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几天里各自为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事情悔恨；这件事像幽灵或者发电机一样在他俩不安的心里盘旋。

曼努埃尔在想，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反映出一个粗暴、排外的右翼分子面目呢？让－克劳德则相反，让他感到内疚的是，那巴基斯坦人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他还去踢，这完全是违反体育道德啊。他问自己：有必要这么做吗？出租车司机已经受到惩罚了，没必要暴力再加暴力了。

一天夜里，他俩通了长时间电话。双方表述了各自的担忧。互相安慰一番。但几分钟后，他俩再次为打人一事深表遗憾，尽管在内心深处坚信：真正的右翼分子、讨厌女人的家伙是那个巴基斯坦人，粗暴的人是巴基斯坦人，心胸狭窄、没有教养的人是巴基斯坦人，找麻烦的人是巴基斯坦人，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假如那个巴基斯坦人露面的话，说实话，他俩能把他给宰了。

他俩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忘记了周末的伦敦之行。忘记了普里查德和美杜莎。忘记了阿琴波尔迪——他的威望与日俱增。忘记了他俩的著作——一直按部就班、乏味地写着，与其说是他俩写作，不如说是学生和助教在为他俩工作，这些人都是被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事业所吸引、被许以含糊的固定合同或是更好的工资待遇而被各自的教研室招募来的。

在一次会议期间，他俩借波尔报告阿琴波尔迪研究及战后德国文学的耻辱之机，前往柏林一家妓院做风流好事；他俩分别跟两位高个子金发女郎睡了觉。出妓院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他俩高兴得像小孩子，在瓢泼大雨下唱歌。这一次嫖娼的经历是他俩一生中的新体验，后来在欧洲几个城市里反复实践过，结果变成了在各自城市生活的习惯。如果换了别人，有可能找学生上床。他俩因为担心恋爱，或者因为害怕失去丽兹的爱情，才决定嫖娼。

让－克劳德在巴黎通过互联网找妓女，结果总是最佳。曼努埃尔在马德里通过阅读《国家报》的休闲广告找妓女，广告版面的服务便捷有效，不像文化副刊，几乎从来不谈阿琴波尔迪；副刊上占据突出版面的是葡萄牙英雄，这跟《ABC报》的文化副刊一模一样。

曼努埃尔在与让－克劳德通话时总是抱怨，大概是寻找安慰吧：“哎，在西班牙，我们总是乡巴佬。”

让－克劳德想了两秒钟才回答：“确实如此。”

另外，在嫖娼的过程中，他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让－克劳德认识一个名叫瓦内莎的女子。她有丈夫和一个儿子。有时，她整整一个礼拜见不到丈夫和儿子。据她说，丈夫是个大圣人。他有些缺点，比如，他是阿拉伯人，具体说，是摩洛哥人，也比较懒散；但总体来说，按照瓦内莎的看法，他脾气很好，几乎从来不为什么事情生气；即使生气，也跟别人不一样，不动粗，不骂人，而是觉得面对一个突然太大、太难以理解的世界，而显得忧愁、伤心和沉重。让－克劳德问她她丈夫知不知道她当妓女，瓦内莎说，知道，但不在乎，因为他信仰个人自由。

让－克劳德说：“那他是吃你的软饭哪。”

瓦内莎对这个断言的回答是，有可能，仔细想想，他是吃软饭的，但他跟别的无赖不一样，那些家伙对自己的女人要求太多。这个摩洛哥人对她没任何要求。瓦内莎说，有个时期，她自己也犯了习惯性懒惰的毛病，终日懒洋洋的，于是三口人就勒紧了裤腰带。那期间，摩洛哥丈夫心甘情愿地过着拮据日子，偶尔也努力出去干些零活，让三口人勉强度日。他是穆斯林，有时面向麦加圣地祷告，但毫无疑问，这个穆斯林与众不同。他认为，真主安拉允许做任何事情，个别除外。如果有人故意伤害孩子，那不行。如果有人欺负孩子，牺牲孩子，置孩子于死地，那不行，绝对禁止。其他别的都是相对而言，最终都可以接受。

