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罗德里格·品脱、玛丽亚和安德烈斯·布莱耶怀特

这事真稀奇：毛里西奥·席尔瓦，人称“小眼”，总是想逃避暴力，哪怕被人骂做胆小鬼。可是，暴力，真正的暴力是不可能逃避的，至少我们这些出生在年代的拉丁美洲、阿连德牺牲时近二十岁的人们是无法逃避暴力的。[1]

“小眼”的问题有范例效应，有典型性，重新回忆一下也许并非无用，尤其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岁月以后。那是1974 年1 月，政变发生后四个月，“小眼”席尔瓦离开了智利。首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着，邻国的形势逆转[2] 。“小眼”不得不来到墨西哥。在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在这里，我认识了他。

“小眼”与那时大多数住在墨西哥城的智利流亡者不同：不拿参加过一场虚幻多于真实的抵抗运动吹牛，不常去流亡者聚会的圈子。

我和他成了朋友，至少每周在布卡雷利大街的哈瓦那咖啡馆，或者在凡尔赛大街我和母亲、妹妹的住处，见面一次。起初几个月，“小眼”席尔瓦依靠打零工度日。后来，在墨西哥城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摄影师的差事。我不记得是哪家报社了，也许是《太阳报》吧，如果墨西哥有过这样名字的报社，也许是《世界报》，我更希望它是《民族报》，该报的文化副刊主笔是西班牙老诗人胡安·莱哈诺，但不会是《民族报》，因为我在《民族报》工作，可我从来没看见“小眼”在编辑部里出现过嘛。但他的确在一家墨西哥报社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起初不明显，因为“小眼”早就习惯了简朴的生活。但是，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他经济状况改善的迹象。

比如，我记得他刚到墨西哥城的时候是穿着运动衫的。可是后来他买了衬衫，甚至还看见过他打领带——我们这些人，就是说我和诗歌界的朋友们，是不打领带的。结果，在哈瓦那咖啡馆我们这些人中，惟一打领带的就是“小眼”。

那一阵子，有人说“小眼”是同性恋。我的意思是：智利流亡者的圈子里有这样的传言，一部分原因是有人爱说别人坏话，另一部分原因是来个新绯闻可以给流亡者烦人的日子来点“调料”，左派和那时控制着智利的右派，对裤腰以下的想法完全一样。

有一次，“小眼”来我家吃饭。我母亲欣赏他。“小眼”回报这份感情的办法就是时不时地给我们拍张全家福：我母亲、我妹妹、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还有我。一次，他告诉我：人人都喜欢他的照相。我觉得都一样，或者这是我的想法。不过，“小眼”说这话的时候，我想了想他说的话，最后认定他是对的。他说，只有几个印第安人不喜欢拍照。我妈认为，“小眼”指的是马普切人[3] 。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印度的印度人。后来，印度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一天夜里，我在哈瓦那咖啡馆见到了他。那个时候，差不多没有顾客了。“小眼”坐在面朝布卡雷利大街的窗前，桌上摆着一大杯牛奶咖啡，哈瓦那咖啡馆才有这种粗制大玻璃杯，别的咖啡馆我还真从来没见过呢。我在他身边坐下。我俩聊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半透明的。这是我那时的印象。“小眼”像是玻璃制作的。他的脸和他眼前的牛奶咖啡玻璃杯好像在交换信号，仿佛在广阔的宇宙中两个互相不理解的现象刚刚相遇，以更多的意愿而不是希望，要找到共同语言。

那天夜里，他坦白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这跟流亡者们的传言一致。他还说，要离开墨西哥。刹那间，我以为他离开墨西哥是由于同性恋。但并非如此。有个朋友在巴黎一家摄影社为他谋得一份工作。这差事可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他想说话。我洗耳恭听。他说，多年以前他就有同性恋倾向。痛苦吗？小心翼翼地吗？尤其是因为他自认是左派，而同志们对同性恋者可是有些偏见的。我俩说到了“性倒错”（如今不用这个说法了），它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孤寂的风景，还说到了colisa[4] 。我说里面有个s。“小眼”说，是个z。

