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兰波，只是一个印第安小孩。

我认识他是在1986 年。那一年，我在墨西哥的伊拉普阿托待了几天，原因不便说，或者眼下我觉得无关紧要。伊拉普阿托是草莓之都。我住在一位牙科医生家里。这位朋友那时正处于危难之时。实际上，那时倒霉的是我（未婚妻突然决定中断我俩多年的关系）。但是，我到了伊拉普阿托之后，本以为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未来，却看到我的牙医朋友（一向为人小心谨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进门十分钟后，他就告诉我：他杀了一位女病人。由于我根本想不到牙医还能杀人，就请求他：别着急，慢慢把故事全都讲出来。故事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从我朋友没条理的讲述中，我推断出：谁的死也归罪不到他头上。

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我的朋友除了在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工作之外（收入颇丰），还在一种类似医疗合作社的地方工作，合作社是为穷人和贫困家庭开办的，穷人和贫困家庭好像是一回事，但是我朋友，尤其是从事卫生福利机构的思想家们，认为不是一回事。这家合作社只有两名牙医，工作很苦。由于合作社里没有牙科诊室，两位牙医只好在各自的诊所看病，在非商业时间接待患者（这是那位朋友的用词），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由牙科大学生志愿者做助手。这些志愿者大部分是左派，很想实习一下。

死者是个印第安老太太，一天夜里，前来看牙床脓肿。我的牙医朋友自己没有开刀。但手术是在他诊所里做的。主刀的是个大学生。老太太休克了。大学生立刻紧张起来。另外一个大学生立即打电话给我的牙医朋友。等我的朋友到达诊所后，方才得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只笨手切开了牙床上的肿瘤。很快他就意识到：没有办法了。大家把老太太送进了伊拉普阿托总医院。一星期后，老太太去世。

根据我朋友的讲述，这种案例相当稀少，可以说万分之一吧。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牙医都不希望遇上这种情况。我对他说，这事我懂，其实我什么也不懂。那天夜里，我俩出去喝酒。我俩走遍了城里的酒吧，确切地说，是中上等酒吧。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那位印第安老太太，想她牙床上的肿瘤。

我朋友再次给我解释那个故事，做了一些重要改动，我估计原因是我俩喝了酒。后来，上了他的大众牌汽车，前往位于郊区的一家小饭馆吃自助餐。环境大变：此前我俩周围是工商专业人士、政府职员，眼下是工人、失业人员、流浪汉。

此外，我朋友的忧伤越发加重了。到了夜里十二点，他开始骂卡维尔纳斯了。这是一位画家。几年前，我朋友购买了卡维尔纳斯两幅作品，是铜版画，悬挂在家里客厅的显要位置。一天，他偶然撞上了那位多产画家，地点在另外一个牙医在自己玫瑰区住宅里举办的晚会上。如果我没记错，后一位牙医是专事修补墨西哥第七艺术（我朋友的说法）明星们笑容的。我朋友想要跟画家谈谈。

据我朋友说，起初画家不仅同意谈谈，而且向我的朋友吐露了一些生活里的隐私。那天夜里的某一刻，画家建议与我朋友共同分享一个小姑娘的爱慕。这丫头不合常理地爱上了牙医而不是画家。我朋友完全不在意那丫头的追求，并且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态度。他不要什么三人共度良宵，而是再购买画家一幅铜版画，不要中介，直接从画家手里买进，随便哪一幅，随便什么价位，随便什么时候，只要画面上有画家的题词即可，例如“献给潘乔，纪念疯狂的一夜”之类的字样。

从那一刻起，画家卡维尔纳斯的态度变了。我朋友说，他开始用生气的眼神望着我了。他对我说：牙医不懂什么狗屁艺术。他问我：是不是个纯粹的同性恋，或者是不是恰恰相反，就是一时的轻浮？我朋友没有马上意识到画家这是在骂人。等到我朋友反应过来，准备向画家说明他的仰慕之情仅仅是一位艺术品爱好者对一位没有被世界画坛理解的天才的崇敬而已，卡维尔纳斯已经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我朋友才找到画家。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在考虑应该对画家说什么。他远远看见画家在住宅的阳台上，身边有两个歹徒模样的家伙。画家看见他过来了，就对身边的人说了一些什么。我的牙医朋友笑了一笑。画家身边的人也笑了一笑。我朋友喝醉的程度超过他的想像，超过他的记忆力。实际情况是，画家骂了他，身边人揪住了他胳膊和腰部，把他悬空举了起来。我朋友吓昏了。

