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从帕梅拉回北平过圣诞起，盔甲厂胡同的那部电话就响个不停。小伙子们打电话请她去吃午饭、跳舞、参加宴会或音乐会。总督察谭礼士和韩署长回溯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发现其追求者一般会来家里接她。他们通常也是这个家庭的世交；如果不是的话，她的父亲就会出来见他们。
从政治角度看，那是一个人心惶惶的圣诞节，随后的新年也令人紧张。北平的所有居民都关注着西安事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行动。陕西的西安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位于丝绸之路的起点，现在却发展得缺乏规划。劫持了蒋介石的人是一个军阀，名叫张学良，人称“少帅”，曾经吸毒成瘾。其父“大帅”也是军阀，大家更熟悉的是他“奉天虎”的恶名，他于1920年代末期被日本人暗杀。
少帅希望能迫使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他扣留蒋介石长达十四天之久，在僵持期间各方进行了多次彻夜谈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屏息静气，等待最终结果。圣诞日，蒋介石终于获释，所有人都大舒一口气，中国大地焰火横空。少帅出人意表的行动达到了预期效果，蒋介石被迫同意建立统一战线。但劫持者本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随后的五十多年中，他一直被软禁在家。
外侨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如倭讷在盔甲厂胡同的邻居斯诺夫妇，密切关注这场大戏的每一处起伏转折，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所有细节，以便之后写入文章。但比起世界大事，帕梅拉似乎对小伙子和舞会更感兴趣。紧张的对峙、步步紧逼的日本人、凶恶的军阀……算了吧，她还是更喜欢溜冰。在那年的圣诞节，法国公使馆的人新开了一家溜冰场，只接待外国人。它离法国总会不远，离她家更近，里面的人比紫禁城下的冰冻湖面、北海或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哈德门大街的溜冰场要少得多。世交友人们带帕梅拉去了新的溜冰场。她特别喜欢那里，就办了张会员卡。
除了溜冰，还有宴会、舞会和西方的新年等一连串事情使人应接不暇。北平也为自己的年度大事——农历新年——做好了准备。1937年将是牛年，属火。人们已经准备好红纸和鱼皮做的传统灯笼，后者被挂起来庆贺新春。许多人注意到：在1936年和1937年之交，各式聚会和宴请要比往年更恣意，就像是纵情狂欢的赴宴者们预见了某些事行将结束，以及某种疯狂即将来临。
在帕梅拉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下午，她在父亲外出散步后写完了信。她穿上厚重的外套，戴上羊毛手套和贝雷帽，把自己金黄稻草般的头发塞进帽子里。她拿好溜冰鞋，推着自行车出门，出发前告诉家里的厨子何英（音译）自己会在晚上七点半之前回家，晚饭想吃肉丸和米饭。何英自她婴儿时起就为这家人服务，他说自己肯定会去附近东单牌楼大街的猪肉杠看看。帕梅拉走出四合院的月亮门，骑车沿盔甲厂胡同离开，她要去和一位朋友喝茶。
埃塞尔·古雷维奇（Ethel Gurevitch）生于一个白俄家庭，在北平已经住了五年。尽管她比帕梅拉年轻，但从她15岁那年起，这两个女孩便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直到倭讷把女儿送到天津文法学校。前一天，她们在溜冰场偶遇，彼此交换关于学校、各自生活和共同友人的信息；同时她们商定第二天下午要再次见面。
