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进了法国。在法国转了五个月，花光了手中的钱。宗教礼仪，无偿活动，无聊的事情。偶尔，写写笔记，通常不写东西，只是看书。看什么？阅读法文的侦探小说。他刚会点法文，这让他觉得那些侦探小说更加有趣。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在结尾之前就能发现谁是杀手。此外，法国的危险系数低于西班牙。B 需要感受一下什么是危险系数小的地区。实际情况是，B 进了法国，手里有钱，因为刚刚卖掉了一部没写完的书稿。百分之六十的稿酬打入儿子的银行账户之后，他就去了法国，因为他喜欢法国。仅此而已。B 坐火车离开巴塞罗那前往佩皮尼昂。他在佩皮尼昂火车站转悠了半小时，应该听懂的话，他都懂。后来，他去城里一间餐厅吃饭，又去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英国影片。后来，夜幕降临时，他乘上一列火车，直奔巴黎去了。

现在到了巴黎，他下榻在圣雅克大街上一家小旅馆。第一天参观卢森堡花园，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看书。然后，返回圣雅克大街，找一家便宜餐馆吃饭。

次日，看完一部杀手住在养老院（但很像刘易斯·卡罗尔[1] 的《魔镜》）的小说，B 决定去逛旧书店，终于在老哥伦布路上发现了一家。在书店里，他发现了一本叫做《月亮公园》的旧杂志，是第二期，专门刊登手绘图和手写符号，图文并茂（或者说文图并茂），作者有：罗伯特·奥特曼、费德里科·巴尔、罗兰·帕尔特、雅各·卡隆、卡尔弗德里奇·克劳斯、米尔塔·德米萨奇、克里斯丁·都特雷蒙、皮埃尔·居约塔、波里温·吉辛、亨利·勒菲弗以及索菲·波多尔斯基。

在马克·达奇倡议下，这本杂志每年出版三期，由TRAN-SédITION 在布鲁塞尔出版，杂志社位于亨利·范·苏里大街59 号。罗伯特·奥特曼一度是个有名的艺术家。B 想，如今还有谁记得罗伯特·奥特曼。卡尔弗德里奇·克劳斯也是如此。皮埃尔·居约塔一度是著名小说家。但“著名”，不一定“难忘”。实际上，从前，B 希望当个居约塔那样的作家，那时B 还年轻，正在阅读居约塔的作品。那时的居约塔已经谢顶，但强壮有力。

那个居约塔随时准备在黑暗的女佣房间里跟随便什么丫头上床。他不记得那个米尔塔·德米萨奇，但是这个名字耳熟，可能是个美人，几乎百分百肯定是个高雅女士。索菲·波多尔斯基是位女诗人。B 和他朋友L 早在墨西哥城就给索菲很高评价（甚至可以说爱上了她），那时，他和L 住在墨西哥城，岁数不过二十出头。至于罗兰·帕尔特，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关于都特雷蒙，消息模模糊糊，可能在某本破烂的诗集里看过都特雷蒙的作品。波里温·吉辛一度是布胡格斯的朋友，后者就是那个给小丑出主意的人。最后一位是亨利·勒菲弗。B 一点也不了解勒菲弗。这是B 惟一不了解的作者。勒菲弗的名字在这家旧书店里忽然像一根蜡烛那样照亮了黑暗的房间。至少B 是这样感觉的。他更希望勒菲弗能像松明火把一样照亮什么。不是黑暗的房间，而是一座山洞。而实际上，勒菲弗这个名字是以那样而不是别样的方式微微闪光。

这样，B 就买下了这本杂志，走进了巴黎街头，漫步在大街小巷，看一看如何度过时光，虽说B 对这逝去时光的印象就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写照，但这个形象闭合起来了，仿佛这本旧杂志（装帧设计很好，虽然岁月久远、尘封的时间很长，却依然保存如新）引发了一次日食。B 明白，这日食就是勒菲弗。这日食就是勒菲弗与文学的关系。确切地说，就是勒菲弗与写作的关系。

