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刚说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我是想说，同亨尼分居的那个女人，斯塔夫！”
“什么？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了？我以前根本没听你说过嘛。”
“我是想说：现在和他分开生活的那个女人。她住在不来梅港而亨尼住在这儿啊。那他们就是异地分居了。唉，斯塔夫，你都把我搞糊涂了！”她穿着新鞋跑到楼上去了。
“肉排。”爸爸陷入沉思，“配刺山柑花。”
蛋头和往常一样站在了窗口，尽管他总是努力不去靠近窗户；他沿着一排排板凳走，按螺旋线在板凳之间穿行，可是每次还是又回到了窗边，望向院子，期待着在那里看到某些事，某个人，在找他的人或者要给他带消息的人。（一个公证人的信使，告诉他那个垂垂老矣的贵族鲁内·德·盖霍夫终于死掉了，他这做教士的儿子获得了百万遗产，那蛋头就会欢呼着脱掉教士袍，穿着他的缎面短裤跳起舞来了。）
“你们之中有些人会耸耸肩，觉得这样的说法是过时了的，不现代的，但不是有很多证据表明魔鬼是存在的吗？有没有可能，人类正日益陷入魔鬼力量的掌控之中吗？人类是不是有可能患上了魔鬼造成的疾病？所以，我们必须同情那些病人，为他们尽慈善的功业，照料病人？”
教士袍在他的骨架周围飘扬，他从窗户那儿逃离开，脸色灰白地跌坐进自己的椅子里，在他枯瘦的手指上转动着印章戒指。
“这是迫害妄想吗，把魔鬼想成某个我们在大街上遇到的人，就在下一个街角，偶然撞上的，穿着制服的人？人以不可忽视的方式所做的恶，会具有某种形态吗？”让人听不懂的喃喃自语。跺脚声。他这样和自己说话说得越来越多了，大多数时候都是用问句的形式。最后，他无声地发问着，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六边形的星星，然后就像是刚刚发现了它，就像是别人画出了这个星星，紧张地用袖子（用他自己的袖子！）又擦掉了。
“这样难免会让人斗胆地想，一定是有某个特别的上帝，它居然，它居然，它居然不会阻止这样的行径……不是吗？这样人在绝望中会渴求不详的解决办法……不是吗？”
唉，他为什么说了上百遍，却还没说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阻碍了他？
“然后人就会在信仰之外寻找……不，人会用另一种信仰来取代对耶稣的信仰……”
这话好理解一些了，更像是教士用语了。之前说的什么不详的解决办法，很可能指的是纳粹吧。另一种信仰，就是对新秩序，我穿着制服所代表的新秩序的信仰。他是怕我会告发他吗？可我不是费尽心思和力气要讨好他？如果他是数学老师，我会拼命苦读到脑袋冒烟，就为了能博得他一丝一毫的认可。他为什么迈着这么费力的步子走向窗户，就像是他鞋子加了鞋垫，或是脚上长了鸡眼？
下课后，路易斯说：“您刚才说的是我。”
“如果你想这么看的话。”
“您认为，我在受魔鬼摆布。”
“谁不是呢？”
“您认为我把自己献给了邪恶势力。”
（现在我就可以看出在他的眼中哪种邪恶更邪恶了，是作为异教徒跟在不属于上帝的一面旗子后往前开进，还是那些平庸的邪恶行为，比如热衷于阅读《扬·豪特凯特》，列入禁书名单的赫尔拉德·瓦尔夏普 [311] 的书。）
“您认为，我会自愿做邪恶的事！那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上帝要把我造成这样的，不用废话了！”
“不，他造成你，既有恶也有善。”
“为什么？”
“如果你身上只有善，那么决心向善，就不会是一桩功业了。”
蛋头掏出了雪白的手帕，擦了擦他的眼镜，黑色的瞳孔是《信号》杂志的彩页上那些珊瑚虫的瞳孔。耶稣会士都得到了训练，能看穿有罪之人。
“波德莱尔说过……”
“不要。”路易斯说。（不！不要又在名人名言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那都是过去那些爱丢警句的聒噪鬼们留下来的。）
“好吧，”路易斯说，“他说了什么？”
“他说，世界上只有三个职业值得尊敬，教士、士兵和诗人。”
“我不想做教士。”
“你当然不想。我就是这个好榜样嘛。”这是句嘲讽，但是听上去像是妈妈在为了比比而抽泣。路易斯看到，这个教士振作了一下，戴上了眼镜，就像戴上了面具。
“要做就做士兵。”路易斯说。
蛋头疲惫地点了点头。
在游泳池满是氯气的空气里，博斯曼斯气喘吁吁地仰面划着水，海恒多恩游着他固定的那几个来回，热内瓦一边在跳板上拉伸一边留心看着他的队伍里剩下的那几个。三个家伙。塞涅夫坐在泳池边。一个德国人的脑袋在水面上晃来晃去，因为这样的金发，这样被日光晒黑的皮肤，这样多的肌肉，不会是弗拉芒人。就连每次出战前都要行“惠泽”礼，在奥斯坦德的赌场做门房的拳击冠军伽罗·赛耶斯都比不上。热内瓦滑进了水里，没溅出一点儿水花。海豚。体育奖章 。
