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圣地亚哥，我们再次以身犯险。身边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种种迹象显而易见。“饥饿进军”大游行遭到了血腥镇压，警察殴打了摄制组的几位成员，砸毁了一台摄影机。因为工作关系常与我们打交道的人都认为，我们假装出境的计谋不会实现，甚至连克莱门西娅·伊绍拉也坚信，我们就像是无辜的圣徒踏进了狮穴。至于寻找那位持异见将军的努力，被那句永恒的回答“明天再联系”阻遏住了。当意大利组得到通知，获准于次日上午十一点到拉莫内达宫拍摄时，我们即处在如此紧张不安的精神状态之中。

让人不由得怀疑这是个致命的圈套。我自己愿意冒一切风险，没什么大不了，但贸然指派意大利摄制组进入总统府拍摄，却不清楚是否会让他们置身陷阱，这个责任过于重大。然而，摄制组成员明知有风险，还是决定负起责任，冒险前往。法国组已经没理由再待在圣地亚哥了。因此，我们紧急召开会议，敦促他们乘坐最早的航班离开智利，带上准备运往马德里的拍摄完毕的素材。在我指导意大利组拍摄皮诺切特总统府的当天下午，法国组起飞离境。

前往拉莫内达宫之前，我先把写给最高法院的信交给了弗朗奇。最近几天，我都把这封信放在手提箱里随身携带，迟疑着是否该寄出去。我请弗朗奇立即亲自邮寄，他照办了。我还把埃莱娜留下的紧急联络电话留给了他。十一点差一刻，弗朗奇开车把我放在神佑街的街角，我在那里跟意大利摄制组全员汇合，一起前往拉莫内达宫。最悖谬的是，这一次我脱掉了乌拉圭广告商的装束，穿上了牛仔裤和兔皮衬里的夹克。这是最后时刻所做的决定，因为格拉齐雅是记者，乌戈是摄影师，奎多是录音师，这些成员的背景早已经过彻底审查。但其助手，名字虽然也要列在拍摄许可申请书上，却不需要验明身份。这正解决了我的难题： 我作为照明组助手，手提线缆和聚光灯，混进了总统府。

负责接待的三位青年官员态度亲和，他们轮流引导我们在府内各处游览。我们从容地拍摄了整整两天，力求技术上没有瑕疵。我们特意询问与建筑修复有关的方方面面，因为格拉齐雅针对托埃斯卡和智利的意大利风格建筑做足了功课，所以没人怀疑这就是影片唯一的主题。不过，军方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极有把握地向我们介绍府邸每个局部的意义和历史，以及跟建筑原样相比，做了怎样的修复；但他们也预备了喋喋不休的遁词和云山雾绕的话，缄口不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说实话，修复工作还算忠实于原始图纸。他们封堵了几道门，另开了几道门，推倒了几堵墙，又改变了一些隔挡的位置，还封闭了莫兰德街八十号的大门——历届总统的私人访客原先都经由此门出入。改建的地方这样多，即便是了解旧官邸的人，如今在新总统府里也难免迷路。

当要求他们向我们展示《独立宣言》原件时，接待我们的官员似乎犯了难。这份文献原先一直保存在部长会议大厅里，我们知道原物已在轰炸中被焚毁。接待官员始终不肯承认这一点，而是要我们再填写一份特别拍摄申请，且一再告知申请要迟些才能获批，就这样一直拖延到拍摄结束。他们也没法说清堂迭戈·波塔雷斯用过的写字台被挪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往历届总统留下了不少遗物，可原本用来陈列文物的小型历史博物馆也在政变大火中付之一炬。或许，自奥希金斯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半身像都难逃同样的噩运，尽管更流行的说法是，军政府为规避有朝一日被迫摆上萨尔瓦多·阿连德雕像的尴尬局面，索性把以往安置在走廊里的历届总统半身像统统撤走了。总之，深入游览总统府之后的印象是，为抹除殉难总统的所有痕迹，这里的一切都被彻底改造了。

在拉莫内达宫拍摄的第二日，大约上午十一点，我们突然感觉到空气中一阵不可见的骚动暗自酝酿，随后听见一阵急促的军靴声和金属器具的碰撞声。接待我们的官员神色骤变，生硬地命令摄制组关掉聚光灯，停止拍摄。两名便衣警卫毫不掩饰地立在我们面前，万一我们执意拍摄，他们就会出手制止。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直至看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本人走来。他面色铁青，体态臃肿，在一位军官和两位文员助手的陪同下，径直往办公室走去。这个照面来得突然，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反应时间。皮诺切特走过去时没朝我们这边望一眼，但距离如此之近，能真切地听见他当时在说些什么：

