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我请埃莱娜帮我打电话找个人，对方的号码只有我一人知道。还是用假名“弗朗奇”来称呼他吧。他本人接了电话，埃莱娜没做更多解释，只是说“替加夫列尔传个话”，请他到征服者酒店五○一房间来。他提前半小时赶到。埃莱娜已准备出门，而我仍躺在床上。听到他敲门时，我故意用被单蒙住了脑袋。其实，弗朗奇并不知道自己会见到谁，我们只是约定好，任何用加夫列尔的名义打电话的人，都是我派遣的。最近几天，领导摄制组的三个“加夫列尔”都给他打过电话了，包括格拉齐雅，所以他没料到这个新的加夫列尔就是我本人。
早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在我拍摄最初几部电影时我们就合作过，后来还一道出席过几届电影节，最近一次见面是一年前在墨西哥。可当我露出脸的时候，他竟没认出我，直到我放声大笑——笑声是我明白无误的特征。这让我对自己的新造型更有信心了。
弗朗奇是去年年底被我招募进来的。他的工作是分别接待摄制组，下达初步指示，在不干扰埃莱娜指挥的前提下，处理一系列基本安排。他的档案清清白白：他是智利人，政变之后曾自愿流亡到加拉加斯，没有任何指控他的案底。从那时起，他已经在智利境内完成了几桩地下秘密任务，能凭借无可挑剔的伪装在智利境内自由行动。他跟电影圈熟络，再加上性格随和、富于想象力、做事大胆，应当能在这趟冒险之旅中成为我们的理想搭档。我的判断没错。根据与我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他比我提前一周取道秘鲁经陆路入境智利，以便分头接待和协调三支摄制组，目前三支小组已着手工作。按照几个月前小组负责人分别和我在巴黎制定的详细方案，法国组在智利北方工作，从阿里卡拍摄到瓦尔帕莱索。荷兰组在南方完成相似任务。意大利组驻守圣地亚哥，直接听我调遣，并时刻准备拍摄任何预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三支小组都接到指示，在没有危险也不会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向受访者征询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看法，因为我们相信，谈论这位殉难的总统，是判断每个智利人对国家现状和未来可能性所持立场的最好参照。
弗朗奇知晓每支摄制组的精确行程，连他们要下榻的酒店也悉数掌握，随时能跟他们取得联络。这样一来，我本人就能通过电话向他们传达指令了。为了更加保险，弗朗奇还将充当我的司机，每隔三四天，我们就从不同的租车公司租一辆新车。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俩很少分开。
三个被割喉者扳倒了一个将军
上午九点，我们开始工作。武器广场与酒店仅相隔几个街区，在现实中比在我记忆里更加生动，南方秋天昏黄柔和的阳光透过高大树木的枝叶，洒在广场上。四季常设的花丛每周更换一新，在我看来，花朵比以往更加鲜嫩而有光彩。一个小时前，意大利组已开始拍摄早间的日常景象了：退休职员坐在木制长椅上读报纸，老人们给鸽群喂食，小贩们兜售便宜货，摄影师端着带黑布罩的老式相机，还有那些画三分钟速写的街头画家，或许是当局眼线的擦鞋匠，手牵彩色气球围在冰淇淋车旁的孩童，以及正走出大教堂的人们。广场一角，与往常一样，还聚集了一群失业的艺人，等待着受雇于随时出现的庆典活动。他们当中有知名的音乐家、逗孩子的魔术师和小丑，也有服饰、妆容都相当夸张的异装者，性别难辨。不同于前一晚，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广场上驻守着几支警察巡逻队，神情严峻、荷枪实弹；警备车停在旁边，车顶装有大功率喇叭，正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着流行音乐。
不久我就发现，街上难得瞧见治安警力只是初来乍到者的错觉。地铁主要车站里无论何时都埋伏着防暴警察，街道两侧总是停靠着备有高压水枪的卡车，随时准备以残酷的方式掐断各类不合时宜的抗议活动的苗头，而抗议活动几乎天天都有。监控力度最强的地点就在武器广场，这里是圣地亚哥的神经中枢，也是团结圣公会的大本营。团结圣公会是席尔瓦·恩里克斯总主教发起的对抗独裁统治的坚强堡垒，不仅天主教徒支持它，所有为智利民主回归而奋斗的人士也都支持它。团结圣公会形成了难以瓦解的道德力量。它的总部坐落在一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里，中央庭院宽敞且阳光充足，全天都门庭若市。在这里，所有受迫害者都能找到栖身之所，得到人道主义关怀。在这里，有所需求的人，特别是政治犯及其家属，总能找到提供援助的便捷渠道，在其帮助下安全抵达目的地。公会还接收那些揭发当局严刑拷问的控诉，为失踪者和其他任何不公正行为而组织抗议示威。
