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丽兹方才告诉他俩莫里尼失踪的那几天是在伦敦。她说话时，画廊的老板（也许是店员）继续来回摘下和挂上衣服。

“最初两天他是独自一人过的，没有给我打电话，一次也没打。”

当她见到莫里尼的时候，他说这两天里他参观了一些博物馆，没有固定目标地在伦敦一些陌生的居民区闲逛，这让他模模糊糊回忆起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的短篇小说来，莫里尼说，这些居民区已经与切斯特顿毫无关系了，但布朗老爹的影子还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存在，好像企图把老爹孤独漫游伦敦的经历彻底非戏剧化。但实际上，是丽兹想像莫里尼关在旅馆里，拉开窗帘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观察建筑物后面贫穷的景象，也看书。后来，莫里尼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

丽兹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在伦敦当然高兴，她按时来到旅馆大堂。莫里尼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有个包裹，耐心又冷漠地躲避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们拿着行李，满脸疲惫，香水气味流星一样追随身后，闹得大堂乱哄哄，搅乱了门童严肃而焦虑的表情，搅乱了值班经理或是服务台助理哲学家式的深陷眼窝——他们身边总有两个青春焕发的姑娘陪同，她们随时准备（用幽灵般的笑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莫里尼出于谨慎宁可不看她们。等丽兹一到，二人便前往诺丁山一家餐厅，那是丽兹刚刚发现的一家巴西素食餐厅。

丽兹一听说莫里尼已经在伦敦过了两天，便问他这两天都干什么鬼勾当了，而且为什么不打电话。莫里尼于是说了切斯特顿的事，说了他闲逛居民区的事，赞扬了城市设计为残疾人顺利走路着想，而都灵则相反，那里到处是对轮椅的障碍；他说去过一些旧书店，买了几本书，但没提名字；他说两次参观贝克街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住宅，贝克街是他喜欢的街道之一，对他这样一个人到中年、残疾、有文化、喜欢阅读侦探小说的意大利人来说，这条街是超越时间或是时空的，它亲热（用词不是亲热，而是精心）地保存在华生博士的回忆录里。后来，丽兹和莫里尼去丽兹家。于是，莫里尼把买好的礼物——一本书，关于布鲁内莱斯基 ［55］ 的书赠送给丽兹，书中还有四个不同国籍的摄影家拍摄的这位伟大建筑艺术家设计的建筑物的照片。

莫里尼说：“是些解读性质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一个法国人。我最不喜欢的是美国人。写得过于做作。总想从布鲁内莱斯基身上发现点什么。总想当个布鲁内莱斯基。德国人的文章也不赖。但最好的，我认为还是法国人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丽兹虽然以前没看见过这本书，但从纸张和装帧来看就是个宝贝，她觉得书上有股亲切的味道。第二天，他和她相约在剧院前见面，莫里尼有两张入场券，是事先在旅馆买好的。二人看了一场俗不可耐的喜剧，让他俩笑了一通，丽兹笑得更厉害些；莫里尼没听明白一些伦敦方言。晚上，二人共进晚餐。丽兹想知道莫里尼白天都做了些什么。莫里尼坦白地说去参观了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里的意大利花园，漫无目的地闲逛。但丽兹却不知为什么想像莫里尼会老老实实待在公园里，偶尔伸长脖子看看远方有什么溜过去，而大部分时间则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二人吃晚饭的时候，丽兹给莫里尼解释了他戏剧中不懂的地方。到那时莫里尼才意识到那喜剧比他认为的还要糟糕。但是，他对演员们表演的评价很高；等回到旅馆后，脱去外衣时，还没下轮椅，面对黑暗的电视屏幕，反映出他和房间像是一出由于谨慎和担心从来没上演的剧作中幽灵般的形象，于是得出这喜剧也没那么糟糕、感觉还好的结论，他自己也笑了嘛，演员很好，座位舒适，票价也不太贵。

