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都市外围，那些规模庞大的贫民窟叫作“棚户区”，某种意义上，这些地区也是“被解放的领土”——正如阿拉伯城市里的“卡什巴赫”。棚户区居民饱经贫穷历练，发展出一套惊人的、迷宫般的文化。警察和军队若非考虑再三，绝不敢贸然进入这片穷人的蜂巢：在这些街区，一头大象都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入侵者必定会碰上最独特也最灵活机动的抵抗，老套的镇压手段将无处施展。民主制选举期间，这一历史条件让棚户区成为最关键的活动据点，因此，它们历来叫政府头疼不已。对我们而言，棚户区同样关键，因为我们要用纪实电影手法捕捉群众对独裁政权抱有怎样的态度，对萨尔瓦多·阿连德又怀有怎样鲜活的记忆。

首先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对眼下与独裁者缠斗的国内年轻一代来说，流亡领袖的鼎鼎大名没什么意义。他们当然是英雄传说里的主人公，但对当下现实没太大影响。虽然听上去有些矛盾，但这一点恰恰是独裁政府最严重的败笔。本届政府上台之初，皮诺切特将军宣称他的意志是持续掌握政权，直至把民主体制的最后痕迹从未来几代人的记忆里抹除干净。然而，他万万没料到，自己的政权反成了这种灭绝企图的牺牲品。不久前，一群智利年轻人仅凭石块在街头与警察对峙，这个群体搞地下武装斗争，参与秘密政治活动，想建立一个他们自己尚不清楚的新政体。年轻人的激进势头让皮诺切特震怒，他气急败坏地叫嚷，说年轻人之所以激烈反对他，是因为他们对智利的民主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支撑着历史。在棚户区，对记忆中的阿连德的崇敬已经到了神化的程度。首先，我们最感兴趣的方面，是了解人们的生活状态、对独裁的厌恶态度，以及他们富于想象力的斗争方式。有关这一切，受访者都由衷而坦率地回答，但答案总是离不开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怀念。各式各样的证词可归结为一句话：“我一直投票给他，从来不投其他人。”正因如此，阿连德一生中多次成为总统候选人。最终当选前，他曾开玩笑说，将来自己的墓志铭不妨用这句话：“这里安眠着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未来的总统。”虽然连续四次被提名总统候选人后才最终当选，但阿连德此前也曾担任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多次连选连任。不仅如此，在漫长的议员生涯中，他曾担任过智利这个狭长国度北起秘鲁边疆、南至巴塔哥尼亚的众多省份的候选人。因此，他不仅了解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土地上的居民、居民的多种文化以及他们的苦难和梦想，也让全国人民都熟识了血肉鲜活的他。跟那些只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或仅在广播里夸夸其谈的政客不同，阿连德的政治生活在平民百姓家展开，他挨家挨户巡访，与人们直接而亲切地交流，这种做法和他的实际职业“家庭医生”是一致的。他能洞悉人心，在政坛又有种近乎动物本能的直觉，这唤起了人们对他不易厘清的复杂情感。阿连德担任总统后，某次游行中，一位男子高举一块不寻常的标语牌站到总统座席前方，牌上写道：“本届政府烂得像屎，但它是我的政府。”阿连德站起身为他鼓掌，走下来与他握手。

在我们长途跋涉全国的行程中，没发现有哪个地方未曾留下他的痕迹。总能听到关于阿连德的掌故：有人说阿连德跟他握过手，有人说阿连德是他儿子的教父，有人说阿连德从他家庭院摘下树叶，熬成汤药替他治好了严重的咳嗽，或是为他谋了一份工作，又或是替他赢了一盘棋。阿连德碰过的东西全都变成了人们悉心保留的圣迹。在我们未曾留意的地点，人们会指着一把比其他器物保管得更精心的椅子，说道：“他曾在上面坐过。”或者拿出几件小手工艺品给我们瞧：“这是他送我们的礼物。”一位十九岁的姑娘，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当时也怀有身孕，她告诉我们：“我总是教育我儿子谁才是总统，尽管我自己不怎么了解他，他逝世时我才九岁。”我们问她，还有哪些印象？她回答说：“那时我和我父亲在一起，我看见他站在阳台上演讲，挥动着一条白手绢。”在一间悬挂着卡门圣母画像的房子里，我们问女主人，当年是否曾是阿连德的支持者，女士回答说：“不能说曾是，现在仍然是。”言毕她取下圣母像，后面藏着一张阿连德肖像。