“女人的话不能信，就算她们说的是实话。”

乌戈一下子愣住了，手指紧扣在摄影机的拍摄键上，仿佛眼睁睁错过了自己的目标。“如果当时有谁想刺杀他，”他稍后对我们说，“那再容易不过了。”虽然那天还剩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可我们当中谁都没有心思再拍下去了。

餐厅里的疯子

拉莫内达宫的拍摄任务一终了，意大利摄制组便携带剩下的所有素材，顺利出境。这样一来，我们总共拍摄了三万二千二百米长的胶片。

在马德里，经过为期六个月的后期剪辑，这些胶片最终浓缩为四个小时的电视片和两个小时的电影。

虽然原计划已大功告成，我和弗朗奇还是在圣地亚哥多待了四天，惦念着能与“通用电气”取得联系。按照对方在电话里的指示，两天之内，我每隔六小时来到指定的咖啡馆。我坐在那里，耐心静候，重读了一遍《消失了的足迹》——那本我乘飞机时的护身符。让我久候的联络人终于来了，是个二十岁左右天使般的姑娘，穿着公馆女子中学那种矫揉造作的校服，在倒数第二个赴约时间赶来，传达了下一步指示：当天下午六点，在波塔雷斯街上有名的亨利之家餐厅见面，赴约时，我要手拿一份《信使报》和一本连环画杂志。

我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出租车遇到了街头游行队伍，无法前行。紧随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康塞普西翁的自焚事件，一场新的反独裁和平抗议运动兴起。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示威人群，两百多名抗议者浑身湿透，但仍抵在墙壁上，无畏无惧，高唱爱的颂歌。虽然这场崇高的示威抗争让我深受感染，但我仍不得不遵照女学生的指示，赶到餐吧，坐在高脚凳上阅读《信使报》社论版。按约定，有人将靠近问我：“您喜欢读社论版？”我应该回答说是。对方再问，为什么喜欢读？我再回话：“因为有经济信息，对我的职业有帮助。”不久我就应当起身离开餐厅，门外会看到一辆等候我的汽车。

我把社论版从头到尾读了三遍，这时有人从我身后走过，并用胳膊肘在我腰上轻轻撞了一下。我在心里说：“就是他了。”我看了看那人，是位大概三十岁的男子，肩背宽阔，正慢吞吞地往卫生间走。我想这可能是暗示，想让我跟他到卫生间那边接头，但我坐着没动，因为他还没说暗号。我一直留意着卫生间，直到那人出来，经过我背后，又像上次那样轻轻碰了我一下。于是我转过身，望着他的脸。那人长着酒糟鼻，嘴唇发紫，眉头有好几道伤疤。

“喂，”他说，“你过得怎么样？”

“好，挺好。”我对他说。

他在旁边的吧椅上坐下来，用熟络的口气跟我攀谈起来。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朋友，”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怎么能忘。”

就这样，我们的对话持续了几分钟，我动作明显地露出报纸，提醒他说暗号。但他没留意，仍旧坐在我身边，望着我。

“那么，”他开口道，“请我喝杯咖啡怎么样？”

“好啊，朋友，很乐意。”

我向服务生点了两杯咖啡，但他只在吧台上放了一杯。

“我点了两杯，”我说，“另一杯给这位先生。”

“哦，好，”服务生回答，“请稍等，很快就送来。”

“可你为什么不现在送来？”

“是的，”他说，“马上给他送来。”

但咖啡仍旧没来。更怪的是，我旁边的男子似乎并不在意。遇上这种咄咄怪事，我不免紧张起来。那人把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

“我觉得你没认出我来，对吧？”

此时我决定摆脱他了。

“你看，”我告诉他，“说实话，我确实没认出来。”

他取出钱包，从里面掏出一角揉搓得很烂、已经发黄的剪报，在我眼前晃了晃。

“这就是我。”他对我说。

这时我才想起他是谁。这人是早先的一位拳击冠军，全城闻名，不过与其说是凭借过去的殊荣，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后来的精神失常。我决心在沦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以前离开，于是向服务生要求结账。

