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头戴草帽，嘴上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看上去像条毛毛虫。每天上午我钻进克里斯塔尔书店乱翻书时，总是看见他坐在白杨树大街旁边的长凳上。每当我抬头看看玻璃窗外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在树丛中，静静地望着天空。

我估计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我每天上午八点半到达。他总是老早就坐在一条长凳上了，无所事事，抽烟，看天。从来没看见他手里拿着报纸、点心、啤酒、书。从来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说话。有一次，我从法国文学书架旁边看看他，心里想：他大概睡在白杨树大街的什么长凳上，或者临街的某个屋檐下。但是，后来我推测，他穿得干干净净，不可能睡在大街上，估计住在什么附近的小公寓里吧。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跟我一样，是个习惯性的动物。我习惯早起，跟父母、姐姐一起吃早饭，假装去上学，搭乘一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午的前半段看书和闲逛，下半段看电影，带点性爱的影片。

我常常在克里斯塔尔和索塔诺两家书店买书。如果钱少，就去克里斯塔尔，因为那里总有特价书。如果钱够，就去索塔诺，因为那里总有新书。如果没钱（常有此事），就不管哪一家，偷书。总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去这两家书店是“必修课”。（索塔诺就是地下室的意思，位于白杨树大街对面的一处地下室里）。有时候，书店还没开门，我提前到了，就找一个流动小贩子，买一个火腿饼和一杯芒果汁，等候商店开门。有时，我在白杨树大街旁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就是那种隐蔽在树丛中的长凳，开始写东西。所有这些活动大约持续到上午十点半。这之后，市中心几家电影院的早场就要开演了。我爱看欧洲电影，有时灵感一来，也不歧视新的墨西哥色情片或新的墨西哥恐怖片，场合反正都一样。

看得最多的电影，我想还是法国的一部吧。故事说的是两个姑娘一起居住在郊外。一个金发；一个红发。金发姑娘刚刚被未婚夫抛弃，就在痛苦的同时，还有身份问题没解决：她认为自己爱上了室友。红发姑娘比较年轻，比较天真，比较不负责任，就是说，比较幸福（尽管那时我也年轻，也天真，也不负责任，可是却感到极不幸福）。一天，有个逃犯悄悄溜进了她俩的家门，把她俩给绑架了。奇怪的是逃犯闯入的时候，恰恰是金发和红发做爱之后，金发决定自杀的那个晚上。逃犯是从一扇窗户钻进室内的，他手持刀子，悄悄走遍了整个单元，最后闯入红发的房间，压倒了她，捆上了手脚，问她房子里一共住了几个人。红发说：只有她和金发。逃犯堵住了她的嘴巴。但是，金发不在她自己的房间。逃犯开始搜查，时间越长他越紧张，终于他在地下室里发现了金发正躺在地上，已经昏迷，显而易见的是她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这个逃犯不是杀人犯，至少不是杀害女人的家伙。他救下了金发姑娘：强迫她呕吐出来，给她煮了一大杯咖啡，强迫她喝牛奶，等等。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两个姑娘和这个逃犯开始亲近起来。逃犯给她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抢过银行，蹲过监狱，同伙把他的妻子给杀害了。这两个姑娘是歌舞厅的演员，不知道是一天下午还是一天夜里了，她俩拉上窗帘，给逃犯表演：金发姑娘身穿漂亮的熊皮；红发姑娘假扮女驯兽师。起初，狗熊是听话的，但是后来造反了，动手动脚，一点点剥光了红发姑娘的衣裳。最后，红发全裸，被打倒在地，狗熊扑了上去。不是要杀死她，而是做爱。接着怪事来了：逃犯看完表演后，没爱上红发，而是爱上了金发，就是说爱上了狗熊。