突然，从一个隔间里传出了无所顾忌的、响亮的男低音，唱的是《去吧，摩西》 [312] 。整座游泳池——在这个受人青睐的时段满是我们的同志——都受到了惊吓。是一名被暗藏的敌人藏起来的英国飞行员现在狂傲得发疯，一心要求死吗？路易斯认出了这个声音，半人高的门一下子晃荡开了，脏塞弗从隔间里走了出来，穿着绷紧了的橙色泳裤，裤子里一大团晃呀晃的。他叉开腿站在那儿，双手叉腰。路易斯立刻一个鱼跃跳进了氯化水里，透过湿漉漉的眼睫毛看着脏塞弗做了个徒手倒立，又长又弯的脚趾抵在土黄色的粗灰泥墙上。
“脏塞弗？这个人在游泳池里干吗？”爸爸问。
“唱歌。”
“他有许可证吗？有证儿 吗？”
“不知道。”
路易斯试着模仿脏塞弗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313] 唱《去吧，摩西》，可是他的音调远不够沙哑，太高，弄得喉咙里痒痒的，让他忍不住咳嗽起来。
他的父亲不出所料地说：“学黑鬼的样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化。”
父亲又对提奥·冯·巴梅尔说：“唱摩西！不仅学个黑鬼，还要学他歌唱一个犹太人！这实在太过分了。”
冯·巴梅尔说：“脏塞弗还会被逮进去的。你记着我说的话。”
弗兰德纳粹青年团瓦勒和伊德赫姆小分队的第一次大巴郊游是去维勒贝克，弗拉芒阿登山脉中风景如画的山村，被很多人讴歌过，比如写诗写到最后一刻，得肺结核死掉的艾丽丝·纳雯 [314] ，比如有着颓废的弗拉芒头脑、厚实的混血嘴唇和下垂的嘴角的卡罗尔·冯·德·乌斯泰纳 [315] （“秋日烟霭蒸腾，花园中若有回音”），这位诗人据教父说曾经喝得酩酊大醉去大学上课，衣服上还有刚刚酒宴的留痕。胖滚滚的司机——乐子不能少哦——把一条青年团女团员的橙色围巾当作头巾缠在了头上，他正后方的一个靠窗位子上坐着一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她和贝克有那么一点像，但是看上去要正经些，更有规矩的市民样子，更乖。她是车上唯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只穿了一条裙子，布料像是绸子，绣了秋天颜色的花儿。她一直都在往窗外看，但不是在看那些不断替换的乡野风景，柔和的山丘、森林、延伸到地平线的田野。她一定是在想念她在破晓时悄悄离开的富庶之家的居所，家中她母亲正患着险恶的疾病，临危在床；她想让她那位在命运面前显出了勇气与尊严的父亲单独和妻子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不受女儿在场的干扰而仔细听听妻子的临终遗言，这些遗言不是说给一个孩子听的。现在，她又沉浸在了一个独生女常有的，往往模糊不清，这会儿却格外具体的哀愁中。路易斯多想坐到她身旁，牵她的手，安慰她，比如说，毫不结巴地低声告诉她：“是挺可怕的，但是世间万物都是一样啊，都在变化，都会消失。”这话能在古尔布兰森 [316] 或者约翰·科尼特尔 [317] 的书中读到，在杰克·伦敦那儿不太可能读到。但那样他就会把她从灵魂的冥思中拉出来。也许他可以在她下车的时候往她手上塞一张小纸条：你的样子让我心动。你有我很少（从未？）见过（目睹过？）的容貌，那么高贵？高雅？忠贞？不，是真挚 。
女孩儿在挖鼻孔，某个因为哀伤过重而忘了自己身处何地的人就会这么做。
在维勒贝克市里中学的体育馆里，他们受到了校长，热内瓦的一个叔叔的致辞欢迎。他很高兴看到弗拉芒青年都团结在了弗兰德纳粹青年团这个已经联合了弗拉芒青年普遍联盟、少女团、少年纳粹团、雷克斯青年团、弗拉芒青年团、弗拉芒民族艺术学院，还有好多其他党团的组织下。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感冒了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别伦博士，用生动而又有父亲威严的德语讲述了以民族原则为标准的欧洲新秩序。站在路易斯身边的博斯曼斯很难跟上德语的演讲，因为费力而张开了嘴。演讲中说道，低地语 [318] 与德语 是出自同一个根源 ，符合所有日耳曼族成员的最高民族利益 的新日耳曼秩序 已经包含了这一责任：不要在语言学和文学上将德语和低地语 看作矛盾对立 ，而是从历史构成和未来塑造的角度将两者看作和谐统一 。要毫无保留地坚决认可与大德意志兄弟民族 的合作。
“我们要往东边进军。 ”这是我们祖辈的歌，这也将永远是天地正道 。
然后他们就跳起了民族舞蹈《面棉花》，一种四对舞，然后是一支手帕舞，这时候一个头发淡黄色、戴着一副圆眼镜、胖乎乎的女孩朝路易斯贴了过来。
“我在鲁瑟拉勒见过你。”她说。
“有可能。”（我从没去过鲁瑟拉勒，那是忒杰、埃及人和阿尔布莱希特·罗登巴赫的城市。）
“在纽福市场上。你那时候一直盯着我看。”
