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周五的晚上，两位警官——督察博瑟姆（Botham）和警长比涅茨基（Binetsky）从天津赶到北平，给他们的上司总督察谭礼士打前站。谭礼士将于周六到达北平。博瑟姆为谭礼士在六国饭店订了房间，把自己和比涅茨基警长安排在略便宜的顺利饭店。

与此同时，警长比涅茨基来到莫理循大街警署，那里的人也忙了一夜。接待处正在处理莫名其妙的电话和那些精神不正常的北平居民，他们把城市里所有的谋杀认在自己名下。其中一通电话的交谈内容如下。

接待处办事员：“你做了什么？”

打电话的人：“我掐死了她。”

接待处办事员：“你为什么要杀她？”

打电话的人：“她是个肮脏的俄罗斯婊子。”

接待处办事员：“你怎么处理尸体的？”

打电话的人：“我把它喂狗了。”

接待处办事员：“她对你做了什么？”

打电话的人：“她是个狐狸精。我被缠上了。” [25]

当然，也有不那么荒唐的自首者，但没一个能跟罪案对上号。直到周六早上，电话仍响个不停。有一次，韩世清从办公室被叫到接待处，直面一位咆哮的野蛮白俄女人。她要求警察把她的丈夫关起来，控告他犯了谋杀罪。她口音很重，接待处的警长听不懂她说话，韩世清也很难理解。她化着浓妆，大喊大叫，口沫四溅。她坚称：自己的丈夫是废物、杀人犯。他迷上了那些年轻的金发妓女。“恶土”的酒吧娼寮中的那些小妞掏空了他所有的钱财。他现在就在家，满身是血。警察得采取行动。

他们迅速赶到她家，发现那个男人宿醉刚醒，胸前还戴着陈旧的沙俄勋章。他疯狂地破口大骂，那劲头和他妻子一样；当看到她跟着警察一起进来时，他更是狂怒地大叫起来。但他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妻子今早读过的报纸。他浑身是血，但那是他自己的血。他告诉警察，那是一家俄罗斯酒吧里的某个美国士兵用拳脚留下的纪念品。当时他们伏特加喝得有点多，没控制住脾气。另外两个住在同一条胡同里的俄罗斯人证明此人曾经酒后斗殴，这都是常事了。他的老婆是个脾气暴躁的泼妇，他就该把她留在圣彼得堡。这两口子双手空空地逃离俄国，在陌生的国度过着潦倒的生活，已经有点精神错乱了。

一个巡警被派去美国公使馆里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驻地，带回一份关于这个俄罗斯人的不在场证明。一位健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承认自己揍了这个俄罗斯人一顿，因为此人侮辱了自己的女友和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战斗荣誉。他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不过他认为这个俄国佬虽说是个混蛋，但不应受到谋杀指控。

在星期五那天，还有一名惊魂未定、畏畏缩缩的人力车夫被带到莫理循大街，他在帕梅拉的抛尸处附近被捕。这是个乡下孩子，名叫孙德兴（Sun Te hsing），被捕时他正在清洗人力车座上染着鲜血的坐垫套。当天韩世清回到警署，把这个小伙子关进一个小房间，然后检查了套子——确实有血，但血量很少，与死者受伤的严重程度不匹配。韩世清下了结论，讯问车夫后就放了他，让他赶紧离开。车夫被赶回寒冷的街头，警察让他赶紧消失。

大多数打进警署的电话和挤在莫理循大街警署前厅里的报社记者都提到了一个人：帕梅拉的父亲。而且这的确是谋杀案侦破的程序：首先要关注家庭成员、丈夫和配偶。杀人犯们总是认识受害者，随机杀人很少见。这是一位警探的思路——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这样才很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

韩署长连午饭都还没吃，刚到下午，就站在了北平正阳门东站 [26] 的月台上，在严寒中恭候总督察谭礼士的大驾。这座欧式风格的火车站位于使馆区的西南边缘，靠近前门。它有着很高的拱形屋顶和一座矗立在月台另一端的与众不同的西式钟楼。

