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在圣地亚哥拍摄了五天，这段时间足以证明我们的工作模式切实可行。与此同时，我与北方的法国摄制组和南方的荷兰摄制组保持联系。埃莱娜的联络工作也颇见成效，我们打算采访一些地下运动领袖和具有合法身份的政界人士，采访安排也越来越有眉目了。

至于我自己，我仍旧忍受着隐匿身份的痛苦。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艰难的牺牲，因为许多亲朋好友我都想探望，首先就是我的父母，此外我还想重温青年时代的许多片段。但现在，至少在电影拍完之前，他们得跟我绝对保持隔离。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承受着在祖国土地上流亡的奇特状态——最痛苦的流亡莫过于此。

我很少独自上街，但仍然觉得孤单。不管走到哪儿，即便自己注意不到，抵抗组织的眼线也会时刻照看着我。只有当我跟绝对信任的人见面，同时我也不希望会见者在别的朋友面前暴露身份的时候，我才会提前请求安保人员撤离。在埃莱娜成功地协助我，使工作走上正轨后，我在保护自己方面也接受了不少训练，因此没出现任何纰漏。电影如预想的那样持续拍摄，没有哪位合作者由于我的疏忽或错误而遭遇任何麻烦。然而，离开智利后，一位秘密行动的负责人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

“有史以来，还没有哪次地下行动，如此频繁又危险地打破了那么多条安保原则。”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已然提前完成在圣地亚哥的拍摄计划。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允许随时随地做出任何调整，而事实证明，在一座无法预测的城市里拍摄，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圣地亚哥每时每刻都能出人意料，而意外冒出的念头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灵感。

截至当时，我们已经换了三家酒店。征服者酒店舒适便捷，但它正位于镇压势力的中心，我们有理由确信这家酒店是监控最严密的地点之一。可其他的五星级酒店也没什么两样，因为总有许多外国人出出进进，而外国人在独裁政府安全部门的眼里，原则上全都属于可疑对象。不过，那些二流酒店对出入人员的检查往往更严，我们担心住在那些地方更易引人注目。因此，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两三天搬一次家，也不管酒店是几星级的，而且决不折回原先住过的酒店，因为我有点迷信，认为回到曾经冒过风险的地方难免会出事。这种执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一天，空军轰炸了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全城陷入骚乱。我赶到智利电影公司的办公室，跟长期合作的同事们商量怎样对抗政变。我本已从容地从电影公司脱身，开着车把一些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朋友送到森林公园，但这时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重新跑回了电影公司。所幸出现奇迹，我死里逃生，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

除了更换酒店以外，我们采取了另一项预防措施：第三次搬家之后，我和埃莱娜开始分房入住，各自使用新身份。有时候我自称是经理，而她是秘书；有时候我俩装作不认识。逐步分开也正好符合我俩此时的相处状态，尽管我们两人在人际关系上越发尴尬，工作上还算顺畅。

应该说，在我们入住过的众多酒店中，只有两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第一家是喜来登酒店。入住当天，我刚要就寝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当时埃莱娜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时间比她预计的要长，宵禁前赶不回来就得在集会地点借宿，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半梦半醒间我接起电话，但根本不记得自己身在何处，更糟的是，我不记得那一刻自己的身份。一个智利口音的女人叫了我的假名。我刚想回答不认识这位先生，但一下子警醒过来，意识到此时此刻会有人用这个名字找我。

那是酒店接线员的电话，她说有找我的长途电话打进来。一秒钟里，我快速思量，除了埃莱娜和弗朗奇没人知道我住在哪儿，他们两个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在凌晨时分给我打电话，还伪装成长途，除非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于是我决定接这个电话。电话另一端，一个女人用英语跟我说了一通亲昵的话，一会儿叫我亲爱的，一会儿又喊甜心、宝贝。终于等到我插空回话，我赶紧告诉她我不讲英语。那女人一听，娇嗔地骂了一句“靠”，就挂了电话。

试图跟酒店接线员搞清楚情况也是白费功夫，唯一的发现是，还有两位入住酒店的男士，他们的姓名跟我护照上的假名有点像。那一晚我一分钟也睡不着了，挨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埃莱娜进门，我们即刻搬到了另一家酒店。

第二次惊险发生在老旧的卡雷拉酒店，从这家酒店正面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拉莫内达宫的全貌。这地方的惊险在于它叫人后怕。就在我们离开酒店几天后，有一对年轻男女假扮度蜜月的新婚夫妻，入住我们隔壁房间。他们在照相机三脚架上安放了一台装有延迟操作系统的火箭筒，发射方向对准了皮诺切特的办公室。他们的行动理念和设备都是一流的，皮诺切特在他们设定好的时刻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发射的后坐力震散了三脚架，失去准星的火箭筒在酒店房间里爆炸了。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