我记得聊到最后，我俩信口开河，大骂智利左派。我记得，我还为“漂泊在外的智利斗士”干杯，为一部分“拉美漂泊在外的斗士”干杯，这是孤儿们的幻想，漂泊者就是四处漂流的意思，在世界各地为出价最高的人服务，而出价最高者往往是最坏的家伙。我俩哈哈大笑。随后，“小眼”说，他不喜欢暴力。他说：你喜欢暴力，我不喜欢。那口气很悲伤，那时我不理解。他说：我讨厌暴力。我向他保证：我也讨厌。后来，我俩谈起别的事情来，什么书啊，电影啊。从此以后，我俩再也没见面。

有一天，我得知“小眼”已经离开了墨西哥。告诉我这事的是他报社的一个老同事。他不辞而别，我并不奇怪。“小眼”从来不跟什么人道别。我也从来不跟什么人说“再见”。我的墨西哥朋友们也是如此。可我妈妈认为，不辞而别，没有教养。

两三年后，我也离开了墨西哥。我到了巴黎。找过他（不是十分起劲）。没找到。时间一长，我就把他给忘了，甚至连模样也不记得了。但是，我脑海里始终有个他走过来的样子、站立的姿势、从较远的地方发表看法的样子，还带着些许哀愁，让我联想到“小眼”席尔瓦、一个没有面孔的“小眼”席尔瓦，或者是一个脸隐没在阴影中的“小眼”，但精气神还是他的，或者还记得他某个动作——一种几乎是抽象出来的本质，里面容不下安静。

岁月过去了。过去了好多年。有些朋友去世了。我结了婚，有了儿子，出了几本书。一次，我不得不去一趟柏林。最后一夜了，与海因里希·冯·贝伦贝格和他一家人共进晚餐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之前都是海因里希每天夜里开车送我回旅馆）。在没到达旅馆前，我要司机停车，因为我想散散步。出租车司机（一位上了年纪的亚洲人，正在听贝多芬的音乐）在距离旅馆有五条街之遥的地方停了车。街上行人已经不多了，但时间并不太晚。我穿过了一座广场。

“小眼”坐在一条长凳上。起初，我没认出他来。是他喊住了我。他叫我的名字，然后问我：你好啊。于是，我才转身。瞅了他好一会儿，不知他是谁。“小眼”仍然坐在长凳上，瞅瞅我，瞅瞅地面，或者是瞅瞅两侧、柏林这座小广场周围的大树以及身边的树影，其关注的程度超过对我的注意（这是我的感觉）。我回身朝他走去，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毛里西奥·席尔瓦。我问：是智利人？

“小眼”席尔瓦吗？他点点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见他的笑容。

那天夜里，我俩差不多聊到天亮。几年前“小眼”就住在柏林了。那里能找到整宿开门的酒吧。我问他生活如何。他大致给我描绘了一下自由摄影师的经历。他早就在巴黎、米兰买下了房子，如今又在柏林买下了存放图书的简易房——长期闲置不住。直到我俩迈进第一间酒吧的门后，我才看出来他的变化有多大。他瘦多了，头发已经花白，满脸皱纹。我发现他的酒量可比在墨西哥大多了。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当然了，我俩的相逢也绝非偶然。我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报刊上了。“小眼”看到过，或者是什么人告诉他：你有个同胞在举行讲座或者报告会，而他不能参加，于是打电话问主办单位。这样就拿到了我住的旅馆地址。他说，我在小广场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消磨时间，盼望着我的出现。

我笑了。心里想，重新见到他是一件喜事。“小眼”还是那副怪模样，但是可以亲近，不是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人，是那种你可以在晚上随时随地跟他说“再见”、他跟你说“晚安”的人，绝对不会责怪你，不会骂你。他是一种有理想、生活简朴、和蔼可亲的智利人，是楷模，这种人在智利可从来就不多，但是在智利以外的地方也不可能有。

