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的说法有理有据，听起来不容置疑，但这到底是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在我看来，到智利内地旅行，乘火车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能避开机场和公路上许许多多的关卡。此外在列车上还能享受夜晚的时光，因为在城里，宵禁一到，晚上只能无所事事。然而弗朗奇不以为然，他知道火车是受监控最严的交通工具。对此我反驳说，正因如此，坐火车才最安全，因为警方永远想不到，一个秘密潜入者会跑到被严密监控的列车上。弗朗奇的看法再次跟我针锋相对，他认为警察早就料到潜伏者可能会搭乘火车，因为谁都懂得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他还提出，一个在欧洲经营着大笔买卖且处事老到的广告业富商，乘坐舒适的高级列车出差还说得过去，但绝不会乘坐智利内地那种简陋的破火车。不过，我最终还是把他说服了，理由是无论是去赴约或拍摄，乘坐飞机去康塞普西翁都不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这段时日常有大雾，飞机不易降落。说实话，无论如何我都更倾向于坐火车，因为对乘飞机，我总怀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恐惧。

于是当天夜里十一点，我俩在中央车站上了车。中央车站的钢架结构与埃菲尔铁塔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得难以言表。我们在列车卧铺车厢一间舒适干净的隔间里安顿下来。我饿得要命，当天早餐以后我几乎什么都没吃，除了在电影院买了两个巧克力棒聊以充饥——啃巧克力棒时，银幕上的青年莫扎特正在奥地利皇帝面前像杂技演员似的表演跳跃。检票员告知我俩，只能在餐车就餐，但按照规定，餐车和卧铺车厢之间是分隔开的，走不通。他自己倒是出了一个主意：可以在开车前跑到餐车上，能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等一个小时，当列车停靠在兰卡瓜站时，再从餐车返回卧铺车厢。听完这番指导，我们赶紧照办，因为宵禁铃已经响了。检票员在一旁高声催促：“赶紧跑，先生们，赶紧呀，咱们在干违法的事呢。”不过，当列车到达兰卡瓜站，站台上的警卫昏昏欲睡、寒冷难耐，对这类被默许的、无法避免的破坏军管法的行为，根本漠不关心。

那是一座清冷而空寂的站台，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笼罩着鬼气森森的雾霭。那场景跟电影里偷渡者逃离纳粹德国时途经的车站一模一样。乘务员正催促我们尽快返回自己的车厢，猛然间，一个身穿寻常白色工作服的餐厅服务生，手捧一盘煎蛋配米饭，倏地冲到我们前头。他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往前跑了五十多米，手里的餐盘竟然稳稳当当，神奇地保持了平衡。他跑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某个车窗前，隔着窗口把米饭递了进去，那位乘客显然花钱订了餐。还没等我们走到卧铺车，服务生已钻回餐车去了。

驶往康塞普西翁的五百多公里，都是在绝对死寂中度过的，仿佛戒严令不仅限制了这趟梦游列车上的所有乘客，还压抑着自然界的一切生灵。有几回我探头窗外，但隔着浓雾，目之所及只有空旷的车站，空旷的田野，这片杳无人烟的国土上的空寂长夜。唯一能证明大地上还有人类存在的，便是沿着铁道无穷无尽布满尖刺的铁网，而铁网后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鲜花，没有动物，空无一物。我想起了聂鲁达的诗：“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有面包、稻米、苹果；在智利，只有铁网、铁网、铁网。”早晨七点钟，铁网仍不见尽头，列车已抵达康塞普西翁。

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前，我俩觉得不妨找个地方刮刮胡子。于我自己其实不成问题，我倒乐意利用这个借口让胡子再长出来。不利之处是，街上的警察瞧见我俩的邋遢模样会怀疑我们是逃犯，因为所有智利人都知道，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是所有重大社会斗争的舞台。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酝酿于此；在这里，萨尔瓦多·阿连德获得了总统大选中决定性的支持；也是在这座城，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 [1] 在一九四六年掀起了血腥镇压，不久又设立了皮萨瓜集中营，一个叫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青年军官在那里学到了他后来擅长的那套恐怖和死亡的手艺。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上永恒绽放的鲜花

