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周末，埃莱娜都焦急不安，因为我在康塞普西翁和瓦尔帕莱索持续拍摄期间，跟她中断了联系。万一我失踪了，她的职责是向各处告急，但她也明白，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即兴表演家，所以把预先约定的告急时间往后拖延了一点。星期六一整晚她都在等。星期天，发现人还没回来，她开始联络可能知道线索的人，但毫无结果。就在她把发出警报的最后期限设定在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之时，看见我走进了酒店，满腮胡茬，一脸倦容。她曾执行过许多重要而危险的任务，但她发誓说，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跟我合作时这样，替这么个不可控制的假丈夫操碎了心。这回她又有理由抱怨了，而且抱怨得天经地义。她付出了不懈努力，经过屡败屡试的多次碰头和细致审慎的规划，才最终敲定当天上午十一点，跟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领导人秘密会晤。
这无疑是我们预先设想的所有行动里最艰难、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晤。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几乎集结了皮诺切特政变时刚刚小学毕业的那一代人里所有的热血青年。他们主张联合所有反对派来打倒独裁，恢复民主制，好让智利人民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完整的自主权。组织名称源自一八一○年智利独立运动当中一位富于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这个人物似乎具有轻松摆脱国内外一切监控的超人能力，在当时的智利爱国者被镇压，保皇党重新掌权之后，他始终在驻扎于阿根廷门多萨的独立军和智利境内秘密抵抗组织之间穿梭往来。那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因素与当代智利的情况何其相似。
采访爱国阵线领导人，是每个优秀记者梦寐以求的特权，我也不能例外。摄制组成员依照安排各就各位之后，我在最后一刻赶到约会地点。我只身一人，走到神佑街上一个公交车站前，手里拿着表明身份的信物：一份当天的《信使报》和一册《新动向》杂志。什么也不用做，我只需等待有人上前搭话：“您要去海滩吗？”我应该回答：“不，我去动物园。”这在我看来是个荒唐的接头暗语，因为深秋时节没人要去海滩，但爱国阵线的两位秘密联络员事后告诉我，正因为荒唐，才不会被别人误用或碰巧识破。这话有理。十分钟后，我开始担心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自己太过显眼了，而就在此时，我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的小伙子朝我走来，他左腿有点跛，头戴贝雷帽，我心想，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地下党。小伙子毫不遮掩地靠过来，趁他还没说出暗语，我抢先一步开口了。
“你就不能找一套别的行头？”我揶揄道，“凭你现在的穿着，连我都一眼认出来了。”
他先是惊讶，而后忧伤地瞄了我一眼。
“那么明显？”
“一公里外就暴露了。”我说。
这小伙子风趣幽默，身上完全没有密谋者的自以为是，所以刚一接触，就缓解了紧张氛围。就在他靠近我的同时，一辆贴着面包店招牌的小货车停在我面前。我上车，坐在副驾驶位置。小货车在市中心兜了好几圈，然后在不同的等候地点将意大利摄制组的几个成员依次接上车。随即又在五个不同地点分别将我们放下，接着用不同车辆分别将各人再度接走。最终，大伙在另一辆货车上重新碰头，而摄影机、灯光和音响设备早已装在货车上了。我并未感到自己正经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严峻冒险，更觉得像在出演一部间谍片。在兜圈子的环节，那位头戴贝雷帽、长着密谋者面容的联络员不知何时消失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位爱开玩笑的司机，但他工作起来却又一丝不苟。我坐在他旁边，摄制组其他成员坐在后面的载重车厢里。
“我带各位兜兜风，”他对我们说，“闻一闻智利海水味。”
他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开始在城里绕圈子，后来我已经不知道身在城市何处了。然而，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喝令我们闭上眼睛，说了句我已不大记得的智利方言：“好的，孩儿们，现在该‘困觉’了。”见我们没有反应，他便直截了当地命令道：