结局可以预料，但不乏些许诗意：一个雨夜，逃犯杀死了以前的两个同伙，带着金发姑娘逃跑了，目的地不详。红发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看书，给逃犯和金发姑娘足够的时间走远，然后才报警。等到我第三次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才发现红发姑娘看的是加缪的《堕落》。我还看过一些风格差不多的墨西哥电影：被凶狠但骨子里善良的人绑架的女子；绑架了年轻富婆的逃犯，经过一夜情后，被乱枪打死；美丽的女用人从零开始，经历了各种犯罪阶段，进入了权贵高层的领域。那个时候，丘鲁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几乎都是色情惊悚片，但是也不乏色情恐怖片以及色情喜剧片。恐怖片一直遵循墨西哥50 年代建立起来的经典路线, 这条路线如同墨西哥壁画艺术派一样深深地植根于墨西哥大地上。他们崇拜的偶像从圣徒、科学狂人、乡下的吸血鬼到无辜女孩（打扮成现代裸体模特，特别由北美、欧洲、阿根廷不知名的女演员演绎出来，性交的场面差不多都加以掩饰，残酷的程度都在滑稽可笑的范围内，有些地方是难以避免的）。我不喜欢色情喜剧片。

一天上午，我在索塔诺书店里找书的时候，发现白杨树大街里侧在拍电影。我出去看热闹。我立刻认出了演员里面有雅格丽娜·安德莱[1] 。她独自一人，望着左侧的树丛，几乎一动不动，好像在等候什么信号。在她周围竖起了几盏聚光灯。不知为什么脑海里突然闪出要她签名的念头，可从前我对名人签名一直不感兴趣。我等着她拍完电影再说。有个家伙走到她身边。二人说话（那家伙是伊格纳西奥·洛佩斯·塔尔索吗？）。那家伙嘟囔了几句什么，然后从白杨树大街旁边的一条路走远了。雅格丽娜犹豫了一下，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她刚好冲我这个方向走来。我也迈步向她走去。走到中间，我俩相遇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简单：没人拦住我的路，没人对我说什么，没人插在我和雅格丽娜中间，没人问我在那里干什么。雅格丽娜在与我相遇前，停步，回头，看看摄制组，好像在倾听什么，其实，没有技术人员跟她说话。随后，她继续前进，神情依然悠闲自得，方向是美术馆。我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停步，问好，请求签名，一发现她即便穿着高跟鞋也身材矮小的时候，连忙掩饰起我的惊讶。刹那间，周围只有我和她，心想：完全可以绑架她嘛。仅仅一想这种可能性就吓得我毛骨悚然了。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她的金发里有我不熟悉铅灰色（大概是染发的结果），眼睛很大，很甜蜜，呈杏仁褐色。说甜蜜不对，应该说宁静，令人惊叹的宁静，仿佛吸了毒品，或者像是做了脑电图，或者是个外星人。她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她说：笔, 签名用的笔！我在外衣口袋里找到了一

支圆珠笔，请她把名字签在《堕落》的首页上。她把书拿过去，看了一会儿。她两手很小，很瘦。她问：怎么签？签“阿尔贝·加缪”还是签“雅格丽娜·安德莱”？我说：随你便。尽管她视线没离开《堕落》，我发现她在笑。她问：你是学生？我答：是的。那你不去上课，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想永远也不会回去上课了。她问：你多大了？我答：十六。父母知道你不上课的事吗？我答：当然不知道了。她说：有个问题你还没回答呢。说着视线从书上抬起来盯着我的眼睛。我问：什么问题？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又说：我年轻时逃学是为了去弹子房或者保龄球场。我说：我是看书和看电影。再说了，我这不算逃学。她说：你已经逃学了。这一次笑的人是我。她问：这个钟点看什么电影？我答：什么都有。也有你主演的影片。这话好像她不爱听。她又看看书，咬咬下嘴唇，瞅瞅我，眨眨眼睛，好像眼睛在疼。后来，她问我的名字。她说：好吧。那就签名吧。她是左撇子。她写的字很大，不清楚。她把书和笔递给我说：我得走了。我俩握握手。她转身沿着白杨树大街，朝着摄制组的方向走去。我呆呆地望着她的身影，看见有两个女人从五十米开外向她靠近。那两个女人身穿修女服，像是墨西哥修女，她俩把雅格丽娜拉到一棵杉树下去了。后来有个男子走过去说话。接着，四个人从白杨树大街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远了。