漫无方向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B 回到了旅馆。感觉很好。休息好了，很想念书。此前，他在路易十六中心广场中央的小花园里的长凳上，打算破译勒菲弗文字之谜，没有成功。此事很难。勒菲弗画出来的语言，就像草屑。话语仿佛在风中飘动，是东风，是高低不平的草原，是一个正在破碎的锥体。就在B 看（因为第一道关就是看文字）这些文字的同时，想起了少年时，好像看电影一样，在南半球的荒野里，漫不经心地寻找有四片叶的三叶草[2] 。后来，他觉得这样的回忆可能真的是电影里的事情，而不是实际生活。另外，勒菲弗的真实生活朴实动人：出生于马尼·圣-让，时间是1925 年。1973 年于布鲁塞尔去世。就是说，他去世那年正是智利发生军事政变的那一年。B 于是回想起1973 年的事情了。没用啊。他走的路太长了，虽说休息过来了，可是仍感觉疲倦，眼下需要睡觉和吃饭。但是，B 不能睡觉，出去吃些东西吧。穿上衣裳（光着身子呢，可是不记得什么时候脱下的了），梳头，下楼到大街上。在学校大街一家餐馆吃饭。

在他餐桌旁边，有个女子也是独自吃饭。二人相视一笑。饭后，一起走出餐馆。他邀请她去旅馆房间。女子大大方方地接受了邀请。她说话。B 好像雾里看花似的望着她。尽管他注意听，可听懂的不多。她提到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一群孩子在公园里荡秋千；一位老太太缝补衣裳；云彩飘动；物理学家说，外部空间一片宁静。她说，那是没有声音的世界，连死亡也是寂静的。有一阵工夫，B 没话找话地问她：您做什么工作啊？她回答说：我是妓女。B 说：啊，很好。但是，这话是没话找话呢。其实，都一样。等到那女子终于入睡后，B 寻找那本《月亮公园》，在地上呢，几乎就是床下了。他看到亨利·勒菲弗，出生于1925 年，1973 年去世，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地点在比利时深绿色的原野上。后来，父亲死了。母亲名叫朱丽亚·尼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又嫁人了。继父性格开朗，给亨利起名叫梵高。自然并非继父喜欢梵高，而是为了嘲笑这个继子。勒菲弗决定自谋生路。但不久就又回到了母亲身边，直到1973 年6 月母亲逝世为止。

母亲死后两三天，人们在勒菲弗的写字台旁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死因：过量服药。B 下床，开窗，看街道。勒菲弗死后，人们发现了十五公斤的书稿和画稿。文献目录上的短评说：“可出版的作品甚少。”实际上，勒菲弗生前仅仅发表过一部著述：《安德烈·迪·布歇诗作分期》，用的是笔名：亨利·德马尼，刊登在1962 年3 月的《综合》杂志第190 期上。B 想像着勒菲弗在老家马尼·圣-让的情景。想像着勒菲弗十六岁的样子：一艘德国运输船，上面只有两名德国士兵在抽烟和看信。那是亨利·德马尼，就是亨利，马尼·圣-让的亨利。在他转身的时候，那女子正在翻阅那本杂志。她说：我得走了。说话时也不望着他，不停地翻阅那本杂志。B 不抱很大希望地说道：你可以留在这里啊。女子不说“好的”，也不说“不行”。但是，片刻后，她起床，开始穿衣裳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B 漫步在巴黎街头。有时，走到什么博物馆门前，但是从不进门。有时，走到某个电影院门前，看看海报照片，走了。买书，翻一翻，从来不读完。在陌生的餐厅吃饭，饭后在桌边度过的时间很长，仿佛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农村，最惬意的就是吸烟和品尝甘菊茶。

一天凌晨，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之后，B 乘坐火车去布鲁塞尔。那里他有一位朋友，是个黑人姑娘，父亲是智利流亡者，母亲是乌干达人。但他决定不给她打电话。他在布鲁塞尔市中心逛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向市北区走去，最后找到一家小旅馆，那条街上除去这家小旅馆好像没有别的什么。旅馆旁边有一堵矮墙，保护着一片荒地，那里面有野草和垃圾。旅馆对面有一排房屋，像是被轰炸过。大部分是没人住的。有些房屋，玻璃已经碎了，门摇摇晃晃，好像风把门上的钉子早已经拔掉。B 想，可是那条街上几乎没风啊，这时他正站在自己窗前向外张望。他还想：也许应该租一辆车。又想：我不会开车。第二天，他决定去看那位朋友。她叫M。眼下一人生活。看见她的地点是在她家里。她身穿牛仔裤和衬衫，光脚。她一看见B，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没有认出他来。不知道他是谁，她说的是法语，她望着他的那个样子，好像知道B 会伤害她，而她并不在乎。