有一次，瓦内莎告诉让－克劳德，她和丈夫、儿子去了一趟西班牙。在巴塞罗那，三口遇到了丈夫的弟弟，正跟一个高大、肥硕的法国女子同居。丈夫给瓦内莎介绍说，弟弟和法国女子是乐师。但实际上，是乞丐。在那几天里，她看见丈夫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丈夫总是讲故事，总是笑，总是不知疲倦地漫游在巴塞罗那的各个居民区，甚至走到郊外或者山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全城和浩瀚的地中海。瓦内莎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充满生命力的孩子，她见过。不多，但是有。可成年人，她却没见过。

让－克劳德问瓦内莎那摩洛哥人是不是她儿子的亲爹，她回说，他不是。回答的口气里流露出这个问题让她觉得是侮辱，或是伤害，好像瞧不起她儿子。她说，儿子是白人，金发；她认识这个摩洛哥人的时候，儿子已经满了六岁，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说，那是我一辈子最可怕的时期。可她没细说。这个摩洛哥人出现也不能说时来运转。她认识他的时候，日子很糟糕；可他呢，简直就是饿死鬼。

让－克劳德喜欢瓦内莎，二人见过几次面。她年轻，苗条，高鼻梁，像希腊美人，眼神锐利、傲慢。她瞧不起文化，尤其是书本知识，有点高中女生的脾气，是纯真和文雅的混合体，让－克劳德认为，这高度集中在瓦内莎洁白无瑕的气质上，因此她可以随便说粗话而没人在意。一天夜里，他和她做爱之后，他裸体起床，去书堆里找一本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犹豫片刻后，他决定选《皮面具》，认为瓦内莎恰好可以拿它当恐怖小说读，可以被书中的恐怖部分吸引。起初，她为这份礼品感到惊喜，后来很激动，因为别的客人总是送她内衣、内裤、鞋子。说真的，她拿着书感觉很幸福，尤其是让－克劳德告诉她阿琴波尔迪是什么人以及这位德国作家在他生活里的意义。

瓦内莎说：“这好像是你把你身上的什么给了我。”

这话让让－克劳德非常困惑，因为一方面的确如此，阿琴波尔迪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是属于他的，他跟不多的一些人对这位德国人的著作做了各种阅读，是一种存之久远的阅读，是像阿琴波尔迪创作一样雄心勃勃的阅读，是长期陪同阿琴波尔迪一道创作的阅读，一直读到筋疲力尽为止，或者一直到阿琴波尔迪写得筋疲力尽为止（但他不相信这一点），直到阿琴波尔迪唤起激情和揭示真理的能力用完为止；另外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有时，尤其是他和曼努埃尔中断了伦敦之行、不再与丽兹见面之后，那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就是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就是某种难看和神秘的话语团块了，与他完全无关了，就是忽隐忽现的东西了，完完全全是个借口，是通向秘密处的暗门、一个杀手的化名，是一块洒满羊水的旅馆浴缸，他让－克劳德有可能在浴缸里自尽，就是愿意，毫无代价，轻率地自尽，原因就是为什么不能自尽呢！

正如让－克劳德所预料的，瓦内莎一直没告诉他阅读《皮面具》的感受。一天上午，他送她回家。她住在工人区，那里有很多移民。二人到家时，她儿子正在看电视，瓦内莎呵斥儿子，因为他没去上学。孩子回答说自己胃不舒服。瓦内莎立刻给儿子熬起草药茶来。让－克劳德注视着她在厨房里走动的样子。瓦内莎浑身是劲，百分之九十的力气在作无用功。室内的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部分原因是儿子和那摩洛哥人没规矩，但是瓦内莎应该负主要责任。

过了不久，厨房里的动静吸引了他（勺子落到了地上，杯子摔碎，不知冲谁喊叫着草药茶放在他妈什么鬼地方啦），这时，那摩洛哥人来了。用不着旁人介绍，两个男人握握手。摩洛哥人矮小、消瘦。那孩子很快会比他长得高大、结实。他小胡须留得很长，正在谢顶。他跟让－克劳德握手之后，半醒半睡地坐在沙发上，跟孩子一起看动画片。瓦内莎走出厨房时，让－克劳德说他该走了。

