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1648年出生于佛兰德斯。他的父母家和普通的佛兰德家庭别无二致，房子是用木头造的，屋顶铺了修剪平整的芦苇，就像小菲利普的刘海一样平。地面是用黏土砖新铺的，所以，家庭成员可以用木鞋底踏出的咔哒声宣示自己的到来。到了星期天，木鞋就常被换成皮鞋，费尔海恩家的一家三口会沿着笔直的长街、街边的白杨树走去维赫布洛克镇上的教堂。进了教堂后，他们落座，静待牧师；干了太多重活的双手会带着感恩之情伸向祈祷书，薄薄的书页、小小的字迹会增强他们的信念，相信他们能比脆弱的普通人更能持久忍耐。维赫布洛克教堂的牧师的开场白总是这句：“Vanitas vanitatum①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句问候语，实际上，小菲利普一直这样认为。

菲利普是个安静、平和的小男孩。他帮父亲在农场里干活，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他不会追随父亲的脚步。他不会每天早上去把牛奶倒出来，再混上给巨大的圆轮奶酪定型用的牛肚粉，也堆不出干净利落的干草垛。他不会在早春观察犁沟里有没有足够的积水。维赫布洛克镇的牧师让他的父母明白了：菲利普天资聪颖，应该在教堂学校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因此，十四岁的男孩开始在圣三一学院进修，那时候，他已显示出杰出的绘画能力。

若说世人分两种，一种能见微甄细，另一种只能看到囫囵整体，那我有把握这么说：费尔海恩显然属于前者。我甚至认为，他的身体生来就能在一种特定姿态中获得旁人无法企及的感受力——倾身伏在书桌前，双腿搁在椅子的横档上，脊背弓起来，手握羽毛笔，他就能心无旁骛，只专注于眼前的世界：由微小的细节构成的小宇宙；点线勾画之间，画像凭空而生。蚀刻和网线铜版印刻，都要在金属上刻出细纹、标志，在坚硬又光滑的金属板上作画，日以继夜反反复复，直到画面变得深刻。他对我说过，对立面总能带给他惊喜，证实他的想法：左与右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维度，确实能向我们展示出值得质疑、却正是我们天真地信以为真的本质。

虽然费尔海恩极擅绘画，也极其投入雕刻与蚀刻、染色与印刷，他却在二十多岁时前往莱顿攻读神学，想成为牧师，就像他的导师——维赫布洛克镇的牧师那样。

但是，甚至在更早之前——他对我讲述这些时，整个人都凑在那台无与伦比的显微镜上——那位牧师就常带他一起出门，在坑坑洼洼的乡路上走几英里，去拜访一位手艺非凡的镜头研磨师，一个被自己的族人驱逐的傲慢的犹太人，他是这样说的。这人住石屋，把房间分租出去，看上去桀骜又另类，所以在费尔海恩看来，每次拜访他都是大事件，哪怕他那时还太年轻，并不能参与任何一场畅谈，甚至连听都听不太懂。磨镜师显然认为自己适合一种别有风情、甚而乖张的仪态举止。他穿长袍，头戴尖尖的高帽，从没摘下来过。他看起来像一条线，一根垂直的指针——菲利普讲到这里，还跟我开玩笑说，如果你让那个怪人站到田里，说不定能当日晷用。各式各样的人聚在他家里，商人，学生，教授，他们会随意地坐在一棵大柳树下的木桌边，无休无止地漫谈。主人或某位来宾常常兴之所至就来一段讲演，只是为了让讨论再次激烈起来。菲利普记得，那位主人讲起来就像在念书，口若悬河，绝无支吾。他会一口气说出很长的句子，小男孩可能无法一时听懂，但讲演者气势如虹，总能镇住全场。牧师和菲利普总会带点吃的过去。主人会用葡萄酒招待他们，酒里的水也没少掺。关于那些聚会，费尔海恩只能记住这些，但从此以往，斯宾诺莎始终是他的导师，他把他写的文章看得滚瓜烂熟，再与他激烈地争辩。也许，和这位思维敏捷的导师的频频会面，加之他有思考的能力，也有求知的渴望，才会促使年轻的菲利普去莱顿攻读神学。

