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拉德科航空公司115次航班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起飞，延误了一个多小时，马上就要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降落了。左侧，将近七千米的高空中，阿空加瓜山在熠熠的月光下宛若一座钢岬。飞机以吓人的优雅姿态往左偏斜，继而在一阵喑哑的金属噪音中摆正了角度，又袋鼠似的连蹦三次，终于着陆。我，米格尔·利廷，埃尔南和克里斯蒂娜之子，智利电影导演，五千名严禁归国者之一，在流亡海外十二年后，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尽管此时此刻，我仍继续在自己的身体里流亡：我的身份是假的，护照是假的，甚至连妻子也是假的。我的面庞和外貌借由化妆和衣着而改变，甚至几天以后，我的生身母亲也没能在白天将我认出。

世上只有几个人知晓这个秘密，其中之一正与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她就是埃莱娜，一名智利抵抗运动激进分子，年轻而富有魅力，受自己的组织委派，负责与国内地下秘密网络保持联系、安排私下接触和会面、选择恰当碰头地点、评估形势，并保障我们一行的安全。假如我被警方揭穿或失踪，或者超过二十四小时未能实现事先约定的联络，那么，她就得将我秘密潜回智利的情况公之于世，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虽然我俩的身份证件并无关联，但此前还是从马德里一道出发，足迹遍布半个地球的七座机场，俨然一对和睦的夫妻。不过，在这最后一段一个半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决定分开就座，仿佛互不相识一般各自下飞机。她必须在我之后过海关，如此一来，万一我遇上任何麻烦，她好通知地下组织的人。倘若万事顺利，我们就重新扮作一对普通夫妇，从机场出口离开。

我们的目标在纸面上显得简单明了，但实践起来风险巨大：秘密拍摄一部讲述十二年军事独裁统治后智利现状的纪录片。这个想法盘踞于我脑海，是我思量已久的梦想，因为祖国的形象已在乡愁的迷雾中渐渐模糊。而对一个电影人来说，还有什么方法能比重返祖国拍摄一部电影，更准确地恢复失落的记忆呢？当智利政府开始公布几批获准回国的流亡者名单时，这个梦想变得更加紧迫了，而我的名字却没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上。后来情形愈发叫人绝望：又公布了一份严禁入境的五千人名单，我反倒赫然在列。这一拍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纯属偶然。我本已放弃两年多，不敢再奢望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秋天，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圣塞巴斯蒂安。为筹拍一部故事片，我与妻子艾丽和三个孩子已经在这里住了六个月。计划中的影片，就像影史秘闻里许多夭折的影片一样，在开拍前一周就被制片人否决。一时间我不知何去何从。电影节期间，有一次跟朋友们在当地一家著名餐厅共进晚餐时，我又旧梦重提。席间，朋友们饶有兴味地听着，不时穿插议论，他们觉得这个拍摄计划不仅政治意味明显，还能把独裁者皮诺切特不可一世的模样嘲弄一番。但除了将这一夙愿权当流亡者的幻想，没人另作他想。然而午夜时分，当我们沿着老城沉睡的街道散步回家时，此前在餐桌旁几乎未曾发言的意大利制片人卢西亚诺·巴尔杜奇牵住我的胳膊，貌似不经意地把我拽离人群。

“能帮你的人，”他对我说，“正在巴黎等你。”

的确如此。我需要的那人在智利国内抵抗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原先的计划跟我的想法仅有形式上的细微差别。在巴黎穹顶餐厅的社交场上，我与他深谈了四个小时，卢西亚诺·巴尔杜奇也在旁边积极出谋划策。这足以让心底酝酿已久的梦想变为现实，有些地方甚至精确到了细节，而原先，它不过是流亡者在难眠之夜辗转反侧时不切实际的空想。

第一步是向智利派去三支摄制组，为拍摄做基本的准备：一组意大利的，一组法国的，最后一组可来自任一欧洲国家，但须持荷兰证件。所有团队都应合法，持有许可证，并照例获得各国使馆的保护。意大利摄制组最好由一名女记者领队，名目是拍摄一部意大利移民在智利的纪录片，着重于建筑大师华金·托埃斯卡的杰作——智利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就出自他的设计。法国摄制组应当对外宣称要拍摄一部有关智利地理的生态纪录片。第三支小组则以考察最近发生的几场地震为掩护。任何一组都不该知道还存在另外两支摄制组；任何小组成员也不允许知道实际目标是什么，以及谁是幕后主使，除了每组的负责人。负责人应是自己领域内足够知名的专业人士，有政治修养，能意识到眼前任务的风险。这是最简单的部分了，为了提前布置，我首先对每个小组的所在国来了一趟短途旅行。三支摄制组办妥了审批手续，也签署了合同，早已在智利境内准备就绪，只待我抵达智利的那一晚下达指示。