重读上述文字，我知道自己犯了说话不准确的毛病。要是让“小眼”看了这段文字，他肯定不同意这么笼统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吧，我俩到了一个又一个酒吧，喝了威士忌和不带酒精的啤酒，与此同时，我俩的谈话基本上是在回忆往事中展开的，就是说，是一种带忧伤色彩的情况汇报。谈话，实际上是独白，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俩在回旅馆路上、凌晨两点钟时，他讲述的故事。

就在我俩穿越几小时前见面的那座小广场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讲述起来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很冷，忽然间听见“小眼”对我说，他愿意给我讲一件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的事。我看了他一眼。“小眼”的视线落在了广场上那些用瓷砖铺就的弯曲小径上。我问他，是什么故事啊？他很快回答说，是一次旅行中的事。我问，旅行中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小眼”停下脚步。有一阵工夫，他好像只是为了欣赏那些德国树冠以及树冠上方蓝天与白云活动的碎片而存在似的。

“小眼”说，是可怕的事。他问：你还记得我在离开墨西哥城之前咱们在哈瓦那咖啡馆里的谈话吗？我说：记得。他说：我告诉你我是同性恋，对吗？我说：你说了你是同性恋。“小眼”说：咱们坐下说吧。

我敢发誓：我看见他坐的地方还是原来那条长凳，仿佛我还没有到达广场，而他还在等我、还在思考人生以及命运或者偶然性迫使他给我讲述的那个故事呢。他竖起大衣的领子，讲了起来。我点了一支香烟，站着听。

“小眼”的故事发生在印度。是工作，而不是旅游者的好奇心把他带到了印度。他必须在印度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典型的都市生活报道，是一种玛格丽特·杜拉斯与赫尔曼·黑塞的混合物。我和“小眼”都笑了。他说，就有这种喜欢在《印度之歌》与《悉达多》之间看印度的人。那你就满足出版商的要求吧。于是，第一篇报道就是照片，上面有殖民时期的房屋、破败的花园、各式各样的饭馆，以下等餐厅或者家庭餐厅为主，看上去有些下九流，都是印度人开的；还有郊区的照片，真正的贫民窟；随后是交通线、公路、铁道铁轨站、公共汽车、进出城市的火车；也没忘记隐藏在四周的自然景观，一种与西方冬眠概念无关的冬眠状态，与欧洲不同的树木、大河与小溪、耕地或者干涸的田野。“小眼”说，这是圣徒们的天地。

第二篇报道是关于印度某座城市妓女区的，区名我始终不知道。

从这里开始才真正是“小眼”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住在巴黎。他那些照片是给一位著名法国作家的作品做插图用的，该作家是专门研究卖淫社会的。实际上，“小眼”的报道仅仅是包括世界各地红灯区或者容忍卖淫区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每个红灯区有不同的摄影师拍摄，但是所有的文字说明都由那位作家一人完成。

我不知道“小眼”去的是哪座城市。可能是孟买、加尔各答，可能是贝拿勒斯或者马德拉斯。我记得问过他此事。他不予理睬。实际情况是，“小眼”独自到了印度，因为那位法国作家已经写好了报道，“小眼”惟一的任务就是给报道插图。他去了报道指定的地区。随即开拍。按照他的计划——以及出版商的计划——工作期限（含在印度逗留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周。他下榻在一个安静小区的旅馆里，住的房间有空调，有一扇窗户面向不属于旅馆的院落，那里有两棵树，树之间有一眼泉水。还有一块露天地，有时有两个女子身前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出现在那里。两个女子的服装是印度式的，或者在“小眼”看来如此，但是那几个孩子，有一次他却看见他们打领带。到了傍晚，“小眼”去红灯区走走，拍些照片，跟妓女聊一聊。有几个妓女年龄很小，非常漂亮。另外一些妓女年纪大些，或者说老一些，样子有些发胖，不爱说话。那里的气味，起初让他感到不快，但是后来就喜欢了。拉皮条的家伙（他没看见几个）态度友善，尽量表现得像西方皮条客，或者也许是西方皮条客从印度皮条客那里老早学会的手势和表情（但这是“小眼”在回到有空调的旅馆房间后想出来的）。

