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和忒杰，还有贝卡坐在电影院里。刚刚开始放正片前的短片，是“帕特与帕塔兄” [230] 的（演矮胖子的叫哈洛尔德·麦德森，演瘦高个的叫卡尔·申斯特朗姆）。两个喜剧演员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里一顿一顿地讨论，他们什么时候，在哪儿，怎么样惩罚一个曾经侮辱过他们的人最好，这时候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年轻士兵跳到了银幕前，在那儿摇来晃去，不停跺脚。他晃着一个啤酒瓶，用沙哑的嗓音咆哮道：“你们这群乡巴佬，你们别以为，我每天就为了赚这一法郎，为了这一瓶啤酒的钱，心甘情愿被人射掉屌蛋儿！”在放映厅的一片吵嚷声中，门房大叔塔拉拉过来撵他，在他屁股上踢了几脚，赶走了他。
路易斯看到，贝卡脸色惨白，啃着大拇指，擦着眼睛。
“你生病了吗？”他问。她点点头。
“她认为战争随时会爆发。”忒杰说。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是担忧。
第二天，就着晨曦，我们总参谋部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十架狡诈的滑翔机，载着八十名德国伞兵，除了天使翅膀的挥舞声没出一点儿声响，悄悄飞越了埃本—埃玛尔要塞 [231] 。德国人抢占了要塞。在滚滚浓烟、隆隆巨响和熊熊火光中，诺维·德·威尔衡斯少校失去了右腿，有些士兵失去了生命。
该来的还是来了，终于。“终于到了。”路易斯在自己卧室的镜子前低声说。
在古德里安 [232] 的坦克冲进国土的第一天，当比利时空军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从一百七十一架飞机减少到九十一架之际，当路易斯坐在收音机旁，受着一阵荒唐的、满怀期待而莫名兴奋的寒意侵袭时，就在这第一天里，（自从拿破仑时代就等着这一天到来的）法国人闯进了我们的国家。
他们在瓦勒地区停下，并不急着奔向鲁汶附近的戴勒河，他们预备在那儿建一个防守点；而比利时人这会儿正用他们那没上好油的步枪抵抗着匈奴人。
法国人，脑袋上斜扣着头盔，散发着大蒜和绿茴香酒的臭味，对弗拉芒的孤儿寡母下手，门也不敲地冲进我们的住宅，搜寻烧酒和女人，是的，与中世纪那时候一模一样。冯内尔·德·卢兰西将军眼尖，发现我们那些吓坏了的候补士兵半身军装半身民装地混在难民里，他就下令将逃兵重新分配进各连队。武力解决 ！ [233] 我们的法国命令！
真不讲理。他以为他是谁啊？他以为他在哪儿啊？
“斯塔夫，我现在透露给你的，是我本该守口如瓶的。如果这让我上司知道了，我准保三下五除二，直接进牢里去。你是一刻都不能耽搁了。”提奥·冯·巴梅尔说，手上举着一杯杜松子酒，“你必须立刻溜出这座城市，斯塔夫！”
“你不是认真的吧？我没有汽车啊。瑟尔瑞把我的车开跑了！”
“无所谓了。尽快从这儿逃走。不然我们就得来抓你了。新的头头，国家安全局都发疯了。昨天他们抓了一个农夫，就因为他在自家田里烧了点纸。现在他躺在牢房里，嘴里一颗牙都没了。他们还逮捕了一个大学生，在他给‘卡杜姆婴儿乳液’ 的广告画上的小宝宝加上眼镜的时候。”
“加眼镜？”
“他们认为这是给伞兵或第五纵队的间谍发出的暗号。如果我们不抓你，有可能东杰斯大街那群混蛋就会来骚扰你。昨天他们把一名教士的长袍扒了下来，因为他们想看看长袍下面是不是藏了一件德国军装。
“你也在名单上，斯塔夫。就像所有那些预订了四卷本《弗兰德史》的人一样。”
“可是他该去哪儿呢？”妈妈尖叫道。
“去法国，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这是往狮子嘴里跳啊。”爸爸惊恐地说。
“是往公鸡嘴里跳。”路易斯说，“法国人是公鸡。狮子是弗兰德和英国的标志。”
爸爸心神不宁地看了看自己这个咬文嚼字的孩子。窗外看得到穿着破烂军装的黑人，他们把步枪当长矛竖起来，跳着《漫步兰贝斯》 [234] 的舞步。戴着滑稽的碗状头盔的托米 [235] 们给他们示范怎么跳。其他非洲散兵都在罗曼—皮尔森啤酒箱后面修筑防御工事，对抗逼近的德国机动车队。