第二天，他对丽兹说他得走了。丽兹送他到机场。在候机厅，莫里尼用偶然提起的口气说，他认为他明白约翰自残右手的原因了。

丽兹问他：“哪个约翰？”

“埃德温·约翰。就是你帮助我发现的那位画家。”莫里尼答道。

“啊，对了，埃德温·约翰。他为什么自残？”丽兹问。

莫里尼答：“为钱。”

“为了钱？”

“因为他相信投资，相信资本流动，相信谁不投资谁不赚钱的道理。”

丽兹露出想了想的样子，然后说道：有可能。

“他自残是为了钱。”莫里尼说。

后来，丽兹向他打听（也是第一次打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情况。

莫里尼说：“我希望别让他俩知道我来过这里。”

丽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别担心，她一定保密。接着，她要他回到都灵后给她打电话。

“当然会打。”莫里尼说。

一位空姐来找二人说话，几分钟后笑着走了。旅客的队伍开始挪动了。丽兹在莫里尼面颊上吻了一下就走了。

在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更多的是沉思而不是垂头丧气地离开艺术画廊之前，店里惟一的店员和老板告诉三人这个地方很快就要关门了。老板胳膊上挂着一件金银锦缎衣，对三人说这个酒吧是画廊的组成部分，原本属于他奶奶的，那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贵妇人。奶奶去世后，这房子由她三个孙子继承，按规矩平分为三份。他是三个孙子之一，但那个时候他住在加勒比地区，除去学习调制珍珠鸡尾酒之外，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为此，他算是个失踪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有恶习的嬉皮士间谍。等到他回英国的时候，发现这房子已经被他两位堂兄弟全都占领了。从此以后，他开始跟堂兄弟打官司。可是律师费用太高，最后只好要了三个房间，他办起了艺术画廊。可是生意不好：画卖不出去，二手衣服卖不出去，也很少有人品尝他的鸡尾酒。这个居民区很少有我的顾客，他说，如今画廊都在改造后的旧工人区里，酒吧都在传统的酒吧圈内，本地人不买二手衣。等到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起身，正要走向通往大街的金属楼梯时，老板告诉了三人最糟糕的是，近来他奶奶的鬼魂开始出现了。这句话引起了丽兹等三人的好奇心。

三人异口同声地问：您看见奶奶啦？画廊老板说：我看见她了。起初，我只是听见有陌生的杂音，好像水和水泡的声音。是这宅子里从来也没听见过的声音。甚至为了卖掉几间屋子把宅子分成若干份，也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因此在安装新卫生设备的时候，还有些合乎逻辑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声音，虽说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但是，来了杂音后不久，又传来呻吟声，不是恰恰因为疼痛而呻吟，而是因为惊讶和失望的那种“哎呀”声，仿佛奶奶的幽灵走遍她的老宅子，由于被改造成几处小屋而不认识它了，认不出怎么会有了这样的墙壁，怎么会有这样俗气的家具，以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镜子。

有时，老板情绪十分低落，就睡在店里了。他情绪低落当然不是因为杂音或者幽灵的呻吟，而是因为濒临倒闭的生意。那几天夜里，他能清晰地听见奶奶的脚步声和呻吟声，奶奶在楼上走动，仿佛一点也不明白阴间和阳间的事情。一天夜里，老板在关画廊之前，看见奶奶的影子出现在室内惟一的镜子里，那是一面维多利亚时期的全身镜子，摆放在那里给顾客们试衣服用的。奶奶正在看墙上一幅画，后来视线转移到衣架的服装上，又看看酒吧里的两张桌子，好像是说，糟糕透顶！

老板说，奶奶的表情很可怕。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奶奶那副样子，虽说后来也不时地又听见奶奶在楼上行走，穿越原本没有墙壁的房间。曼努埃尔后来问老板，从前在加勒比地区的工作属于什么性质，他凄惨地一笑，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他可没发疯，不是像有人想像的那样。他说他当间谍的方式跟在调查局或者统计局的人一样。三人听了老板这番话，不知为什么，感到难过之极。