乘坐出租车前往市中心的路上，透过凛冽的浓雾，我们看见了大教堂中庭前孤零零的十字架，十字架前摆放着一束不知什么人送来的鲜花。两年前，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十字架前自焚。此前，国家情报中心以非法私藏武器罪逮捕了他二十二岁的儿子和二十岁的女儿。他各处求告，要求停止对两个孩子的严刑折磨，直到自焚前都毫无结果。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发出的不是哀求，而是警告。因为正值总主教出访，他就跟主教府的官员交谈，跟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报刊记者交谈，跟政党党魁交谈，跟工商界领袖交谈，跟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交谈，甚至连政府官僚也不放过。跟所有人交谈时他都是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设法阻止他们拷打我的两个孩子，我就往自己身上浇满汽油，在大教堂前自焚。”有些人不信他的话，另一些人不知该怎么办。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站在教堂中庭前，往自己身上浇了一桶汽油，警告聚集在街上的熙攘人群，谁要是跨过了地上的黄线，他便立刻点火。恳求、命令、威胁，全都不管用。一名警员为了阻止他自戕，跨过了黄线，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顷刻变成了火人。

他仍活了七小时，神志清醒，没有痛苦。这起事件给公众带来的震撼太强烈了，警方不得不同意让他的女儿在他死前去医院探望。但医生们不愿叫女孩看见她父亲的惨状，只允许父女俩隔着对讲机交谈。“我怎么知道你就是坎德拉利娅？”听到女孩的声音后，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问。于是女孩说出了她还是小姑娘时父亲给她起的乳名。之后，两兄妹终于从秘密刑讯室里被放出来了，因为他们的父亲以命抗争，两兄妹才得以被移交到正规法庭听候判决。自此以后，康塞普西翁的市民们给这座发生自焚事件的广场起了个秘密的名字：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

在康塞普西翁，刮胡子绝非易事！

早晨七点闯入历史重镇，想伪装成两个资本家，却满脸胡茬——这种冒险不值得一试。此外，谁都晓得，这个时代的广告商出差总要随身携带记录想法的袖珍录音机，手提箱里也必定装有电动剃须刀，以便赴约谈生意前，在机场、火车站或轿车上刮刮胡子，拾掇一番。不过，在康塞普西翁，某个寻常星期六的早晨七点，找人帮忙剃须修面，应该算不上是很大的风险吧。我最开始尝试的是武器广场旁仅有的一家在这个钟点开门营业的理发店。店门前挂着“男女皆宜”的招牌。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正在清扫大厅，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的男孩跟她年龄相仿，正在打理化妆台上的瓶瓶罐罐。

“我想修面。”我说。

“不行，”那男孩说，“我们这里做不了这个。”

“那么，哪家店可以？”

“往前走，”他说，“前面有好几家理发店。”

我往前走了一个街区，弗朗奇刚巧在那个街区办理租车，我瞥见两个警察正围着他检查证件。他们瞧见我走过来，也要求我出示证件。检查不仅没出纰漏，结局还很圆满。弗朗奇继续办理租车手续时，一个警察陪着我往前走了两个街区，找到另一家开门营业的理发店，他这才跟我握手道别。

这家店门上也有“男女皆宜”的牌子，跟第一家理发店一样，里面也有一男一女，男人在三十五岁上下，姑娘稍微年轻些。男人问我要不要理发，我回答说：“我想修面。”两人听闻后惊讶地望着我。

“不行啊，先生，我们这儿没这项服务。”

“我们这儿是‘男女皆宜’的理发店。”女孩说。

“好吧，”我对他们说，“就算‘男女皆宜’，给顾客修个面也没问题吧。”

“先生，不行的，”男的说，“我们做不了。”

