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里挂上新的标语旗，激动人心的口号悬在餐桌上方：

倒下并不丢人，而躺着则是耻辱。

轻盈敏捷，猎犬的速度、皮革的柔韧、钢铁般的坚硬。

每隔几周总会有教员消失，他们被战争的机器吞没。新教官是些一本正经、性情古怪的老人。维尔纳注意到他们都是残疾：瘸腿、瞎眼或者歪脸，也许是中风也许是之前战争的结果。学员们对新教官不屑一顾，新教官总是一点就着，维尔纳越来越觉得学校像一枚拉开弦的手榴弹。

学校里的电故障百出。莫名其妙地断电十五分钟，突然就恢复了。时钟忽快忽慢；灯泡一会儿亮得刺眼，一会儿不停地忽闪，最后爆裂，走廊里落下细碎的玻璃雨；变压器失灵，供电终止，一个接一个漆黑的夜晚；冷水浴和冰窖似的宿舍；看门人只能点着火把和蜡烛照明。所有的汽油都被送上了战场，几乎看不见有汽车进出学校；一头瘦弱的驴子负责运送粮食，拉车的时候它的肋骨暴露无遗。

维尔纳不止一次在切开的香肠里看见蠕动的、粉色的小肉虫。新学员的制服比他的制服粗糙廉价，他们来了没多久就开始接受实弹射击训练。就算巴斯蒂安现在发放石头和棍棒，维尔纳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然而，所有的消息都是好消息。豪普特曼的收音机里说：“高加索唾手可得，我们已经夺取油田，马上将占领斯瓦尔巴群岛。我们的大军神速。五千七百名俄国人被杀，我们只伤亡四十五人。”

每隔六七天，那两名死气沉沉的报丧官就会走进食堂，四百个人克制着四百张苍白的脸不去追随他们的脚步，但是他们的眼睛在转，脑子在动，在餐桌间寻找那个死了父亲的孩子。

他们停在某个学员的身后，那个学员总是先假装一无所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举起叉子、把食物放进嘴里、咀嚼。这时，通常是高个子的中士伸出一只手，搭在男孩的肩膀上，男孩抬起头望着他们，满嘴的食物，一脸的惶恐，起身跟着他们出去，两扇厚重的橡木门砰地关上。食堂里的人从死亡的边缘回过神来，慢慢地开始呼吸。

赖因哈德·韦尔曼的父亲倒下了。卡尔·韦斯特霍尔兹的父亲倒下了。马丁·布克哈特的父亲倒下了，马丁对大家说——就在他的肩膀被拍的那天晚上——他很高兴。他说：“一切最终不都死去了，而且很快，不是吗？有谁不愿意光荣地倒下，成为通往胜利之路的铺路石呢？”维尔纳想在马丁的脸上看到不安，但是他没找到。

各种疑问在维尔纳的脑子里接踵而来。人种的纯洁，政治的纯洁——巴斯蒂安提醒他们任何一种腐化都是可怕的。然而，夜深人静的时候维尔纳总感到纠结，难道生命本身不是腐化吗？人从呱呱落地开始便与世界密不可分。他们被索取，也被灌输。咽下一口食物、看见一束光芒——没有人能够纯洁。可是校长却这样坚持，并且帝国要为此测量他们的鼻子、标识他们的发色。

熵在封闭系统里不会减少。

晚上，维尔纳盯着弗雷德里克的床，薄薄的床板，可怜的脏床垫。现在，新来的迪特尔·费迪南德睡在那里，他是一个从法兰克福来的强壮的小男孩，总是带着一股吓人的狠劲儿完成所有的任务。

有人咳嗽，有人呻吟。河边，一列火车孤独地鸣笛通过。开往东边，火车都是朝东开的，翻山越岭地奔赴前线。即使他睡着了，火车也在开。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

维尔纳系好鞋带、高唱着歌走在队伍中，本分使然，他没有丝毫的懈怠。吃晚饭的时候，巴斯蒂安在餐桌间游荡。“比死亡更糟糕的是什么，孩子们？”

某个倒霉的学员被点名。“懦弱！”

“懦弱。”巴斯蒂安赞同地让男孩坐下，满意地点头离开。最近，校长越来越多地提起元首和当下最紧俏的东西——祈祷、石油和忠诚。元首需要的是他们效忠、高涨的情绪和靴子的皮革。维尔纳快十六岁了，他已经慢慢悟出元首真正需要的是男孩子。他们成群结队地走上传送带，等待被运过去。为元首放弃奶油、放弃饮料、放弃睡眠；放弃赖因哈德·韦尔曼的父亲，放弃卡尔·韦斯特霍尔兹的父亲，放弃马丁·布克哈特的父亲。

1942年3月，豪普特曼博士把维尔纳叫到办公室。办公室的地上凌乱地堆着没收拾好的箱子。猎犬不见了踪影。小个子男人在房间里踱步，听到维尔纳喊报告才停下来。他看起来无能为力、备受煎熬。“我被派到柏林。他们希望我在那里继续我的研究。”豪普特曼从架子上拿起一个沙漏放进箱子，苍白细长的手指悬在半空。

“这正如您所愿，先生。最好的设备、最优秀的人才。”

“就这样。”豪普特曼博士说。

维尔纳退出来。外面残雪堆积的操场上，三十个一年级的学员正在跑步，他们呼出的热气化作轻烟，转瞬即逝。油光满面、胖墩墩、令人憎恶的巴斯蒂安声嘶力竭。他抬起一只短粗的胳膊，男孩子们转身、举枪过头、冲刺，他们的膝盖在月光下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