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运哲换了车灯，他让司机小刘把发票交给某县县长，这县长没过几天就亲自如数送来了灯款。普运哲还愿意把这件事想得更加自圆其说些：无非是拿国家的钱修国家的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运哲不断想着另外一件事：他和陶又佳结婚，就意味着他必须和葛佩云分开，但普运哲拿不定主意怎样和葛佩云开口说离婚。倘若葛佩云是个刁蛮的泼妇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多吵它几架多打它几场，趁着彼此的情绪激烈就会顺理成章地说出要说的话。但葛佩云不是泼妇，普运哲只觉得她乏味、窝囊。一个对生活没有奢求，一个温吞水般的女人，似乎永远为他创造不了一个开口就说离婚的机会。自从他和陶又佳认识以来，他知道她对眼前的生活生了疑心，她无缘无故地给他打电话，有两次还鬼使神差地追到宾馆调查他的行踪。但是她却没有明打明地找碴儿和他发生过不愉快，相反她总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有几次普运哲下班回来都看见她在家中的某个角落里就那么坐着。如果这个在角落里坐着的女人不是葛佩云，普运哲就会认定她是在表演可怜和委屈，但这个女人就是葛佩云，葛佩云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具备表演的才能。表演，那毕竟还要有点其他的表情点缀，最起码脸上还应该有泪痕。然而葛佩云没有，她只是坐着。这使普运哲又觉得葛佩云越是不会表演，她就越显得残忍。然而普运哲还是得等待那么一个“碴儿”，哪怕就像那个早晨——关于白皮鞋事件的那个早晨那样的一个碴儿。

后来在一个冬日的夜晚，他终于等到了那么一个碴儿。那天他冒着大雪回到家，摘了帽子脱掉大衣走进自己的房间，却发现葛佩云盖着他的被子躺在他的床上。这使得普运哲非常恼怒，他站在桌前双手扶住桌沿，看着这个反常女人的反常行为，想着如何提醒她行为的不得体，然后再就势把他要说的话说给她听。他想无论如何这是个机会，是个不可忽视的机会。

“你这是怎么了？”他语调铿锵地说。

葛佩云裹着被子不动，仰面看天花板。

“你怎么躺在这儿？”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眼睁得很大。

“你应该起来。”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眨眨眼。

普运哲看出葛佩云是不打算离去的，他得想下一步的措施，想必要时、万不得已时他该如何对付她。

他又敦促了她，敦促她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仍然不动。普运哲“不得已”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几大步走到床前掀开了她的被窝。

葛佩云从被窝里坐起来。她穿着毛衣、毛裤和袜子。

普运哲又要求她穿好衣服去客厅，他说他有话说。

葛佩云终于下了床。他们下楼来到客厅，拉开距离坐下，普运哲试着开始了那个艰难的话题。他说：“你今天的行为很使我莫名其妙。”

葛佩云不说话。

普运哲又觉得用“莫名其妙”作开始是个低调的开始，于是他又说：“你今天的行为我很不能容忍。”

葛佩云不说话。

普运哲已觉出这是个不祥之兆，葛佩云显然是要以不变应万变的，普运哲不止一次遇见过这种时刻，那时他便一走了之。但现在他不能走，他决心把他要说的话一股脑儿说给她听。

“看来你是不准备说话了，”他说，“也好。我想，我得说，因为我已经看出我们面临着一个时刻。我想，你要是同意，我们还是分开吧，也就是离婚。”

普运哲说完看看葛佩云，显然她没有被他的话“吓”着，也没有被他的话所“感动”。她还是不错姿势地坐着，不错姿势地不说话。

普运哲说：“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开口，但我认为我的话你是听清了的。今后你用不着担心你生活中的困难，这些年我是很少关心过你，分开后也许我反而会知道我该如何做。”

葛佩云不说话。

“你能不能说说你的想法？”他说。

葛佩云不说话。

“也许你要问为什么，我想这个道理你会明白。就像许多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一样，说感情不合，说没有共同语言，说兴趣的差异，说什么都可以，关键是分开更好。”