乔装打扮

实际上，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任务是如何变成另外一个人。改变个性是一种日常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你总要违拗自己不想改变、执意回归自我的心愿。因此最大的困难不是预先设想中的训练和模仿，而是改变了体态和行为举止后，如何克服下意识的抵抗。我不得不勉强自己，放弃惯常的秉性，伪装成另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好叫那些迫使我流亡异乡的警察不会生疑，甚至要让亲友见面时也难以辨认。在一位智利国内赫赫有名的秘密行动专家的指导下，两名心理学家连同一位电影化妆师，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与我想保持自我的本能意愿做了不懈的斗争，最终创造了奇迹。

先从胡须入手。这可不是简单的剃光胡子的问题，而是要我摆脱因胡子而塑造的个性。自从青年时代拍摄第一部影片起，我就开始留胡子，虽然后来剃掉过几回，但从没有在拍电影时不蓄须的。胡子似乎成了我导演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况且我的叔伯们都留胡子，这无疑增进了我对胡须的感情。几年前，我在墨西哥曾经剃光过胡子，但始终没能让朋友和家人接受我的新面孔，连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接受。大家都有一种跟个冒名顶替的外人在一起的感觉，不过我还是坚持不蓄须，自以为这样更显年轻。还是小女儿卡塔丽娜打消了我的错觉。

“剃掉胡子，你是看起来更年轻，”她对我说，“但也更丑了。”

因此为了入境智利而再次剃掉胡须，就不光是准备剃须泡沫和剃刀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度隐藏个性的过程。我的化妆师们先是一点点地把胡须剪短，观察每一步变化，估量每一次修剪会给我的外貌和性格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直至最后把胡须剃净。过了好几天我才鼓起勇气照镜子。

第二步是头发。我头发是乌黑的，这一点继承自希腊裔的母亲和巴勒斯坦裔的父亲。我也遗传了父亲过早谢顶的毛病。起先，化妆师想把头发染成浅棕色，之后又试了几种梳法的发型，最后决定不违背自然走势。至于谢顶，他们没有像开始打算的那样掩盖这个问题，反而决定更突出这一点，不仅把头发平顺地往后梳，还用镊子拔干净多年来已经严重脱发的部分。

说起来没人信，但就是那几处几乎难以察觉的调整改变了整个脸型。虽然当时减掉了几公斤，可我还是面如满月，但把眉梢修短以后，脸型就显得长了。奇特的是，这让我样貌中与生俱来的东方人特征更明显了，倒是更契合我的家族背景。最后一步是配上有度数的眼镜。最初几天，眼镜让我头疼得厉害，但它不仅改变了我的眼形，还改变了目光的表达方式。

调整体态造型是最容易的，但需要我付出更多精神上的努力。面部改造本质上是化妆师的事，但身体改造则需要特殊的心理训练，需要更集中注意力，因为我不得不从根本上接受阶级身份的转换。平时我总穿牛仔裤和猎装夹克，现在我得习惯穿整套由英国毛料缝制的欧洲名牌西装，还有量身定制的衬衫、麂皮皮鞋和意大利印花领带。还得改变我那疾风骤雨般的智利农民口音，学习乌拉圭富商的说话节奏——乌拉圭国籍最适合我的新身份。还得学会压抑带个人特征的笑声，学会慢慢踱步，学会在对话中使用手势以显得更有说服力。简而言之，我得放弃从前一贯不墨守成规的穷导演做派，把自己变成在这世上最不屑为之的角色：一个自鸣得意的资本家。在智利，我们管这类人叫：行尸走肉。

“要是笑了，你就死定了”

