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女孩因衣食无着才堕入风尘。有些是因为不堪工作之重负：每天都要在工厂或百货商店站十四个小时，直到得了静脉曲张。有些则像布拉娜和罗茜一样，因受人诱骗而堕落：某一天，她们心中的爱人把刀架在了她们的脖子上，逼她们去侍候他的朋友们，再逼她们交出卖身钱。

此外，也有玛丽这样的女孩。她被父亲送到“恶土”里的妓院，交给一个满口烂牙和臭气的男人，然后告诉她这个男人和其他人可以对她做任何事。在还不到13岁时，玛丽就被扔在那儿。她的父亲则可以分到她的皮肉钱作为回报。

在北平城东臭名昭著的贫民区洋溢胡同里，小姑娘玛丽住在一间肮脏的、见不到阳光的房间里，这就是她的全部天地了。这间房属于一栋日本人经营的寄宿公寓，在这里，她和其他十五个不名一文的白俄家庭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以干面包和茶为日常饮食，和北平其他无国可归的绝望白俄一样。

在她能记事之前，她的母亲就已经去世或是弃家出走了。她的父亲是个肮脏的酒鬼，终日沉湎于廉价伏特加。玛丽刚一长成就被父亲卖给了那个牙齿烂掉、满口恶臭的男人。很快她就明白了自己的现状，看穿了自己的未来。

妓院里大多数女人比玛丽年长，且称不上和善。在这个行当里，年老的妓女总是痛恨那些年轻的，因为后者的存在提醒她们自己韶华已逝，很快就会门前冷落。她们知道自己的恩客总是盯着小姑娘不放，渴望得到这些女孩；那些年轻人能招揽到客人，能挣到钱，工作之余偶尔还会凭借妓女的身份得到些小甜头。年轻人总是挣得更多；她们从鸨母、皮条客和其他妓院工作人员（上至看门人，下至倒恭桶的中国杂役）那里受到的优待，也总是多于年长的妓女。在妓女的世界里，年轻鲜嫩就是硬通货，年龄和时间则是大敌。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女人都恨玛丽。

于是，她跟另一个新来的女孩佩吉交上了朋友。佩吉只比她大几岁，也是白俄，生于一个关系稳固的家庭，在哈尔滨长大，那里有规模仅次于上海的白俄聚居区。自从离开俄国后，佩吉一家一直运气不佳；但他们仍然头上有屋顶，壁炉里有火，盘子里有食物。佩吉每天晚上和两个妹妹一起坐在桌边吃饭。她的父亲是一家白俄开办的企业的办事员，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蒙古人和俄罗斯人间的边贸生意。佩吉全家会去洋葱形圆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做礼拜；佩吉在谢列夫神父的严厉注视下上他开的圣经课。冬天，她和俄罗斯同学一起，在松花江上溜冰。

佩吉喜欢学校，喜欢学习、读书和上课。15岁时，她发现自己还喜欢男孩。哈尔滨有许多蓝眼白肤的俄罗斯男孩。他们从事各项体育活动，还玩拳击和滑冰。他们牙齿洁白，笑容开朗明亮。

其中有个男孩尤为显眼。佩吉知道他不是合适的伴侣，因为大家都觉得他的家人是麻烦——他们来自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他罪恶的父亲把所有儿子都捏在手心里。城内的体面白俄家庭从不提起这家人，然而酒吧里的闲聊话题总是离不开他们。爱上这个男孩成了佩吉的灾难。他随后把她介绍给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强暴了她，她的男友则在旁边看着，哈哈大笑。事后，那个男人付钱给她的男友，在佩吉身上吐了口唾沫。

佩吉十分羞愧，再也无法回家。她被男友转手卖给一个俄罗斯女鸡头，也就是所谓的“餐具”，这个鸡头为全中国的白俄妓院物色女孩。佩吉随后被卖给船板胡同里莱辛斯基夫人开的妓院。她不再是那个来自哈尔滨的体面女学生，也再不能去谢列夫神父的主日学校了。她被拐卖了，从此只能躺在床上靠出卖肉体挣钱。

