女出现在北平、天津和上海。当时，布拉娜和罗茜接一个客人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

她们在年轻时也许曾是被贩卖的猎物，但之后她们就沿食物链一层层向上攀登。她们有了自己的生意，最后发展到自己掌有一间妓院。布拉娜的妓院开在天津，那座位于中国北方的熙熙攘攘的大城市；罗茜则在北直隶湾的营口奋斗，那里是一个小型通商口岸。据说布拉娜很有头脑，懂得如何取悦顾客，以及如何拉拢警察和官员。她的妓院开在英租界的博罗斯道，在那里，有头有脸的天津客人从来不需要花费一分钱。于是，她的事业一向顺风顺水。

布拉娜唯一的竞争对手是桑格（Sanger）姐妹，她们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她们就来到中国做起了这门生意。人们都知道姐妹俩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同买来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姑娘一起在妓院工作，她们的丈夫则做些体力活，所以这是家族生意。桑格姐妹在日军控制的亚瑟港还有一家廉价酒吧，专门接待俄罗斯水手。这家酒吧就在海河在北直隶湾的入海口的对面。她们还有一个姐妹回到欧洲，为她们的生意物色女孩，并在法国鸡头的协助下，从马赛把女孩们偷渡到天津。

桑格姐妹的妓院是大家公认的龌龊低等、充满梅毒病菌的下水道，最好留给水手们享用。布拉娜对经营这种地方毫无兴趣。尽管她自己的妓院也没有好多少，但她有自己的原则。布拉娜手下的女孩只要染上了毒瘾，或有点嗜酒的倾向，或染上梅毒，或欺骗了客人（除非事先得到允许），就会被赶出去，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拜布拉娜和当地执法机关的良好关系所赐，她们会被赶出博罗斯道，被赶出通商口岸，或被赶上随便去哪儿的一辆火车，总之就是让她们有去无回。如果有谁胆敢无视布拉娜·沙日科回到天津，其下场很可能就是死亡。现在，她正琢磨着向北平扩张事业。

摆在布拉娜面前的难题是，北平与天津完全不同。天津是通商口岸，那里的巡捕和政客都是欧洲人，只要适当妥协，她就可以和他们搞好关系。天津的中国人也很和善。布拉娜跟他们也有很多生意往来，特别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北方军阀，他们喜欢不时光顾她的生意，找几个白人妓女换下口味。然而在近来一段时间，布拉娜很少看见他们了。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见风头不对就摇身一变成了“爱国人士”，要么退休隐居了。她的顾客中还有一批俄罗斯老人——他们做过雇佣兵，在东北随军阀们征南讨北。然而到1937年时，他们也步入老年，满身疲惫，或是去世了。

与博罗斯道相反，“恶土”由懒散的中国警察维护治安。妓院在那里总是出乱子。迈克尔·孔西利奥（Michael Consiglio）曾于美国海军服役，他和他的“妻子”莱辛斯基夫人（Madam Leschinsky）在船板胡同里有一处妓院，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受够这一切。此外，大家都知道日本攻占北平只是个时间问题，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处理好与日军的关系。孔西利奥与驻天津的美国海军仍有联系，急于把生意转手的他听说布拉娜·沙日科正打算进军北平，于是向她报了一个极低的价格。

布拉娜在天津也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发现他们对白人女孩很感兴趣；且他们虽然不愿在价钱上做任何让步，但作为客人也算得上爽快。布拉娜知道如果自己要在“恶土”做生意，最后就还是必须应付北平的日本人。然而孔西利奥给出的价格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她无法拒绝。1937年，她接过了船板胡同的租约。

不管别人怎么看，布拉娜还是认为自己是有些身份的：作为一位老派的妈妈桑，她不是妓院里满嘴脏话的老板，而是精于世故的鸨母。她知道，想要在野蛮混乱的“恶土”中争得一席之地并将生意发展壮大，就必须找一个帮手。于是，她想起了北方亚瑟港的好友罗茜·吉尔伯特。布拉娜需要一位懂得用铁腕手段经营生意的鸨母，而她的经验告诉她，罗茜·吉尔伯特在这方面一向可靠；机缘巧合的是，罗茜那时正打算离开亚瑟港，另找一份工作。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布拉娜·沙日科以很低的价格得到了经营场所和员工，罗茜则南下北平处理日常事务。布拉娜住在和平饭店最好的套间里。和平饭店是一栋西式风格的建筑，在上等人常去的大阮府胡同里享有上佳位置，相去莫理循大街不远，距使馆区也只有一射之地。这家饭店最初被称为“电报饭店”，因为大北电报公司 [22] 的工程师住在这里。该公司建起了北平的首套电报系统，把这座城市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

布拉娜搭乘仅有头等车厢的火车（所谓的“国际列车”），在船板胡同和博罗斯道间来回奔波。她告诉自己在天津的忠实顾客：布拉娜在北平开分店啦，就像天津马场道的起士林冰激凌店在各地开了分店，或是惠罗百货公司在上海、加尔各答、香港有多家分店一样。布拉娜·沙日科保证两地妓院的女孩都是漂亮、健康的（只要不近看）。

两处生意就意味着收入翻番，且万一其中某家停业了，财政危机也会因此不那么严重。布拉娜还可以让女孩们在两地串场，以保持顾客们的新鲜感。现在布拉娜像她在天津的对手桑格姐妹一样，也拥有了一排房子。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只有一点不如人意：在某种程度上，罗茜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她迅速离开亚瑟港是有原因的。她手下的一个女孩因重伤而死，其尸体的发现地离罗茜住处不远。大家恰好都知道这个女孩正在攒钱为自己赎身，她手里有价值约8000银圆的珠宝和7000美元的现金。警方搜查了罗茜的住处，在她的床头柜里找到了珠宝和现金。