就在我秘密入境几个月前，军事独裁政府对团结圣公会展开血腥挑衅，结果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反遭打击，摇摇欲坠。一九八五年二月底，抵抗运动的三名成员被一群耀武扬威的人劫走，面对如此阵势，谁是幕后主使早已昭然若揭。社会学家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是团结圣公会的骨干，就在其子女就读的学校门前，他被绑架者当着孩子们的面抓走。恰在这时，警方截断了周围三个街区的交通，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监控了整个区域。仅相隔几小时，另外两人在城市的不同地点被绑架。一位是曼努埃尔·格雷罗，智利教师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另一位是圣地亚哥·纳蒂诺，享有很高职业声望的插图画家，在此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他曾积极投身抵抗活动。正当全国人民惊愕不已时，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三具尸体出现在圣地亚哥国际机场附近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尸体的喉咙全部被割开，浑身布满野蛮折磨留下的伤痕。军警武装部队指挥官、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塞萨尔·门多萨·杜兰将军向媒体宣布，这起三重杀人案是智利共产党内讧造成的，均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唆使。然而，拆穿谎言的声浪在全国蔓延，人们指责这位门多萨·杜兰将军才是屠杀的主谋，为此，他不得不辞去了政府职务。从那时起，通往武器广场的四条道路之一 “桥梁街”，路标上的街名不知被什么人涂去，换上了沿用至今的新名——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街。
“你是乌拉圭人，值得庆贺”
那天早晨，当我和弗朗奇装作散步者，若无其事地走在武器广场上时，这场野蛮戏剧的凝重氛围还在暗中浮动。我看到摄制组就像前一晚我和格拉齐雅商定的那样，已在拍摄地点就位，而格拉齐雅也瞥见我们正走过来。但那一刻，她没给摄影师任何指示。接下来，弗朗奇从我身旁走开，我按照此前与三位小组负责人约好的方式，接手领导拍摄工作。首先，我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路上巡视了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停步，指示格拉齐雅每个片段应该拍多长，而后再走一遍，以示机位。眼下我们两人都不应搜寻能证明街面上埋伏着镇压力量的细节。那天早晨只需捕捉一些日常氛围，特别要凸显人们的行为举止，因为就像我在前一晚观察到的，比起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少了。行人步履匆匆，对周遭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即便与人交谈，也悄声细语，避免用手势强调自己的语气。而在我印象中，以前的智利人很爱打手势，现今流亡海外的智利人也是这个做派。我自己在人群间穿行，口袋里揣着一台高灵敏度的袖珍录音机，用它来记录街头对话，这不仅有助于组织第一天拍摄的镜头，对全片剪辑也有参考价值。
指定几处拍摄位置后，我在一位在广场长椅上晒太阳的女士身边坐下来做笔记。在长椅的绿漆木条上，一代代情侣用折刀刻上了各式各样的名字和爱心。我总是忘记带记事本，于是就把笔记写在“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纸盒的背面。“吉卜赛女郎”是法国名烟，我在巴黎买了不少备用。后来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始终这样做笔记，虽然并非特意存留香烟盒，但这批笔记就像一册海航日志，帮我在眼下这本书里复现旅途当中的种种细节。
那天早晨，在武器广场上做笔记时，我注意到坐在旁边的女士正侧目观察着我。她已经上了年纪，着装属于那种中产阶级下层的过时款式，外套有毛领，帽子也相当破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坐在那里，孤单一人，沉默不语，并没定睛注视任何地方，甚至几只鸽子在头顶盘旋又飞落下来啄她的鞋边，她的神色也没有丝毫变化。若不是稍后她告诉我，她是在教堂望弥撒受了凉，想晒几分钟太阳再坐地铁回家，这些情况我肯定无从知晓。我假装读报，发现她正从头到脚打量我，毫无疑问，这个钟点到广场上走动的人群里，我的着装有点扎眼。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哪儿的人。答话前我抬手轻轻按下了衬衫口袋里袖珍录音机的录音键。