我敢说，我们都认不出反写的命运，而那正是神圣的雕刻师为我们刻下的。只有当它们凝聚成人类认不得的形态时，才会以黑与白呈现在我们眼前。上帝用左手，对着镜子反写。

1676年，大学二年级的菲利普在一个寡妇家租房住。五月的一天夜里，他走上狭窄的楼梯时，裤子勾到了一枚钉子，第二天才发现，尖锐的钉子也划伤了他的小腿，在皮肤上留下了一道几公分长的红印，凝结着颗颗小血珠——神圣的雕刻师在精美人体上留下无心的一笔。几天后，他开始发高烧。

寡妇房东把医师叫来后，发现那个小伤口已经感染了，边缘红肿。医师开了几贴药膏，还有补充体力的肉汤，但隔天晚上已很明显：没办法治好这次的感染，那条腿保不住了，只能从膝盖以下切除。

“从我上次不得不从谁身上切下点什么到今天——还不到一星期。你还有另一条腿呢。”医师显然是想宽慰菲利普。后来，这位医师和他成了多年至交，他就是我的舅舅，德克·科尔克林克，前不久，菲利普还为他做了几幅人体解剖的雕版画。“你要去打根木拐杖。以后顶多就是比现在闹腾一点吧。”

科尔克林克师从弗雷德里克·鲁谢——荷兰最优秀的解剖学家，甚至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流的。所以，那次截肢手术很完美，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杰作。腿脚完整，骨头的锯切也很平整，血管在烧红的铁棍精准烫过后完全闭合。手术前，病人抓住未来好友的衣袖，恳求他保存好锯下来的腿脚。他一直很虔诚，肯定是按经文的字面意思去理解的：基督降临时，我们将从坟墓里站起来，所以，要保有完整的肉身才能复活。后来他告诉我，他那时候非常恐惧，害怕那条腿会自己升起来；他希望死后被安葬时，肉身是完整的。假如当时经手的是个普通医师——江湖郎中，只会割疣和拔牙——而不是我舅舅，他的古怪请求肯定不可能被实现。通常，切除的肢体会被裹在布里，送到墓地，放在一个小地洞里，尽管不失肃穆，但不会有宗教仪程，也不会在埋下的地方做任何标记。但我舅舅在病人被精馏酒精昏迷后，一丝不苟地打理了那条腿。首先，他注入了自己的导师秘制的溶液，去除了血管和淋巴管中的坏疽、被感染的坏血。血被清空后，他再把那条腿放入玻璃樽中，灌满南特的白兰地和黑胡椒调配成的药水，那条腿就将保持原样，永远不会腐坏。等菲利普从酒精的麻醉中醒来后，他的朋友就把浸在白兰地中的腿脚给他看，俨如把新生婴儿抱给刚刚生完的母亲看。

费尔海恩康复得很慢，就住在莱顿的一条小街上，在他从寡妇家租的阁楼里。是她照顾了他。要不是有她在，天知道事情会变得怎样。事实上，病人意志消沉；很难说那到底是因为正在康复的伤口无休止的疼痛，还是仅仅因为他的处境完全改变了。毕竟，才刚二十八岁，他突然成了残疾人，神学专业也就此告终，这很好理解——没有腿，他也当不成牧师了。他不让任何人把这件事告诉他父母，一想到自己让他们失望了，他就羞愧得无以复加。德克会去看望他，同去的还有两个同事，不过，相对于痛苦的病患，他们好像对他搁在床头板上的截肢更感兴趣。显而易见，这截肢体已经开始作为标本的生活了，浸没在酒精里，陷入永不消散的迷雾，做着兀自奔跑的白日梦，还会梦见被晨露打湿的草地，沙滩上温暖的细沙。还有几个神学院的同学也会来看他，菲利普最终对他们坦言，自己再也不会返校上课了。