检票口并没有记者聚集，这说明媒体还不知道一位英国警界人士将要从天津前来插手此案。对于谭礼士的介入，韩署长喜忧参半。这位警探经验丰富，又是英国人——这两样都是侦破此案所需要的。一位警探总比公使馆的间谍强，如果碰到的是个只会拖后腿的蠢蛋就更糟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韩世清又对外国人插手发生在北平的谋杀案心有抵触——这可不是在上海或是别的哪个通商口岸，这完全是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内。

但他还是决定理智行事，接受现实，因为这并非发生在北平的一宗普通谋杀案（如果现在北平还有普通谋杀案的话）。一位外侨被杀，谭礼士（或是其他类似的人物）必然会插手。

韩世清本以为列车会晚点。从天津到北平一般只需花两小时。但近来土匪、破坏分子和游荡的日本士兵使这段旅程不甚太平。结果这趟火车只稍微迟到了一点。韩世清抖动身体，促进血液流动，使自己更暖和一点。在一位来自苏格兰场的人物面前冻得打哆嗦可不太体面。

韩世清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但凡抵达北平之人都会对这座皇城产生敬畏之情。被称为“国际列车”的火车驶进位于巍峨的前门城楼下方、北平城墙根附近的火车站。该城楼是北平这一古老城池最高大且最靠南的城门，标志着北平内城（即古老的皇城）的入口。偶尔仍会有骆驼商队走出城门，向蒙古、古老的茶叶贸易路线和丝绸之路进发。

谭礼士乘坐的列车停靠在水关门 [27] 月台，张口吐出肚子里的乘客。这时韩世清才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总督察谭礼士的外貌，只知道他是个外国人；而许多——不，大多数下车的乘客看起来都是外国人，至少列车前部头等车厢的乘客大多如此。

然后，韩世清看到了他。即使不知道对方的种族或国籍，韩世清也能看出这个男人是警察，因为谭礼士的风度出卖了他。此人身材笔直，举止果断，即使身着便衣，从其举手投足间仍可看出他是位权威人物。他身穿一件深色精纺双排扣西装，领带和外套都是黑色，戴了一顶随处可见的软呢帽。他的白色衣领上了浆，皮鞋光可鉴人。谭礼士个子很高，比周围所有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足足高出几英寸。所以韩世清很容易就看到了他。韩世清本人身高六英尺，在中国人里已经算是高个子了，但当他看到谭礼士时，还是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胸。

总督察很熟悉北平巡警的制服。他大步走向韩世清，两个男人彼此掂量。韩世清身材强壮，头发很短，颧骨突出。比起许多中国人，他的下巴更长，鼻子更尖，鼻梁也更高挺。谭礼士比韩世清个头更高，冬天的厚外套显得他身材瘦长；但他肌肉发达，足以对付任何找麻烦的人。他五官轮廓略大，浓眉高鼻，阔手大耳。他身上的一切都表明此人是位权威人士。

“谭礼士总督察？”

“韩署长。”

“我开了车来。走吧？”

“请。”

他们在检票口畅行无阻，铁路工作人员很机灵，知道哪些人的票不该查。他们大步从出口的拱门下走过，对面就是停车场（那里只停着几辆小汽车和一大批人力车）。谭礼士只带了一只小手提箱。韩世清的司机是一位年轻警士，他从那辆雪弗兰警车里跳出来，为他们打开后车门。

“去酒店？”韩世清问。

“我看还是直接去工作吧。”

在去莫理循大街的路上，韩世清简单地向英国警官介绍了尸检的结果，并且不情愿地向谭礼士承认，到目前为止自己还没有发现重要线索。之后他还要在媒体前承认这一点。两个男人达成一致意见：既然没有线索，那么按照程序，他们就应从被害人生前最后几天的活动入手，从目击者最后见到她的时刻开始，迅速而小心地向前追溯。侦破谋杀案必须迅速，否则就可能被耽搁，可能突然陷入停滞。线索会中断，证人会消失，罪犯会逃脱法网。

当然了，韩世清的头上还悬着二十天的期限，更别提那些潮水般涌来的匿名告发或是胡说八道的电话了（它们说明北平的谣言机器已经开动）。那天早上，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睡了几个小时的韩世清起身，把所有可用的人手都召集起来。全体人员的休假被取消，大家都接到了走上街头搜寻的指令。找什么呢？血！找到了血，就找到了凶手。

