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埃莱娜提供的联络网，我还约旧友筹划了一支从旁协助的工作队，这支工作队又帮我招募了几支由智利人构成的摄制组，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在棚户区畅行无阻了。从康塞普西翁刚回来的那几天，我第一个联系的人是埃洛伊莎，她是一位优雅漂亮的女士，嫁给了某著名实业家。她还把自己的婆婆介绍给我，这位孀居的七十多岁老太太机智果敢，虽然平时孤独度日，看电视剧消磨时光，但她心中的金色梦想却是在现实生活里作为主角，来一场真刀真枪的胆大冒险。

我和埃洛伊莎在大学期间就一同参加过政治活动，萨尔瓦多·阿连德最后一轮总统大选期间，我俩曾在竞选宣传部门共事，那时友谊就已经很牢固了。刚入境智利那几天，我碰巧听说她现已成为一家公关公司的明星人物，便忍不住想打个匿名电话，证实一下那是不是她。接电话的嗓音沉静而果断，确实像她，可谈吐间某些措辞又让人心生疑惑。于是当天下午，我只身来到孤儿街上一家咖啡馆蹲守，那里能望见她办公室的门口，不久她本人便出来了。虽然我俩都经历时光洗练，但十二年的光阴竟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甚至比从前更加端庄、更加美丽了。那天我还进一步确认了她身后没跟着那种穿制服的司机，作为有影响力的资本家的妻子，雇私家司机是很寻常的事，可她却是亲自驾驶一辆银光炫目的宝马635轿车。于是，我给她寄了一封短笺，信上只有一句话：“安东尼奥在这里，他想见你。”安东尼奥是我大学期间参加政治运动时用的化名，这名字她熟悉，我相信她没忘。

我判断得没错。次日中午一点整，银光闪耀的豪车从阿波琴多街的街角转过来，而后减速停在雷诺车经销处前。我跳上车，带上车门。埃洛伊莎错愕了一下，直到我嘿嘿地笑出声，她才认出我来。

“你疯了！”她说。

“这还用问？”我回答她说。

我们商量去我初到圣地亚哥的时候独自光顾过的那家餐厅吃午饭，但今天餐厅门前却封上了木板，上面的说明更像是一句墓志铭：“本店永久歇业。”于是我们去了周边一家我比较熟悉的法式餐厅。名字记不清了，但餐厅环境相当舒适，服务也好，正对着全城最知名、最雅致的一家汽车旅馆。埃洛伊莎发现旅馆前的轿车有不少属于她公司的老顾客，她打趣说，我们两人吃午餐的工夫，那些名流们正忙着寻欢作乐呢。她开玩笑时那种成熟的气度，一直让我很欣赏。

我直入正题。我毫无保留地告诉她这次秘密潜入的初衷，然后恳请她帮忙物色几个联络人，像她这样受到阶级特权保护的女性，做这项工作的风险相对小一些。当时，还没有合适的政界人物出手帮忙，我们在棚户区拍摄处处受掣肘。我建议埃洛伊莎帮我联络几位人民团结时期我们共同的朋友，对我来说，他们隐蔽在蛰伏的迷雾之后，寻找起来着实不易。

她不仅怀着极大的热情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接连三个晚上陪我参加秘密集会。乘坐她驾驶的那辆尊贵轿车前往某些城区，风险应该会小一些。

“没人相信宝马635的车主是独裁政府的敌人。”她戏谑道。

多亏了这辆车，有一天晚上我才没被逮捕。那天我和埃洛伊莎在某个秘密集会上碰上了一次停电，因为那些日子，抵抗组织曾多次破坏供电系统。有关停电的情报，集会负责人预先就告知我们了：第一次断电持续大约四十分钟，第二次一个小时，最后一次圣地亚哥全城将断电两到三天。这场秘密会议很早就开始谋划，因为考虑到断电期间镇压部队将极度紧张，近乎歇斯底里，会不加区别地在街头大肆围捕，手段也将异常残酷。再加上还有宵禁。但最后关头，断电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些不便，当天会议的主要事项还没谈完，第一次停电就开始了。