“好啦，现在把眼睛都给我闭得死死的，我让你们睁眼再睁开，谁要是不听话，咱们今天的事就拉倒！”
他跟我们解释，平时执行特别行动，他们会带来特制的盲人眼镜，这种眼镜的外观跟普通太阳镜没区别，但戴上之后会发现不透光。不过这一趟他忘了把眼镜带来。坐在后面的意大利人听不懂他的智利黑话，我只好给他们当翻译。
“你们都睡觉吧。”我对他们说。
于是他们更犯糊涂了。
“睡觉？”
“按我说的办，”我对他们说，“躺下，闭眼，我通知你们睁眼时再睁开。”
精准测距：十首博莱罗舞曲
他们挤在一起，躺倒在货车地板上，而我继续努力辨识着货车驶过的街区，但司机毫不含糊地对我说：
“您也照办，伙计，也给我‘困觉’吧。”
于是我把后脑勺倚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任自己在收音机里不断流淌出的博莱罗舞曲中漂流。劳尔·楚·莫莱诺，鲁乔·加蒂卡，乌戈·罗马尼和莱奥·马里尼，那些永恒不朽的博莱罗曲啊。岁月流逝，一代人走了一代人来，但智利人对博莱罗曲的倾心，任何国家的人都比不上！每隔一段时间，货车就会停下来，接着传来一阵含糊不清的低语，然后就听到司机喊：“嘿，再会了！”我想，他肯定是在跟路线关键点的战友们讲话，汇报沿途情况。有一刻，我试图睁开眼睛，以为司机不会瞧见，谁想他早已挪动了后视镜，以便在驾驶和跟联络人交谈之余，还能用目光扫视我们。
“注意哦，”他对我们说，“只要谁一睁眼，咱们就掉头回家，兜风结束！”
我赶紧紧闭双目，开始随着收音机哼唱：“痴心献伊人，伊人知我心……”躺在货车车厢里的意大利人也跟着我唱。司机情绪高涨了。
“孩儿们，这就对啦，继续唱吧，唱得不赖。”他又说，“有我在，你们放一百个心。”
流亡之前，圣地亚哥有些地方，我闭着眼睛也能认出来：从陈年脏血的臭味，能分辨出屠宰场；从机油味和铁道建材味，能分辨出圣米格尔区；我在墨西哥旅居多年，一闻到造纸厂那不容混淆的味道，就知道离古埃纳瓦卡区的出口不远了；凭石油精炼厂的烟味，就知道到了阿兹卡波查尔科区。但那天中午在圣地亚哥，虽然在唱歌之余，我受到好奇心驱使而不断搜寻，却没闻到任何熟悉的气味。十首博莱罗舞曲播放完毕，货车停了下来。
“别睁眼，”司机急忙吩咐道，“现在我们小心地挨个儿下车，大家手牵着手，别摔坏了屁股。”
于是我们照办，开始沿一条起伏的沙土路上上下下，这条路可能相当陡，而且背阴。最后我们来到一片暗处，不那么冷了，而且能闻见新鲜海产的味道。一时间，我甚至以为到了瓦尔帕莱索的海边，但我们路上没走那么久。当司机命令我们睁开双眼时，我们发现我们五个人正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四壁清洁，家具廉价却保养良好。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衣装考究的年轻人，他脸上相当随意地粘着一道假胡子。我忍不住笑出声。
“你得化妆得仔细点，”我对他说，“这个假胡子谁也骗不了。”
他听完哈哈大笑，随手扯去了胡子。
“刚才太匆忙了。”他解释道。
窘境彻底打破，大家有说有笑地进了另一个房间。房间里，一个年纪轻轻的男子头裹绷带，卧在床上，似乎在闭目养神。此时我才发现，我们到了一座设施齐全的地下医院，而床上的伤员正是费尔南多·拉雷纳斯·塞格尔，智利政府头号通缉犯。
他二十一岁，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中坚力量。两周之前，某天夜里凌晨一点，他没带武器，独自一人驾车返回圣地亚哥自己家时，被四名端着机关枪的便衣包围了。没人向他下命令，也没人发问，其中一人隔着车窗玻璃举枪射击，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划伤了颅骨。四十八小时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四位骨干在枪战中把他从雪山圣母医院营救出来，送到了抵抗组织的四家秘密医院之一。此前，他在警方监控下处于昏迷状态。我们采访当天，他已在康复阶段，面对我们的提问也能侃侃而谈。
这次会晤之后没几天，爱国阵线最高指挥部接待了我们，见面程序还保持同样的间谍片似的谨慎风格，但有一个显著差别：这次不是在地下医院，而在一栋舒适、温暖的中产阶级私宅，家中收藏有一整套音乐大师的唱片，设有一间典雅的文学阅览室，其中大多数藏书都经翻阅，这一点不少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都做不到。起初的设想是，让组织领导人戴上兜帽接受采访，但最后决定用布光效果和取景角度来解决，确保他们的身份不暴露。正如影片中所见，这样的采访影像更有说服力，也更有人情味，不像传统的采访秘密领袖的效果那么阴森可怖。