犹豫片刻后，B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说的是西班牙语。他说：我是B。于是，M 想起来了，冲他一笑，但不是因为见到他而表示高兴，而更多的是困惑，好像B 的突然造访不在她的计划之内，觉得这意外见面十分有趣。于是，邀请B 进门喝点什么。二人落座，面面相对，有一阵工夫，B 打听她母亲的情况（父亲早已经去世了），询问她在比利时读书和生活的情况。M 没直接回答，而是用问B 的健康、写书、在西班牙的生活代替了回答。

到了最后，二人无话可谈，沉默起来。M 觉得不说话很好。她二十五岁左右，又高又瘦。眼睛是碧色的，跟父亲一样。甚至M 的黑眼圈，十分明显，都很像B 很久前认识的那位智利流亡者的黑眼圈，认识那人有多久了？不记得了，也没关系，那时M 是个大约两岁的女孩，她父母（母亲是攻读政治学的乌干达大学生——中途辍学）分文无有来到法国和西班牙，住在朋友们家中。

刹那间，B 想像着M 的父母和两三岁的碧眼M，三人身边是吊索桥。B 想，实际上，我从来就不是M 父的好朋友。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桥，没有什么吊索。

B 临走前把旅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了M。当天夜里，B 走在布鲁塞尔市中心，想找女人，但遇到的只是一个个鬼怪般的身影，好像银行的官员和职员推迟了走出办公室的时间。回到旅馆时，他不得不等了很久才有人来开门。看门人是个干瘦的年轻人。B 给了他一点小费。然后，沿着黑乎乎的楼梯爬上自己房间。

第二天上午，M 的电话吵醒了他。邀请他共进早餐。B 问：去哪里？M 说：随便什么地方吧。我去接你，然后找地方吧。B 穿衣服的时候，想起了勒菲弗的母亲朱丽亚·尼斯，给儿子最后写的文章做过插图。B 想，他们母子二人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啊——布鲁塞尔这个居民区的某栋楼房里。脑海里一闪，隐隐约约出现了记忆中的居民区房屋。刮完脸后，他到窗口前向外张望，看到了对面的建筑物。一切和昨天一样。街道上走着一位中年妇女，可能比B 大几岁，推着一辆还是空的购物小车。几米前的地方有一只狗是拴着的，扬着狗头，眼睛像储钱罐的狭缝，注视着旅馆的某扇窗户，说不定就是B 这一扇窗吧。B 一面穿上白衬衫、黑西装，一面想，一切和昨天一样。然后，下楼，在旅馆的过厅里等候M。

二人上了轿车后，B 指着《月亮公园》杂志上勒菲弗的几页文章，问M ：你认为这是什么呢？（M 答：像串串葡萄。明白里面的文字吗？M 说：不明白。她再次看看勒菲弗的文字，说道：也许，仅仅是也许，说的是生活方式吧。）那天早晨，实际上是M 在谈生活方式。她说，生活就是一系列错误；说她病得厉害（没说是什么病），讲述了纽约之行，简直就是下地狱啊。M 的西班牙语里面掺杂着一些法语词汇，说话期间，面无表情。有时，为了强调某种情况的荒谬，或者说，她觉得荒谬（B 也觉得有些荒谬），才微微一笑。这是B 心里的想法。

二人一起在东方街的一家咖啡馆吃早饭，那儿离圣母大教堂很近。M 似乎很熟悉那座教堂，好像近几年来她已经变成了天主教徒。后来，她说带他去参观自然博物馆，地点在利奥波德公园旁边；还要参观欧洲议会大厦。B 觉得这不是互相矛盾嘛。但是，为什么矛盾？他不知道。可M 说，她得先回家去换衣裳。B 对看任何博物馆都没有兴致。另外，他觉得M 没必要换什么衣裳。他把这想法说了出来。M 哈哈一笑，说道：我像个瘾君子吧。