“路易斯，我的儿啊，我非走不可了。
“康斯坦泽，我的妻啊，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不过我相信我们还是会重聚的。”
妈妈抚摸着爸爸哭湿了的脸颊。爸爸穿着一件带肩章的绿色雨衣，就像是在某个东方国度里做战地记者的加里·库柏 [236] 一样。
“要是我的车还在，我就会带上你的，路易斯，可是瑟尔瑞……”
路易斯打断他：“不然还有谁能照顾妈妈呢。”
“你说得对。你是个勇敢的小伙儿。”爸爸往闪闪发亮的红色消防车的方向走了几步，那是忒杰的父亲租的，或者买的，或者偷的。忒杰的父亲说过：“塞涅夫先生，战争就是战争 。别为这事儿太伤脑筋了。消防队反正车太多。油也都加得满满的。”
贝卡抱了抱她父亲，随后他就抽抽嗒嗒地爬到方向盘背后去了。
爸爸说：“我不想走的，康斯坦泽，你懂的。但荷兰女王威廉敏娜 [237] 也离开了她的国家。”当爸爸坐到忒杰的父亲旁边，一脸无助，尴尬地微笑，挥手告别的时候，路易斯看到，在挡风玻璃前面，在他的逃亡父亲够得到的地方放着双份的“黄金海岸”奶油巧克力和一大盒鲁提牌焦糖。
所有人都在挥手。消防车启动得很费劲，这让邻居们都笑开了。“他还不熟练。”贝卡闷闷不乐地说，目不转睛地看着方向盘后面那个敦实的吉卜赛老父。
“好吧，希望这两人在路上能多少容忍下对方。”面包店老板娘说。在红色的庞然大物响着喇叭开走的时候，路易斯抓住了他母亲的手臂。
“跟我走吧！”他用一个男人的口气说道。
德国人从飞机里扔下了穿着军装的假人。我们的士兵那英雄般的抵抗为此停滞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的军队必须撤回到伊瑟尔河边，就像14-18年那样吗？他们倒是想这么做，可是陆军地图在哪儿呢？
所有德国士兵都学会了游泳。他们就像水老鼠一样游过了我们的运河和自然河道，背包和机关枪都滴水不沾。
比利时军人只能后退了。至少要带上你们的弹药啊！可是怎么带，玛利亚？我们没有卡车啊！那就把它们都烧掉！对着麻雀射击！春日的天空被浓烟染黑。
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官员用的轿车都被行李和孩子塞得满满当当。我们的大马路，原本铺得格外好，至少让乡间自行车跑一跑毫无问题，现在却承受不住这股车流了。骑马的炮兵、运输队、自行车队挤在一群难民中间赶路。因为要以步速前行，发动机都热得冒烟。司机昏昏欲睡，马儿都打响鼻。所有人都觉得，再没有人会在半夜里出行了。在黑暗里，无论什么东西一活动就会遭到枪击。谁要是到路边拉个屎，就会死。
负重过多的桥垮掉了。塞尔泰森·德·布朗夏安特司令被夹在了钢梁之间，呼出了最后一口香烟，嘴里叼着烟斗，一裤子的粪便。
越过登德尔河。越过默莱贝克河。越过玛尔伯斯贝克河。后退！
空荡荡的村子里孩子们来回游荡，爬到被遗弃的汽车里，里面还有血滴出来。
在巴斯特赫姆，梅尔克、维奥蕾特姨妈和欧梅尔舅舅都蹲在凉凉的地窖里，而我们的军队在英勇御敌。可惜这些士兵不能藏进为了防御目的而修建的防弹掩体里，因为钥匙找不到了。我们的军队站在混凝土墙前面 ，铁丝网的后面。我们的加农炮很棒，只不过如果总用它们发射，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堵上。
马奇诺防线还毫发无伤，而德国人已经从正中间穿过比利时，径直冲向我们军队囤积在弗兰德，由阿登高地轻步兵守护的弹药库。那些步兵假扮成女人，等在农庄小楼的二楼，机关枪架在窗台上。
乡间大道上，阿拉伯马踢踢踏踏地拖着老旧的推车，车上抽着普雷尔 [238] 牌香烟的托米们都快坐到彼此的怀里了。
敌人在月光中乘着橡皮艇逼近，占领了一座墓园。逼近了我们心爱的瓦勒。
可是莱厄河，“我心中的约旦河”，就像圭多·赫泽拉在一首诗里所称的，对敌人发起了反抗。她的水位低下去，她让植物滋长蔓延，她被船舱板堵住。
我们的军队在彼此联络方面遇到了困难。谁能预料到，有朝一日要用上这么多电话线呢？
传送救命的战术计划急件的是从林堡 [239] 来的毛头小子，听不懂西弗拉芒语，摸不清路，啃着萨拉米香肠在田野里四窜。