客人们离去后，寡妇房东——我后来见过这位弗路太太，觉得她就是个天使——就会出现在菲利普的房间里。菲利普在她家借住了好些年，直到他在雷根斯堡买了房子，定居到老。她会带一只盆上楼，还有一只装满热水的锡桶。虽然病人不发烧了，伤口也不会渗血了，这位夫人还是会仔细地擦拭他的腿，再帮这位大学生沐浴。洗完后，她会帮他穿上干净的衬衣和裤子。她已经帮他把左边的裤腿剪断、缝好了，每一条裤子都是，她那双灵巧的手修整过的每一处都浑然天成，整整齐齐，好像那就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原样，好像菲利普·费尔海恩生来就没有左边的腿脚。每当他不得不下床用便盆时，他会靠在这位寡妇强有力的肩膀上，一开始，这太让他难堪了，渐渐才安之若素，和她相关的一切都变得自然起来。几星期后，她扶着他下楼，他和她，还有她的两个孩子一起在沉重的木餐桌旁吃饭。她很高大，很结实。她的金色卷发看起来很野性，和很多佛兰德女人一样，她用亚麻布做的小帽子遮盖头发，但总会有一绺滑落在她的颈背或前额。我猜想，到了晚上，等孩子们都香甜入梦了，她会上楼去，好像是要带去便盆，但这时会上他的床。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因为我相信，人与人本来就该用力所能及的任何方式互相扶持。

入秋后，伤口完全愈合了，截肢的地方只剩一道红印了，菲利普·费尔海恩拄着拐杖，笃笃笃地走在莱顿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每天早上都去大学医院中心听课，就是在那儿，他开始钻研解剖学。

很快，他就成了最受人尊敬的学生之一，因为他可以用无人能及的高超画技把外行人眼中杂乱如麻的人体组织还原成肌腱、血管和神经，复现在纸面上。他还临摹了维萨里一百多年前的著名画册，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作业。这是最好的入门课，他由此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并以杰出的成就闻名于世。他对很多学生，也包括我在内，表现出一种家长般的情感——极尽关爱，但也很严厉。我们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人体解剖，再在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一流的专业手法的指引下，走向最复杂难解的迷宫深处。学生们无不珍视他坚定的信念、精益求精的学识。他们看着他行云流水般地画图，如同目睹神迹。画画绝非复制——你必须知道怎么看，也必须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才能真的看到。

他一直都很沉默寡言，但时至今日，我敢说他也有点心不在焉，总是沉浸在他自己的心事里。渐渐的，他不再授课，转而躲进他的工作室，独自一人工作。我时常去雷根斯堡探望他。我喜欢把城里的新闻、大学里的八卦和逸事讲给他听，但我发现他越来越执迷于一个主题，这让我心神不安。他把那条腿拆解成很多部分，尽其所能地研究了每一处细节，那条腿，总是摆在床头板的玻璃樽里，要不然就有点吓人地摊放在桌上。当我意识到我是唯一和他保持联系的人后，我也明白了一件事：菲利普已经越过了一条无形的界线，没有回头路了。

十一月的那天，我们的驳船在午后停靠在阿姆斯特丹的绅士运河，一下码头，我们就直奔目的地。那时已入冬，运河不像夏季那样臭气熏天，雾气在我们眼前升腾，慢慢披露出一片宁谧的秋日碧空，在这样暖和的雾天散步挺舒服的。我们转进一条犹太区的窄巷，想喝杯啤酒、歇会儿脚。幸好我们在莱顿吃了丰盛的早餐，因为这时经过的每一间酒馆都人满为患，我们等了很久，才有人来招待我们。