会议的政治领导人叮嘱我和埃洛伊莎，稍后灯一亮就立即离开，其他人再分头撤离。我们依计划行动，供电系统刚一恢复，立刻驾车从山脚下一条没铺柏油的大路离开。意外的是，转过一个弯道，却迎头撞见国家情报中心的车：几辆小卡车分列道路两侧，夹出一条甬道。便衣特工手持微型冲锋枪。埃洛伊莎试图停车，我劝她别停。

“不停不行吧。”她说。

“继续开，”我宽慰她，“别紧张，继续跟我聊天，继续说笑，他们不命令停车你就别停。合法证件我都备齐了。”

说话间，我摸了一下口袋，五脏六腑顿时凉透了：装证件的钱夹我没带在身上。一个便衣往路中间一站，举手示意停车。埃洛伊莎只得停下。那人走过来，用手电筒的光照亮了我们两人的脸，又向车内扫了一圈，一句话也没说就放行了。埃洛伊莎说对了：没人相信这辆豪车的主人有政治威胁。

会跳伞的老祖母

正是那几日，埃洛伊莎把自己的婆婆介绍给我认识。从第一次见面起，我们就一致决定把这位老太太叫作克莱门西娅·伊绍拉，至于当时是怎么冒出这个念头的，现在也说不清了。事先没打招呼，我俩在某天下午五点跑到高档社区七二七号的奢华私宅里拜访了她老人家。一进门就瞧见老太太像平常一样安详地饮茶，品嚼英国饼干，不过客厅里还回荡着重型武器扫射时子弹的呼啸声，电视荧屏上正播放血腥场景。老太太身着私人定制的名牌礼服，戴着帽子和手套。她习惯在下午五点喝茶，即便孤身一人，也要打扮得像参加生日宴会一般整齐。不过，这套近乎英国小说的生活排场跟她本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符。虽然她婚后育有子女，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加拿大学习驾驶滑翔机，在跳伞方面也取得了优异成绩。

得知我们是请她帮忙完成一项事关重大而危险的地下行动，老太太立即应道：“好啊！这里的生活太无趣了，不外乎是怎么穿衣打扮才更优雅，忙了半天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不过，等我向她透露，具体目标是在难以进入的城区寻找五位旧友，她似乎大失所望。

“我还以为，至少是让我放炸弹呢！”她说。

我不想通过抵抗组织的常规渠道寻找这五个人。他们都是早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就跟我合作过的。五人当中无人流亡。其中一人就是在军事政变当天通知艾丽，说军方要在智利电影公司大楼前枪毙我的那一位。另一人在政变后第一年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出来后继续在圣地亚哥生活，表面上过着寻常日子，实际上不知疲倦地从事地下政治工作。另一人在墨西哥待了一阵子，在那里联络智利流亡者，而后凭合法身份证件回国参加抵抗运动。还有一人在戏剧学院时就跟我合作过，后来和我一道创作过影视作品，现今他成了一名活跃的工人领袖。最后一人在意大利待了两年，回国后当了运输卡车司机，这背景一定能让他圆满完成联络工作。这五个人全都改换了住址、职业和身份，如何找到他们可以说全无头绪。在智利，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这样生活，换了跟一九七三年之前截然不同的身份，同时暗地里为抵抗运动工作。克莱门西娅·伊绍拉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关键线头，再顺势理出整个线团。

此外，她所做的试探性接触至关重要：向老友们透露我在智利的行踪并谋求帮助前，得判断一下他们的态度。我不知道老太太具体是怎么办到的。离开智利前，我没能找到充裕的时间跟她见面长谈，很多细节没向她多问，因为当时我还没想过要在本书中叙述她的冒险经历。她只是告诉我，她从没在电视上看过任何一部电影像她所经历的那样惊心动魄。