葛佩云仍然不说话。

葛佩云这种死活不说话的态度使普运哲初次改变了从前对她的看法，他忽然觉得她并不窝囊，她这种不开口本身就是一种机智，这“机智”实在是最刺激人类大脑神经的一种恶劣品性。他的智慧和口才从不会被唇枪舌剑所淹没，却能在这种不开口面前显得黯然失色。他盯着眼前这个死不开口的葛佩云，心中头一次对她生出真实的憎恶。他忽然想起那一年审判“四人帮”的场面，当时那个死不开口的张春桥曾经令法官们很是棘手，也使法庭的威严黯然失色。但不管怎样那时还有位法官总是说“好，你不说，让证据说……”现在葛佩云既不是被告，她也没有什么证据可言。普运哲愈加失望和无奈起来，他心不在焉地说：“你不肯讲话，那么我认为你是同意我的意见了。”

“我不。”谁知葛佩云却意外地说话了。

“你不同意？”普运哲抓紧着时机问，“能不能说说你的想法？”

“我不。”葛佩云又说。像是说不同意离婚，又像在说她不同意说出理由，你怎么理解都行。

后来普运哲又与葛佩云进行过几次谈话，每次普运哲都是口沫四溅地如同在说单口相声，而葛佩云永远只是那两个字：“我不。”她一次比一次说得果断，一次比一次说得坚定。后来普运哲再三追问葛佩云能不能说说这个“我不”的含义，葛佩云才又加了一句，她说：“好好的日子。”

在葛佩云看来，也许他们的日子是个很不错的日子，一个不折不扣的市长和市长夫人的日子。虽然一个时期以来普运哲对她那种明显的冷淡给这日子带来了明显的缺陷，但葛佩云以为保住这日子本身比弥补那种缺陷重要得多。日子若是西瓜，那缺陷不过是粒芝麻。有一次当普运哲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他们眼前的日子并不是“好好的日子”，他们都应该承认眼前的现实，他并且打算要继续和葛佩云说下去时，葛佩云突然脱口而出地说：“这样吧，咱们到市政府说去吧。”

这倒有了一点挑衅的味道，葛佩云的话也才真的使普运哲觉出一点紧张。虽然凭着他对葛佩云的了解，他相信她不会随便到外面去闹出点什么，但他又想，人一旦被逼上绝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相信眼前的葛佩云正被他往“绝路”上逼。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身在绝路的葛佩云就不会来个孤注一掷？

葛佩云忽然冒出一句“咱们到市政府说去”，或许也并非她的智慧和心机使然，她只是本能地想到了组织，她和普运哲结婚就是村里领导给定的，说要离婚当然得找市里领导。这就是那些看似笨嘴拙舌的女性高人一筹之处，往往你的一大串子丑寅卯也抵不过她忽然拽出来的一句短话。你不能不相信人之说话有时确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分量。尽管葛佩云未曾想到自己的话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但自此，在普运哲和葛佩云之间却出现了一种“麻秆儿打狼——两头怕”的局面，继而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局面。葛佩云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普运哲下班回来居然还和葛佩云打打招呼，有时候两人在饭桌上还能谈两句出国人员服务部的营业情况。只有他们各自的心里明白，他们各自心中的戒备和提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普运哲减少着与陶又佳见面的次数。可一旦从眼前那“和平共处”的氛围里挣脱出来，他更是迫切渴望得到陶又佳的温存。他一次次把她抱在怀中闻着她的气息使自己相信：即使日子再艰难再乏味，他只要有了她，一切都不在话下。于是他们不断地下着少约会的决心，又一次次地约会着。

有一天葛佩云告诉普运哲一件事，她对他说，她们单位要集体去北京参观亚运村，她问普运哲这件事值不值得去。普运哲心中一阵高兴，但他却对她说：“可去可不去。”接着他又问她：“你们怎么去？”葛佩云说坐火车，说单位已经买了明天的票。普运哲说坐火车要十多个小时，真要想去以后有的是机会，她可以坐他的车一起去。葛佩云沉思一阵却说：“和单位一起去吧，热热闹闹，年轻人也多。”

普运哲“勉强”表示了赞同。

第二天早晨普运哲亲自开车送葛佩云去车站。在站台上他和葛佩云那些年轻的同事亲切地打着招呼，轻松而又不失身份地开着小玩笑，直到葛佩云和他们一块儿走进车厢。后来车开动了，普运哲朝她和她的同事们挥着手。

普运哲回到办公室立即给陶又佳打电话。他先把电话打到《星探》编辑部，他冒充长途电话说自己是陶又佳的一个外地作者，但编辑部的同仁告诉普运哲说陶又佳今天请假没上班。普运哲又把电话打到陶又佳家里，家里也没有人！他觉得非常扫兴，开始一阵阵地胡思乱想。