进入智利的第二周，星期五，我和弗朗奇决定在次日乘车到智利内陆，第一站是康塞普西翁。直到那时，我们还没能给圣地亚哥合法公开的政治家和从事秘密斗争的领袖们做访谈，也没能拍摄到拉莫内达宫的内景。前者需要事先做周密的准备，埃莱娜正以可敬的勤奋精神在安排。拉莫内达宫内景拍摄的申请已经通过批准，但正式书面许可要等下周才能到手。于是，我和弗朗奇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内地拍摄。为此我们打电话通知法国组，一旦完成在北方的拍摄工作就返回圣地亚哥，同时荷兰组将继续在南方拍摄，一直拍到蒙特港，然后在当地待命。我本人则像此前一样，继续跟意大利组一同工作。

按照计划，星期五这一天将拍摄我本人在街上执导电影的片段，好让独裁政府的情报部门不能否认在智利主导拍摄的正是我本人。我们选择拍摄圣地亚哥最具特色的五个地标：拉莫内达宫外景、森林公园、马波丘桥、圣克里斯托瓦尔山和圣方济各教堂。为了拍摄时不耽误一分钟，格拉齐雅几天前就已踩点，研究机位，因为我们约定每个地点只拍摄两小时，或者说，全部地点要在十个小时内拍完。每场拍摄我都比摄制组晚到十五分钟，无须跟任何成员说话，到场后立即融入当地人流，用事先约定的手势提示格拉齐雅。

拉莫内达宫占据了整个街区，主要建筑立面在南北两侧。南侧朝向林荫街旁的布尔内斯广场，外交部就在拉莫内达宫这一侧办公。北侧朝向宪法广场，是共和国总统府的所在地。九月十一日轰炸发生后，拉莫内达宫受损，总统府那一侧成了一片瓦砾废墟，无人问津。此后，军政府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旧楼里临时办公。那是栋二十层的建筑，军政府急于展现自身的合法性，便搬出自由派名人堂迭戈·波尔塔雷斯的名字来命名这栋大楼。军政府在那里驻扎了差不多十年，直到拉莫内达宫漫长的修缮工程竣工。修缮期间，总统府增添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事：防弹地下室、秘密通道、逃生门、通向大街下方政府停车场的紧急通道。然而，在圣地亚哥，人们纷纷相传，皮诺切特这一重重形式主义的努力都因无法系上奥希金斯总统的绶带而大打折扣。国父奥希金斯是智利合法权力的象征，而他的绶带在轰炸总统府当天的大火中失踪了。某次，军政府的一个官员企图颠覆这个传闻，声称第一批占领总统府的军官们早已从烈焰中挽救了绶带，但没人相信这个幼稚可笑的谎言。

意大利组于上午九点前就位，在国父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纪念碑前完成了拉莫内达宫临林荫街那一侧的拍摄。国父纪念碑前设置了一盏煤气长明灯，名为“自由之火”。摄制组随后转去拍摄另一侧。在那一侧能看到总统府的精英卫队，他们比一般的卫队官兵更加英俊高傲。此刻，卫队正进行每日例行两次的换岗仪式，引来世界各地好奇的游客围观。虽不像伦敦白金汉宫前那么人头攒动，但现场的阵势同样不小。总统府这一侧的警戒也更加森严。于是，当卫队瞥见意大利摄制组正准备拍摄时，便急匆匆冲过来要求出示拍摄许可，其实在林荫街那一侧，摄制组已出示过一次了。真是毫无例外：只要举起摄影机镜头，不管在城市的哪个角落，一定会出现军警要求出示拍摄许可。

我正巧在这一刻赶到。我们的摄影师乌戈是个友善而果敢的小伙子，在接连不断的摄影冒险中，他能像个日本游客一般善于找乐子。此时，他一只手掏出拍摄许可给卫兵看，另一只手趁其不备，继续拍摄那名士兵。弗朗奇把我载到四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约好十五分钟后，在总统府再往前四个街区的地方接我。这是个寒冷而多雾的清晨，典型的智利初秋天气。虽然裹着冬装外套，我还是冻得直打哆嗦。为了让身体暖起来，我随着疾步前行的人流，匆匆走过四个街区。我故意向前多走了两个街区，等待摄制组完成身份检查手续，而后折返回来，让摄制组顺利拍下我走过拉莫内达宫前的镜头。十五分钟后，摄制组收拾器材，前往下一个目标，而我步行到里克尔梅街，在地铁英雄站前搭上弗朗奇的车，我们就缓缓出发了。