M 换衣服的时候，B 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开始翻阅《月亮公园》，但很快就厌倦了，仿佛《月亮公园》和M 的小单元房水火不容，于是起身，去看墙上挂着的照片和图画。后来，又去看客厅里惟一的书架，上面摆放的书籍不多，西班牙语的很少，他认出来其中有M 父的著作，M 肯定从来没有读过，那些著作是政治论文，有一本政变史，有一本关于马普切社会的著作。这些书让B 难以相信地笑笑，还有一种不大理解的微微的震撼，可以说是柔情或者恶心或者简单的预感：情况不妙。后来，M 突然出现在客厅，或者确切地说是穿过客厅，是从卧室出来的，那道门可能通向浴室，或者通向晾衣服的洗衣间。B 望着她半裸穿过客厅。他觉得这一切加上M 父的旧书是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他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是个可怕的信号。

二人走出M 的住处时，M 身穿紧身黑裙子（长及膝盖以下）、白衬衫，上面的几个纽扣没系上，乳沟依稀可见，脚踏高跟鞋，这让她比B 至少高出两公分。走在前往博物馆的路上，M 说起了自己的母亲，指指一座路过的建筑物，但没有停步。直到走出五条街以外的地方，B 方才明白M 母、那位智利流亡者的遗孀就住在那座建筑物的某个单元房里。本来他想问问M 母的情况，但没问，而是说，实际上没兴致参观一个主题是自然科学的博物馆，他讨厌这样的主题。但是，他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只好被M 牵着走。M 突然间变得朝气蓬勃，尽管有点冷冰冰的模样，最后来到博物馆门前。

那里还有让他感到惊奇的事呢。M 买了入场券后，在博物馆咖啡厅等着他，一面读报，眼前摆着一杯牛奶咖啡，双腿交叉，姿势优美，同时又显得孤单，这让B （转身去看她的时候）产生自己衰老的感觉。后来，B 进入大厅内，最后来到一间有波浪形机器的房间。他一面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感觉胸口微微疼痛，一面想：M 会出什么事情呢？很想吸烟，但那里禁止。疼痛越来越强烈。B 合上了眼睛，那些机器的侧影像胸口疼痛一样地持续存在，那些机器也许不是机器，而是不可理解的雕塑，是人类走向虚无的苦笑。

B 返回博物馆的咖啡厅，M 还坐在那里，双腿交叉，用一支银色圆珠笔在报纸上画着什么，大概是招工栏吧。B 一露面，M 就小心地合上了报纸。二人在贝基内斯大街一家餐厅吃饭。M 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几乎没说话。等到开口时，只说可以一起去公墓看看。她说，这一带街区，我常来。B 瞅瞅她，明确表示：任何公墓都不想看。但是，刚一走出餐厅，他就打听公墓的位置。M 没理他。二人上了轿车。没过三分钟，她用手（B 觉得秀美）指指城堡、摩伦贝克公墓以及有网球场的体育中心。B 笑了。相反地，M 保持严肃，不动声色。但是，B 想，她心里在笑呢。

她送他回到了旅馆，问他：你今天晚上干什么？B 答：不知道，也许看书吧。有一刹那，B 以为M 想要说点什么。但她最终没说话。的确，B 那天夜里想要读一本没有丢在巴黎的小说。看了几页之后，他泄气了，扔到了床脚下。下楼，出了旅馆。走了好大工夫之后，漫无目的地走进了一个有色人种很多的居民区。心里这样想着，也就睁大了眼睛，发现自己走在那些街道上。他一直不喜欢“有色人种”这个说法。为什么这样的字眼会出现在脑海里呢？黑人，亚洲人，阿拉伯人，对，他想，不能说有色人种。片刻后，B 走进一家有女招待的酒吧。他点了一杯甘菊茶。女招待看他一眼，笑了。是个美女，三十来岁，金发，修长。B 也笑了。他笑着说：我病了。女招待为他沏上了甘菊茶。那天夜里，B 带回一个爱说梦话的黑人女孩睡觉。B 记得那女孩的声音柔和、优美，说梦话时低沉而急促，好像夜里的某个时刻（B 没有了时间概念）女孩的声带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正是女孩的声音吵醒了他，好像有人用锤子敲了他一下。后来，意识到是身边睡觉的女孩在说梦话，方才直起身子听她说什么，最后决定叫醒她。他问：梦见什么了？女孩说：梦见不久前去世的母亲了。B 在床上躺好，想：死人安静了。女孩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反驳说：生前和死后都安静不了。她百分之百地肯定说：无论哪一朝哪一代，人人如此。这话说得让B 想哭，可没哭，而是睡着了。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女孩走了。他没吃早饭。没走出房间，一直念书，直到清洁女工问他能不能整理床铺。就在他坐在旅馆门厅时，M 来了电话。问他打算干什么。没等B 明白过来，M 说：我去旅馆接你。