“乌拉圭人。”我答道。
“啊！”她感叹道，“你们运气真好，值得庆贺。”
她指的是乌拉圭最近回归了民主选举制，说这话时，她语气中有一种缅怀过去的温柔。我假装心不在焉，想让她说得更明白些，希望她透露一点有关个人处境的隐衷，但没有成功。不过，她倒是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起了智利缺乏个人自由，还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说话间，她还指给我看长椅那边的失业者、小丑、音乐家和异装者，这会儿，那群人越聚越多了。
“瞧那伙人，”她对我说，“整天待在这儿等救助，因为没工作。我们的国家在挨饿。”
我任由她自说自话。而后，我估摸着第一遍踩点已过去半小时，便起身告辞，开始第二遍走位。此时，格拉齐雅下达了拍摄命令，还指示摄影师，不要靠近给我特写，别让警察注意到我。但问题恰好相反：是我自己无法将目光从警察身上移开，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有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虽然智利一直都有沿街叫卖的商贩，我却不记得数量有现在这么多。在商业中心很难有一个地方遇不到小贩们默默排开的长队。商贩人数多，货物品类杂，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征兆。路边摊贩里有失业的医生、落魄的工程师，能看见某位气质好似侯爵夫人的女士正廉价抛售她原先钟爱的衣服，还能瞧见一伙孤儿在人群中兜售偷来的东西，或者贫困的主妇推销自家烘烤的面包。但所有这些不幸的买卖人即便一无所有，也不肯失去自己的尊严。有人站在货摊后面却仍然穿着从前在堂皇的办公室里所穿的正装。一位出租车司机，原先是富裕的纺织品商人，他开车载我几个小时，逛遍了半个城区，最后却坚决不肯收费。
当摄影师拍摄广场环境时，我独自在人群间穿梭，捕捉将来可以充当影像解说的谈话片段，同时留心不要牵扯进以后有可能在银幕上被认出来的人。格拉齐雅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我也在观察她。跟从我的指示，她首先仰拍最高的建筑物，而后镜头一点点降下来，将摄影机移向近旁，最后拍那些警察的脸。我们想捕捉他们脸上紧张的表情。临近正午，广场上越发热闹，他们的紧张感也越发明显。但警察们很快注意到了摄影机移动的轨迹，察觉自己正在被人观察，于是立即要求格拉齐雅出示在街上拍摄的许可证。我望见格拉齐雅给他看了许可证，警察似乎很快就表示了满意，我便如释重负地继续走位。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告诉格拉齐雅不准拍他们的人，但格拉齐雅反驳说，许可证上可没注明有什么禁忌，她还搬出了摄制组成员的意大利国籍，表示不接受原先未曾告知的命令。警察没再多说什么。这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因为事实证明，欧洲摄制组在智利确实具有我们先前所预想的优势。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警察成了让我着迷的心结。几次经过警察身边，我总想找个机会跟他们攀谈几句。突然，凭借一股无法抗拒的冲动，我走到一支巡逻队跟前，打听起那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市政府大楼的情况。这座建筑在三月的地震里遭到了破坏，眼下正在修缮。回答我问题的那个警察根本没正眼瞧我，他的目光仍在扫视广场，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身旁同事的态度也一模一样，不过，当他听出我是故意抛出一些傻乎乎的问题时，斜睨的目光里越发流露出厌烦。而后，他眉头紧锁盯着我，喝令道：
“走开！”
就在此时，之前困扰我的咒语已经解开，警察带给我的惴惴不安转化成了一股得意劲儿。我非但没服从命令，反而给他们上了一堂礼仪课，教训他们面对和平守法、充满好奇心的外国游客，应该表现出怎样的得体举止。然而，还没等我发觉自己伪装的乌拉圭口音不足以对付这样复杂的申辩，那个警察已经受不了我的长篇大论，勒令我出示身份证件。