一天下午，拉皮条的邀请“小眼”跟一位妓女上床。他有礼貌地婉拒了。那皮条客立刻就明白了“小眼”是个同性恋。到了第二天夜里，就把他拉到了有男妓的妓院里去。当天夜里“小眼”就病了。他望着柏林公园的暗处，说道：我是在印度啊，怎么就不明白呢。我问他：你怎么办了？他说：毫无办法。我什么也没做。瞅一瞅，笑一笑。如此而已。那时，有个年轻人想到：也许这位客人愿意看看别的场所。这是“小眼”猜测出来的，因为几个年轻人之间是不讲英语的。于是，大家离开那家妓院，穿过几条狭窄、肮脏的小巷，来到一处小房子前。那里面是一个过道、小房间以及暗处时不时会突出一座佛龛或者祈祷室组成的迷宫。

“小眼”望着地面告诉我，印度有些地方有这样的风俗：把小孩献给神灵，神灵的名字不记得了。我不合时宜地一时冲动，提醒“小眼”：你不仅忘记了神的名字，也忘记了那座城市的名字，甚至故事里任何一个人物的名字。“小眼”看看我，微微一笑。他说：我是故意忘掉他们的。

那时，我担心还会有更糟糕的内容。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有一阵子，我俩竖起大衣领子，默默地坐着。他看看昏暗的广场，好像担心有陌生人走来，随后又继续讲起故事来：他们要把一个男孩献给神灵，我不知在多长时间里，那男孩就是神的化身。可能是一周，可能是在有宗教游行的那几天里，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一年，我不清楚。反正是一种野蛮的节日，印度法律是禁止的，但人们照旧庆祝。节日期间，那男孩的父母收到了一大堆礼物，欢天喜地，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平时过的都是穷日子。节日一结束，男孩被送回家，或者送回他住的脏窝里，等一年后再重新开始。

从表面上看，这种节日像拉美的迎神游行，只不过显得更快乐，更热闹，可能参加的人明白自己的身份而感情更强烈。只有一点不同。在节日来临前，那男孩要被阉割。节日期间化作男孩的神要求男孩的身体不得有半点男性特征——尽管男孩还没过七岁。但是，男孩的父母就把儿子交给了几个节日医生或是节日理发师或是节日祭司。这些人就把男孩给阉割了。等到男孩的伤口愈合之后，节日就开始了。节日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后，等都结束的时候，男孩就回家了。但是，他已经被阉割了。父母不让他进门。孩子最后流落到妓院里。“小眼”叹息一声，说道：妓院有各式各样的。那天夜里，他们拉我去的是最糟糕的一家。

有一阵子，我俩没说话。我点了一支香烟。后来，“小眼”描绘了那家妓院，像是描述一座教堂。天井里有屋顶。走廊是敞开的。两侧的小房间里有人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可能不到十岁的男孩。“小眼”说，那孩子像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孩。吓坏了，可是又强作笑颜。他问我：能明白吗？我说：想像看吧。我俩又不吭声了。等到我又能开口的时候，我说：不行，想不出来。“小眼”说：我也想像不出来。谁也想像不出来。无论受害者、害人者，还是旁观者都想不出来。只有一张照片说明了问题。

我问他：你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小眼”好像浑身一颤。他说：我拿出了照相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这样做会永远感到自责的，可我还是拍了。

不知道我俩默默地坐了多久。我知道天冷，因为有一阵子浑身发抖。有两次，我听见身边的“小眼”在啜泣，但故意不看他。我看到有一辆车开着灯驶过广场一侧的大街。透过枝叶，有一扇窗户里面亮着灯光。