路易斯不该外出，可是他还是悄悄溜了出来。在大胡子彼得·贝诺瓦 [240] 写出不朽音乐的那座小城哈勒尔贝克附近，侦察热气球在空中飘浮，伴着炮火的管风琴音乐起起伏伏。
路易斯半蹲着走，伸出食指，喊道：“砰！”一个气球爆炸了，带着燃烧的火焰落在了呻吟的德国人头上。
瓦勒宣告开放城门。警官们进入各个城区，向市民发布通告。你们都保持冷静，乡亲们！可是我们的步兵受到无耻电台的煽动，还想要继续战斗。现在怎么办呢？瓦勒的居民没法逃了，因为法国边境已经被坏心肠的法国边关官员阻断了；他们索要一份不知啥时候要在陌生城市由某个幽灵盖过章的文件。瓦勒市民嘘这些不懂民情的比利时军官。“一群无赖！如果你们想死，就行行好，死别处去！上百列德国重型炮兵队正瞄准我们，瞄准我们的钟楼，我们的酒馆，我们的住房！”
瓦勒市民拒绝离开他们的住宅，他们也不想别人炸掉自己的桥。女人们用一把扫帚柄扛着白色的男式衬衫走来走去。
军官们无计可施。怎么办，罗伯特？您设想一下看看，我的上校，德国人一贯又胆小又狡诈，他们要挤进涌到这儿的人群里，那我们就没法朝他们射击了啊！没准儿会射到一个有六个孩子的瓦勒企业家，还是保罗—亨利·斯巴克的一个中学同学，老朋友。还是别了 ，哈斯同！
在还没长高的绿色庄稼里燃起了炮火。听得出是比利时的半自动步枪，每分钟十发子弹。（德国人的机关枪，每分钟五百四十发。）然后是房子着火，走廊里着火，地下室里着火，每面墙都传来轰隆噼啪声，玻璃碎片四溅，爆炸四起。“路易斯，留在这儿，路易斯，别扔下我一个人。”妈妈叫道。可是他还是跑上楼梯，看到了阳光下火海中的街道。他贴在伯塞茨家族的房子墙上。一架飞机直直地朝他俯冲下来。路易斯抬起头，想看清楚一点，这实在是大忌，因为飞机上的射击手看到一块亮斑，就将机上大炮瞄准了过来。路易斯向他发出了挑战，甚至是恳求。伯塞茨家房子的窗户玻璃炸碎了，临街面的一块砖头直接落到路易斯在最后一瞬间缩回的头旁边，碎了一地。飞行员又将飞机拉高了。无所不能却转瞬即逝的生命化为贯穿路易斯身体的一阵战栗。他精神恍惚地收集了扭曲的、温热的榴霰弹碎片。他用一块炸成锯齿的弹片坚定地刮破了自己的脸颊，感受到了激烈的痛楚、快感。他大叫着冲进房子里，跑到地下室，那儿她母亲正将挂着十字架念珠的手指从脸上拿下来。她看到他。她尖叫起来。她将路易斯搂进怀里，又推开一点点，检查流血的刮痕。“还好，真的还好，你这调皮的小子。”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伤口很快就会好的。用冷水洗干净。马上去洗。”
“我不敢上去。”他说。她又把他按在自己的温暖身体上，然后舔他的脸颊，把血吞了下去。她眼中饱含泪水，眼泪突然滚落下来，就像小孩子落泪时的样子。
德国人来了。瓦勒市民被迫摊开手臂，扛着被子从他们眼前走过。但我们的步兵没有放弃。为什么没有？为了让英国的胆小鬼们能够越过运河回到他们的傻子丘吉尔身边去。英国人号称他们只是溜开一小会儿，就像夜里做贼那样，马上就会有鲜嫩的加拿大军队来接替他们了。对你家外婆去说这些鬼话吧，托米！
漫飞的传单分割了瓦勒上方的天空。上面用法语和英语告诉我们，我们最好乖乖投降，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了，我们的政府都坐飞机跑掉了。
我们的国王逃走了吗？不，不，勒内，我们的国王是立于正确位置的正确男人，他的位置就在我们这儿。他的宣言就是：“军官们，士兵们，不论发生了什么，我的命运与你们同在。我们所行之事，正义而纯洁。”
我们的国王甚至还给另一位王室，英国的乔治，送去了一封信：“亲爱的乔治，你和我一样很明白，一个国王是不该像我那些我在这里不会说出姓名的部长那样，弃自己的子民于不顾的。”
丘吉尔等到他所有的托米在上万燃烧弹的烈火中安全登了船，才庄重宣布：“好，很棒，没事儿了，告诉比利时人，说我们安全到家了，他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留下的脏东西扫进簸箕了。”
国王乔治寄了封回信：“亲爱的列奥普德，别孩子气了，来伦敦吧，在这儿你什么都不会缺。”
“不，殿下。”我们的殿下说。
荷兰投降了！
邮政储汇局关门了！
面粉都不够做面包的了。没良心的往里掺了土豆粉！
