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局官员翻开我护照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清晰的预感：只要他抬头与我四目相对，就会发现护照有伪造的痕迹。入境处有三个窗口，每个窗口里都坐着一名没穿制服的男子，我选择的是最年轻的那位，因为据我观察，他的动作最麻利。埃莱娜排到别的队里去了，仿佛我们互不相识，这样，假如其中一人遇到麻烦，另外一人可以出机场向外界求救。其实没这个必要，因为移民局官员们显然比旅客还着急：他们也不想赶上宵禁，所以几乎不怎么查验证件。给我办手续的那位移民官甚至都没翻看签证，因为他知道邻国乌拉圭的公民入境根本不需要签证。他翻到第一张空白页，在上面盖上入境章，但退还护照时，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顿时让我五脏六腑都冻住了。

“多谢。”我语调坚定地说。

他报以灿烂的笑容，回应说：

“欢迎入境。”

行李很快就送出来了，跟世界上的其他机场相比，速度可谓惊人，因为海关办事员也想赶在宵禁之前回家。我拿起自己的行李，随后也取走了埃莱娜的箱子（这是事前商量妥的，我一人先拿行李出机场可以节省时间），拖着两件行李往海关检查台走。检查人员更不愿赶上宵禁，比旅客还着急，不但不翻检行李，反而催促旅客动作快些。我正准备把自己的箱子放上去，那个办事员问我：

“一个人旅行？”

我回答说是。他朝那两件行李快速扫了一眼，随即不耐烦地命令道：“行了，走吧。”但有一位我此前没留意的女主管——穿着双排扣制服，一头金发，模样雄赳赳的——从里面吆喝道：“检查一下那个人！”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行李中有女装。而且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在众多行色匆匆的旅客中间，女主管偏偏挑出我来检查，除了行李，应该没什么特别的或更严重的纰漏了。那个男办事员翻检我箱子里的衣物时，女主管拿去了我的护照，细细查看。我想起身上还揣着一块飞机降落前发的硬糖，于是摸出来含进嘴里，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提问，而我担心我模仿的乌拉圭口音掩饰不住真正的智利身份。那个男的先问我：

“先生，你要在这儿待几天？”

“挺长一阵子吧。”我支吾了一句。

嘴里含着糖块，连我自己都听不清嘟哝了些什么，不过那位办事员也没留意，只要求我打开另一只箱子。但另一只箱子有锁。我不知该怎么办，心焦地四下张望，搜寻埃莱娜，发现她无动于衷地挤在另一排入境者的队伍里，似乎对近在咫尺的这一幕漠不关心。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多么需要她的协助啊，不仅在这一刻需要，在整个冒险历程中都是如此。我正准备坦白说出那位女士才是这只行李箱真正的主人，完全没有思考这个轻率的决定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就在此时，女主管却把护照递还给我，指示继续检查后面的行李。我回头再看埃莱娜，却不见她的踪影。

这个奇特的情况，至今我们仍无法解释：当时埃莱娜如何离开我视线并无影无踪。后来她对我说，她排队时就瞧见我拎走了她的行李箱，起初也觉得我的做法不谨慎，等到见我顺利出了海关，她也就放心了。在出口有一名推行李车的服务生接过了我的箱子，我跟着他往外走，穿过空空荡荡的大厅，遭遇了回国之后的第一次冲击。

预想中的军事化迹象我一点儿也没看见，也没发现丝毫贫困的痕迹。当然，我们抵达的并不是那座庞大而阴沉的洛斯塞里略斯旧机场。十二年前，十月的一个阴雨之夜，我行色仓皇、惴惴不安地从那座机场出发，开始了流亡生涯。而此刻我们到达的是现代化的普达韦尔机场，政变之前，我仅匆匆来过这里一次。但无论如何，最初的感受并不是我的主观印象。我没在任何地方见到预想的武装设施，特别是那个时期还在实行戒严令。机场干净整洁，灯火通明，色彩鲜艳的广告招牌和进口商品琳琅满目的大型商店随处可见。甚至，目之所及，一个给迷路游客指路的热心警察都没有。站台上等候乘客的出租车也不再是破烂的旧车，而是换上了清一色的日本新款轿车，车型一致，秩序井然。