他执政期间，民间市场上曾出售他的小型胸像，现在，这些胸像被供奉在棚户区各家各户的小祭坛上，祭坛边摆着花瓶和许愿灯。人们心中对他的追思持续高涨，这些人当中有曾四次给他投票的老者，也有人投过三次，还有在他最终当选那次助他一票的人，甚至连孩子们也经由别人讲述的历史而得知了他的故事。接受我们采访的好几位妇女异口同声地说：“阿连德是唯一谈到妇女权利问题的总统。”不过，人们很少直言他的姓名，只是说“总统”怎样怎样，仿佛他还在任上，仿佛他是唯一的总统，仿佛人们在等待他归来。留在棚户区居民的记忆里的，远不止他的形象，还有他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住房和食物没那么重要，我们想要他们交还的是尊严。”棚户区居民如是说，随后具体补充道：

“我们最想要的是两样被他们夺走的东西：发言权和投票权。”

两位虽死犹生的逝者

在瓦尔帕莱索，能感受到对阿连德更炽烈的崇敬。在这座熙熙攘攘的港口城市，他出生、成长，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做准备。在城中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鞋匠家里，他读到了第一批理论著作，也染上了对国际象棋终生的痴迷。他的祖父拉蒙·阿连德是智利第一所世俗学校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智利第一所共济会堂的奠基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后来在那里晋升为最高等级的大师。他一生值得追忆的政治活动最早发生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十二天”时期，传奇人物玛尔马杜克·格罗夫 [1] 策划了这场运动，此人的弟弟娶了阿连德的姐姐。

奇怪的是，独裁政府竟准许将阿连德下葬在瓦尔帕莱索，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本人所期待的长眠之地。没有讣告，没有葬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夜里，空军一架旧式直升机将遗体运送到这座城市，一路上南方凛冽的寒风从裂缝灌进机舱。陪伴遗体旁边的只有他的妻子奥尔滕西娅·布思和他的妹妹劳拉。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的一位前成员跟随首批突击队员冲进了拉莫内达宫，他向美国记者托马斯·豪瑟透露，自己见过总统的尸体：“头颅炸开，脑浆溅在地面和墙上。”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总统遗孀要求看一看躺在棺椁里的丈夫的遗容时，军官们拒绝掀开遮挡，只让她见了一具布单覆盖的人形。阿连德被安葬在圣伊内斯墓地的玛尔马杜克·格罗夫家族陵园里，墓前除了他遗孀摆放的花束再无他物，花束缎带上写道：“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长眠于斯。”独裁政府原以为用这个方法能冲淡民众的追悼，但这是徒劳的。他的墓地现已成为终年无休的朝圣地，墓石上永远摆放着无名者敬献的鲜花。为了限制祭奠活动，政府谎称遗体已迁往他处，但墓前仍是鲜花常新。

另一位继续受新一代崇敬的人物是巴勃罗·聂鲁达，到海滨黑岛故居纪念他的人络绎不绝。虽名为“黑岛”，但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居所既不在岛上，也非黑色。这里原本是从瓦尔帕莱索出发、沿圣安东尼奥公路向南四十公里处的一座渔村，村中有参天松柏间黄土铺就的小径，有时常掀起巨浪的绿色海面。巴勃罗·聂鲁达在黑岛有一所房子，那里现今成了全世界恋人的圣地。当意大利组还在瓦尔帕莱索拍摄最后几组镜头时，我和弗朗奇先一步赶到，提前制定拍摄方案。值勤警察给我们指点方位，告诉我们哪儿是木桥，哪儿是旅馆，哪些是聂鲁达诗句里描写过的地点，可最后他却告知我们，故居不准参观。

