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科瑙夫生于美国，是个毛发浓重的矮胖子，有引人注目的罗马式高鼻梁，大家喜欢在他背后议论他的鼻子。他住在“恶土”东部边缘一栋又脏又乱的寄宿公寓里，做着毒品和皮肉生意。所有人都不喜欢他。

那栋公寓肮脏不堪。冬天，凛冽的寒风通过撕烂的窗纸吹进来；夏天，房间里则会闷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来访者总是见他只穿一件丝绸和服；在其他时间，他站在院子里，喝得醉醺醺的，一丝不挂，挥舞着一把巨大的鲍伊战刀。他为此曾数次被逮捕。

这栋建筑背阴面的房间都面对着天井，阳光永远照不进天井。天井里有公用垃圾箱，腐烂的蔬菜和人类排泄物发出的臭气一到夏天就让人简直受不了。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清理它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清理。

尽管这里破败不堪，但它靠近船板胡同，距离“恶土”的所有主要街道也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非常适合科瑙夫开展生意。这里就是一处大杂院，走廊阴暗，终日不见阳光。门开开关关，人进进出出。他们窃窃私语，独自抱怨，私下交易，接收或是发出包裹，偶尔还会有人大声争论，或把门撞得砰砰响。汉语、英语、朝鲜语和日语混杂在一起。房间里，窗帘永远低垂，挡住外面的大街；在偶尔射进来的光线中，还有隐约可见的灰尘在空中飘浮。

此地严重失修：地板肮脏裸露，油漆剥落，灯泡早已坏掉。有些人对这里避之唯恐不及。没人知道业主是谁，但据说那些中国房东慑于科瑙夫暴烈的脾气和他与日本人相互勾结的关系，让他控制了整栋楼。他的朝鲜小姑娘（他叫她“奴隶”）也兼任这栋楼的女仆，每天要把各屋马桶里的脏物倒进垃圾箱里，要拎水，还要从附近的福生餐馆取外卖。

乔·科瑙夫热衷于随身带刀，也喜欢把刀亮给别人看。他会从挂在腰带上的刀鞘里拔出刀来，在袖子或大腿上擦拭刀刃，然后把刀举到脸旁，快速转动它，让所有人看清楚他身上带了什么。人们怕科瑙夫和他的刀是有原因的。这个男人之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是个身体结实、性格棘手的家伙。他的个头倒是不高，但身体重心相应较低；他的手臂像猴子一样灵活；他胳膊、前胸和脖子上的肌肉十分发达——简直是一个理想的刀客。在其敌人的眼中，没有一把刀能够伤到他分毫。

此外，他的眼中总是闪着生人勿近的凶光。他的思想和行动瞬息万变，极难预测，仿佛下一秒就会暴起伤人。据说乔·科瑙夫喜欢看到死亡降临的场面。人们都知道他和几个住在“恶土”的好友常去天桥的露天刑场，观看死刑的当众执行。在当时，执行死刑都是一颗子弹了事，已经不像早些时候那样采用更加繁复的绞刑了。但这足以使许多观众毛骨悚然。由于这种场面可怕又残忍，许多外国侨民从来不敢涉足天桥。

女人们一见到这个人，就本能地讨厌他；男人们对他十分警惕。甚至鸡头萨克森在看到科瑙夫时也望风辟易，除非要找他买入毒品。人力车夫们垂着头，装作没看见科瑙夫在叫车，因为知道他会跟他们讨价还价，还从来不给小费。如果他们胆敢抱怨，他就会拔出刀来。“恶土”的妓女们也尽可能远地躲着他。有时他带着可怕的朋友走进莱辛斯基夫人的妓院，在玛丽和佩吉面前挥舞他的刀，就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一样。她们都怕他。在“恶土”中，乔·科瑙夫的出现肯定意味着坏消息，但他凭借毒品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那个穷困的朝鲜女孩同样惧怕他，但又无法离开他，因为她也吸毒成瘾。

“恶土”里的居民各有各的圈子。尽管绝大多数廉价小旅馆是白俄开的，但实际上房屋所有者是中国富人。他们以房租为生，赋闲终日，只要有租金收就万事不管。但执照就是另一回事了；只有中国富人（多数住在海外，在伦敦、加利福尼亚或巴黎有资产或生意）和少数外国侨民才有执照。