他懵懵懂懂记得画家又叫他同性恋，记得举着他的人在笑，记得一些轿车停在天上，记得那灰色天空很像塞维利亚大街。确信“你死了，你无谓地牺牲了，你愚蠢地完蛋了，确信你的生命、就要丧失的生命”等等的声音是一堆蠢话，是屁话。最后，确信这些话毫无尊严可言。

上面这番话是我俩在喝龙舌兰酒时，他对我说的，地点就在那家自助餐饭馆里（当然没有出售酒精类饮料的许可证），位于伊拉普阿托的下等区里。接着，话题延伸，中心议题是对艺术的怀疑。我知道，卡维尔纳斯的铜版画还挂在他家客厅里呢，没听说我朋友有什么要卖画的打算。我试图指出他和卡维尔纳斯的买画交易属于私事，而不是艺术故事，因此这样的私事可以用来怀疑人性，而不是艺术家，更不能用来怀疑艺术。我朋友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他说，艺术是私事的一部分，比真正的艺术史要早远得多。他说，艺术就是私事。这是惟一可能的私事。是私事，同时又是私人史的母体。我问：什么是私人史的母体呢？立刻，我想到：他会说，就是艺术本身。我还想，这是一种亲切的想法；我还想，我俩醉了，该回家了。可是我朋友说：私人史的母体就是秘史。

有一阵工夫，他望着我的眼睛发亮。我以为那位有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之死，比我原来想的对他的打击要大很多。

我朋友问我：你大概在想什么是秘史吧？告诉你，秘史就是咱们永远无法了解的，就是咱们以为天天生活其中，以为一切在掌控之中，以为身边忽略、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傻瓜，一切都很重要啊！问题是咱们没意识到。咱们以为艺术走在这条人行道上，生活，咱们的生活走在另外一条人行道上，没有意识到：这是欺骗。

他问我：一条人行道与另外一条人行道之间有什么？我大概答了一句什么，不记得了，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朋友看见一位熟人，冲他招手，所以就不管我了。我记得我俩待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我记得那里的墙壁是绿瓷砖的，好像是公共小便池；原来没人的柜台处，现在挤满了面带倦容或者笑容或者恶相的人们。我记得有个盲人在角落里演唱一首歌曲或者那首歌是关于一个盲人的。本来没烟，现在我们头顶上烟雾缭绕。这时，我朋友打招呼的那位朋友走到我们餐桌旁边来了。

那位朋友十六七岁。面少。个子比较矮，样子很结实，圆墩墩，没棱角。穿着寒酸，但衣服肥大，有动感，好像衣服从各个方位同时在说些什么。脚蹬一双磨损厉害的网球鞋，这样的网球鞋如果是在我朋友圈子里，确切地说是在我朋友儿子们的圈子里，早就被扔进衣柜或者垃圾箱里去了。

那位朋友在我们餐桌旁坐了下来。我朋友说：想要什么，你就点吧。那位朋友第一次微笑。不能说他笑得多么甜美，而是恰恰相反：是那种不信任人的微笑，那种不指望别人会带来好事而都是坏事的微笑。就在那位朋友坐在我们身边，露出冷笑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朋友本来是个不可救药的单身汉，几年前定居在首都，而此前是不愿意离开老家伊拉普阿托的，可能那时成了同性恋，或者一向就是，恰恰就在我们说到印第安老太太之死、说到牙床肿瘤的这个夜晚，全然意外地露出来一个真相、掩盖多年的真相。但是，很快我就推翻了这个想法，聚精会神地注意这个刚刚坐下来的小伙子，或者也许是小伙子的眼睛（此前我没注意）迫使我丢下我的疑虑（一想到我朋友有可能是同性恋，哪怕这种可能十分遥远，就让我感到害怕），还迫使我去注意观察那个介于可怕童年和少年之间的人物。

他的眼睛，怎么说呢，有力度。这个说法是突然冒出来的，显然说明不了他内心深处反映在眼神里的印象，那是眉宇间的痛苦表情，可是我找不到更好说明我心境的词汇。如果说（前面说过）随着年龄增加他肯定会发胖，眼睛会向锐利的目光发展，是一种动态的“锐利”。我朋友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小伙子名叫何塞·拉米雷斯。我伸手过去（不知为什么我不会这些繁文缛节，至少不是在夜间的酒吧里）。

