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云原本对照相机一窍不通，就像她对任何机械、电器都一窍不通那样。在这方面她还不如家里从前的保姆，虽然那个保姆是位乡下姑娘。这姑娘不仅和他们一家三口处得非常融洽，且有着葛佩云所不具备的“科学”头脑。她教葛佩云使用电视遥控，告诉她各种电器开关，并告诉她“连电”是怎么回事。可一遇这种麻烦事，葛佩云还是习惯叫保姆。直到女儿上大学之后家中无事可做，葛佩云才辞退了她。
临走前，保姆提议拍些照片留做纪念，女儿便举着相机一张接一张地给她拍。待到女儿要与保姆合影时，就把照相机交给葛佩云，请她按一下快门。这是女儿的一个傻瓜相机，最方便不过的一种小玩意儿，可是葛佩云偏偏对付不了它。她居然把相机镜头贴在眼睛上，将照相机的背面冲着女儿和保姆。葛佩云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问她们是怎么回事。保姆首先发现葛佩云拿反了相机，嚷道：“阿姨您拿反了！”
女儿也毫不留情地对葛佩云说：“妈，您没吃过猪肉怎么也没见过猪走呀！”说完便和保姆滚在沙发上笑做了一团。
葛佩云并非没见过别人拿相机，只是从来没注意过相机是哪一面朝前。现在女儿和保姆大笑，她也不恼，只把相机往沙发上一扔说：“不行，你们照吧，我拿不住这玩意儿。”
葛佩云能“拿得住”相机且能把目标捕捉进来，是最近的事，确切点说是在普运哲正式向她提及离婚以后的事。
在这之前，葛佩云的疑心虽然调动过她每日搜查住宅的热情和力量，但这种热情和力量越来越使葛佩云感到微不足道了。好比那些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的士兵，摔打和“撕掳”是最后弹尽粮绝拼一死活的事，而最初士兵们也是掌握着武器的。现在的葛佩云也在同看不见的敌人搏斗，她却是忽略了手中的武器直接进入了肉搏状态。那么，她应该有武器，她应该先学会瞄准、射击。
葛佩云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普运哲那些所谓的离婚理由。她坚信，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肯定有一个女人正缠绕着他。村里人常说：“谁谁勾着谁谁的魂儿”，对，有个女人就正勾着普运哲的魂儿。尽管葛佩云一时还找不到她是谁，她在哪儿，年轻的，还是不算年轻的，但普运哲的魂儿一定千真万确地被她勾着。从前葛佩云也捕风捉影地听见过一些部里、省里、市里的显要人物私下的风流韵事，但充其量也就是私下里的风流韵事，她还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当中有哪一位和夫人公开分手，那么他们那明媒正娶的夫人就仍然是明媒正娶的夫人。公开分手谁都要作些掂量的，那意味着他们本人政治前景的立刻黯淡乃至永无出头之日。历史上倒是有过那么一位著名的爱德华八世，他那不爱王位爱美人的壮举曾经满足和抚慰了一个时代的柔情和爱，但这个放弃了王位最终和那个美国寡妇厮守了后半生的人物，有谁真正知晓他后半生的心灵？又有多少古今中外的统治者真的去效法他呢？充其量他只能算作一种精神。葛佩云自然没有听说过爱德华八世和美国寡妇，她只知道她的丈夫普运哲敢和她说到离婚，足以证明，丈夫身后那个女人的不同寻常。
他们——葛佩云用了“他们”一词，他们已经是咄咄逼人的气势了，可她还处在赤手空拳、瞎猫碰死耗子的阶段。她对瞎猫碰死耗子这个形容感到满意而又悲伤，她觉得她现在就是个瞎猫，没有得心应手的武器她就永远是瞎猫。她必须改变这个瞎猫现实，自己走到明处。
但是想做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葛佩云要改变现实的愿望一直处于朦胧的自发状态，直到有一天晚上，她独自在家看了一部质量低劣的电视剧，心中才豁然开朗。
葛佩云不擅挑剔电视节目，她认为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但是这部电视剧却真正地吸引了她。这是一个海关配合公安部门侦破走私贩毒案的故事，剧中的刑侦人员利用照相机的长焦镜头躲在花丛中、咖啡厅角落、窗帘背后拍下了犯罪分子许多接头联络的照片，待到警方审讯他们时，这些照片便成了他们抵赖不掉的罪证。这方式正好迎合了葛佩云当时的心态，她几乎就是拍案叫绝了，她想她终于找到了实现她那朦胧愿望的方式，她缺少的不是别的，正是一架照相机。她想她终有一天也会把一张照片出示给普运哲，那将成为普运哲抵赖不掉的凭证。葛佩云有些激动，她活了四十多岁初次对激动有了一点具体的感觉，她觉得这是一种能让人心明眼亮的情绪，一种解乏的、给人添劲儿的情绪，正是那部拙劣的电视剧给了她这种情绪。
她按捺不住地马上开始巡视所有的房间：楼上楼下，书房卧室，楼梯拐弯，隔扇两侧，她觉得可以利用的地点竟是那么多。她坚信终有一天那个女人和他会出现在这套房子里，到那时她只须按动一下相机快门，他们就成了她的俘获物。这使她又想起她那次拿反了相机被女儿和保姆嘲笑的狼狈情景，心中不免有些发凉，但自此她也真的觉出，她应该学点什么了。