她们把见面安排在下午五点，地点是六国饭店外面。埃塞尔迟到了几分钟，而帕梅拉又过了几分钟才出现。她们推着自行车绕过拐角，向位于使馆大街的古雷维奇家走去。在古雷维奇家，她们和埃塞尔的父母一起喝了茶，他们也认识帕梅拉。大约在六点，两个女孩出发去溜冰场了。
她们一起溜冰，大约玩了一小时，穿得暖暖和和的，沐浴在灯光下——溜冰场安装了明亮的电弧灯。两人共同的朋友莉莲·马里诺夫斯基（Lilian Marinovski）也在那里。这位白俄女孩曾和帕梅拉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七点时，帕梅拉说自己该回家了。她告诉埃塞尔和莉莲自己答应了爸爸要在七点半之前回家，如果晚归，他就会担心。他年事已高，总是忧心忡忡，是位相当传统的父亲。
七点时，天早已黑了下来，寒意袭人，刺骨的冷风吹过使馆区周边已开始实行灯火管制的街巷。女孩们站在炭盆周围——溜冰场中有炭盆供溜冰的人取暖。
“但是，你独自骑车回家难道不害怕吗？”埃塞尔问帕梅拉。莉莲也想知道帕梅拉是否怕黑。另外两个女孩都住在附近，住在使馆区里。因为那天是俄历圣诞节，所以她们可以比平时稍晚些回家。但帕梅拉必须在使馆区外骑车大约一英里，才能到达盔甲厂胡同，其间还要沿着鞑靼城墙绕过臭名远扬的“恶土”。然后，她还要在黑暗中骑车穿过鞑靼城，要沿着黑灯瞎火（连月光都没有）的胡同一路骑下去。从鞑靼城回望使馆区，夜里仅有的地标是从圣米厄尔天主教堂、六国饭店和顺利饭店的高层窗户里漏出的灯光，以及美国公使馆里无线电塔的黑色轮廓。
帕梅拉当时的回答在事后想起来颇为古怪，它被不停地报道，人们反复咀嚼其中含义。“我这辈子总是独自一人，”她告诉自己的朋友，“没有什么可以吓到我，没有！另外，北平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啦。” [30]
说完，她就离开了两个朋友，重新推起自行车。她们向她挥手道别，而她消失在1月寒风刺骨的黑夜中。这是她们最后一次看到她。
北平面积巨大，人口稠密，但并不是上海那样的不夜城。后者的夜生活闻名世界，而北平总体来说要更加传统、保守、矜持；但“恶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恶土”是位于使馆区和鞑靼城墙之间的一片狭窄地带，由一片蜿蜒曲折、有如蛛网的胡同组成。这里是藏污纳垢之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片地方显得风平浪静，令人昏昏欲睡；入夜后，它就渐渐喧嚣起来，人们在这里寻找法外的乐趣。只要有钱，就可以在“恶土”里买到任何东西。
清政府于1911年垮台，之后“恶土”以“缓冲区”之名广为人知。这个军事术语指一片开放的缓冲地带，进攻者进入后会被迫暴露自己。当时，这里是北平的中外居民之间的一片无人区，欧洲列强在这里操练军队，高等外侨们在这里训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这片缓冲区发展起来，逐渐蚕食马球场地。但它仍然是“三不管地带”，既不是完全中国化的，也没有完全西化，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讲，它的管辖权属于北平警方。
廉价酒吧、妓院、夜总会、赌场和鸦片窟搬进了这片真空地带，大多数由无国籍的白俄或朝鲜人经营。后者的后台是日本人，其人数也有日渐增长的趋势。这里实际上是法外之地，已成为北平底层外侨的乐园。使馆区傲慢的官员们对眼皮底下的罪恶视而不见，而北平的巡警只在向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收取“礼金”时才会出现。