他伸手过来的时候有些犹豫。握住他的手时，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本以为他会像任何少年的手一样应该是

柔软和犹豫的，右手上却有一层老茧，像是铁手。实际上，他的手不大，如今想一想，如今再回忆那伊拉普阿托郊外的夜晚，眼前出现的是一双“小”手、一双酒吧光线昏暗下装点出来的小手，从一个陌生地方冒出来的小手，如同闪电的触须，但是坚硬，坚硬之极，是铁匠铺里锻炼出来的手。

我朋友在微笑。是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出现的喜气，仿佛何塞·拉米雷斯的出现（圆滚滚的身材、锐利的目光、坚硬的双手，都是可以感知的）可以驱散那位牙床上有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的怪罪、由于回忆起画家卡维尔纳斯而引起的烦恼。仿佛猜到了我可能提出问题, 但出于礼貌教养而不会提，我朋友说，他认识何塞·拉米雷斯是职业原因。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说的是看牙。这时，小伙子说话了，那声音就像他的眼睛和手一样与身体其他部分不协调：他给我免费看病。我朋友说：在合作社的诊所里，我给他补了七颗牙，做得很细。何塞·拉米雷斯点点头，低下头来。好像再次变成了本来面目：十六岁的小伙子。我记得后来我们又要了更多的饮料。何塞·拉米雷斯吃了一盘辣烩饼（不肯吃别的，尽管我朋友一再坚持要何塞随便要些什么，坚持他请客）。

我们待在饭馆里的那整段时间里，他俩一直在谈话。我置身事外。零零星星听到这样一些话：艺术；就是说，我朋友又捡起卡维尔纳斯的故事来，把印第安老太太随意掺和进来，说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备受可怕病痛的折磨，或者也许并非如此，而是注射了麻醉剂，可能什么人给她用了常规剂量的吗啡，但形象是这样的：印第安老太太，缩成一团，躺在伊拉普阿托医院的病床上无人照看；还有卡维尔纳斯的笑声和他的铜版画，安装画框之后，悬挂在牙医家客厅的墙壁上，年轻的何塞·拉米雷斯访问过的住宅客厅，这是我推测出来的；何塞见过卡维尔纳斯的那些铜版画，那是私人画廊的珍品，他喜欢。

后来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饭馆。我朋友付账。他带头向出口走去。他醉得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厉害，用不着建议他我俩调换座位，不必由我来开车。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些地方，逗留的时间都不是很久。最后，我记得有一大片荒地，有一条没有沥青的路，最后伸向田野。到了那里，何塞·拉米雷斯下了车，与我俩道别，没有握手。

我说，这小伙子住在这种地方，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没有房屋，只有黑暗，也许只有一座山丘的轮廓在远处，月光下有个模糊的剪影。我说，咱们送他一段吧。我朋友（说话时不瞅着我，手扶方向盘，一副疲倦，但平静的神态）回答说，用不着送他，不必担心。那小子非常熟悉这里的路。随后，他发动车子，打开车灯。在他倒车前，我看见了一幅黑白影片里才有的不真实画面：枯树、杂草、马车道、垃圾堆的混合物以及墨西哥典型的农村风情。

没有任何那小伙子的踪影了。

后来，我俩就回家了。入睡很费劲。客房里有一幅伊拉普阿托某位画家的作品，是一幅印象派画作，画面上有一座城市和一个山谷，黄色占据主导地位。我认为那幅画有点邪。我记得自己辗转反侧，疲倦，不能成眠；记得窗外射进一线微光，确实是“点燃”了画上的风景，让景物起起伏伏。不是佳作。不是那种让我着迷的作品；不是那种让我睡不着觉的画面；不是那种让我充满莫名而无可救药的悲伤作品，尽管我甚至试图下床去把它摘下来，把画面对着墙壁；甚至想当夜返回首都去。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直到午饭才看见我的朋友。家中只有那位每天来打扫卫生的女人。我决定最好出门去城里转转。伊拉普阿托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没人能否定城市街道的魅力，没人能否定市中心的平静气氛。在市中心，伊拉普阿托人装成十分操心的样子，我们首都人觉得纯粹是在消磨时光。我没事可做，在咖啡馆喝了一杯橙汁后，开始读报。与此同时，从我身边过去了中学生，或者是善于偷懒和闲聊的公务员。