1937年，在玛丽和佩吉还年轻时，她们一度是“恶土”中的姐妹花。住在使馆区的西方富人纡尊降贵地来到这里，常常会叫她们来一起服侍。她们彼此保护，对抗那些对她们怀恨在心的老女人。那些人总想找个机会用指甲挠花她们的脸，毁掉她们的容貌；或是抠坏她们的胸，这样男人们就不会对她们的乳房垂涎欲滴了。这对姐妹已经相互认识很久了，久到即使互相抚摸她们也不会觉得尴尬。她们的生活很简单：工作以及背着莱辛斯基夫人瓜分客人给的丰厚小费。玛丽和佩吉是最好的朋友，她们相互照应。

然而，她们长得并不像。玛丽是西伯利亚人，白皙的皮肤上有些雀斑，学东西很快。佩吉肤色更深，几乎是拉丁人的长相。客人们认为她是意大利人。有些人觉得她有点缺心眼，实际上她脾气坏得很，时不时就要发作——有时向客人发，有时向莱辛斯基和孔西利奥发，有时向妓院里年纪更大的女人发。她有一次把隔壁奥帕里纳家开的廉价酒吧砸烂了，只因为他们那个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儿子想非礼她。孔西利奥因为她这脾气没少抽她耳光。只有玛丽能让她平静下来。佩吉是棵摇钱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妓院对她比较宽容。

在那段美好的时光里，玛丽和佩吉很少在下午两点前起床。起床后她们就出去散步，浏览商店橱窗，吃零食，闲聊。这两位烟花女子很喜欢练习英语，她们认为以后英语会很有用；据说玛丽能讲一口近乎流利的英语。她们有时一直闲逛到使馆区那边的莫理循大街，去看那些高档的百货商店和酒店。她们喜欢在北京饭店外面消磨时间，打量来来往往的游客，还有那些过来吃午餐的使馆区的漂亮欧美淑女。她们欣赏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最新款时装，也喜欢来自西伯利亚的毛皮。她们有时透过橱窗玻璃，往北京饭店隔壁一家叫作驼铃（The Camel Bell）的商店里面看。那是全北平最时尚的店铺，由一位美国妇人开设，专卖皮草、中国风的长裙和古玩。

那些东西对她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们知道，豪华酒店是不会欢迎两个在烟花之地谋生的俄罗斯女孩去用午餐的，也没有哪家商店会允许她们试穿那些美丽的礼服和皮草，或是把玩那些用于出售的小摆件。所以，她们飞快地回到哈德门大街，去找一位来自敖德萨（Odessa）的犹太裔俄罗斯裁缝。她们向那位裁缝描述刚刚在使馆区看到的女士们的着装，之后裁缝会为她们缝制廉价的仿制品，把玛丽和佩吉变成“恶土”里最时髦的烟花女。

她们沿着哈德门大街继续往前走，去买做皮肉生意时需要的工具——避孕套。她们从一家小店整盒购买避孕套，店主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他的商店专卖香水、紫丁香花露水、染发剂、各种新奇的卷发工具等商品。他私下里还卖一种蓝色软膏，能杀灭阴虱。她们时常因肮脏的床单和顾客而染上阴虱；但如果用多了这种软膏，它就会烧伤皮肤。

还有几个白俄女孩在使馆区里工作，她们在维奥莱塔美容院里为客人烫发美甲。店主是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女人，但总喜欢冒充法国人。她看出玛丽和佩吉不是从事正当工作的女孩，有时对她们不理不睬，有时则干脆把她们轰出去。于是，她们去了洋溢胡同的一家美容院，它是由一间起居室改装而成的。位于使馆区的利威洋行里的珠宝对她们来说价格过高；同样，因为囊中羞涩，她们从来没在阿东照相馆一起照相，尽管她们对此很是向往。