停在瓦勒火车站一条旁轨上的军医列车里，有上百伤兵在号叫。一个嫩生生的医学院大学生颤抖着跑来跑去，耳朵里都是“水，妈妈，水”的喊叫声。那儿随时都会爆发霍乱疫情。
足足有四天，弗洛伦特叔叔靠着贩卖他从遗留的车上卸下的汽车轮胎挣得盆满钵满。然后，比利时投降了。在瓦勒出现的第一批德国人是在根策大道上露面的，骑着怪异的、不舒服的、高高的荷兰自行车。
我们军队的旗帜大部分都被烧掉了。剩下的藏在圣安德里斯的本笃会修道院里。修道院院长涅菲·德·墨菲尼斯长老庄重地接过它们，转交给了梅于斯·达亨德奥尔长老，达亨德奥尔长老会像守护圣骨一样守护它们。第十八先锋队的旗帜被剪碎了；军官们把碎片藏在了衬衣下，有的藏了狮子图案，有的藏了有刺绣和绲边的边角。
忒杰、贝卡和路易斯，他们的父亲都在荒芜的法国田地里四处游荡，而他们现在可以公开交往了。他们走过“萨尔玛”商场，从彤杰斯大街来的流氓都在欢呼，急急忙忙拖走收音机、皮大衣、裙子、切面包机。三人刚想从打破了的橱窗玻璃爬进去，有一队德国人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绿色的飞行员大衣，赶走了所有人。战争就这么结束了。
妈妈再也不收拾桌子了，再也不把被子拉扯平整了，听任花椰菜煮煳。
“要我整理床吗，妈妈？”
“我到底要说多少次？别来烦我了。”
在瓦勒的大街上，在修整房子的人的惊恐目光中，德国军队朝着英国方向进发。风雨中被晒黑的兴高采烈的年轻士兵排着整齐的方阵，迈着统一的行军步，整齐划一地挥舞手臂，用两声部唱“艾丽卡”，那不是一个女孩儿，而是一朵花儿的名字。在坦克炮塔上坐着身穿油乎乎黑大衣的骑士，帽子上有个骷髅头在闪光。
戴头盔和太阳眼镜的摩托车手，胸前挂着金属奖章。
“没人能抵抗得了这个民族。”罗伯特叔叔说，“因为他们有圣火。我们没有。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就拿电台广播来说吧。我们说的是：‘亲爱的听众，我们现在为你们播报新闻！’他们说的是：‘国防军总司令部’……光是这个词‘国防军’（Wehrmacht），就是在说：要用所有的力量来防御 [241] 。”
“我们现在都得学德语了吗？”婆妈妈问，“我可是太老学不会了。法语倒还能勉强对付一下。”
“猪屁股肉（Schweine-Pöter-Fleisch），”路易斯说，“就是火腿肉。”
“尤其是格位变化 [242] 很难的。”海伦娜姑妈说。
“我们也只有顺从了。”婆妈妈说。
“我们总是只能顺从别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里我们就没做过别的！”
“是啊，但我们第一次落在了日耳曼族人 [243] 手里。与我们同根的，与我们是一家人。”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人要来和我们做‘一家人’，我就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
“希特勒会尽量让弗拉芒族的战俘比瓦隆区的更早回到家。他对我们的处境看得清楚又明白。他知道我们几百年来受尽了压榨。”
“希特勒由戈林陪着去了阿尔多耶、兰赫马尔克、伊普尔 [244] ，那些他在14-18年驻扎过的农庄。他问一个他当年结识过的农妇：‘夫人，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
“‘啊，希特勒先生，我侄子在你们的战俘营里，但我们急着要他来收割庄稼。您能帮他说句好话吗？’‘可是女士哦，’他说，‘如果只有这个请求，那很好办！’他立刻用德语发布了这样一道命令，事儿就了了。这还不够我们叫一声‘希特勒万岁’的吗？”
妈妈恰恰在今天犯了偏头痛，不论路易斯怎么催促，她都不愿意在这可怕的第一天陪他去神学院。
路易斯在这个星期里已经去过那栋归布鲁日大主教所有的带塔楼建筑好多次了。国王列奥普德一世，教父跟他讲过，出席了第一届最佳毕业生的颁奖仪式。这个学院培养了国家政要、科学家、诗人和大工业家。“要想着我们的姓氏，路易斯。”