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研讨会上，四人认识了墨西哥青年罗道夫·阿拉托雷，在他内容庞杂的论文里，谈到了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罗道夫享有创作奖学金，似乎一心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参加过一些会议；这一次主动结识丽兹和曼努埃尔，这二人毫无顾忌地把他扔在了一边；后来他又转向了让－克劳德，这个法国人干脆不予理睬。因为罗道夫与成群结队的欧洲大学生并无二致，他们一味地追随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周围，令人感到厌烦。最丢脸的是罗道夫连德语也不会说，这首先就没资格与会。另外，图卢兹研讨会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参与；在大批专家、学者（开会之前就认识，至少上一次开会就认识，似乎人人高兴重逢和愿意继续讨论老话题）中间，罗道夫无事可做，除非回家，这是他不情愿的，因为他的家就是一个不雅致的小房间（拿奖学金的人嘛），里面堆满了图书和手稿，或者他待在会场的某个角落里，朝四下里微笑，装出聚精会神思考哲学问题的样子，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但这个姿态让他注意到了莫里尼。这位意大利人被囚禁在轮椅上，心不在焉地回答别人的问候，这让罗道夫觉得莫里尼跟他一样也是无依无靠的。他到莫里尼面前做了自我介绍，片刻后，二人便漫步在图卢兹的街头了。

他俩首先说起了西班牙著名学者阿方索·雷耶斯，莫里尼对这位学者了解不深；接着，谈到索尔·胡安娜·依内斯，莫里尼无法忘记那个莫里诺（他觉得莫里诺就是他莫里尼）写的那本著作，书中概括介绍了索尔·胡安娜这位墨西哥修女的菜谱。后来，他俩谈起了罗道夫打算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写出来的小说；谈到了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图卢兹的生活，冬日不长，但过起来感觉无尽无休，谈到在法国只有寥寥几个朋友（一个图书馆管理员，领取奖学金的厄瓜多尔人，见面不多；一个酒吧跑堂，他对墨西哥的看法让罗道夫既惊奇又生气）；还谈到了他那些留在墨西哥联邦区里的朋友们，他每天都给他们写电子邮件，专门谈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和惆怅的情绪。

罗道夫说，墨西哥城里有位朋友不久前见过阿琴波尔迪，他说这话是善意的，带点二流作家不大狡猾的吹牛色彩。

起初，莫里尼没大在意罗道夫的话，因为罗道夫正陪他逛一些有趣的地方，的确，虽然那些地方不是指定的旅游景点，但有魅力；好像罗道夫真正的秘密才干是导游，而不是写小说；莫里尼认为这个墨西哥人除去只阅读过两部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之外，是在吹牛，或者是他理解错误，或者他不知道阿琴波尔迪已经失踪好久了。

罗道夫讲述的故事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他那位朋友名叫阿尔曼特罗，是散文家、小说家和诗人，四十几岁，朋友们叫他“蠢猪”。“蠢猪”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用德语说了几句话后，“蠢猪”穿好衣裳，开车前往墨西哥城附近一家旅馆。虽然深夜车辆不多，“蠢猪”到达旅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他在旅馆大堂找到一个服务员和一名警察。“蠢猪”拿出身份证，证明他是政府高级官员，然后跟着那名警察上了三楼一个房间。那里还有两名警察以及一个德国老人。老人坐在床上，头发很乱，身穿灰色衬衫和牛仔裤，双脚赤裸，好像警察进来时他还在睡觉。“蠢猪”想，这德国人显然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一个警察在看电视。另外一个斜靠在墙上抽烟。随同“蠢猪”一起来的那名警察关闭了电视，对在场的警察说都跟他走。抽烟的警察问为什么。跟“蠢猪”一起来的警察对他喝道闭嘴！在警察们离开房间之前，“蠢猪”用德语问老人他们是不是偷了他什么东西。老人说没有。他们想要钱，可没偷任何东西。