到1930年代时，旧日蒙古市集的一部分已并入这个现在大家通常叫它“恶土”的地区。除了底层的中外居民外，它还吸引了好奇的访客，也笑迎守卫附近公使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英法意等国的士兵。这处罪恶渊薮可以满足所有需求，无论它们有多么奇怪或堕落。
人们用原木或廉价砖头匆匆搭建房屋，并在里面抹上厚厚的灰泥，好让它们看上去更结实些。就这样，“恶土”仓促成形，让人感到朝不保夕。低等公寓聚集在边缘地带，里面被隔成许多小间以供出租，为隐蔽的犯罪或皮肉生意提供场所。赤贫者居住的廉价小旅馆里有劣等酒和烈酒出售。这里也是北平外侨中的弃儿的容身之处。这些男女背井离乡，尽可能地远离祖国，以逃避某些多半不可告人的东西。街头游荡着中国乞丐，他们满身脓疮，缺胳膊少腿，双眼混浊，颈部的甲状腺高高肿起。穷困潦倒的白俄留着凌乱的胡子，穿着磨破了的沙皇时代的制服，漫无目的地在此徘徊。“恶土”里皮肉交易繁荣；走投无路的穷人沉湎于毒品和滥交，它们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恶土”的北部边界是苏州胡同。白天这里是繁忙的菜市场，聚集了肉贩、蜜饯商贩和果蔬摊子；晚上这里则成为街头大排档的天下，跑腿的人把外卖送到附近的酒吧和妓院。船板胡同是“恶土”的中心，其蜿蜒的街道两侧布满了偷工减料的建筑物、腐臭潮湿的短租公寓和通宵营业的餐厅（鸡头们在这里与他们手下的姑娘见面）。那些因年老色衰或吸毒太多而无法在妓院里工作的妓女在街上走来走去，招揽恩客。如果哪处低等娱乐场所门外挑起红灯笼或是站着大块头的门卫，就说明这处酒吧会营业到很晚，且里面有俗气的卡巴莱歌舞表演；或者表明这处妓院受到保护，由一位可怕的鸨母坐镇，而她会满足客人的任何要求——白人女孩、中国女孩、中国男孩将任君采撷。欧林比亚 [31] 的卡巴莱歌舞厅备受欢迎，就像白俄经营的高加索酒吧（Kavkaz）和朝鲜人经营的白宫舞厅（White Palace Ballroon）一样。
后沟胡同从船板胡同的中点穿过，延伸至鞑靼城墙。这段一直延伸到鞑靼城和狐狸塔的城墙，形成了“恶土”南部的天然边界。街头小贩们在后沟胡同兜售鸦片、海洛因和注射毒品的工具，还有印有中国少男少女和“白俄卡罗尔·隆巴德” [32] 的劣制小卡片。
中国内地会 [33] 的教堂是“美德”在这里的最后一块阵地。它位于后沟胡同，信徒寥寥无几，每天倒是都有弃婴被送来。新教传教士们将他们的教堂称为“希望之岛”。
外侨中的“上层”人士认为“恶土”象征了中国人之堕落，中国人则觉得它是外国人野蛮一面的象征。双方通常都假装它不存在。他们是在自欺。1937年，中国与西方这两个世界终于迎头相撞。
在从火车站到莫理循大街警署的短短车程中，韩署长和谭礼士总督察开始讨论帕梅拉，随即就发现帕梅拉在他们各自心中有着大相径庭的形象。两个人这时都意识到，他们对她的了解远比想象的少。
谭礼士听说过她父亲的大名——一位前外交官兼汉学家。他也知道倭讷在北戴河有一栋度假别墅，因为总督察自己也有。谭礼士的儿子在法国小学上学，他当然还知道该校的竞争对手——天津文法学校。于是他假定帕梅拉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彬彬有礼、举止规矩，还有些高冷，因为那所学校自视甚高。帕梅拉可能对运动和学习特别感兴趣。
谭礼士从天津带来了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是期末照，里面的帕梅拉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金黄色的头发紧贴头皮，从中间分缝，在两侧编成发辫，从耳后垂下来。天津文法学校松垮的罩衫和统一的上装并没有为她的容貌增色。厚厚的校服袜子和偏于实用的黑色鞋子使她的腿看上去很粗壮。