但眼下不是琢磨这些的时候，埃莱娜还没露面，我已把两件行李放到了出租车上，腕表上的指针飞速移向宵禁时刻，快得让人晕眩。还有另一件事叫我犹疑不决。根据约定的规矩，倘若两人中的一个不能脱身，另一个应该继续前行，并拨打事先记好的用于紧急情况的电话号码。但此刻我很难决定是否单独行动，况且我们也没商量好入住哪家旅馆。入境单上，我填写的是征服者酒店，往来首都的客商常去这家旅馆，这个安排也最符合我们的假身份。此外，我知道意大利摄制组也住在那里，但这一点埃莱娜恐怕并不知情。

心里焦急，室外寒冷，我不禁发起抖来，正打算不再等了，却望见埃莱娜朝我跑来，还有个身穿便装的男人在她身后紧追，手里扬着一件深色雨衣。我一下子愣住了，头脑中盘算着最坏的情况。可最终那男的赶上她，却只是把雨衣递给了她，说是她刚才落在海关检查台上的。埃莱娜耽误了时间其实另有原因：她旅行却没有托运行李，被刚才那位凶神恶煞的女主管盯上了，于是检查人员对她手提箱里的所有物品，从身份证件到洗漱用品，一一细致排查。不过他们当然想不到，她手提箱里的日本袖珍收音机其实也是一件武器，只要调到特定的频率，我们就能跟智利境内的抵抗组织联络。然而那一刻，我比她还焦急，因为我估计她在机场已耽搁了半个多小时；但在出租车上，她向我证明说其实不过晚到了六分钟。出租车司机听到我们的交谈，叫我大可放心，因为距离宵禁开始并不像我以为的只剩二十分钟，其实还差八十分钟呢。我的手表没有调，还是里约热内卢时间。实际上，那一刻是当晚十点四十分，夜色凝重而阴冷。

我难道是为此而来？

随着我们驶入城区，原先设想中重返故乡时噙满泪水的喜悦渐渐被一种不安的心情所取代。事实上，通往洛斯塞里略斯旧机场的路是一条老路，会穿过工业带和贫民区，军事独裁期间，这片区域多次遭到了血腥镇压。而现在连接新国际机场的路是一条灯火通明的高速公路，条件和世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失望的开端，我原先不仅坚信独裁统治丑恶，还指望在街头、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们举手投足间观察到暴政的失败，并用摄影机记录下来，传播到全世界。但现在我们每前进一米，起先的沉痛便一点点化成了明显的失望。埃莱娜后来承认，尽管那一段时间她曾多次回国，但对此也同样感到了不安。

不仅如此。圣地亚哥跟我流亡海外时所听到的情况正相反，它仿佛已是一座璀璨的都市，聚光灯下的纪念碑令人肃然起敬，街面上整洁有序。警察还不及巴黎或纽约街头常见。一眼望去似乎没有尽头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街宛如一条光的河流，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开。大街起始处是历史悠久的中央车站，由巴黎铁塔的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甚至连对面人行道旁那些憔悴的站街女也不像过去那般可怜、悲戚了。突然，在我这一侧的窗边，总统府拉莫内达宫仿佛不受欢迎的幽灵般赫然显现。我上一次见到它时，这座建筑已是覆满灰烬的空壳，而如今，总统府整饬一新，重新启用，似乎成了一座法式花园深处的梦幻官邸。

城市的地标建筑渐次排列，从车窗前一一掠过。富豪们聚集一堂操纵传统政治戏码的联盟俱乐部，智利大学昏暗的玻璃窗，圣方济各教堂，国家图书馆的雄伟殿堂，巴黎百货商场。在我身旁，埃莱娜正忙着处理现实的生活问题，她费尽唇舌劝说司机把我们送到征服者酒店，因为司机执意要把我俩送到另外一家旅馆。显然，那家旅馆付钱让他拉客。埃莱娜处理得很有分寸，既不说冒犯司机的话，也不做让他起疑的举动，因为圣地亚哥的出租车司机有不少是警方的眼线。我晕晕乎乎，还是不插话为妙。