“对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我那时候穿了条什么样的裙子？”
“蓝色的。”
“浅蓝色的，对了。”跳啊跳。汗水。跳。跳。她的辫子在脑袋两边飞，在抽打空气。摇啊摇。啪啪。
“你民族舞跳得还不久，对吧？”
“我正在学。”路易斯说。
“你有天赋。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谢谢。”
她靠着他坐在一个露天剧场的平整石头上。一个坡，一个舞台，在山丘里挖出来的，舞台背后密密的杉树就像是格林童话里的插画，轻柔的水彩画，那是列昂姑父怎么都画不出来的。
他们喝奥登那德的黑啤酒，吃热内瓦分发的奶酪面包。路易斯突然认出了这个剧院。那时候他是四岁还是五岁，他父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把他举高，放在了一块平滑的石头上，石头四周长着湿湿的草。妈妈把他放在怀里，给他戴了一顶黄黑条纹的针织帽。铁匠斯梅杰·斯密站在一片磷火闪闪的杉树前，挥着一把黄金剑，刺向法国暴君沙第隆的闪亮盔甲，沙第隆用法语尖声求饶。路易斯也尖声叫起来，又被安抚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他又尖叫起来，沙第隆，因为外套上别了一朵百合花所以可以认出是法国人，举起斧子砍了斯梅杰·斯密的母亲。她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红色，她用满是血光的手抗争。尖叫。跺脚。妈妈安抚他。不够。绝对不够。绝对不能再这样了。
“这是本地产的奶酪。”这个名叫希尔德的女孩儿说，她和自己的兄弟都吹双簧管，她还会读纸牌算命，打背包是她那一圈儿中最快的。
“一圈儿？”
“圈儿，小分队，小旗团，小区和大区。”她朗诵道。
博斯曼斯在绕圈儿，收集吃剩的面包和面包屑。他的腮帮鼓鼓的，下巴嚼呀嚼地坐到了他们身边，给了希尔德一小块奶酪。
“嗯，嗯，”她哼哼道，“这是本地产的奶酪。”
“你喜欢的话，我这就给你再拿点儿来。”博斯曼斯一副调情的样子。
“真的吗？那可真贴心。”
“小事儿一桩。”
“还加一个黄油面包。”
“加两个。”博斯曼斯说，这个征服者。
“我有个姑妈，”路易斯说，“我的诺拉姑妈总爱捣乱。我父母刚刚结婚那会儿，她有一次往他们床上塞进了赫尔弗牌的臭奶酪 [319] 。”
“我可不好赫尔弗奶酪，”希尔德说，“吃了以后一整天嘴里呼出的都是那股臭味儿。”
“吃卡门贝尔 [320] 奶酪也一样。”博斯曼斯，这个玩乐公子哥儿 。
“哦，是吗？”希尔德像鸽子一样咯咯地笑。
“是啊，吃了卡门贝尔，一定要赶紧嚼颗咖啡豆。”
“用麦芽咖啡也行吗？”两个小情人叽叽咕咕。路易斯走到了舞台边上，热内瓦正在那儿给大家倒果汁汽水。
“博斯曼斯恋爱了。”路易斯用轻蔑的语气对海恒多恩说。
“不赖呀，那小妞儿。”海恒多恩说，“小屁股绷得紧紧的。”
“是啊，可长着一张大饼脸。”
“你都可以在上面铺一条毛巾了。”
那个没穿制服，长得像贝卡的女孩坐在阴影里。她的绣花裙子被屈膝弯起的双腿撑住了。她咬黄油面包的时候，她的脸每次都会扭曲成一副怪样儿。
“那边那个，”路易斯说，“倒对我口味。”
海恒多恩径直走到了女孩面前。路易斯羞愧得浑身发烫，看着海恒多恩跟她搭话，手指着自己。
这事儿我要打报告。必须把海恒多恩开除出我们分队，因为他违反了同志情谊的基本规则。
另外，小分队队长，你难道没有看到，海恒多恩已经喝了两瓶奥登那德啤酒，而不是按照正常分配的每人一瓶。还有，小分队队长，海恒多恩的父亲走私肥肉和黄油，儿子也和我们民族最坏的敌人之间私通。海恒多恩伸出手，把女孩拉起来，女孩不可思议地乖乖跟着他来到了路易斯面前。
“就是他。”海恒多恩说。女孩和路易斯差不多一样高。
“我听说，你有要紧的话儿要对我说。”她嘴里边嚼边说。
“哦……是啊，这儿美极了，森林里空气清新……这块地方……就是出产这种奶酪的地方……”她不可置信地盯着路易斯的腹部，盯着有海鸥围着三角标志飞舞的那块闪亮的腰带扣。今天早上用亮铜油拼命擦过的。希尔德从热内瓦那边的长队里走了出来，递给他一瓶果汁汽水。（滚开，肥婆！）一声口哨响起，所有人都集合到一起。
“下一次你有什么话儿要说的时候，”这个有着灰蓝色眼睛的女孩说，“先好好想清楚再说。”她迈着和她的纤弱身体不太相称的田径员般的大步子，走到剧院后半部去了。
“她可真够自以为是的。”希尔德说。
“她为什么没穿制服？”
“她？”希尔德微微一笑，“她不是我们组织的人。她和她父亲一起来的，就这么回事儿。”
热内瓦在吼，大家都凑了过去，总队长出现了，男孩儿们和小伙儿们围成了好几圈。在圈子正中走出了一个穿着棕色灯芯绒上衣和法兰绒裤子的男人。他的红头发没有洗过，油腻腻的鬈发黏在脑门上。他恼怒的目光往左往右扫视，等到连一点呼吸声都听不到的时候，伸了伸下巴，目光投向远方的小绵羊云朵，像在寻找什么，手臂张开然后又交叉起来。