“没问题啊。”她说。

他觉得如此说话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可随后他想起来瓦内莎就是如此。孩子喝了一口草药茶，说没糖，就再也不碰杯子了，里面漂着什么叶子。让－克劳德觉得那叶子奇怪而且可疑。

那天上午，让－克劳德在大学里，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瓦内莎。等再见到她的时候，二人没做爱，但他仍按照做爱的情况给了钱。二人谈了几个小时。让－克劳德入睡前得出了几个结论。瓦内莎为了生活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以中世纪的心态对待生活。她认为“现代生活”没意思。她更相信亲眼所见，而不是媒体宣传。她疑心重，勇敢，虽然这勇敢很矛盾地让她信任随便什么人，比如说，服务员、检修工、有困难的同事，这些人几乎总是出卖她，或者辜负她的信任。这样的背叛行为让她狂怒，会让她进入难以预料的暴力状态。她还爱记仇，还自吹心直口快。她自认为是自由的，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对不懂的事，她不感兴趣。不考虑未来，也不想儿子的将来，只想眼前，一个永久的眼前。她漂亮，可自己不觉得漂亮。她一多半朋友是摩洛哥移民，但是她从来不投让－马里耶·勒庞 ［54］ 的票，她认为移民潮是法国的危险之一。

让－克劳德跟曼努埃尔在电话里说到了瓦内莎。西班牙人说：“妓女是用来操的，不应该给她们作心理分析。”

曼努埃尔与他的法国朋友不同，不记得任何一个妓女的名字。一边是肉体和面孔，一边是当做出气筒来往的什么罗莱娜、劳拉、玛尔塔、帕乌拉、苏萨那等等有名字无肉体、没名字有脸蛋的女人。

曼努埃尔嫖一个女人就干一次，从不重复。他认识一个多米尼加女子、一个巴西女子、三个西班牙南方女子、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子。从第一次开始就学会了保持沉默，学会了衣着整齐，掏钱，下指示，有时打手势做他要干的事情，完事后穿衣，离开场地，好像从来没来过似的。他认识一个自称智利人的女子、一个自称哥伦比亚人的女子，好像这样自报家门可以增加魅力。他还跟一个法国女子、两个波兰女子、一个俄国女子、一个乌克兰女子、一个德国女子干过。一天夜里，他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上了床，她是最棒的。

像往常一样，他和墨西哥女子一头钻进了旅馆。早晨醒来时，墨西哥女子已经不在身边。那天很奇怪。好像他内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他长时间裸体坐在床沿，双腿着地，试图回忆起什么不确定的东西。淋浴时他发现腹沟股处有个印记。好像是什么人咬的，或是在他左腿根放了一个蚂蝗。紫红的印记有小孩拳头大。首先他想到的是那妓女咬吸的结果，他极力回忆细节，不成功；惟一回想起来的情景是他在她上方，她的双腿架在他肩膀上，听见一些模糊不清的话，不知道是他自己说的，还是那墨西哥女子说的，大概是些污言秽语吧。

有几天，他以为已经忘记了那个墨西哥女子，直到一天夜里，他发现自己正在马德里妓女经常光顾的街道或者红灯区寻找她。一天夜里，他以为看见她了，追上去，拍拍她肩膀。回头的女子是个西班牙人，一点也不像那个墨西哥妓女。又一天夜里，他在梦中以为想起了她说过的话。他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意识到这个梦结果会很糟糕，意识到很有可能忘记她的话，也许这样更好；但是，醒来以后，他打算尽量要回忆起她的话。甚至，他还在梦中的时候，梦里的天空像慢镜头里的旋风那样打着转；他试图强迫自己猛然醒来，打算开灯，打算叫喊，试图让喊声把自己唤醒，但是，家里的灯泡好像烧坏了；没喊叫出来，只听见远远的一声呻吟，好像孩子的声音，或者藏在单间（远处房间）里动物的叫声。