正如B 事先猜到的那样，那天二人参观另外一座博物馆，后来在一家餐厅吃饭，位于一座公园旁边。公园里面有一群孩子在滑旱冰。M 问他：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啊？B 回答说，打算第二天离开。不等M 问他去哪里，他就回答说：去马尼·圣-让。她说不知道这个村子位于比利时的什么地方。B 说：我也不知道。M 说：要是距离这里不远的话，我可以用我的车送你去啊。你那边有什么朋友吗？B 摇摇头。等到二人终于在旅馆门口分手以后，B 向小区里走去，最后找到了一家药房。他买了避孕套。后来去了前一天夜里去过的有女招待的酒吧。但是，无论他怎么转悠（好几次迷路），就是找不到。第二天，他和M 在公路旁边一家餐厅吃早饭。M 告诉他：有时她难过的时候，就开车出来胡乱兜风，仅仅为了在活动中好受一点。她说：有一次，我到了德国的不来梅港，可是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仅仅知道是在德国，仅仅知道上午就离开了布鲁塞尔，眼下已经是夜里了。B 尽管猜到了答案，还是问她：你后来怎么办的？M 说：掉头回去了。

到了马尼·圣-让，二人看到了母牛群。看到了树林。看到了休耕地。看到了活动板房。看到了三层的住宅。B 请M 向一位卖菜和明信片的老太太打听一下朱丽亚·尼斯家在什么地方。老太太耸耸肩膀，但后来哈哈一笑，随即滔滔不绝地说出来一大堆话。B 是从车窗里听见的。看着M 和老太太打手势说话的样子，好像是说天气或者雨情。这是B 的判断。尼斯家在科隆比大街，有座疏于管理的大花园和改造成车库的大棚。墙壁是黄色的；有一棵树荫很大、很长时间无人修剪的参天大树，左边全是树影；墙壁上没有窗户。M 说，这老太太疯了，尼斯家可能在这里，也可能是别处。B 下车，叫门。院内响起来一种铃舌敲击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身穿牛仔裤，头发湿漉漉的。M 问她：这里是不是朱丽亚·尼斯和她儿子亨利的住所。姑娘说：这里住的是马尔托夫妇。B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姑娘说：一直住在这里。M 问：你在洗头发？姑娘：我在染发。她俩又继续了短暂的对话。B 听不懂。但是，M 穿着高跟鞋站在栅栏这一边，姑娘身穿牛仔裤站在那一边，很像一幅油画上的两个主要人物：表面上平和，实际上令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后来，二人从村子的北边到南边，又从南边到北边，跑了两趟，最后驶入像是图书馆的地方。亨利会来这里看书吗？好像不大可能。图书馆是新的。勒菲弗大概去过战前的那座图书馆吧。M 说，亨利那个图书馆加上这个图书馆，至少有两座图书馆。M 似乎很熟悉比利时的公共服务设施。吃饭时，B 吃牛排；M 吃了一半沙拉。M 惆怅地说：你朋友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B 说：他不是我的朋友。M 微微一笑，嘲讽地说道：可是你已经出生啦。B 说：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旅行呢。

后来，二人吃饭的餐厅只剩下他和她坐在靠近窗户的位子，M 在看《月亮公园》第二期，翻到最后一页停下来了，上面有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如果能出版的话）的撰稿人名单。她高声念出未来撰稿人的名字：让-雅克·亚伯拉罕斯、皮埃雷特·贝尔图、西尔瓦诺·布索提、威廉·巴洛斯、约翰·凯奇，一直念到亨利·勒菲弗、朱丽亚·尼斯和索菲·波多尔斯基。M 嘲笑道：个个都是名人啊。