“蠢猪”用德语说：“这很好。看来我们的警务工作有改进。”

接着，“蠢猪”问几个警察是哪个分局的，然后放他们走了。等警察一走，“蠢猪”在电视机旁边坐下，对德国老人说他实在抱歉。老人什么也没说，起身下床，进了卫生间。“蠢猪”告诉罗道夫，老人身材高大，差不多有两米，或者一米九五。不管多高吧，总之是高大，威猛。等老人从卫生间出来以后，“蠢猪”发现老人穿上了鞋子；他问老人是否愿意去墨西哥城兜风，还是去喝点什么。

“蠢猪”又说：“如果您困了，我马上就走。”

老人说：“我的飞机早晨七点起飞。”

“蠢猪”看看手表，凌晨两点刚过，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如同罗道夫一样，他几乎不了解老人的文学著作；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老人作品是在西班牙出版的，要晚些时候才传到墨西哥。三年前，“蠢猪”没变成新政府的文化领导人之前，曾经领导过一家出版社的工作，曾经打算出版《柏林渣滓》，可是版权已经让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拿到手了。他在想老人怎么会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谁能把号码给了老人。这是个他无论如何不想听到答案的问题，只要想到这个问题就足以让他感到高兴了，这让他通体舒服，因为用某种方式证明了他是个人物，是个作家。

老人说：“咱们走吧。我准备好了。”

老人在灰色衬衫外面加上一件皮夹克，跟在“蠢猪”身后上路。“蠢猪”带老人到了加里鲍尔迪广场。二人到达时，广场上人不多，大部分旅客早已经回旅馆去了，只留下了醉鬼和夜游神，还有要去吃晚饭的人以及聊最近那场足球比赛的街头乐手。广场出口处有人影在活动，时不时地停下来窥视他俩。“蠢猪”摸摸身上的手枪，自从做了政府高官，他总是随身携带枪支。二人进了一家酒吧。“蠢猪”要了玉米肉饼。老人喝龙舌兰，“蠢猪”只喝啤酒。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开始想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到十年前，假如他走进这样一个酒吧，开始跟一个像眼前这样一位大个子老人用德语说话，肯定会有人骂他，或有人出于最不近情理的理由感到生气。于是马上会吵架，会强迫“蠢猪”道歉，或者做出解释，或者请大家喝一轮龙舌兰。如今，没人理他，仿佛他衬衣里藏枪或者在政府当官，就有了一道神圣光芒，让坏蛋和醉鬼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蠢猪”心里骂道：真是他妈的一群卑鄙小人！他们能闻见我，一闻见我就拉裤子。接着，他想起了伏尔泰（他妈的，为什么会想起伏尔泰呢？），随后，想起多年前在脑海里盘旋的一个主意：争取在欧洲当个大使，或者至少当个文化参赞，凭借他现有的关系，至少可以给他弄个大使当当。缺点是大使馆里只有一份工资，也就是大使的薪水。德国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在权衡出国的利弊。有利的方面是肯定可以重操旧业继续写作。这样一个想法太有魅力了，住在意大利，或者意大利附近的国家，或者长期生活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或者罗马，写关于皮拉内西 ［56］ 的论文以及他想像中的监狱论文；他推断出来的监狱远远超出了墨西哥监狱；还想到了一些墨西哥监狱的形象、陈规和肖像集。在不利方面，肯定是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权力中心绝对不好，这他早就发现了，那时他还没掌权呢，还在领导打算出版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出版社。

他忽然问老人：“喂，不是说从来没人看见过您吗？”