拍摄森林公园所用的时间比我们预计的要短，因为再次看到它时我才意识到，我对这座公园的兴趣大多是主观的。其实这里风景很美，景致颇有圣地亚哥的特色，特别是在这个宁静的星期五，在黄叶拂动的微风里，公园显得尤其迷人。但是面对这景象，我心里最炽烈的仍是怀旧的情绪。美术学院就坐落在那里，离别故乡到首都求学不久，我曾在学院门前的台阶上表演了自己平生第一场戏剧。

后来，当我已成为崭露头角的新人电影导演，差不多每天傍晚都要穿过这座公园回家。黄昏时分树叶间的余晖，永远与我最初几部影片的记忆交织在一起。没有更多可谈的了。摄制组只拍摄了一小段我在林间漫步的镜头，在我身旁，伴着雨水的低语，树叶纷然落下。随后我径直走向商业中心，弗朗奇正在那里等我。

天气澄澈而清冷，自我归来以后，远方的山峦第一次清晰浮现在眼前。圣地亚哥坐落在山间谷地，从城里望向雪山，总隔着一道污染形成的薄薄雾霾。上午十一点，国家街已像寻常一样熙熙攘攘，许多人走进电影院观看头场放映。雷克斯影院前挂着海报，那是米洛斯·福尔曼 [1] 的《莫扎特传》。我实在想看这部电影，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动。我费了好大心力才忍住，没有进去。

街角偶遇：我的岳母！

在前几天的拍摄中，我曾看到不少熟人从我身旁经过：记者，政客，文化人士。在我印象里，没人特意看我，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的外形又信心倍增。但在那个星期五，迟早要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一位气质不凡的女士朝我迎面走来，她身着奶油色斜纹两件式衣裙，没穿外套，仿佛是在夏天一样。相距不到三米远时，我才认出她来——那是我的岳母莱奥。差不多六个月前，我们在西班牙刚见过面，她对我太熟悉了，不太可能近在咫尺而认不出我来。我当即想转身往回走，但又想到他们提醒过我，要克服这种本能的冲动，因为很多秘密潜入者不会从正面被识破，却往往从背影露出马脚。我信任我的岳母，即便认出我来，她也不会惊慌失措，可她当时不是一个人，还挽着自己妹妹的胳膊。那是米娜姨妈，而米娜姨妈也认识我。两人正低声交谈，几乎是窃窃私语。我倒不担心遇上其他情况，我怕的是两人同时大吃一惊：她俩完全有可能激动地在大街上喊上一声 “米格尔，我的孩子，你回国了，谢天谢地！”或诸如此类的话。而且，得知我秘密入境，也会将她们置于险境。

我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往前走，尽量集中精神注视着她，万一她认出我来，我好能立即稳住她。但她走过时，只是抬眼看了我一下，触碰到我那直勾勾的吓人的目光，却没有停止与米娜姨妈交谈，短暂一瞥间，并没有认出我。擦身而过时，我们离得那么近，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瞧见她美丽温柔的眼睛，还清楚地听见她说：“……孩子长大了麻烦就更多。”但是，她继续往前走了。

不久前，我从马德里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们曾在街上偶遇，她诧异于自己竟毫无察觉。但对我而言，那是一场扰乱心神的突发事件。受到这件事的震动，我想找个地方平复一下，于是钻进了一家小电影院，里面正在放映意大利电影《幸福岛》，一部彻头彻尾的情色片。我在里面待了十几分钟，望着银幕上的英俊男子和异常美丽开朗的女人手挽着手，在天堂某个角落一个骄阳灿烂的日子双双跳进大海。我甚至都没想集中精神看电影。不过，黑暗能帮我冷静下来。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前几天的日子是多么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十一点一刻，弗朗奇从国家街和林荫街的转角把我接上车，载我到下一个拍摄点：马波丘桥。

马波丘河流淌在铺满鹅卵石的河床上，穿城而过。河上有几座很别致的桥，精巧的钢铁结构让桥梁能经受地震而不倒。在旱季，正如当时的情况一样，河床收缩成一道湿泥沟，中间的水流仿佛被围堵在破烂的棚屋之间。到了雨季，山洪汇入河流，泛滥出堤岸，棚屋漂浮在水面，仿佛泥泞之海上的一艘艘小船。军事政变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军警巡逻队数次夜袭城郊社区，即圣地亚哥城外有名的棚户区。马波丘河漂荡着被虐杀者的遗体，一时恶名远扬。但这几年来，河上的惨剧变成了一群群饿殍与野狗、秃鹫争食，抢夺从大众市场扔进河里的残羹冷炙。军事委员会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天启神授”下炮制了所谓“智利奇迹”，而上述这一幕正是奇迹的阴暗面。

