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戈麦斯帕拉西奥的时候正是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那时二十三岁，知道自己在墨西哥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的朋友蒙特罗，在文学美术馆工作，为我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谋得一个差事。戈麦斯帕拉西奥这个城市的名字真可怕。这份工作包括先要跑一遍文学美术馆系统分布在那个地区的各个工作室。可以说这样的出差是一种愉快的上岗方式，蒙特罗对我说，先到北方各地玩一玩，然后去戈麦斯帕拉西奥上班，就把什么都给忘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同意了。那时我明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定居的，知道自己不会在墨西哥北部任何一个偏僻村镇领导什么文学工作室。

一天早晨，我乘坐一辆满载旅客的公交车离开了首都墨西哥城，开始出差之旅。我到过的地方有：圣路易斯波多西、阿瓜斯卡连特斯、瓜纳华托、莱昂，我说的这个顺序是混乱的，不清楚先到了哪座城市，也不知道逗留了几天。后来到过托莱昂和萨尔蒂约。到过杜兰戈。

最后，到了戈麦斯帕拉西奥，参观了文学美术馆的办公室，认识了我未来的学生们。天很热，可我一直发抖。馆长是位鼓眼泡、丰满的中年妇女，身穿大印花布长裙，上面有本地几乎各种花卉图案。她把我安置在郊外一家汽车旅馆里——一家不通向任何地方的公路旁边的旅馆。

她总是上午亲自来接我。她有一辆大轿车，天蓝色的。她驾车的方式也许属于鲁莽型的，但总的来说技术尚可。那车是自动挡的，她双脚几乎不碰踏板。我俩一成不变地要先去路边一家餐厅，从那里可以远眺我的汽车旅馆，一个在黄蓝地平线上泛红的突出物。我俩喝橘子汁，吃墨西哥式煎蛋，喝几杯咖啡。我估计女馆长从来不用现金，而是拿美术馆的代金券买单。

随后，她靠在椅背上，说起自己在那座北方城市的生活和诗歌创作。她已经在由本州文学美术馆赞助的一家小出版社里出版了诗集。她还谈到丈夫，既不懂诗歌创作，也不懂写诗本身承载的痛苦。她一面说话，我一面一支接一支地抽巴利牌香烟，同时望着窗外的公路，心想这就是我生活中的灾难。之后，我俩再上车，向文学美术馆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总部进发。总部设在一座二层楼里，毫无魅力可言，但有个院落，只种着三棵树；还有座废弃或未完工的花园，里面聚集着毫无生气的少年：他们学绘画、音乐、文学。初次到那里，我几乎没注意那座院落。第二次，我感到战栗。心想，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啊，可是内心深处明白这是有意义的，即令人心碎之意，这表达方式似乎有些夸张，但我不认为夸张。也许那时我把意义与需要混淆了。也许就是神经紧张而已。

到了晚上，很难成眠。做噩梦。上床前，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把房间的门窗都要关严。口干舌燥，惟一的办法就是喝水。连续不断下床，去卫生间打水喝。既然下了床，那就趁机再查查门窗吧。有时忘记了害怕，就站在窗前看看沙漠里的夜空。然后，再回到床上去，闭上眼睛。可是因为喝水太多，很快再次起床，是去撒尿。既然起床了，那就再次检查门窗，再次听一听来自远方沙漠的动静（南来北往的车辆声），或者看看窗外的夜空。这样折腾到天亮，才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最多也不过如此。

一天上午，我和女馆长吃早饭的时候，她问我眼睛怎么是红的。我说，因为睡觉太少。她说，是的，眼睛红了。随后，改变了话题。那天下午，她送我回汽车旅馆的时候，问我是否愿意开一会儿车。我告诉她，我不会开车。她笑了，把车子靠路边停下来。有一辆冷藏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去。我看见白色的车身上写着蓝色的大字：“帕迪亚寡妇肉铺”。是从蒙特雷伊方向开来的。我觉得那司机的目光很放肆。女馆长开了车门下去。她说：你坐到司机位子上来！我照办了。扶着方向盘的时候，我看见她从车前方绕了一圈。然后，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命令我开车：咱们走！