老人瞅了他一下，有礼貌地微微一笑。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再次听了罗道夫亲口讲述德国老人的故事后，三人给绰号“蠢猪”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蠢猪”毫无异议地给曼努埃尔讲述了罗道夫已经说过的故事。罗道夫和“蠢猪”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师生关系，或者兄弟关系，实际上，正是“蠢猪”为罗道夫弄到了图卢兹的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蠢猪”看好小弟弟的水平，因为弄个显眼的奖学金和派遣到名牌大学都是他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更不要说在雅典或者加拉加斯当个文化参赞了，都是小事一桩，罗道夫都会感激不尽的，尽管事实上，他并不讨厌拿图卢兹这点小钱。罗道夫相信，将来“蠢猪”对他肯定更加慷慨。“蠢猪”那时还不满五十岁，他的著作一出墨西哥城就鲜为人知。但是，在墨西哥城内以及某些美国大学内，实话实说，他的名字是熟悉的，甚至是非常熟悉的。那么，阿琴波尔迪是怎么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呢？他推测那个德国老人就是真的阿琴波尔迪，而不是在开玩笑。据“蠢猪”说，给老人电话号码的人是出版社的那位女老板布比斯夫人。曼努埃尔不无困惑地问“蠢猪”他是否真的认识那位杰出女士。

“蠢猪”说：“当然是真的。我参加过柏林盛会，在一次文化竞技里见过几位德国出版家，他们为我介绍了布比斯夫人。”

曼努埃尔在一张大家都看见的纸上，写道：“文化竞技是什么鬼玩意儿？”他拿给罗道夫看，后者说出了意思。

“蠢猪”从墨西哥城说：“我肯定是把我的名片给了她。”

“在您的名片上，有您私人电话的号码。”

“对，是这样的。”“蠢猪”说，“我肯定是把我的A级名片给了她。B级名片上只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在C级名片上只有我女秘书的电话号码。”

“明白。”曼努埃尔尽量耐心地说道。

“蠢猪”笑着说：“在D级名片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我的名字，其他全是空白。”

曼努埃尔说：“明白，明白。D级名片上只有您的名字。”

“蠢猪”说：“对，只有我的名字而已。什么电话、住址、街道、门牌统统没有。明白吗？”

“明白。”曼努埃尔说。

“我给布比斯夫人的名片显然是A级的。”

曼努埃尔说：“夫人肯定把名片给了阿琴波尔迪。”

“对。”“蠢猪”说。

直到早晨五点钟，“蠢猪”始终跟德国老人在一起。饭后（老人饿了，又要了玉米肉饼和龙舌兰；与此同时，“蠢猪”像鸵鸟一样在埋头思考权力和惆怅的问题），二人在索卡罗广场附近转了一圈，看了看广场，参观了荒地上像丁香花一样绽放的阿兹特克遗迹，用“蠢猪”的说法，是石头花上的石头花，是一种不规律现象，不会传到别的地方，“蠢猪”说，只能增加混乱。他和德国老人沿着广场外面的街道一直来到圣多明戈广场。那里的拱廊下面，坐着一些写字先生，他们用打字机代写家书或者法律诉状。后来，他俩去改革大道看天使灯，可是那天夜里天使灯没有点燃。“蠢猪”一面驾驶轿车围绕街心花园兜圈子，一面给向外张望的老人做介绍。

清晨五点钟，二人回到了旅馆。“蠢猪”在大堂抽烟等候。走出电梯时，老人只有一件行李，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色衬衫和牛仔裤。通向机场的道路没有车辆。“蠢猪”闯了几次红灯。他试着找个话题，可是不成。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就问过他以前有没有来过墨西哥，老人回答说没有。这很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欧洲作家都在某个时刻到过墨西哥。可老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墨西哥。到了机场附近，车辆多起来了，路况不好了。等进入停车场时，老人打算告别。可“蠢猪”非要送他进机场不可。

“蠢猪”说：“把行李给我。”

行李箱上有轮子，不沉。老人要从墨西哥城飞往埃莫西约。

曼努埃尔问道：“埃莫西约？在什么地方？”

“蠢猪”说：“在索诺拉州，省会就是索诺拉，位于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接壤。”

“您去索诺拉做什么？”“蠢猪”问。

老人回答前犹豫片刻，好像忘记了怎么说话。

“我去看看。”

是否是这么说的，“蠢猪”不能肯定。也许说的是“见识见识”，而不是“看看”。

“蠢猪”问：“您去埃莫西约？”