在乔装变成另一个人的同时，我还得住在巴黎十六区的一栋公寓里，学习与埃莱娜一起生活。有生以来我头一次违拗自己，顺从别人设定的一套规矩。此外，为了从当时八十七公斤的体重减下去十公斤，我还得像乞丐似的节食。这栋房子不是我的家，而且与我家毫无相似之处，但在规定的记忆里，它必须是我的家。住在这里是为了培植一套记忆，以免将来说漏嘴。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奇特的一段经历，因为我很快发现，埃莱娜在私人生活中既友善又严肃，但我绝不可能跟她共处一室。专家们之所以挑选她，是因为她的职业经验与政治素养，她能把我限定在一条轨道上，不给我留随意发挥的空间。作为一名主张自由的艺术创作者，我可不欣赏这一套。后来，当一切进展顺利，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埃莱娜的态度不够公平。或许我下意识地将她和另一个自我的世界混同了。我拒绝屈就那个世界，即便明知眼前的处境可谓命悬一线。如今回想起那段奇特的经历，我自问，当一切过去后，这场婚姻可否算得上是典范：待在同一片屋檐下时，我们几乎总是无法忍受对方。

埃莱娜没有身份问题。她是智利人，尽管近十五年都没在智利长期居住过。但她也从未流亡，没被全世界任何国家的警察追踪，因此她的掩护是毫无破绽的。埃莱娜曾在不同国家执行过许多重要的政治任务，而在自己国家拍摄一部地下电影的主意激起了她的兴趣。难题在于我的身份。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乌拉圭国籍再合适不过，因此我被迫习得一套跟自己全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再编造一套发生在我不熟悉的国家的个人经历。不过，在预定日期之前，我已练就了一旦有人叫我的假名就立刻转头的本事，也能回答有关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城最刁钻的问题，例如该乘哪一路公交车回家，甚至二十五年前我“曾就读”的第十一中学的同学们各自家庭情况如何，我还能说出坐落于意大利街上的这所中学相隔两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家药店，隔一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家新建的超市。唯一需要刻意避免的是笑，因为我笑起来实在太特别了，即便化了妆也会暴露自己。因此，乔装易容这项任务的负责人尽可能富于戏剧性地告诫我：“要是笑了，你就死定了。”不过，一个操持大宗生意的国际大亨长着一张无法挤出笑容的铁面，倒也不足为奇。

那段日子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变故。智利政府宣布实施一项新的戒严令，这对执行计划的时机有所影响。独裁政府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冒险的显著失败而威信受损，所以启用戒严的办法来对付联合起来的反抗力量。独裁政权建立以来，智利境内各方抵抗力量第一次形成了统一阵线。一九八三年五月，爆发了第一波街头抗议事件，其后反复持续了一整年，许多斗争经验丰富的青年，特别是妇女都参与进来，但抗议也遭到了血腥镇压。资产阶级当中最为进步的力量第一次加入到抵抗阵营中来，与合法的、不合法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发动了持续一天的全国总罢工。全社会显示出的力量和决心激怒了独裁政府，政府提前启动了戒严令。气急败坏的皮诺切特像表演舞台剧似的发出一阵叫嚣，他的话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

“再这样闹下去，我们要再搞一场‘九一一’ [1] 行动！”

这种局面看起来的确对我们的拍摄工作有利：这部影片就是要抓住国内的现实动向，甚至是外人看不到的因素。但同时，警察管制肯定更加森严，镇压也会更加残酷，受宵禁影响，留给拍摄的时间将大为缩短。不过，国内抵抗组织分析了形势的方方面面，结果如我所愿，鼓励继续推进方案。于是，我们顺利在预定好的日子扬帆起航。

给皮诺切特装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

第一场严峻的考验发生在从马德里机场出发的那天。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过妻子艾丽和孩子们了。三个孩子分别叫玻奇、小米格尔和卡塔丽娜。这段日子我甚至都不能直接获得他们的音讯，安保负责人的意思是不辞而别，省得跟他们告别时生出枝节。此外，在最初构想时，既然要保证所有人平安无事，那么我的家人最好干脆不知情。但不久我们就意识到这么做没意义。和预想的相反，说到后勤工作，谁也比不上艾丽能干。她在马德里和巴黎、巴黎和罗马之间往返，甚至后来还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接收和处理我从智利国内一点点送出的素材，甚至在必要时帮我筹措拍摄所需的补充资金。事实如此。