在其他照片中，帕梅拉有时在曲棍球队里蹲在前排，有时在篮板球队里僵直拘谨地站着。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十二至十八个月前拍摄的，里面的帕梅拉板着脸，面色阴沉。她没有盯着镜头看，表情十分冷淡，似乎并不想拍照。
韩世清心目中的帕梅拉却截然不同。他之前一直在提问，以及阅读莫理循大街警署的电话记录、匿名信和他手下警员们的报告。他自己也有一张帕梅拉的照片给谭礼士看。这张照片是他让手下的警员从倭讷家取来的。在接下来的几天，它将出现在中国和国际报纸的头版，它们将给这张照片上附上简单的标题——“谋杀案的受害者帕梅拉·倭讷小姐”。
这张照片里的帕梅拉与其说是女孩，不如说是成熟女性。这张摆拍的照片摄于北平最有名的阿东照相馆，帕梅拉站在一块作为艺术装饰的幕布前，旁边放着一瓶鲜花，鲜花下面的架子上松松地蒙着绘有图案的中国丝绸。她的头发时髦地抹了发油，顺滑地垂下来，头顶分缝，下面打卷——这是时兴的瑙玛·希拉 [34] 或克劳黛·考尔白 [35] 的风格。她穿着一件剪裁时髦的裙子，领口在脖颈处稍稍向下开了一点（显示出她是平胸）。这种样式在193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中很流行，帕梅拉常去大栅栏的电影院看这些电影。她的裙子在腰间收紧，勾勒出柔和的臀部线条。她的腿藏在拖地裙摆下，看不出粗细。一只穿着精美绣花鞋的小脚从裙下探出。
这次帕梅拉自信地直视镜头，而在学校的照片里她可不是这样。她涂了唇膏，描了眉，眼下还扫了眼影粉。她以一位漂亮女人的姿态出现，人们肯定会注意到她。
韩署长曾派手下前去使馆大街上的阿东照相馆，并从那里获知这张照片摄于1月4日星期一，也就是帕梅拉死前三天。一方面，在天津认识帕梅拉的人从报纸上读到消息时，被她迷人的外表震惊；而另一方面，她在北平的熟人惊讶地发现当她穿着天津文法学校的制服时，看起来竟是那么的朴素乏味。
韩世清现在向谭礼士复述案情：可怕的初步尸检结果、例行的骚扰电话、捏造的供词和指控（包括那个被嫉妒成性的妻子出卖的一文不值的白俄酒鬼）。谭礼士对那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更感兴趣：曾有人发现孙德兴在狐狸塔附近清洗他被鲜血染红的坐垫罩。韩世清告诉谭礼士：这个车夫在俄历圣诞节的那夜拉了一位晚归的乘客，那是个外国人，在“恶土”里喝过酒并跟人动过手，他的血沾在了孙德兴的坐垫罩子上，所以车夫只好把它清洗一下，否则没人会雇一辆座位脏兮兮的人力车。
韩世清断言这个车夫在接受讯问时吓坏了。他是个19岁的乡下小伙子，来到城里却只能整天拉人力车，没有别的选择。无论酷暑严冬，他和这座城市里的其他约六万名车夫每天要运送五十万位乘客，报酬却少得可怜。
韩世清很了解这一行的运作，并给谭礼士形容了一下：一个对大城市中种种门路懵然无知的乡巴佬若想要租一辆人力车，就需要付很高的车份，因此奔忙一天后，他自己手里剩不下几个子儿。只有最壮实的人才能一连好几个冬天坚持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往来。一个逐渐陷入绝望，直到不顾一切地去偷盗一个外国醉鬼的钱包的人力车夫形象是很容易想象的，但他还不至于精神错乱到杀人并把白人少女的尸体切割得七零八落。总之，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并非一起劫案，否则最先消失的一定是那块腕表。
另外，韩世清告诉谭礼士，他曾派手下的警员去那个车夫供出的使馆区地址。他们把一位美国人从宿醉中唤醒。那人是个守卫美国公使馆的海军陆战队骑兵。他承认自己曾在船板胡同的一间酒吧里酗酒斗殴，被人把鼻子打破了，还被砍了几刀。回家路上，他的血流在人力车的座位上。韩世清亲自检查过血迹，它看起来并不像是从帕梅拉身上伤口流出来的血造成的。