不过我知道她在棚户区奔波了好几天，东问问，西找找，所凭借的仅仅是我告诉她的那点儿几乎已从记忆中抹除的模糊线索。我建议她改变一下着装风格，以便混迹在穷人们中间能显得自然些，但她没听我的。行走在圣地亚哥屠宰场旁喧闹逼仄的小路上时，她仍旧穿着喝茶、吃英式小饼干的礼服。一位优雅的老妇人，流露出可疑的好奇心，反复打听某个似是而非的地址，谁要是突然碰上这么一位，肯定觉得十分诧异。但是，克莱门西娅·伊绍拉身上那种不可抗拒的亲切感和温暖的人情味，迅速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事实是，仅仅一周后，她就找到了五位失联者当中的三位，甚至还邀请他们到七二七号私宅聚餐，一场社交晚宴恐怕也不会比那次聚会更精致、更隆重了。就这样，第一支智利工作队问世了，紧接着拍摄各大棚户区的联络人也相继敲定。负责下一阶段联络工作的是一位可敬的小个子姑娘，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参与者：虽然她性格谦逊，丝毫不引人注目，但超乎寻常地勤奋，从事秘密组织工作也很有心得。在其运作下，拍摄棚户区期间没碰到任何麻烦事。大家用一个绰号称呼她，其实我们也只知道这唯一的称呼，既符合她的形象，也是对其勇气的赞颂：无敌小蚂蚁。

接近“通用电气”的漫漫长途

在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忙碌的同时，通过埃洛伊莎牵线，我利用拍摄间隙开始接触一些高层人士。一天晚上，我和埃洛伊莎在一家豪华餐厅等一位秘密联络员，那人最终没有现身。等人的时候，走进来两位胸前佩戴着徽章的将军，埃洛伊莎远远地朝他们招手，手势亲昵，这让我心底充满某种不祥的预感。其中一人走到我们的桌前，站着跟埃洛伊莎聊了几分钟社交界的琐屑小事，始终没瞟过我一眼。我不能确定那人的军衔，因为我一直没学会辨别将军们的星级和酒店的星级有何不同。等他坐回自己的餐桌，埃洛伊莎与我低声耳语，第一次向我谈到她在军界高层有些人脉，因为业务关系，她跟高级将领时有往来。

在她看来，皮诺切特政权不倒的原因之一是，他促使同辈将领们退休让位，同时把一批从前与他的资历相差甚远的青年军官提拔到高位。这批青年军官算不上他的盟友，几乎不了解他，但绝大多数遵从他的命令，无条件效忠。但与此同时，这也是皮诺切特政权的软肋：很多青年将领认为，他们不该为阿连德总统的死以及后来那些年的血腥镇压和篡权罪行负责，他们觉得自己的双手是干净的，因此他们相信，迟早要跟公民达成共识，非暴力地回归民主制。见我一脸惊讶，埃洛伊莎进一步说：至少她认识的一位将军准备把军界内部的深刻分裂公之于众。

“他正想着把一切说出来，不吐不快。”她说。

这个消息令我震动。说不定能将这样一段惊人的证词加入我的影片，这个念头完全颠覆了对未来几天的预想。不利之处是，埃洛伊莎不能冒险牵线，况且她也没时间筹划，因为两天后，她就要随丈夫赴欧洲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旅行了。

不过，几天之后，克莱门西娅·伊绍拉紧急把我召唤到她家，交给我一份埃洛伊莎留下的联络暗号，有了暗号就能联系到“通用电气” [1] ——我俩此前已给这位持异见的将军起了个秘密代号。那是一副单人电子象棋棋盘，尺寸很小，从第二天起，我就要带着它在下午五点到圣方济各教堂等候。

我已经不记得上次进教堂是什么时候了。但这回引起我注意的是，许多男男女女在教堂里读小说或看报纸，玩纸牌，做针线活，孩子们在玩猫捉老鼠一类的儿童游戏。那一刻我才领悟埃洛伊莎为什么留给我一副电子象棋棋盘，一开始我还觉得，走进一所教堂而不想引人注目，电子象棋大概是最不恰当的道具了。正如我抵达圣地亚哥的第一晚就在街边注意到的，人们喜欢待在傍晚的暗影之中，显得沉默而阴郁。其实，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智利人就是这副神情。阿连德在大选中占据优势那一刻，人们看到他胜利在望，于是巨变发生了，阿连德的胜利将智利骤然变成了另一个国家：人们在大街上载歌载舞，在街边墙上作画，在露天演戏、放电影，所有的人都融入群众游行的队伍中，每个人都不吝表达生活的欢乐。