另一方面，我女儿卡塔丽娜在筹备的最初阶段就发现，我卧室里堆放着一套套跟我的穿衣风格甚至个性截然不符的新衣服。她如此紧张不安，好奇心那么重，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将我的计划说给他们听。孩子们听了很兴奋，有一种入伙成为同谋的高兴劲儿。以往为了家庭娱乐，我们偶尔会拍摄一些短片，此时他们仿佛又加入到了这类拍摄当中。然而在机场时，他们发现我变成了一个教士打扮的乌拉圭人，跟我本人差异极大。他们，包括我自己，才意识到，眼下是一部发生在现实中的电影，既重要又危险，大家脑海中都闪过同样的念头。但孩子们的反应却是一致的。

“最要紧的，”他们对我说，“是给皮诺切特装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他们说的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儿童游戏：蒙上眼睛的孩子要准确地把尾巴贴到纸驴的屁股上。

“一定做到，”我估量着将要拍摄的电影胶片的长度，回答说，“驴尾巴差不多会有七千米长。”

一周之后，我和埃莱娜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着陆。出于技术考虑，在没有预先固定行程的情况下，这趟旅行涵盖七座欧洲城市，这是为了让我凭借一本无懈可击的护照来适应新身份。那其实是一本真实的乌拉圭护照，合法持证人的姓名和所有信息都是真实的。护照主人把它当作一份政治贡献交给我们，他知道护照将被篡改，用来帮助他人入境智利。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把原先的照片换成我本人乔装打扮之后的证件照。我的行头都是依照这个假名字准备的：我的衬衫上绣着名字首字母交织而成的图案，我的公文包、名片和信纸上也印有姓名缩写。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我已学会了毫不迟疑地写下他的签名。由于时间仓促，唯一不能解决的是来不及办一张信用卡。这是个危险的纰漏，因为以我所扮演角色的身份，没道理拿着美元现金来购买旅途当中的几张机票。

尽管实际生活里的种种不合保准叫我们两天内就闹离婚，但我和埃莱娜仍学会了勉强迁就彼此，表现得像一对能克服任何糟糕的家庭冲突的夫妻。我俩都熟知对方虚构的身份、虚构的过去和虚构的资产阶级趣味，我想，就算遭受深度审讯，我俩也不会犯什么严重的错误。我们编造出来的故事完美无缺。我们的身份是一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广告公司的负责人，眼下率领一支摄制组到智利为一款新品香水拍摄广告，这款香水计划于次年秋天投放欧洲市场。之所以选择智利，是因为这里一年到头任何时节都能同时找到截然不同的四季景色与风貌，从炎热的海滩到终年不化的雪峰一应俱全，这样的国家全球少有。抵达智利时，埃莱娜身穿高档欧洲时装，风度迷人，神态自若，跟他们在巴黎介绍给我的那位姑娘简直判若两人：那时，她披着蓬松的头发，穿着苏格兰裙，脚上是女学生常穿的软皮鞋。我原以为披着企业家的新外套应该还算舒适，但瞥见马德里机场一扇玻璃窗里映出的形象，端详穿着两件套深色西装、竖着衬衫硬领、系着领带的自己，那副实业大亨的派头实在叫人反胃。“真可怕！”我心想，“要是我没能成为自己，不就沦落成这副模样了？”那一刻，旧身份遗留给我的唯一物件是一本几乎翻烂的书，阿莱霍·卡彭铁尔 [2] 的伟大小说《消失了的足迹》。十五年来，这本书始终放在我的行李箱里，在每一场旅程中陪伴着我，帮我抵御飞行期间无法克制的恐惧。然而这一回，我还得忍受全世界不同机场的出入境检查，学会克服那本陌生护照带来的紧张感。

第一站是日内瓦，一切顺利，但我知道，余生我肯定永远忘不了这般场景：移民局官员相当仔细地检查护照，几乎一页一页地翻看，最后抬眼端详我，跟照片作比对。我屏住呼吸，凝视那些官员的眼睛，尽管那本护照上唯一属于我的凭证就是那张照片。这倒是一剂猛药。自此之后，直到飞机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开启舱门，我再也没遭遇过那种反胃、心悸的感觉。舱门外一片死寂，十二年后，我再次感受到从安第斯山麓吹来的寒冷的空气。机场大楼外墙上挂着一行蓝色巨幅标语：“智利在秩序与和平中前进。”我瞥了一眼手表：距离宵禁开始，还剩不到一个小时。

[1] 指智利“9·11”。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空军轰炸了智利总统府，阿连德总统惨遭杀害。皮诺切特上台，开始了对智利的军事独裁统治。

[2] 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1904－1980），古巴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新闻记者和音乐理论家，被誉为“拉美文学小说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