“不，是圣特莱莎。您去过吗？”

“蠢猪”回答说：“没有。我去过埃莫西约两次，很早以前了，做文学讲座。圣特莱莎可从来没去过。”

老人说：“我想那一定是个大城市。”

“对，是大城市。”“蠢猪”说，“有些工厂，问题不少。我认为不是个好地方。”

“蠢猪”掏出身份证，他能一直送老人到登机口。分手前，他给了老人一张名片。A级的。

“蠢猪”说：“如果遇到麻烦，您知道它有用。”

“多谢了。”老人说。

握手之后，他再也没见过老人。

四人决定已知的这事不再对任何人诉说。他们认为，保密不是背叛什么人，而是当下行事需要小心谨慎。他们立刻商定最好不抱什么渺茫的期望。据博希迈尔说，那年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中了。去年也再次入围。这是渺茫的期望。据迪特尔·荷尔菲德（一位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或是院士秘书）说，已经与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联系过，试探如果阿琴波尔迪获奖会有什么态度。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还能说什么？对于一位八十多岁没家室、无子嗣、缺少熟悉面孔的人来说，诺贝尔奖能有多重要？女男爵布比斯夫人说，老人会很高兴的。这话可能没跟任何人商量，她一心想着多卖些书吧。可是这位女男爵操心过售出的图书吗？操心过积压在汉堡布比斯出版社仓库里的图书吗？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没有，肯定没操心过。女男爵将近九十高龄，仓库的情况不会放在心上的。夫人到处旅行，米兰，巴黎，法兰克福。有时，人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见她跟塞叶里奥夫人谈话。或者看见她出现在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里，身穿香奈儿服装，旁边有两位披绶带的俄罗斯诗人，在大谈布加乔夫 ［57］ ，大谈结冰前俄国河流无与伦比之美。让－克劳德说，有时布比斯夫人给人的印象好像忘记了阿琴波尔迪的存在。年轻的罗道夫说，这在墨西哥最正常不过了。据施瓦茨说，获奖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在短名单上。也许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们想来点变化。一个老兵、一个继续在逃的“二战”逃兵，对欧洲来说，他是那个混乱时代的提示。他是个左翼作家，连那些以权谋私的人们都对他表示敬意。他是个对势不两立的人绝对不采取妥协态度的人，这很时尚啊。设想一下吧，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恰恰在这个时候咱们出现了，牵着阿琴波尔迪的手领他现身！

四人没提出阿琴波尔迪在墨西哥正在干什么。为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旅行呢？是突发奇想？是需要到这块土地上去观察正在写作的作品背景？四人推断，不大可能，在诸多理由中，他们认为今后不可能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

四人不约而同地倾向一个比较容易的答案，但也是一个最不近情理的答案：阿琴波尔迪如同欧洲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愿意去墨西哥旅游。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他们想像了一个厌恶人类的普鲁士老人，早晨醒来发疯的样子。他们估计是不是有可能患了老年痴呆症。四人否定了种种假设，考虑起“蠢猪”的话。阿琴波尔迪会不会是逃跑？会不会阿琴波尔迪再次发现了非逃走不可的理由？

起初，丽兹坚决反对出去寻找阿琴波尔迪。她觉得四人拉着阿琴波尔迪的手回到欧洲的形象不好，像是绑架团伙。当然，没人会想去绑架阿琴波尔迪。甚至想不起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问。曼努埃尔说，只要能见到阿琴波尔迪就行。让－克劳德说，只要问问阿琴波尔迪《皮面具》里的人皮是什么人的，就行。莫里尼说，只要能看到他们三人在索诺拉给阿琴波尔迪拍的照片就行。

罗道夫（没人征求他的意见）说，只要能与四人通信友好往来，如不嫌麻烦去四位家里拜访一下，就很知足。只有丽兹保留看法。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出去寻找。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我认为阿琴波尔迪住在希腊。他要么住在那里，要么就是去世了。迪特尔说，还有第三种可能：咱们认识的那位使用阿琴波尔迪名字的作家实际上是布比斯夫人。