醒来以后，当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梦见过墨西哥女子：她站在黑暗的长廊中央，他在注视她，而她没有发觉。那墨西哥女子好像在看墙上的东西，一些胡乱涂抹的字画，或是用粗笔书写的淫秽信息，她一字一顿地在念，好像不会默读。后来，他又继续找了几天，结果累了，就跟一个匈牙利、两个西班牙、一个冈比亚、一个塞内加尔和一个阿根廷女子睡了觉。他再也没有梦见过那个墨西哥女子，最后便彻底忘掉了她。

时间可以减轻痛苦，它最后抹掉了他俩良心中罪过的感觉——伦敦暴力事件的结果。一天，他俩又像新鲜蔬菜一样精神焕发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恢复写作，充满活力地做报告，仿佛嫖娼的阶段是去地中海的一次休闲旅游。他俩增加了与莫里尼联系的次数，起初，他俩有意不告诉莫里尼各自的冒险活动，后来干脆把莫里尼给忘记了。他俩觉得莫里尼的健康不如从前，但依然热情、聪明、谨慎，这就是说，这位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教授没问他俩任何问题，没强迫他俩说心里话。一天夜里，让－克劳德对曼努埃尔说，莫里尼真像是个厚礼。说完，二人都吃了一惊。这厚礼是神仙送给他俩的。这话没有托词的意思，如果非讲理由，那就可能直接陷入拽文的泥沼；但是，曼努埃尔跟他的想法一样，虽然说法不同，但立刻赞同了朋友的看法。生活再次向他俩露出笑脸。二人出席一些学术会议。享受着美味佳肴。宣读论文，发言简短。以前在他俩周围停止、生锈的一切，如今又活动起来了。别人的生活变得清晰可见了，无须特别夸张。因打人事件而感到的内疚，如同春天夜里的一笑，烟消云散了。他俩又开始给丽兹打电话了。

重逢使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激动不已，三人聚会在酒吧，或者小人国式的咖啡馆里（真正的微型：两张桌子和一个吧台，只能容下四人，而且肩靠肩），它附属于一个异教画廊（比酒吧稍大一些）；画廊上展览绘画，也出售旧书、旧衣和旧鞋，位于海德公园入口处附近，距离荷兰大使馆很近。三人说，应该赞扬荷兰，因为这个国家一贯坚持民主。

在微型咖啡馆里，丽兹介绍说，这里调制的珍珠鸡尾酒是全伦敦最好的。这并没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多么在意，但二人装出十分热衷的样子。三人自然就是这小咖啡馆里惟一的顾客了；惟一的服务生或说老板在那个钟点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睡觉，或者刚刚起床；这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气色形成鲜明对照，他俩虽然早晨七点钟就起床，还乘坐了飞机，虽然各自忍受了航班延误造成的烦恼，但现在仍然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准备把全部精力消耗在伦敦的周末上。

不错，起初，三人难以启齿。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利用冷场的机会观察丽兹；他俩觉得丽兹仍然像从前一样美丽动人。他俩的注意力时不时地被画廊老板的蚂蚁式碎步所打断；老板把一些衣服从架子上摘下来，送到房间里面去，再带回来一些样式相同或近似的服装，放在原来的架子上。

冷场并没有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感到不舒服，但却让丽兹觉得难以忍受，迫使她快速地，还有点凶巴巴地讲述起三人未见面期间她的教学情况。这话题乏味，很快说完了；这让丽兹开始说起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做的事情，但最后再次无话可讲了。片刻间，三人松鼠般地相视一笑，喝起鸡尾酒来。但是，冷场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仿佛在各自的心里，利用冷场的间歇期，在缓慢编造痛苦和让人痛苦的话语和思想，这可不是一场冷眼旁观的戏剧或者值得欣赏的舞蹈。为此，曼努埃尔认为回忆瑞士之行是合适的，因为那一次丽兹没去瑞士，讲述一下可以让她开心。

曼努埃尔在回忆过程中没有排除秩序井然的城市，没有排除值得研究的河流，也没有排除春意盎然的山坡。然后，谈起一次乘火车旅行，那时三人参加的会议已经结束，火车开向原野，开往蒙特勒到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口之间的一个村庄，从那里三人雇了一辆出租车，沿着弯曲但精心铺设了沥青的道路前往一座疗养院——炫耀着19世纪末一位瑞士政治家或者金融家的名字：奥古斯都·特玛莱医院，在这个无可非议的名字后面掩藏着一座文明、谨慎的疯人院。