自从我开始这次旅行到如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些多愁善感的问题显得多么遥远。那座伊拉普阿托的广场上甚至还有鸟群。后来，我进了一家书店（费好大力气才找到一家），买了一本埃米利奥·卡兰萨带插图的作品，卡兰萨是出生在埃尔奥斯皮塔尔的一位风景画家，在距离伊拉普阿托不远的村庄里。这本书我打算送给我的牙医朋友，估计他会喜欢的。

我俩约定下午两点见面。我去诊所找他。女秘书客气地请我等一等，因为医生有临时来访的客人，很快就会空闲下来的。我在会客室坐下来，开始看杂志。室内无人。寂静不仅笼罩着我朋友的诊所，而且还有整座大楼。在一瞬间里，我以为刚刚女秘书说的是谎话呢，以为我朋友不在诊所，以为出了什么坏事，以为他匆忙离开前的明确指示就是别让我惊慌。起身，朝着会客室里面走了几步，当然了，我觉着很荒唐。

那位女秘书已经不在接待室了。我想拿起电话，打出去，这完全是自发的冲动，因为在这样一个我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打给谁呢? 后悔之极，千不该万不该来到伊拉普阿托，咒骂自己的感觉迟钝，决心只要一回到首都，就立刻找一个美丽、聪明，尤其是讲究实际的女子，跟她迅速恋爱，免除过分的表示，举行婚礼。在女秘书的位子上坐下来，努力镇定、镇定。有一阵工夫，我望着打字机、会客簿，放着铅笔、夹子、橡皮（似乎都摆放得井然有序）的木盘，我觉得不可能有谁头脑清醒的话会整理这些东西（摆放铅笔和橡皮有可能，夹子不可能），直到看见我的双手在打字机上发抖，才一跃而起，才毫不犹豫地去找我朋友（但心跳剧烈）。

但是，教养往往比突发的神经紧张更有力量。就在我一路推开一扇扇房门，一路高声呼喊着我朋友的名字，一路向诊所内部前进的同时，我记得，一路在想如果找到我朋友说些什么才好。直到今日，我也不知道那个下午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我从首都带出来、到了伊拉普阿托就开始消散的烦恼与悲伤，最后一次对外宣泄吧。

我朋友当然是在自己的诊所里面了。他旁边有一位女患者，三十多岁，身材苗条。还有他的女护士，一个矮个子、混血模样的姑娘，此前我没有见过她。对于我的出现，三人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现。我朋友笑着对我说：马上就完啊。

后来，我给我朋友说明我在他诊所里的感觉（即疑惧、恐惧、失控的不安）后，我朋友声称，他常有这事，是发生在表面上无人的大楼里。我明白朋友这番话是在好意安慰我。于是，尽量不再想这事。可我朋友一旦开口，就谁也拦不住他了：整个吃饭期间，从下午三点到六点，没完没了地就是这个话题：表面上无人的大楼，就是说，你以为大楼里面没人，你之所以这样认为，因为没听见任何动静，但实际上，并非无人；即使听觉和视觉告诉你无人，你知道也并非如此。于是，焦虑，恐惧，不是由于你认为的原因产生的，就是说，不是由于你待在空楼里，不是由于你真的被关在、禁闭在空楼里，而是由于你知道，内心深处就知道没有空楼，所谓的破烂空楼里总有人躲避我们的视线而不闹出动静来，而是我们并不孤单，我的牙医朋友这样说道，而是由于种种合理迹象表明：就是我们独处的时候，也并不孤单。

后来，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孤单吗？我说：是在人群里，因为我想到了这样可以跟上他的思维。但不是在人群里（我该想到这话），而是在死后，那是墨西哥惟一的孤独，伊拉普阿托惟一的孤独。