普运哲胡思乱想一阵又开始四处给陶又佳拨电话，凡是他能想到的地方电话都拨到了，但电话还是没人接。这时秘书沈强进来说，某县长求见。普运哲让沈强请那县长进来。

县长进来了，这就是为普运哲报销车灯的那位县长。他们县是本市一个不算富裕的山区县，他是为县里一段公路的拓宽事宜来找普运哲的。他说那段公路是通往外省的一段运输要道，现在狭窄的路面已经很不适应车辆的流量。而市交通局每年拨给地方修路的钱十分有限，因此他们想靠本县的力量集资修路。为尽快筹集资金，他们打算在县境内设两处公路收费站，说白点儿就是让过往车辆留下买路钱。但这件事必须得到市政府批准。

普运哲问县长有没有文字请示，县长从一个人造革公文夹里掏出一份请示报告恭恭敬敬地递给普运哲。

普运哲认真地看了抬头和内文。他想这本是一件办起来有困难、但通融一下能办成的事，因为他知道市交通局无权决定此事，权力属省交通厅。但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省交通厅还没有批准过哪个县级交通部门设公路收费站，虽然这县打出的旗号是为拓宽公路集资。他跟县长介绍了上述情况，紧接着又说：“不过你们的情况有点特殊。”他说，“特殊就特殊在你们是贫困山区，贫困山区要脱贫致富发展经济，所以这个请示报告也就有了被批准的可能性。当然，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他问县长是不是还带了多余的没写抬头的请示报告，县长马上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显然县长做这种事已有经验。他对普运哲说：“普市长，这是一份空着抬头的，您看应该写给哪儿？”

“应该给省交通厅。报告的落款应该是市交通局，而且要有他们的章。”普运哲说。

普运哲说完打电话叫来沈强，要他拿着这份没有抬头的报告到文印室打上“省交通厅”的字样，然后他就给省交通厅厅长拨通了电话。看来他们很熟，彼此说了些随便的话，接着普运哲说起邀请对方吃中饭的事。对方挺痛快地答应了。普运哲放下电话对县长说：“你知道市政府是不能直接对省交通厅的，你给市政府的请示我也不好批到交通厅。所以我请厅长和你在一起吃一顿饭，吃饭时你把报告直接交给他。”

县长很兴奋，说市长想到了他们所想不到的事，这事情便十有八九要成了。

普运哲冲他笑笑，稍显世故地说：“其实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说完告诉县长他外面还有客人，中午时在某个饭店见。

中午，他们如约在饭店见了面，交通厅长也随后到来。事情果然顺利，厅长在饭桌上就批了报告。

待普运哲回到办公室时已经快两点钟了，他一进门就立刻接着给陶又佳拨电话，电话还是没人接。两点半他要出席市科委一个优秀知识分子表彰会，现在他应做的，是赶快熟悉一下沈强写好放在桌上的讲话稿。

直到晚上八点钟，普运哲才和陶又佳通了电话，他简直有些气急败坏，原来陶又佳到妈妈家给她的小侄子过生日去了。

他告诉她一个地点，迫不及待地要她马上出来和他见面。她按照他的指示急匆匆地赶了去，他正站在那儿等她。他的背后是一幢单门独院的住宅，院门显得很严谨。他把她领进了院子，凭直觉她知道她这是走进了他的家。

在门厅里他帮她脱掉大衣，然后就像往常那样立刻抱住她。但是她有点紧张地把他推开了，虽然她知道他能约她来这里，此刻这里就一定安全，可她仍然觉得这个空间还有另一个女人的目光在注视着她。

普运哲把她引进客厅，她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有一种拼凑的感觉。这是一套被许多人的心愿凑起来的房子，一套并没有被房子的主人真心温暖过的房子，虽然房间里该有的都有了。在一个角落里他又去拥抱她，她再一次把他推开了，弄得他也不自在起来。

他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打开沙发旁边的落地灯，又打开音响选了随便一支轻松的曲子。陶又佳这才觉得自然、轻松了一些。他终于把她拉进了沙发。当普运哲将陶又佳拥在怀里亲着她那微微向后仰去的脖子时，陶又佳也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次的拥抱和亲昵会落入他人的视野并被拍成了照片，而这个拍照片的人就是葛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