去这种地方可不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主意，而是莫里尼的点子，天晓得他怎么会知道那里住着一位画家——被莫里尼尊崇为20世纪末最令人激动不安的艺术家之一。或许并非如此。莫里尼并没有这样说。不管怎么说吧，这位画家的名字是埃德温·约翰，他自残用来画画的右手，涂上防腐药物，附在一幅多视角自画像上。

丽兹打断了他的话：“你俩怎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曼努埃尔耸耸肩。

让－克劳德说：“我想我给你说过的。”

但过了几秒钟后，他发觉自己果然没给她讲过。

让他俩吃惊的是丽兹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不是她的性格；然后，她又要了一杯鸡尾酒。就在老板来回摘挂衣服、忙于调制鸡尾酒的当口，三人保持沉默。后来，应丽兹的要求，曼努埃尔应该继续讲故事。可是，曼努埃尔不愿意了。

他对让－克劳德说：“你讲吧！你也在场。”

于是，让－克劳德的讲述从三人看到黑色铁栅栏开始：它的用途是欢迎或者阻止人从疯人院进出（闲人免进）；或者在故事开始的几秒钟之前，他跟坐在轮椅上的莫里尼就在观察大铁门和向左右两侧延伸的黑色铁栅栏，它们消失在两侧被精心照顾的老树林里，与此同时，曼努埃尔半身车内、半身车外，在给司机车费，一面跟司机商定一小时后请他从村里回来接他们。随后，三人来到疯人院的建筑物前，在路的尽头，已经能看到，那是15世纪的城堡，不是指建筑外貌，而是那死气沉沉的气氛给看客的印象。

什么印象？一种奇怪的感觉。比如，相信美洲大陆没有被发现，就是说，美洲大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没错，这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或者对于人口正常增长，或者对瑞士共和国民主进程，都不是障碍。让－克劳德说，总而言之，是三人一路上共同分享的怪诞而无用的想法之一，何况这趟旅行本身就是明显无用的，疯人院之行可能就是如此。

接下来，三人办理了进瑞士疯人院的全部手续。最后，三人没看见在医院治疗的任何病人，由一个中年护士，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带领他们来到医院后面花园的一座小楼里，楼内宽敞，视野开阔，但地形走向是下坡；让－克劳德负责推莫里尼的轮椅，他认为这环境对于一个精神错乱或者非常错乱的人来说，并不能特别减轻痛苦。

出乎三人的意料，小楼舒适宜人，周围种满了松树，门楼里有玫瑰；楼内有一些模仿英国原野风格的舒适扶手椅，有壁炉、橡木桌和空闲一半的书架（书名几乎全部是德语和法语，只有个别几本是英语），以及特制的电脑桌，上面摆着上网猫；还有一个土耳其式的长沙发，它们与其他家具显得不和谐；还有一个卫生间，有便池、洗手台，甚至还有一个带硬塑料蓬的淋浴间。

曼努埃尔说：“日子过得不赖嘛。”

让－克劳德则喜欢到窗户前看风景。群山的尽头，他以为那边就是城市。他想，也许那就是蒙特勒，或者是刚刚他们乘出租车的村庄。的确，那片湖水一点也不突出。等到曼努埃尔来到窗前时，他的看法是那片房屋就是村庄，绝对不可能是蒙特勒城。莫里尼老老实实地待在轮椅上，眼睛盯着大门。

大门一开，莫里尼第一个看见了画家埃德温·约翰。他头发平直，开始谢顶，皮肤白皙，个子不算太高，依然消瘦。身穿灰色高领毛衣，外面罩着紧身皮夹克。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莫里尼的轮椅，感到惊喜，仿佛真的没有预料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玩意儿。而莫里尼则不由得望着画家的右臂，那里应该是没手的，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夹克衫的袖口处本来应该是空空荡荡的，现在却露出一只手来，当然是塑料的，可是逼真之极，无论多么耐心、细致的人也看不出是假手。