驶向市中心的路上，我不再去欣赏辉煌的街景，独裁政府意图用这种繁华来洗刷四万多人遇害、两千多人失踪、百万人去国流亡的血污。相反，我专注地看人，注意到行人大都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匆匆疾走，大概是因为宵禁时间快到了。但让我有感于心的情景不止于此。灵魂就写在行人被寒风肆意吹过的面孔上。没人讲话，没人看着确切的方向，没人打手势侃侃而谈，也没人满面笑容。没有一个人不是躲藏在深色外套里，以防任何细微的动作泄露了内心，仿佛每个人都孤零零地行走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街上尽是空白的面孔，什么也不流露，连恐惧也没有。于是我的心理状态开始变了，忍不住想离开出租车，混迹于人群当中。埃莱娜给了我各种理智的警告，但因为怕被司机听见，又不能表现得太突兀。我被不可抑制的情绪控制了，让司机停车，下来，猛地关上车门。

我顾不得宵禁将至，径直往前走了不过两百米，但头一百米的见闻便足以让我恢复对自己城市的记忆。我走过国家街，走过孤儿街，穿过整片已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步行街区——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佛罗里达大街、罗马的孔多蒂大道、巴黎的博布尔广场和墨西哥城的玫瑰区一样。这片街区是独裁统治制造出来的另一样杰作，尽管布置了供行人休憩闲谈的长椅、闪耀欢乐光彩的霓虹、精心打理的花坛，但现实清楚说明了一切。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角落里交谈，而且把声音压得很低，以免隔墙有耳，被独裁政府分散各处的暗探听见。有几个摊贩沿街兜售你能想得到的各色便宜货，还有许多孩子向行人讨钱。然而，最引我注意的是那些福音派传教士，他们向愿意听其胡诌的寥寥几位行人推销能带来永恒好运的秘方。突然，在一个街道转角，我跟一名巡警撞了个正着，那是我回国后碰见的第一个警察。他十分镇定地从人行道的一头踱到另一头，而在孤儿街转角的岗亭里还有几个警察。我的胃里泛起一阵空落落的感觉，膝关节也有些不听使唤。每次碰见警察，我都会产生这种反应，一想到这个就让我恼火。不过，我很快发现，警察自己也很紧张，他们眼神疑虑地注视着来往行人。他们比我更加恐惧，这个发现让我倍感宽慰。警察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我的智利之旅才开始没几天，地下抵抗组织就炸毁了那座岗亭。

在我怀旧的中心

那里全是我过往生活的核心记忆。那边是令我难忘的电视台和视听局的旧楼，我正是从那儿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再过去是戏剧学院，十七岁那年，我从外省赶来，参加了一场决定我人生的入学考试。那里也是我们组织人民团结 [1] 政治集会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最艰苦而意义非凡的岁月。再往前走，经过城市电影院，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观看了那批至今仍激励我拍摄电影的大师之作，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广岛之恋》。突然，有人哼唱着巴勃罗·米拉内斯 [2] 的名曲从身边走过，就是那首《我将再次踏上圣地亚哥淌血的街》。这个巧合太意味深长了，我觉得如鲠在喉，几乎克制不住。一阵侵入骨髓的颤抖让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隐蔽潜伏的处境；那一瞬，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城市，变回了我自己。当时我真想用尽全力喊出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我是谁，为了争取回家的权利，我愿意跟任何人作对。可我不得不克制这种不理智的冲动。

宵禁前的最后一刻，我泪流满面地返回酒店，看门人不情愿地为我打开刚锁上的大门。埃莱娜已在前台替我俩做了登记，现在人正待在房间里，架起便携收音机的天线。她看起来挺平静，可一见我走进来，还是像一个典型的妻子那样勃然大怒。她想象不出我干吗要冒无谓的风险，宵禁前独自在街上游逛。而我当时无心听她训斥，所以也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丈夫，砰地摔门而出，去找住在同一家酒店的意大利摄制组。

下了两层楼，我敲响了三○六房间的门。两个月前在罗马，我与意大利组领队约定了冗长的口令，为了不说错，我还暗自排练了好几遍。一个半梦半醒的声音——那是格拉齐雅热情的音调，无须暗号，我一听便知——从门里问道：

“谁呀？”

“加百列。”

“还有呢？”格拉齐雅追问。

“大天使。”我答道。

“是圣乔治和圣米迦勒？”

确认回答后，她的声音非但没平静下来，反而颤抖得更厉害了。这真奇怪，因为在意大利我俩有过长谈，她应当能分辨出我的声音。然而，即便在我肯定地回答了大天使就是圣乔治和圣米迦勒之后，格拉齐雅还是要把暗语说下去。