“有人说……”他恶狠狠地开了个头，清了清喉咙，用尖利的嗓音喊道，“有人说，弗拉芒败了——绝不会！瓦隆人吹嘘说他们赢了——绝不会！我们要这么说，我们要这么发誓，只要我们坚守阵地，我们……”
鸟儿在回应。奶牛哞哞叫。他的喊叫压过了它们，他在号叫，他在咆哮，他将抽搐的手指向着天际线伸开，那里有圭多·赫泽拉（既是教士又是诗人，兼具了三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中的两个）熊熊燃烧的韵脚在震醒直到今天还受着奴役的民族。这个男人擦去了汗水，把自己的鬈发压平，精疲力竭地鞠了鞠躬。
“他还真会做演讲啊。”博斯曼斯说。
“他自己都陶醉了呢。”希尔德说。
“我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一个小女孩说。她指着她干瘦的胳膊，就在橙色的鲁内文忠诚标志旁边。
“那你真该听听他怎么演说叙利尔·费夏福的海鸥那首诗的，‘在琐细无可留存之处……’”
“如果我不是总得去为文艺团工作，我就会去他的夜校听他讲演说艺术。”
“真不敢相信这个人和在广播电台里演达勒的那个是同一个！”
“宛腾和达勒？他就是那个达勒？”
“对啊，药房师傅佩林克嘛。”
长得像高雅版贝克的那个女孩走到药房师傅面前，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带走了，就像带走一个病人。
接下来他们要去拜访黑尔腾·哈伦斯，他的作品有时候会印在《我们的民族》杂志彩页上。我们最著名的风景画家之一，热内瓦说。就像在小国家都会发生的一样，这位画家也是在国外比在我们这儿更受认可，他自己的族人不支持他，但是他经受住了自己的命运考验，过着隐居的生活，完全信赖自己的艺术。
他们唱着歌爬上了一座小山，山上有山间旅店“佩尔杜”，是艺术家开在这森林里清澈的弗拉芒空气中的。
总队长允许他们再喝一杯啤酒，但不能是奥登那德牌的了（假如店主给他们喝的话，因为之前的小瓶子是维勒贝克的酿酒师傅捐给他们的，一个货真价实的热心支持者）。
黑尔腾·哈伦斯是个矮个子男人，有点儿修道士的风范，搓着手在桌子之间来回走。他那几乎光秃秃的、坑坑洼洼的脑袋上这儿那儿长出黄色的软毛。镍制眼镜背后一双狡猾的眼睛。他那啃得光光的手指甲上还有颜料的痕迹，他嘴里来回咬着一只弯曲的烟斗。
他们被允许六人一组地参观他的画室。哈伦斯隔着一扇大窗户——这窗户可以放进来对一个画家来说尤其重要的北边光线——指向屋外起伏的山峦。两副画架上沾满了不计其数的颜料斑点。哈伦斯手上拿着调色板摆出姿态，在希尔德给他和她的小分队女队长拍合影的时候。“照片你可要给我寄一张哦，小妹。”
“那是当然，师傅。”女队长说。
“当然，当然，大家全都是这么一口答应的。”
画看起来都差不多，大部分都是一片雪景，有树枝和日落时分的艳红色天空。在马尔尼克斯·德·派德家的客厅里也挂了这么一幅。
“怎么样，你们喜欢吗？说实话，你们不用装样子。”
“挺美的。”海恒多恩说。
“这我自己也知道。”画家咕哝道，“可是你们感觉到了什么，你们有什么体会，在看到我的画的时候？是有人在《根特新闻报》上写的那种静穆的感动，还是一种美学上的激动？——他们就这么傻站着，张口结舌，鼻孔大开！拜托，这就是弗兰德的青年一代？”
“这是因为我们青年人还不习惯……”女队长开始说。
“那我们的青年一代就必须学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哈伦斯喊道。
“好了，有什么想法？吐出来啊。是不是我的画不够现代，不合你们的品味？但是现代，亲爱的伙计们，所谓的现代败坏了我们的生活，我妻子的、我孩子的，还有我的生活！现代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只有追赶时髦的愚蠢行为！一个比另一个更可笑！这就是当下的人类形象吗？”
他抓起了搁在他的调色板旁边的放大镜，塞进路易斯的手里。
“快啊！用这个看啊！看这儿！现在倒是看一眼啊，该死的！”
路易斯发抖，对准放大镜，看那些小树枝，在胡乱的雪团里那些小树的微小分杈。
“这都是手艺，不是吗？而那个瞎胡闹的什么佩尔梅克 [321] ，他都做了什么，居然还得到了神父施杜博的夸奖？他都做了什么？他就拿了把刷子和一桶，我就明白说了吧，一桶屎，涂到了画布上，然后说：‘我的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表现主义，这就是我看到的世界！’我，哈伦斯，要说：‘如果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佩尔梅克，那你就得立刻去看眼医，然后直接去做心理治疗！’”
大家应和地哧哧偷笑。