连续两天，我一直跟另一个乌拉圭国籍的自己下棋，后来终于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女性的低语。我坐着，而她跪在我身后的靠背椅上，这样一来，她几乎是同我耳语。

“什么也别看，什么也别说，”她用忏悔似的低沉音调对我说，“记住我要告诉你的电话号码和接头暗号，我走后过至少十五分钟你再离开教堂。”

她起身走向主祭坛，我这才发现，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修女。我只需要默记暗号，因为电话号码我已经用卒子标记在电子棋盘上了。我本以为这条渠道能让我最终接近“通用电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几天，我严格按照指示拨打电话，但焦虑感与日俱增，因为电话那边总是重复同一句回答：“明天再联系。”

谁了解警方？

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让·克劳德带来了一条让我深感意外的坏消息。巴黎一份报纸根据法新社驻圣地亚哥分社传来的消息，刊登了一则新闻：有三名在圣地亚哥工作的意大利摄制组成员，出于不明动机在拉莱瓜贫民区拍摄，由于事先未申办许可证，现已被当地警方逮捕。

弗朗奇认为，我们已经触碰底线了。我则试图冷静地对待这则消息。让·克劳德并不知道除他们组之外还有跟我一道工作的摄制组，正如其他组不知道法国组的存在。他的慌张出自类比：既然有人处在跟他相似境地而被捕，那他也面临同样的风险。我努力让他放宽心。

“别担心，”我对他说，“跟咱们没关系。”

他刚一离开，我就动身去找意大利组，发现他们平安无事，正各司其职。格拉齐雅已从欧洲赶回来，归队工作。不过，乌戈证实说，法新社的消息在意大利也见报了，尽管意大利新闻社稍后已经辟谣。糟糕的是，这个假新闻却提到了三位成员的真名，且消息不胫而走。这毫不稀奇。独裁高压之下的圣地亚哥谣言满天飞，往往一天之内，新谣言便要经历酝酿而生，耸人听闻地添油加醋，最后消弭于无形的过程，但它们大多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意大利组的消息也不例外。前一天晚上，小组参加意大利使馆的一个接待晚会，那时关于他们的谣言已有不少；小组成员一进门，上前迎接的正是通信部部长，他用所有来宾都能听到的嗓门大声说道：“看见了吗？现在到场的就是被逮捕的三个囚犯。”

得知这条电讯以前，格拉齐雅就有个印象：有人跟踪他们。然后，使馆联欢会后他们回到酒店，察觉到似乎有人动过他们的行李箱，翻查过证件，但什么也没丢。或许是紧张引起的错觉，但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搜查以示警告。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相信，情况确实不妙。

当天晚上，我通宵没睡，写了一封致最高法院院长的长信。信里解释了秘密归国的情由，我想，手里应该备好这样一封信，以防突然被捕。这么做不是突发奇想，而是随着包围圈不断缩小，应急工作变得更加急迫而深思熟虑。不过，在最初的构思中，所谓信只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句子，犹如一个海难幸存者在投向大海的漂流瓶中留下的信息。但行文当中我才意识到，需要给自己的行动注入一种政治和人道上的合法理由，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传达千千万万像我一样抱恨流亡的智利人的情感。我多次提笔起头，又多次揉烂曾在上面反复修改的信纸；整宿我都把自己锁在昏暗的酒店房间里，某种意义上，这间斗室也是我在故土流亡期间的一处藏身之所。当长信最终完稿时，教堂早已敲响晨间弥撒的钟声，打破了宵禁的沉寂。在那个难以忘怀的秋日，第一缕阳光艰难地穿透晨雾，照进屋来。

[1] 原文为“General Electric”，即通用电气公司。其中“General”一语双关，暗指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