有时，在她们的午后游逛时间，玛丽会去探望父亲，不过他们并不交谈；他甚至认不出她，虽然他仍然用她的皮肉钱买酒。当时，那个男人的身体已经彻底毁了，他毫无节制地喝酒，沦落到喝萨摩根的地步。一位来自喀山的老人在洋溢胡同的一处院子里酿这种酒，据说已有六个男人在喝了他的酒后变瞎了。

有时，佩吉和玛丽为了品尝各种美食而出门。她们喜欢熙熙攘攘的东安市场，古老的胡同被那里的摊位挤满了，它们一直摆到了莫理循大街上。在早春或夏季的夜晚，人们看到她们挽着胳膊，沿着船板胡同和后沟胡同一直走到苏州胡同，从中国小贩的草扎上买糖葫芦或美味的羊肉串。如果哪天客人小费给得大方，她们也许就会去哈德门大街的法式甜点屋，尝尝那里的奶油蛋糕；或是去希金俄式面包房（Shikin’s Russian Bakery），买热乎乎的皮罗什基（pirozhki ）。那是一种小圆面包，表面刷有蛋液，里面裹着圆白菜。有一次，她们去了位于哈德门大街和长安街交会处的东单餐馆，那里生意兴隆，前来享用中国美食的大多是西方人。当佩吉和玛丽进入餐馆时，北平高等外侨中的年轻人盯着她们咯咯笑，朝着她们指指点点，但没有勇气走上去跟来自“恶土”的姑娘搭讪；她们则对这些人视而不见。

夜晚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折磨。顾客们有时很粗暴，多数时候醉醺醺的，且又臭又脏。她们每晚要接待六到八人；在周末或节假日，这个数字还要加倍。男人们从不在莱辛斯基夫人这里长待，因为这里不过是下等窑子，而不是风雅的勾栏院。房间全都臭烘烘、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一张铁床和旧床垫、一套小桌椅（给客人放衣服用）、一罐水和一个碗、一个烟灰缸和一只没有灯罩的电灯泡，窗子永远紧闭，床单很少更换。玛丽和佩吉只好把她们为数不多的家当放在旧旅行箱里，塞到床下，让它们跟臭气熏天的夜壶待在一起，而夜壶只有天明时才会倒空。“恶土”的妓院在建造时都偷工减料，滋生了大量虫蚁：臭虫从天花板落到床上；蜈蚣和蝎子暗中潜伏；“长毛的臭虫”整晚都在剥落的墙纸后面搔抓，发出令人恼火的声音。

士兵是妓院的常客，他们来自美国海军、女王的皇家军团（西萨里郡）（Queen’s Royal West Surreys）、意大利海军陆战队等。按军规，这里应为禁区；然而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来了。他们不在乎简陋的房间和各种虫子。从美国公使馆的美国海军营房出发，由使馆区位于前门的那个出口出来，只需走上短短几步路就能到达“恶土”。欧洲军队的营地离这儿更近。大多数士兵会先去隔壁的奥帕里纳酒吧，喝点酒壮胆，或者从酒吧里晃来晃去的小贩手里买几套廉价的色情卡片。

其他的顾客是被萨克森从街上拉来的，他总是不断地为手下的女孩找活儿干。如果有男人从奥帕里纳酒吧出来后再来到这里，那么他给的钱会被交给莱辛斯基或孔西利奥（后来交给罗茜·吉尔伯特），萨克森会从中抽成。如果萨克森直接带人过来，他会公允地分给孔西利奥一部分钱。一个漫长的夜晚结束后，玛丽和佩吉会在对面的福生餐馆拿到她们的分成。

她们几乎看不到客人的脸。她们能看到其轮廓、身形、衣服（通常是制服），但她们不会去看对方长什么样。男人们进屋前从不敲门，因为觉得没必要尊重佩吉和玛丽这样的妓女。他们自己脱衣服，但玛丽会帮他们解开裤扣，这样她就可以偷偷观察一下此人是否有梅毒。