一个女人，一个四十大几的女人，当她忽然狂热地产生了一种爱好时，你很难说清这其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所以即使面对一个有生以来就惧怕任何机械和电器的女人，你也不可以断然下结论说她绝对掌握不了相机和变焦镜头这些玩意儿，这一切要由她们对此狂热的原因和程度决定。葛佩云的疑心促成了她的狂热，疑心的确是一种激情，一种学“艺”的动力。
上班时，她经常从她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到她们出国人员服务部的营业厅，沿着柜台凝神端详着各种相机和各种变焦镜头，她还向柜台里她那些年轻的同事询问它们的牌号和性能。
现在葛佩云已经是出国人员服务部营业科副科长了，营业员们口中招呼着“葛科长”，细致地给她介绍各种进口相机。在他们眼里葛科长永远是市长夫人，他们永远牢记着这个词的内涵，因此葛佩云在班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都倍加留意不敢掉以轻心。细心的经理更是看出了葛佩云对照相机已经不是一般兴趣，便说：“葛科长，您是要研究摄影技术吧？”葛佩云不加可否地说：“我只是问问。”经理说：“决不是一般问问。这样，我替您找位老师吧。”
第二天一上班，经理就把一个模样英俊的小伙子领进了葛佩云的办公室，小伙子自我介绍说，他叫陶又峻，在外办宣传处专搞摄影。他还带来一套带变焦头的机器，是他们宣传处的。他说机器就先放在葛科长这儿，宣传处还有更好的。
陶又峻花了半天时间给葛佩云讲照相机，他把快门、光圈、速度、焦距乃至胶卷的拆装要领反复给她做过示范后，又把变焦头拉来拉去，让葛佩云去看镜头里画面的变化。变焦头的功能特别使葛佩云感兴趣，她随着陶又峻的指导和示意用变焦头对准办公室的一些角落任意推拉，于是这房间里的一切终于在这个可以伸缩的镜头里变得进退大小自如了。
最后，陶又峻又给葛佩云讲了胶卷，并讲到高速卷和普通卷的区别。葛佩云竟不加掩饰地说：“我就需要这种高速卷。”紧接着她又询问起冲卷的事。
这使得陶又峻觉得有些蹊跷，因为在他看来眼前这位中年妇女问问相机还勉强可以理解，若亲手冲起胶卷不知会是何等局面——刚才他教她装胶卷时她都那么双手无措，那样子使陶又峻觉得就好比是女人给大卡车换轮胎，或者男人给婴儿换尿布。但正是这个中年妇女居然对冲卷也如此着魔，陶又峻只能把这解释成一个古怪的摄影爱好者急于求成的心态之体现。他告诉葛佩云，彩色胶卷自己是没有条件冲的，必须拿到图片社。学冲黑白卷冲起来倒也不难，不必暗房，有一只显影罐就行了。
次日上班时，陶又峻给葛佩云拿来一只显影罐和显影液，给她讲了讲冲卷的要领。葛佩云又抓住时机让陶又峻把昨天讲的内容再重复一遍，因为一夜之间她好像忘记了关于摄影的一切。
陶又峻又给葛佩云重新讲解一遍，并把一些必要的数据为她写在一张纸上。
葛佩云固然不太聪明，但在学习照相这件事上你决不能说她太笨，因为后来她实在是拍出了照片，而且她居然把它们冲了出来，就用那个显影罐。那当然不是什么作品，只是她家中一些角落的凌乱写照：普运哲的大床啦，客厅沙发啦，书房的一排书柜啦，浴室里的浴缸啦，有的清楚有的模糊。她知道照片模糊那是因为她的手拿不稳相机所致，她努力使自己的手把稳照相机。
奇迹终于在葛佩云身上发生了，她暗自把这形容成聋哑人的说话，绝症患者的复生。
奇迹的出现使葛佩云的头脑日益清楚和灵活起来，而且她好像一下子成了生活中的一个主动人物，就因为她的房间藏着一架照相机。
在照相术和显影术的鼓动之下，葛佩云便演出了去北京参观亚运村的那幕剧。
参观亚运村确有其事，葛佩云在普运哲的护送下确也上了火车，但是她在火车离开长邺的第一站下了车。她对同事们说她忘了带摄影包，她必须回长邺去取。同事们劝她说，许多人都有“傻瓜”，而葛佩云却说她要的是“大机器”，于是她执意下了车，并说第二天她还会赶到北京。
葛佩云下车之后又乘开往长邺的火车回了长邺，出站之后，她粗中有细地给家中打了个电话。在确信了家中无人之后，她才幽灵般地回到家里，接着她把自己锁进了楼上女儿的房间。目前这是个没人进的房间，而且房间的窗子临街，使她可以清楚地看到普运哲的归来。她决心要在女儿的房间做一次彻底的等待，她想起公安人员在跟踪和抓捕罪犯时有种方式叫做“蹲坑儿”，那么她决意要“蹲一次坑儿”，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
她终于在那个晚上等来了他们。这种“终于等到”的激动一时间竟抵消了她对他们的激愤。
她以为他们会立刻上楼来的，但是他们没有。
她以为在客厅里立刻就会发生那一幕呢，但是他们没有。
然而毕竟落地灯亮了，音乐起了……
葛佩云手持相机悄悄向楼梯移动着脚步，她移到了一个可藏身、可拍照之处，用镜头对准了沙发上那一男一女。虽然他们跟她足有十几米远，但是她能把他们拉近。她拉近了他们，她看见她的丈夫正伏下身去啃那个女人的脖子，她觉得眼前一黑，右手还是按动了快门……
葛佩云并没有昏倒在楼梯拐角，她的双手还牢牢把握着相机。但是她的确有那么一小会儿失去了知觉，当她把相机从眼睛上拿开时客厅里却已空无一人。好像她眼前根本没有出现过什么人，一切都是她的幻觉。这个想法反倒把葛佩云弄得清醒起来，她决心尽快冲出胶卷，让胶卷证明眼前的一切不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