雅格丽娜在《堕落》的第一页上写道：“给阿图罗·贝拉诺，一位被解放的学生，雅格丽娜吻你。”忽然间，我感觉在书店里没劲，看书没劲，闲逛没劲，看早场电影没劲（尤其没劲）。首都市中心上空出现了一大片船头形的云，与此同时，城北响起了头一阵雷声。我明白雅格丽娜正在拍摄的电影已经被迫在眉睫的雷雨给打断了。我感觉孤独。片刻间，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向何处去。就在这个时候，“毛毛虫”过来跟我打招呼了。我猜测，多日以来，他也一直在注意着我。我转过身去。他依旧坐在老地方：那条长凳上，清晰可见，头戴那顶草帽，身穿那件白衬衫，绝对真实可信。摄制组的人员一走，我吓了一跳，发现原来的舞台有了微妙但根本性的变化：如同海平面敞开一个口子，现在可以看到海底世界了。空空荡荡的白杨树大街就是海底，“毛毛虫”就是海底的珍宝。我也冲他招招手，大概我还说了一句空泛的评论。大暴雨下来了。我俩一起离开了白杨树大街，朝着伊达尔戈大道走去，后来沿着拉萨罗·卡德纳斯大街走到秘鲁大街。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模糊不清了，好像望着雨水冲刷街道的情景，同时看起来又特别自然。那家酒吧名叫“山茶花”，里面挤满了玛丽阿芝乐队的队员和女歌手。

我要了一些玉米辣椒肉馅饼和一瓶啤酒。“毛毛虫”要了一瓶可口可乐。过了一阵子（时间不太长），他从一个流动小贩手里买了三个大海龟蛋。他想谈谈雅格丽娜。很快我吃惊地发现，“毛毛虫”不知道雅格丽娜是电影演员。我告诉他：她恰好就在这里拍电影呢。可是，“毛毛虫”一点也想不起来什么摄制组人员什么道具了。雅格丽娜出现在“毛毛虫”所在的长凳位置的小路上的情景，把一切都给抹掉了。雨停后，“毛毛虫”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交了钱就走了。

第二天，我俩又见面了。从他一见到我时的表情上看，我以为他还没认出我来，或者是不愿意跟我打招呼。不管怎样吧，我还是走过去了。虽然他是睁着眼睛的，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他很瘦，除去四肢外，肌肉显得松软，甚至软塌塌，如同那些不再锻炼的体育运动员一样。不管怎么说吧，他的松弛是精神多于肉体。骨架小，但结实。很快我得知他是北方人，或者是在北方住过很长时间，实际上是一回事。他说：我是索诺拉地方的人。我觉得奇怪，因为我祖父也是那里的人。“毛毛虫”对此感兴趣，想知道我祖父是索诺拉哪个地方的人。我说：圣特莱莎的。“毛毛虫”说：我是比利亚维西奥萨的。一天晚上，我问父亲是不是知道比利亚维西奥萨。我父亲说：当然知道。距离圣特莱莎没有几公里。我让父亲讲讲比利亚维西奥萨。父亲说：是座很小的村庄，住户大概超不过一千人（后来我知道不到五百人）。相当贫困，生计来源很少，没有工厂。我父亲说：这个村子注定是要消失的。我问：怎么消失？我父亲说：因为移民，人们纷纷去圣特莱莎、埃莫西约这样的城市，或者去美国。我把这话说给“毛毛虫”听，他不说同意，其实，对他来说，“同意”或者“不同意”没任何意义。“毛毛虫”从来不跟人争论，也不表示看法，但并非那种不尊重别人的人，只是倾听，存在心里，或者也许仅仅是倾听，随后，由于注意到了与别人不同的领域，就忘记了听见的话。他的声音柔和而单调，但有时也抬高嗓门，于是就像模仿疯子的疯子。我一直弄不明白他是有意为之、是他自己才能明白的一种游戏的组成部分呢，还是他不得不如此，抬高嗓门仅仅是心情乱糟糟的一部分。他坚信比利亚维西奥萨是那个古老村庄的延续；他还相信周围经济的落后与对这座村庄的侵害、就是我父亲说的对这座村庄的存在构成的威胁。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弄明白的。