那天夜里，我俩都喝醉了。我把礼物给了他。他说，不认识这个卡兰萨。我俩出去吃饭，都喝醉了。

我俩从市中心的酒馆开始喝起，然后去郊外，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去过的地方，就是我们遇见年轻的拉米雷斯的地方。我还记得，就在我俩古怪的活动期间，我以为我朋友是在寻找拉米雷斯呢。我把这想法说了出来。他说：不是。我说，你可以向我坦白交代，无论你说什么，只有你知我知。他说，他对我一向坦诚相见，片刻后，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补充说，绝无半点隐瞒。我信了他的话。可是，他寻找拉米雷斯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存在。那天夜里，我俩睡得很晚，直到清晨六点方才上床。此前什么时候，我的牙医朋友还回忆起我俩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念书时的情形，那时我俩都盲目热情地钦佩萨尔瓦多·埃利松多[1] 的作品。那时，我在文学、哲学系学习；他在攻读牙科。我俩相识在我们系的电影俱乐部里，时间是在看完一部玻利维亚影片之后的座谈会上，导演好像是桑希内斯。

座谈会上，我朋友起立发言。不知道他是否是惟一一个，但肯定是第一个说不喜欢那部电影的人，还说了为什么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那部影片。但那时绝对不承认。我俩的友谊自然而然地就建立起来了：当天夜里，我得知他敬佩埃利松多，我也崇拜埃利松多。到了第二个夏天，我俩想效法《纳尔达或夏天》[2] 中的人物，在马萨特兰[3] 附近的海边上租一个小房子，就算马萨特兰不是意大利海边，稍稍想像一下，也可以像是意大利海滩[4] 了。

后来，我俩年龄大了。年轻时的冒险活动显得比较讨厌了。我们这些中产阶级上层的青年注定要模仿萨尔瓦多·埃利松多（而埃利松多则模仿无法模仿的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5] ），或者慢慢经商发财，或者从政当官，或者轻率地搞什么暧昧的左翼组织、暧昧的慈善机构。从埃利松多（已经不再阅读他的作品了）到画家卡维尔纳斯，折磨我们的是没完没了的饥饿，每吃下一口东西，我们就越发贫困，越发瘦弱，越发丑陋，越发荒唐可笑。后来，我朋友返回伊拉普阿托，我留在了首都。我俩都以某种方式努力对各自生活的缓慢失败、对美学、对伦理、对墨西哥、对我们的破碎理想不感兴趣。

但是，我俩的友谊保持了下来，这很重要。尽管已经相当醉了，我俩还在聊我们的青春生活。忽然，我朋友想起了那个死于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想起了我俩关于艺术史、私人史的谈话；他说起了那上下两条人行道（这话题我几乎给忘记了），最后来到自助餐厅，在那里遇到了何塞·拉米雷斯，那恰恰是他想要去的地方；他问我对他的看法，问得奇怪，我不知道这个“他”是指谁，是他自己呢，还是何塞呢？为了稳妥，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想。或者也许我有了什么表情。立刻，我朋友问我是否以为，是否想过他和何塞之间有什么事、什么不言而喻的事，这是很可怕的墨西哥人的表述法。我说，没有想过，向上帝保证；哥们儿，亏你想得出来啊，别折磨自己！也许现在我说得夸张，记忆力夸张，也许没夸张，也许那时真的黑洞开了，就是此前我在那并非无人的建筑物里预感到的那种黑洞，就是那个印第安小伙子来到我们身边之前我见到的那个黑洞，恰恰就在那时我俩正在或者他正在说到了那个印第安老太太、那具越来越小的尸体；于是，一切从我脑海里闪过，可能是酗酒的原因吧，闪过我俩往昔的青春岁月，闪过我俩阅读埃利松多（民族的荣誉）的《纳尔达或夏天》的情形，闪过我俩想像出来的马萨特兰的夏天，闪过我的未婚妻（突然改变她处事谨慎的风格），闪过岁岁月月，闪过卡维尔纳斯，闪过我朋友的私人画廊，闪过我的伊拉普阿托之旅，闪过伊拉普阿托如此宁静的街道，闪过我朋友在他出生的城市定居、行医的神秘决定，而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