“萨尔科。”她说。

这是我在圣塞巴斯蒂安没能拍完的影片《四季旅人》中一个人物的姓，而我应该回答其名。

“尼可拉斯。”

格拉齐雅是一位完成过艰巨任务、经验丰富的女记者，显然刚才的答复没能让她信服。

“胶片有几英尺？”她接着问。

于是我明白了，她是要把冗长的暗语对到底，可那还差很长一段呢，而我担心这可疑的游戏会被隔壁房间听到。

“别瞎扯了，快开门吧。”我说。

但她不对完最后一句口令，决不开门。此后几天里，格拉齐雅无时无刻不显露出这股严谨的劲头。“该死的，”我心里暗骂，不仅想到了埃莱娜，也连带想到艾丽，“女人都一个样。”我继续回答这辈子遇到的最可恨的一长串问题，恰似老练的丈夫般屈就。暗语对到最后一句时，那位在意大利结识的年轻迷人的格拉齐雅一下子打开房门，但一见到我，仿佛撞见幽灵似的，吓得又赶紧关上了门。后来她告诉我：“你看起来像我见过的一个人，但我不确定是谁了。”这可以理解。在意大利，她只见过不修边幅的米格尔·利廷，那时他还留着胡子、不戴眼镜、着装随意，而敲响她房门的男人是个秃头，戴近视镜，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一身银行经理般的行头。

“放心开门吧，”我对她说，“我是米格尔。”

即便后来经过细致检验准许我进了门，她还是有所保留地打量我。寒暄之前，她故意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我们的谈话被隔壁房间听到，或被暗藏的窃听器录下来。不过，她泰然自若。一星期前，她率领团队的其他三个人提前到达。多亏意大利使馆的好心安排，他们已获得了工作批准和许可，当然，使馆官员们并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意图。

不仅如此，摄制组已开始工作，在政府高官出席意大利使馆安排在市剧院的《蝴蝶夫人》歌剧演出时进行了拍摄。皮诺切特将军也受邀了，只是最终没有出席。但意大利摄制组在演出现场露面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等于在圣地亚哥获得了官方许可，接下来的几天，在大街上拍摄就不会遭到任何质疑了。另一方面，拍摄拉莫内达宫内景的申请手续还在办理中，不过申请人已经获得了担保，说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这些好消息让我深受鼓舞，想即刻开始工作。要不是因为宵禁，我肯定请格拉齐雅把摄制组其他人全部叫醒，好留下我重返智利第一晚的见证。我们制定了第二天一早拍摄的详细计划，不过，我俩达成一致，不必让其他组员预先知晓计划，而且应该叫他们坚信格拉齐雅才是领队。与此同时，格拉齐雅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另外两组人马在拍摄同一部影片。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同时品尝着格拉巴酒——一种意大利烈性白兰地，格拉齐雅一直把这种酒带在身边，几乎像一个护身符。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我俩同时跳起来。格拉齐雅飞速过去抓起听筒，听了一会儿，旋即挂断。原来是酒店前台打来的，让我们把音乐音量调低，因为隔壁房间已经打电话抱怨了。

恐怖的死寂让人铭记

在同一天里，情绪感受太过丰富了。我回到房间时，埃莱娜已经在她的温柔梦乡里徜徉，而我那一侧床头柜上的夜灯还亮着。我悄无声息地脱掉衣服，准备如上帝安排的那样安睡，可怎么也睡不着。刚一躺到床上，我便留意到宵禁期间那种恐怖的死寂。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有与这里一般无二的寂静。那寂静就压在我胸口，压迫感越来越强，无休无止。熄灯之后整座空寂的城市没有一丝声响。听不到管道里的水流，听不到埃莱娜的呼吸，甚至听不到我自己身体里的声音。

我焦躁地起身下床，从窗口探出头去，想呼吸几口街上的新鲜空气，看一看这萧条而真实的城市。自从在漂浮不定的少年时代第一次踏足圣地亚哥起，我从来没见过这座城市像眼前这样孤寂而悲凉。窗户在五层，正对着一条死巷，巷子两侧是黢黑、高耸的墙壁。高墙之间，透过一片灰色阴霾，只能窥见一小块天空。我并不觉得站立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觉得面前是真实的生活，只觉得自己仿佛一个被困在马塞尔·卡尔内 [3] 阴冷电影里的囚徒。