后来，“小眼”继续说了下去。他说，那男孩冲他一笑，后来就顺从地溜进了那迷宫之家的什么地方去了。有一阵工夫，一个皮条客对“小眼”说，如果觉得没意思，那就离开吧。“小眼”没有接受建议。他不能走。原话是这样说的：我现在还不能走。这是真心话，虽说他不清楚是什么在阻拦他永远离去。可是，那皮条客明白了他的意思。二人要了茶水或者类似的什么难闻的饮料。“小眼”记得，他和那皮条客席地而坐，也许是坐在一块席子上，或者是一块破旧的地毯上。光线来自两支蜡烛。墙上挂着一张有那位神的肖像画。“小眼”看看那位神，起初有些害怕，后来感到生气，也许是仇恨吧。

他一边点烟，吸了一口，吐到柏林的夜空里去，一边说道：我从来没恨过什么人。

就在“小眼”望着那张神像的同时，一直陪着他的那几个人都消失不见了。陪着他的只有一个男妓，二十几岁，说英语。过了一会儿，有人击掌后，那男孩又露面了。我以为我哭了，“小眼”说，或者是那个男妓以为我在哭，但都不是真的。我故意面带笑容（是一张不属于我的脸，是一张像树叶一样被风卷走了的面孔）。可是心里惟一想的是策划点什么。不是计划，不是朦胧的公正样子，而是一种意愿。

后来，“小眼”、男妓和男孩起身，走过一条光线昏暗的通道，又走过一条光线更糟糕的通道（男孩走在“小眼”身边，冲着他微笑，男妓也冲他微笑。“小眼”点点头，慷慨解囊），来到一个房间。那里面有个医生在打盹。身边有个男孩，皮肤比那被阉割的男孩要黑，年纪要小，六七岁的样子。“小眼”听医生（也许是理发师，也许是祭司）详细讲解何为传统、民间节日、特权、领圣餐、醉酒和神圣。他能看到那天黎明或者次日准备给男孩阉割用的外科器具，不管怎么说吧，男孩已经到了庙宇或者妓院；他能明白有一项预防感染的措施、一项卫生措施；男孩已经饱饱地吃了饭，仿佛已经化作神灵，其实“小眼”看到的是一个半睡半醒正在哭泣的孩子；

“小眼”还看到了那个已经被阉割的男孩——在他身边，寸步不离——半开心半恐惧的眼神。于是，“小眼”变成了不是别的而是“妈妈”的角色。

他说了“妈妈”之后，出了一口长气。这就是结果：“妈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反复复发生的事情，就很普通啦：就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暴力。就是我们这些出生在50 年代拉美人的命运。当然了，“小眼”没有什么太大信心地要试一试对话，试试行贿，试试恐吓。惟一确凿的是有过暴力事件。不久，他就离开了那红灯区的大街小巷，样子像做梦，像大汗淋漓。他清楚地记得离开时精神上升起的激情，越来越强烈的快感——似乎是威胁着某种清醒意识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也不可能是）清醒的。还有感觉到自己的身影以及两个男孩的影子——他牵着他俩的样子投射到了破落的墙壁上。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地方，他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在那时和那地，没人注意到他。

故事情节的剩下部分就是一条旅游路线了。“小眼”回到旅馆后，把东西装进箱子，带着两个孩子走了。先乘坐出租车到了郊区一个村庄，也许是小区。从那里乘坐公交车到了另外一个村庄，换乘另外的公交车，又到了另外一个村庄。在逃走的过程中，有时还上过火车，坐了整整一宿外加部分白天时光的火车。“小眼”记得两个孩子望着晨光照耀下车窗外面景物的面部表情：灿烂和恭顺，好像那神秘列车的窗外风景从来没有那么真实过。

后来，三人又乘坐公交车、一次出租、一次大巴、一次火车。“小眼”说，我们甚至挥手拦车。他说话时，望着柏林的树影，实际上，他脑海里想着别的树影、别的无名树影、不可能见到的树影。最后，三人到达印度某个村庄，租下一间房，休息。