画家身后又进来一位女护士，不是开头接待他们的那位，而是更加年轻，头发更加金黄的姑娘；她掏出一本书，页数很多，开始阅读起来，装做约翰和其他客人全然不在场的样子。莫里尼自我介绍说，他是意大利都灵大学语言学教授，仰慕约翰的作品；然后，介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这期间，约翰始终站立不动，这时把手伸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这二人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画家的手。画家随后在桌子旁边落座，仔细观察莫里尼，好像小楼里只有他俩存在。

起初，约翰轻轻地、以几乎难以觉察地努力开始对话。他问莫里尼是不是买过他的作品。莫里尼的回答是否定的。然后，补充说，约翰的作品太贵，他买不起。这时，曼努埃尔发现女护士专心阅读的那本书是20世纪德国文学选读。他用胳膊肘捅捅让－克劳德。后者为了活跃气氛而不是好奇，问女护士书中选没选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只乌鸦在聒噪。女护士给出了肯定答复。约翰眨眨眼睛，又闭上，用假手在眼前晃动了一下。

画家说：“书是我的。我借给她的。”

莫里尼说：“真难以想像！太巧了！”

“当然我是没读过啦，因为我不懂德语。”

曼努埃尔问他那干吗要买。

约翰说：“为了封面，那上面有汉斯·维特的画，那可是个好画家。再说，这说不上偶然性不偶然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我有个朋友说我这样考虑偶然性是不对的。他说，对于坐火车旅行的人来说，世界就不是偶然的，哪怕火车穿越陌生地带，穿越旅行者永远不会再见的地带。对于早晨六点起床、困得要死，但不得不去上班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对于不得不早起、痛上加痛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我的朋友说，痛上加痛是事实。疼痛越多，偶然性越少。”

莫里尼问道：“那偶然性像是一种奢侈品啦？”

曼努埃尔本来注意着约翰的讲话，这时看见让－克劳德站在女护士身边，一手撑在窗台上，一手有礼貌地帮助女护士寻找阿琴波尔迪短篇小说的位置。金发女护士坐在椅子上，那本文学选读在她膝盖上；让－克劳德站在她身边，那姿势还是稳重的。背景是窗户，外面是玫瑰花，远处是草地、树木以及穿越石山、巨石和溪谷的晚霞。在小楼内悄悄移动的黑影制造出一些犄角，那是此前没有的，模糊不定的图画突然出现在墙壁上，一圈圈地擦来抹去，好像无声爆炸的烟尘。

约翰说：“偶然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命运的另外一张嘴脸，以及别的什么。”

莫里尼问：“别的什么呢？”

“由于非常简单和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朋友疏忽的东西。我朋友（这样称呼他是我一厢情愿）相信人道，因此相信秩序、绘画的秩序、话语的秩序，而不用别的什么来作画。他相信末日救赎。骨子里很有可能相信进步。偶然性则相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去接近的全面自由。偶然性不服从规律，即使服从规律，那我们也不晓得规律为何物。如果允许我使用明喻，那偶然性就如同在我们星球上每时每刻表明态度的上帝。是一位用不可理解的表情面对自己不可理解的子民的不可理解的上帝。在这十二级飓风内部，通过内核爆炸，实现交往。偶然性与其痕迹的交往以及痕迹与我们之间的交往。”

于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曼努埃尔，还有让－克劳德，听见了，或者说凭直觉感到了莫里尼一直准备提出的问题；他声音低沉，头部向前，那姿势让人担心他会从轮椅上摔下来。

“您为什么自残？”

在疯人院花园里流动的霞光好像穿透了莫里尼的面孔。约翰毫不慌乱地倾听莫里尼的问题。从他的姿态看，似乎可以说他早就知道轮椅上这个男人像此前很多人一样，是来寻找答案的。于是，约翰微微一笑，反而向莫里尼提了一个问题：

“您准备发表这次见面的情况吗？”