沿着连接戈麦斯帕拉西奥与我住的汽车旅馆的灰色高速路，我开了好大工夫。到了汽车旅馆的时候，我没有停车。我瞅瞅女馆长，她笑笑，不介意我再开一会儿。起初，我俩一直静悄悄望着公路。离开汽车旅馆后，她开始说起她的诗歌、工作、理解力差的丈夫。等到没话时，她打开磁带放音机，放一盘兰切拉民歌。女歌手的声音悲伤，她总比乐队伴奏的速度快两拍。女馆长说：她是我朋友。我没听明白，便问她：什么？女馆长说：我是这女歌手的好朋友。啊，明白了。她说：她是杜兰戈人。你到过杜兰戈，对吧？我说：是的，去过杜兰戈。她问：那边的文学工作室怎么样？我说：不如这里。尽管这是客套话，她好像不赞同。她说：她是杜兰戈人，可是住在华雷斯城。有时，她回家看母亲，就给我打电话。我不管多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去杜兰戈跟她住几天。我说：好。视线不离开公路。女馆长说：我住在她家，就是她母亲那里。我俩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聊天和听她的唱片，一下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我俩中有一个去煮咖啡。每次去她家，我总要带上快慰牌饼干。她最喜欢这种饼干了。于是，我俩吃饼干，喝咖啡。我俩从十五岁就认识。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看见地平线上有些山丘，公路就消失在那些山里。东边已经发黑。几天前，我在汽车旅馆里曾经想：沙漠里的夜色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一个愚蠢的修辞问题，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一天下午，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里，有个小伙子问我为什么要写诗，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女馆长不在场。工作室有五人，都是学生，四个男孩，一个女生。两个男生衣着极寒酸。那女生又矮又瘦，打扮俗气。提问的小伙子本来应该上大学，却在一家肥皂厂当工人（可能是本州惟一的大肥皂厂）。另外一个男生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当服务生。头两个男生准备读预科。那女生不念书，不工作。

我回答说：出于偶然。有一阵子，我们六人都不吭声。我盘算了一下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工作和长期生活的可能性。此前，我在院子里见过两个学美术的女生，我觉得还漂亮。如果走运的话，也许能跟其中一个结婚呢。她俩中比较漂亮的那个像是最传统的那种女人。我设想出一种漫长又复杂的恋爱期。设想出一套昏暗、空气新鲜的房子以及种满了植物的花园。那个制造肥皂的小伙子问道：您打算写到什么时候为止？本来我可以随意回答。但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我说：不知道。我问他：你呢？他说：老师，我写诗是因为诗歌让我感到更加自由；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他面带笑容，难以掩饰自豪与决心。这样的回答染上了含糊的毛病，总想慷慨激昂。但是，在这答话后面，我看到的是一个肥皂工，不是看他现在，而是看他十五岁或者十二岁的样子；看见他飞跑或者行走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街道上，头上的天空像有石头落下。我还看见了他的伙伴：我觉得他们能活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活下来是最理所当然的。

后来，我们念诗。他们中惟一有才华的是那个女生。但我已经什么也不能肯定了。下课后，女馆长在等我，她身边站着两个家伙，结果竟然是杜兰戈州府的官员。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他们是警察，是来抓我的。学生们跟我说了“再见”。那瘦姑娘跟一个男孩，还有另外三个男生都走了。我看见他们穿过了一条墙皮剥落的过道。我跟在他们身后，到门口，仿佛有话忘记了说的样子。在门口，我看见他们分别消失在戈麦斯帕拉西奥那条大街的两头。

这时女馆长说了一句：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接着就不吭声了。公路已经不是笔直的了。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了我们离去的城市有一道大墙。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夜幕。放音机里传出来那女歌手咿咿呀呀地演唱的另外一支歌曲。歌词说墨西哥北方有个偏僻的村庄，人人都幸福，只有她除外。我觉得女馆长在哭。悄悄在哭，很有尊严地哭，但抑制不住地哭。可是我无法证实。我眼睛紧紧盯住公路，一秒钟也不离开。后来，女馆长掏出手帕，擤擤鼻子。我听见她用最低的声音对我说：请打开车灯！我继续驾驶。

她又重复了一次：请打开车灯！不等我回答，她就俯身到仪表盘上，亲自打开了车灯。片刻后，她用更加坚决的口气说：减速！与此同时，那女歌手已经唱到最后几个音符了。我没话找话地说：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

车子停靠在路边了。我打开了车门，下车。天还没全黑，但已经不是白天了。我周围的土地、公路两侧的山丘，已经是深黄色，我从未见过的深黄。仿佛那亮色（不是亮光，而是颜色）满载着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但很有可能是永恒的什么。很不好意思联想到了某种相似的玩意儿。我舒展一下两腿。有辆汽车按着喇叭从我身边驶过。我挥手骂了一句：他妈的！也许不仅是挥手。

也许喊了一句：操你妈！那司机看见我了，或者听见我的声音了。但这在这整个故事里是不可能的。另外，一想到那司机，我惟一看见的是他那面后视镜里我僵硬的形象：长发，消瘦，身穿结实的棉布夹克衫，戴着大眼镜、令人恶心的眼镜。

那辆车在前面几米的地方刹车，停住不动了。没人从里面下来。车子也没后退。我也没听见喇叭再响。但是，那辆车的出现似乎充实了我们眼前以某种方式占有的空间。我谨慎地向女馆长的位子走去。她落下车窗，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她眼睛鼓胀得更加厉害了。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是个男的。然后，她挪到了驾驶座位上来。我上去坐到她腾出来的位子上。位子上还是热的，潮乎乎的呢，好像女馆长发烧了。从车窗望去，我看见那是个男的身影，某人的后脑勺，他像我们一样，正在望着开始向山丘蜿蜒伸展过去的公路线。