到了市集，就能看到挤在小货摊中的测量局：从船上卸下的货品都要在这里称量。魄力十足的鲁谢就将在这儿的塔楼里做公开展示。我们到得有点早，还没到印在票面上的开放时段。虽然这时还不允许热情高涨的观众进去，大家却已三三两两地聚在入口处。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因为从很多人的穿着打扮来看，鲁谢教授的名望已蜚声海外，逾越了荷兰边境。我听到有人用外语交谈，看到有人戴着法式假发，有人的紧身上衣袖口里垂下了英式蕾丝袖饰。还来了很多学生，买的肯定是便宜的散座票，因为他们已经拥在入口处，等着早点进去抢个好座位。

菲利普当校长时的熟人也源源不断地来和我们打招呼，大都是市政厅的高级官员、外科医生协会的成员，都很想知道鲁谢这次要给我们展示什么，又提出了什么新观点。后来，我舅舅也到了，这些门票就是他负责印刷的。他穿了一身无可挑剔的黑衣，热络地问候菲利普。

这地方有点像古罗马的圆形露天剧场，长椅围成一圈又一圈，越往后越高，最高处的那排座位都快挨着天花板了。光照非常充足，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布展相当用心。入口走廊的墙面上和展厅里都摆放了动物的骨骼，用铁丝连接的骨头依附于严谨搭建的支架上，让人觉得这些骨架随时都会复活。也有两副人类的骨架，一个双膝跪地，双手交握，那是祈祷的姿态，还有一个的姿态略显哀愁，头靠膝头，似在沉思，小小的骨头全都一丝不苟地由细丝贯连。

观众们窃窃低语、轻手轻脚蹭进展厅，依票陆续落座时会经过陈列柜，里面的雅致标本都是鲁谢制作的。“哪怕年轻人，死亡也不放过”，我看到一件雕塑下面的标签是这样写的，作品展现了两个胎儿骷髅嬉戏的场面：在精细的奶油色小手骨、小肋骨的上方是同样精细、气泡般轻盈的小头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列在对面的另一组作品：四个月左右的婴儿骨架，以站姿立在（我觉得是）胆结石做的底架上，底架上覆盖了预先清空干燥的血管丛（最密集之处还放了一只金丝雀的标本）。左边的小骷髅手握一把很小的镰刀，右边的摆出绝望的姿态，用一块小手绢捂住了空洞的眼窝，那块小手绢好像是某种干燥过的人体组织做的，大概是肺叶？有人用灵巧的手法用粉橙色花边完成了整体装饰，并将其汇总于一根丝带，带子上用优雅的字体写着：“我们为何忽视这世间之物？”言下之意，很难忘却这番景象。展示还没正式开始，我亲眼看见的陈列品已让我折服，因为这些纤细的证据似乎并不是为了证明死亡本身，而是某种死亡的缩影。他们未曾出生，又怎会真正的死去？

我们和其他贵宾一样，在第一排落座。

正中央的桌上已摆好了要被解剖的尸体，但仍盖着有光泽的浅色盖布，几乎看不出形体的轮廓。周遭充满了紧张的低语声。我们的门票上已注明了这件事，有如列在菜单上的一道珍馐，本店招牌菜：“本场预备的解剖人体栩栩如生，特别感谢鲁谢教授以科学技艺保存遗体，再现天然色彩及稳定性。”所用到的这款特殊药酊里有哪些成分，鲁谢一直守口如瓶；毫无疑问，那必定是保存菲利普·费尔海恩的截肢的药水的改良版。

片刻间就已座无虚席。门卫终于同意放十几个学生进来了；大多是外国人，进来后都靠墙站着，为了将一切尽收眼底，各个都伸长了脖子；他们和那些人体骨骼们站在一起，形成了某种奇特的组合。展示开始前不久，几位身着异国华服的高雅绅士坐到了第一排最好的座位。

鲁谢和两名助手登场了。在教授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后，两名助手分站桌子的两边，同时掀起了盖布，露出人体。