他走在几十个高中生当中，其他人和他一样背着书包，与他不一样的是，他们大胆放肆，紧贴着教士身边跑过去。通往他的教室的长长走廊比寄宿学校里的要更明亮、更宽、更脏（这样更容易观察学生），一个高个子秃头教士在这里等他。教士戴了一副有沉沉镜框的眼镜，背后那双湿漉漉的黑暗眼睛看到，路易斯恨不得马上逃跑，就像他这种年龄会做的那样，沿着莱厄河跑回妈妈身边。这双眼睛在他身上看到了罪孽。
“跟我来。”路易斯跟在这件剪裁不错、样子优雅、熨烫得一丝不苟的长袍旁边，“我朋友塞涅夫的孙子比其他学生有更多的责任。不是吗？”
“是的，阁下。”
“我不会有意亏待你，但也不会偏袒你。不是吗？”
教士在一个巨大的基督受难十字架前站住了。他用被眼镜放大了不少的漆黑瞳孔打量着路易斯。
“他叫德·鲁内。”路易斯在黄昏的霞光中给婆妈妈讲道，他刚唱着歌蹦蹦跳跳地回了家，因为第一天过得出人意料的好；学校院子里叽叽喳喳闹的那一群人接受他做他们中的一员，没有人发觉他是从一个落后的修女寄宿学校来的。
“德·鲁内，德·鲁内，这个姓我挺熟的。他肯定是布鲁日那边那一支的族人。我会到玛尔郭姨妈那儿去打听打听的。”
“但是我们都叫他塌塌‘蛋头’。就是鸡蛋脑袋的简称。”（我们！）
她听他背了一遍拉丁语变格。然后，他吃了三大块鱼冻。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消防队员用木棍和钩子把什么东西拽到了莱厄河的岸边，看上去是个鼓鼓的麻袋。是个死了的士兵，脸已经成了布满红洞的一个软塌塌的白球。浮肿的双手没有手指，在水里划动。在鼓胀得尤其厉害的肚子上绑了一圈绳索。根据一个邮递员（他显然把傍晚这一趟投递忘在脑后了）的手法，这是一个逃兵，既害怕德国人又害怕自己的比利时军官，就自杀了。“只要看看绳子就知道了！他首先把自己绑了一圈，系上了一大块混凝土，然后还把手关节绑在一起，害怕绳子会被混凝土拉扯掉，怕自己会开始游泳求生。他绝对是不想这样的事儿发生的。他一定是害怕得发了疯，才会这么狠。既然都要自杀了，还是这样好，用个好方法。”
三个星期之后，一个陌生人用一把钥匙打开了家里的大门。妈妈有点儿不确定地站在灯泡烧坏了的走廊里，然后拥抱了这男人，拉着他进了屋子。厨房里出现了一个消瘦了、变年轻了、晒红了的爸爸，他带了西瓜和香水来。他握着路易斯的手，一点都不想再放开。
路易斯猜想这对被战争厄运分离了这么久的人想单独享受他们的重逢，所以他走到了大街上，忒杰的父亲，爸爸的忠实旅伴，正在那儿靠着一辆柠檬黄色的小敞篷车哭。贝卡抱住他的腰，伴着邻居的唠叨声喊着：“爹呀，爹！”
路易斯爬进了小敞篷车。他挺想踩个油门，围着街区转一圈，但是可塞恩斯还一直黏在车身上，高兴得像在诉苦。（就像是《约翰福音》中“现在我的欢乐满足了”其实也是悲伤的、不完整的。从来不会有什么得到满足，去哄骗别人吧，亚当嬷嬷。）
“我们经历过的那些事儿，简直没法描述，二十五年都说不完。
“从正中间穿过火线，离坦克只有五厘米的距离。
“在营地里，到处是虱子、跳蚤，更不用说别的了。
“要我说，简直落进了法国的臭粪坑里。别的我也不说了。
“法国人，就因为我们国家投降了，会朝我们扔石头。他们讥笑我们的国王。可他们自己手上拿着一只酒瓶就认了怂。”
要我们给他们干活儿！我说了：“抱歉，我们可不是奴隶劳工。”
我们能活着回到我们的街上来，这就是个信号，说明上帝是存在的。
我们没有被杀掉，这是个奇迹。
比利时这个国家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居然和法国人合作。毫无顾忌。一个像约利斯·凡·赛维伦这样的正派人儿，他们就关了起来，交给了法国混蛋。你看到了，路易斯，只要觉得有必要，我们这个体面的比利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干掉我们弗拉芒人。比利时不是个国家，是种状态。但是凡·赛维伦的血也会流到他们头上的！
“别再想这些了，斯塔夫。”海伦娜姨妈说。妈妈还是有点儿迷惑，吃惊地看着这个用抱怨填满整个厨房的陌生人。接着，就像他似乎忘记了什么似的，他问道：“学校里咋样？给我说说！”
“好极了，爸爸。”（假如没有蛋头的话，他真能在最隐秘的角落里发现罪孽，厕所里、卧室里、树丛后、回家路上。）
那些在学校院门口互相砸书包、大声喧哗的男孩在叫路易斯，但蛋头拦住了他。他那像镜子一样光滑的脑袋反射着太阳光。他把自己的扣带扯高了些。