“绝对不会。”莫里尼答道。

“那问我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亲耳听听您怎么说。”莫里尼轻声说道。

约翰举起右手，这手势让法国人觉得很慢，像是排练过的，放在莫里尼充满期待的眼前几厘米处。

约翰问道：“您说它像我吗？”

莫里尼回答说：“我、我不是艺术家啊。”

“我也不是艺术家。”约翰说，“您觉得它像不像我呢？”

莫里尼摇摇头，轮椅也跟着左右摇晃一番。片刻间，画家优美而惨白的唇边绽出一丝笑容，看了看莫里尼。

“我这么做，您认为我是为什么？”

“不知道，真不知道。”莫里尼望着画家的眼睛说道。

意大利教授和英国画家这时都被黑影所包围。女护士准备起来去开灯。让－克劳德举起一个手指，要她别动。女护士重新坐下来。她的鞋子是白色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鞋子是黑色的。莫里尼的鞋子是咖啡色的。约翰的鞋子是白色的，是用来跑远路的，无论是走在城市行人道上，还是蛮荒野地。这就是夜幕把一切笼罩在阿尔卑斯山的寒气下之前，让－克劳德最后看见的东西：鞋子的颜色、形状和安静的样子。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自残。”约翰第一次放下威武、挺拔、僵直的架势，弯下腰来，靠近莫里尼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画家随后起身，走到曼努埃尔身边，规规矩矩地握握手，跟让－克劳德也是如此。接着，离开小楼。护士随他而去。

开灯后，曼努埃尔考虑到他两位朋友没注意到一件事，便提醒说，约翰无论见面的开头还是结束，都没有跟莫里尼握手。让－克劳德说，他也注意到了。莫里尼一声不吭。片刻后，第一个接待他们三人的护士来了，领他们往大门口走去。走在花园里的时候，护士说出租车在门口等着呢。

出租车把三人拉到蒙特勒，他们在瑞士旅馆过的夜。太累了，决定不出去吃晚饭。但两小时后，曼努埃尔打电话到让－克劳德的房间，说他饿了，打算出去转转，看看有什么地方还营业。让－克劳德说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愿意跟他一起去。到了旅馆大堂，让－克劳德问他叫没叫莫里尼。

曼努埃尔说：“我打了电话，可没人接。”

他俩估计，那位意大利人还在睡觉。他俩夜里回到旅馆时已经微醉。次日早晨，他俩去莫里尼房间寻找，却没人。旅馆服务员说，这位名叫莫里尼的客人已经结账，午夜十二点离开了旅馆（那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正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这在电脑上是有据可查的。午夜，莫里尼下楼到服务台，命人给他叫出租车。

“他午夜十二点走了？去什么地方啦？”

服务员自然不知道客人的去向。

当天上午，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证实了莫里尼不在蒙特勒及其附近的任何一家医院，随后乘火车前往日内瓦。他俩从日内瓦机场给都灵莫里尼家打电话。二人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于是对着话筒臭骂一通。随后，他俩上了飞往各自城市的航班。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后者一小时前已经到家，他告诉曼努埃尔莫里尼还是没有消息。这一整天，无论曼努埃尔还是让－克劳德一直都在意大利人的自动答录机里留言，口气越来越无可奈何。第二天，他俩真的紧张起来了，甚至有立刻飞往都灵的念头，如果再找不到莫里尼，那就报警。可是，二人不想草率行事，不愿意闹笑话，方才冷静下来。

第三天跟第二天一样。二人给莫里尼打电话，互相通话，掂量各自的行为方式，掂量莫里尼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可否认的常识和成熟度，于是，二人什么也没做。第四天，让－克劳德直接给都灵大学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的奥地利人，临时在德语教研室工作。这个奥地利小伙子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莫里尼。让－克劳德要求教研室女秘书接电话。小伙子告诉他那女秘书出去吃早饭还没回来呢。让－克劳德立即跟曼努埃尔通话，非常详细地讲述了打电话的经过。曼努埃尔说他来试试运气。