我们听到四面八方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这也不奇怪。

那是一具苗条的年轻女性的尸体；就我所知，在此之前只有过一具女尸被公开解剖。直至今日，解剖课上也只允许用男尸。我舅舅对我们耳语几句，说那是个意大利妓女，她杀死了自己新生的婴儿。从我们这里，也就是一米开外的第一排看过去，她的肤色黝黑，皮肤光洁细腻，红润而鲜活。耳垂、脚趾都微微泛红，好像她在很冷的房间里冻了很久。毫无疑问，她身上涂过了某种油脂，因为她通体闪亮，那也许正是鲁谢的保存手法中的一个步骤。肋骨以下，她的腹部凹陷，维纳斯之丘② 在橄榄色皮肤的娇小身躯的下端微微隆起，宛如这个人体系统里最重要、最显著的骨头。甚至对我来说，这番情景也足够震撼，更别说要解剖这具人体了。通常来说，可供解剖的都是罪犯的尸体，尽是些不顾安危、也不照顾自己的人。但眼前的这具人体令人震惊，因为它太完美了，我发自肺腑地赞许鲁谢妙手回春般的照料，以其富有先见之明的预备手法将它保存在如此完好的状态中。

面对济济一堂的观众，鲁谢准备授课了。他先做了一段发言，周到地提及了所有到场的医学教授、解剖学教授、外科医生和官员们的头衔。

“先生们，大家好，感谢诸位宾客前来观摩。我也要特别感谢本地执法官的宽容大度，让我有这个机会让大家亲眼看见隐藏在人体内部的真相。千万不要对这具可怜的遗体抱有反感，也无须觉得应该惩罚她曾犯下的罪行，恰恰相反，我们或许能从中发现自己，发现伟大的造物主创造我们的方式。”

他告诉我们，这具女尸已存有两年之久，也就是说，它在停尸房里躺了足足两年，幸好他发明了保存的好办法，才能让它至今处于新鲜的状态。听完这些，我再去看那具毫无抵抗力、赤裸又美丽的人体时，不禁喉头一紧，毕竟，我不是看到人尸却无动于衷的那种人。不过，这也让我思索：如同世人所言，只要我们极度渴望，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想成为什么人就成为什么人；因为人类立于造物的中心点，我们的世界就是人类的世界，既非神圣的天国，也非他物的世界。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无法拥有的——永生，可是，天啊，永生不朽，这个念头是从何时起钻进我们头脑的？

第一刀，他娴熟地割开了腹壁。右侧看台上显然有人反应不适，传来了一阵低语声。

“这位年轻的女士被处以绞刑。”鲁谢说着，抬起尸身，把脖子给我们看；没错，你能看到一道水平的勒痕，轻描淡写似的，令人无法相信这就是她的死因。

他从腹腔内的器官开始解剖。他详细解释了消化系统，之后并没有马上进入心脏部位的讲解，而是让我们细看下腹部，展现在耻骨下的是因生产而胀大的子宫，哪怕在我们——他的同行、同事——眼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如同魔术。那双纤巧灵动的手做出流畅、循环的动作，诚如游乐场巫师的手法。我们的目光随之移动，都看得入迷了。

娇小的人体在观众面前完全袒露，内在的隐秘一览无余，将自己完全托付给那双手，相信它们绝不会造成伤害。鲁谢的解说简短，连贯，让人一听就懂。他甚至会开玩笑，当然说得很文雅，绝不至于减损他的威严。于是，我也明白了这场公开课的主旨，及其备受关注的缘由：鲁谢用纯熟的手法将人类的真相浓缩到一具人体中，在我们眼前层层褪去神秘感，将其拆分成最基本的元素，俨如拆解一座构造复杂的时钟。死亡的威胁已悄然溜走。不用害怕什么了。我们就是一种机制，俨如惠根斯的大摆钟。

展示结束后，目醉神迷的观众在静默中退场，那块盖布再次仁慈地蒙上解剖后的女尸。但过了一会儿，人们在门外、在驱散云层的日头下变得更大胆了，开始畅所欲言，嘉宾们——也包括我们——都去地方法官的府邸享用为这场盛况预备的盛宴。

