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晔靠着她的“经济”头脑，靠着她那泼辣而又粗中有细的性格，也靠着她在政府系统中的各种关系，很快就在比尤蒂佛公司打开了局面，这使她在公司员工面前显得很优越，也使她总是能够灵活自如地安排自己的事情。

一个星期天，丘晔不坐比尤蒂佛公司的“切诺基”，专从省府弄了一辆“奔驰280”，让司机拉着她直奔陶又佳母亲家，她要请她们全家去圣泉饭店品尝泰国料理。

过后，陶又佳问丘晔从哪儿弄的车，丘晔说：“哪儿的车不能弄？省长的。省长出国了，咱们就不能用用？”原来给省长开车的司机从前也给丘晔的父亲开过车，丘晔便把这事儿说得更加神乎其神了。

丘晔进门时，舅舅又是坐在客厅看电视，他请丘晔坐下和他一块儿看。电视屏幕上正在表演奥地利马术，舅舅说这些马简直是神品，说他最爱看动物的各种动作，说动物的任何一种动作都比人类要美得多，因为它们不虚伪不雕饰。还说人类发展到今天也没有超脱对于动物的摹仿，比如舞蹈，孔雀啦，狮子啦，狗啦，猫啦，大雁啦……最高明的演员充其量也就是能把一只动物演活，可是远不及动物本身的楚楚动人。比如这马，就没有一个演员能演过真马的风采。我说的是风采，演员演骑马演得再活，也像是双手刨地一样。

丘晔说她这次不是来看奥地利马术的，她是来邀请舅舅和陶家全家去“圣泉”吃泰国料理的。

陶又峻首先积极响应，爱人带着孩子回娘家了，他正闲着没事。他催促母亲和舅舅应该赶快行动，还跟丘晔开玩笑说这件事丘老板最好每周安排一次。丘晔说做梦吧你，以为我是专来请你的？你不过是个稍带脚的事。再说就冲你们外办这帮人，别看净跟着当官的出国吃洋饭，我还真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可是舅舅却又摇头又摆手地表示拒绝。他说他最不习惯的事就是在外边吃饭，太累。

“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可累的。”陶又峻说。

“有我们在，你不会累，不会。”丘晔也说。也许她是想说有我在的。“那地方的鳗鱼很不错。”

“鳗鱼？这个地方会有鳗鱼？”舅舅不屑地嘟囔着。这位来自东海岸的艺术家对于当今市面的餐馆里动不动就写“生猛海鲜”一向持愤愤然态度。“你们这里，内陆地区，怎么会有鳗鱼？”他又强调说。

“福建空运来的。”丘晔说。

“活的？”舅舅问。

“活的。”丘晔说。

“我不去。”舅舅说。

“您怎么专跟我们闹别扭啊舅舅？”陶又峻说，“您还看不出丘晔是专为请您的吗？我们是作陪。”

“那就请您给我一次面子。”丘晔也打趣地说。

后来在陶母的动员下，舅舅总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垂着两条胳膊慢吞吞地走在人后，使人觉得他这次的行动实在是出于无奈。

他们又拐到陶又佳的家里接了陶又佳。原来陶又佳又如以往的星期天那样正在进行她的懒床运动，丘晔逼她起来催她快走。陶又佳要丘晔给她一点化妆的时间，丘晔说免了吧你不化妆已经够漂亮的了。

丘晔率一行人来到圣泉饭店，她执意要留司机一起吃饭，司机说他要赶回去看球赛，说约好时间他再来接他们。

这个经营泰国料理的泰国厅设在圣泉饭店的第二层，就像丘晔形容过的所有“内装修”一样，这个厅也被一些假模假样的装饰物充斥着。但“料理”却十分地道，服务小姐显然也受过良好的职业训练，这使得他们的心情格外愉快。舅舅可能也忘了“累”，先是对厅内装饰发表了一通议论，又对菜肴作了些吹毛求疵的挑剔，然后便和丘晔很随便地、没深没浅地聊了起来，还不时显出点儿别扭。但陶家人都看得出舅舅与丘晔之间的“别扭”其实是另一种交流感情的形式。