整趟旅行里恐怕再没有哪个场景让我如此担惊受怕。脑海中快速闪过所有念头：争取时间，死撑下去，甚至拔腿就逃，哪怕明知他们会很快追上我。我还想到了埃莱娜，此时不知她跑到哪儿去了；我只能瞥见远处摄影机映出的微光，摄影师会拍下一切，这确凿的证据足以向海外扩散我被捕的消息。还有弗朗奇，他肯定在不远处，凭我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容许我离开他的视线。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出示护照，让警察查验身份，此前在几个机场，这本护照都经受住了考验。但我担心警察会搜身，因为那一刻，我猛然想到自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放护照的钱夹里，还装着我真正的智利身份证和一张写着真名的信用卡，我一时疏忽，忘记取出来了。意识到别无其他风险更小的办法，我便掏出了护照。应该怎么处理，警察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他快速扫了一眼照片，而后将护照递还给我，态度比刚才柔和了些。
“关于那栋建筑，您想要了解什么情况？”他问道。
我长舒了一口气。
“什么都不想，”我说，“是我自己没事找事。”
这件事治愈了警察给我带来的不安情绪。此后的全部旅途中，我开始能像其他守法的智利人一样，甚至像那些为数不少的从事秘密抵抗活动的智利人一样，以自然的心态看待警察。有两三次，我偶尔向警察求助，他们也态度良好地提供了帮助。甚至还有一回，警察开着巡逻车为我们开路，多亏如此，我才得以在警方发现我在圣地亚哥行踪的几分钟前赶上一架国际航班。埃莱娜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为了纾解紧张情绪就跑去挑衅警察。我和她的合作关系本来就存在危险的罅隙，现在更是濒临破裂。
所幸，在她或其他人提醒我之前，我已经对自己的不谨慎感到后悔了。警察一把护照还给我，我就按事先商量好的那样给格拉齐雅做了个手势，请她暂停拍摄。弗朗奇早从广场另一头目睹了这一切，他跟我一样心焦如焚，此刻赶紧过来跟我碰头。但我让他午饭后再到酒店接我。我想一个人独处。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翻看当天的报纸，但目光扫过一行行文字却什么也没读进去。独自一人在这个晴朗的秋季早晨，我内心异常激动，无论如何也没法集中精神。突然远方传来了宣告十二点钟的礼炮声，鸽群惊飞，大教堂的钟琴奏响了比奥莱塔·帕拉 [1] 最动人的曲子：《感谢生活》。这情景实在让我难以自持。我想起比奥莱塔，想起她曾在巴黎忍饥挨饿、露宿街头，想起她不可撼动的自尊，又想到体制始终排斥她，蔑视她的歌声，嘲笑她的反抗。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不得不迎接子弹光荣死去，智利不得不承受历史上最血腥的殉难；比奥莱塔·帕拉本人也是如此，只有当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祖国才发现她的歌声里蕴藏着最深沉的美和人性真理。此时，那些警察也在投入地聆听她的歌声，但茫然不知歌手是谁，不知她在想些什么，不知她为何要长歌当哭。他们更不知道，倘若在这个晴朗的秋日早晨，歌手本人见到了这一幕奇特的情景，又该对他们表现出怎样的鄙弃啊。
我急于一点一点找回往日的记忆，便独自前往城市高地的一家餐馆，我和艾丽刚订婚时经常到这家餐馆吃午饭。那地方仍旧是从前模样，杨树荫下摆放着露天餐桌，遍地繁花，但给人的印象是，这里被时间遗忘了。一个客人也没有。我高声抱怨，侍者才来点菜，差不多耽搁了一个小时，才给我端上一大盘烤肉。我快要吃完时，一对夫妇走进来，我和艾丽还是此处常客时总能见到他们。男的叫埃内斯托，别人常叫他“内托”，女的叫埃尔维拉。他们在几个街区外经营着一家生意不景气的小店，专卖圣像卡片、圣徒塑像、念珠、圣骨匣以及丧葬用品。但两人性格跟自家生意相去甚远，他们性情风趣，思路敏捷。赶上星期六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品尝葡萄酒、玩纸牌，逗留到很晚。看到他们像过去那样手挽着手走进来时，我惊讶于尽管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可他俩还坐在过去的老位置上，更让我讶异的是，他们实在苍老太多了。在我印象中，他们不是一对循规蹈矩的夫妻，更像是一对成熟、热情而机灵的情侣，但此刻我觉得他们成了发福、沉闷的老年人。两人仿佛成了一面镜子，让我忽然从中瞥见了自己的暮年。假如他们认出了我，无疑会同样错愕地端详我，不过此刻，我有这套乌拉圭富商的行头罩在身上。他们在旁边的桌子上用餐，大声交谈，但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们间或朝我这边望一眼，却并不好奇，丝毫没有疑心我们曾在同一张桌子上谈笑欢聚。只有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流亡岁月是多么漫长而痛苦，不只是对那些离开的人——直到此刻我才想到这一层——留下的人们同样饱受流亡之苦。
[1] 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 1917－1967），智利作曲家、新歌运动代表人物，被誉为“拉丁美洲民歌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