关系网在编织，同盟在建立，参与其中的并不全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外国侨民中的地位尊崇之人或专业人士可能私下里有“恶土”的夜总会和酒吧的股份，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他们中有的是北平的长期居民，有的是使馆区里最高档的俱乐部的优质会员，最时髦、最奢华的酒店会为他们和他们的夫人预留最好的餐桌。他们了解乔·科瑙夫和萨克森这样的人：这类人不是任何俱乐部的优质会员；除了“恶土”里的廉价餐馆，没有人会把最好的餐桌预留给他们。大家都知道长安街北部居民区里的罗马夜总会和电影院的主人，也就是意大利医生乌戈·卡普佐，时常出没于“恶土”，以满足来自使馆区的某些地位崇高的病人的需求。这些病人来到船板胡同和后沟胡同的夜总会或破烂的廉价小旅馆房间，也就是玛丽和佩吉等妓女的工作地点，于是，他们表面光鲜亮丽的生活和这种明显低等下流的生活就有了交集。

圈子里的人又有各自的小圈子。就像但丁在《神曲》中描写的那样，这种圈子一路向下，一直抵达最底层炼狱里的纯粹的邪恶和卑鄙。科瑙夫喜欢与来自“恶土”和使馆区的那些与他臭味相投的欧美人打交道，但他认为俄罗斯人是二等公民，没时间理会他们。他和日本人、朝鲜人保持着紧密联系，因为他们为他供应毒品，而且是北平的实际控制者。日语和朝鲜语这两门语言他都会讲一点。1937年7月后，美国公使馆认为他可能会成为叛国者，于是为他单独设了档案。

自从离开海军陆战队，科瑙夫除非要前往西山打猎，否则几乎不会离开“恶土”。在1930年代中期，美国公使馆注意到，他和船板胡同里桌球酒吧的老板娘奥帕里纳夫人曾合伙经营妓院，但后来他们闹翻了。科瑙夫曾管理欧林比亚歌舞厅，但和许多客人处不好关系，这是做生意的大忌。要知道，长安街可不像“恶土”那样混乱无序。

科瑙夫也组织妓女们到“恶土”外面做买卖。在军阀肆意践踏北平的那段日子里，他也做过军火生意，这使美国公使馆第一次注意到了他。他酗酒、嗑药，一般不跟任何人讲道理。与他关系最亲密的小圈子由一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他们大多数自行离开了军队，也有个别是被开除的。

这伙人里有迈克尔·孔西利奥——莱辛斯基夫人的妓院合伙人。他有一半意大利血统，一半菲律宾血统，从不惧怕与人打架。他因扰乱社会治安而被海军陆战队开除。亚瑟·林沃尔特（Arthur Ringwalt）是当时驻北平的一位美国外交官，他形容孔西利奥“暴戾恣睢”。圈子里还有托马斯·杰克（Thomas Jack），他是一位出生于意大利的美国人，起了一个最没意大利味的名字。同孔西利奥一样，他是在中国被海军陆战队聘用的，而不是从美国本土被派出来的。在一般人眼中，这些“当地雇员”通常低人一等。

杰克离开海军陆战队后便开始在“恶土”里游荡。他正式的职业是机修工，私下里则插手夜总会生意，还为科瑙夫的毒品交易帮忙。科瑙夫、孔西利奥和杰克喜欢和在这一带闲逛的其他前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起喝酒。他们相互扶持，利用他们从前的身份和关系网向美国公使馆的现役海军陆战队士兵出售毒品。科瑙夫被欧林比亚解雇后，仍然设法帮杰克在那里谋了一个职位。

科瑙夫一般在他的公寓房间里做毒品生意。那里只有一根电话线，连着一部电话机。来电话时，只有科瑙夫会去接。顾客们会来到公寓的前门。这是一扇坚固的铁门，高四米，在与成人头部平行的地方有一条小缝，从缝中可以看到外面的访客。如果科瑙夫的男仆认识来客，他就会放人进来；如果他不认识，对方就得等科瑙夫亲自辨认。科瑙夫会从楼上的窗户向外看，没问题的话就点点头，允许他们进来。