“你坐到那儿去。”蛋头在弥漫着粉笔灰和盐味的教室空气里说。
“不是，是那儿。”蛋头指着莫里斯·德·波特的板凳。他知道，莫里斯是路易斯最好的朋友。
“你肯定已经发觉，我在上课时或在课间长休时会时不时地观察你。”
“是的，阁下。”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答案是这么容易猜到，路易斯反而犹豫了，但他还是说：“因为您向我爷爷保证过……”
“不对。”蛋头说。他的脸颊、下巴，与他头盖骨一样光滑。他压根就不长胡子吗，还是每隔一小时就剃一次胡子？门口的吵闹声消失了，一艘船突突地响着开过莱厄河的水面，穿过了许多绑在水泥块上埋在泥浆里的胀鼓鼓的尸体。蛋头的长袍，妈妈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料子，对一个老师来说太精致了些。衣领是象牙白，不沾任何小污渍。做听写练习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用一小根银签把指甲边的死皮剔掉。他怎么不继续往下说呢？
“我看到的事儿，路易斯，可是我不乐意看到的。当然了，你挺努力，也非常有天分。你的天分倒不会给我们添什么麻烦。不，让我担心的，是你的灵魂。”（操心一下你自己没有胡子的灵魂！）
“你和你班上同学相处得好吗？”
“挺好，我们相处得挺好，阁下。”
“你和谁相处得最好？”
“和莫里斯。”
“我已经猜到了。那第二好的呢？”
“马特莱艾尔。”
“不是西蒙斯吗？”
“倒也是。好吧，那就先是西蒙斯再是马特莱艾尔。”
“对，我印象里也是这样的。这我倒不惊讶。你够滑头的，会让那些比你听话的男孩子都喜欢你。是啊，是啊。你还真做得到。谢谢，你可以走了。哦，对了，还有件事儿。你知道，你马上就要参加基金会选拔优等生的考试了。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好好准备的。不会因为你祖父坐在评委席里就掉以轻心。你有什么想法吗？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敌人，路易斯。我真的不是。我怎么会是呢？你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阁下。”
“当然，他说。根本就没啥理所当然的。你为什么要相信我？我又不是像圣父那样从不犯错。”
“他从不犯错，因为他是从王座上往下讲话的啊！”路易斯说。这个教士到底想做什么，足足七个危险修女顺滑地结合成了一整个？是要给我下个圈套，把我弄糊涂。
“好，路易斯。1870年的宗教大会。好极了。”
“庇护九世！”
“哈尔贝克的修女给你上的好基础课，太棒了！说实在的，那是次有趣的宗教大会。就我们两人说说，庇护教皇整个胜券在握。五百三十三票赞成，两票反对。事该如此。当然可以怀疑圣父的负责能力，在某些圈子里也确实有人这么怀疑过。别忘了，路易斯，他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是最佳，他年少的时候犯过癫痫，落下了毛病。尽管如此，路易斯，那是怎样一种坚强不屈，怎样一种机智巧妙啊！你不觉得吗？”
他转动着刻有自己家族徽章的那枚淡金色的硕大的印章戒指，徽章是能够用一道不可见的灼热的光射击蚊子、学生和士兵的。
一个穿着浅灰色大褂的学校仆役用脚踢开了门，两只手各提着一只水桶，他赶紧抱歉。
“没事的，没关系，您尽管进来，克伦斯。这里没什么见不得光的！不，我们已经结束讨论了！您安心继续干活吧。我们这就走。”
蛋头把路易斯推到门口。走廊上，他步子匆忙地走掉了，这难以捉摸的男人，数学老师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不是个老师。
路易斯坐在桌前做讨厌的化学作业，爸爸丁零当啷地洗着碗碟，而妈妈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回到房里，躺到床上，唱起了《风儿给我唱了首歌》了。
“现在她又开始了。”爸爸边说，边将洗碗布叠得整整齐齐。
“她又开始做什么了？”
“我要能知道就好了。今天还不到月圆呢。”