十二年前，早晨七点，一名率领巡逻队的中士端着机关枪，往我头顶上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喝令我排进一群俘虏的队列。这群俘虏正被驱赶进我任职的智利电影公司的大楼。当时整座城市正在爆炸声、机枪子弹呼啸声和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的轰鸣声中瑟瑟发抖。逮捕我的那位中士自己也晕头转向，竟问我出了什么状况，他说：“我们保持中立。”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也不清楚这个“我们”包括谁。某一刻，仅有我们两人的时候，他问我：

“《纳胡尔托罗的豺狼》是你拍的，对吗？”

我回答说是。忽然间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尖啸的子弹、爆破的炸药和袭击总统府的燃烧弹，恳请我解释电影里怎么装死，怎么让伤口冒出血来。我向他一一解释，他听得非常痴迷，但随即就回转到现实中来。

“别回头瞧，”他朝我们嚷道，“不然我崩了你们的脑袋。”

要不是几分钟前我们还看见倒在街上的第一批死难者，要不是看到一个血流如注的受伤者趴在人行道上无人救助，要不是看到几伙市民装扮的打手用棍棒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支持者殴打至死，我们真还以为眼前这一切是无中生有的游戏。我们还眼见一群囚犯背倚着墙，一队士兵佯装要枪决他们。然而，看押我们的士兵一边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坚持说：“我们保持中立。”阵阵轰响，遍地狼藉，一切都叫人发狂。

智利电影公司大楼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三脚架架起的机关枪对准了大楼正门。头戴黑色贝雷帽、胸前佩有社会党徽章的看门人朝我们迎面走来。

“啊”，他指着我喊道，“这位先生，利廷先生，该对这儿发生的一切事负责。”

中士用力推搡了他一把，看门人跌倒在地。

“滚蛋，”中士训斥他，“轮不到你讲话。”

看门人惊恐地连滚带爬，还仰头问我：

“喝咖啡吗，利廷先生？不来一小杯咖啡？”

中士让我拨几个电话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试着打了，但谁也没联系上。每时每刻都有军官进来下达命令，不一会儿又有别的军官下达完全相反的命令：告诉我们可以抽烟，又不准抽烟；叫我们坐下，又命令我们统统站好。半小时后，进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士兵，他用冲锋枪指了指我。

“报告中士，”他说，“外面有个金发妞儿来找这位先生。”

准是艾丽来了，肯定没错。中士出去跟她说话。与此同时，士兵们告诉我们，凌晨他们就被拉出来了，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早饭，后来又接到命令，不让他们收取任何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又冷又饿。我们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递上香烟。

这时，中士跟着一位中尉进来了，中尉开始核实俘虏的身份，以便将我们羁押到国家体育场去。清点到我时，还没容我开口，中士抢先出了声。

“不对啊，中尉，”他对长官说，“这位先生跟这儿没关系，他跑来抱怨邻居用棍子把他的车砸坏了。”

中尉困惑地瞥了我一眼。

“这人怎么这么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跑来抱怨这种小事？”他呵斥道，“赶紧给我滚！”

我拔腿就跑，心想他们会在背后开枪，因为处决逃犯是最常见的借口。但并没有枪响。艾丽是来给我收尸的，她听一个朋友误传，我在智利电影公司门外被枪决了。街上有好几栋房子都升起了旗帜，军方用这种事先约好的办法辨别他们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我们一家已经被一个女邻居揭发了，她说我们跟政府的人过往甚密；她还知道我曾积极参加过阿连德总统的竞选活动，军事政变爆发前夕，我家里还在组织秘密集会。于是我们决定不回家，带着三个孩子和最必需的日用品，在死神的步步紧逼下辗转寄宿各处，就这么坚持了一个月。直到围堵越发令人窒息，我们才不得不踏上了去国流亡之路。

[1] 人民团结（Unidad Popular），智利历史上的一个左翼政党联盟，成立于1969年，前身为人民行动阵线，该联盟推举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人民团结政府。1981年该联盟解散。

[2] 巴勃罗·米拉内斯（Pablo Milanés, 1943－），古巴歌手、作曲家，古巴新情歌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3] 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1906－1996），法国电影导演，诗意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作品有《雾码头》《北方旅馆》《天堂的孩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