这时他说道：你必须认识何塞。他特别强调“认识”二字。你必须认识他！还说：我不是、不是那种人。你是知道的。我不是。随后，他说起了那位死去的印第安老太太，说起他在合作社的工作。他说：我不是。当然不是。对吗？我说：对。接着，我俩换到别的酒吧去。路上，他说：明天。我知道：这不是醉话，明天他会想起来的，说话算话，对吧？对。于是，我俩寻找别的话题。我说，有一次，是小时候，我被关在我们大楼的电梯里了。我说，那可真是孤独一人了。我朋友面带微笑地听着，大概心里在想：嘿，你怎么这么傻。在首都待了那么多年、念了那么多书、研究和教授了那么多学问，都干什么用了？可我还是坚持说下去。我孤独一人。待了很久。至今有时我还有当时我在电梯里的感觉（很少啦，还要多少真话啊！），知道为什么吗？我朋友摇摇头，表示宁可不知道。我照样说下去：因为是小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回答。他转过身去，寻找停车的地点。他说：蠢话。明天你就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好话了。

第二天，他什么都没忘记。恰恰相反，他还记得我已经忘掉了的事情。从他说到何塞·拉米雷斯的方式看，好像是何塞的保护人。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俩打扮成要寻花问柳的样子：他穿上一件栗色灯芯绒夹克，我穿上一件打算去郊外旅行穿的皮夹克。

先是在市中心走了一圈，喝了两次威士忌，是个散发着润肤膏气味的场所。后来，我俩直奔何塞·拉米雷斯常去的地方。我俩到了两处吵吵闹闹的咖啡馆、自助餐饭馆（打算吃饭，尽管不饿）和一家名叫“天空”的酒家。没有半点何塞的身影。

就在我俩以为这一宿白白浪费的时候（奇怪的是我俩一直没说话），我俩看见了何塞，或者是猜出来何塞正走在一条光线昏暗的街道上。我朋友按按喇叭，来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动作。何塞站在街角静静地等着我俩呢。我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我朋友从我上方探出头去，请他上车。何塞没说话就上了车。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记得是愉快的。不假思索地说是愉快的。好像我俩是在给这位小伙子过生日。我俩像是他的父辈人物。我俩像是在为他拉皮条。我俩像是在为一个难以理解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当保镖的伤心白人。我们哈哈笑。我们喝酒，大笑。没人敢过来嘲笑我们，因为即使我朋友不杀人，我也会动手的。

我俩听何塞·拉米雷斯讲故事或者是故事的片断。故事让我朋友很兴奋；过了开头困惑的几分钟，我也兴奋起来了。但是，后来，随着到了下半夜（坡的诗歌里说是“夜幕陌生的一面”），故事逐渐模糊起来了，仿佛何塞的话语在我俩的记忆中无依无靠，因此几乎记不得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记得他说参加过诗社活动，那是一个不收费的诗歌创作室，差不多和穷人的医疗合作社一样，只是谈文学而已。何塞一首诗也没写过。这话让我朋友笑弯了腰。而我是不理解的，不觉得好笑。后来有人告诉我，何塞是写小说的。写短篇小说，不写诗。于是，我问：为什么不加入小说创作室呢? 我的牙医朋友说：因为根本没有小说创作室。明白吗? 这个操蛋村子只是免费教人写诗。明白吗？

随后，何塞说起了他的家庭，或者也许是牙医说起了何塞的家庭。关于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明白吗？没别的了。大部分听不懂，可是为了不当局外人，我说起了空楼和假象。但我的朋友打个手势，让我闭嘴。没什么可说的。农民们。饿死了很多人。半点消息也没有。明白吗？我点头称是，为的是不惹人生气，其实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朋友断言：身边这位年轻人写出来的东西，很少有人写。百分之百真话：很少有人写。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解读这个让我感到惊愕的何塞·拉米雷斯。

他说：何塞比所有的人水平都高。墨西哥小说家，如果跟这个微微发胖、不善言辞、有着因为在地里干活而有粗硬双手的小伙子比，顶多就是吃奶的婴儿。我问：什么地里？我们周围的地里。牙医用手一挥说道。他的手挥成一个圆圈，好像伊拉普阿托是开进蛮荒之地的先锋，是印第安领土上的堡垒。于是，我斜了一眼那小伙子，看他时我心里有点害怕，看见他在微笑。后来，我朋友开始讲何塞写的短篇小说，说的是有个男孩有很多需要照顾的小弟弟。故事就是这样的，至少起初如此。但后来情节转了方向，成了碎块，小说变成了一个教师自闭在瓶子的记忆；还变成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的故事；还出现了别的人物：有两个更像地痞的小贩子、一个二十几岁的吸毒女孩、一个读萨德作品的家伙，住在公路边一辆废弃的汽车里。我朋友说：所有这些内容都在一部短篇小说里。