路易斯发现他母亲坐在床沿，穿着睡裙，膝盖上搁着一件毛刺刺、亮闪闪的皮毛大衣。
她的嗓音听起来比《哈巴涅拉舞》中的扎拉·蕾安达 [245] 要颤抖，要尖细。
“街上都会有人听到你唱歌了。”路易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有什么要紧吗？”
“不要紧。”他坐在一把低矮的沙发椅中，仿佛是坐在从内衣内裤、睡衣和毛巾里耸立出的孤岛上。他小心翼翼地把脚放在这一堆绸、缎、棉料的衣物旁边。
“我作业做完了。”他撒谎说。
“我也做完了。”她呼哧呼哧地说。她手上的剪刀在动，刀刃反射着阳光。“他在做什么？”
“他在洗碗。”
她想了想。她的肩上和脖子上都有深红色的斑点，就像是用冲淡的红墨水点上去的。
整张床上散落着一撮撮的黑色皮毛，是从某头不知名的黑色动物身上扯下的。妈妈继续剪皮毛大衣的袖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妈妈？”
“只有大衣都剪成碎片，我才会心安。我要把剪碎了的皮毛塞进一个口袋，带到圣安娜桥上去，顺着贝尔弗里德钟楼的阶梯走上去。到时候，瓦勒这儿的所有人都会见到他们有生以来见过的第一场黑雪了。”
一阵低沉的咯咯的笑声，接着又变成了呼哧呼哧声。
“这是马鬃毛。”妈妈说，“是一匹马驹身上的，马驹可能是淡黄色的，这些毛的黑色都是染出来的。”
“教父要是知道了会说些什么啊？”
“既然是别人送的礼物，当然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他把这匹马驹送给了莫娜姑妈。莫娜可是他深爱着的情人。”
“谁送的？教父吗？”
“我们别谈这些了。”她从衣领上剪下来一个三角形。
接着，她从地板上一堆小三角里捡起来一个，往衣柜的镜子里看了看，把那撮黑毛贴在自己的下体上。她猛地笑起来，笑得快接不上气。路易斯移开了目光，他脚前是报纸《民族与国家》的头版。丘吉尔站在冒着黑烟和火焰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前，噘起的嘴上叼着一支雪茄，光头上戴着一个桂冠花环，手上正拨着一把里拉琴。“一个新尼禄。” [246] 漫画下面写着。
街上有德国军人列队走过。踏地有声的靴子，响亮的、年轻的嗓音。妈妈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了几厘米，注视着窗外。三文鱼红的内裤紧绷在两瓣屁股上。
“小心，别让他们看到屋里的光！”
“看到的话就让他们把我关进牢房里去吧！”她放下了窗帘。
“你疯了！”
“我是疯了，不过不是为你疯的！”
“我知道。”她被这愤懑的语气吓到了，带着她那温暖、柔软的味道走到他面前来，“不是这样的，孩子，我刚才只是说说而已。”她大概是想摸摸他的脸颊吧，但她的动作太猛了些，她大拇指下的肉球砸到了他脸上。
“哎哟！”她叫了起来，“痛不痛？不痛的，对不对？我不是有意的。啊，我什么事儿都会做错！”她在衣柜镜子前检查自己的脖子、自己的肩膀，用手按在现在颜色已经变深的一块斑点上。“你看啊，看这里！”
他们两人在镜子里看上去就像是《电影世界》 [247] 上的一张照片：一个头发蓬乱的女明星，双乳间一道沟；一个穿短裤的小男孩违反禁令留在她身边，闯进她卧室里捣乱，现在全身都像发烧了一样热，又舒服又觉得负罪。
“快点下楼去。”
“为什么？”路易斯问。
“去看看你父亲在干什么。”
“我还能在这儿再待会儿吧？”
“不行。”她缓慢地说，大概心里是不情愿的。
路易斯朝贝卡扔小石子，贝卡正要跳到一间残破房屋的破墙后面去。他扔中了她，她的呼号和让他害怕的苏族人式的得意大叫响彻街道。她说她的小兔肋骨断了一根，他要像牛仔片里戴着高礼帽、永远醉醺醺的医生那样给她听诊，她就会说：“别碰我的身体。”之后，他们就跑到了军营厨房，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一碗汤。
贝卡的父亲写信来了。他在巴伐利亚待得很好，棚屋是弗拉芒式的，菜肴也是，他每个星期都可以往家里寄三十马克呢。他想要发蜡、两块阳光牌肥皂、一串祷告念珠和那种因为不用缝而被称为“单身汉纽扣”的裤子纽扣。