菲利普还是很阴郁，很沉默，看似完全不被美食、美酒和烟草所吸引。说实话，我自己也没那种心情。如果你以为我们解剖学家视每一次解剖如寻常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有时候，就像今天，有些东西会“凸显”出来，要我说，那就是“人体的真相”，一种略显古怪的信念：哪怕死亡铁证如山，哪怕灵魂缺失不在，人体本身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实体。当然，死尸不是活的人体；我所指的是留存在人体形态中的那个真相。形态是活的，以其固有的方式存活着。

鲁谢的公开课标志了冬季的开始，从现在开始，在德瓦赫区会有常规课程、讨论、公开展示的动物活体解剖，既对学生、也对公众开放。如果条件允许，有新的尸体可用，也会有别的解剖学家公开展示尸检过程。但至今为止，只有鲁谢能够预先准备人尸，甚至如他所言——提前两年就预备好（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也只有他不用害怕炎热的夏天。

要不是第二天我陪他回家——先坐船再步行——我就永远不会知道菲利普·费尔海恩受了多少苦。但就算有所体会，我还是觉得听他讲的那些事匪夷所思。身为医生、解剖学家，对于那种现象我早有耳闻，但我总将那种疼痛归因于神经过度敏感，一种想象力过盛的表现。而且，我与菲利普交往多年，深知他思维精准，观察力和判断力都极其可信，在这两方面无人能比。一个有智识的人运用正确的方法，得益于清晰而确实的想法，就能获得真知灼见，洞悉世上最细微的细节——这是他在大学里教导我们的，十五年后，数学家笛卡尔也在同一座学府里授课。因为，赋予我们认知才能、无与伦比的上帝不可能是个骗子；假如我们能正确运用那些能力，就一定能获知真相。

疼痛在夜里发生，始于截肢手术后的几周，就在他的身体完全放松、神智游移于半梦半醒间的时候：清醒与沉睡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充满了飘忽不定的影像，仿佛有很多游人在他沉睡的头脑里奔走。他有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左腿失去了知觉，他必须让它复归原位；他觉得脚趾有刺痛感，很不舒服。他坐立难安，意识涣散。他很想动一下脚趾头，但怎么也动不了，因此彻底惊醒。他会坐在床上，掀掉身上的被子，看向疼痛的部位——膝盖以下约三十厘米的地方，皱巴巴的床单上面。他会紧闭双眼，想去挠一挠，但什么都摸不到，手指爬梳过绝望中的虚无，没有给他丝毫的慰藉。

有一回，疼痛和瘙痒简直要把他逼疯了，只能绝望地站起身，用颤抖的双手点燃一根蜡烛。他靠单脚跳动，把截下来的腿脚搬到了桌上，弗路太太无法说服他把它放在阁楼上，只能用一块披肩遮起它。他取出玻璃樽里的截肢，在烛光下察看，想找出疼痛的根源。看起来，那条腿好像缩小了一点，皮肤被白兰地浸成了棕黄色，但脚趾甲还是微微凸起，泛着珠母般的哑光，费尔海恩觉得趾甲长长了。他坐在地板上，伸长双腿，把截下的那段腿脚紧贴着左膝盖放好，闭上眼，摸索疼痛的部位。他的手碰到了一片冰凉的皮肉——但他挠不到疼痛之处。

在自己身体的地图册上，费尔海恩进行了系统而固执的勘探。

首先进行解体——谨慎处理好可供描绘的部位，揭下部分肌肉群、神经丛、从头到尾的血管，将样本在平面延展开来，再从上下左右的四维视角进行概括式的描绘。他用极小的木钉作辅助工具，将复杂的组织拆解得清晰可见，一目了然。只有完成这些事情后，他才会从工作室走出来，仔细地洗手，擦干，换下罩衣，再回去，拿起画笔和石墨刻刀，这样做是为了保持纸面的洁净。