韩世清告诉谭礼士，此路不通；他们应该另寻他途。
两位警官根据各自的背景分了工，分头讯问相关人员。韩世清将讯问倭讷的中国仆人，并试着追踪商铺店主、人力车夫、出租车司机、溜冰场员工、邻居，以及任何可能就帕梅拉生前最后几天的活动提供线索的人。谭礼士则要和帕梅拉的外侨朋友们谈谈，就从埃塞尔·古雷维奇开始，目的是还原帕梅拉的活动。谋杀案刚过去两天，人们的记忆应该还很鲜活。
韩世清在星期天早上去了倭讷家，从厨子何英开始讯问。何英说在帕梅拉被杀那天，他为父女俩做了通心粉作为午餐。那天下午大约三点时，他去附近东单牌楼大街的市场买猪肉，因为帕梅拉要求吃肉丸。他还买了传统的北平蜜饯和一些别的东西。帕梅拉喜欢这些糖渍水果和糯米点心，经常让他去买。
何英在星期五那天已经向韩世清手下的一个警士讲述过这些了。他这次的叙述与之前完全吻合。帕梅拉曾说她会在下午四点左右出去，晚上七点半前回家。何英已经做好了肉丸和米饭，她却永远不会回来食用了。帕梅拉的晚归使倭讷老爷越来越焦虑。何英在每天的工作结束后会回到几条胡同外的他自己的家。那天晚上，他在倭讷家里待得比平常都晚。最后，倭讷叫他去溜冰场打听帕梅拉的去向，但那里已经关门了。正在清扫冰面的中国工人告诉他，溜冰场那晚接待了两百位溜冰者，但他们不认识帕梅拉。何英飞奔回盔甲厂胡同，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倭讷，然后就回了自己的家。
接下来，韩世清跟64岁的看门人严平聊了聊，后者确定地告诉他：在那天下午一点左右，倭讷和帕梅拉一起吃了午饭；两点多钟，倭讷出门，开始每天下午的例行散步；三点刚过，帕梅拉也离开了，当时何英已经去了菜市场；倭讷于五点回到家中，不久后又进出多次以寻找他的女儿。严平整晚都坚守大门；他在那里从周四的中午一直待到周五早晨，一直守望着她。自从她在那天下午三点刚过时离开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严平的叙述也和他之前的说法一致。
韩世清发现自己在这处四合院中已无用武之地。谭礼士过会儿会来讯问倭讷。考虑到这位老人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谭礼士的前景似乎也不甚乐观。倭讷的医生告诉韩世清：由于过度紧张，倭讷的心脏很难受。
那天早上，谭礼士在使馆大街的古雷维奇家得到了新的信息。埃塞尔之前已经为警方录过口供，称自己到达六国饭店的时间比约定的晚了一点，那时下午五点刚过。然后帕梅拉于几分钟后出现，告诉埃塞尔自己早就到了，但发现埃塞尔还没来，就去散了一会儿步。两个女孩随后和埃塞尔的父母喝了茶，然后就一起溜冰去了。帕梅拉后来骑着自行车离开，埃塞尔再也没见过她。埃塞尔和莉莲·马里诺夫斯基一起待在溜冰场，直到八点溜冰场关门。
他们一起喝茶时聊了什么呢？谭礼士提出这个问题，然后第一次被告知帕梅拉在天津交了男朋友。按埃塞尔的说法，帕梅拉非常激动，因为他要来北平待几天，但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埃塞尔假设他会在盔甲厂胡同住上几天。谭礼士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帕梅拉和埃塞尔在一起时吃了什么？她吃的是中餐吗？不，埃塞尔说，只吃了点涂黄油的面包，就着茶水咽下了一片蛋糕。她的妈妈也证实了这一点。帕梅拉吃喝都很少，并说自己不饿。但她并没有说自己上一次进餐是在什么时候。帕梅拉在溜冰场时也没有吃中餐。
帕梅拉的衣着呢？她那天下午穿的什么？谭礼士问。埃塞尔回忆起她穿了格子呢短裙、时髦的埃尔特克斯女上衣、羊毛开衫、系腰带的蓝色大衣、手套、贝雷帽和长袜。埃塞尔只认识一位帕梅拉在北平的朋友，那就是那晚在溜冰场上遇到的莉莲·马里诺夫斯基。埃塞尔告诉谭礼士，帕梅拉当时看起来很不一样——更开朗、更成熟。她交了新朋友，有了新的消遣方式。她受邀参加聚会和舞会。她对男孩们感兴趣。她已经不是埃塞尔认识的那个北平的帕梅拉了。从前在学校，她总是很安静，但偶尔会显得叛逆；她曾因惹麻烦而被送到天津。