直到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虽算不上富裕，但即便保守的资产阶级也把简朴视为民族美德。军政府为了制造迅速繁荣的表象，凡是阿连德时期收归国有的产业全都被私有化，将整个国家贩卖给了私人资本和跨国公司。结果，令人眼花缭乱而无用的奢侈品充斥市场，装饰性的公共工程随处可见，制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幻象。

短短五年里，进口商品比此前两百年的总和还多，这些商品都是国家银行用去国有化得来的财力做抵押，大肆借贷美元而购买的。美国和国际信贷机构协力合谋。但到了该还债的时候，现实显露了本相：持续了六七年的繁荣幻象一夕瓦解。智利的外债，在阿连德执政的最后一年是四十亿美元，而现在几乎达到了二百三十亿美元。只要到马波丘河岸边的大众市场走一走，就能感觉到消耗掉的一百九十亿美元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代价。军政府制造的奇迹让少数富人越发富有，却让其余智利人越发穷困。

这座桥见证了一切

然而，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典当中，马波丘河上的雷柯莱塔桥宛如一位中立的情人：既为市场服务，也供殡葬使用。白天，送丧的队伍不得不在人群中冲开一条路；晚上，实施宵禁制度以前，这座桥又是通往探戈俱乐部的必经之路。那是城郊贫民的怀旧之所，其间最出色的舞者是那些掘墓工人。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个周五，有那么多的年轻恋人挽着腰在河畔平台上散步，在墓园为死者供上的靓丽花坛前拥吻，缓缓相爱，永不止息的时间从桥下无情地流逝，他们并不为此担忧。如此盛大的热恋景象，我只在很多年前的巴黎街头见过；我印象中的圣地亚哥与之相反，似乎一直是一座情感含蓄的城市。但我此刻正在目睹一幅鼓舞人心的画面，这景象在巴黎已经一点点地淡去，我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再难寻觅了。我想起前些日子有人在马德里告诉我的一句话：“爱在瘟疫蔓延时。”

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总穿深色正装、手握雨伞的智利男人，追逐欧洲时尚和新潮事物的女人，小推车里穿着兔子装的婴儿，这一切早已被披头士乐队带来的革新之风吹走了。随后是一股男女莫辨的潮流：所谓“无性别”风格。女士们把头发几乎齐根剪短，跟男人们一样穿上窄裆喇叭裤，而男士们则开始留长发。但所有这一切又被独裁政府虚伪的狂热风潮扫荡而去。政变最初几天曾多次发生军警用刺刀割头发的事件。为了不被刺刀剃发，整整一代人被迫剪掉了长发。

直到那个星期五，在马波丘桥上，我才发觉年轻人已经变了。我之后的一代人主宰了城市。我去国流亡时，他们不过是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能理解这场灾难的烈度，而现在他们已大约有二十二岁了。后来，我们又发现了新证据，证明习惯在公众目光下恋爱的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懂得在他人不断的嘘声中坚持自我而不受影响。在独裁政府日渐衰朽的压抑氛围里，他们开始向他人传达自己的喜好品位和生活方式，还有对爱、对艺术以及对政治的新颖观点。任何镇压都无法阻止他们。随处可以听见音量开到最大的古巴歌手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和巴勃罗·米拉内斯的歌，就连坐在装甲车上的警察也在听这些歌曲，哪怕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听的是什么。萨尔瓦多·阿连德时代的小学生现在已成长为抵抗运动的指挥官。这个发现很有启迪，但又令人不安。我第一次自问，我这趟怀旧之旅的收获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疑惑给了我新的刺激。为了完成当天的拍摄任务，我快速登上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而后又探访了圣方济各教堂。暮色给教堂的砖石镀上了一层金。这之后，我请弗朗奇到酒店取出我的旅行包，并吩咐他三个小时后再到雷克斯影院门口接我，而我去那儿观看了《莫扎特传》。此外，我还让他转告埃莱娜，我们将要消失三天。再没留下别的信息。这种做法违背了约定好的规矩，埃莱娜本该时时刻刻了解我的行踪，但我没法这样约束自己。我和弗朗奇将乘坐当晚十一点的火车出发，前往康塞普西翁待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没有知会其他任何人。

[1] 米洛斯·福尔曼（Miloš Forman，1932－2018），捷克电影导演，代表作《飞越疯人院》《莫扎特传》《月亮上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