她会给他们戴上安全套，但有的人会拒绝。士兵们倒是很少反对。他们经常出入烟花之地，但家里还有妻子或恋人在守候，他们想干干净净地回去见她们。没有前戏，直入主题，获得满足后，他们就离开。正因为这样，在大多情形下，整个过程耗时不多，但有时他们在酒后需要点助兴手段。有些客人满足于简单的手段，有些客人则需要借助更奇特的工具。

完事后，他们简单清理一下，在她的夜壶里小解，然后穿上衣服走出去。整个过程几乎是无声的。男人们一语不发，玛丽也几乎不懂他们使用的语言。他们在楼下付账——以前是付给莱辛斯基，后来则是付给罗茜。有的人会丢过去一两个硬币，算是小费。

从他们离开后到下一个客人到来前，玛丽会有一小段宝贵的空闲时间。她坐在那里，倾听从隔壁奥帕里纳酒吧的留声机里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音乐声，从楼下或是同在楼上的其他卧室里传来的声音，还有外面胡同里整夜都有的嘈杂声——人力车与汽车来来去去，成群的士兵大喊大叫，路过的零食小贩担子里的罐子叮当作响。她有时会发白日梦，幻想驼铃商店里那些美丽的衣袍、北京饭店餐桌上的白色亚麻桌布和她以后可能会过上的美好生活。也许她会搬到上海或天津去，搬进一所更好的房子，有一位更和善的鸨母。她也会考虑明天和佩吉要一起去做的事和要去的地方。然后，又一个男人进来了，一切又从头开始。

一天晚上，妓院里挤满了下值的意大利海军。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浑身汗臭，在床上很快就完事了。玛丽、佩吉和其他妓女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随后她们就被锁进各自的房间，整晚都听到有人来来去去。莱辛斯基和孔西利奥争论，然后是她的大吼声与尖声叫嚷。再后来妓女们都被放了出来，推到大街上。山东壮汉在她们后面闩上了门。有人告诉她们：莱辛斯基夫人和迈克尔·孔西利奥已经逃了。传说他们不告而别，躲入了天津或是上海的法租界。

在胡同对面的福生餐馆里，玛丽和佩吉试着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然后萨克森走进来找到了她们，于是她们就成了他的手下，搬进了他的那些小房间，就在她们之前的工作地的隔壁。

然而，她们现在得上街拉客了，要把客人带进后沟胡同那些廉价的小旅馆里。那里的条件比莱辛斯基夫人的房间还糟糕，跳蚤和臭虫更加猖獗。客人似乎也更糟糕：时常有人不想付钱，且有怪癖的变态出现得更频繁了。

完事后，她们得迅速离开房间。在那种廉价旅馆里很难洗漱；如果想要洗澡，就只能用冷水，而且水通常很脏，她们都因此得了传染病。很快，佩吉和玛丽变得邋遢，也没有时间去美容院或裁缝铺了。萨克森的抽成越来越多，她们也逐渐绝望。玛丽和佩吉没有资本去为自己争取权利。在大街上揽客和在屋里接客不同，她们不能像以前一样收费了。她们现在很少能得到安全保障和容身之所，也不会去逛哈德门大街和甜品店，或是去买皮罗什基了。通常她们只能在福生餐馆吃一碗廉价的油腻面条，周围坐着毒贩、瘾君子和其他妓女。鸡头们时不时地把这些女孩轰回大街上，这让她们十分厌烦。

在福生餐馆外的遮雨篷下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中，中国人占了多数，他们中有人力车夫、等着购买赃物的销赃人、能认出那些外国瘾君子和走投无路者的放债者。住在周边的小孩站在那里，盯着开进“恶土”的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疯狂地争抢纡尊降贵来到船板胡同的“大人物”从车里扔出的硬币——他们时不时地从肩膀上方扔几个子儿过去。