聊天是从丘晔的儿子要进爱华小学谈起的。丘晔对大家说，不出半年她就有能力把儿子送进爱华小学。舅舅问爱华小学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别，陶又佳给他作了解释，他马上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说：“没必要完全没必要！”

“怎么没必要？”丘晔问。

“愚昧，纯粹是一种愚昧。”舅舅说。

“您是指这种学校，还是指我？”丘晔说。

“随你怎么理解。我只说愚昧。”舅舅说。

“这我就要问个究竟了。”丘晔和舅舅较起真来。

“我会把究竟告诉你的。”舅舅说，“你以为他们在那种地方会变得聪明？我说的‘他们’，当然是指那些无辜的孩子。”

“您为什么非得用无辜形容那里的孩子？好像他们到那里是去受迫害。”

“是无辜，一点也不过分。”舅舅说。

“舅舅，您对爱华小学的理解显然是一种偏见，”陶又峻插话说，“爱华自有它在国外成功的经验。”

“问题就在这里，”舅舅冲陶又峻说，“这种学校是谁创造的？外国人。外国人创办了这类贵族学校，可这是在中国。中国人刚吃了几天饱饭就贵族化了，中国的贵族在哪儿呢？一些人口袋里装满了钱就可以是贵族了吗？要知道中国从未有过欧洲那样的贵族传统。在国外贵族是极特殊的阶层，甚至连资产者也很难打入贵族阶层……反之，贵族没落了，血液还是贵族的血液。”

陶又佳插了话，她说：“舅舅说的贵族，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有过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灭族刑罚，也有过世代簪缨、钟鸣鼎食这样的望族，这里的‘族’不都是贵族么！”

“那也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贵族。”舅舅说，“秦始皇以后封爵都是虚的，食禄而无领地，一旦得罪皇上便满门抄斩。西欧贵族却是世袭，他们即使犯罪也不至于被剥夺爵位和领地。因此欧洲贵族阶层从古至今基本是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绝不是谁的钱多谁就是贵族。可是你们看现在的中国，好像到处都在闹贵族……”

陶又佳说：“舅舅这次说得正中要害，这个‘闹’字用得太妙了：闹贵族。对了，就像闹乙肝、闹流感、闹猪肉5号病、闹痢疾、闹情绪……”

“也许还有闹别扭的。实际是离题万里，又佳也跟着起哄。”丘晔冲着舅舅说。

丘晔的几句话倒使舅舅安静了下来，他端起酒杯在丘晔眼前晃晃说：“我只是想说应该让孩子从小习惯过普通的生活，不要企图在‘贵族’群里培育出大天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也许你们并不清楚我们，”他指指陶母说，“我们小时候家里有三座工厂，一家商行，我们也有自己的汽车和花园洋房。可是你们知道我祖母在这座花园洋房里净做些什么吗？她做针线活儿，把洋面袋洗干净做内裤。我佩服这位老太太，因为她身上没有贵族血液。大姐你还记不记得？”舅舅问陶母。

陶母说她怎么会不记得，她说祖母一向用家里的空面袋缝制内裤，当然祖母决不强调别人也应该穿这种面袋做的内裤。

舅舅接着说：“而且我们从来不乱花钱，买根铅笔都要开回发票找家里报销。”

舅舅祖母的事，也许使众人都半真半假地受了些感动，一位住在花园洋房里的老太太把面袋洗净做内裤，无论如何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众人许久无语，吃鱼的吃鱼，喝酒的喝酒，只剩下一桌的杯箸声。后来借助这位老祖母的光辉事迹，陶又峻又讲了一个看似与此无关、但又有内在联系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跟一位领导出国，他夸了那位领导的西服有派，领导说小陶呀，现在几千块钱一套的西服穿在身上也就那么回事。从前可不行，五十年代我攒了多半年的钱，做了一条毛哔叽西裤，裤线笔直，走起路来膝盖都不敢打弯，上厕所时我都把裤子脱下来扛在肩上。陶又峻问大家说：“你们想那是为什么？”

“怕把裤子蹲出褶子来呗。”陶又佳说，“可如今你要再看见一个扛着裤子进厕所的人，谁都会认为那是个神经病。”

“干脆做条水洗布的，比什么不好。”丘晔说，“水洗布的发明就是一种观念的改变。”