“那我的咖啡怎么办？”他说。

“您到别处喝吧，”我对他说，“我可以把钱留下。”

“谁要你的钱！”他说，“你认为他们把我打倒了，我落魄了，就连尊严都不要了？少跟我扯淡！”

他就这么大嚷大叫，于是周遭所有的目光都汇集到我们身上。我一把擒住拳击手粗壮的手腕，紧紧攥住。幸好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双樵夫般的大手。

“请你冷静一下，明白了吗？”说话时我盯着他的双眼，“一个字也别说了！”

我很走运，因为对方虽易激动，但镇静下来同样迅速。我赶紧结账出门，走入寒夜，乘坐碰到的第一辆出租车返回酒店。在前台，我收到了弗朗奇留下的紧急字条：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了七二七号。无须解释。七二七是我和弗朗奇约好的暗号，指的是克莱门西娅·伊绍拉的家。弗朗奇仓促离开酒店，匆匆把我的行李箱带走，这一情况显然说明，抓捕我的包围圈已经要收网了。我赶忙离开酒店，换乘了几次出租车，每次都随机改换目的地。终于，见到克莱门西娅·伊绍拉时，她一如往常，从容安详，正坐在电视机前观赏一部希区柯克的电影。

“要么撤离，要么潜伏”

弗朗奇留给克莱门西娅·伊绍拉的口信说得很明白。当天下午，有两名便衣来酒店打听我们，还抄录了我们的入住登记卡。酒店门童把这事说给弗朗奇听，而弗朗奇佯装根本没当回事，说这是宵禁状态下的例行公事。随后，弗朗奇不慌不忙地办理了退房手续，又请门童帮忙叫一辆到国际机场的出租车，出发时跟门童握手告别，塞了一笔数目不菲的小费。但门童并不吃这套。“我可以帮您二位安排另一家酒店，叫他们永远找不着。”门童如是说。当然，弗朗奇觉得谨慎为妙，装作听不懂他的意思。

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已经帮我拾掇出一间卧室，还特地遣散了女仆和司机，免得隔墙有耳，镜中有眼。等我的时候，她已经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桌上摆了烛台，佐以上等葡萄酒，室内甚至回响着勃拉姆斯的奏鸣曲——勃拉姆斯是她最爱的作曲家。她有意将饭后的桌边闲话拖到很晚，直至深夜，仿佛在涉渡暮年生活令人懊丧的泥沼。她不甘心只把生命消耗在培养子女成为无聊的资本家，跟蠢笨的保姆玩卡纳斯塔纸牌，或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催泪电视剧，一边织羊毛袜，最后了此残生。直到七十二岁高龄，她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是参与武装斗争，策划地下运动，沉醉于冒险事业。

“与其等肾脏溃烂，老死病榻，”她说，“我更愿意跟士兵巷战，饮弹牺牲。”

弗朗奇在次日早晨抵达，他租的车跟前几天不是一家公司的。他带来一条紧急口信，信息是从三条不同渠道传递给我的：“要么撤离，要么潜伏。”所谓潜伏，等于要我躲藏起来，不能继续做任何事，这个选项不可想象。弗朗奇同意我的看法，况且他已经搞到了当天下午去蒙得维的亚的航班仅剩的两张机票。

这是最后的行动。前一晚，弗朗奇已经跟第一支智利摄制组结清了所有账目，并委派他们跟其他组结账。他还把最后三卷摄制好的胶片转交给抵抗组织的一位使者，托他们尽快运送出国。他们操作得很顺利，五天后我们抵达马德里时，艾丽早已收到胶卷。把胶卷送到家里的，是一位年轻而迷人的修女，艾丽说她简直像是圣女小德兰。不过，她不愿意留在家里吃午餐，因为她必须在当天上午完成其他三个秘密任务，且当晚就要返回智利。不久前，凭借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我才发现，她就是那位在圣地亚哥的圣方济各教堂跟我接头的修女。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采访“通用电气”，我就绝不离开智利。上次在餐厅，接头线索断了，于是那天清晨，趁着在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家吃早餐的间歇，我又拨打了一次指定电话，电话里仍旧是那个女声，让我两小时后再打来，届时给我最终答复：行还是不行。于是我下定决心，就算在飞机起飞前一分钟找到了接头方法，我也要不计安危地留在圣地亚哥。如果还是没希望，我就只能飞往蒙得维的亚了。我已把能否采访看成一件事关荣誉的大事。假如不能用这次采访来胜利终结潜伏智利六周以来的种种幸运和不幸，会让我在精神上倍感痛苦。