1937年的冬日寒冷而漫长，似乎看不到尽头。生意很不好做，人们都说要打仗了，日本鬼子要来了。萨克森却想让佩吉和玛丽接待更多客人。当情况变糟时，玛丽总是心不在焉；她会在傍晚时去奥帕里纳酒吧喝酒，或是服用萨克森给她的海洛因药片。一天晚上，她觉得特别冷，就让萨克森为她打一针，然后她立刻就感到了温暖，忘了所有的烦心事。

从那以后，她就可以在廉价小旅馆里待上一整夜了；她不再觉得寒冷，也感觉不到跳蚤在咬她。她不照镜子，也就看不到自己干枯的皮肤、剥落的头皮屑和蓬乱的头发。她一再服用海洛因，使自己感觉不到工作带来的痛苦和客人身上的恶臭。萨克森一次带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士兵到她的房间，但玛丽对这一切都麻木了。

佩吉也是如此。小旅馆里残酷的生活逼她走向了萨克森手里的海洛因、注射剂和药片。她开始魂不守舍，要靠酗酒来赶走脑袋里的恶魔，然而这只会使情况恶化。在莱辛斯基夫人手下混时，她一有空闲时间，就和玛丽待在一起；而现在，她总是孤单一人，因为她们在不同的小旅馆工作。她越来越依赖酒精，钱包却越来越瘪。于是，她也喝起了洋溢胡同里非法酿造的萨摩根酒。

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脾气越来越坏，常常狂性大发。发脾气时，她会与客人、旅馆老板、在“恶土”上开始四处探索的日本士兵等任何她觉得碍路的人打架。最后，客人都绕着她走，以免被她骂得狗血淋头。她在生活的泥淖中陷得更深了。

当北平最终沦陷时，玛丽和佩吉仍然活得恍恍惚惚，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萨克森不告而别，销声匿迹。玛丽当时已经吸毒成瘾。她被抛弃在这里，没有稳定的海洛因来源，也没有固定的住处。她从一家廉价旅馆搬到另一家，按天付钱。如果能哄得客人给她足够多的钱，晚上她就会有房间住，可能还会有些药片帮她入睡。如果不成的话，她就得去找个铺位，或是直接睡在大街上，并且没有毒品可吸食。玛丽现在只能得到那些最次等的海洛因，里面掺着士的宁和面粉。她和别人共用针头，或是租用那些被反复使用直到针尖变钝的注射器，它们在她的手臂上、小腿肚上和大腿内侧留下了穿刺伤和擦伤。她和佩吉失去了联系，后者在别的小旅馆里和正困扰着自己的恶魔——毒瘾和酒瘾——做斗争。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在1939年的夏天，北平“恶土”中神秘的幕后大人物舒拉·吉拉尔迪对此做出了评论（玛丽刚来到这里时，他就认识她了）：“她只能转动眼珠，嘴张开又合上，脑袋晃来晃去；她完了；她活不过两周了。”

她确实没有活过两周。夏天结束前，玛丽死于吸食海洛因过量。至于她是不是有意为之，没人知道。她去世时还不到30岁。

萨克森走了，玛丽也离开了，佩吉在海洛因和廉价烈酒中越陷越深。她继续嗑药，情绪起伏不定，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大约在玛丽过量吸毒的那段时间，佩吉曾设法回到哈尔滨，其中的细节不为人知，但有长舌者说舒拉为她买了火车票。在那里，家人把她拒于门外，不想再管她的事。她先是住在臭名昭著的马迭尔宾馆，后来流落到了为穷困旅人提供食宿的按天付钱的小旅馆。

在那座滴水成冰的北方城市，她继续为一点小钱和伏特加出卖肉体。尽管中间的细节已经散佚，但看起来佩吉最后因在宾馆房间里大发酒疯而被当局带走，之后又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数月后，她在那里离世，和玛丽一样，去世时还不到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