两人背转过去，不再搭理我。穿过叫人心情压抑的浓雾，我沿着空荡荡的街道继续往前走。让人惊讶的不仅是康塞普西翁有那么多家“男女皆宜”的理发店，还有它们完全一致的经营方针：没有一家愿意给我修面。我在迷雾中游荡，有个小男孩从街边走过，问我，“先生，您在找什么吗？”

“对，”我告诉他，“我在找理发店，但不是‘男女皆宜’的，而是原来那种只给男士服务的店。”

于是，男孩把我领到一家传统的理发店，门前竖着红白两色旋转立柱，屋里摆着旧时常用的那种大转椅。两位上了年纪的剃头师傅系着脏兮兮的围裙，正给仅有的一位男顾客理发。其中一个剪头发，另一个用刷子把落在脸上、肩头的碎发拂去。一进门，一股老式搽剂的气味扑面而来，混着含有薄荷醇的酒精味，还有各类药品味。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在之前那几家店里都没闻到这股气味。这是我童年的气味。

“我想修修面。”我说。

两位师傅和那位顾客，全都抬眼惊异地瞧着我。那个拿刷子的老师傅无疑提出了此时三人头脑里正琢磨的问题：

“您是哪国人？”

“智利，”我不假思索地说，但赶紧纠正，“不过我是乌拉圭人。”

后面的纠正比前面说错的话更糟糕，不过，他们都没注意到，而是提醒我，在智利很多年前就不用“修面”这个词了，而是说“刮胡子”。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那些在“男女皆宜”的新派理发店工作的年轻人，听不懂我们老一辈智利人才用的过时话。在这家理发店则正相反，他们很高兴有人像从前他们生意好的时候那样讲话。手里没活的那位师傅引我坐到理发椅上，按照我熟悉的老规矩把理发围布系到我脖子上，打开一把生了锈的剃刀。那位师傅少说也有七十岁了，似乎过惯了苦日子，高个子，肌肉松弛，白发苍苍，他自己应该也有三天没刮过胡子了。

“用热水还是用凉水刮？”他问我。

他双手颤颤巍巍，几乎拿不稳剃刀。

“当然用热水。”我回答。

“这位先生，那咱们可就难办了，”他说，“因为我们店里没热水，只有透心凉的冷水。”

于是我又返回第一家“男女皆宜”的理发店，跟他们说要“刮胡子”而不是“修面”，一听这话，他们立马就给我服务了，但条件是必须要理发。我同意后，小伙子和小姑娘原先那种无所谓的神情一扫而空，立即开始操持那套冗长的职业程序。女孩把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凉水给我洗头——因为这家店同样没有热水。然后那姑娘问我，是否需要三号、四号或是五号配方的面膜，要不要选用一种治疗秃顶的药水。依照程序，我任由她做完了一切步骤，可等到给我擦干脸的时候，那姑娘突然愣住了，自言自语道：“真奇怪！”我慌忙睁开双眼，问她：“怎么了？”她的表情比我更茫然无措。

“您拔过眉毛！”她说。

她的发现让我不悦，于是我决定讲一个此时能想到的最突兀的笑话。我幽幽地白了她一眼，而后问道：

“你对同性恋有偏见吗？”

她的脸唰地红到了脖子根，一个劲儿地摇头。然后男理发师过来接手，尽管我给了很多细致、精确的指点，他还是把我的头发剪得过短了，还用另一种方式梳了头，结果把我变回了米格尔·利廷。这是难免的，巴黎的化妆师故意违背我头发的自然走向来梳理，康塞普西翁的理发师当然不会这样做，而是把发式还原了。我并不担心，因为只消用另一个我的方式梳头就是了，这很容易，我也的确这么做了。不过，我费了很大气力才压制住回归自我的念头——在这座雾气重重的边远城市，断乎没人会认出我。头发剪完了，那位姑娘把我领到店内里间，小心翼翼地，似乎在做什么违法的事一样，在镜前插座接上电动剃须刀的电源线，而后把剃须刀递到我手上，让我自己刮胡子。幸好，这样不需要热水。