四位朋友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就是布比斯夫人。”

到了最后一刻，莫里尼决定不外出旅行。他说，身体垮啦，出不去了。马塞尔·施沃布 ［58］ 身体虚弱，1901年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外出旅行，去拜谒斯蒂文森在太平洋岛上的一座坟茔。施沃布的旅行走了好多天，先是到达拉西约塔 ［59］ ，接着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后来是新西兰南岛上的玛纳普利。1902年，施沃布得了肺炎，险些死掉。陪同他旅行的有个华人男仆，姓丁，有晕船的毛病。也许是海上有大浪时老丁才晕船。他俩旅行中总是波浪滔天，老丁总是晕船。一次，施沃布躺在舱内床上，感觉自己不行了。忽然发觉有人睡在他身边。翻身一看，发现是他的华人男仆，脸色发青，像个莴苣。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施沃布方才明白自己卷入了什么难题。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到达萨摩亚群岛，但没去拜谒斯蒂文森的坟墓。一方面是因为他重病在身，一方面是干吗要去看一座活人坟呢？斯蒂文森还活着，这是他旅行途中发现的，活在他心上啊。

莫里尼一向钦佩施沃布（不仅钦佩，而且热爱），起初认为如果去索诺拉，在小范围内可以是出于对施沃布的敬意，也是对斯蒂文森的怀念，因为施沃布心里想念斯蒂文森；但是他一回到都灵，就意识到自己不能外出旅行了。于是给三位朋友打电话谎称医生坚决禁止他旅行。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接受了他的说法，答应定期给他打电话，报告寻找阿琴波尔迪的进展情况。

莫里尼对丽兹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还是说了不能外出，医生禁止等等理由。还打算天天给他们三位写信。他甚至笑了起来，说了一个丽兹不懂的愚蠢笑话。是个意大利人的笑话。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同乘一架飞机，上面只有两个降落伞。丽兹以为是个政治笑话。实际上是个孩子们说的玩笑，不过，飞机上那个意大利人让莫里尼一说，有点像总理贝卢斯科尼。（飞机先是坏了一个发动机，接着又坏了一个，最后坠地。）实际上，丽兹勉强说了几个“啊、啊、啊”。最后，她说“晚安，莫里尼！”她那英语太温柔、甜蜜了，或者是莫里尼觉得甜蜜得令人难以忍受，然后丽兹挂断了电话。

丽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莫里尼拒绝一道旅行是在骂人。二人再也没有互通电话。莫里尼本来可以拨电话，但他有他的行事方式，在三位朋友动身去找阿琴波尔迪之前，他像在萨摩亚群岛的施沃布一样，已经开始旅行，不是到勇士坟前的旅行，而是围绕一种甘心情愿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体验，但这种甘心情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耐心或者忍让，而更多的是恭顺、内涵丰富但不好理解的谦卑，让他想哭鼻子，但没用处；莫里尼感觉自己的形象逐渐不可阻挡地溶解了，好像一条不再是河流的河，或者像一棵树在地平线上燃烧而它并不知道。

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从巴黎起身，飞往墨西哥城。迎候三人的是“蠢猪”。大家在旅馆过夜。次日，飞到了埃莫西约。“蠢猪”对这个故事大体上是不了解的，但他很乐意接待三位来自欧洲的著名学者，尽管让他不高兴的是他们不同意去美术宫或者国立自治大学或者墨西哥学院作报告。

在墨西哥城过夜那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蠢猪”陪同下前往阿琴波尔迪曾经下榻的旅馆查询。服务员没表示任何异议就让他们看电脑。“蠢猪”用鼠标搜索屏幕上出现的名单，他们是“蠢猪”认识阿琴波尔迪那天住在旅馆的客人。让－克劳德发现“蠢猪”的指甲肮脏，明白了这绰号的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