结束了一系列与公众人物和秘密人士的会谈采访后，我和埃莱娜达成协议，她先返回欧洲进行常规工作，她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肩负的政治任务干系重大，除了非她莫属的情况，没必要让她长时间置身险境；况且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经验，足以让我在没有她协助的情况下完成影片的收尾工作，这部分任务估计没那么危险。直至今天，我再没见过埃莱娜。当望着她走向地铁站，再次身着苏格兰裙和女学生的软皮鞋时，我才意识到，经历了长时间的伪装恋情和共同的担惊受怕之后，我对她的思念远比想象的更加强烈。
考虑到外国摄影团队可能会被不可抗拒的势力驱逐出境或禁止继续拍摄，国内抵抗组织的一个部门从自己队伍里选拔了一批青年电影人，来协助我拍摄。选得再合适不过了。这支团队像其他组一样优秀，办事高效，成果显著，而且他们了解工作性质，因此热情更高。他们的政治组织向我们保证，这支团队不仅值得信赖，而且身经百战。后来，当外国摄制组需要更多人手在棚户区拍摄时，这支智利摄制组还负责组建新的摄影队，新团队又派生出更新的团队。到了最后一周，我们有六支智利摄制组在不同地点同步工作。这批年轻人还让我更充分地体会到，新一代有决心把智利从军事独裁的灾难中解放出来，而且不急不躁，卓有成效。虽然年纪轻轻，但他们每个人不光对未来满心憧憬，还早已有了不为人知的成绩和未曾宣扬的胜利，这一切，他们都以极大的谦逊藏在心中。
包围圈开始收紧
我们采访爱国阵线领导人的那几天，法国摄制组出色完成了预定计划，从北方回到圣地亚哥。北方影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历史上，那里是智利各党派形成的关键区域。从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巴伦在二十世纪之初创建第一个工人党到萨尔瓦多·阿连德，我们可以看出，北方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延续性。该区域是世界上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际，英国人就在那里推进工业化，由此促进了智利工人阶级的诞生。无疑，在拉丁美洲举足轻重的智利社会运动也诞生在北方。阿连德上台后，他最有效、也最冒险的政策就是铜矿国有化。而皮诺切特上台伊始，最早的政令之一，就是重新将铜矿出卖给旧主。
法国摄制组负责人让·克劳德的工作报告详细而丰富。我得想象这部分影像出现在银幕上的样子，以免破坏影片的整体性，因为只有等完成所有工作返回马德里后才能看样片，到那时再做调整恐怕为时已晚。我和让·克劳德会面，但没有约在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在那个非凡的秋日早晨游荡在城市各处，边走边谈。这固然有安全上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比在智利故乡散步更惬意的了。我俩在市中心散步，登上乘客稀少的公交车，在人流如梭的地段喝咖啡，就着啤酒吃海鲜，天黑了才发现离酒店已经很远了，于是钻进了地铁站。
我不熟悉圣地亚哥地铁，虽然这项工程此前由弗雷政府着手修建，阿连德政府继续推进，但直到军事独裁期间才竣工。地铁的清洁和高效令我惊叹，而同胞们早已适应地下出行，显得悠然从容，同样叫我意外。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探索过这个空间，因为一时没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来申请拍摄。不过，想到地铁是法国人协助修建的，让·克劳德领导的法国摄制组就有理由工作了。走到佩德罗·巴尔迪维亚车站时，我俩正在商量这件事。刚迈上出站口的台阶，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人正在监视我们。的确如此。一个便衣警察正对我们虎视眈眈，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半路碰上了。
那时，我已经学会在人群中辨认便衣警察。虽然他们自以为穿着便服，但那样的外表谁也不会认错：他们都穿着过时的、长至膝盖的深蓝色外套，留着入伍新兵式的寸头。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看人的方式，因为普通智利人从来不注视路上的行人，走路或开车都目不斜视。因此，假如某个体格魁梧的男人明知自己被发觉了还盯着你瞧，就能立刻推断出他是个便衣警察。此时他双手插在厚呢子大衣的口袋里，嘴上叼着烟，因为烟熏而眯起左眼，差不多是电影里侦探形象的拙劣模仿。不知为何，我猜想他会不会就是“胖子罗莫”。罗莫是独裁政府雇佣的一名杀手，曾伪装成激进的左派，不少地下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是被他告发而惨遭毒手的。