对帕梅拉·倭讷被谋杀一案的调查正式开始。

总督察谭礼士（或称理查德·哈里·丹尼斯，在孩提时期又叫迪克）年近不惑，是伦敦东区边缘西汉姆区的一位屠夫之子。他的母亲据说出身于富裕家庭，在爱德华七世在位时属于体面可敬的下层中产阶级。迪克·丹尼斯年轻时，一战猝然爆发，他急忙入伍参战。当时他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在行军途中又把法语学得很好。于是他与新成立的皇家陆军航空队（Royal Flying Corps）签约，飞越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境内的战场作战。1917年，他的飞机被击落，他本人因伤退役回家，结束了自己的战场生涯。

1920年，也许是出于对战斗、军纪和制服的怀念，他加入了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并升至驻帕丁顿地区（伦敦西区边缘）探长的职位，随后又转任至苏格兰场。他结婚生子，儿子起名叫小理查德，但是婚姻破裂。谭礼士于1930年再婚，对方是他儿子的保姆，一位名叫弗吉尼亚、出身于伦敦东区的女人，这是件不太体面的事。他通常叫她薇奥莱特，而小理查德认为她是自己的生身母亲。

谭礼士喜欢警务工作，但不愿在伦敦苦苦奋斗，用警察的微薄薪水供养妻儿。凭借一封来自重要人物特伦查德爵士 [28] 的推荐信，他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谋得总督察一职，并于1934年7月履新，任警务处处长。在职位得到提升的同时，其薪水和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他从肮脏的伦敦西区搬到天津英租界的一栋大宅子里，手下还有维多利亚道警署里的一票人马为之奔走。

中国北方的晒盐场天津很合谭礼士之意。他的住宅位于繁华的香港道 [29] ；在北戴河的海滨疗养地，他还有一栋海滨别墅。他的儿子在法国小学读书，还在天津的赛马训练场随一位白俄学马术，此人曾经在沙俄统治时期教贵族子弟骑小马。谭礼士的妻子负责管理仆人，他们家养得起一匹蒙古矮种马，谭礼士把这匹名叫希思菲尔德（Heathfield）的马寄养在了天津的马场。在北平为所有从前未获得马赛冠军的新马组织的赛事中，它荣膺第一，登上了《京津泰晤士报》的头版。

在英国，凭一位警察的收入可过不上这样的日子；而在天津，谭礼士备受尊敬。警务工作不过是例行公事，他的职位还需要他参与公民事务，在英国公使出场时要上前迎接。谭礼士自然而然地在天津那些德高望重的英国人中有了一席之地。拜中国沿海航行的不定期货船和京汉铁路的一条支线所赐，这座城市与外界的联系较之从前更加紧密。

当然，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也要密切监视。城里人心不稳——这是免不了的。但外国租界均以重兵把守，因此在贪婪、掠夺成性的军阀和日本人，以及神出鬼没的秘密组织白莲教（以高粱地为掩护出没于城市周围）面前有了些底气。

尽管政治环境每况愈下，天津还是座相对平静的城市，只是偶尔有必要控制一下肆意的夜生活。但这比周五营业时间结束后的帕丁顿的潮湿夜晚要强多了。

然后，谭礼士应召到中国的旧都调查一桩罪案。它现在是所有北平人谈论的话题，天津人很快也会加入讨论。在人们现存的记忆中，这是针对住在中国的外侨的最可怕的谋杀案。然而总督察到达北平后，觉得处处束手束脚。

动身前，英国驻天津领事约翰·阿弗莱克（John Affleck）曾于深夜召见他。这位老中国通请他将调查活动限制在使馆区之内，不要越界，并称这是外交部的命令。在使馆区之外，不得搜捕，不得调查。阿弗莱克非常直率：谭礼士只需与韩署长保持联系，不应与使馆区巡捕房的常任秘书多默思以及英国公使馆的工作人员走得太近。作为一位向来独立思考的警官，谭礼士认为这种要求大大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能力。

在整个会面过程中，谭礼士觉得阿弗莱克紧张得异乎寻常，但阿弗莱克把官方立场表述得很清楚：别在使馆区外搞事！此外，虽然死者曾在天津上学，但此案与天津毫无瓜葛。谭礼士不过暂赴北平协助破案，他只要完成工作然后回到这里就好；这起谋杀案不是天津该操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