这一回，接电话的不是那个奥地利小伙子，而是德语专业的一个学生。可这个学生的德语不太好，曼努埃尔便用意大利语交谈。他问，教研室的女秘书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学生回答说，教研室里没别人，看来大家都去吃早饭了，现在只有他自己。曼努埃尔想知道都灵大学几点钟吃早饭，通常早饭要吃多长时间。那学生不明白曼努埃尔有毛病的意大利语。他只好又重复问了两次，最后有点生气了。

那学生说，比如他自己，就从来不吃早饭。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每人生活习惯不同罢了。问他明不明白。

“明白！”曼努埃尔咬牙切齿地回答道。但他需要找个教研室负责人说话。

“您就跟我谈吧！”那学生说。

于是，曼努埃尔问他是不是莫里尼先生没来上课。

学生说：“等一等！让我想想！”

接着，曼努埃尔听见还是那个学生在嘟囔“莫里尼……莫里尼……莫里尼”，声音又不像那个学生，而是像一个巫师，更具体地说像罗马帝国女巫的声音；伴随那声音的还有从玄武岩滴落的泉水声，越来越大，带着一声轰鸣泛滥开来，是成千上万个声音汇集的轰鸣，是洪水泛滥的咆哮声，包含和寄托着种种声音的归宿。

那学生想了想，说道：“昨天他应该来上课，可是没来。”

曼努埃尔谢过之后，把电话挂了。到了下午，他又给莫里尼家里打了一次，然后打给让－克劳德。这两处的电话都没人接听。他无可奈何地留了言。接着，他思索起来。可他的想法只能接近刚刚发生的、刚刚过去的事情，那是几乎跟眼下一样无用的过去。他回想莫里尼自动答录机里的声音，也就是莫里尼本人录制的声音：简洁但有礼貌地告知这是莫里尼的电话号码，请留言；而让－克劳德的声音不说那是让－克劳德的电话，而是重复自己的号码，为了不产生疑问，然后恳请来电话的人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回复。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给曼努埃尔打电话，他俩一致同意等澄清脑海里的预感再说，再等几天吧，用不着无缘无故地犯歇斯底里症，应该经常想到莫里尼是自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俩不能（也不该）阻拦他。自从瑞士回来后，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睡了安稳觉。

次日，二人带着疲惫的肉体和宁静的灵魂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但到了上午十一点，距离和同事们吃午饭前不久，曼努埃尔禁不住又给都灵大学德语教研室打了电话，结果依然没用。后来，让－克劳德从巴黎来了电话，跟他商量把此事告知丽兹是不是合适。

权衡利弊后，二人决定此事暂时保密，至少在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前要沉默。两天后，让－克劳德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给莫里尼家里打电话。这一次有人接听了。让－克劳德一听见电话那一头是莫里尼的声音大喜过望。

让－克劳德喊叫起来：“天啊！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

莫里尼的声音一如既往。接着，道喜的话，松了一口气啊，不仅是从噩梦，而且是从不理解的梦里醒啦。谈话中，让－克劳德告诉莫里尼自己得立刻通知曼努埃尔。

挂电话前，他问莫里尼：“你不会走开吧？”

“你要我去哪里啊？”莫里尼反问。

但让－克劳德没立即给曼努埃尔打电话，而是喝了一杯威士忌，去厨房，去卫生间，然后去书房，把住宅里的灯火全部点亮。只是到这时才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告诉他他找到莫里尼了，刚刚通了话，可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挂上电话后，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半小时后，曼努埃尔从马德里给他打来电话。莫里尼真的很好。莫里尼不愿意说这几天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莫里尼说他需要休息。需要弄明白一些想法。据曼努埃尔说，他不想用问题麻烦莫里尼，莫里尼给人的印象是想隐瞒什么。可为什么？曼努埃尔一点也想不出来。

“实际上，咱们对他了解很少啊。”让－克劳德说道。他开始讨厌莫里尼、曼努埃尔和电话了。

让－克劳德问道：“你问他的健康情况了吗？”

曼努埃尔回答说问了，而莫里尼也很肯定地说他身体很好。

“那咱们就没什么可干的了。”让－克劳德下了结论，可伤心的口气没能瞒过曼努埃尔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二人挂了电话。曼努埃尔拿起一本书来打算看，可是读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