地狱里的爱情天堂

弗朗奇已经办好了租车手续。我俩从冷饮柜里各拿了一罐冰咖啡，权当早餐，因为这里还是没热水。然后我们驱车驶过比奥比奥河上的一座大桥，前往洛塔－施瓦格煤矿矿区。比奥比奥河是全智利水量最丰沛的河流，隔着雾气几乎望不见桥下的河床，只听见流水淙淙，发出让人困倦的金属音。十九世纪，智利作家巴尔多梅罗·利略详实地记述了煤矿的景象和矿工的生活，他笔下的纪实文字今天看来仍跟现实没有太大出入。进入矿区，不论是空中充满油烟的雾霾，还是那种几乎处于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劳动条件，都让人想起一百年前的威尔士。

进入矿区前，要经过三道岗哨，接受警察检查。正如我们所料，突破第一道关卡最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当警察质询我们到洛塔－施瓦格做什么时，我们费了好一番唇舌才解释明白。不过，我能对答如流，自己都有点惊讶。我解释道，我们此行是来自然公园观光——它算得上整个美洲最漂亮的公园之一——古老高大的南美杉闻名遐迩，雕塑群新奇罕见，还有象征命运的孔雀和黑颈天鹅在其间闲庭信步。我们要借用这片风景名胜拍一部广告片，向全世界传扬南美杉的美名，推出一款同名香水，向这片田园牧歌般的土地献礼。

没有哪位智利警察能抵挡这冗长的解释，特别是言辞间还如此夸张地盛赞了他祖国的美妙风光。警察当即表示欢迎，可能还把我们到访的消息通知了第二个检查岗哨，因为经过那里时没有查验证件，却搜查了手提箱和汽车。唯一引起他们兴趣的是那台超8毫米摄影机——虽然不是什么专业型号——因为在矿区拍摄是需要书面许可证的。我俩对检查者声明，只想开车到山顶上瞧一瞧有雕像和天鹅的公园；最后，我试图用流露贵族派头的冷漠态度结束这番辩白。

“我们对穷人不感兴趣。”我告诉他们。

一位警察心不在焉地检查他碰到的每一件物品，没抬眼回答我说：

“我们这里都是穷人。”

警察搜查完毕，表示满意。半小时后，我们爬上陡峭而狭窄的山间小道，没受到任何繁冗手续的骚扰就驶过了第三个岗哨，终于抵达了公园。公园是一处奇特的所在，著名的酿酒商堂马蒂亚斯·科西尼奥为他心爱的女人修造了这个地方。为讨佳人欢心，他把全智利各地的珍稀树种汇聚于此，此外还弄来了各色神奇动物，请人雕塑了代表欢乐、忧伤、思念与爱情等心理状态的难以考证的女神像。公园深处有一座童话般的宫殿，从宫殿平台上可以眺望太平洋，直到世界的另一边。

整个早晨我们都拿着超8毫米摄影机拍摄之后摄制组计划取景的地方，此时他们正在办理许可证。就在我们刚开始拍摄时，一名警卫走过来说，这里严禁拍摄，连最普通的照片也不行。我们把计划拍摄一部广告片向全世界做宣传的故事重讲了一遍，可警卫仍旧要我们遵守规定。不过，他倒是提议陪我们到底下的矿区，直接向他的上级提出申请。

“我们现在不拍了，”我对他说，“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走，这样你更放心。”

他同意了，我们又跟他重新游览了一遍公园。他年纪不大，面容愁苦。弗朗奇一直跟他交谈，我则是不得不开口时才搭一句腔，免得暴露了蹩脚的乌拉圭口音。有一会儿，警卫想吸烟，我们就把身上的香烟全塞给了他。于是他就留下我俩单独拍摄，直到我们认为该拍的全都拍完了，才停歇。不只拍摄了上层公园，还拍摄了下面的矿区外景。我们明确了感兴趣的机位、角度、镜头、距离和大公园的整体外景，还有下面矿区里矿工和渔民杂居共处的艰苦环境。天堂和地狱并列在眼前，几乎叫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海鸥栖息的餐吧