两个月后，“小眼”已经身无分文了。于是，走到一个村庄，他发信给一位在巴黎的朋友。十五天后，他收到一张汇款单；但是需要去另外一个更大的村庄兑现——不是他发信的村庄，更不是他租房的村子。两个男孩情况很好。他俩跟别的孩子一起玩耍，不上学。有时，带着左邻右舍送的食物、蔬菜回家。两个孩子不叫他“爸爸”，免得引起好奇者的注意，这是他为了安全采取的措施之一，而是叫他“小眼”，跟我们的叫法一样。但是，“小眼”在邻居面前说他俩是他儿子。他编造说，孩子的母亲是印度人，不久前去世了，他不愿意回欧洲。这故事听起来像真的。但是，夜间做噩梦时，“小眼”梦见印度警察半夜突然出现了，逮捕了他，罪名很丢脸。常常醒来时浑身发抖。于是，走到两个孩子睡觉的席子旁，一看见两个孩子的模样，他浑身又有了可以继续上路、休息、起身的力气了。

他当上了农民。种了一小片果园，有时为村子里的富农打工。说是富农，其实也是穷人，只不过比别人的日子稍微好一些罢了。工余时间，他用来教两个孩子学习英语、一点数学，看着他俩做游戏。两个孩子说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有时候，他看见他俩停止游戏，去田野上转悠，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梦游患者。他高声招呼他俩回来。有时，他俩假装没听见，继续往前走，直到他看不见为止。有时，他俩回头冲他微笑。

我吃惊地问“小眼”：你在印度逗留了多长时间呢？

“小眼”说，一年半。但准确的时间他也不知道。

一次，他那位巴黎的朋友到了那个村庄。“小眼”说，他还对我有感情呢，虽说我不在巴黎期间他已经跟雷诺公司的一个阿尔及利亚机械师同居了。“小眼”说完这话就笑了。我也笑了。“小眼”说，一切都太令人伤心了。他朋友是乘坐一辆布满尘土的出租车进入村子的。那时，那两个男孩在干燥的灌木丛中追一个小虫。清风似乎送来了或好或坏的消息。

不管那位法国朋友如何苦苦相劝，“小眼”就是没回巴黎。数月后，“小眼”收到了法国朋友一封信，告诉他：印度警察已经不再追捕他了。看来那家妓院的人也没有报警。这消息没能阻止“小眼”不再做噩梦，只是梦中追捕和嘲笑他的那些人物改头换面了而已：不再是警察，而变成了那位去势的神灵宗派的打手。“小眼”说，最后的结果更加可怕，不过我早就习惯于噩梦了，总是可以这样、那样地知道：这是梦里，不是现实。

后来，瘟疫进村了。那两个男孩都死了。“小眼”说，我也想死，可命不该绝。

“小眼”养病的地方是座每天都在让雨水毁坏的茅屋，痊愈后，他离开了那座村庄，又回到了原来认识两个孩子的城市。他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那座城市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遥远，他们三人的逃跑路线是螺旋式的，返城就快多了。他回到城里的当天下午就去了那家阉割男孩的妓院。那里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家又一家拥挤在一起的住所。他记忆中空空荡荡、凄凄惨惨的过道里，如今云集着还几乎不会走路的娃娃以及无法动弹和匍匐在地的老人了。这景象简直像天堂！

当天夜里，一回到旅馆他就流泪不止，为两个死去的男孩哭泣，为那些不曾相识的被阉割的男孩哭泣，为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哭泣，为一切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哭泣，为英年早逝的年轻人哭泣，为保卫阿连德的斗士们哭泣，为害怕保卫阿连德而战的人哭泣，接着，他给巴黎那位朋友打电话。现在，这位法国朋友与一位保加利亚前举重选手同居了。“小眼”请法国朋友寄一张机票和一点支付旅馆费用的钱过来。

法国朋友说：行。当然。马上就办。还问“小眼”：那是什么声音？你哭了？“小眼”回答说：是的。哭个不停。不知怎么回事。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了。法国朋友于是说：好啦，好啦，别哭了！“小眼”哭着说，照办，照办。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可是随后仍然痛哭不已。

[1] 1973 年9 月11 日智利总统阿连德在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殉职，死因有多种说法。

[2] 指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

[3] 马普切人（Mapuche），南美洲南部主要印第安部落之一，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

[4] 西班牙语，在智利俚语中指同性恋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