他不是个好奇的人，但很少有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有一次，他看看我抱着的一摞书，一本一本地翻阅，好像很吃力，或者像是不认字。后来，他对我手中的书再也不感兴趣了，尽管每天我都拿着新书出现。有时，也许他拿我当老乡了吧，就谈谈索诺拉，其实我不大熟悉那里，仅仅为给祖父送葬才去过一次。他历数那里的村镇，什么纳格萨利、巴格阿切、富隆特拉斯、伊达尔戈镇、巴塞拉克、巴维斯佩、黑水村、纳克。对我来说，它们有着同样的含金量。他还说到小纳克萨利和巴卡的瓦切地区已经消失的村庄，在边境附近，靠近奇瓦瓦州。说着，不知为什么，他捂住了嘴巴，好像要打喷嚏或者打哈欠。看样子他走过和露营过所有的山脉：帕洛马斯山、谢内基塔山、吉哈斯山、拉马德拉山、圣安东尼奥山、西部塔山、杜马卡高丽山、协力塔山（已经属于亚利桑那州地界）、古爱娃山、奥奇塔吴爱卡山（奇瓦瓦的东北部）、拉珀拉山、拉斯塔布拉斯山南部，通向锡那罗亚州、拉格洛里亚山、埃尔比那卡特山西北方向，像是要去下加利福尼亚州[2] 的样子。他熟悉整个索诺拉州，从加利福尼亚湾的瓦塔万博和恩帕尔梅，到消失在沙漠里的小村庄。他会说印第安人的亚基语和帕帕戈语（一种通行于索诺拉和亚利桑那州的语言），能听懂塞利语、比马语、马友语和英语。他的西班牙语说得斩钉截铁，发音是经过训练的，有时与眼神矛盾。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像个无依无靠的影子，在你爷爷（愿老人家安息）的家乡兜了好几圈。

每天上午我俩见面。有时，我打算假装没看见他，也许是想独自闲逛，想看早场电影。可“毛毛虫”总是在老地方，坐在白杨树大街的长凳上，安安静静，嘴里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头戴草帽，遮住半个前额（白毛毛虫一样的前额）。我钻在书架里，不免看到他，盯着他看一会儿，到了最后还是得去找他。

我很快就发现了他是带着枪的。起初，我以为他是个警察，或者有什么人在追捕他。但后来得知他显然不是警察（至少现在不是了）。我还很少见过什么人是不在乎旁人的：他从来不回头看，从来不环顾左右，很少有时候是看着地面的。我问他为什么总是带枪。他说：习惯了。我立刻就相信了。他的枪别在身后，腰间。我问他：这枪，你常用吗？他好像做梦一样地说道：对，常用。“毛毛虫”的枪让我着迷了好几天。有时，他掏出枪来，拿掉弹夹，让我仔细看看。像是老枪，很沉。通常，我总是看一下就立刻还给他，要他藏好。有时，坐在白杨树大街的长凳上跟一个带枪的男人聊天（也许是他独白）让我有顾虑，不是说他能拿我怎么样，因为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和“毛毛虫”会成为朋友，而是因为担心让联邦警察看见，担心警察会对我俩搜身，会发现“毛毛虫”身上的枪，会最后把我俩送进大牢里去。

一天上午，“毛毛虫”病了，还跟我谈比利亚维西奥萨。此前，我是从书店里看见他的，表面上他跟以前一样，可是我走近前一看，发现他衬衫是皱皱巴巴的，好像是和衣而睡的样子。坐到他身边以后，发觉他在颤抖。片刻后，他浑身越发抖得厉害起来。我说：你发烧了，应该卧床休息。尽管他一再说“不”，我还是送他回到他常住的小公寓。我说：上床躺下。“毛毛虫”脱下衬衫，把手枪放到枕头下面，好像立刻就睡着了的样子，但眼睛还望着天花板。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床头桌、一个破衣柜。我看见衣柜里有三件跟刚才脱下来那件一样的衬衫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条颜色一样的长裤挂在衣架上。我看见床下有一个高级皮箱，就是那种好像保险箱一样、有锁的皮箱。没看见房间里有报纸杂志。房间里散发着消毒液的气味，跟公寓楼梯里的气味一样。我说：给我点钱，我去药房给你买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给我，又一动不动了。他时不时地浑身打着冷战，好像要死的样子。但仅仅是偶尔发作。有一阵工夫我想：还是找大夫看看为好。但我明白“毛毛虫”不喜欢看医生。等我拿着药、抱着可口可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我让他服下大剂量抗生素和退烧药。又让他喝下去半瓶可口可乐。我还事先买了一些薄饼，放在了床头桌上，让他饿了吃。我正要离开时，他睁开了眼睛，谈起比利亚维西奥萨。