我们下山时已是午后，正赶上汽船出海。这些汽船每天都要载着携带破旧家什、炊具和家禽的一家老小，跨过危险可怖、翻滚黑色巨浪的大海，到附近的圣玛利亚岛上去。煤矿坑道深入海底，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矿工在悲惨的条件下整日劳作。外面，坑道入口，数百个男人和领着孩子的妇女像鼹鼠似的刨地，想用指甲抠出一点煤渣。山上，公园里树木蓊郁，氧气充足，空气纯净而新鲜。山下，人们只能在雾气中呼吸着煤烟，不仅肺部生疼，支气管还会有煤烟沉积。从山上眺望，海洋美得超乎想象；可从山下看，洋流浑浊，轰然作响。

这里曾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政治力量与情感力量的一座重要堡垒。一九五八年爆发的著名的“矿区进军”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矿工们组成紧凑而沉默的游行队伍，黑压压一片，高举旗帜和横幅，通过比奥比奥大桥，占领康塞普西翁，以斗争的决心向当时的旧政府发出挑战。智利导演塞尔西奥·布拉沃的影片《人民的旗帜》记录了这一场景，这部片子是智利最激动人心的纪录片之一。阿连德当时就在现场，我想，正是在那一刻，他终于赢得了全体人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久支持。后来，在他担任总统后，最初的一次巡访就是在洛塔广场与矿工们对话。

我当时也在总统随行人员之列。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像阿连德那样一个年过六十仍自称保持着青春活力的人，那天却发自肺腑地说：“我已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差不多是个老人了。”那些形容憔悴、备受摧残、沉默寡言的矿工们，多年来被兑现不了的承诺深深伤害，那天却毫无保留地与总统交谈，成为他胜利的坚实堡垒。正如那天他在洛塔－施瓦格做出的承诺一样，他入主政府后最早的政策之一，便是将矿业国有化。而皮诺切特则是让矿业重新私有化——私有化是他针对一切部门的政策，包括墓地、铁路、港口，甚至是垃圾回收。

完成矿区拍摄计划后，下午四点，我们途经塔尔卡瓦诺返回康塞普西翁，一路上没碰到军方或民政部门的任何阻挠。下班回家的矿工们推着独轮车，车上载着从矿上废料中拣出的煤渣。想在浓雾中驾车穿过独轮车队与矿工人流并不容易。鬼魅一般的瘦小男人，矮小却强壮的妇女，肩扛沉重的煤渣袋子，这些梦魇中走出的形象在黑暗中骤然显影，车灯几乎无法将他们的轮廓照亮。

塔尔卡瓦诺是培养士官生的海军学校所在地，是智利主要的军港，这里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政变发生后的几天里，这座城市被选为押解政治犯前往地狱般的道森岛的集结地，因而变得恶名昭彰。城市街头聚集着衣衫破烂的矿工，也能看见身穿雪白制服的年轻士官生。这里的空气被鱼粉厂的腥臭味、造船厂的沥青味和海水的腐臭味所侵染，叫人难以呼吸。

情况跟我们预想的完全相反，针对旅客的军事管制并不存在。大部分房屋都黑洞洞的，只有几扇窗户里透出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煤油灯光。自从早餐喝了冰咖啡以后，我们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因此当始料未及地遇到一间灯火通明的餐吧时，几乎把它当作童话里的幻景。尤其在发现室内满是从海边平台飞进来的海鸥时，幻景的感受便更强烈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鸥，更没见过这么多海鸥从暗处飞来，在无动于衷的顾客头上乱撞，仿佛失明般，晕头晕脑地在各处发出剧烈的碰撞声。我们在晚餐时分才吃上早饭，品尝着诞生于史前时代的智利海鲜，盘中海产还带着冰冷深海的余味。就餐后我们驾车返回康塞普西翁。开往圣地亚哥的列车已经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才赶上车，因为租车公司关门了，到处找人还车差不多耽误了四个小时。

[1] 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 Gabriel González Videla，1898－1980），智利第24任总统，1946年至1952年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