“或者那个弗里茨·冯·德·贝尔歇 [322] ，那个往画布上涂出一堆怪物，比毕加索还要糟糕，什么猿人啦，丛林里的黑鬼啦，眼睛鼻子都七零八落的巨人啦。在他给《前进》报画画的时候，他又做了什么？他画得整整齐齐，让人一看就清楚是些红色领袖，因为他在大街上被人搭讪，被人劝服了，改唱《国际歌》了。然后他又变了回来，用污水和唾沫给有钱的犹太人画些没手没脚的骗人家伙。或者那个把脸都画得像光屁股的古斯特·德·斯梅特 [323] 。”
他一手压在希尔德滚圆的手臂上。“到这儿来。我给你透露一个秘密。平时我可绝不会这么做的。厨子不会让人进厨房。好吧，哈伦斯会。看吧。你看到那个小月亮了吗？你看得出来，它是怎么画出来的吗，笔触这么细腻？怎么样，这月亮是怎么画出来的？”
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臀部，另一只手在一大堆颜料管、画笔、抹布、报纸、调漆颜料小瓶、松节油罐头中翻来找去，然后将一根火柴举到她戴着圆眼镜的圆脸蛋前。
“在这儿。就这么简单。用一根火柴画的！用一根火柴让一个月亮，一个天体发光。你觉得惊讶了吧？用最简单的工具能做出最了不起的事儿。当然了，一定要懂得自己这门手艺！”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下一批。”他说。在他们往门口走的时候又说：“当你们回到家里，伙计们，尽管对你们的父母说，你们在哈伦斯这里看到了什么。如果他们感兴趣观赏黑尔腾·哈伦斯的原作，带签字带证书的那种，他们可以随时到‘佩尔杜’来，安安静静喝一小杯，好好看会儿我的画。至于买的画，就是另一回事儿了。那他们就得抓紧时间了，哈伦斯的好作品，连颜料都还没干透呢，就有人从我手上拿走了。是的，他们一定得抓紧了，哈伦斯可干不了多久这个活计了，他心脏不太好了。他经历的事儿太多了。好了，男孩女孩们，再会，惠泽！”
“惠泽，大师，是弗拉芒民族党的人才说的。”
“啊，上帝，说得也对。你们是什么组织来着？弗兰德纳粹青年团。对了，就是这个没错了！那要说万岁，对不对？”
“弗兰德万岁。”博斯曼斯说。
“对。没错。那好，弗兰德万岁。”
在一个和一座教堂一样大的粮仓里，他们躺在稻草中过夜。女孩们都被安排在村里的学校里。落了场夏天的雨。路易斯睡不着。现在药房师傅正带着他那深色头发的妙曼女儿在田野上驰骋，在他们上空是一轮用削尖了的火柴勾勒出的月亮。她落进了一个水沟里，大腿张得很开，她洁白如花的肚子上下起伏。她站起来，又往后摔下去三四次，像是在慢镜头中一样，每一次她的膝盖都向两边偏。粮仓融化了，变成了一座带露天剧院的森林。路易斯的呼吸制造了一股潮湿的暖气。趴着躺了一会儿之后，他转了个身，对着熟睡的博斯曼斯，拉起对方的手，搁在了自己的下体上。他将冰冷的手指弯曲包住那个硬挺挺的玩意儿，几乎都要奔泻而出了。就在这时，他把手推开了。“别碰我的身体，你这混蛋。”他对那个打着鼾的家伙说，然后气鼓鼓地驱赶走了药房师傅女儿的那副画面：她在来维勒贝克路上坐在汽车司机后面，大大的眼睛似乎正从窗户的镜面中与他对视，里面盛满了比利时的所有哀愁。他透过粮仓大门的腐烂木板之间的一条缝隙看着星星，它们并不在我们以为它们所处的位置，因为光在抵达我们之前，有时候会发生奇特的弯曲。
莫娜姑妈给诺拉姑妈倒了杯麦芽咖啡；她们在阳台上等妈妈，因为想和她一起进城去。路易斯坐在厨房里，所以她们没有谈论妈妈。
莫娜姑妈渐渐胖起来了。“因为爱情 ，”她说，“几家欢乐几家愁。我知道这个时节不是好时候，战火纷飞的，可是我也没办法啊。我和我的二等兵 在一起很快乐，我们就像肥肉和鸡蛋一样般配。我已经忘了所有这些糟糕事儿，炸弹啊，炮火啊啥的。乌里说：‘啊，我最亲爱的 ，我们还能奢望些什么？’而且他那么用心，诺拉！他会把女人供在高台上，同所有德国人一样。他们一旦奔赴战场，就总想着有朝一日要回家，回到一个女人那儿。这个女人 对他们来说就是家的象征。这和比利时人可完全不一样。我真的已经在九重天上了，诺拉。”
“只要这份感情能维持……”
“我无所谓。能维持多久，只有我们的主上帝知道！”
“你总是有好运气。”
“可是诺拉，你不会忌妒自己的亲姐姐吧？”
“我没有忌妒！”
“那是悲伤？”
“有一点儿。”
“有时候我也会大着胆子提到结婚的事儿，说我想和他一起去瓦痕堡认识一下他的父母，但是他不愿意。我说：‘可是乌里，要真正了解一个男人，就得认识他的母亲。’‘不，’他说，‘以后吧，等战争结束了以后。’”
“那可就要等上一段时间了，又是两线作战，又是高加索 [324] 。”
“是啊。”沉默。咖啡杯被挪来挪去。她们在压低声音说话吗？她们在做手势？她们是在指着厨房暗示里面有个告密者？
“可是莫娜，你不会真的有结婚的意思吧？”
“为什么不会有？他以后会有一笔靠谱的收入的，他可是桥梁和街道建筑工程师。”
“他说说而已吧。然后就会去做他的军官。”
“不 ！他不想做军官的。”
“不由得他想不想做啊。他们都会被迫做军官的。”
“你真觉得是这样？”
“你问问他好了。”
“我不敢问。”
“他真的能找到好工作？”
“他父亲是瓦痕堡的市长，那可不是个小窝儿。”