但第二次通话还是同一个结果：两小时后再打电话。换言之，飞机起飞之前，还是存在两种可能性。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坚持要送给我们一把拦路打劫用的那种左轮手枪，那是她丈夫生前一直藏在枕头底下用来吓唬小偷的。我们好说歹说才劝服她，配枪出行并不谨慎。与我们告别时，她简直以泪洗面。对我们的深情厚谊固然是一方面，但与冒险激情挥别的痛苦，才是更主要的原因。严格地说，我把另一个自己遗弃在那里了。我仅取出个人必需品，装进一只手提箱，而将带滑轮的行李箱留在了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家。行李箱里塞着英式套装、印有假身份姓氏首字母的亚麻衬衫、意大利手织领带，以及另一个自己——我此生最讨厌的男人——出席奢华社交场合的种种道具。我只保留了一件他的东西，就是我身上穿的衣服，但三天后，我便有意把它丢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酒店里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全都花在了给孩子们和流亡在外的朋友们挑选智利的礼物上。我在靠近武器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又打了第三次电话，再次获得相同的答案：两小时后再打来。但这次接电话的不是那位女士，换成了一名男子。他对上了正确的暗语，并告知我，假如下次打电话还是不能搭上线，那么两周内都没机会了。我和弗朗奇只好动身前往机场，想从那里打通最后一次电话。

交通路线被几处施工地阻断了，路线标识相当混乱，岔路很多且杂乱无章。我和弗朗奇非常熟悉通往洛斯塞里略斯旧机场的路，但普达韦尔新机场怎么走，我们就不大清楚了。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竟然迷失在鳞次栉比的工业区里，绕了很多圈子，尝试了各个出口，一直沿错路走，却没注意到方向反了，直到一辆军警巡逻车拦住了去路。

我下了车，决定迎上前去。而弗朗奇不肯浪费他巧舌如簧的本领，一番辞令将警察说倒，不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来起疑心。他迅速即兴编造了一套天花乱坠的说辞，告诉警察，我们是来跟通信部签协议的，准备在智利建一个通过卫星传输的全国交通监控网；他还制造了点戏剧性的风险：假如半小时内赶不上飞往蒙得维的亚的飞机，全部计划都得泡汤。最后，因为弄得一团乱，所有人都说不清直通机场高速的正确路线，两名警察索性跨上巡逻车，在前面给我们领路。

两个寻找作者的非法旅客 [1]

于是乎，警车拉响警笛、闪着红灯在前面开道，我们驾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一路疾驰，赶到了机场。弗朗奇冲到赫兹租车公司的专柜办理退车手续，我则跑到电话亭，当日第四次拨出了同样的号码。电话占线，我连拨了两次，第三次才接通，但我错失了宝贵的时机，接电话的女人听不懂暗语，愤怒地挂了电话。我急忙再拨，前一次那位男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话音轻柔和缓，但似乎毫无希望。正像他此前所说的，两个星期之内都没有机会了。我挂上电话，气急败坏，此时距离起飞只剩半小时了。

我跟弗朗奇约定，他去赫兹租车公司结账时，我先办移民局出境手续，万一我在出境时被捕，他则可脱身去最高法院告急。但最后一刻，我改了主意，决定在出境检查窗口对面几乎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等他。他耽搁得太久了，超出了正常情况，我拎着手提箱，身旁还放着两个旅行箱以及大大小小的礼品袋，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惹人侧目。机场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声，最后一遍通知前往蒙得维的亚的旅客登机，听那声音，似乎比我还焦急。情急之下，我把弗朗奇的箱子塞到一个行李搬运工手里，又给他一张大额钞票，嘱咐道：

“把这只箱子拉到赫兹租车的柜台，告诉那位正在结账的先生，要是他不马上赶来，我就登机了。”

“您自己去找吧，”他对我说，“那样更简单。”

我只好向一位负责在入口处检查旅客的航空公司女职员求助。

“请帮个忙，”我对她说，“再等我两分钟，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他正在付租车钱。”