谭礼士离开古雷维奇家后横穿使馆区，去拜访莉莲·马里诺夫斯基。但这次他没有新发现。莉莲18岁，还在北平上学，比埃塞尔更接近帕梅拉的年纪。在溜冰场时，她说得多，听得少，也没问帕梅拉太多问题。帕梅拉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男友的事，但莉莲也认为她看起来更自信、更成熟了。莉莲认为自己不过是偶然碰到一个不太熟的女孩，仅此而已。
韩世清和谭礼士在午饭时分回到莫理循大街警署碰头，那里除了苦涩的警局茶水和一听哈德门香烟外一无所有。除了男友的事之外，几乎没什么新信息，因为所有接受讯问的人都只是确认了他们在前一天给出过的时间和细节。谭礼士给倭讷留了张便条，问他知不知道帕梅拉将在最近一两天带某人回家。然后，他给天津的警署打了电话，让手下一个警员去查帕梅拉的男友是谁，特别要搞清楚此人从1月7日晚七点到次日清晨在哪儿。
“四处打探一下，”他在电话里吩咐那个警员，“查出她的男友是谁。问问老师们对帕梅拉有什么评价，还有她平时行为举止如何。” [36] 尽管没有明显动机，这个男友是他们目前所知的最有嫌疑的人；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当时他是否在北平，甚至连这个人是否存在都不确定。也许这只是一位少女为吸引朋友们的注意力而虚构的人物。
整个事件中有一个漏洞：帕梅拉下午三点刚过就离开了盔甲厂胡同，五点后不久就见到了埃塞尔·古雷维奇。从帕梅拉家骑车到六国饭店只需二十分钟左右；如果沿着鞑靼城墙骑行的话最多只要半小时，而这是她平时最喜欢的路线，因为可以绕开“恶土”。因此，那天下午就有一个半小时没有着落。在那段时间里，她做什么去了？
韩世清把帕梅拉的照片发给手下的人，把他们派了出去。巡警们在盔甲厂胡同的倭讷家和六国饭店之间呈扇形散开，遵照他的指示把照片展示给每个人看：每位店主、咖啡厅老板、市场摊贩，以及每个小贩、酒店前台与看门人。这片地区十分热闹，肯定有人见过她。
当然，确实有人见过她。很快，在周日晚上，案情就有了突破。六国饭店的一个门房在周四下午见过帕梅拉。韩世清手下的一个低阶警士打电话来，说他找到了那个人。
警探们驾车横穿使馆区，赶往六国饭店。那位警士和门房在大堂里等着他们。韩世清把帕梅拉的照片再次拿给门房看，门房认出了她，说她在1月7日进了六国饭店，要在那里开一间房；他隐约记得那是在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门房的桌子离前台大约二十英尺远。那个女孩走进大堂，从前台拿了一张传单。她那时是独自一人。门房想不起来她在前台与谁交谈过，但金发灰眼的特征使他确定那就是帕梅拉。
但她的家就在约一英里外，所以她为什么还想在六国饭店开房呢？她是要和从天津来的男友幽会吗？或者她跟父亲吵了嘴，想要从盔甲厂胡同离家出走？警探们需要跟倭讷深谈一次。当然，得等到明天，因为明天是周一，它不仅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对帕梅拉一案的正式审理也将会在这天进行。
那天晚上，韩署长回家睡觉。实际上，他几乎已经连续不断地工作了整整三天。谭礼士则回了六国饭店，在那里的酒吧中消磨了几小时，想听听老中国通们在传播些怎样的流言，以及北平外侨中的那批快活的年轻人在互相交换哪些八卦和小窍门。他让督察博瑟姆在顺利饭店的酒吧里也如此照办。谭礼士知道现在大家讨论的唯一话题就是帕梅拉·倭讷。如果想获得关于倭讷父女的有用消息，酒吧就是个好地方，在那里人们不太管得住自己的嘴——人们会窃窃私语，在无意中说出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