罗茜对这批东西出现在自己家中一事似乎并不太吃惊，她声称自己只不过是在帮那个女孩保管它们罢了。然而，只有最纯朴的亚瑟港市民才会相信罗茜完全与此案无关；为了让警方放她一马，她付了一大笔封口费。警方坚称，她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亚瑟港，不得再回来。她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只好重操旧业，去做妓院的经理，这是她唯一懂得的营生了。布拉娜·沙日科给她提供的在“恶土”工作的机会真是太完美了。

罗茜最大的缺点在于她那可怕的脾气——她时常暴跳如雷。她出生于波兰，但拥有俄罗斯血统，这两个国家间的边界线也时常变来变去。她没有护照，按官方说法是“无国籍的白俄侨民”。有时她宣称自己是纯种波兰人，有时又说自己是俄国人——她根据心情来决定自己是什么，但总是情绪不佳。她能以六种语言破口大骂，其用词甚至能让一个水手都羞红脸，她也由此出了名。

当时，中国有不少为白人男子提供白人女孩的妓院。19世纪晚期时，它们应运而生，出现在中国的所有通商口岸和有外国海军驻扎的城镇，当然也包括香港（开在了摆花街两侧的建筑中）。它们的业务甚至做到了横滨[传奇般的内克塔琳（Nectarine）]、新加坡[V夫人（Madame V）]、西贡（著名的卡提拿街）和马尼拉。妓女们在这些城市间巡回。鸨母和鸡头让女孩们在不同的妓院间辗转，以维持顾客们的兴趣。女孩们则在这个过程中就各自的关系网、小费和各地的优势交换意见。

有的地方令人趋之若鹜，有的则让大家避而远之。在上海，臭名昭著的江西路和租界里聚集了许多妓院。它们由中国沿海城市所有鸨母中最出名的格雷西·盖尔（Gracie Gale）掌管，她堪称这一行当里的传奇。她的“度假村”位于江西路52号，是中国高端俱乐部的样板。但是，在上海的虹口还有一个人称“壕沟”的声名狼藉之地。许多被走私到中国的女孩和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妓女在那里结束了生命。她们有的人老珠黄，有的遍体鳞伤，有的染上毒瘾，有的疾病缠身。

一些妓院专门接待水手。罗茜在亚瑟港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之前，曾在威海卫的威斯克女孩之家（Whisker’s Girl House）工作。这座城市当时是英国皇家海军在中国北方的基地，俄国军队控制下的亚瑟港——这里有一家妓院，恬不知耻地给自己起名为“美国公使馆妓院”（American Legation Brothel）——与它隔海相望。在布拉娜成为天津娼妓业的女王之前，博罗斯道的妓院由声名狼藉的赌场兼妓院经理“天津的布朗”（Tientsin Brown）运营。他的统治从20世纪初一直持续到一战后，由天津向上海扩张，一路“攻占”了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通商口岸，从而形成了一个博彩业和卖春业的帝国。布拉娜志在与布朗一决高下，至少在开妓院方面她是如此打算的。

事实上，许多拥有白人女孩的妓院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包括广州的亚细亚饭店（Hotel Asia）和卡兹别克（Kazbek），烟台的马斯科特饭店（Mascot Hotel，在大连有分店），奉天的奉天咖啡厅和中国东清铁路大饭店，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女孩们在这些妓院间来来去去，有时也要前往远东地区的其他地方。市场对她们有很大需求；鸨母和鸡头一直十分忙碌，想把这项生意做好。

然而，到1930年代末，布拉娜和罗茜的处境发生了变化，且造成这种变化的不只是日军行动在远东地区的推进（从中国东北到马来半岛）。看起来，使迈克尔·孔西利奥和莱辛斯基夫人逃离“恶土”的麻烦，比起布拉娜当时得知的更为糟糕，而且摆脱不掉。另外，一位无足轻重的老人从亚瑟港南下，在城里到处散布关于罗茜手下那个死去的女孩和其被盗的钱财的故事。拜他所赐，警察四处打探，流言满天飞。随后，白俄多尔贝切夫（Dolbetchef）也来插上一手，不断添油加醋。他是个愚蠢的人，收了日本人的钱，告诉所有人总有一天他会带领白俄回到俄国，重新辅佐沙皇上位。太多人想前来打听虚实，这对生意没有任何好处。

据称，到1930年代末，布拉娜的妓院已是“恶土”上的最后一拨妓院之一。西方列强的公使馆把这里列为禁区，禁止士兵光顾此地。然而，受白俄女孩的吸引，日军排起了长队，打算一亲芳泽。因此，布拉娜和罗茜只要花钱打点日本宪兵队，保证萨克森一类的鸡头能供应足够多的女孩，就可以安坐数钱了。无论打不打仗，男人总是要去妓院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存之道。布拉娜和罗茜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创始人，只是从业者。谁统治北平，以及谁会出现在她们船板胡同的妓院门前，对她们来说都无足轻重。

布拉娜和罗茜的归宿最终成了一个谜。谣言一如既往地传开：有人说这对搭档逃回了天津；有人说她们消失在了上海法租界的后街小巷中；有人说她们作为难民拿到了签证，结业走人，去了旧金山、墨尔本、圣保罗或是其他地方，到底是哪座城市取决于流言的版本。也许，她们被菲律宾图巴包岛（Tubabao）上瘟疫横行的国际难民营接收了（1949年，它收容了来自中国的五千名白俄难民），随后可能又被移交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或南非。

有一件事看起来比较确定：布拉娜和罗茜没有回到比萨拉比亚。她们曾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离开那里，开始了自己被虐待、被剥削的生活。她们无论最后身归何处，似乎对自己的过去都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