我如果出于礼貌本可以说“写得好”、“听起来有意思”，可是我却说：需要读读作品才能形成完整的意见。我就是这么说的。可如果不这样说，也许就没了麻烦。这时，我朋友站起来，对何塞·拉米雷斯说：咱们去找作品！我记得，何塞看看他，没有站起来，然后又看看我，二话没说，就站起来了。本来我可以反对。本来我可以说“没必要啦”。可那时我呆住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但是，打心眼里说，从内心深处说起，我看到了我们的姿态，看到了近乎超自然完美地谱写出的姿态。但是，我明白这些姿态推动我们前行的方向没有真正危险；还明白我们正以某种方式进入易受攻击的领域，如果不交痛苦或者惊讶的买路钱、今后永远会抱怨的买路钱，是无法离开这个领域的。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三人出了酒吧，上了我朋友的汽车，驶入标志着伊拉普阿托边界线的街道——只有警车和夜间公交车来来往往。据我朋友（情绪兴奋地开着车）说，何塞·拉米雷斯每天夜里或者黎明时分，干完城里的活计之后，徒步走过这些街道回家。我不想多言，一心望着照明昏暗的街道以及车灯闪光投射到工厂到墙上的车影，或者是投射到工厂废弃仓库墙上的车影，这些工厂和仓库如今是城市一度企图工业化的历史遗迹。

后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区，好像是那些废弃建筑群的补充。街道变窄了。没有路灯。我听见狗们在叫。牙医问：有点像《桑切斯的孩子们》[6] ，对不对？哥们儿。我没回答。我听见了身后的何塞在说话：右拐！再直行！车灯扫射到两间简陋的茅屋，外面有木头和铁丝网栅栏，还有一条土路。转瞬间，我们就到了像是田野又像是垃圾山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鱼贯而行，何塞·拉米雷斯开路，牙医居中，我殿后。我看见远方有一条公路，看见串串车灯漠然地从我们前方经过，但是，我从远处车辆的活动中发现了一种与我们的目的形似之处（是难以忍受的相似之处）。我看见一座山峦的轮廓。感觉到灌木丛中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在活动，毫无疑问，肯定是老鼠了，当然完全有可能是鸟群。后来，月亮出来了。我看见山坡上有些孤零零的小房子。再过去一些，是黑黢黢的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公路的转弯处为止，那里仿佛人造的突起，是一片森林。忽然，我听见那小伙子在对我朋友说些什么。我们停住脚步。黑暗中出现了何塞的家，一栋黄色或者白色墙壁的房屋，屋顶很矮，模样与伊拉普阿托郊外的破旧房屋一样。

片刻间，我们三人一动不动，可以说中了魔法，呆呆地望着月亮，或者是难过地看着小伙子的破茅屋，或者努力区分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我只认出来有一只木板箱。后来，我们走进了一间有烟熏气味的低矮房间。何塞·拉米雷斯开了一盏灯。我见到一张桌子、一些靠在墙壁上的农具、一个睡在扶手椅上的男孩。

牙医瞅瞅我。眼里闪烁着激动的亮光。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不该做这事：仅仅为了欣赏别人的不幸而消磨夜间的时光。我想这是欣赏别人同时又是自己的不幸。何塞·拉米雷斯拉过来两把木椅，接着消失在一扇像是斧凿出来的木门后面。很快我就明白了：那是一间最近添加上去的小屋。我俩坐下来等候。何塞回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摞纸，足足有五公分多高。他神情专注地在我俩身边坐下来，把稿纸递给我俩。他低声说：随便看吧！我看看我朋友。牙医已经从稿纸中拿走了一部短篇小说，正在小心翼翼地整理页码呢。我说，应该把稿子带走，回到他家舒舒服服地去看。可能话不是这样说的。但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无法用别的方法看问题，于是说道：最好走吧，等回到环境好点的地方再看吧。牙医用死刑犯般的凶狠目光盯住我，命令我：快点！随便挑一篇小说看看就是啦！