他坐着解剖，努力控制体液不要破坏样本画面的清晰和精准，但往往是控制不了的。所以他画得很仓促，寥寥几笔把各种细节迅速搬上纸面后才能定下心，仔细地慢慢修改，一个细节接一个细节，一根神经接一根神经，一条肌腱接一条肌腱。

那次截肢显然大大损耗了他的身体，因为他时常感到虚弱和忧郁。无休无止折磨左腿的疼痛，被他命名为“幻肢痛”，但他不敢对任何人讲，怕别人怀疑他疯了，或有某种神经性幻觉。要是有人发现了这件事，他就没法保住大学的高层职位了。他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医学实践，并被纳入外科医生行会。就因为他少了一条腿，任何种类的截肢手术都更欢迎他操刀，好像他的亲身体验能保证手术的成功，或者说——假如可以这样说——少了一条腿的外科医生会给疾病带去好运。他发表了很多关于解剖肌肉和肌腱的论文。1689年，他被授予大学校长的职位后就搬到鲁汶居住，那条腿浸在玻璃樽里，包了好几层亚麻布，紧紧扎在行李箱里。

多年后，确切地说是1693年，正是我，威廉·范·霍森，充当印刷商的信使，为费尔海恩带去他第一本著作的完整版——名为《人体解剖》，叹为观止的解剖图集，油墨还没干透呢。这本书囊括了他二十年来的杰作。每一幅蚀刻画都精益求精，画面剔透，清晰，并附有说明，图文完整，在这本书里，人体似乎演变为神秘的步骤，被一步步蚀刻下来，去除了极易腐败的血液、淋巴、可疑的体液和生命的咆哮，还原出了人体最基本的本质，其完美的秩序尽显于黑与白的极端缄默之中。《人体解剖》令他声望鹊起，几年后，修订版的印数甚至比第一版更多，并被选定为大学教科书。

我最后一次见到菲利普·费尔海恩是在1710年的11月，是他的仆人叫我去的。我发现这位朋友情况堪忧，已很难与之交流。他坐在南窗边，望着窗外，但我能非常肯定地说，这个人只能看到他体内的光景。看到我进屋，他并没有明显的反应，只是毫无兴趣地看看我，或许这就是某种打招呼的方式，然后就转回头，继续望着窗外。桌上摆着他的腿，或者说，腿的残骸，因为那条腿早已被拆解成千千万万个碎片，肌腱、肌肉和神经全都碎成了最小的单位，铺满了整张桌面。他的仆人是个单纯的乡下人，害怕极了，甚至都不敢迈进这个房间，只是躲在主人背后给我使眼色，用无声的唇语对主人的表现评头论足。我尽全力检查了菲利普的身体，但诊断结果很不乐观——他的大脑好像已经不运转了，陷入了无知无觉的状态。当然，我知道他忧郁成疾，如今，黑胆汁已升渗到他的大脑了——也许就是因为他所说的那种“幻肢痛”。在这最后一面时，我给他带去了地图集，因为我曾听说，没什么比看地图更能治愈忧郁了。我给他开的药方只是用于恢复体力的营养食品，以及休息。

1月底，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立刻赶到雷根斯堡。我看到他的遗体已做好了下葬的准备，躺在棺材里，清洗过了，胡子也修剪过了。他的家已被收拾干净，聚在家里的都是从莱顿赶来的亲眷，当我问起那个仆人那条腿的下落时，他只是耸耸肩。窗边的大桌已被擦拭一新，用碱液刷洗过了。菲利普生前不知多少次提到，他想和那条腿一起下葬，所以我又问了几个人，但他的亲眷们都不搭理我。他没能和那条腿一起下葬。

为了安慰我，也为了让我消停点，他们给了我一大摞费尔海恩的资料。葬礼在1月29号于鲁汶修道院举行。

注释

① 语出《圣经》，意为：虚空中的虚空。

② 即女性耻骨所在的三角形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