爸爸的店日子不好过，瓦勒人很少找别人印刷，纸又变得越来越短缺。每订五十公斤纸都得申请，至于申请的结果，凶多吉少。
“我倒是想帮你，斯塔夫，你知道我的为人的。但是，如果你给不了一张弗拉芒民族党的党员证或德—弗合作社的社员证之类的话，我要给了你纸，我就惹祸上身了。”
“可是我总是跑在最前面的，紧紧贴着弗拉芒的狮子，站在最前排，有照片为证。我可以给你看。而且我从来没有错过一次伊瑟尔塔楼朝圣！”
“就要一张党员证，斯塔夫。”
“那我就只能啃干面包了吗？我可是为了弗兰德和宪兵队拼过命的啊。”
“那你为什么不入党，我可真弄不明白了，你可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弗拉芒人。”
爸爸骂骂咧咧地说着毫无用处的诅咒，冲出了办公室。但教父丝毫不愿意妥协。如果爸爸要加入这样一个组织，教父就会抽手撤资，“然后把一大包欠债的票据搁到桌子上”。
“可是，父亲，这样的态度放到以前，打仗以前，是挺对的，要不然我们就会在比利时政府和天主教会学校那儿惹麻烦。但是，今天弗兰德正在崛起，我为什么就不能加入他们？”
“斯塔夫，大丈夫一言九鼎。你发过誓的，那时候，在我借给你十万块的时候。我自己也向大主教发了誓，我的孩子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反比利时组织。”
“我可以杀了他。”爸爸在家里说，接着又说，“我有这个权利。从法律来说，这是正当防卫，因为他会让我和我的家人饿死的。”
“杀谁？教父吗？”路易斯问。
“布鲁日的大主教。这样一个家伙居然是我们的远房亲戚！这样一个家伙还编了名册，记下谁加入了什么组织。这些人都得小心，不能说德国秘密警察或斯大林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坏话。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必须尊重和敬爱我们的教会首领，听他们的话，支持他们履行自己的教会职责。”
“路易斯，好好儿念你的课本去，别瞎插嘴。”
“可是我念的就是第七课，爸爸。”
“你说啥？”
“就在宗教问答手册上。”
爸爸痛苦地看了一眼，开始读《飘》，但妈妈从他手上一把夺下了这本小说。“这书我正在读呢。”他开始读第四遍斯泰因·斯特略福斯 [248] 的《弗拉克斯之乡》。为了驱逐奥登阿尔茨大道上这座房子里贫穷与饥饿至死的幽灵，大家决定，妈妈还是该去工作。在校长先生的推荐下，她在艾尔拉 工厂里找到了份活儿，做厂长劳森吉尔先生的秘书。一个月后她就说起了流利的德语。随时随地。她变苗条了，妆化得格外出挑，但是再也不扑哧扑哧笑了。
黑卫队的男人们坐在“格略宁尔”酒馆里打牌。马尔尼克斯·德·派德和他朋友列法艾特蹲在将酒馆与内室隔开的一排棕榈树后面。两个人的脸都是通红通红的。马尔尼克斯·德·派德的蝴蝶结歪到了一边，额前的浓密鬈发黏成一串一串的。“惠泽 [249] 。”他咕哝了句。
“惠泽。”爸爸回应了句。
“要杯威士忌吗，斯塔夫？”
“不用了，谢谢。两杯果汁，诺埃尔！”
“波尔姆斯 [250] 博士，”马尔尼克斯·德·派德说，“我曾经有幸在选举的时候选过他，1928年，那时候他还蹲在比利时的牢房里。他不会忘记对他尽忠的诗人的。今晚，斯塔夫，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但是绝不能用果汁。”
“诺埃尔，来杯赫佐 [251] 酒！”爸爸喊道，“如果是要向波尔姆斯致敬的话，那就得……”
“波尔姆斯博士没辜负我，他提议让我参加一个负责给14-18年被捕的激进分子 [252] 赔偿的委员会。我要算出为了弗兰德受过苦的那些男人应该拿到多少赔偿金。我不会退缩的，我会主持正义。”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列法艾特说。他是教父的一个宿敌。教父记恨他，因为列法艾特打自己的老婆列娥。据婆妈妈说，教父有一次假装和列娥去了蓝色海岸，列娥的姐姐在那儿有栋别墅，冬天的时候没人住。
“为什么不好，你这叛徒？”派德嚷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