路易斯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家庭作业上。人体中有体细胞和生殖细胞，体细胞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因此是必死的。拉马克对此有相反观点，他认为后天习得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
“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忧的，诺拉。如果他现在知道了我是离过婚的，那该怎么办？因为我骗他说，我丈夫在1940年5月牺牲了，手上还拿着机关枪。他也对这个死负有一点点责任，他是德国人嘛。还好他挺相信的。”
“是个虔诚的信徒咯。”
“什么呀，我是说，他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话。德国人就是这样。出了口的誓言，他们就觉得是神圣的。”
“他不去望弥撒吗？”
“不。他是新教徒。”
“哎哟喂，这可不能说给我们父亲听。”
“不，我不会放弃他的。首先他给希采丽付舞蹈课的学费，还总想让她叫他爸爸。不，最好还是让他相信我是个寡妇 。”
“一个啥？”
“一个寡妇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傻，寡妇 ，但是这指的不就是我嘛，一个没有老公的女人。虽然户籍所那儿不是这么登记的。一个寡妇 ，还是个快活 的寡妇。”
“唉，莫娜，你真是疯了。你总是有好运气。而我呢，我天生就是倒霉的命。就像我这个天生的哮喘。”
路易斯站在银行大楼的壁龛里，用这个带凹槽的花岗岩楼面做掩护。在街道另一边，时不时有一个女人走进药房。
佩林克穿着白大褂在柜台后面走来走去，递出来小瓶子、小罐子，若有所思地点着红头发的严肃的头，称着粉剂。我可以直接作为顾客走进去，要一点膏药或阿司匹林，但是如果她恰好在这一刻从镶了乳化玻璃的门走进来——你好啊，西蒙娜，你这段时间怎么样啊，如果我可以这么不害臊、不谦虚、不礼貌地问你的话？——嘿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进行了侦查，打听了消息，盘问了邻居。——这样啊。
圆滚滚的希尔德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西蒙娜·佩林克太养尊处优了，所以不会参加运动，而且她的脚太大，读书写字都很吃力。
——买阿司匹林，给我母亲，佩林克先生。——或者说佩林克博士？药房师傅都学过医学的。——嘿，西蒙娜，顺便说一句，西蒙娜，你有没有兴趣明天和我一起去看伊尔泽·维尔纳 [325] 演的《酬军演唱会》？当然要先得到佩林克博士的同意！
下定了决心后，路易斯做出非常匆忙的样子走进了药房，买阿司匹林。店主几乎没有注意到他。路易斯犹豫了，装作对去头发屑药剂感兴趣的样子，仔细研究药品牌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响铃的门在身后关上了；西蒙娜和另一个男孩外出了，一个读书写字都很费力，但却狂热又老到地向她献殷勤的男孩。
他用自己的希特勒青年刀在房屋当街面刮出白色的刀痕。到了家里，爸爸把他的《民族与国家》扔到桌上，作势要站起来。
“你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吧？”
“不，”爸爸说，“她要……”
“晚点才回。她要加班。”
“她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她没法开溜。”《民族与国家》很不被爱惜地落在桌子上，下面露出一本《里斯特男爵》 [326] 小说的泛白、庸俗的封面颜色。
“你饿了吗？我干吗要问呢，你有什么时候不叫饿的。”
爸爸烤了两条鲱鱼。光是香味就已经让路易斯口水直流了。他嚼碎了鱼刺。还是饿。他掏出了《里斯特男爵》这本小说。封面上一个戴了面具、穿着晚礼服的男人正从一列行驶中的火车上跳出来，跳进浅绿色的迷雾里。
“你明天去望弥撒吗，路易斯？”
“当然去。”
路易斯每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出发。油灯、缥缈的歌声、神龛里的上帝、尖叫的风琴、老年妇人、圣饼中的上帝、香烟、街区里其他冻得发抖的中学生，以及舌尖上的上帝。
“弥撒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吗，对面艾尔拉厂子里？”
“这要看弥撒什么时候完。有时候人们已经站到门口了。”
“什么人？”
“工人。白领职员会晚一点到。比如妈妈。八点半到。”
“那些老板呢？”
“什么老板？”
“厂长啊！”爸爸不耐烦地说。
“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