毒品被堆放在一起，它们已经称过重量，即将被送进各个房间，房间的门经常是锁着的。随着门锁打开，门也开了，门里人与门外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重新关门落锁。科瑙夫养着一群女孩，有朝鲜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在大多数房间里，她们在看守毒品和现金——他似乎很信任她们，不怕她们会盗窃现金或偷服毒品。

朝鲜黑帮成员与日本人合作，将海洛因运进中国，并被回报以对他们从事毒品交易的许可。最初，他们手里的毒品纯度很高，因为日本人需要优质毒品，以使中国人因上瘾而无心抗日。一百五十多年来，鸦片一直在中国交易，且直到当时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然而，吸鸦片的那套常用仪式和工具——包括烟枪、鸦片榻和烟室——推广起来很费时间。日本人希望毒品制造、流通和消费过程变得快速简捷，于是海洛因和用来注射的针头（简直称得上“艺术品”）进入了市场。输入中国的毒品越多，其造就的瘾君子群体就越庞大，日军的高级指挥官就越容易产生自己能征服整个中国之感。

瘾君子也需要能让人尽快飘飘欲仙的产品，同时其成本越低越好——毒品价格可能会下降，但收入也缩水了。时间十分紧迫。日军在占领北平后，就不再费心费力地引进高纯度的毒品了，而是带来了“红药片”作为替代品，这是日本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开办的工厂的“馈赠”。

这些海洛因药片里掺有咖啡因、奎宁、糖和士的宁，甚至还有砖灰。1920年代，它们首次在上海现身。人们口口相传，说它们服用方便，比鸦片效力更强且更易成瘾。对于科瑙夫来说，它们更易储存，更易在街面上传递，利润也比直接贩卖鸦片更大，同时还避免了注射器或烟枪交易的麻烦。另外，如果有需要，这种药片也能吸食，且方式没那么讲究：找个花瓶或类似的东西，在其侧面打个小孔，往孔中穿入一根中空的竹管，就成了水烟袋。现在，日本人一边供应药片，一边负责街面上的治安，所以毒品的交易成了公开活动。科瑙夫实际上已腾出一只手来，还有一份交易执照，可以大干一场了。

瘾君子们很快就接受了新的药片。大批的人死于吸食过量、身体衰弱、中毒，或是感染坏疽造成的裸露疮口——这些现象都是掺了杂质的药片造成的。1939～1940年，整片“恶土”上都飘着红药片散发的焦糖味的烟雾，它取代了原来的鸦片烟。这已经很能说明情况了。鸦片绝大多数流入了烟室，那里仍然为更具鉴赏力的烟客准备烟枪。科瑙夫的分销商，如萨克森，则在整个“恶土”进行地毯式倾销，他们出售红药片，每次的交易量高达一盎司。有人用美国俚语称这种药片为“上等货”。

1941年，毒贩和其他外国侨民被驱赶到一起。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能与地位更尊贵的家庭一起生活了。兰登·吉尔基（Langdon Gilkey）关于潍县生活的回忆录《山东集中营》（Shantung Compound ）一直是对集中营生活最生动翔实的记叙，里面写道：“两位爵士音乐家（一个是波利尼西亚人，另一个是黑人）和一名比利时毒贩同住一屋；此外还有一位英国银行家、一位工程师和亚细亚火油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在集中营里，使馆区的世界和“恶土”的世界终于在大白天融和了。

然而，“恶土”里还有很多居民没有被送进集中营，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国家（祖国或者入籍国），站到了日本人那边。这使“恶土”成了不同国籍的投敌者的巢穴。珍珠港事件后，大批外侨被逮捕或被羁押，但科瑙夫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记录中。他似乎仍然待在“恶土”，可以自由地向留下来的任何有购买需求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出售鸦片、海洛因和红药片。

据说他死于1944年末或1945年初，也许死于抽样检测货物时的吸食过量导致的并发症，也许死于酒精中毒、食物短缺、严寒、致命的肺炎……美国公使馆没有任何关于他结局如何的记录，因为当时公使馆已经停止工作，锁上了大门。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录，似乎也没有人哀悼他的离世。“恶土”中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刀客乔·科瑙夫随风而逝，就像他自己喷出的一口鸦片烟一样。前一分钟他还在那儿，后一分钟就消失了，且绝不会有任何人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