我照办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选了一篇小说，开始阅读。小说有四页。可能正因为它短小，才选中它吧。但是，读完之后，觉得看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瞅瞅何塞·拉米雷斯。他面对着我们，正在打盹。我朋友也随着我的目光，看到了何塞的样子，于是低声说：这位年轻的作家每天起得很早。我点点头，拿起了另外一部作品。再看何塞时，他已经头枕着胳膊睡着了。此前，我也感到困倦，但是这时完全清醒了，完全冷静下来了。我朋友递给我另外一篇小说，小声说：看看这篇吧！我接过来，先放在一旁。把手中的读完，才开始阅读牙医刚才递给我那篇。

就在我要读完那天夜里看的最后一篇的时候，那扇门开了，出来一个年龄与我俩相仿的男子，但是面相老得多，踮着脚走出房外之前冲我俩微微一笑。我朋友说，他是何塞的爸爸。我听见室外一阵罐头盒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脚步声、什么人在露天撒尿的声音。这要是换了别的场合，我会警觉起来，会全神贯注地去破解和用什么方式破坏外面的响动。但我仍然在读稿子。

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但是，为了说明白点，在某个时候，稿子看完了。我朋友已经有一阵子不看稿了。他脸上露出了倦容。我说，咱们可以走了。起身前，我俩看看何塞·拉米雷斯的甜蜜睡容。走出屋门，我俩看见了黎明的曙光。院子里没人。四周的田野像是荒原。我在想何塞的父亲在什么地方。我朋友指指轿车，让我注意看：奇怪的是轿车在那个环境里并不显得怪异。这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他说道，声音已经不再低沉。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嗓子哑了，好像一整宿都在大喊大叫。他说：去吃早饭吧！我点点头。他说：谈谈发生的事情吧。

但是，离开那偏僻的地方之前，我明白关于那天夜里的经历我俩能说出来的甚少。我俩感觉很快活，但是毫不怀疑地知道（无需多说）对于我俩这番经历的性质没有能力思考或者识别。

到家后，睡觉前，我在给两个杯子里斟上威士忌的时候，我朋友呆呆地在看墙上的卡维尔纳斯的作品。我把他那一杯放在桌子上，就在扶手椅上躺下了。我一言不发。牙医先是叉腰看那些铜版画，接着是一手托腮，最后是摇摇脑袋。我笑了。他也笑了。刹那间，我以为他会摘下画来，一点点把它撕碎。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我身边坐下来，喝威士忌。后来，我俩就睡觉去了。

睡的时间不长。有五个小时吧。我梦见了何塞·拉米雷斯的家。我看见他家的房子盖在荒地、垃圾堆和墨西哥的不毛之地上，光秃秃，没有任何装饰。正如在那归根到底还是文学之夜的氛围里我早就见到的一样。我立刻明白了这艺术的秘密、艺术的秘密性质。但后来，在同一个梦境里，出现了那位死于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的尸体。我把一切都给忘记了。我估计人们在何塞家里为老太太守灵呢。

起床后，我把梦境或者记得的部分说给牙医听。他说：你脸色不好啊。实际上，脸色不好的是他，但我宁可不说出来。忽然，我发现他愿意独自一人待着。我告诉他我要进城转一圈，看见他脸上露出松快的表情。下午，我去看电影，看到一半睡着了。我梦见我俩要自杀，或者是强迫别人自杀。回家后，我朋友在等着我呢。我俩出去吃晚饭，打算谈谈昨夜发生的事情。没谈成。最后说起首都一些朋友来，我俩以为认识那些人，其实根本不认识。晚餐与种种预测相反，是愉快的。

第二天是个周六，我陪我朋友去他诊所。他得为穷人医疗合作社工作两小时。我俩上车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这是我对社区的贡献，是我自觉自愿的工作。我打算礼拜天回首都。我心里说，要跟朋友尽可能

多待几个小时，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他了。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敢计时），我们三个：牙医、一位牙科大学生和我，等候患者出现。但是，没人来。

[1] 萨尔瓦多·埃利松多（Salvador Elizondo，1932—2006），墨西哥诗人，作家。

[2] 埃利松多的短篇小说集。

[3] 墨西哥海岸。

[4] 埃利松多笔下的人物在意大利海边租房。

[5]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1905—2001），法国作家、画家，著有《尼采与恶性循环》等作品。

[6]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于1961 年出版的作品，主要记录了居住在墨西哥城一个贫民窟的桑切斯一家的生活。另有基于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79 年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