“你从没见过他们吗，一大早，劳森吉尔和其他厂长？”
“我没注意过。”
“你从来就注意不到什么。”
在他的《里斯特男爵》旁边，爸爸摆好了一盒方糖和一杯水。盒子已经空了四分之三。
“他们当然会迟到。怎么可能不会？晚上都是在狂欢、酗酒，早上才没法爬下床呢。虽然他们都是安插在责任重大的位子上，就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现在倒是可以提意见说，厂里都只有备用零件需要修理了。但是梅塞施密特 [327] 的每一个备用零件都很重要。如果老板们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整个战争就会灰飞烟灭。”
他喝水，含了一口水在嘴里，又塞进去一块方糖，吮吸起来。
“你认识过他们了，那些厂长？”
“妈妈的老板吗？”
“对。那个劳森吉尔先生和另一个妈妈有时会提到的科尼格博士。你已经见过他们了吧？”
“我？还没见过啊。”
“我原来以为，以为你已经见过他们了，就在他们在格罗特市场上一起吃蛋糕的时候，三个人一起。”
“没有见过。”路易斯执拗地说。
半个小时以后爸爸再也忍不住了。“跟我来。”他戴上了礼帽。在“前进”电影院，《酬军演唱会》已经下架了。他们看了另一场伊尔泽·维尔纳演的电影。当一个穿着南德连衣裙的小女孩不幸陷入一场战役，在险峻的山区里孤零零地对着巨大的云朵哭喊着妈妈的时候，爸爸气冲冲地咬着自己的指关节。他们前一排坐着的穿黑外套的水手和船员也都被打动了，安静得像小老鼠一样。某一天，他们也会随人带老鼠地沉下去，远离他们的妈妈，沉到冰冷的水里去。
在“格略宁尔”酒馆，马尔尼克斯·德·派德的两个金发儿子，阿玛迪奥斯 [328] 和亚里士多德怯生生地手拉着手。他们喝醉了的父亲躺在绿色的丝绒沙发上，头上是一幅真人大小、颜色逼真的肖像画，画的是亲卫队下级突击队队长托伦纳勒，画像周围绕着一条黑色布带，与德·派德脖子上围着的灰色丝绸围巾构成了悲悼的呼应。托伦纳勒到死都在坚守自己的职责，没有任何废话，这简直是一记耳光打在比利时温吞淡漠的脸上，是狠狠一拳砸在整个弗拉芒群体身上。因为如果莫斯科赢了，西方就会陷落。而我们这位充满激情的戴眼镜律师就是无法眼睁睁看到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遭受威胁。为了故乡、为了家、为了圣坛献身。他们必须用甘油炸药炸开冻土，才能放下棺材，在伯德贝雷斯杰 [329] 的东正教小教堂的阴影下。就连伦敦的广播电台似乎也展示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将他的牺牲描述为坚守信念之死。
“欧洲、欧洲，它根本就不存在！”马尔尼克斯·德·派德说。
“马尔尼克斯，”爸爸说（他平常在诗人清醒的时候都是用尊称，称呼他的姓），“马尔尼克斯，你喝得太高了。”
“斯塔夫·塞涅夫，欧洲从来就是，以后也都会是，胡乱扔到一起的一堆国家，这些国家首先想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民族特产打仗，捍卫自己的意大利面，自己的淡色艾尔啤酒 [330] ，自己的歌德。”
“可是在许多人心目中大欧洲还是存在的。”一个教师说。
“当然了，”德·派德说，“查理大帝那儿有一个，拿破仑也有一个，那是多么让人明了的一个玩意儿啊，一眼看得清楚，一下就管得住。可是关键是，今天这群东西，今天这群东西……诺埃尔，再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你可超过今天的量了啊。”列法艾特说。
“再要两杯榨柠檬水给我的后生小子们！”
“多加点糖。”亚里士多德高声叫唤道。
“这些小市民，什么都喜欢整出个大东西来！大根特、大安特卫普、大低地国、大尼德兰。而且这也不是啥新鲜玩意儿了，我的先生们。你们回忆一下——你们之中的老先生回想起来的——那些个小丑，什么皮埃尔·诺索姆博 [331] 啊、卡尔东·德·维亚尔 [332] 啊，还有其他别的不？他们在14-18年的战争期间都想打造一个大比利时，加上荷兰的林堡和卢森堡大——又一个大！——大公国。还有谁来着？那个光名字就够绝的，实际上是本地特产如假包换的 ，钢铁托拉斯的那个巴班松，你们知道吧，他满脑子都以为自己就是《布拉班特之歌》 [333] 呢！除了这些还有谁？啊，对了，当时做战争部部长的德·布洛克威尔 [334] ！就在我们的步兵、我们国家的鲜花在战壕里遭人屠杀的时候，这些先生们却在巴黎一家深宫秘宅里由一群荡妇陪着喝唐培里侬香槟，挖空心思捣鼓他们的大比利时！按照这些贵族爷们的痴心妄想，1917年巴勒斯坦和它的圣地要接受这个大比利时的监管。以我们勇敢的十字军东征将领，布永的戈弗雷 [335] 和拿斧子的鲍德温的名义。不对，是鲍德温二世 [336] 吧？”
“鲍德温一世和鲍德温二世。”路易斯说，“带斧子的鲍德温是弗兰德伯爵，没有参加过十字军东征。”