“就好比越是大裤裆的裤子越容易撕，一蹲就撕。紧包着屁股的裤子反而不撕，所以牛仔裤就风靡全球了。”陶又佳说。

“就为了不撕裤裆？”舅舅插了话，“无稽之谈。”

“那为了什么？”陶又佳好像有点故意地问舅舅。

“这里有美学问题。”舅舅说。

“美就美在显出了屁股是两瓣的。”陶又佳说。

“对了，就一瓣还叫屁股？”丘晔说，“那不成了扣着的洗脸盆。”

全家人笑起来。

若不是这一席关于撕不撕裤裆的谈话很是招惹了邻桌的注意，这个主题的谈话也许还要无限延伸下去。现在他们都觉出了这谈吐不太合时宜，他们互相观望一阵不再说下去，于是话题由穿悄悄变成了吃。他们都觉得中国人的吃毕竟是越来越复杂了，除了古典的山珍海味，眼前的鳗鱼、醉虾，连蚂蚱、知了、蝎子、蚂蚁都成了餐桌上的稀奇。什么东西只要有人做就有人吃。有时候你想吃几粒蚂蚁还得支付外币，起码也得用FEC（外汇券）。这种事，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肯定连听都没听说过。陶又峻说：“毛主席馋了也顶多吃碗红烧肉。六○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首长连肉都不吃了。”陶又佳说：“你们谁也猜不出农民是怎样猜测毛主席的享受吧？”她说六十年代时她们的老主编在报社当记者，有一次去深山区采访，遇见几位老农民，跟他打听毛主席在北京净吃什么喝什么。主编说这件事他也不清楚，其中有位农民就说：“毛主席准是天天吃烧饼喝香油吧？”

陶又峻说这事儿一点也不怪，这是当年农民能想像出的最幸福的生活。

“城里人对享受的理解也未必有农民高明。”舅舅说，“我看‘老人头’皮鞋、皮尔·卡丹西服、白金钻戒、小老婆、凯迪莱克、劳思莱斯、奔驰600……也并不比烧饼香油实在。再者，农民说的烧饼、香油是对一种理想的向往，而以上我说的什么‘老人头’皮鞋、奔驰600……是对于饥饿的填充！”

“我倒同意舅舅的说法，很精辟。”陶又峻感叹着。

“实在精辟。”陶又佳说，“可人类的吃烧饼、喝香油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

“但是‘老人头’皮鞋什么的，如果也有一种精神在里面，我看人类被它填充一下也未尝不可。我就整天等着被这种东西填充。”丘晔说，“可惜我现在的条件还不允许，我还没有钱，充其量也只能请诸位参加一次饭局。”

“就你现在的经济基础，你没有增加点业余爱好？”陶又峻对丘晔说。

“你指哪方面？”丘晔问。

“每当饭局一散，你不出饭店大门就可以再去另一个场所混混，夜总会啦，游泳池啦，健身房啦……”陶又峻说。

“还不敢光顾。”丘晔说，“任何一种业余爱好都需要口袋里再有点银子才行。”

“有不用花钱的业余爱好啊，”陶又佳起哄似的说，“比方拨弄是非，妇女们的拨弄是非。她们这种爱好就用不着投资。”

“干吗专把拨弄是非和妇女往一块儿联？”丘晔说，“男人就没这种爱好？男人拨弄起是非来，比妇女有过之而无不及。”

“咱别往女权上引，”陶又峻说，“我是说不花钱的业余爱好多啦，比如照相。”

“没有投资你怎么学？且不说机器，一个胶卷连冲带扩少说也得四十块。”丘晔说。

“也有不花钱就能学照相的，比如普市长夫人。”陶又峻说。

陶又佳和丘晔互相看了一眼。“你认识她？”丘晔问。

“基本不认识，朋友介绍我教她摄影。”陶又峻说，“她的相机和胶卷都是我们外办提供。”

“她怎么样？”丘晔问。

“你指哪方面？”陶又峻说。

“有点灵气儿吗？摄影是要点灵气的。”丘晔又不显山不显水地看看陶又佳。

“什么灵气儿，”陶又峻说，“你想可能吗？听说家里的门帘上都绣着牡丹花，对摄影能有认识吗？这也是艺术。不知哪儿来的这股子邪性劲儿。咳，排遣一下寂寞呗，照不好还照不坏吗，反正玩儿的不是自己的钱。”