他讲起细节来丰富多彩。他说：比利亚维西奥萨的住户超不过六十户，有两家酒馆，一家食品店。他说住房是砖坯的。有些院落里是水泥地。他说，院子里散发出一股臭味，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他说，心里难受，甚至没心肝的人也会难受，甚至没嗅觉的人也受不了。他说，所以有些院落里铺了水泥。他说，这个村子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本地人给人当杀手和保镖。他说，杀手不害杀手，怎么害呢，就像蛇咬自己的尾巴一样。他说，有那种自己咬自己尾巴的蛇。他说，甚至有自己把自己整个吞下去的蛇，要是你看见自己吞自己的蛇，那赶快跑开，因为早晚会发生坏事，就像现实生活里的爆炸事件一样。他说，村边有条河，因为水黑，所以名叫黑河。黑河一靠近坟地，形成了三角洲。他说，村人有时呆呆地望着地平线，望着渐渐消失在蜥蜴山后面的太阳，看见地平线是肉色的，像是垂死者的脊背。我问：他们盼着什么出现在地平线上？我问话的声音吓了自己一跳。他说：不知道。又说：一个鸡巴。接着又说：也许是风和尘土。后来，似乎平静下来了。片刻后，我以为他睡着了。我轻声说，明天我上午来。想着吃药，别起床。

我悄悄地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去“毛毛虫”住的公寓之前，我像往常一样，进克里斯塔尔书店看看。我正要走出书店的时候，透过大玻璃窗看见了他。他坐在往常的长凳上，穿了一件干净整齐的白衬衫和雪白的长裤。草帽遮住了他半张脸。嘴唇上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他一如往常，望着前方，看上去是健康的。到了中午，我俩要分手的时候，他粗鲁地递给我几张钞票，说了几句前一天给我添了麻烦之类的话。钱很多。我说：你不欠我什么，为了任何一个朋友，我都会这么做的。“毛毛虫”坚持要我收下。他说：这样你可以买几本书了。我回答说：我有很多书。他说：至少在短时期内，你可以不偷书了。最后，我从他手里接过钱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具体多少钱已经记不得了，墨西哥比索多次贬值，只知道这笔钱买了二十本书和两张大门乐队的唱片，对我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那个时候，“毛毛虫”不缺钱。

后来，他再也没跟我说起过比尔亚维西奥萨。在长达一个半、也许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俩每天上午见面，中午分手，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坐公共汽车回家。有时，我请他看电影。他从来都不愿意去。他喜欢跟我坐在白杨树大街旁的长凳上聊天，或者在附近的街道上闲逛，时不时地顺便走进酒吧找找有没有卖大海龟蛋的小贩。从来没看见过他喝酒。就在他突然永远消失之前的几天里，他忽然跟我说起雅格丽娜来。我明白这是他怀念她的方式。我谈到她那铅灰色的金发，把她在影片里显露出来的浅金色头发做了这样和那样的比较。“毛毛虫”轻轻点头，视线盯着前方，好像要把雅格丽娜留在视网膜上，或者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她。有一次，我问他：喜欢哪种女人？这是一个没话找话说的少年提出的愚蠢问题。但是，“毛毛虫”认真对待，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他想了又想。最后说道：安静的女人。后来又补充说：可只有死人才安静啊。过了一会儿，又说：就是死人也不安静。这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天上午，他送我一把折刀。在骨制的刀把上，刻着镍银的漂亮字母：“卡波尔卡”。我记得我对他再三表示感谢。那天上午，无论是在白杨树大街旁聊天还是沿着市中心的街道闲逛，我不断地打开、合上刀片，欣赏刀把，试试在我手心里的分量，对它恰到好处的尺寸表示惊叹，那天其余的事情与平常都是一样的。第二天上午，“毛毛虫”就不在了。

两天后，我去他住的公寓找他。有人告诉我，他去北方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

[1] 墨西哥著名女演员，主演《叶塞尼亚》。

[2] 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墨西哥最北部的州，北面与美国加州接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