“那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鲍德温又是谁，他不是被保加利亚人砍了头，头盖骨还被他们横着劈开了？”
金发的双胞胎惊叫起来。
马尔尼克斯·德·派德放肆地继续往下说：“保加利亚人接着还往里面倒葡萄酒，生吃了他的脑子？”
“安静，孩子们！”诺埃尔，这家酒馆的老板说。
“那就是鲍德温一世。”路易斯说，“在阿德里安堡遇害。”
“我还以为他就是带斧子的鲍德温呢，因为他头上插过斧头嘛……”
“不，带斧子的鲍德温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竭尽全力维护正义和秩序。”路易斯说。
“用葡萄酒焖烧脑袋瓜儿，味道肯定不会差。”一个土地测量员说，“不过生吃的话，不，这可不对我胃口。”
“把圣地交给比利时人，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宏泰斯先生说。
“还偏偏是比利时人。”爸爸轻蔑地说。
“要给犹太人就不太妙了。”
“比利时差一点儿就得到了呢，那块圣地。”马尔尼克斯·德·派德说，“说到底，重要的大人物可都为了这个拼了把老命呢。”
“红衣主教默西尔 [337] 。”列法艾特说。
“红衣主教么谢儿 [338] 。”爸爸说。
“他为了这事儿专门到巴黎去投奔克列孟梭 [339] 呢。”
“去那头老虎那儿！”爸爸说。
“克列孟梭对这个想法还真有点儿兴趣。”
“那为什么后来一点儿成果都没有？”一个养花匠问道。德·派德半醉半醒地摇着头。“不知道啊。”他咕哝道。
“因为克列孟梭最后没有当选总统。”列法艾特说，“他完全就是赌气，回到了自己的农庄里，再也不关心政事了。”
“大比利时的计划也就泡汤了！”爸爸得意地叫道，“我一直就说嘛，比利时不是个国家，就是个状态。”
“尽管如此，这也是个不错的理念。”宏泰斯先生说，“比利时本可以做点好生意的。”
“我们本来可以组织去巴勒斯坦的度假旅游的。”
“是啊，孩子多的家庭去还可以半价。”
“诺埃尔，刚才点的，再来一份。”
“在圣地的阳光下，喝一杯上好的绿茴香酒。”
“是啊，人总是要梦想一下天堂的。”
“天堂。”马尔尼克斯·德·派德头重脚轻地说，“出现时间太短了。按照佛罗伦萨的‘至高诗人’ [340] 的算法，天堂出现不会超过六小时。”
大家一致认为，这确实太短了。
“你怎么了，斯塔夫？你看上去脸色好白。”宏泰斯先生问道。
“他肚子里有带虫，因为他吃了太多猪肉杂碎。”
“是的，都是他弟弟罗伯特带给他的。”
“别管我，”爸爸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在俄罗斯，在米乌斯河和伊尔门湖畔的冬季防线 之后，士兵们排着刺猬型防御阵形 冻死。而在“格略宁尔”酒馆，大家挤在砰砰直响的小圆铁炉周围，诺埃尔慷慨地往炉子里加了煤球。
一身军灰色的人往屋内投来艳羡的目光。阿玛迪奥斯和亚里士多德一动不动。下午的时光在流逝。逸闻趣事，淡啤酒与荤段子交错（在瓦勒人们管这叫“黑色学校”）。德·派德啰里啰唆、颠三倒四地讲起了英国大学问家拉斯金 [341] 的趣事，这个拉斯金写了好几本关于希腊雕塑的厚厚的书，到了新婚之夜，这个当然还是童子身的家伙才第一次看到裸体的女人，他的女人。“这个女人，肯定的嘛，下体上就会有毛啊，不然还能怎样？这个文化历史学家约翰·拉斯金呢，在他的图书馆里，在那些有希腊艺术复制品的书里，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希腊人觉得把那儿剃得光光的才是最清爽最美的嘛。所以拉斯金就往那里看啊看啊，然后像条小猎犬一样哧溜跑出了卧室。他再也没在那儿睡过觉，没有睡在他老婆身边，虽然人家是个受人尊敬的淑女，形态也好看。在他整个不幸的一生中，拉斯金都不敢告诉任何人，他都快为这个得神经病了，因为他总以为和一个怪胎结了婚，一种长毛的猿人。”
“真是无奇不有啊！”
“这是什么鬼文化历史学家啊！”
“傻愣子一个。”
“我有一个办公室主任，”宏泰斯先生说，“他会把自己和他老婆那儿都剃得光光的。”
“那可真是个活儿，还要不断地做。”
“是啊，不然新长的楂儿可扎人了。”
“要是再互相摩擦摩擦的话……”
“我的先生们，”列法艾特说，“这里还有孩子呢！”路易斯感到寒冷的怒气在往上涌。但列法艾特指的是派德的那对双胞胎。
“有啥呀，我的小伙儿们可都是了解生活的，对不对？”
“对，爸爸。”阿玛迪奥斯和亚里士多德异口同声地说。
“亚里斯还真是雅利安种 [342] ，眼睛这么蓝。”
“你们以为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取这样的名字？希腊与日耳曼尼亚的结合，这可是荷尔德林 [343] 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