“她的形象……风度怎么样？”丘晔又问。

陶又峻说他早就忘了她的形象，没特点。他说：“这种没特点的人当特务最合适，可看上去她又缺乏特务的机敏劲儿。总之这种人学什么你也别奇怪，她的身份在那儿摆着。没准儿明天又该学演电影了，自己弄套机器，自编，自演。”

“那谁给她配戏呀？”丘晔说。

“市长啊。礼帽一戴，眼镜一架，活脱儿一个地下党。”陶又峻说。

“哎哎，我反对你对普市长大不敬，我反对。”丘晔说，“市长又没招你。”

“这不是句玩笑话嘛。”陶又峻说。

陶又佳暗自笑着，只是不露声色地自斟自饮，此时也许她很感激丘晔。

丘晔看看自斟自饮的陶又佳说：“说点别的吧，别净拿市长一家开心了。我觉得包括市长夫人学照相也是可以理解的，怎么也比整天在家里傻坐着好哇。”

“说别的说别的！”陶又峻也觉得刚才对市长一家的议论稍显过火，便转而对丘晔说：“说说你那个比尤蒂佛吧，你不是雄心勃勃地还想弄个画廊吗？”

“是有这个计划。”丘晔说。

“作品往哪儿销？”陶又峻说。

“办法都是人想的。”丘晔说，“一方面我们会同国外主顾直接取得联系，免去那些中间人插手。另外国内也会有顾客。你们外办不是经常接待洋人吗？到时候你尽管把洋人往我这画廊里领。不管成交与否我按次数付你佣金，如果有画成交咱们再按比例另算。”

“你做得了主吗？”陶又峻说。

“我的画廊，我是老板。因为智慧是我的。”丘晔信心百倍地说。

“这事儿我不是拆你的台，你要让我直说，我说：困难重重，前途渺茫。”陶又峻说。

“那么你有什么高见？”丘晔问陶又峻。

“你不能忘了你所处的城市，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活得还不那么……不那么滋润。”陶又峻说。

“照你说我们只好吹啦？”丘晔问陶又峻。

“那倒不一定。”陶又峻说，“我倒觉得你不妨先作点切实可行的尝试，收购点画，往大宾馆、大饭店塞点儿，我看‘圣泉’的墙都还空着。”

“我早想到了，”丘晔说，“刚才咱们说的是前景。”

“你为什么不听听舅舅的？你说了半天说的不就是画吗？”陶又峻说。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看舅舅，舅舅却沉着脸，没有要对此事表态的意思。

“舅舅，您说呢？”陶又佳试探地问舅舅，“丘晔早就跟我提过对您作品的设想。”

舅舅放下筷子，表情忽然变得轻松地说：“在列宁之前，有过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圣西门，比如傅立叶。其实陈独秀也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你们刚才说什么？说这墙上需要点画，需要些点缀，是吗？我想给他们绷几块空画布挂在墙壁上，行吗？他们要吗？当今的饭店里需要的就是空画布做装饰，因为假东西几乎把人都埋了起来。”舅舅抡起胳膊在空中画着圈儿。全桌人这才发现，他们正坐在一架假葡萄架下吃喝，四周墙壁圈着无数条金线，无数个枝杈的吊灯和左一瓣、右一瓣的壁灯被一种什么金属镀得发着贼光。

也是该散席的时候了。

当他们离开圣泉饭店时，这一行人不知怎么的就分道扬镳了。丘晔和舅舅不知为什么没能坐上那辆“奔驰280”，这分明是陶又佳的有意安排，他们趁丘晔和舅舅不备，抢先上车走了。

已是华灯初上，丘晔和舅舅在街上闲散地走了一会儿，无意中走到那个音乐喷泉广场。他们在喷泉旁边停住，谁都不知说些什么，他们甚至连个相互的合适称谓也没想好。在丘晔和舅舅相处的日子里，她一直跟着陶又佳管舅舅叫舅舅，但现在她忽然觉得这已经是个不再合适的称呼。而舅舅对于丘晔，好像什么也没叫过。