我承认盯着他看是个严重失误，但那不可避免，因为当时不由自主，是一股下意识的冲动。而后，同样出自本能冲动，我先往左看，再往右瞧，发现了另外两个便衣警察。“随便跟我聊点什么，”我低声对让·克劳德说，“只说话，别打手势，也别往四处看，什么都别做。”他领悟了我的意思，我们两人继续若无其事地往上走，直到走出地铁站。夜幕已经降临，空气比前两天更暖和、更清新，有很多人沿着阿拉梅达大街疾步回家。于是我跟让·克劳德告别：
“你快撤离吧，”我对他说，“稍后我跟你联系。”
他往右跑开了，我则朝反方向混入人流。一辆出租车从我面前驶过，就像是我母亲专门派来的。我立刻叫住它，钻进车里，回头望见三个便衣从地铁口出来，四顾茫然，不知该追踪让·克劳德还是追踪我。出租车驶远，三人消失在人流中。经过四个街区之后，我跳下车，往相反方向打了一辆车，接着又换乘一辆，再换乘一辆，直到看起来他们不可能再跟踪我为止。唯有一件事，我当时没想通，现在也没搞懂，那就是便衣为什么追踪我们。碰到第一家电影院时，我让出租车停下，也没看清正在放映什么就钻了进去。纯粹是职业病，我一如既往地坚信，没有比电影院更安全、更适合思考的环境了。
“先生，喜欢人家的翘臀吗？”
原来影院节目是先放电影，后进行现场表演。我还没坐稳，放映就结束了。灯光亮度打到一半，节目主持人走上台来，把后面的演出吹得天花乱坠。我惊魂未定，不住地回头看影厅门口是否有人尾随我进来。结果邻座也纷纷回头，这种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几乎是人类行为法则，就像大街上有人望天空，周围人群肯定也会停住脚步，举头研究别人究竟在看什么。不过在这座影院里，毫无疑问还有一条额外的理由。这地方整个都不太对头。装潢，灯光，情色电影，特别是台下清一色的男观众，真不知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各个都长着逃犯的面孔。所有人都像隐姓埋名的可疑分子，而我比其他人显得更可疑。对任何警察来说，不管有没有证据，眼前都堪称一场嫌疑犯大会。
演出安排让现场违禁表演的氛围越发强烈了。主持人逐一介绍舞台上的脱衣舞娘，不过那些描述用到菜单的一道道菜肴上可能更合适。女郎们上场时比她们降生人间那会儿还要赤裸，浑身涂脂抹粉，想炮制些许自己不具备的气质。她们纷纷登台亮相后，舞台上只留下一个身材浑圆的黑皮肤姑娘，她搔首弄姿，摆出口型，假装在演唱萝西奥·胡拉多 [1] 的歌，其实不过是播放出来的震耳的唱片录音。我正盘算着何时开溜，那黑姑娘手拿拖线话筒走下了舞台，一边开下流玩笑，一边向观众提问。我拿捏着逃跑的好时机，却突然发现自己被罩在追光灯下，紧接着传来了假冒萝西奥的粗鄙嗓音：
“嘿，那位先生，您的秃头真是太优雅了。”
指的当然不是我，而是另一位，但不幸的是，那位先生同时也是我，我不得不替自己伪装的角色回答。女郎拖着话筒线走到我跟前，说话时离我很近，我都能闻见她呼吸里的大蒜味。
“您觉得我的臀部怎么样？”
“很美，”我对着麦克风说，“你还指望我说什么呢？”
然后她转身背对着我，在我眼前摇晃屁股，几乎碰到我的脸。
“先生，喜欢人家的翘臀吗？”
“喜欢，”我说，“怎么能不喜欢。”
我每一次回答之后，扩音器里紧跟着都会传出录制好的哄堂大笑，就像美国电视上的弱智娱乐节目。这种音效还真必不可少，因为影厅里没人笑，众人看起来都希望自己变成透明人。脱衣舞女郎离我更近了，蠕动着贴向我的脸，原来她是想让我看清她屁股一侧的痣，那颗黑色的痣上长着毛，像只蜘蛛。
“喜欢人家的痣吗，先生？”
她每问一个问题，都会把话筒贴在我嘴上，好让我的回答高声传出去。
“当然，”我说，“你浑身上下都美极了。”
“那先生，假如我提议咱俩在床上过一夜，您会怎么对我呢？来吧，把你的心思统统讲出来。”
“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回答，“不过肯定很销魂吧。”
折磨人的问答没完没了。而且我在慌乱中忘记了要伪装乌拉圭口音，临了还想弥补这个失误。于是她模仿我含糊的口音，问我从哪儿来。我解释之后，她惊呼道：
“乌拉圭人床上功夫可厉害了，您怎么样？”
我别无退路，只好沉下脸来。
“对不起，”我说道，“请别再向我提问了。”
她发觉跟我已经无话可谈，便转身寻找下一个对话者去了。某个时候趁着退场不会惹人注意，我迅速逃离了影厅，往酒店走的一路上心里越发惶惑不安，怀疑当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绝非偶然。
[1] 萝西奥·胡拉多（ Rocío Jurado ，1946－2006），西班牙女歌手、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