“可以在外面瞧瞧。”他说。

在旅馆等待摄制组到来的这段时间，我们领悟到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黑岛的灵魂。当他还在世时，这里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手中唯一的导游书就是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他们别无所求，只期望有机会偶遇诗人，或请他亲笔签名，留下黑岛旅行的回忆，就心满意足了。那段日子里，旅馆是个欢闹而嘈杂的地方，聂鲁达时不时现身，身穿色彩花哨的披风，头顶安第斯便帽，身躯庞大，行动迟缓，仿佛教皇一般。他到旅馆来要么是打电话——他怕受打扰，把自家电话拆掉了——要么是来找旅馆老板娘堂娜埃莱娜商量当晚在他家给来宾们准备什么样的晚宴。据说旅馆餐厅水准颇高，因为聂鲁达自己也是世界级的美食专家，能像专业大厨那样亲手烹饪佳肴。他对宴饮礼数非常挑剔，摆桌的细枝末节都不容马虎，会多次更换桌布、杯盘、餐具，直到与当晚菜肴搭配妥帖。他死后十二年，这一切都被萧索之风涤荡得干干净净。堂娜埃莱娜忍受不了怀旧的折磨，迁居圣地亚哥，小旅馆几近破败。然而，伟大诗作终归留下了一点痕迹：最近一场地震之后，黑岛每隔十到十五分钟就能感觉到大地的震颤，夜以继日，从不间断。

黑岛大地每时每刻都在震颤

我们走到松林浓荫掩映下的聂鲁达故居前。故居被大约一米高的木栅栏围住，这原本是诗人修建以保护私人生活的，如今，木板上已长出花朵。一块告示牌提醒游人，房子已被警方密封，严禁入内，严禁拍照。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巡逻警察走到跟前，他说得更明确：“这里禁止一切行为。”由于我们抵达前早就知道是这样，便令意大利摄影师提着笨重又显眼的设备，存心让检查岗哨没收，而实际暗中夹带一台更便携的摄影机。此外，摄制组分乘三辆汽车，为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就能把胶片送往圣地亚哥，假使我们被扣住，损失的也不过是正在拍摄的素材。倘若发生意外，他们就装作不认识我，我和弗朗奇只是两名不相干的无辜游客。

门从里面锁住了，窗户也用白色窗帘遮挡住。入口的旗杆上没有挂旗，因为原先升起旗帜表明诗人在家。不过，在这片凄惨景象中，花园里的盛况倒是引人注目，不知是谁把花圃打理得这样好。聂鲁达的妻子玛蒂尔德在我们成行前不久去世了。军事政变后，她就带走了家具、书籍以及诗人在漂流的一生中收集的所有神圣和富于个人趣味的收藏。诗人在世界不同地方有几套居所，风格都不算简洁，更确切地说，装饰繁复而夸张，令人炫目。大自然的激情被诗人捕捉，不仅融入他的诗作佳篇，还寄托于其收藏的奇特海螺、船首像、梦魇般的蝴蝶、异国情调的杯盏。在诗人的某一栋房子里，你会突然在书房中央撞见一匹已制成标本但仍栩栩如生的马。在他了不起的创造执念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写诗，而成就不那么显著、辉煌的，则是他随意改造房屋结构的任性之举。有套房子的改造很有创意，从客厅到餐厅必先到庭院里转一圈。诗人还备有雨伞，好叫客人不必因为到餐厅吃饭而淋雨着凉。这些荒唐事，没有人比他自己更自得其乐了。他的几个委内瑞拉朋友劝他，怪癖招致厄运，这些收藏品不吉利，可能让主人倒霉。听闻此言，他笑得差点背过气，反驳道，诗歌能破解一切厄运，而他用整整一屋子的骇人收藏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他的主要居所在圣地亚哥的拉普拉塔侯爵街上。军事政变几天后，他白血病旧疾复发，加之悲郁过度，在圣地亚哥的寓所逝世。寓所被负责镇压的军警分队劫掠，士兵们用他的藏书在花园里点起火堆。聂鲁达在巴黎为人民团结政府担任驻法大使期间，用诺贝尔奖奖金在诺曼底购置了一栋附属于古城堡的老马厩，将其改造成居所。那房子坐落在开满红莲花的水塘边。室内屋顶高挑，仿佛教堂的拱顶，诗人穿着长袍坐在床边接待访客，如主教般威严。阳光透过几扇玻璃彩窗照进来，在诗人周身洒上缤纷的色彩，熠熠生辉。他享受这栋房子的时光不到一年。