“我怎么称呼您呢？”还是丘晔开了话头。

“这是个很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从来也没考虑过谁对我怎么称呼。”舅舅说。

“那是您的考虑。我自有我的考虑，我在老师和先生之间还是选择了先生，老师和先生的含意是有区别的。”丘晔说。

“未尝不可。”

“杜先生。”丘晔郑重其事地第一次这样称呼了杜之，心中有种异样的滋味。

杜之未作回答，他显得神不守舍地在观赏喷泉。喷泉正在喷出一支圆舞曲，施特劳斯的吧。

“你听，多么不协调，这音乐和这水柱们。”杜之说，“施特劳斯怎么能和水一起迸发，这种小热闹实在令人费解。音乐变成了稀罕。”

现在是丘晔显出神不守舍了，她没有就杜之的观点发表什么见解，却无意中挽住了杜之的胳膊。杜之也许没有察觉他的胳膊被人挽了起来，也许是装作没有察觉。

他们离开了音乐喷泉，从一些被修剪成大象、大公鸡的灌木造型前经过。

“我经常和陶又佳争论一些问题，杜先生。”丘晔说。

“哦。人类是离不开争论的。”杜之说。

“您为什么不问问我们争论的内容呢？您那么容易发问，又那么容易发表见解。”丘晔说。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我为什么非要干预？”杜之说。

“我愿意告诉您。”丘晔说。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杜之说。

“我们常常就您是否寂寞的问题，引起些争论。”

“还有这种事？”杜之说，“多此一举。你们应该多管管自己。”

“可是我现在必须问您一句，您寂寞吗？杜先生。”

“我？我有什么可寂寞的。我灵魂里自有我的热闹。”杜之肯定地说。

“不，您寂寞。”丘晔也肯定地说。

若在往常，杜之一定会立即反驳丘晔的，但今天他没有反驳，只停下脚步，以奇怪的眼光看了看丘晔。

丘晔接下去说：“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说得他生活得是如何丰富多彩，是如何充实，是如何潇洒。但任何人都有他寂寞的一面，有时甚至寂寞得无法忍受。您也不例外。”

“这是为什么？”杜之反问丘晔。

“因为您的感情太丰富，对人类也太……怎么说呢，太敏感了。我常常觉得您在显得最活跃的时候，也许正是最寂寞的时候。”

“你这样看我吗？”

“是的，不瞒您说。”

“有多久了？”

“从认识您的那天起。”

他们都不再说话，又绕过了几只“大象”和“公鸡”。杜之却突然停住脚步，挣脱似的把胳膊从丘晔的臂弯里抽出来，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谈论一个人的寂寞不寂寞？为什么我们不谈谈人的热闹？热闹总比寂寞愉快。”

丘晔又把杜之的胳膊挽住，眼光直直地望着杜之说：“是的，热闹总比寂寞愉快。我愿意您由于我的存在而感到愉快。”

“你又要怜悯我是不是？”杜之再次挣脱丘晔的胳膊。

丘晔再次把他挽住说：“不是，这不是怜悯。”

“这是什么？”杜之仍显出激动地问。

“我得想想。”丘晔说，“反正我会带给您愉快，或许您也早就感到了这一点，才一次又一次挣脱我。为什么？因为您紧张了。一个女人能使一个通达世故的男人紧张，也足以说明这个女人对于这个男人的必要了。当然您不必再紧张，因为此刻咱们不会像两个少男少女那样，立即做出点什么来才情满意足地分手。”

“这就是你今天要对我说的话？”杜之问。

“开始什么也没想说，尽管陶又佳给你我制造了一个圈套。”

“噢，对了，那辆车呢？那辆大奔驰呢？”杜之恍然大悟似的问丘晔。

“对啦，车呢？”丘晔又反问着杜之。

他们正路过一家珠宝店，杜之不顾丘晔的存在就“冲”了进去。在店里，他挑了一只西藏的牛骨手镯。他让丘晔把手伸出来，他把手镯戴上她的手腕。他告诉丘晔他为什么挑了这手镯，因为它最便宜。

丘晔发现这手镯是一串牛骨雕成的小骷髅。