“还剩十五分钟。”她说。

我一口气冲到租车柜台，也顾不上举止风度了。焦虑让我丧失了另一个自己的迟缓稳重，再次变回了那个一贯冲动的电影导演。此前数小时的谋划、精确入微的设计、仔仔细细的彩排，两分钟之内就原形毕露。我找到弗朗奇了，他正异常镇静地跟一个职员就汇率问题讨价还价。

“真是胡闹！”我对他吼道，“别管多少，赶紧付钱，我在飞机上等你。我们只剩五分钟了。”

我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快步走到出境检查窗口。移民局官员翻看了护照，抬头盯着我的眼睛。我也同样回看他。然后，他对比护照照片，再次端详我，两人目光交汇。

“去蒙得维的亚？”他问我。

“对，回家，享受老妈的厨艺。”我说。

他望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说：“蒙得维的亚的航班已经起飞了。”我坚持说不会，于是他跟智利国家航空公司的女职员求证，后者证实舱门的确没关，她正在等我们登机。此时只差两分钟了。

移民局官员在护照上盖章，微笑着递还给我。

“旅途顺利。”

我刚走出出境检查口，就听到机场广播正用最大音量呼唤我的假名。我想这下全完了，从前以为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倒霉事，此时却无法挽回地落在了自己头上。脑海闪过这些念头时，心里却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奇异感觉。然而，用广播叫我的人其实是弗朗奇，因为他的登机牌被我夹在证件里带过来了。我只好再跑到出口，请求刚才那位在我护照上盖章的官员允许我把登机牌递过去，而后拖着弗朗奇通过了检查口。

我俩是最后登机的乘客。我们行色匆匆，没想到竟一步步重演了十二年前我登机逃往墨西哥的旧事。我俩在仅有的两个空座上坐定。此刻，这段旅程中最为矛盾的感受在我心中涌起。我一面悲伤至极，愤怒不已，再次经历着难以承受的流亡之痛，但一面也深感宽慰，因为参与这场冒险之旅的所有人都安然无恙。谁知机舱广播里传出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通知，迅速把我拉回了现实：

“请所有旅客拿出机票，现在进行检查。”

两名便衣站在机舱前面，可能是航空公司安全员，也可能是政府特工。我坐飞机的经验不少，知道最后一刻验证登机牌号、核对登机情况不是什么稀罕事。但这还是头一回碰上要乘客出示机票的情况，我心里不由得冒出不祥的联想。我焦虑不安，只能与身旁分发糖果的空姐搭话，在她一对迷人的绿色眼眸中寻找避难所。

“小姐，这实在太反常了。”我对她说。

“唉，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她说，“这些事我们也做不了主。”

弗朗奇一贯是身处窘境也忘不了开玩笑，他问空姐是否会在蒙得维的亚过夜。她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说，那得问问她丈夫了，他碰巧是这架航班的副驾驶。而我呢，在另一身份背后躲躲闪闪的羞辱感，一分钟也忍受不下去了，内心有股冲动，想起身朝迎面走来的检查员大喊：“全都给我滚！本人就是电影导演米格尔·利廷，克里斯蒂娜和埃尔南的儿子，你们谁也无权阻止我在自己的祖国用自己的姓名、自己的面孔正常生活！”但遭遇现实之际，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躲藏到另一个自己的护身铠甲之下，尽量不动声色地递出机票。检查员瞧都没瞧就还给了我，甚至没扭头瞥我一眼。

五分钟后，飞机越过被夕阳染成玫瑰色的安第斯山脉，我意识到，刚刚度过的六个星期，虽然并非如我初到智利时所预想的那样，是我一生中最英勇的时光，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一辈子最值得的六个星期。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五点十分。这个时候，皮诺切特正带着他的随从们，走出办公室，慢悠悠地穿过空寂的长廊，踩着铺设了地毯的华贵阶梯下到一楼，却没料到身后拖着我们给他装上的三万二千二百米长的驴尾巴。我还怀着深刻的感激之情忆起埃莱娜。这时，那位生着碧色眼眸的空姐给我们端上两杯迎宾的鸡尾酒，主动透露给我们说：

“他们以为飞机上混入了一个非法旅客。”

我和弗朗奇双双举杯，向她致意。

“其实是两个，”我说，“干杯！”

[1] 这一小标题戏仿了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皮兰德娄的戏剧作品《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