不过，在聂鲁达的读者看来，黑岛的房子跟他的诗作更相配。即便诗人去世后，房子处在无人看管的弃置状态，仍有新一代的爱慕者前来参观，而诗人在世时，这些年轻人都还不满八岁。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门户紧锁、阻人擅入的栅栏上画上一颗颗心，将名字首字母嵌进去，再刻上爱的誓言。多数誓言是同一主题的变体：胡安和罗莎阅读巴勃罗的诗而相爱；感谢你，巴勃罗，教会我们什么是爱；我们愿像你一样爱恋。还有一些话，警察未能阻止也没有及时擦去：将军们，爱情永不死去；阿连德和聂鲁达虽死犹生；一分钟的黑暗不会让我们失明。有些铭文镌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整个围栏给人的印象是，因为空间不够，几代人的文字层层叠叠写到一起去了。如果谁有耐心，能把恋人们全凭记忆写在围栏木板上的零散诗句整理出来，就能还原聂鲁达的诗歌全集。然而，给我们此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每隔十到十五分钟，这些文字就会随着从地心传至地表的震荡一起颤动，仿佛获得了生命。围栏想要跳脱地面，木板接合处吱嘎作响，杯子和金属器皿叮当碰撞，好像置身于一艘挺进中的游船。观者有一种印象，似乎整个世界都随着播种在住所花园里的深深爱意而震颤不已。

事实上，我们采取的所有防范措施都没必要。没人没收相机，也没人妨碍拍摄，因为警察都去吃午饭了。我们不只拍摄了事先设计的镜头，收获还比预想的要丰富。这要感谢摄影师乌戈，海上地震令他迷醉，他迎着一波波海浪，跨进齐腰深的海水里。浪涛发出远古的怒吼，不断拍击在礁石上。乌戈是在拿生命冒险，即使没有地震，桀骜不驯的大海也可能会把他甩到礁岩上。但没人能够阻止他。乌戈着魔似的盯住取景器，不受控地不停拍摄。熟悉电影这个行当的人都知道，想指挥或控制亢奋中的摄影师，那是不可能的事。

“格拉齐雅飞升上天”

正如我们之前所计划的，每卷胶片拍摄完后都被紧急送往圣地亚哥，好让当晚出发的格拉齐雅带到意大利。她的启程日期不是随意选择的。整整一星期以来，我们都在研究怎样将迄今为止拍摄的素材送出智利，虽然预先设想了几条秘密渠道，但哪套方案最保险却迟迟没能敲定。正在权衡之际，突然传来新任智利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弗雷斯诺阁下即将从罗马前来赴任的消息，他将接任年满七十五岁、即将荣休的席尔瓦·恩里克斯主教。席尔瓦主教是团结圣公会的灵魂人物，大众对他充满感戴之情，教士阶层也因他的激励而充满斗争觉悟，这使得独裁者不得不放弃幻梦。

确乎如此。在最贫困的棚户区，有些神父甘愿做木匠、瓦工、手工艺人，与普通居民一起胼手胝足地劳作，甚至还有些神职人员由于参加街头抗议而被警方杀害。政府迎接新主教的兴致原本似乎没那么高——新主教的政治态度还是个谜——相较而言，席尔瓦·恩里克斯主教卸任却让独裁者欣喜雀跃，政府于是批准戒严管制暂停数日，并呼吁所有官方媒体发布盛情欢迎弗雷斯诺主教驾临的新闻。与此同时，以防万一，皮诺切特将军将与家人及一批未透露姓名的年轻部长到智利北方巡视两周。显然他本人或任何一位部长都不宜出席效果难料的迎接仪式。由于相互矛盾的官方决策使人们感到困惑，在城里，实际能容纳六千人的武器广场上，仅有两千人到现场观看迎接典礼，而原先预估人数不会低于六千。

不管怎么说，可以预见，当天下午政府举棋不定，正好创造了将首批胶片送出国去的绝佳时机。我们抵达瓦尔帕莱索的同天晚上，收到了加密的信息：“格拉齐雅飞升上天。”情况是这样的：格拉齐雅到达机场时，发觉检查比往常更严格，但所幸机场也比平时更乱、更拥挤，警方反而协助她托运行李，帮她及时登上了新主教赴任所搭乘的那架班机。

[1] 玛尔马杜克·格罗夫（Marmaduque Grove，1878－1954），智利空军将领、政治家，1932年他策划成立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仅持续了十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