女馆长好像自言自语似的望着前面停着的汽车，说道：那是我丈夫。接着，她把磁带的另一面放好，调大了音量。她说：我那位女友去陌生城市巡回演出的时候，有时给我打电话。有一次，她从马德罗市打给我，那天夜里她整宿都在石油工人俱乐部演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凌晨四点钟。还有一次，她从雷诺萨打来。我说：她人真好。女馆长说：不好不坏。就是打电话而已。有时，她有这个需要。只要我丈夫接电话，她就挂上。

有一阵工夫，我俩谁都没说话。我想像着女馆长的丈夫手持电话的样子。他拿起电话，说一声“喂”，“谁呀？”一听对方挂了电话，他也就挂上了，好像条件反射。我问女馆长是不是想要我下车去对那辆车的司机说点什么。她说，没必要。这回答我觉得合情合理，但实际上，这回答里有火气。我问她：既然他真是你丈夫，那你认为他会怎么样？女馆长说：他会待在这里等到咱们开车。我说：既然如此，那咱们最好马上开车吧。女馆长好像陷入了沉思中，而实际上，后来我很久才猜出来：她惟一做的就是闭上眼睛，表面上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她那位杜兰戈女友歌声的结尾。后来，她发动车子，缓缓驶过前面几米处那辆停着的轿车。我从车窗望去。那驾驶员刚刚好转过身去。我没能看见他的脸。

等到那轿车再次消失在群山方向的时候，我问她：你肯定那是你丈夫吗？女馆长说，不能肯定。说完大笑起来了。我认为不是。我也笑了。在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中，她说道，车子像他的，但我觉得人不是他。我问：你仅仅是觉得吗？女馆长说：除非他换了车牌子。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都是玩笑。于是，我闭上了眼睛。后来，我们驶出群山，进入沙漠。向北或者开向戈麦斯帕拉西奥的车辆灯光扫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天已经黑了。

女馆长说：咱们就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了。她就是这么说的：“特别的地方。”

她说，我一直希望你看看这里。这是我家乡让我最喜欢的地方。车子离开了公路，驶入一个休息区，其实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停靠卡车的大片空地。远处，可能是村子或者餐厅的灯光闪烁。我俩没下车。女馆长指指一个不清楚的地方。那是一段公路，距离我们停车点的距离大约有五公里左右。她还用手帕擦擦前玻璃窗，让我看得更清楚些。放眼望去，我看见许多车灯，因为那边可能是弯道，车灯转向的缘故。后来，我看到了沙漠和一些绿色的东西。女馆长问我：看见没有？我说：是的，看见灯光了。女馆长看看我，她那鼓起的眼睛熠熠生辉，很像是杜兰戈州、戈麦斯帕拉西奥荒郊野外的小动物的眼睛。接着，我再次向她指着的地方张望：起初什么也没看到，只是一片漆黑，只有那个村镇或者陌生餐厅的灯火。后来，过去了几辆汽车，它们的灯光以令人恼怒的缓慢速度剪开了夜幕。

那速度慢得令人生气，但是已经对我们没有影响了。

后来，那辆汽车或者运输卡车一经过那个地方之后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车的灯光如何转了一圈，一道像是吸气般的绿光，冲破种种束缚，转瞬之间通过反射作用生动地悬挂在空中，那是一道类似大海、像海浪一样摇晃的光线，但仍然保持着土地的易碎性，像是绿色的波纹、奇特非凡、离群索居；那弯道上有什么东西，大概是一块招牌，破旧的屋顶，摊放在地上的硕大塑料布发出来的光线；但是，由于距离我们相当遥远，那光线像梦境，像奇迹，说到底，二者是一回事嘛。

后来，女馆长发动汽车，转了一圈，回我住的汽车旅馆去了。

次日，我就应该回墨西哥城去。到了汽车旅馆，女馆长下车，送我一程。没等到进房间，她握握我的手，与我告别。她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荒唐言行。归根到底，咱俩都喜欢看诗嘛。我感激她没有说咱俩都是诗人。进房间后，开了灯，我脱下夹克衫，直接从水龙头那里喝凉水。后来，走到窗前。她的轿车还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一打开房门，一股沙漠风迎面吹来。那轿车里没人。稍远一些的地方，靠近公路旁，女馆长如同欣赏外星风光那样或者望着河水一样，双臂微微举起，仿佛与空气对话，或者在朗诵，或者像一个年轻女孩那样玩木头人游戏。

睡得不好。天亮后，女馆长来接我。她一直送我到汽车总站，对我说：如果最后决定接受文学工作室的差事，永远欢迎你。我说，我得想想。她说，那好吧，应该好好想想。接着，她说：拥抱一下吧！我俯身抱了她一下。我应该坐的位子在另外一侧，所以她离去时没能看见她。我依稀记得她的身影：站在那里望着公交车，或者是在看手表。后来，我不得不坐下来了，因为别的乘客要走通道，或者要在旁边的位子上落座。等到我再看她时，她已经不在了。

[1] 戈麦斯帕拉西奥（Gómez Palacio），墨西哥中北部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