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自己是个小偷。但他不太在意自己被贴上什么标签。也许小偷这个词并不能体现他的内心状态。是另一种感受，是一个形成了回路的沉默，像一根钢柱般插入他的脑颅，让他对与自己的苦难无关的事物毫无知觉。

这个沉默且黑暗的回路打断了埃尔多萨因思维的连贯性，在推理能力退化的情况下，他无法将叫作家的地方与那个被称为监狱的机构联系起来。

他像发电报那样思考，省去介词，这让他精疲力竭。在那些死气沉沉的时光里，他完全可以不露痕迹地犯下任何一种罪行。当然，法官是无法理解这个现象的。但他的内心已被掏空，他不过是一具空壳，在惯性的作用下机械地移动。

他继续去糖厂上班并不是为了偷更多的钱，而是因为他在等待着某件不寻常的——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的发生，让他的生活发生意料之外的大转变，把他从即将来临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他日复一日地像梦行者一样游走在这梦境般让人忧虑的氛围中。埃尔多萨因将它称之为“痛苦区”。

在埃尔多萨因的想象中，这个区域位于城市上空两米的地方，其图示类似于地图上的盐田或沙漠，是由许多黑点形成的椭圆，黑点如鲱鱼鱼子般密密麻麻。

这个痛苦区是人们受苦受难的结果。它像一朵有毒的云，缓缓地从一点滑到另一点，穿过墙壁，越过建筑，却能保持它扁薄且水平的形状；二维的苦痛将喉咙割断后，留下抽噎的余味。

当埃尔多萨因第一次因绝望而感到恶心时，他就是这样向自己解释的。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问自己，也许是想要弄清自己焦虑的源头，那焦虑让他渴望明天不再只是今天在时间上的延续，而是某种完全不同、出乎意料的东西，就如同北美电影的情节发展一样——在那里，昨天的乞丐在今天突然变成某个秘密社会的老大，而昨天普通的打字女孩在今天则是隐姓埋名的百万富翁。

这种无法被满足的对奇迹的需求——因为他是一个失败的发明者，一个即将被关进监狱的罪犯——为他随后的担忧带来一丝挫败的酸楚，像嚼过柠檬的牙齿一般刺涩。

在这种情况下，荒诞的想法也随之而来。他甚至想象到，有钱人在厌倦了不幸者的诉苦后，建起由马车拉着的大铁笼。精心挑选的强壮的刽子手用捕狗的绳套套住不幸的人，埃尔多萨因清晰看见这一幕场景：一位身材高大、披头散发的母亲，追着笼子奔跑，她独眼的儿子在铁栏后面冲她大喊，直到“看狗人”听烦了叫声，用套头狠狠打她的头，将她打昏过去。

在噩梦褪去后，被自己吓坏了的埃尔多萨因自言自语道：

“但这是什么样的灵魂啊？我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灵魂啊？”他的想象力依然被造成刚刚那个噩梦的马达推动着，他继续说道，“我应该生来就是当仆人的命，那种喷着香水的卑贱的仆人，他们为有钱的妓女扣上乳罩的扣环，而妓女的情人则懒洋洋躺在沙发上抽烟。”

他的思维再一次跳跃，这一次跳到了一栋豪宅地下室的厨房里。在桌边有两个女佣、一个司机，以及一个卖吊袜带和香水的阿拉伯人。在这一场景中，埃尔多萨因穿着一件短到遮不住屁股的黑色西装，系着白色的领带。突然，“主人”叫他——那个男人的外貌是他的翻版，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没剃胡子，并戴着眼镜。他不知道主人想要他做什么，却永远不会忘记离开房间时男人看他的奇怪眼神。他回到厨房，当着开心的女佣和沉默的阿拉伯鸡奸者的面，和司机说着下流话。司机在讲述自己如何勾引了一位贵妇的女儿，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

他再一次对自己说道：

“是呀，我是一个仆人。我打骨子里就是一个仆人。”他咬紧牙齿，从作践自己、侮辱自己中获得满足感。

另一次，他看见自己从一个虔诚的老处女家里走出来，逢迎地提着沉重的夜壶，恰巧在那一刻碰见了常来家里的神父。神父微笑着，不动声色地对他说：

“埃内斯托，宗教作业完成得怎么样了啊？”无论是他、埃内斯托、安波罗修或何塞，都将卑微地过着淫秽伪善的仆人生活。

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一阵疯狂的痉挛让他全身颤抖。

啊，他早就知道！他在无缘无故地侮辱亵渎自己的灵魂。他故意让自己一点点陷入泥沼，那恐惧感就好比梦见自己坠入深渊但却知道自己其实并不会死去。

有的时候，他渴望着受羞辱，犹如圣徒亲吻瘟疫患者的溃疡；那么做并非出自同情，而是为了更能配得上上帝的慈悲——尽管上帝十分厌恶如此令人作呕的寻求天堂的方式。

当那些画面从他的脑海消失，他的意识里只剩下“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渴望”，他对自己说：

“不，我不是仆人……绝对不是……”他多么想去请求妻子同情他，理解他如此可怕卑微的想法。然而，当他想起自己为了她一次又一次地自我牺牲，他的内心充满说不出的怨怒，恨不得杀死她。

况且，他也清楚地明白，某一天她会将自己交付给另一个人，而那将会是组成他的痛苦的又一因素。

于是，在他第一次偷窃二十比索的时候，他为完成“那件事”如此简单而惊讶。也许是因为他以为就他当时的状况而言，自己是无法应对偷窃所需要考虑的一系列问题的。他在后来对自己说：

“只不过需要下定决心，然后去完成它罢了。”

“那件事”减轻了他生活的负担，通过“那件事”赚钱带给他奇怪的感受，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让埃尔多萨因感到不安的并非偷窃本身，而是担心小偷这一身份会被写在他的脸上。他不得不偷窃，因为他的工资太微薄了。八十，一百，或一百二十比索，取决于他收取的金额，因为工资是从他所收取的金额中提成。

于是，在某些日子，身上揣着四五千比索，饥肠辘辘的他却要忍受人造革钱包的臭味，钱包里是钞票、支票、汇款单和持票人票据堆积起来的幸福。

尽管他家从很早起就被贫穷腐蚀，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想过偷公司的钱。

他的妻子因生活的窘迫而责怪他；他沉默地听她指责，然后在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说：

“我又能怎么办呢？”

当那个念头滋生，当他想到可以偷老板的钱的时候，他感受到发明家一般的快乐。偷窃？他怎么之前从没想到过？

埃尔多萨因惊讶于自己的无能，甚至谴责自己缺乏主动性，因为在那个时候(叙述发生的三个月前)他太需要钱了，尽管他每天经手的金额与日俱增。

而他的计划之所以轻松实现，还得要归功于糖厂的管理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