B 想：都已经去世啦。

后来，真遗憾，M 不再总是微笑了。

他说：你笑得真美。M 注视着他的眼睛，问他：你想引诱我？B 嘟囔着说：没有，没有，上帝保佑！

下午的时光过了多一半，二人才离开餐厅，回到车上去。M 问：去哪儿？B 说：回布鲁塞尔。M 想了想，最后说：这主意不错。立即发动车子。B 说：这里我已经没什么要做的了。这句话在返程中一直像幽灵般的车灯那样萦绕在他脑海里。

一到布鲁塞尔，B 想回上午离开的那家旅馆。M 觉得她家里有一张沙发床可用，为那么短短的几个小时乱花钱，太愚蠢了。车子停在M 家附近，二人在车里说了一阵子。最后，B 同意在她家过夜。他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出门乘坐开往巴黎的头班火车。晚饭，二人是在一家素食餐厅吃的，经理是一对巴西夫妇，清晨三点打烊。二人又是最后离开餐厅的人。

晚饭时，M 谈起了自己的生活。有那么一阵子，B 甚至以为M 在分析一生的经历呢。并非如此。她只说说少女生活，说说来去纽约的经历，说说她的不眠之夜。不说男朋友，不说工作，不说疯狂的生活。M 喝酒。B 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有时，二人不望着对方，而是看看窗外驶过去的车子。回到家中，M 帮助B 打开沙发床。然后，她就关进自己的卧室里去了。B 没脱衣服，看着看着一本好像用外星人语言写的小说，就睡着了。M 的声音把他给吵醒了。B 想，就像那天夜里一样，那个女人说梦话把他给吵醒了。但是，没等他打起精神下床去叫醒做噩梦的M，他又睡着了。

次日，他上了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

他仍然下榻在圣雅克大街上那家旅馆，但是换了房间。开头几天，跑旧书店，寻找安德烈·杜·布歇的随便什么著作。一无所获。布歇如同亨利、那个马尼的亨利一样，已经从地图上被抹掉了。到了第四天，他不再上街了。他让服务台把饭送到房间里，但几乎不吃。他看完了买来的小说之后就扔到字纸篓里去。睡觉，做噩梦，醒来时确信没说梦话。第二天，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淋浴之后，出去逛卢森堡花园。后来，下了地铁，在皮加勒站下车。在拉布鲁大街一家餐馆吃饭，后来在纳瓦林大街一家小旅馆跟一个妓女睡觉。她后脑勺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面很长。女人说，她住在四楼。没有电梯。到了那里，显然没人居住。那里有一间不属于某个具体个人的房间，而是那女人和她女友们共用的屋子。

二人做爱的时候，女人给他讲笑话。B 笑了。他用蹩脚的法语也给她讲了一个笑话，但她听不懂。办完事后，女人进了卫生间，她问B 是不是愿意洗澡。B 说：不。早晨洗过了。但他还是进了卫生间，去吸烟，看看她淋浴的样子。

没有意外的惊喜（或者至少是只能隐约可见），他看见她如何摘下假发，然后放在马桶盖上。她里面是光头，头皮上明显地可以看出两个新伤痕。B 点了一支烟，问她这伤痕是怎么回事。女人在喷头下冲澡，没听明白。B 不再问了。但也没离开卫生间。而是斜靠在白瓷砖墙上，望着从塑料拉帘一侧冒出来的热气，感觉惬意和放松，最后连假发套、马桶盖、拿香烟的手都看不清楚了。

二人走出楼房，已是夜色沉沉。分手后，B 不慌不忙地走起来，一直不停步，走了一条还算熟悉的路线，从蒙马特公墓走到皇家大桥，中间经过圣拉扎尔火车站。走进旅馆，他照照镜子。以为会看到一条丧家犬，但看见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比较瘦，走路出了汗，刹那间，躲开了那寻寻觅觅的眼神。第二天，他给布鲁塞尔的M 打电话。本来不指望M 来接电话。不指望有人接电话。但是有人接了。B 说：是我呀。M 问他：你怎么样啊？B 说：很好。M 问：找到亨利·勒菲弗了吗？B 想：可能她刚才还在睡觉呢。接着，他说：没找到。M 笑了。笑声好听。她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关心他？B 说：因为没人关心他。还因为他是好人。立刻，他想：这话不该说。又想：M 要挂电话。他咬紧牙关，面部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但是，M 并没有挂上电话。

[1]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数学家，代表作为《爱丽丝梦游仙境》。

[2] 在西方传说中，四片叶的三叶草象征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